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
●李富春在会上指出：“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把过高的生产建设计划落到实处，国民经济全面的被动局面就不能扭转过来。”
●陈云说：“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虽然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有困难，但城市人口过多也带来了许多困难。”
● 调整政策李先念领导全国紧急调粮
1960年开春后，针对京、津、沪、辽等地的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负责，并有国家经委、铁道部、交通部、粮食部主要负责人参加。
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李先念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的状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并提出了解决意见。
1月13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
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粮。
2月18日，李先念就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问题，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采取紧急措施。
报告如下：
中央并主席：
今年粮食情况总的说很好，现在的问题是灾区和大城市急需调进粮食。目前有的灾区，春荒已露苗头；京、津、沪、辽的粮食库存还很薄弱，急需调粮补充。为了争取主动，必须抓紧时机，立即开展一个紧急调运粮食的突击运动，以便迅速地把粮食调到这些地区。对于食油和棉花也应该加强调运工作。经过同有关部门研究，拟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当前的粮食调拔计划，已经在这次财贸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有关各省、区和铁道、交通部门必须保证按时、按量完成调运任务。
二、在突击运粮期间，对于粮食的运输应该尽可能忧先安排。外贸出口的粮油，除大豆外也应暂时适当让路。
三、对粮食调出任务较大的省、区急需调集一些运粮汽车的问题，经过同经委及有关部研究，原则上确定：60年原计划分配给这些省、区的汽车尽可能地提前拨给；去年向这些省、区借调的外贸提成进口汽车4月份以前全部归还。具体分配数字和拨车时间由经委和交通部专门安排。这样安排的结果，对其他省份60年分配的汽车就要晚一些拨给。我们认为，这样安排是必要的。
四、为了安排好短途运输，各省、区除应加强人民公社的专业运输队以外，还应该根据运输任务的需要，组织必要的副业运输队参加突击运输。对于民间运输工具所需要的维修材料，各地应该妥善安排供应。
五、请各有关省、区党委把突击完成粮、油、棉的调运工作，作为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并充分利用机关、企业、人民团体、部队、学校等单位的汽车，协助运粮，发挥地方运输潜力，鼓足干劲，力争完成当前的粮、油、棉调运任务。
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已成立了粮、油、棉调运指挥部并已开始办公，除了中央指定由我负责以外，还有经委、铁道部、交通部、粮食部的主管负责同志参加指挥部的工作。建议各有关省、区也应成立相应的机构或者在原有的运输指挥部或交通委员会内加强粮、油、棉调运工作的工作，并指定一位省长或副省长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各地粮、油、棉的调运情况，应该经常同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取得联系。
李先念
1960年2月18日
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李先念的报告，要求各地立即研究执行。
批复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
中央同意李先念同志关于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和成立调运指挥部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立即研究执行。
中央要求，凡是有粮食调出任务的省份，应当紧急动员起来，掀起一个调运粮食的突击运动，坚决保证完成当前的粮食调运任务。
中央
1960年2月21日
4月16日，李先念又给毛泽东写报告说：
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李先念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
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过了几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
李先念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
言下之意是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
毛泽东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
毛泽东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
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
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
李先念从毛泽东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就全力以赴抓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4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几项措施的报告》，要求在新粮上市前的50天到两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粮食和交通运输部门,必须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完成第二季度56亿斤粮食的调运任务，其他物资的运输要暂时为调运粮食让路。
在当时,粮食库存很少，只能是夏秋将南方早熟的粮食运往北方，冬春将北方晚熟的粮食运往南方进行调节，以缓燃眉之急。
在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李先念就粮食问题，先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6个报告，在10次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两篇报告和两次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李先念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指出了粮食购销和调运的紧急状况，提出应急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且呕心沥血地组织实施，使全国人民能够吃上饭。
李先念还亲自到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在6月至7月，李先念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他发现，光山县是信阳地区的一个重灾区，搞浮夸也最严重，县里干部竟然宣称亩产高达万斤。
李先念又到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这位负责人仍然不能面对现实，还滔滔不绝地说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
李先念听得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
李先念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河南信阳的情况。
6月，京、津、沪三大城市和辽宁省的10个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7月5日，李先念和谭震林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来报送了粮食调运情况不好的紧急报告。
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10日止，只调运出219亿斤。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十分焦急，为引起各省负责人严重关切，立即批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把报告印发给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由于各地粮食供应不断告急，时销时断，有些粮店已没有存粮。情况十分火急，李先念不得不于7月25日给邓小平、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
报告中说：
今年五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李先念经常接到各地省委负责人打来的告急电话。当产粮省调不出粮食，而缺粮地区又向李先念告急时，李先念不得不让粮食部同铁道部协商，把原定调往某地区的粮食在运输途中转向，限时调往粮食脱销的地区。
李先念还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发，在调运粮食方面采取了“早济晚”和“晚济早”的办法，即把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等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把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运往关内缺粮地区，以便度过春荒。
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助理、预算司司长、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后来回忆说：
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协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
李先念不仅坐镇北京指挥，解决全国粮食调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到各省市甚至专区、县里了解粮食的实际产量，同省市负责人协商粮食调运工作。
9月5日，为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讨论城乡粮食消费标准和粮食购销情况。
农村口粮的标准，怎么制定，这是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大问题。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自然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习惯等也不相同。同时，由于口粮标准是按原粮计算的，南方是稻谷产区，华北是杂粮产区，东北是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产区，原粮加工所得的成品粮大米、面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农村口粮标准不能一刀切。
李先念经过反复研究，提出设想：
第一种类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13个省区，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400斤；
第二种类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西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11个省区，按照280斤到30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320斤；
第三种类型：吉林、黑龙江、内蒙东部三省区，按照400斤左右原粮安排，辽宁省按照320斤安排。
城市居民粮食销量，则从上年度的590亿斤减少到550亿斤，减少40亿斤，但对降低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也没有一刀切。
为此，李先念提出：城市居民口粮每人每月降低15斤到2斤；但是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工人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口粮标准没有降低；规定城市郊区的口粮标准向一般农村看齐，近郊区的菜农要求适当照顾，但规定要与远郊区接近。
李先念提出的压缩城乡居民口粮标准，是当时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能保障城乡广大居民最低的生活需要。
10月8日，李先念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低标准”，“瓜菜代”，要下决心至少搞三年再说。
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纠正问题。
李先念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严重而暴露较早的河南、山东两省的问题。
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这位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共信阳地委积极开展了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毛泽东阅后，于同年12月31日和1961年1月1日两次批示，将此报告发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随即中央将此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引起各地重视，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
在此之前，陈云曾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李先念在信中说：
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度过灾荒大有好处。
周恩来于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审阅了全信，用毛笔批示：
已告先念同志照办。
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用铅笔批示：
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
经李先念、叶季壮反复研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进口粮食绝大部分只能用于供应13亿城市居民。光靠进口粮食、压低城乡居民口粮标准，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
陈云、李先念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必须减少城镇人口。
陈云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粮食和市场紧张的好办法。他于1961年4月提议，把1000万到1200万职工下放到农村。
李先念同陈云想到一起去了。李先念发现，1961年到1962年全国粮食的收支盘子亏空150亿斤左右，即使进口粮食100亿斤，还有50亿斤的缺口。怎么解决缺少的50亿斤粮食呢？
经过调查研究，李先念于1961年5月17日就粮食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并附有陈国栋关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藁城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材料。
李先念在信中写道：
为解决50亿斤的粮食缺口，可以有两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个方案就是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所决定的粮食征购880亿斤不减，地方上调粮食120亿斤到130亿斤任务不变，城市人口维持现状；第二个方案是：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到840亿斤左右，地方上调任务减少到100亿斤，减少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
李先念还指出：
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
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期看，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先念采用第二方案的建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制定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在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初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其实，早在1960年8月间，在讨论研究冶金工业、交通运输、农业和经济问题的时候，李富春就集中大家的意见，多次提出对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
周恩来表示赞成，并且加了“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个方针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同意。
9月30日，在中央批转的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八字方针”。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我国的情况，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3人，候补中央委员87人，另有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23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贯彻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农村整风整社等问题。
全会听取了李富春作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
关于国民经济问题。全会根据我国当时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严重不平衡问题，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个方针以调整为重点，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发展速度。全会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即先安排农业，再安排工业；先安排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时，又必须先安排好与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的重工业。
全会还要求，要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
全会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重大的自然灾害，严重减产的情况，确定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在农村中，切实安排好社员的生活，帮助社员渡过困难时期。
全会指出，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的困难，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关于市场商品供应问题。全会指出，由于农业歉收和轻工业原料不足而形成的市场商品供应的暂时困难，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全会要求各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帮助轻工业、城乡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郊区农业的发展，增加各种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产；同时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市场，以便逐步改善商品供应状况。
关于农村问题。全会在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开展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情况的的汇报之后，通过了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纪要肯定了贯彻《十二条》紧急指示后，农村的形势开始好转，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继续进行整风整社。纪要指出，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要彻底检查和纠正“五风”，特别是“共产风”；必须彻底清理对农民的平调账目，并坚决退赔。
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指出：不能剥夺农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纪要还根据农村的生产形势，决定提高粮食、食油、生猪和禽蛋等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益。决定社员自留地的比例调整以后，20年不变。确定养猪政策，以私养为主，并鼓励社员发展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会议批准了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中央局的决定。
各中央局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以便保证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这是1958年以来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是战胜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它对于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指导作用。
“八字方针”贯彻执行的结果，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克服了严重困难，取得了新的进展。
周恩来从江西紧急调粮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他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罗瑞卿陪同下，来到南昌视察。
虽然经过一天跋涉，但是，周恩来的精神还是很好，他的兴致很高。在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感慨万千地说：
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
在18日的晚上，周恩来一行同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共进便餐，大家边吃边谈工作。
周恩来无心用餐，在交谈中，他又说到粮食问题，他说：“你们不是有个《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歌子吗？这个歌儿不错，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
“总理，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杨尚奎等谦虚地答道。
长期负责农业生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比较活跃，他站起来，将酒杯高高举起说：“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刘俊秀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都一齐叫好，请总理喝下这杯酒。
周恩来也很高兴，他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只是不拿酒杯。像以往一样，他不谈南昌起义，更不谈自己在其中的功绩，也没有谈教训。今天他转移了话题说：“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
周恩来的目光里含着一种欣赏，又暗含着一种机智。他转向刘俊秀，话里有话：“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刘俊秀对周恩来的酒量早有耳闻，他以为周恩来要和他一杯接一杯地干，他有些紧张，连忙问到：“什么条件？”
周恩来叫服务员拿酒来，亲自斟上一杯茅台酒。
这一下，刘俊秀也以为“坏了”，总理与他较上劲了。等到周恩来一开口，他就更加为难了。
周恩来说；“咱们俩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
“如果干两杯呢？”
“那当然是增加两亿斤了。我们干三杯，就增加三亿斤，你看好不好？”
在江西素以豪爽出名的刘俊秀一听，举杯的手变得沉重起来。他十分清楚要拿出一亿斤粮食的难度。他喃喃道：“总理啊，国务院给我们的外调粮食任务12亿斤，我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要再增加三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这时，谭震林给为难中的刘俊秀打气说：“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杯，三亿斤就三亿斤嘛！”
罗瑞卿也开个玩笑，凑着热闹说：“老刘，你死脑筋，先喝了再说么！”
其实，倒不是周恩来一时兴起。他早对江西这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做过调查，他心里有数，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
刘俊秀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知道，总理要不是因为粮食困难重重，也不会在这种场合提这个要求。既然总理开口，就是不喝酒，他又怎么好拒绝呢？于是他将杯子举到了总理面前，说：“好，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三亿斤就三亿斤！”
在座的人一齐叫好。只听得酒杯叮当一响，周恩来酒杯挨近唇边，一口抿了下去。三杯过后，周恩来面色略有些红润。
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这点酒力的作用，而是总理的心里十分地高兴：三亿斤粮食又可以使不少人暂度饥荒了。
周恩来许久没有这样春风满面了。
周恩来又举杯向其他同志说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喝几杯！”
周恩来率先干了杯，继而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起来助兴。周恩来都痛快地—一干了。
行前受邓颖超的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她说：“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水静的手，耳语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这里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吗？”水静不以为然。她曾和周恩来对饮过一次，两人都各喝过一斤茅台，谁也没醉。
“要劝他少喝一点就好。”郝治平很是着急。“可又怎么好劝呢？”
“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水静嘴上这样说，心里也不踏实。因为周恩来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周恩来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动都没有失控现象。饭后，他还和罗瑞卿、谭震林等，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晚会终了，周恩来便去看望演员，和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来了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等。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周恩来抱肘问道。
“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
“是的，江西是好。”周恩来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来到南昌。他一到南昌就召见刘俊秀、方志纯等几位书记。
“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毛泽东说得并不紧张，“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情报，蒋介石正从美、英等国大量进口新式武器，把岛上的短程飞机也改造成能于海峡之间飞来飞去了，听说还从日本买了大批血浆……”
毛泽东支起腿，点着烟：“我看蒋介石他不一定敢来。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有备才能无患嘛！他若真的来了，你们江西粮食供应将如何打算？”
刘俊秀心里有底：江西早稻种植面积在华东数省中是最多的，江西人口却在几省中几乎是最少的，只比福建略多些。
所以，刘俊秀又一次拍了胸脯：“请主席放心，江西早稻马上就要开镰，确保200万前线将士一年的粮食供应，没问题！”
毛泽东豪迈地挥手一拍桌子：“行了，关起门来打！”
当毛泽东的专列又要启程时，省委书记和省长们都来送行。毛泽东和他们—一握手，特别关照刘俊秀：“打起仗来，离不开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啊！”
稍顷，毛泽东又说：“总理告诉我了，你们已经多拿出三亿斤粮食外调，不容易啊！”说着，毛泽东伸出左手轻轻拍了拍刘俊秀的肩膀。中央制定各行业规章条例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4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粮食、财贸、教育方面的调整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这是由邓小平主持，李富春、薄一波具体组织，在深入调查研究、吸取工业企业各方面意见基础上制定的。
早在1961年上半年，李富春直接领导由国家经委、中国科学院、中央党校、一机部等单位和北京市委组成的调查组，前往北京第一机床厂进行调查研究。
与此同时，李富春还组织领导了对北京另外9个工厂和单位的调查。
按照李富春的布置，第一机床厂调查组在五六月间，对这个厂的建设规模、人员管理、管理机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产品品种和质量、工具的制造和管理、物资的供应和销售、财务和成本、工资和奖励、企业管理体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参一改三结合、劳动竞赛、技术政策、职工生活、思想政治工作等，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为草拟工业条例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6月间，对北京机床厂的调查基本结束后，中央又指定薄一波接替李富春，把北京第一机床厂和各部门的调查集中起来，进行研究。
薄一波带领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组和国家计委等单位到沈阳，在中央东北局的协助下，写出了条例草稿。随后又到哈尔滨、长春召开多次座谈会，进行讨论，广泛吸收工业领导部门的意见，反复修改后交中央书记处。
7月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工业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逐章、逐节进行修改，最后归纳为“七十条”，提交8月下旬开始的庐山会议讨论通过。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除总则外，共十章七十条。它全面地、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工业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共分六章三十五条。
《手工业三十五条》对手工业单位生产规模、手工业者的归队、收益分配和工资福利、产销价格、企业管理等作了具体规定，从而解决了手工业集中过多、限制过死的弊病。
6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共有八章四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商业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商业工作的基本方针。
1961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
此外，中共中央还于1961年4月发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于9月发出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
从1961年初以来，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倡导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在调整国民经济中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
这些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和实施，为稳定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的好转，创造了重要条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章法。”陈云提出安排市场措施
1961年1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网开一面”安排市场。
所谓“网开一面”，其一是指进口粮食。陈云对当时国内粮食的紧张状况十分清楚。
陈云说：
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放在自给上。但是，现在有进口200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口一些，我们也要。那末，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得就少了。
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另外，每人减少1尺布，就可以多进口10亿斤粮食。5美元一匹布，7000万匹布恰好就是买10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10亿斤粮食。
陈云对当时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之间存在的矛盾了如指掌，即票子多、商品少，部分物价上涨。
陈云还说：
糕点问题，看起来是个小事情，但却是一个能缓和人心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东西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
上海一个医生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400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办法，但现在糕点供应紧张，应该实行‘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票证供应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有钞票就可以买。
出售糕点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方法，一种是便宜的，5角或6角钱一斤，凭票供应；一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这样做，既可以缓和人心，又可以使人们吃到一些东西，增加点营养，还可以收回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
陈云对高级糕点的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对高级糕点、高级糖果的市场供求情况做出了预测。
谈到有的同志对卖高级糕点、高级糖果不放心，怕大家抢购，供应不上时，陈云还算了一笔细账。
从1961年1月下旬开始，全国大中城市就对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敞开供应，到1月底，敞开供应的城市达40多个。
后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又提出继续扩大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供应范围的措施，在3月底以前，把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城市和乡村，一律敞开供应。各地实行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敞开供应的办法后，调节了商品供求矛盾，当年全国共回笼货币达33亿元。
在陈云“网开一面”安排市场的措施指导下，后来国家又做出提高自行车销售价格的决定，以及提高各种名酒、用粮食酿造的白酒、啤酒销售价格的决定。这些决定，对进一步安定人心、回笼货币起了重要作用。中央加速发展氮肥工业
1961年年初，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以陈云为首的粮食价格小组。
1月15日，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报告》。
《报告》提出，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此外，1960年实行的对主要产粮食区实行加价奖励5％的政策照旧不变。
此外，粮食的销售价格暂不提高，提高油、肉、禽、蛋的收购价格，使提价农产品大约占全部农产品一半左右。
陈云认为，提高粮食价格，从内在动力上激发农民的生产劳动热情。但要使农业生产根本好转，还要吸收世界上各先进国家的经验，努力发展支农工业。
还是在1960年11月底，陈云与当时浙江省的领导谈话时说：“工业、农业两头，一个时期侧重一头是对的。去年、前年侧重工业，现在国家要拿出投资侧重农业。计划部门过去只管工业、交通，是苏联的传统，有其历史原因。我主张管工业的同志一定管农业，管农业的同志管一管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如化肥、农药、农机具等。”
接着，陈云在视察黄淮河灾区时又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粮食增产60％，一半靠良种，一半靠化肥。日本人过去靠侵占我国东北起家，战败后，他们就靠化肥发家。”
根据陈云这个意见，中央决定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成立了中央化肥小组，由陈云任组长。
陈云对发展化肥促进农业增产非常感兴趣。早在1957年的时候，陈云曾经研究比较过国外农业增产的途径，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苏联和美国为代表，人少地多，走的是扩大耕地面积之路，一种是日本和联邦德国为代表，人多地少，走的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的道路。
陈云感到，中国虽然国土面积大，但是人口也很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得很，农业增产只能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于是，陈云提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同样增产这么多粮食，用开荒的办法，需要投资15亿元开3000万亩土地。
1957年以前，陈云觉得发展化肥希望不大。苏联为中国设计年产72万吨的化肥厂需要建设5年才能投产，国内还不能制造设备。农用肥料主要只能是靠养猪积肥。
到1957年的时候，情况变了。化肥厂的重要机器和部件，比如高压反应筒和高压压缩机，都试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钢材。化肥的原料是煤炭、硫铁矿、石膏和食盐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可以供应。
1957年2月，化工部提出大量发展化肥的意见以后，一个月前才成立的由陈云当组长的中央财经工作5人小组就同化工部多次研究，并召开了各机械工业部门的会议，准备从当年下半年开始。
经过一年半的试制，做出成套设备的标准设计，1959年大批制造，1960年装配，然后大量投入生产。发展化肥，促进农业增产的思想还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的四十条。
1959年和1960年在化工部的技术指导下，开始建设了一批年产800吨和年产2000吨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到1960年底，年产800吨的厂已建成投产20多个，其中5个生产比较正常；年产2000吨的厂已建成投产7个，其中3个生产比较正常。
陈云原来对年产800吨到2000吨的小化肥厂很感兴趣。他曾派人到几个小合成氨厂了解了情况。
1960年7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对化工部领导说：“现在看来，小合成氨厂有两大革命，第一，不需要氨加工，而用氨水直接施肥，这样就可大大节省硫磺或其他原材料；第二，这些小设备各省市都可以制造，便于推广。”
但是，小化肥厂设计还没有过关，当时已有人批评小化肥厂“太娇气”，碰不得，像王孙公子，像林黛玉。陈云对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很担心，他鼓励大家进一步改进，不要怕失败。他叮嘱化工部每个月向他报告一次关于小化肥厂的工作情况。
陈云设想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觉得小型氮肥厂需要的重要材料比较少，设备制造比较容易，省属机械厂就可以承担制造任务；适合农村分散的条件，易于满足各地方对氮肥的普遍需要，有利于调动各级地方以至某些人民公社发展化肥的积极性；建设的时间短，发展快。
陈云夸奖说：“看来800吨是好的，将大化小，照葫芦画瓢，这是别人没有干过的，想出这个办法的人是绝顶聪明的，应当得‘勋章’。”
1960年9月间，陈云不顾病体，前往天津、河北视察。10月间又视察河南、安徽和江苏，所到省市，陈云同各省市的书记、省市长，都作了详细交谈，对粮食减产情况了解得十分深入，对粮食减产的严重性作了重要阐述，并对各省市的负责人提出了农田水利建设和小化肥厂建设问题。
在这次视察中，陈云对当时小化肥厂的建设情况，以及已建的南京、上海、芜湖等地的建厂过程，用的哪个厂生产的设备和零件，是否好用，大化工厂如何帮助小化肥厂的建设，都了解得很具体详尽。
10月末，陈云去上海，随同考察的王耕今回到北京，把跟随视察的情况和陈云的指示向国家计委党组写了报告，但报告中对陈云讲水利的东西讲得多，却没有讲小化肥厂的建设。
计委主任李富春看了这个报告后批示：
按陈云同志指示办。
随着对情况更深入地了解，陈云对小化肥厂的看法也有了改变。陈云感到，经过一年多实践的检验，证明自己当初关于小化肥厂建设的一些设想还缺乏充分根据。小型氮肥厂虽有它的优点。但是，由于技术上还没有完全过关，还要继续试验，不断改进。在没有完全过关以前，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设。
1961年3月4日到8日，陈云在听取化工部的工作汇报，谈到小化肥厂的生产技术一直没有过关时，陈云说：“我们本来是想搞小的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没有搞成，反而不合算。小的可以继续实验，但不要搞太多项目了。”
当时化工部准备推广一万吨的中型化肥厂，要陈云定夺、签字。
陈云说中型厂技术上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
这样，只能选择上大型化肥厂。陈云拍板：“大的过关了，搬的是外国的技术。现在搞大的和老太爷一样，稳稳当当，我们要的就是实际，大化肥厂无非设备、材料多要一些，可以先搞一批，从进口方面解决。”
1961年4月4日至10日，陈云在杭州主持召开有中央化肥小组一些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就大型氮肥厂的材料、设备定点制造、成套供应及建设规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陈云说：
“真正增产粮食还是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意见是多搞、快搞化肥。”
“目前最难解决的是重要设备所需的金属材料。进口材料的建议是个大发明，是件大好事，是很重要的措施和保证。一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厂需要的重要材料，约需外汇320万美元。320万美元只能购买45万吨粮食，很快就吃完了，用来购买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生产的化肥每年可以增产五六十万吨。”
会议提出在三年内集中力量，陆续建设8到10个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以使每年形成20万到25万吨的生产能力。
这次座谈会后，陈云于5月16日代中央化肥小组起草关于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作为文件下发。
报告就有关发展化肥工业的两个重大方针性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一、氮肥厂的规模，过去搞了许多小的，但技术不过关，生产不稳定。在1962年到1964年的三年内，我们应该搞大型氮肥厂，不应该大量地、普遍地建立小型氮肥厂。
二、建设大氮肥厂，过去几年由于项目多，十几个大厂齐头并进地搞，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现在一个也没有建成。我们不能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大厂都列入年度计划。
今后三年内，应当以每年新建四个到五个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厂为适宜。这些大氮肥厂在布点上，也不能齐头并进，应当尽先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粮食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
在化肥工业布点问题上，报告建议，应该尽先在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和粮食的高产区布点，然后分期分批在其他地区布点。
陈云指出：
过去的经验证明，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势必把有限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力量分散使用，使建设期限拖得很长，不能按期形成生产能力，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实行集中力量、分期建设的方法，正是为了避免上述缺点，大大加快建设速度。
为了具体落实杭州座谈会建议，陈云还专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确保氮肥厂建设和生产所需物资问题。他还督促化工部组织人员出国考察进口材料，要求在材料上船到卸车入库各环节都要派专人负责。
由于及时明确了化肥工业的发展方针，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化肥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粮食生产和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组织进口粮食帮助经济恢复
1961年，外贸专业会议在北京召开。陈云对粮食情况深感忧虑，他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
在这次会上，陈云专门解释了进口粮食的考虑。他指出：
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定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
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中央和国务院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决定组织进口粮食。
1961初，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缅甸访问。
临行前，在飞机场上，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150万吨。
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同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说，这件事他不知道。随后，周恩来打电话询问陈云。
陈云在电话里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粮食才能渡过难关。
周恩来是了解陈云的。陈云考虑问题一向精细、稳重，现在连他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
周恩来心里也非常着急，拿着话筒很久没有说话。
中央决定进口粮食以后，如何保证粮食安全迅速进来，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很多部署。
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对雷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
因为在1958年金门炮战以后，台湾海峡局势一直比较紧张，国民党海军对大陆实行海上封锁，大陆船队进出海峡地区，他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雷任民到香港召集中资的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
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可以解决。
货源问题，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切要找出路、找市场，中国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就可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中国；运输问题，一是采取按到岸付款方式购买，二是可以租用外国商船；外汇可以由中国银行周转透支解决。
雷任民回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又问了很多反面问题，得到满意答复后，才觉得心里踏实了。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每天晚上都把雷任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的情况，还有船只航行的情况等。
在当时，粮食进口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抓，叶季壮、陈国栋、牛佩琼等协助。对派到国外的购粮小组发回的电报，李先念都亲自批阅，亲自听取外贸部主管人员的汇报，解决有关问题。
有一次，李先念在听完购粮小组的汇报后，对他们说：“你们任务完成好，我请你们吃烤鸭。”
后来李先念真的请大家吃了一顿烤鸭。
由于进口数量大，时间集中，提样、装卸、转运等环节，都缺乏经验，困难很多。为此，李先念召开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进行专门研究。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进口粮食接运工作组，由李先念任组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任副组长，并从有关部抽调干部组成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这次会后，立即派粮食部副部长周康民、财政部副部长李树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江东平，率领工作组分赴大连、天津、上海等主要港口坐镇，其他港口也由有关部派司局级干部组成粮食工作组，协助各港口组织接卸工作，各有关地区和港口也建立相应组织。
每隔一个时期，召开各个港口接运粮食的经验交流会，以便把接收进口粮转运工作进一步做好。
为了进口粮食，接运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7时，粮食部的陈国栋、杨少桥等，就已经在李先念那里谈粮食问题了。那时，不仅要解决购粮的国别、数量、价格、用汇、到货等外贸方面的问题，还要解决到港粮食的接卸、调运等问题。最紧迫的时候，还要调动部队的力量，协助突击装卸，以解燃眉之急。
1961年2月，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亲自领导下，用了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运到了天津港。
李先念派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牛佩琼、交通部副部长于眉、机械部副部长沈鸿等，在进口粮运到天津之前，先组织检查码头和天津到北京的公路运输以及仓库的准备情况。
在当时，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是，进口粮都是散装的，怎样从船上卸到火车上并运出来？开始时是用铁抓斗把船上散装粮食抓到火车上运走，但铁抓斗撒漏多，容易浪费粮食。后经沈鸿和粮食部的傅立民一起研究，突击抢制出了吸粮机，采取把粮食从船上吸出来。
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
1961年2月7日至11日，陈云到天津，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看到前不久反映的粮食撒漏现象已经克服，他十分满意。
3月，中共中央召开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达到500万吨。
经过各方面努力，到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要求用在刀口上，避免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在当时，虽然大量进口粮食，但是进口国别还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然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大家似乎都有意回避。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都订购了大量粮食，却没有从美国买粮。毕竟大家对美国的敌视政策都有所警觉，特别是两国关系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相当紧张。
陈云并没有受到这个观念的束缚。1961年8月23日到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方针。
陈云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
毛泽东说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从1961年至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作为国家集中掌握的大宗粮源，这批粮食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不仅保证了市场的稳定，还使国民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华夏金秋》柏福临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何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共和国的记忆》李庄主编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要事珍闻》郑毅李冬梅李梦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共和国经济风云》赵士刚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北京出版社编辑北京出版社出版
《开国财头陈云》曹应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孔业礼熊亮华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2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