●毛泽东指着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负责人说：“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

●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毛泽东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

● 听取汇报听取工业部门的汇报

1955年12月，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

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样，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这次调研，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

首先，是刘少奇听取各部委的汇报，其次是毛泽东外出调查。毛泽东计划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听取汇报的，除毛泽东外，有时周恩来和陈云、邓小平以及书记处其他人员也参加。

国务院三办和建委的汇报，以薄一波为主，各位副主任作补充。当时，薄一波作为汇报者和这次汇报的具体组织者，共参加过20多次。重工业口各部、轻工业口各部、交通口各部的汇报薄一波都参加了。

34个部委汇报开始不久，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毛泽东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也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一个书面汇报。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不久，几百个工厂和工地的书面汇报，也像雪花一样飞向中南海。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1956年2月14日，这是毛泽东第一天听取汇报，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汇报一开始，毛泽东指着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负责人说：

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

轻、纺两部负责人在汇报中充分介绍了轻纺工业这几年来为国家积累所作的贡献。轻工业部门基建投资与工业利润的比例，1953年为1比19，1954年为1比21，1955年为1比31，呈逐年增大的趋势。

纺织工业部门新建一座毛纺厂，总投资约2070万元，投产后一年的时间，即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4600万元，是投资的22倍。

轻纺工业部门为国家积累所作的贡献如此突出，却有自己的苦衷，国家对轻纺工业投资少，根据国务院各部编制的“二五”计划草案汇总，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将扩大到11比l。

当时，轻纺工业企业设备陈旧，潜力难以发挥，产品数量、质量、花色、品种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轻工业部门所需设备，有一部分机械工业部门不能供应。轻纺工业所需的农产品原料，农业部门不能按量供应。

但是，对于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两个部门的负责人都顾虑重重，担心冲击重工业这个中心。

毛泽东看出这一点，批评说：

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干。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在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当时，计委等部门的汇报表明，沿海工业在建国头几年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极大作用，据1952年统计，沿海各省市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钢铁工业80％分布在沿海，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也分布在沿海。

1954年以后，沿海不建新厂，限制了发展。轻工业部提出，扩建、改建现有企业，但轻工业企业多在沿海，不敢作大的扩建。

毛泽东说：“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他还强调了一句，“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

毛泽东接着说：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起一段认识论。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时，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

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

毛泽东接着指出：

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毛泽东的精辟概述受到与会者的赞赏。

从1953年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成功道路，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与之比较，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但是自己的创造较少。

当时，中央没有管理过现代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不得不在最初的经济发展阶段借鉴苏联模式，计划、财政、金融、物资流通等各项体制都是仿效苏联的。

在后来的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谈话时说：

我们搞革命有经验，但建设没有经验，还需硬搬一部分苏联的经验……因为我们不向苏联学向谁学呢？

苏联“老大哥”固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模仿的样板，但地理、资源、文化、历史等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它的经验即使是正确的，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的地方，何况它还有不少负面的东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全盘仿效苏联，已经显露一些问题。弊端何在？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毛泽东因此决定作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毛泽东批评部门文风

1956年2月15日，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在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8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

毛泽东接着说：

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

2月15日这一天，电力工业部门的回报从早晨9时40分开始，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向毛泽东汇报电力工业部的工作，13时左右结束。

接着，毛泽东去勤政殿，会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代表团；19时10分，会见结束，回到颐年堂，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

听汇报劳累，除了时间紧凑，连续作战以外，还因为一些经济部门整理的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毛泽东听起来非常吃力。

有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毛泽东紧皱眉头，忽而抬起头来说，听这样的汇报，“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有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

毛泽东说:

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要请我的客，又不给我肉吃，是不是自己要留一手！

毛泽东说，半个月来的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继《高潮》按语之后，对中国经济部门的文风又一次善意而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把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听取34个部委汇报，看成是他建国后的两次调查。两次调查仅隔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前一项调查已经艰苦备尝。为什么事隔一个多月之后，又要花大力气，专心致志地进行这么一项大规模的“汇报工程”？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后来在有关的讲话中，已有明确地做出了说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毛泽东从汇报中大量获得了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信息，概括、归纳、分析、判断，他一边听汇报，一边思索所提出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准备学国外先进经验

1956年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在这次汇报中，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

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毛泽东还说：

苏联内务部不受党领导，军队和企业实行一长制，我们就不学。“一长制”这个名词有些独裁。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就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苏联原来男女分校，讲起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现在又要男女同校。所以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总之，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指出：

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他的。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他。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关于学习外国问题，毛泽东说：

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

2月17日，毛泽东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3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

毛泽东断然地说：

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毛泽东精辟地指出：

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

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毛泽东强调要打破迷信

1956年2月19日和20日，毛泽东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

19日的回报一开始，毛泽东问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是什么地方人。

万里回答说山东人。

毛泽东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

万里说：“没有看过。”

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在这次汇报中，当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

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一个工人砌砖，从400块提高到1200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

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2月21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

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略作思考后说：

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是1000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2日，毛泽东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5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

毛泽东接着强调说：

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他，理由有：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说：

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毛泽东接着说：

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2月24日晚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第一次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

当时，与会代表们时而屏气静听，时而群情激愤，时而掌声雷动。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震惊不已，人们一时无法解释斯大林这一被崇拜的偶像竟然会犯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信的，不信的，半信不信的，心态各异。

在这次汇报中，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

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留给了与会者深刻的印象。听取轻工业部门的汇报

1956年2月28日，毛泽东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当听到1955年发电量为98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

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13天14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从3月1日起，开始听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10多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3月1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

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早在17日听汇报时毛泽东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这次汇报中，当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

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

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8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

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在汇报前，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

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在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

毛泽东说：

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至此，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关于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毛泽东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从1949年到1955年，中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全面增长，但增长速度重工业最为突出。计委认为在解放前，我国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少比重，重工业的基础则更加薄弱。因此，当时工业建设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是正确的。

重工业薄弱，要很快赶上去，但过分突出，脱离合理的比例关系，会产生不良影响。对此，东欧一些国家已有这方面的教训。毛泽东听取了中国工业部门的报告后，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了如指掌。毛泽东总结汇报问题

1956年3月3日，毛泽东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

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说：

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

毛泽东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他说：

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

毛泽东又说：

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接着，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

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3月4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在这次汇报中，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3月6日、8日、9日，毛泽东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1953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1953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

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03%，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

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

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

3月15日到18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3月19日到4月11日，毛泽东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及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34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35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6天参观机械工业展览。

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

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

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3个来小时，他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对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关于生产力的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计委在汇报中提出，在工业布局问题上，除了要考虑资源、市场和交通运输等条件外，还要考虑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据1952年的统计，中国沿海各省市工业的产值，大体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内地占30％左右。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反映。从合理布局和国防安全出发，当时对沿海搞新的基本建设是控制较严的，要求新建项目主要放在内地。

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从经济上看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即重工业内部的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

1956年初，中国在酝酿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长远规划中，曾经有过一种设想：我国国防工业建设的目标，要求在1961年达到满足战时最大需要量。按照这个设想，在1956到1959年的４年中，每年必须建50个大型国防工业工厂。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后经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达到最大需要量的时间推迟到1964年，满足最大需要量的产品，30％靠战时动员民用工业部门生产，70％靠国防工业生产。

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国务院五办在汇报中，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企业自主权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和重点企业在口头与书面汇报中，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多。

关于国家对经济和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计委汇报说，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要求多办工厂。省、市委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汇报，对束缚地方积极性的一些制度反映强烈，并从人、财、物各方面列举了大量的事例。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当时，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毛泽东提出六大关系

1956年4月18日，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这次汇报将在24日结束，共6天。

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34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则是综合性的。在这次汇报中，毛泽东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18日的汇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

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毛泽东又说：

1956年至1957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3个关系。他说：

3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毛泽东还警告说：

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毛泽东说：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4月20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当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5个关系。他说：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毛泽东还说：

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在4月21日的汇报会上，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指出：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它们是：

一、轻工业与重工业；

二、沿海与内地；

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

四、个人与集体；

五、地方与中央；

六、少数民族与汉族。

毛泽东还说：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毛泽东做出重要批示

1956年4月中旬，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的一次谈话纪要。

在这份材料中，哈格尔说：

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学派。

哈格尔还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阐明了态度：

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他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当时，毛泽东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4月18日，毛泽东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

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34个部委汇报结束后，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进行讨论归纳。

由于部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考虑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直接涉及对未来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因此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中心是分析国际形势，估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问题。

到1955年底和1956年初，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

建国后第一个五年军事费用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4％，政治局会议设想第二个五年减到20％以下，15％的样子，以便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