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3 19:14:23

●乔德宽斩钉截铁地说:“全大队每人平均收入达不到1000美元的小康生活,我就哪儿也不去。”

●习仲勋在回信中说:“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孙惠民蛮有信心地说:“党的‘十三大’把群众的劲儿鼓起来了,照这样下去,我们村可以更快地达到小康水平了。”

● 小康行动乌沙村大力发展工业区

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村,农业正一天天地走向商品化,市场正以无形之手指挥农民。

乌沙村村干部说,在1978年以前,这个村除了1000多亩靠海滩地种咸水草外,其余6000亩地,几乎都是水稻。

在1978年后,这里新增了2000多亩香蕉、2000多亩鱼塘和500多亩咸水草。

农业的年产值,由67万多元,增长到1986年的480多万元,增加了8倍以上。

乌沙人说,“只要放得开,干得成的事多了”。

乌沙工业区位于公路旁。白色围墙圈起的一片厂区,集中了10个工厂。这些厂都是“三来一补”企业、劳动密集型工厂,产品又都通过香港,输向世界各地。

在手袋厂明亮的大车间,姑娘们正埋头案前,穿针引线,案旁堆着一只只新颖、精美的手袋。

在电子厂的一楼,每个小伙子管着一台鸣响的机器,细看机器,都是比较先进的进口货。

乌沙人办厂晚,晚的好处是可以少走弯路。他们没有把厂建得东一个、西一个,而是在公路旁建起一片工业区。

同时,利用靠近港澳的优势,集力于办“三来一补”企业。这些企业一年的纯利,可达100万元。

走进区内最大的厂家,即“乐庭实业有限公司”。迎出来的是香港来的李加洪厂长。

村干部介绍说,李加洪就是1978年跑到香港去的乌沙人。

李加洪感慨地说,以前这里限制太多,除了种粮,什么都不让干,连他下海捞鱼虾都挨过罚。

李加洪说:“现在好了,政策开放,可以大干一番了”。在1984年,李加洪第一个回到乌沙。

村干部对他说,“回来吧,我们欢迎你!”

不久后,李加洪和乡亲们一道,干起乌沙从未有过的事业。在车间里,李加洪抓起一把五颜六色的电话线说,“这批货去日本,商标都打‘中国造’,不打‘香港造’,我想为祖国多出点力。”

这个工业区的附近,此时已立起一批新建厂房,乌沙又要迎来一批新的合作港商。

私人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在乌沙也得到允许,乌沙第一个这样的厂,是戴银高等3家在1985年办的,厂址设在与乌沙隔广深公路相对的街口村。

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千元、人均银行存款3000元的乌沙,算得上是“小康村”了。

但是,农民发展经济的热情,仍然高于消费。入夜,乌沙是30多家家庭小店的市面。逛街的年青人居多,年青人中又以外地人居多。

乌沙的经济舞台,一头连着港澳大城市,吸引来海外和城市的资金、技术,一头连着山区,吸引了大批劳动力。

夜晚,几家工厂灯火通明,有些姑娘还在加班。多数不肯再加班的人,则成了街上商店、游乐场、照相馆的主顾。

几位从肇庆山区来的姑娘说,她们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家人,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从穷山区来到异乡。虽然每天很累,但她们都说“开了眼界,存了钱,学了不少东西”。

此时的农民朋友们,正发挥着自身最大的能量,踊跃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常宗琳带领乡亲发展经济

在胶东半岛的牟平县宁海镇新牟里村,有一个“新牟国际企业联合总公司”。

走进车间,着实令人吃惊:没有一般毛纺厂震耳欲聋的轰鸣,没有满天飞舞的细毛、粉尘……恒温,自动化生产线。

这个厂的产品全部出口,质量很好,供不应求。英国、日本人来参观,都对该厂的建设速度、现代化管理、产品质量,竖大拇指。说道:“你们中国农村能办这么大事业,真是一个奇迹!”

毛纺厂厂长姜元麟说,这个厂是总经理常宗琳一手操办起来的。不到5年,就能全部偿还英方设备的投资。

新牟里村党支部书记,又是总公司经理的常宗琳,把支部一班人分为两摊,一摊继续抓农业,一摊由他领着抓工副业。

常宗琳组织了一个由20名小伙子,组成的地板车运输队,自任队长,拉砂运砖。常宗琳还带领小伙子们,到烟台码头扛大包。

寒冬腊月,三四个人,5分钟卸一车水果,7分钟卸一车煤,一个个大汗淋漓。

就靠这种拚命精神换来的钱,常宗琳带领乡亲们先办了一个“打团铁”的小厂。

当常宗琳领着人,到废料里捡铁末时,有人讪笑说:“啥?打团铁也叫工厂?”一听这话,跟去的人脸红到了脖子根儿。

常宗琳于是开导说:“咱穷不丢人,失去了艰苦创业的志气,最丢人!”

就这样,常宗琳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勇气,又先后办起了小饭店,小旅馆,小修理厂,小缝纫厂……

常宗琳办事风风火火。他领着人,一个昼夜办起一家海味餐馆;23个昼夜办起一个糕点厂;42天盖起一座1200平方米的加工车间。

至1979年底,新牟里已经有了一点家底了。那一年粮食亩产达900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总收入近82万元。

新牟里开始脱贫了,但是常宗琳并不满足,他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的一个问题是:新牟里经济咋能更快腾飞?

1980年7月的一个深夜,常宗琳回家以后,翻开当天到的《人民日报》,首先阅读头版头条《促进经济联合是一项重要政策——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经济联合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当读到“组织联合,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时,常宗琳禁不住心情激奋起来,随即击案叫“好!”多少日子愁思的问题,似乎开始找到了答案。

不久,常宗琳风尘仆仆赶到塞北,与呼和浩特铁路局签约,联合办铁路建筑材料厂。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拿回纯利润42万元。常宗琳第一次尝到了横向经济联合的甜头。

常宗琳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带领乡亲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福建出现首个小康大队

福建省连江县琯头公社东升渔业大队,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渔民人均收入1000多元,在1981年更上一层楼,成为全省第一个“小康大队”。

大队党支部书记江福官说,在1980年度,全队渔业和队办企业生产总产值,达到600多万元,全队3149人,平均每人产值1996元,用于社员集体分配的金额达390余万元,人均纯收入高达1202元,比上一年度增长3倍多。

对于东升渔业大队是如何富裕起来这个问题,渔民们说:

雁离不开群,社员离不开集体,我们依靠党的政策,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才有今天这样大的家业,这样好的生活。

东升大队依靠集体力量,发展生产,冲出闽江闯大海,像燕子垒窝那样,一点一滴地进行艰苦创业。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东升大队就成为“百万财富”的大队,曾被评为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单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队恢复和健全了“三定一奖赔”的生产责任制。在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基础上,对生产队的规模进行了调整。

与此同时,恢复了大队渔业科技委员会,启用老技术员,培养新技术员,大搞科学捕鱼。

渔业丰收后,东升大队渔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精神,每年交售给国家的鱼货,都占产量的95%以上。

搞走私活动的人,企图用手表、三用机等,换取他们的鱼货,他们一概严词拒绝。

水涨船高,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渔民除了按工分分红外,大队还给以基本伙食补贴。

此外,退休老渔民的退休金也提高了,社员免费看病,死亡者发给丧葬费,小学生免费入学,大专生发给生活补贴费。

在党中央政策的指引下,东升渔业大队呈现出一派和谐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村支书带领乡亲奔小康

在河南省睢县城乡的群众中,广泛传颂着这个县尤吉屯公社周楼大队老支书乔德宽,3次拒绝迁入城市的故事。

乔德宽土改时,就当村干部。1957年,乔德宽开始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由于常年操劳工作,50岁出头,两鬓就已斑白,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干部、群众都怜惜他,老伴疼爱他,希望他有机会休息一段,把病调治调治。

在1979年春节前后,机会来了。原来乔德宽膝下无儿,只有一个闺女,跟女婿在大庆工作。

女儿、女婿一直惦记父亲的身体,报请组织批准,同意老两口迁入大庆居住,并且一连来了几封信,催促他们起程。

老伴刘振芝十分高兴,可乔德宽却无动于衷。这晚,上弦月已经升到正南方,而屋里,老两口的“谈判”还在进行。

“你真的不愿意走吗?俺不明白,这个家有啥牵挂你心的?”老伴说。

“不能走!”乔德宽坚定地说:“咱这个家倒是没啥可牵挂心的,可是,全大队2800多口子人,牵挂着我的心哩!”

老伴不满地说:“周楼大队离开了你,人家就不过啦!”

乔德宽不急不躁地说:“我当支书20多年,没能让周楼的群众过上好日子,总觉得对不起乡亲父老。党的三中全会后,党落实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周楼刚刚有点起色,这个时候让我离开大伙去享清福,我咋能享得下去啊!”

窗外的月光,渐渐地暗淡了。老伴见老乔吃了秤砣铁了心,于是,就想:俺说不过你,索性先走,没有“后勤部”,叫你自动“撤兵”。

第二天,老伴一个人到大庆去了。

年近花甲的乔德宽,开始过上了没有老伴照顾的生活。劳累了一晌,回家还要自己做饭吃。工作忙时,乔德宽顾不得做饭,抓起个凉馍就往外走。

这年春天,乔德宽带领干部、群众,大搞土地平整和田间水利配套工程,使大队3700亩耕地,基本成了水浇田。

就在这些日子里,由于乔德宽经常守在田野里,受风寒、潮湿,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腿疼得走不成路,吃不下饭。但是,乔德宽拄上拐棍,照样带领群众干。

这一年,虽然遇上大旱,因为水利设施发挥了作用,仍夺取了农业大丰收,社员家囤里的粮食,比往年高出一截,而乔德宽的眼窝却塌了个坑。

乔德宽的老伴刘振芝到大庆后,原想不出一个月老乔就会跟来,谁知8个月过去了,还不见老乔的人影。

一天,女儿问妈妈:“到大庆这些日子觉得咋样?”母亲说:“你爹不来,我这颗心总是放不下。”

话音刚落,邮递员送来了乔德宽动身来大庆的信。这一下,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殊不知,乔德宽这次是趁农闲,到大庆搬老伴来了。

乔德宽的到来,给女儿一家增添了无限欢乐。为了稳住老乔的心,全家招待倍加殷勤。

女婿带着岳父游览了市容,女儿为他准备好可口的饭菜,晚上请他去看戏、看电影。怕他闲闷,还特意给他找来河南老乡聊天。

一天,乔德宽到一家剧院看戏,锣鼓声唤起他另一番心思。

乔德宽想:周楼大队这两年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文化生活跟不上,看戏、看电影得跑一二十里路,应当尽快建个影剧院。

想到这里,乔德宽再也无心看戏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周楼筹建。

次日,乔德宽向女儿、女婿提出了回周楼的事。女儿、女婿百般挽留,可是,咋也留不住。

女儿赌气地说:“你要走,俺不给你买车票。”

“来时,我就带着回去的钱哩!”乔德宽说。

女儿、女婿无法,只好送行。就这样,乔德宽携同老伴,从大庆返回了家乡。

花开花落,一晃就是两年。在这两年中,周楼大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粮食亩产达到800多斤,林、牧、副业都有较大发展。大队建起了影剧院,群众一个月可以看上三四次电影或戏剧,三分之一的农户用上了电灯。

周楼的喜讯传到了大庆,女儿和女婿认为,这一回时机成熟了。

1981年秋后,女儿和女婿带着准迁证,跋涉数千里,专程从大庆来接父母。

公社领导考虑到乔德宽的身体情况,也表示同意。哪知道,乔德宽还是原来的主张,说是在农村生活大半辈子了,过不惯城里的清闲生活。

乔德宽说:“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你们回去,啥时咱周楼大队的群众都过上小康生活,再说吧!”

女儿、女婿见他如此坚决,只好取消了原来的主张,回大庆去了。

1982年夏季,周楼大队小麦总产105万斤,比上一年增产32万斤。与往年相比,每家粮食又增多了。

当有人问及老乔什么时候迁往大庆时,乔德宽斩钉截铁地说:

全大队每人平均收入达不到1000美元的小康生活,我就哪儿也不去。新郑发展林业走致富路

1982年,历来不算先进的河南新郑县,一跃成为了平原绿化的一个新典型,引起了人们的注视。

进入县境,便看到行行泡桐树挺立。泡桐已从村庄、“四旁”发展到“六边”,进而开进大田,把大地裁成大大小小的方格。

林业由过去“全面砍光”,提升到“靠边站”,现在竟坐到农田中间来了。

县林业局的同志说,新郑县沙区已基本实现粮枣间作,在荒岗上营造起刺槐林防风固沙,还搞了一部分粮果间作,“四旁”和粮田也栽了一些泡桐树。

从1979年起,新栽树836万株,其中泡桐650多万株全县每年都拿出1万亩以上的土地,育桐苗,粮桐间作已占农田的一半。

此外,还扩大了枣园,进一步绿化了河、沟、山和沙荒,全县林木覆盖率达到228%,共有各种用材林2000多万株,其中泡桐800多万株,大多数是高4米左右、树龄不足3年的“生力军”。

越是靠近县城的公社,农田的泡桐树越多越大,集体经济越富,粮食产量越高,群众生活越好。

林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社员生活也大为改善。

把泡桐树栽进粮田,会不会再被挤出去?县林业局长肯定地回答说:“不会!这种牢固的思想基础,是经过细算账树立起来的!”

这句话,得从党中央提出到2000年人均收入达到“小康”水平说起。

当时,新郑县根据党中央要求,县计委根据本县自然条件,反复推算,怎么也达不到这个水平。

新郑地处豫西山区和豫东黄河故道的过渡地带,除了部分山地、沟壑、荒岗、沙地外,农田较少,土质瘠薄。仅西部一个山区公社产石头外,没有其他资源。

县领导从总结、比较中,看清了路子:本县有的社队,在有限的农田上发展林业,实行“立体”多种经营,靠桐树发家致富,既有吃的穿的,又有材用,还有钱花。

发展泡桐,占地少,投资小,生长快,材质好,价值高,销路广。如果普遍发展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固定收入。

把林业这一项算进去,不用到2000年,就能使社员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这笔细账使大家认识到,发展林业是平原地区一条重要的生产门路,破除了林木不能占耕地、把农林对立起来的旧观念。

怎样才能加快造林步伐,保证成活成林又成材?新郑县采取的做法是,造林政策要宽,护林制度要严。

新郑县把集体造林,同社员个人的经济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造林和管护都实行责任制,成材收益按比例分成,不搞一刀切。

有基础,容易造,群众比较富的地方,林木收益对半分成;基础差,难造,群众生活较差的地方,林木收益的大头给社员。还有的地方实行集体不分成,收益全归社员。山区还把荒山划给社员造林。

县政府把发展林业的好坏,作为考核、选拔社队干部的标准之一,年年评奖。干部和群众发展林业的积极性、主动性都很高。

在新郑的一些交通要道路口,经常看到用水泥特制的布告牌,上面用红漆书写着“护林条例”。

县里的领导同志说,林子是三分栽七分管,十分收益才保险。

因此,他们贯彻执行《森林法》等有关法令很认真,还结合本县的实际,制定出具体管护条例,把以法治林,看作保护群众积极性的最重要一环。

对偷砍滥伐者,不论群众或干部,都要严肃处理。这就安定了民心,稳定了林业。

造林政策放宽,护林制度从严,二者并重,使新郑县林业能够健康发展,生活富裕了。白庄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当人们为发展经济,讨论各式各样战略的时候,河南省郑州市郊的白庄大队,发展经济却很有独到的战略眼光。

白庄的这个“白”字,有一穷二白的含义。这里是黄河故道,原来是一片白色的沙丘,粮食亩产不足百斤。

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白庄发展农村经济却很有战略眼光,成功地实现了粮食高产,各项经济全面发展。

每个劳动日的收入,从1980年起就达到3元,1981年是315元,1982年有集体财产值260万元,平均每人4100元。

白庄人开始走进小康之家,实现了“五个一”:人均每年产值超过1000元,粮田亩产一吨粮,一人出售一头猪,一户一头大牲畜,一户一所新瓦房。

白庄头一件事是稳住吨粮田。1982年大旱,又刮了几场干热风,麦子长势却没有变样。这是因为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好。

白庄人营造了7个林带,实现了水利化,农家肥上的很足,又对干热风做好了预防。

全村农业机械齐全,此时麦子已收打完毕,亩产是950斤。麦子稳拿了,秋庄稼就更有把握。有了吨粮田,一不吃商品粮,二不买高价粮,三可以向国家多作贡献。

白庄的征购任务是26万斤,1981年交售了4万斤,还有存粮70万斤。

粮食是农业循环的起点,他们以五分之一的劳力抓好粮食,也就有胆量干各种事业。

白庄建设果园是一个有胆识的行动。白庄的粮田310亩,而苹果园却占地400亩。

为什么多种苹果呢?白庄人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收苹果4000斤,比种粮食要赚钱,还省劳力。

白庄人想的是市场:一是离郑州只有5公里,可以去卖;二是利用这里种苹果,比北方早熟半个月的“时间差”和交通之便,可以提早外销;三是利用卖不掉的苹果酿造苹果酒。

白庄没有将苹果货弃于地,而是将之进行加工,酿造苹果酒。他们酿造的苹果酒,色正、味浓、度数低。15个省要这种酒,南方人把它当作饮料喝。

生产饮料用的苹果酒,这是摸到了食品工业市场的脾气。白庄人一年生产25万斤果酒,卖的价钱比一般果酒每斤少两毛钱,赚的钱却比卖苹果多得多。而酒渣又是喂猪的好饲料。

供应郑州市鲜奶到户,又是一个有远见的举动。白庄人调查郑州市牛奶供应紧缺,决定发展奶牛。

他们把鲜奶直接运到城里,送到用户家里,每斤还比市价少两分钱。不要看供奶的数字小,但他们的雄心很大。他们养的牛,用自己的饲料,不用国家拨给的饲料粮。白庄办起奶制品加工厂,奶油、奶酪、奶皮都可以制做出来。产品供应城市,肥料留在自己的地里。

尤其有胆量的是,白庄人敢在豆子上做文章。豆子,谁都喜欢它,但是有的地方却积压不少。大城市的豆制品,供不应求,矛盾发生在加工和经营上。

白庄社员一年经营150万斤豆子,不但不赔,每斤豆子还净赚一角钱。

1982年4月,白庄人盖起一个1200平方米的制做腐竹车间,一天开一班,产一吨腐竹。白庄制做的腐竹因为一级品多,色黄肉嫩,价格适宜,在南方一些省是畅销货。

在郑州卖的是豆腐,豆腐脑,豆腐干,豆腐皮,豆腐丝,豆腐泡。白庄大队当时有劳动力250个,用在豆制品上的就有80个。

白庄人看到,河南是产豆的地方很多,豆子滞销是人为的,大城市缺豆制品,不产豆子的地区也缺豆制品,只要薄利多销,不愁没有市场。

白庄在豆子身上打主意,是看透了市场的需要。他们认为,腐竹在有些城市滞销,那是因为价格贵,质量不好,并不是市场不需要。

只要质高,价廉,易于保存,除了腐竹,高级香干、臭豆腐以及植物蛋白肉等,都是市场的畅销品。

白庄人加工制作豆制品,也是为了发展农业。加工150万斤豆子,留下干渣100万斤,用来喂猪,10斤干渣出一斤猪肉,光这一项就出10万斤猪肉。

这些渣用来喂奶牛,可出奶30万斤,喂肉牛可出肉5万斤。肉多,奶多,农家肥也多。

白庄人还到郑州市开饭馆。应当说,有条件的允许农民进城试一试开饭馆,是当时郑州市委一项得到群众拥护的政策。

白庄的农民们,在郑州市花园路办了一个饭馆,多少有点标新立异。首先,营业时间是十四五个小时,《河南日报》社的同志可以在夜间到那里吃夜餐,饭菜比一般食堂做得好。

其次是一贯制,供应早点,正餐,夜宵。除了坐商,还流动卖豆腐脑。服务员来自农村,态度好,办事认真,注意卫生,受到顾客的欢迎。

时任白庄支部书记白西川,是一个会动脑筋、眼光看得很远的人。这个大队的领导成员和社员,确实有不少能人。

白庄的粮食稳产高产,工副业也有办法应付市场波动,不怕原材料短缺和城市工厂不订货。

白庄全面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使白庄人真正地富裕起来,小康之家不断涌现。刘娘府发展城市需要产品

北京市石景山公社刘娘府大队,调整生产结构,积极发展城市需要的菜、肉、蛋、奶、果等农副产品,使农业与工副业的比例趋向协调,加快了经济的发展。

刘娘府大队临近首都钢铁公司等工厂企业,交通方便,生产门路多,前几年,运输、建筑、服务等业上得快,蔬菜、生猪、水果、粮食等生产,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大队党总支认为,广开生产门路是对的,但城郊农村主要任务是为城市服务。

从1982年开始,刘娘府大队采取多种措施,调整生产结构,扶持和鼓励农业生产,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大队农业经济又开始好转。

不少社员认为务农辛苦,经济效益不如其他行业,不愿种菜、种粮。大队要求各生产队干部,集中精力抓蔬菜,固定菜田劳力,粮田、猪场实行专业承包,务农社员的报酬,由大队进行调剂,解决了务农社员报酬低的问题。

从而,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菜、肉任务年年完成,粮食产量增加。

大队还用工、副业的收入装备农业,改善生产条件。

1983年春投资20多万元,新建塑料大棚30亩,温室240间,用于育秧和冬春蔬菜生产,增加了市民欢迎的西红柿、青椒、黄瓜等品种,蔬菜的亩产值,年增加100元。

考虑到首都市场对鸡蛋、牛奶、水果的需要会不断增加,1982年,刘娘府大队投资40多万元,办了一个半机械化养鸡场。大队还又买来几十头奶牛,办起了奶牛场。为更新果树,大队补贴果园两万多元。

自1982年的两年来,这个大队的菜、猪、鸡、果、粮等项生产总值,逐年上升,社员收入继续增加,全大队900多劳力,年平均收入超过1000元,最高达到2000元。

刘娘府大队人民,踏上了小康之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科技使汉寿农民走进小康

1982年,湖南省汉寿县有144户,人均实际收入达到2000元左右。

县委对其中70户作了调查,结果表明,科学技术是这些“小康之家”致富的主要原因。

这些农户不仅具有传统的农业技术,而且掌握了一些较先进的现代技术。他们每个劳动力平均创造的价值,比全县每个劳动力平均创造的价值高出4倍。

岩咀公社廖家汊大队廖正杰,全家7口人,有传统的养鱼技术,两个儿子还自费学习了先进的养鱼技术,实行科学养鱼,采取粮食加工饲料养猪、猪粪喂鱼的多次增值的办法。15亩水面养鱼收入8935元,人均收入1703元。

围堤湖农场席家咀工区林邦桂,为了掌握玉米、高粱、辣椒、西瓜的栽培技术,买了20多本科技书籍。

林邦桂对各种作物的播种时间、施肥、防治病虫害等,做对比试验,详细记载了作物生长过程的变化情况,积累了不少经验。1982年,林邦桂经营的14亩耕地,收入达到4682元。

这些农户的文化水平比较高。70户中,有高中文化水平的37人,有初中文化水平的65人,有小学文化水平的111人,高出一般农户近一倍。

文化水平影响了农民劳动致富的速度。有文化知识,就能够学会农业科学技术。

大南湖农场李赞美,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她一家6口人,有3个初中生。他们自费订了11种科技书籍,还收听科技广播讲座,学习水稻、棉花、湘莲、黄豆的栽培技术。

1982年,李赞美全家经营46亩水田,收获粮食46万多斤,上交国家36万多斤,是全县上交商品粮最多的农户。

由于李赞美学会了技术,有经营的本领,1982年,全家总收入达到11万多元。

由于文化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农民致富的速度,因此,农民迫切要求加强农村教育,改革农村教育。

在1982年,这70户“小康之家”的农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一是自费参加各种类型的专业技术培训班。这70户,先后派出101名家庭成员,参加县、公社举办的培训班学习。

坡头公社中心大队社员叶久元,自费参加县林业局举办的“水杉育苗培训班”后,育秧153万多株,不仅出售树苗收入了4183元,还解决了湖区植树缺少树苗的困难。

二是订阅报刊,边学习边实践。1982年,70户共订阅各种报刊350多份,比全县户均高出4倍。

三是与技术人员签订技术承包合同,向技术人员学习科学知识。

1982年,70户中有23户种植、养鱼专业户,与技术部门和技术人员,签订了技术承包合同,都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四是外出学艺,引进技术知识。70户中,有11户派人到外地学习技术。

坡头公社新旨大队丁玉清,为了学习养长毛兔,用4个月时间,先后到5个县拜师学技术。丁玉清用学到的技术养兔,收入达到6522元。

五是让退学的学生继续求学。70户中,有7户先后把退学回家务农的学生,又送回学校读书。

酉港公社苗山大队有名的“鸭司令”马富喜,原想让自己13岁的小儿子退学养鸭。生产的实践,使他懂得只能看鸭子是不行的。孵小鸭、蛋品加工等,都需要较高的文化知识。

于是,马富喜打消了让儿子退学的想法,并鼓励儿子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勤劳加科学,让湖南省汉寿县农户过上了小康生活。宁夏山区面貌发生变化

在1982年,宁夏山区正处在特大旱灾之中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宁夏山区列入“三西”开发计划,每年拨专款3000万元,为期10年共3亿元。

喜讯传开,头戴白色无沿小帽的回族老农,流着泪面向北京拱手。

自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山区面貌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但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等原因,个别地区尚未摆脱贫困。

这主要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干旱地带和高寒山区,还有一部分自然条件差、人口密度大的地区。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国家年年为这些地区发放救济粮、款。生活贫困,不少人家千里迢迢地走新疆、跑内蒙,异地谋生去了。

怎样用好“三西”建设专项资金,帮助这些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呢?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指示,总结山区建设经验教训,决定改革传统的扶贫办法,探索新的投资方式,变单纯救济为着眼于经济开发,兴办经济实体和服务组织,发展商品生产,把脱贫致富同发展商品经济结合起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开发两个100万亩”,山区扬黄100万亩、河套开荒100万亩,加上原有的400万亩耕地,共600万亩,就可形成大西北地区比较可观的宁夏商品粮基地。

“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方针政策,在全自治区引起强烈反响。

一块块绿洲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工作,在黄土高原上的滩涂、旱川、枯岭上展开。

一批批自愿到山区或川区开发区创业的人们,带着生产工具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在开发区安了临时性的“家”。

人声鼎沸,马达轰鸣,用心血和汗水筑起的一条条干渠、一座座扬水泵站、一间间房屋竣工。

历史上,土地贫瘠的西北地区的农民,广种薄收,家门前种一片地,又到离家远的地方找片地种,并安个临时性的家。

老家是根据地,临时性的家叫扎禾场,也叫吊庄子。而在开发区创业的农民,也是两头有家,两头种地,他们不约而同地沿袭老祖宗的叫法,称开发区为吊庄。

几年下来,宁夏各族干部群众,以丰富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开发出15处吊庄。这些吊庄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一种是县内吊庄。同心、海原、固原3县的百里旱川,黄土丘陵和中卫、灵武两县山区开发的几处吊庄,都是在本县范围内,组织农民边建新灌区,边搬迁落户出现的绿洲。

这些吊庄与老家距离近,来去方便,农民开发热情高。加上不改变农民与县的隶属关系,便于领导,投资省,见效快,都是“两年解决温饱,三五年已经比较富裕”的了。

还有一种是县外吊庄。自治区政府在引黄灌区划出大片荒地,由山区所在县,组织贫困乡农民开发,安家落户。

吊庄的建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的发展趋势却是一致的,即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再向现代化新农村方向发展。

芦草洼、潮湖、大战场、狼鼻子梁等5处县外吊庄,经过4年的艰苦创业,已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商品生产。

农民们不仅大量出售商品粮、菜、果,而且发展起规模可观的养殖业,搞起劳务输出,兴办了烧碱、碳素等31家乡镇企业。

勤劳的宁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引导下,正在发展小康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吴伯森带领乡亲奔小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新的经济政策。家住深圳市罗湖区的吴伯森,走在了前面。

吴伯森所在的35户人家的小渔村,最先富起来,最先进入“小康之家”。

到1982年底,小渔村已经连续两年,户均收入逾万元,被称为“万元户村”。

吴伯森家所在的渔村,紧靠边防线。190亩耕地,70亩在线的这一边,120亩在线的那一边。

全村80多个劳动力,个个都有“过境耕作证”,还有出海作业证;家家户户,都可以到香港从事小额贸易……

还在开放政策刚刚传达、经济特区开始起步的时候,吴伯森便一再提醒乡亲们说:

国家要我们“早行一步,先富起来”,我吴伯森双手赞成,衷心拥护。

可是,要记住:我们只能正正当当地富,勤劳致富,千万不能走邪门歪道。

全村82个劳动力,而他们同港商合办的钻石加工厂,竟有80名职工。

还有车队,船队,塘鱼队,养猪场,养鸡场,花鸟虫鱼场等等,劳动力不足,早就成了问题。

人们终于得出结论,说吴伯森是个站在海边不湿鞋的英雄好汉,出淤泥而不染的大丈夫。说他有中国人的骨气,没有崇洋贪财的恶习。

1983年春节前夕,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到深圳看望吴伯森。

当胡耀邦一眼看见这位“万元富翁”,依然穿着南方基层干部常穿的陈旧唐装,脚下还是那双胶质草鞋的时候,总书记皱起眉头,把吴伯森着实打量了一番。

然后,胡耀邦才轻轻拍着吴伯森的肩膀,说:“吴伯森同志,你也应当穿得漂亮一点嘛!你们村的年轻人,不是都穿戴得很漂亮了吗?”

吴伯森嘿嘿一笑,说:“我是60岁的人了,能看见年轻人都漂亮起来,也就心满意足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色。红山农场实现小康目标

在钱塘江口,曾有一块海涂围垦的土地。多年前,这儿草木不长,一片荒凉,只有一些靠晒盐过日子的农民搭的茅草棚。党的“十二大”之后,这里成了全省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这个3000多人的集体农场,已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社会”,它打出了一个响亮的牌子:浙江萧山县红山农工商开发公司。

1983年,全场人均占有净收入2540元,提前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

在这里,茅草棚早已变为陈迹,人们住进了第三代新房,别墅式的二层小楼。整套家具、豪华灯具、家用电器,大量进入农民家庭。

退休场员享有养老金,幼儿入托至初中毕业,全部实行义务教育,考上重点中学或中专、大学的,还享受奖学金。

这个农场是依靠乡镇工业的发展,逐步走向富裕的。从1980年集资兴建起水泥厂后,全场带出了预制件厂、水磨石厂、花砖厂等以水泥为基本材料的建材企业。

全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力,从农业转到了工业。1683年,该场工业总产值达1886万元,占全场工农业总产值的896%。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这个偏僻的乡村,同外部社会发生了更多的联系。流通的渠道,又大大加快了致富的进程。这里,广开门路吸收各方人才。

场里三分之一的务工劳力和一半以上的务农劳力,是从外地聘来的。年产值有100多万元的服装总厂,340名人员中,有95%以上来自外县或外乡,就连厂长也是两年前诸暨县的一个供销员。

向外联营,走向全国,农场的领导者们打开了眼界。农场先后与20多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

农场向河南省投资60万元,开发小煤窑,以补偿贸易方式,每年获得一批数量可观的优质煤。

他们还在广东省的深圳、惠阳等地,建立了联营公司。农场的购销队伍,活跃在全国各地。年运量为20万吨的水运队,终年奔忙。

场里还成立了农工商企业公司,派人进城开店营业,展销自己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

一个开放型的“小康社会”,通过与外部社会多种多样的经济联系,而变得欣欣向荣。撒拉族人不断开拓乐土

自从搞承包责任制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粮食总产量大幅度上升。就说1983年,小麦平均亩产780斤,最高达1100多斤。

只见农户家中,家家粮食满囤。有的家粮仓盛不下,只得一麻袋一麻袋码在屋角。一位撒拉族大爷,笑眯眯拍拍这些圆鼓鼓的麻袋,风趣地说:“往年,每到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要等国家救济粮,现在你看,粮食没处放!”

周围的社员也连连点头,发出一阵阵会心的大笑。这笑,让人品味到生活的欢乐与甜蜜。

但是,撒拉族人并不以粮食丰收为满足。在下草滩坝村,在一家养鸡专业户家的门外,未进门,便听到“咯咯咯”鸡声,叫成一片。

主人叫韩文奎,时年30多岁,对人总露着笑。

韩文奎说,在1983年,他从杂志上看到一篇采用电热孵小鸡的文章,便动了念头。他先跑到临近各地,去打听信息,发现到处缺小鸡,他回家来就干开了,试验作了一间电热孵化房,居然成功了。

头几个月就获利2400元。后又喂了300多只来亨鸡,由他爱人马桂香经管。

只见在屋后,数间鸡舍一字儿排开。鸡舍前的院子里,来亨鸡白花花一大片,桂香的脸半掩在黑色“盖头”下,甜甜地笑着,正在给鸡撒食。

马桂香立在鸡群之中,像站在一片浮动的白云之上,那“嗬嗬嗬”的吆喝鸡的声音,像唱着一支动听的歌。

韩文奎说:“这是内地引来的先进品种,管理得当,一只鸡3天能下两个蛋。”

在查汗大寺乡运输专业户韩卫国的家,只听韩卫国侃侃而谈。他买了一台拖拉机跑运输,一年收入一万元,还开了一个饮食小店,加上农业收入,全家一年人均收入两万多元。

在村民韩成良的家,一踏进院子,一栋式样独特的新居便屹立在眼前,雕梁画栋,宛如一座精美的宫殿。

时任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长老马兴奋地说:“这样的专业户很不少,仅查汗大寺乡,就有263户,占全乡农户的27%。除上面看到的外,还有经营果园的、做生意的,养牛羊的、造林的……”

撒拉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开始在家乡的土地上,描绘出了一个大大的“富”字,而倍加的兴奋和激动。习仲勋欣然复信八七村

1984年9月20日,河南省长葛县城关镇八七村党支部及全村农民,怀着喜悦的心情,给25年前到此做过实地调查的习仲勋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七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0月20日,习仲勋欣然提笔复信,对八七村干部群众,迅速由穷变富,走上康庄大道,表示衷心的祝贺。

八七村原叫宗寨村,是1958年,毛泽东视察过的地方。1961年4月23日至5月9日,习仲勋先后两次来到长葛县,进行农村调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七村迎来新的经济振兴。到1984年,这个仅有2000多人的小村,已自办或联办了27个工厂。全村80%以上的劳力,从事工副业生产。

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3543万元,人均1500多元。集体经济的壮大,带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学生上学、群众犁地、浇水、就医,都实行了半免费。

村里还办起了托儿所、游艺室、图书室和青年之家。仅1983年一年,全村新盖房630间。农民存款多的达万元以上,有些户已达到小康水平。

习仲勋在看到八七村干部群众的来信后,非常高兴。

习仲勋在回信中说:

25年前,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使你们从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一个响当当的穷队,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苦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

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治穷致富,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杜汤堡村向商品经济转化

1984年7月21日晚,在河北省肥乡县杜汤堡村会议室里,只见灯火通明。1000多人在听到村党支部书记王文义讲到奋斗二三年、人均收入达到“双千”元时,都满意地笑了。

杜汤堡群众在这样的场合发笑,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都是“摇头”笑,这次却是“点头”笑。

那还是在1981年春天,王文义走马上任,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王文义一上任,就立即发表了就职演说:“大干一年,实现人均收入300元的奋斗目标。”

大伙儿一听这话,便“轰”地一声笑了,认为王文义说的办法倒不错。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那样高的目标,很难办到。

史有堂全家3口人,两个劳动力,常年干活分不到钱。当时,史有堂就站起来说:“爷们,别说那么大,秋后能让咱把九分钱的‘红满天’,换成一角六的‘岗南’烟,就行了。”

这一年,杜汤堡的农民,在王文义带领下,实行了联产责任制,调整了作物布局,扩大了棉花、油料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秋后,算盘一响,全村粮食总产达到243万斤,比上年增加53万斤;棉花总产达到315万斤,比上一年增加88万斤,人均收入达到393元。

全村家家户户都分了钱,70%的户,存款在500元以上,20%的户,存款超过千元,最多的达到3000元。

1982年元月,王文义参加了省劳模会,取回了科学致富的“真经”,决心带领杜汤堡的群众,再打一个翻身仗。

王文义在群众会上讲道:

有了科学,咱村生产再前进一步,人均收入可达1000元。

大家一听,这简直是想坐“直升机”!于是,“哗”地一声,又大笑起来。

但是,王文义没有笑,他知道要实现宏伟目标,必须去掉目光短浅的小农经济思想。

王文义带领干部群众,先后到河南省刘庄、本省晋县周家庄等先进单位进行参观学习,开阔大家的眼界。

王文义还组织各家各户,与本县农艺师李中高,签订了技术承包合同。

全村2500亩棉花,全部搞了地膜覆盖栽培。人们大量引进、繁育、出售棉花优良品种,并对果园、砖厂、饲料加工等副业摊,实行了专业承包,从多种渠道增加经济收入。

一晃,两个年头过去了,杜汤堡村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83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015元。

1984年6月,王文义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民代表,访问了日本,使他又一次大开了眼界。

王文义感到,杜汤堡要提前奔小康,光靠发展农业不行,还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技术,搞好专业生产,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王文义回来以后,与干部群众,共同制订了杜汤堡3年发展规划。

他们在搞好“种子基地”、“林果基地”、“蔬菜基地”的同时,又与一家科研单位,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投资150万元,建起一座中型化工厂。

杜汤堡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三部曲”,是整个中国农村变革的一个缩影。

种田人以商品经济观点搞农业,同时搞多种经营,争着富,赛着富,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开辟解放生产力新途径

1984年8月27日,北京市四合庄农工商企业联合总公司电脑服务部开始营业。

这是一家农民办的软件企业,负责人是陈万华和张玉敏夫妻。

这对夫妻从1979年秋天起,带领四合庄二队的农民,进行大胆改革,艰苦奋斗,科学办企业,科学种田,使这个原来在全乡出名的穷队,跃入人均收入1600多元的京郊“小康”之列。

1979年11月,张玉敏毛遂自荐,当了四合庄二队队长。当时由于推行了责任制,腾出了不少劳力。

张玉敏和担任四合庄大队长兼副支书的丈夫陈万华,精心地算了一笔账,光在土地上折腾,就是产量再翻两番,人均收入撑死了,也不过三四百元。

于是,他们决定另辟蹊径,把多余的劳力转向工副业。于是,他们开办了一个保温瓦厂。

1981年春后,保温瓦厂在昌平县和外县设立了几个推销点,收益日见增加。然而,推销工作还是跟不上。队里决定,增加推销员。男的不够,陈万华和张玉敏把几个年轻媳妇,也请了出来。

陈万华夫妇给推销员的“锦囊妙计”是:“别人不愿应、不能应的活,我们应!”

推销员不但推销了产品,还带回来市场信息。对急用户,他们及时送货上门;对产品质量,他们严格检验制度,每块瓦上都印上制做者的号码,不合格的产品包退包换。

四合庄二队生财有道,聚财有道,用财也有道。保温瓦厂赚钱多了后,陈万华夫妇又办起来了石灰粉、水泥制品、塑料制品、小五金等五六个企业。

到1983年底,全队从事工副业的劳力,已占总劳力的90%多。

1983年春天,陈万华夫妇在《北京晚报》上刊登广告,征聘技术人才。

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接到了100多封应聘信。他们从中选聘了4名五六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

陈万华夫妇不但舍得用重金聘请技术人员,也舍得用重金购买技术成果。

有一次,张玉敏听说市食品研究所,有一项新的科研成果食品添加剂要转让。于是,便立即与对方签订合同,花25万元接收了过来。

为了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二队在城里设立了业务联络站,聘请3名工作人员,每人月薪120元。

到1984年初,二队聘请的顾问,有高级工程师和专家、科研人员及律师共20多人。这些人才,有力地促进和保证了企业的发展。

在1982年底,张玉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初,她又被选任为四合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四合庄二队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富起来了。但是,大队长陈万华却忧虑起来:二队富了,别的队怎么办?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出现了:以二队为骨干,搞个更大的经济实体!

夫妇俩经过商量,成立了“四合庄农工商企业联合总公司”,彻底改革了生产大队的体制,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权全归公司。

张玉敏任总公司党支部书记,陈万华任公司总经理,另聘两位副总经理,公司下设各类分公司。

上级十分欣赏陈万华的胆识和气魄,认为这是一种农村经济体制的新变革,大突破,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新途径。共产党员进行扶贫活动

1985年3月,在吉林省九台县西营城镇街口一个大院的门前,挂出一块醒目的牌子:

西营城镇扶优扶贫扶残服务中心

一位身穿旧军大衣的中年农民,端详着这块崭新的牌子,禁不住两行热泪滚下面颊。他就是这个“中心”的经理、共产党员郑长录。

郑长录激动,是因为他所执著追求的事业,又展现出了一个新的前景。

1973年3月,郑长录就要从部队复员了。在部队4年多时间,他一直在电源室搞通讯配电,是个技术兵。

于是,不少亲朋好友劝他:“你有技术,还是走走门子,留城工作吧。”当时农村的困苦,郑长录是深有体会的。但他离不开养育他的家乡这块土地,更离不开待他情深义重的父老乡亲。

郑长录决心和乡亲们一块奋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留城工作还是回乡劳动的抉择中,郑长录毅然选择了后者。复员回来的当天,郑长录就到公社落下了户口。

郑长录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道路却艰难曲折。回乡劳动后,他跟社员一起,苦没少吃,活没少干,汗没少流,但年底分配,口粮却只够吃多半年,不少社员挣不够口粮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农村,富民政策给郑长录带来了希望。

1981年,郑长录求亲告友,跟本村农民崔占国筹集了一笔款,置办了一套冰棍机,到邻近的城子街乡办起了一个冰棍厂。

1982年5月,冰棍厂正式生产,到第二年5月,盈利14万多元。两人对半分,一人得7000多元。

消息传开,一些人说:“长录这回算先富起来了,把钱存进银行,利息也够吃够花的了。”

的确,郑长录在外搞工副业,妻子在家劳动,收入不少,算得上“小康之家”了。但是,郑长录想的不是经营个人的“安乐窝”,而是要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

农民马忠范家缺柴少粮,郑长录就送去1200斤粮食,外加一车柴禾。

曾兆海承包的地旱了,没水浇,郑长录掏钱帮助打了口井。

孤寡老人刘贵同,生活困难,郑长录经常给送吃的。一次,老人不小心摔折了腿,郑长录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疗费当然由郑长录来支付。

为群众排忧解难,郑长录从不吝惜钱财。然而,时间一长,他发现,一些人家里送去的粮吃光了,拿去的钱很快就花完了,生活还是老样子,“穷”字并没抹掉。

郑长录思考着:怎样才能从根子上治穷?

在1984年初,党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号召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农村经济。

县、镇负责同志,多次跟郑长录一块学习文件,引导他把眼光放远些,路子想宽些,要从发展农村经济这个根子上,来使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此时,郑长录的思想透亮了,他决心迈大步,大大方方干一场。

郑长录跟崔占国商量,把冰棍机从城子街乡拉回来,又跟本村党支部书记陈文举等另外3人,筹集资金5万多元,组成一个经济联合体,办起了一个冰棍厂,一个油坊和一个粉坊,建成了一个稳固的扶优扶贫基地。

这个联合体当年产值18万元,获利6万多元。这笔钱他们没有分掉,而是用来扩大扶贫事业。

1985年,又增办了一个食品厂、一个油坊、一个电器修理部和一个工艺美术社。

郑长录这个联合体,一开始就办出了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点。在招收工人上,他们是“择贫录用”。

油坊蒸坯工马会来,过去家里生活困难,郑长录找他来上班。一年多来,马会来攒下了一笔钱,想回家搞个蔬菜专业户,但又怕对不起郑长录。

郑长录知道后,主动找到马会来说:“你要搞个专业户,我坚决支持。大伙都能像你这样靠劳动富起来,我心里比吃蜜还甜。”

马会来1985年离开油坊,回家搞起了蔬菜专业户。郑长录的厂里已有多名工人在积攒了资金后,另起炉灶,办起了自己的工副企业。

郑长录带动了不少贫困户,逐渐富裕起来,但自家过的仍是很一般的生活。

郑长录是经理,但是工资却跟包挂面的盲人一样。企业内不少工人,比郑长录的工资要高得多。

妻子照常在家养猪、养鸡、种地。去过他家的人都看到,郑长录住的是3间泥瓦房,屋内没有高档家具和时兴的家用电器。

1985年,新建食品厂时,为了节约资金,郑长录把3间房上的瓦揭下来,盖到了厂房上,自家瓦房变成了草房。

郑长录就是这样生活着。他物质生活虽然清贫,但精神上却十分充实和富有。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一位退伍军人的博大无私胸怀!十三大鼓舞人民致富信心

在1987年12月的一天,在晋南平原最早富裕起来的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出席过党的“十二大”的村党支部书记孙惠民,一见面,就对来访者兴冲冲地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村出新闻哩。党的‘十三大’后,专业户又‘闹腾’起来啦。10来天里,光大汽车就买回来8辆。‘初级阶段’的理论好哇,能治农民怕变的心病!”

秦村是一个454户的大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受“左”的路线的束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

从合作化到1978年,23年间,人均收入才由70元上升到200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集体个人一起上。在9年中,兴办集体企业26个、发展汽车运输专业户84个、个体工商户20个,集体积累由100万元增加到500万元,社员人均收入由200元上升到1100元,平均每年增长100元。

村委会主任赵荫西说:“群众富起来了,但是心里不踏实,还是怕变。今年以来,有些农民又闹起‘心’病来了,一些专业户该更换汽车的不更换;一些想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的个体工商户,也不敢动弹了,都在等着、看着……”

正说着,一辆崭新的汽车停在来访者身边,从驾驶室跳下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他叫葛建民。

从1984年起,葛建民与别人合伙经营一辆汽车,赚下几万元,早就想单独买一辆,心里不托底,不敢买。

10月25日晚,葛建民收看了党的“十三大”开幕的电视节目,当听到报告中说“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时,葛建民高兴地对妻子说:“这一下好了,政策不变,咱们的车买定了!”

说完,葛建民就收拾行装,夜里23时,登上北去太原的列车。第二天,葛建民就开回了这辆新车。

在村委会会议室,村民赵守旗,眉飞色舞地讲述了他们兄弟3人买新车的经过。

在1984年,赵守旗和大哥赵守臣、四哥赵守贻,各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1987年,汽车都该更换了。

四哥主张买新的,大哥怕政策变,不让买,赵守旗一直拿不定主意。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那天晚上,四哥听完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后,来到赵守旗家说:“五弟呀,政策不会变,车能买了。”

没想到,老大赵守臣比他俩还积极。当时,他正出车在晋城,看完电视后,从那里就直接上了太原。

10月26日,赵守臣就开回一辆新车。老四、老五28日打点钱款,去太原。29日,他们也各自开回了自己的新车。

说话间,门外进来一位朴朴实实的中年妇女。她是这个村的女能人,即利民铸造厂厂长毕续珍。

还没有落座,毕续珍就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说开了:“我去了一趟石家庄和山东,跟聊城订了加工一万件风扇底座和5万件电动机壳子的合同,今年和明年都有干的了。”

书记问她:“你不给村里交厂子了吗?”

毕续珍回答:“我才不呢!现在我放心啦,还要大干哩!”

1985年11月,毕续珍和两位退休老师傅,联合办了一个铸造厂,雇用了七八个工人,老担心给扣“剥削”的帽子。

1987年,这里提出发展合作经济,毕续珍以为是要限制个体企业,几次提出要把厂子交给集体,村里没收。

9月份,老师傅崔文奎怕变,借口有病,回襄汾老家“养病”去了;另一位老师傅丁家云,也劝毕续珍“收摊”。

毕续珍则说:“沉住气,党的‘十三大’开了再说。”

党的“十三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毕续珍一到晚上,饭也顾不得吃,就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联播节目和有关党的“十三大”的专题报道。

党的“十三大”召开的第五天,毕续珍给崔文奎写了一封信,说:“党的‘十三大’召开了,政策更好了,你回来吧。”

崔师傅接到信,高高兴兴地回了厂。11月9日,崔师傅又和毕续珍一道,去了石家庄和山东。

孙书记问毕续珍:“还有什么想法和要求?”

毕续珍说:“想买3台车床,搞铸造加工一条龙,就是厂房有点小。书记、主任,你们给我批地盘,盖厂房吧。”

此时,还有的村民缠着书记和主任,给他们批地基,要求沿街办商店、开饭馆、搞修理门市部和百货、日杂代销店。

老支书孙惠民蛮有信心地说:

党的“十三大”把群众的劲儿鼓起来了,照这样下去,我们村可以更快地达到小康水平了。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吕书正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与云南实现小康目标研究》杨宗德刘建文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与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李义波徐敏李惠玲编著中国三峡出版社

《从贫穷到小康三十年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路》黄学平刘洪盛汤建东编著广东科技出版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党的理论创新》韦定广张明主编蓝天出版社

三、小康行动

●乔德宽斩钉截铁地说:“全大队每人平均收入达不到1000美元的小康生活,我就哪儿也不去。”

●习仲勋在回信中说:“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孙惠民蛮有信心地说:“党的‘十三大’把群众的劲儿鼓起来了,照这样下去,我们村可以更快地达到小康水平了。”

● 小康行动乌沙村大力发展工业区

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村,农业正一天天地走向商品化,市场正以无形之手指挥农民。

乌沙村村干部说,在1978年以前,这个村除了1000多亩靠海滩地种咸水草外,其余6000亩地,几乎都是水稻。

在1978年后,这里新增了2000多亩香蕉、2000多亩鱼塘和500多亩咸水草。

农业的年产值,由67万多元,增长到1986年的480多万元,增加了8倍以上。

乌沙人说,“只要放得开,干得成的事多了”。

乌沙工业区位于公路旁。白色围墙圈起的一片厂区,集中了10个工厂。这些厂都是“三来一补”企业、劳动密集型工厂,产品又都通过香港,输向世界各地。

在手袋厂明亮的大车间,姑娘们正埋头案前,穿针引线,案旁堆着一只只新颖、精美的手袋。

在电子厂的一楼,每个小伙子管着一台鸣响的机器,细看机器,都是比较先进的进口货。

乌沙人办厂晚,晚的好处是可以少走弯路。他们没有把厂建得东一个、西一个,而是在公路旁建起一片工业区。

同时,利用靠近港澳的优势,集力于办“三来一补”企业。这些企业一年的纯利,可达100万元。

走进区内最大的厂家,即“乐庭实业有限公司”。迎出来的是香港来的李加洪厂长。

村干部介绍说,李加洪就是1978年跑到香港去的乌沙人。

李加洪感慨地说,以前这里限制太多,除了种粮,什么都不让干,连他下海捞鱼虾都挨过罚。

李加洪说:“现在好了,政策开放,可以大干一番了”。在1984年,李加洪第一个回到乌沙。

村干部对他说,“回来吧,我们欢迎你!”

不久后,李加洪和乡亲们一道,干起乌沙从未有过的事业。在车间里,李加洪抓起一把五颜六色的电话线说,“这批货去日本,商标都打‘中国造’,不打‘香港造’,我想为祖国多出点力。”

这个工业区的附近,此时已立起一批新建厂房,乌沙又要迎来一批新的合作港商。

私人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在乌沙也得到允许,乌沙第一个这样的厂,是戴银高等3家在1985年办的,厂址设在与乌沙隔广深公路相对的街口村。

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千元、人均银行存款3000元的乌沙,算得上是“小康村”了。

但是,农民发展经济的热情,仍然高于消费。入夜,乌沙是30多家家庭小店的市面。逛街的年青人居多,年青人中又以外地人居多。

乌沙的经济舞台,一头连着港澳大城市,吸引来海外和城市的资金、技术,一头连着山区,吸引了大批劳动力。

夜晚,几家工厂灯火通明,有些姑娘还在加班。多数不肯再加班的人,则成了街上商店、游乐场、照相馆的主顾。

几位从肇庆山区来的姑娘说,她们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家人,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从穷山区来到异乡。虽然每天很累,但她们都说“开了眼界,存了钱,学了不少东西”。

此时的农民朋友们,正发挥着自身最大的能量,踊跃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常宗琳带领乡亲发展经济

在胶东半岛的牟平县宁海镇新牟里村,有一个“新牟国际企业联合总公司”。

走进车间,着实令人吃惊:没有一般毛纺厂震耳欲聋的轰鸣,没有满天飞舞的细毛、粉尘……恒温,自动化生产线。

这个厂的产品全部出口,质量很好,供不应求。英国、日本人来参观,都对该厂的建设速度、现代化管理、产品质量,竖大拇指。说道:“你们中国农村能办这么大事业,真是一个奇迹!”

毛纺厂厂长姜元麟说,这个厂是总经理常宗琳一手操办起来的。不到5年,就能全部偿还英方设备的投资。

新牟里村党支部书记,又是总公司经理的常宗琳,把支部一班人分为两摊,一摊继续抓农业,一摊由他领着抓工副业。

常宗琳组织了一个由20名小伙子,组成的地板车运输队,自任队长,拉砂运砖。常宗琳还带领小伙子们,到烟台码头扛大包。

寒冬腊月,三四个人,5分钟卸一车水果,7分钟卸一车煤,一个个大汗淋漓。

就靠这种拚命精神换来的钱,常宗琳带领乡亲们先办了一个“打团铁”的小厂。

当常宗琳领着人,到废料里捡铁末时,有人讪笑说:“啥?打团铁也叫工厂?”一听这话,跟去的人脸红到了脖子根儿。

常宗琳于是开导说:“咱穷不丢人,失去了艰苦创业的志气,最丢人!”

就这样,常宗琳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勇气,又先后办起了小饭店,小旅馆,小修理厂,小缝纫厂……

常宗琳办事风风火火。他领着人,一个昼夜办起一家海味餐馆;23个昼夜办起一个糕点厂;42天盖起一座1200平方米的加工车间。

至1979年底,新牟里已经有了一点家底了。那一年粮食亩产达900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总收入近82万元。

新牟里开始脱贫了,但是常宗琳并不满足,他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的一个问题是:新牟里经济咋能更快腾飞?

1980年7月的一个深夜,常宗琳回家以后,翻开当天到的《人民日报》,首先阅读头版头条《促进经济联合是一项重要政策——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经济联合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当读到“组织联合,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时,常宗琳禁不住心情激奋起来,随即击案叫“好!”多少日子愁思的问题,似乎开始找到了答案。

不久,常宗琳风尘仆仆赶到塞北,与呼和浩特铁路局签约,联合办铁路建筑材料厂。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拿回纯利润42万元。常宗琳第一次尝到了横向经济联合的甜头。

常宗琳以锐意进取的精神,带领乡亲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福建出现首个小康大队

福建省连江县琯头公社东升渔业大队,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渔民人均收入1000多元,在1981年更上一层楼,成为全省第一个“小康大队”。

大队党支部书记江福官说,在1980年度,全队渔业和队办企业生产总产值,达到600多万元,全队3149人,平均每人产值1996元,用于社员集体分配的金额达390余万元,人均纯收入高达1202元,比上一年度增长3倍多。

对于东升渔业大队是如何富裕起来这个问题,渔民们说:

雁离不开群,社员离不开集体,我们依靠党的政策,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才有今天这样大的家业,这样好的生活。

东升大队依靠集体力量,发展生产,冲出闽江闯大海,像燕子垒窝那样,一点一滴地进行艰苦创业。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东升大队就成为“百万财富”的大队,曾被评为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单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队恢复和健全了“三定一奖赔”的生产责任制。在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基础上,对生产队的规模进行了调整。

与此同时,恢复了大队渔业科技委员会,启用老技术员,培养新技术员,大搞科学捕鱼。

渔业丰收后,东升大队渔民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精神,每年交售给国家的鱼货,都占产量的95%以上。

搞走私活动的人,企图用手表、三用机等,换取他们的鱼货,他们一概严词拒绝。

水涨船高,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发展,渔民除了按工分分红外,大队还给以基本伙食补贴。

此外,退休老渔民的退休金也提高了,社员免费看病,死亡者发给丧葬费,小学生免费入学,大专生发给生活补贴费。

在党中央政策的指引下,东升渔业大队呈现出一派和谐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村支书带领乡亲奔小康

在河南省睢县城乡的群众中,广泛传颂着这个县尤吉屯公社周楼大队老支书乔德宽,3次拒绝迁入城市的故事。

乔德宽土改时,就当村干部。1957年,乔德宽开始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由于常年操劳工作,50岁出头,两鬓就已斑白,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干部、群众都怜惜他,老伴疼爱他,希望他有机会休息一段,把病调治调治。

在1979年春节前后,机会来了。原来乔德宽膝下无儿,只有一个闺女,跟女婿在大庆工作。

女儿、女婿一直惦记父亲的身体,报请组织批准,同意老两口迁入大庆居住,并且一连来了几封信,催促他们起程。

老伴刘振芝十分高兴,可乔德宽却无动于衷。这晚,上弦月已经升到正南方,而屋里,老两口的“谈判”还在进行。

“你真的不愿意走吗?俺不明白,这个家有啥牵挂你心的?”老伴说。

“不能走!”乔德宽坚定地说:“咱这个家倒是没啥可牵挂心的,可是,全大队2800多口子人,牵挂着我的心哩!”

老伴不满地说:“周楼大队离开了你,人家就不过啦!”

乔德宽不急不躁地说:“我当支书20多年,没能让周楼的群众过上好日子,总觉得对不起乡亲父老。党的三中全会后,党落实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周楼刚刚有点起色,这个时候让我离开大伙去享清福,我咋能享得下去啊!”

窗外的月光,渐渐地暗淡了。老伴见老乔吃了秤砣铁了心,于是,就想:俺说不过你,索性先走,没有“后勤部”,叫你自动“撤兵”。

第二天,老伴一个人到大庆去了。

年近花甲的乔德宽,开始过上了没有老伴照顾的生活。劳累了一晌,回家还要自己做饭吃。工作忙时,乔德宽顾不得做饭,抓起个凉馍就往外走。

这年春天,乔德宽带领干部、群众,大搞土地平整和田间水利配套工程,使大队3700亩耕地,基本成了水浇田。

就在这些日子里,由于乔德宽经常守在田野里,受风寒、潮湿,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腿疼得走不成路,吃不下饭。但是,乔德宽拄上拐棍,照样带领群众干。

这一年,虽然遇上大旱,因为水利设施发挥了作用,仍夺取了农业大丰收,社员家囤里的粮食,比往年高出一截,而乔德宽的眼窝却塌了个坑。

乔德宽的老伴刘振芝到大庆后,原想不出一个月老乔就会跟来,谁知8个月过去了,还不见老乔的人影。

一天,女儿问妈妈:“到大庆这些日子觉得咋样?”母亲说:“你爹不来,我这颗心总是放不下。”

话音刚落,邮递员送来了乔德宽动身来大庆的信。这一下,一家人乐得合不上嘴。殊不知,乔德宽这次是趁农闲,到大庆搬老伴来了。

乔德宽的到来,给女儿一家增添了无限欢乐。为了稳住老乔的心,全家招待倍加殷勤。

女婿带着岳父游览了市容,女儿为他准备好可口的饭菜,晚上请他去看戏、看电影。怕他闲闷,还特意给他找来河南老乡聊天。

一天,乔德宽到一家剧院看戏,锣鼓声唤起他另一番心思。

乔德宽想:周楼大队这两年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文化生活跟不上,看戏、看电影得跑一二十里路,应当尽快建个影剧院。

想到这里,乔德宽再也无心看戏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周楼筹建。

次日,乔德宽向女儿、女婿提出了回周楼的事。女儿、女婿百般挽留,可是,咋也留不住。

女儿赌气地说:“你要走,俺不给你买车票。”

“来时,我就带着回去的钱哩!”乔德宽说。

女儿、女婿无法,只好送行。就这样,乔德宽携同老伴,从大庆返回了家乡。

花开花落,一晃就是两年。在这两年中,周楼大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粮食亩产达到800多斤,林、牧、副业都有较大发展。大队建起了影剧院,群众一个月可以看上三四次电影或戏剧,三分之一的农户用上了电灯。

周楼的喜讯传到了大庆,女儿和女婿认为,这一回时机成熟了。

1981年秋后,女儿和女婿带着准迁证,跋涉数千里,专程从大庆来接父母。

公社领导考虑到乔德宽的身体情况,也表示同意。哪知道,乔德宽还是原来的主张,说是在农村生活大半辈子了,过不惯城里的清闲生活。

乔德宽说:“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你们回去,啥时咱周楼大队的群众都过上小康生活,再说吧!”

女儿、女婿见他如此坚决,只好取消了原来的主张,回大庆去了。

1982年夏季,周楼大队小麦总产105万斤,比上一年增产32万斤。与往年相比,每家粮食又增多了。

当有人问及老乔什么时候迁往大庆时,乔德宽斩钉截铁地说:

全大队每人平均收入达不到1000美元的小康生活,我就哪儿也不去。新郑发展林业走致富路

1982年,历来不算先进的河南新郑县,一跃成为了平原绿化的一个新典型,引起了人们的注视。

进入县境,便看到行行泡桐树挺立。泡桐已从村庄、“四旁”发展到“六边”,进而开进大田,把大地裁成大大小小的方格。

林业由过去“全面砍光”,提升到“靠边站”,现在竟坐到农田中间来了。

县林业局的同志说,新郑县沙区已基本实现粮枣间作,在荒岗上营造起刺槐林防风固沙,还搞了一部分粮果间作,“四旁”和粮田也栽了一些泡桐树。

从1979年起,新栽树836万株,其中泡桐650多万株全县每年都拿出1万亩以上的土地,育桐苗,粮桐间作已占农田的一半。

此外,还扩大了枣园,进一步绿化了河、沟、山和沙荒,全县林木覆盖率达到228%,共有各种用材林2000多万株,其中泡桐800多万株,大多数是高4米左右、树龄不足3年的“生力军”。

越是靠近县城的公社,农田的泡桐树越多越大,集体经济越富,粮食产量越高,群众生活越好。

林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社员生活也大为改善。

把泡桐树栽进粮田,会不会再被挤出去?县林业局长肯定地回答说:“不会!这种牢固的思想基础,是经过细算账树立起来的!”

这句话,得从党中央提出到2000年人均收入达到“小康”水平说起。

当时,新郑县根据党中央要求,县计委根据本县自然条件,反复推算,怎么也达不到这个水平。

新郑地处豫西山区和豫东黄河故道的过渡地带,除了部分山地、沟壑、荒岗、沙地外,农田较少,土质瘠薄。仅西部一个山区公社产石头外,没有其他资源。

县领导从总结、比较中,看清了路子:本县有的社队,在有限的农田上发展林业,实行“立体”多种经营,靠桐树发家致富,既有吃的穿的,又有材用,还有钱花。

发展泡桐,占地少,投资小,生长快,材质好,价值高,销路广。如果普遍发展起来,是一笔不小的固定收入。

把林业这一项算进去,不用到2000年,就能使社员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这笔细账使大家认识到,发展林业是平原地区一条重要的生产门路,破除了林木不能占耕地、把农林对立起来的旧观念。

怎样才能加快造林步伐,保证成活成林又成材?新郑县采取的做法是,造林政策要宽,护林制度要严。

新郑县把集体造林,同社员个人的经济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造林和管护都实行责任制,成材收益按比例分成,不搞一刀切。

有基础,容易造,群众比较富的地方,林木收益对半分成;基础差,难造,群众生活较差的地方,林木收益的大头给社员。还有的地方实行集体不分成,收益全归社员。山区还把荒山划给社员造林。

县政府把发展林业的好坏,作为考核、选拔社队干部的标准之一,年年评奖。干部和群众发展林业的积极性、主动性都很高。

在新郑的一些交通要道路口,经常看到用水泥特制的布告牌,上面用红漆书写着“护林条例”。

县里的领导同志说,林子是三分栽七分管,十分收益才保险。

因此,他们贯彻执行《森林法》等有关法令很认真,还结合本县的实际,制定出具体管护条例,把以法治林,看作保护群众积极性的最重要一环。

对偷砍滥伐者,不论群众或干部,都要严肃处理。这就安定了民心,稳定了林业。

造林政策放宽,护林制度从严,二者并重,使新郑县林业能够健康发展,生活富裕了。白庄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当人们为发展经济,讨论各式各样战略的时候,河南省郑州市郊的白庄大队,发展经济却很有独到的战略眼光。

白庄的这个“白”字,有一穷二白的含义。这里是黄河故道,原来是一片白色的沙丘,粮食亩产不足百斤。

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白庄发展农村经济却很有战略眼光,成功地实现了粮食高产,各项经济全面发展。

每个劳动日的收入,从1980年起就达到3元,1981年是315元,1982年有集体财产值260万元,平均每人4100元。

白庄人开始走进小康之家,实现了“五个一”:人均每年产值超过1000元,粮田亩产一吨粮,一人出售一头猪,一户一头大牲畜,一户一所新瓦房。

白庄头一件事是稳住吨粮田。1982年大旱,又刮了几场干热风,麦子长势却没有变样。这是因为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好。

白庄人营造了7个林带,实现了水利化,农家肥上的很足,又对干热风做好了预防。

全村农业机械齐全,此时麦子已收打完毕,亩产是950斤。麦子稳拿了,秋庄稼就更有把握。有了吨粮田,一不吃商品粮,二不买高价粮,三可以向国家多作贡献。

白庄的征购任务是26万斤,1981年交售了4万斤,还有存粮70万斤。

粮食是农业循环的起点,他们以五分之一的劳力抓好粮食,也就有胆量干各种事业。

白庄建设果园是一个有胆识的行动。白庄的粮田310亩,而苹果园却占地400亩。

为什么多种苹果呢?白庄人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收苹果4000斤,比种粮食要赚钱,还省劳力。

白庄人想的是市场:一是离郑州只有5公里,可以去卖;二是利用这里种苹果,比北方早熟半个月的“时间差”和交通之便,可以提早外销;三是利用卖不掉的苹果酿造苹果酒。

白庄没有将苹果货弃于地,而是将之进行加工,酿造苹果酒。他们酿造的苹果酒,色正、味浓、度数低。15个省要这种酒,南方人把它当作饮料喝。

生产饮料用的苹果酒,这是摸到了食品工业市场的脾气。白庄人一年生产25万斤果酒,卖的价钱比一般果酒每斤少两毛钱,赚的钱却比卖苹果多得多。而酒渣又是喂猪的好饲料。

供应郑州市鲜奶到户,又是一个有远见的举动。白庄人调查郑州市牛奶供应紧缺,决定发展奶牛。

他们把鲜奶直接运到城里,送到用户家里,每斤还比市价少两分钱。不要看供奶的数字小,但他们的雄心很大。他们养的牛,用自己的饲料,不用国家拨给的饲料粮。白庄办起奶制品加工厂,奶油、奶酪、奶皮都可以制做出来。产品供应城市,肥料留在自己的地里。

尤其有胆量的是,白庄人敢在豆子上做文章。豆子,谁都喜欢它,但是有的地方却积压不少。大城市的豆制品,供不应求,矛盾发生在加工和经营上。

白庄社员一年经营150万斤豆子,不但不赔,每斤豆子还净赚一角钱。

1982年4月,白庄人盖起一个1200平方米的制做腐竹车间,一天开一班,产一吨腐竹。白庄制做的腐竹因为一级品多,色黄肉嫩,价格适宜,在南方一些省是畅销货。

在郑州卖的是豆腐,豆腐脑,豆腐干,豆腐皮,豆腐丝,豆腐泡。白庄大队当时有劳动力250个,用在豆制品上的就有80个。

白庄人看到,河南是产豆的地方很多,豆子滞销是人为的,大城市缺豆制品,不产豆子的地区也缺豆制品,只要薄利多销,不愁没有市场。

白庄在豆子身上打主意,是看透了市场的需要。他们认为,腐竹在有些城市滞销,那是因为价格贵,质量不好,并不是市场不需要。

只要质高,价廉,易于保存,除了腐竹,高级香干、臭豆腐以及植物蛋白肉等,都是市场的畅销品。

白庄人加工制作豆制品,也是为了发展农业。加工150万斤豆子,留下干渣100万斤,用来喂猪,10斤干渣出一斤猪肉,光这一项就出10万斤猪肉。

这些渣用来喂奶牛,可出奶30万斤,喂肉牛可出肉5万斤。肉多,奶多,农家肥也多。

白庄人还到郑州市开饭馆。应当说,有条件的允许农民进城试一试开饭馆,是当时郑州市委一项得到群众拥护的政策。

白庄的农民们,在郑州市花园路办了一个饭馆,多少有点标新立异。首先,营业时间是十四五个小时,《河南日报》社的同志可以在夜间到那里吃夜餐,饭菜比一般食堂做得好。

其次是一贯制,供应早点,正餐,夜宵。除了坐商,还流动卖豆腐脑。服务员来自农村,态度好,办事认真,注意卫生,受到顾客的欢迎。

时任白庄支部书记白西川,是一个会动脑筋、眼光看得很远的人。这个大队的领导成员和社员,确实有不少能人。

白庄的粮食稳产高产,工副业也有办法应付市场波动,不怕原材料短缺和城市工厂不订货。

白庄全面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使白庄人真正地富裕起来,小康之家不断涌现。刘娘府发展城市需要产品

北京市石景山公社刘娘府大队,调整生产结构,积极发展城市需要的菜、肉、蛋、奶、果等农副产品,使农业与工副业的比例趋向协调,加快了经济的发展。

刘娘府大队临近首都钢铁公司等工厂企业,交通方便,生产门路多,前几年,运输、建筑、服务等业上得快,蔬菜、生猪、水果、粮食等生产,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大队党总支认为,广开生产门路是对的,但城郊农村主要任务是为城市服务。

从1982年开始,刘娘府大队采取多种措施,调整生产结构,扶持和鼓励农业生产,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大队农业经济又开始好转。

不少社员认为务农辛苦,经济效益不如其他行业,不愿种菜、种粮。大队要求各生产队干部,集中精力抓蔬菜,固定菜田劳力,粮田、猪场实行专业承包,务农社员的报酬,由大队进行调剂,解决了务农社员报酬低的问题。

从而,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菜、肉任务年年完成,粮食产量增加。

大队还用工、副业的收入装备农业,改善生产条件。

1983年春投资20多万元,新建塑料大棚30亩,温室240间,用于育秧和冬春蔬菜生产,增加了市民欢迎的西红柿、青椒、黄瓜等品种,蔬菜的亩产值,年增加100元。

考虑到首都市场对鸡蛋、牛奶、水果的需要会不断增加,1982年,刘娘府大队投资40多万元,办了一个半机械化养鸡场。大队还又买来几十头奶牛,办起了奶牛场。为更新果树,大队补贴果园两万多元。

自1982年的两年来,这个大队的菜、猪、鸡、果、粮等项生产总值,逐年上升,社员收入继续增加,全大队900多劳力,年平均收入超过1000元,最高达到2000元。

刘娘府大队人民,踏上了小康之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科技使汉寿农民走进小康

1982年,湖南省汉寿县有144户,人均实际收入达到2000元左右。

县委对其中70户作了调查,结果表明,科学技术是这些“小康之家”致富的主要原因。

这些农户不仅具有传统的农业技术,而且掌握了一些较先进的现代技术。他们每个劳动力平均创造的价值,比全县每个劳动力平均创造的价值高出4倍。

岩咀公社廖家汊大队廖正杰,全家7口人,有传统的养鱼技术,两个儿子还自费学习了先进的养鱼技术,实行科学养鱼,采取粮食加工饲料养猪、猪粪喂鱼的多次增值的办法。15亩水面养鱼收入8935元,人均收入1703元。

围堤湖农场席家咀工区林邦桂,为了掌握玉米、高粱、辣椒、西瓜的栽培技术,买了20多本科技书籍。

林邦桂对各种作物的播种时间、施肥、防治病虫害等,做对比试验,详细记载了作物生长过程的变化情况,积累了不少经验。1982年,林邦桂经营的14亩耕地,收入达到4682元。

这些农户的文化水平比较高。70户中,有高中文化水平的37人,有初中文化水平的65人,有小学文化水平的111人,高出一般农户近一倍。

文化水平影响了农民劳动致富的速度。有文化知识,就能够学会农业科学技术。

大南湖农场李赞美,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她一家6口人,有3个初中生。他们自费订了11种科技书籍,还收听科技广播讲座,学习水稻、棉花、湘莲、黄豆的栽培技术。

1982年,李赞美全家经营46亩水田,收获粮食46万多斤,上交国家36万多斤,是全县上交商品粮最多的农户。

由于李赞美学会了技术,有经营的本领,1982年,全家总收入达到11万多元。

由于文化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农民致富的速度,因此,农民迫切要求加强农村教育,改革农村教育。

在1982年,这70户“小康之家”的农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一是自费参加各种类型的专业技术培训班。这70户,先后派出101名家庭成员,参加县、公社举办的培训班学习。

坡头公社中心大队社员叶久元,自费参加县林业局举办的“水杉育苗培训班”后,育秧153万多株,不仅出售树苗收入了4183元,还解决了湖区植树缺少树苗的困难。

二是订阅报刊,边学习边实践。1982年,70户共订阅各种报刊350多份,比全县户均高出4倍。

三是与技术人员签订技术承包合同,向技术人员学习科学知识。

1982年,70户中有23户种植、养鱼专业户,与技术部门和技术人员,签订了技术承包合同,都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四是外出学艺,引进技术知识。70户中,有11户派人到外地学习技术。

坡头公社新旨大队丁玉清,为了学习养长毛兔,用4个月时间,先后到5个县拜师学技术。丁玉清用学到的技术养兔,收入达到6522元。

五是让退学的学生继续求学。70户中,有7户先后把退学回家务农的学生,又送回学校读书。

酉港公社苗山大队有名的“鸭司令”马富喜,原想让自己13岁的小儿子退学养鸭。生产的实践,使他懂得只能看鸭子是不行的。孵小鸭、蛋品加工等,都需要较高的文化知识。

于是,马富喜打消了让儿子退学的想法,并鼓励儿子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勤劳加科学,让湖南省汉寿县农户过上了小康生活。宁夏山区面貌发生变化

在1982年,宁夏山区正处在特大旱灾之中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宁夏山区列入“三西”开发计划,每年拨专款3000万元,为期10年共3亿元。

喜讯传开,头戴白色无沿小帽的回族老农,流着泪面向北京拱手。

自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山区面貌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但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等原因,个别地区尚未摆脱贫困。

这主要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干旱地带和高寒山区,还有一部分自然条件差、人口密度大的地区。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国家年年为这些地区发放救济粮、款。生活贫困,不少人家千里迢迢地走新疆、跑内蒙,异地谋生去了。

怎样用好“三西”建设专项资金,帮助这些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呢?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指示,总结山区建设经验教训,决定改革传统的扶贫办法,探索新的投资方式,变单纯救济为着眼于经济开发,兴办经济实体和服务组织,发展商品生产,把脱贫致富同发展商品经济结合起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开发两个100万亩”,山区扬黄100万亩、河套开荒100万亩,加上原有的400万亩耕地,共600万亩,就可形成大西北地区比较可观的宁夏商品粮基地。

“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方针政策,在全自治区引起强烈反响。

一块块绿洲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工作,在黄土高原上的滩涂、旱川、枯岭上展开。

一批批自愿到山区或川区开发区创业的人们,带着生产工具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在开发区安了临时性的“家”。

人声鼎沸,马达轰鸣,用心血和汗水筑起的一条条干渠、一座座扬水泵站、一间间房屋竣工。

历史上,土地贫瘠的西北地区的农民,广种薄收,家门前种一片地,又到离家远的地方找片地种,并安个临时性的家。

老家是根据地,临时性的家叫扎禾场,也叫吊庄子。而在开发区创业的农民,也是两头有家,两头种地,他们不约而同地沿袭老祖宗的叫法,称开发区为吊庄。

几年下来,宁夏各族干部群众,以丰富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开发出15处吊庄。这些吊庄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一种是县内吊庄。同心、海原、固原3县的百里旱川,黄土丘陵和中卫、灵武两县山区开发的几处吊庄,都是在本县范围内,组织农民边建新灌区,边搬迁落户出现的绿洲。

这些吊庄与老家距离近,来去方便,农民开发热情高。加上不改变农民与县的隶属关系,便于领导,投资省,见效快,都是“两年解决温饱,三五年已经比较富裕”的了。

还有一种是县外吊庄。自治区政府在引黄灌区划出大片荒地,由山区所在县,组织贫困乡农民开发,安家落户。

吊庄的建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的发展趋势却是一致的,即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再向现代化新农村方向发展。

芦草洼、潮湖、大战场、狼鼻子梁等5处县外吊庄,经过4年的艰苦创业,已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商品生产。

农民们不仅大量出售商品粮、菜、果,而且发展起规模可观的养殖业,搞起劳务输出,兴办了烧碱、碳素等31家乡镇企业。

勤劳的宁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引导下,正在发展小康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吴伯森带领乡亲奔小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新的经济政策。家住深圳市罗湖区的吴伯森,走在了前面。

吴伯森所在的35户人家的小渔村,最先富起来,最先进入“小康之家”。

到1982年底,小渔村已经连续两年,户均收入逾万元,被称为“万元户村”。

吴伯森家所在的渔村,紧靠边防线。190亩耕地,70亩在线的这一边,120亩在线的那一边。

全村80多个劳动力,个个都有“过境耕作证”,还有出海作业证;家家户户,都可以到香港从事小额贸易……

还在开放政策刚刚传达、经济特区开始起步的时候,吴伯森便一再提醒乡亲们说:

国家要我们“早行一步,先富起来”,我吴伯森双手赞成,衷心拥护。

可是,要记住:我们只能正正当当地富,勤劳致富,千万不能走邪门歪道。

全村82个劳动力,而他们同港商合办的钻石加工厂,竟有80名职工。

还有车队,船队,塘鱼队,养猪场,养鸡场,花鸟虫鱼场等等,劳动力不足,早就成了问题。

人们终于得出结论,说吴伯森是个站在海边不湿鞋的英雄好汉,出淤泥而不染的大丈夫。说他有中国人的骨气,没有崇洋贪财的恶习。

1983年春节前夕,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到深圳看望吴伯森。

当胡耀邦一眼看见这位“万元富翁”,依然穿着南方基层干部常穿的陈旧唐装,脚下还是那双胶质草鞋的时候,总书记皱起眉头,把吴伯森着实打量了一番。

然后,胡耀邦才轻轻拍着吴伯森的肩膀,说:“吴伯森同志,你也应当穿得漂亮一点嘛!你们村的年轻人,不是都穿戴得很漂亮了吗?”

吴伯森嘿嘿一笑,说:“我是60岁的人了,能看见年轻人都漂亮起来,也就心满意足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色。红山农场实现小康目标

在钱塘江口,曾有一块海涂围垦的土地。多年前,这儿草木不长,一片荒凉,只有一些靠晒盐过日子的农民搭的茅草棚。党的“十二大”之后,这里成了全省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这个3000多人的集体农场,已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社会”,它打出了一个响亮的牌子:浙江萧山县红山农工商开发公司。

1983年,全场人均占有净收入2540元,提前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

在这里,茅草棚早已变为陈迹,人们住进了第三代新房,别墅式的二层小楼。整套家具、豪华灯具、家用电器,大量进入农民家庭。

退休场员享有养老金,幼儿入托至初中毕业,全部实行义务教育,考上重点中学或中专、大学的,还享受奖学金。

这个农场是依靠乡镇工业的发展,逐步走向富裕的。从1980年集资兴建起水泥厂后,全场带出了预制件厂、水磨石厂、花砖厂等以水泥为基本材料的建材企业。

全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劳力,从农业转到了工业。1683年,该场工业总产值达1886万元,占全场工农业总产值的896%。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这个偏僻的乡村,同外部社会发生了更多的联系。流通的渠道,又大大加快了致富的进程。这里,广开门路吸收各方人才。

场里三分之一的务工劳力和一半以上的务农劳力,是从外地聘来的。年产值有100多万元的服装总厂,340名人员中,有95%以上来自外县或外乡,就连厂长也是两年前诸暨县的一个供销员。

向外联营,走向全国,农场的领导者们打开了眼界。农场先后与20多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

农场向河南省投资60万元,开发小煤窑,以补偿贸易方式,每年获得一批数量可观的优质煤。

他们还在广东省的深圳、惠阳等地,建立了联营公司。农场的购销队伍,活跃在全国各地。年运量为20万吨的水运队,终年奔忙。

场里还成立了农工商企业公司,派人进城开店营业,展销自己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

一个开放型的“小康社会”,通过与外部社会多种多样的经济联系,而变得欣欣向荣。撒拉族人不断开拓乐土

自从搞承包责任制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粮食总产量大幅度上升。就说1983年,小麦平均亩产780斤,最高达1100多斤。

只见农户家中,家家粮食满囤。有的家粮仓盛不下,只得一麻袋一麻袋码在屋角。一位撒拉族大爷,笑眯眯拍拍这些圆鼓鼓的麻袋,风趣地说:“往年,每到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要等国家救济粮,现在你看,粮食没处放!”

周围的社员也连连点头,发出一阵阵会心的大笑。这笑,让人品味到生活的欢乐与甜蜜。

但是,撒拉族人并不以粮食丰收为满足。在下草滩坝村,在一家养鸡专业户家的门外,未进门,便听到“咯咯咯”鸡声,叫成一片。

主人叫韩文奎,时年30多岁,对人总露着笑。

韩文奎说,在1983年,他从杂志上看到一篇采用电热孵小鸡的文章,便动了念头。他先跑到临近各地,去打听信息,发现到处缺小鸡,他回家来就干开了,试验作了一间电热孵化房,居然成功了。

头几个月就获利2400元。后又喂了300多只来亨鸡,由他爱人马桂香经管。

只见在屋后,数间鸡舍一字儿排开。鸡舍前的院子里,来亨鸡白花花一大片,桂香的脸半掩在黑色“盖头”下,甜甜地笑着,正在给鸡撒食。

马桂香立在鸡群之中,像站在一片浮动的白云之上,那“嗬嗬嗬”的吆喝鸡的声音,像唱着一支动听的歌。

韩文奎说:“这是内地引来的先进品种,管理得当,一只鸡3天能下两个蛋。”

在查汗大寺乡运输专业户韩卫国的家,只听韩卫国侃侃而谈。他买了一台拖拉机跑运输,一年收入一万元,还开了一个饮食小店,加上农业收入,全家一年人均收入两万多元。

在村民韩成良的家,一踏进院子,一栋式样独特的新居便屹立在眼前,雕梁画栋,宛如一座精美的宫殿。

时任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长老马兴奋地说:“这样的专业户很不少,仅查汗大寺乡,就有263户,占全乡农户的27%。除上面看到的外,还有经营果园的、做生意的,养牛羊的、造林的……”

撒拉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开始在家乡的土地上,描绘出了一个大大的“富”字,而倍加的兴奋和激动。习仲勋欣然复信八七村

1984年9月20日,河南省长葛县城关镇八七村党支部及全村农民,怀着喜悦的心情,给25年前到此做过实地调查的习仲勋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七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0月20日,习仲勋欣然提笔复信,对八七村干部群众,迅速由穷变富,走上康庄大道,表示衷心的祝贺。

八七村原叫宗寨村,是1958年,毛泽东视察过的地方。1961年4月23日至5月9日,习仲勋先后两次来到长葛县,进行农村调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七村迎来新的经济振兴。到1984年,这个仅有2000多人的小村,已自办或联办了27个工厂。全村80%以上的劳力,从事工副业生产。

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3543万元,人均1500多元。集体经济的壮大,带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学生上学、群众犁地、浇水、就医,都实行了半免费。

村里还办起了托儿所、游艺室、图书室和青年之家。仅1983年一年,全村新盖房630间。农民存款多的达万元以上,有些户已达到小康水平。

习仲勋在看到八七村干部群众的来信后,非常高兴。

习仲勋在回信中说:

25年前,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破坏了农业生产力,使你们从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一个响当当的穷队,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苦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

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治穷致富,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杜汤堡村向商品经济转化

1984年7月21日晚,在河北省肥乡县杜汤堡村会议室里,只见灯火通明。1000多人在听到村党支部书记王文义讲到奋斗二三年、人均收入达到“双千”元时,都满意地笑了。

杜汤堡群众在这样的场合发笑,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都是“摇头”笑,这次却是“点头”笑。

那还是在1981年春天,王文义走马上任,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王文义一上任,就立即发表了就职演说:“大干一年,实现人均收入300元的奋斗目标。”

大伙儿一听这话,便“轰”地一声笑了,认为王文义说的办法倒不错。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那样高的目标,很难办到。

史有堂全家3口人,两个劳动力,常年干活分不到钱。当时,史有堂就站起来说:“爷们,别说那么大,秋后能让咱把九分钱的‘红满天’,换成一角六的‘岗南’烟,就行了。”

这一年,杜汤堡的农民,在王文义带领下,实行了联产责任制,调整了作物布局,扩大了棉花、油料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秋后,算盘一响,全村粮食总产达到243万斤,比上年增加53万斤;棉花总产达到315万斤,比上一年增加88万斤,人均收入达到393元。

全村家家户户都分了钱,70%的户,存款在500元以上,20%的户,存款超过千元,最多的达到3000元。

1982年元月,王文义参加了省劳模会,取回了科学致富的“真经”,决心带领杜汤堡的群众,再打一个翻身仗。

王文义在群众会上讲道:

有了科学,咱村生产再前进一步,人均收入可达1000元。

大家一听,这简直是想坐“直升机”!于是,“哗”地一声,又大笑起来。

但是,王文义没有笑,他知道要实现宏伟目标,必须去掉目光短浅的小农经济思想。

王文义带领干部群众,先后到河南省刘庄、本省晋县周家庄等先进单位进行参观学习,开阔大家的眼界。

王文义还组织各家各户,与本县农艺师李中高,签订了技术承包合同。

全村2500亩棉花,全部搞了地膜覆盖栽培。人们大量引进、繁育、出售棉花优良品种,并对果园、砖厂、饲料加工等副业摊,实行了专业承包,从多种渠道增加经济收入。

一晃,两个年头过去了,杜汤堡村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83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015元。

1984年6月,王文义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民代表,访问了日本,使他又一次大开了眼界。

王文义感到,杜汤堡要提前奔小康,光靠发展农业不行,还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技术,搞好专业生产,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王文义回来以后,与干部群众,共同制订了杜汤堡3年发展规划。

他们在搞好“种子基地”、“林果基地”、“蔬菜基地”的同时,又与一家科研单位,签订了技术转让合同,投资150万元,建起一座中型化工厂。

杜汤堡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三部曲”,是整个中国农村变革的一个缩影。

种田人以商品经济观点搞农业,同时搞多种经营,争着富,赛着富,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开辟解放生产力新途径

1984年8月27日,北京市四合庄农工商企业联合总公司电脑服务部开始营业。

这是一家农民办的软件企业,负责人是陈万华和张玉敏夫妻。

这对夫妻从1979年秋天起,带领四合庄二队的农民,进行大胆改革,艰苦奋斗,科学办企业,科学种田,使这个原来在全乡出名的穷队,跃入人均收入1600多元的京郊“小康”之列。

1979年11月,张玉敏毛遂自荐,当了四合庄二队队长。当时由于推行了责任制,腾出了不少劳力。

张玉敏和担任四合庄大队长兼副支书的丈夫陈万华,精心地算了一笔账,光在土地上折腾,就是产量再翻两番,人均收入撑死了,也不过三四百元。

于是,他们决定另辟蹊径,把多余的劳力转向工副业。于是,他们开办了一个保温瓦厂。

1981年春后,保温瓦厂在昌平县和外县设立了几个推销点,收益日见增加。然而,推销工作还是跟不上。队里决定,增加推销员。男的不够,陈万华和张玉敏把几个年轻媳妇,也请了出来。

陈万华夫妇给推销员的“锦囊妙计”是:“别人不愿应、不能应的活,我们应!”

推销员不但推销了产品,还带回来市场信息。对急用户,他们及时送货上门;对产品质量,他们严格检验制度,每块瓦上都印上制做者的号码,不合格的产品包退包换。

四合庄二队生财有道,聚财有道,用财也有道。保温瓦厂赚钱多了后,陈万华夫妇又办起来了石灰粉、水泥制品、塑料制品、小五金等五六个企业。

到1983年底,全队从事工副业的劳力,已占总劳力的90%多。

1983年春天,陈万华夫妇在《北京晚报》上刊登广告,征聘技术人才。

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接到了100多封应聘信。他们从中选聘了4名五六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

陈万华夫妇不但舍得用重金聘请技术人员,也舍得用重金购买技术成果。

有一次,张玉敏听说市食品研究所,有一项新的科研成果食品添加剂要转让。于是,便立即与对方签订合同,花25万元接收了过来。

为了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二队在城里设立了业务联络站,聘请3名工作人员,每人月薪120元。

到1984年初,二队聘请的顾问,有高级工程师和专家、科研人员及律师共20多人。这些人才,有力地促进和保证了企业的发展。

在1982年底,张玉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初,她又被选任为四合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四合庄二队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富起来了。但是,大队长陈万华却忧虑起来:二队富了,别的队怎么办?一个念头在他脑子里出现了:以二队为骨干,搞个更大的经济实体!

夫妇俩经过商量,成立了“四合庄农工商企业联合总公司”,彻底改革了生产大队的体制,商品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权全归公司。

张玉敏任总公司党支部书记,陈万华任公司总经理,另聘两位副总经理,公司下设各类分公司。

上级十分欣赏陈万华的胆识和气魄,认为这是一种农村经济体制的新变革,大突破,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新途径。共产党员进行扶贫活动

1985年3月,在吉林省九台县西营城镇街口一个大院的门前,挂出一块醒目的牌子:

西营城镇扶优扶贫扶残服务中心

一位身穿旧军大衣的中年农民,端详着这块崭新的牌子,禁不住两行热泪滚下面颊。他就是这个“中心”的经理、共产党员郑长录。

郑长录激动,是因为他所执著追求的事业,又展现出了一个新的前景。

1973年3月,郑长录就要从部队复员了。在部队4年多时间,他一直在电源室搞通讯配电,是个技术兵。

于是,不少亲朋好友劝他:“你有技术,还是走走门子,留城工作吧。”当时农村的困苦,郑长录是深有体会的。但他离不开养育他的家乡这块土地,更离不开待他情深义重的父老乡亲。

郑长录决心和乡亲们一块奋斗,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在留城工作还是回乡劳动的抉择中,郑长录毅然选择了后者。复员回来的当天,郑长录就到公社落下了户口。

郑长录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道路却艰难曲折。回乡劳动后,他跟社员一起,苦没少吃,活没少干,汗没少流,但年底分配,口粮却只够吃多半年,不少社员挣不够口粮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农村,富民政策给郑长录带来了希望。

1981年,郑长录求亲告友,跟本村农民崔占国筹集了一笔款,置办了一套冰棍机,到邻近的城子街乡办起了一个冰棍厂。

1982年5月,冰棍厂正式生产,到第二年5月,盈利14万多元。两人对半分,一人得7000多元。

消息传开,一些人说:“长录这回算先富起来了,把钱存进银行,利息也够吃够花的了。”

的确,郑长录在外搞工副业,妻子在家劳动,收入不少,算得上“小康之家”了。但是,郑长录想的不是经营个人的“安乐窝”,而是要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

农民马忠范家缺柴少粮,郑长录就送去1200斤粮食,外加一车柴禾。

曾兆海承包的地旱了,没水浇,郑长录掏钱帮助打了口井。

孤寡老人刘贵同,生活困难,郑长录经常给送吃的。一次,老人不小心摔折了腿,郑长录把他送进了医院。医疗费当然由郑长录来支付。

为群众排忧解难,郑长录从不吝惜钱财。然而,时间一长,他发现,一些人家里送去的粮吃光了,拿去的钱很快就花完了,生活还是老样子,“穷”字并没抹掉。

郑长录思考着:怎样才能从根子上治穷?

在1984年初,党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号召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搞活农村经济。

县、镇负责同志,多次跟郑长录一块学习文件,引导他把眼光放远些,路子想宽些,要从发展农村经济这个根子上,来使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此时,郑长录的思想透亮了,他决心迈大步,大大方方干一场。

郑长录跟崔占国商量,把冰棍机从城子街乡拉回来,又跟本村党支部书记陈文举等另外3人,筹集资金5万多元,组成一个经济联合体,办起了一个冰棍厂,一个油坊和一个粉坊,建成了一个稳固的扶优扶贫基地。

这个联合体当年产值18万元,获利6万多元。这笔钱他们没有分掉,而是用来扩大扶贫事业。

1985年,又增办了一个食品厂、一个油坊、一个电器修理部和一个工艺美术社。

郑长录这个联合体,一开始就办出了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点。在招收工人上,他们是“择贫录用”。

油坊蒸坯工马会来,过去家里生活困难,郑长录找他来上班。一年多来,马会来攒下了一笔钱,想回家搞个蔬菜专业户,但又怕对不起郑长录。

郑长录知道后,主动找到马会来说:“你要搞个专业户,我坚决支持。大伙都能像你这样靠劳动富起来,我心里比吃蜜还甜。”

马会来1985年离开油坊,回家搞起了蔬菜专业户。郑长录的厂里已有多名工人在积攒了资金后,另起炉灶,办起了自己的工副企业。

郑长录带动了不少贫困户,逐渐富裕起来,但自家过的仍是很一般的生活。

郑长录是经理,但是工资却跟包挂面的盲人一样。企业内不少工人,比郑长录的工资要高得多。

妻子照常在家养猪、养鸡、种地。去过他家的人都看到,郑长录住的是3间泥瓦房,屋内没有高档家具和时兴的家用电器。

1985年,新建食品厂时,为了节约资金,郑长录把3间房上的瓦揭下来,盖到了厂房上,自家瓦房变成了草房。

郑长录就是这样生活着。他物质生活虽然清贫,但精神上却十分充实和富有。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理想,一位退伍军人的博大无私胸怀!十三大鼓舞人民致富信心

在1987年12月的一天,在晋南平原最早富裕起来的山西省侯马市秦村,出席过党的“十二大”的村党支部书记孙惠民,一见面,就对来访者兴冲冲地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村出新闻哩。党的‘十三大’后,专业户又‘闹腾’起来啦。10来天里,光大汽车就买回来8辆。‘初级阶段’的理论好哇,能治农民怕变的心病!”

秦村是一个454户的大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受“左”的路线的束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

从合作化到1978年,23年间,人均收入才由70元上升到200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集体个人一起上。在9年中,兴办集体企业26个、发展汽车运输专业户84个、个体工商户20个,集体积累由100万元增加到500万元,社员人均收入由200元上升到1100元,平均每年增长100元。

村委会主任赵荫西说:“群众富起来了,但是心里不踏实,还是怕变。今年以来,有些农民又闹起‘心’病来了,一些专业户该更换汽车的不更换;一些想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的个体工商户,也不敢动弹了,都在等着、看着……”

正说着,一辆崭新的汽车停在来访者身边,从驾驶室跳下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他叫葛建民。

从1984年起,葛建民与别人合伙经营一辆汽车,赚下几万元,早就想单独买一辆,心里不托底,不敢买。

10月25日晚,葛建民收看了党的“十三大”开幕的电视节目,当听到报告中说“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时,葛建民高兴地对妻子说:“这一下好了,政策不变,咱们的车买定了!”

说完,葛建民就收拾行装,夜里23时,登上北去太原的列车。第二天,葛建民就开回了这辆新车。

在村委会会议室,村民赵守旗,眉飞色舞地讲述了他们兄弟3人买新车的经过。

在1984年,赵守旗和大哥赵守臣、四哥赵守贻,各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1987年,汽车都该更换了。

四哥主张买新的,大哥怕政策变,不让买,赵守旗一直拿不定主意。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那天晚上,四哥听完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后,来到赵守旗家说:“五弟呀,政策不会变,车能买了。”

没想到,老大赵守臣比他俩还积极。当时,他正出车在晋城,看完电视后,从那里就直接上了太原。

10月26日,赵守臣就开回一辆新车。老四、老五28日打点钱款,去太原。29日,他们也各自开回了自己的新车。

说话间,门外进来一位朴朴实实的中年妇女。她是这个村的女能人,即利民铸造厂厂长毕续珍。

还没有落座,毕续珍就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说开了:“我去了一趟石家庄和山东,跟聊城订了加工一万件风扇底座和5万件电动机壳子的合同,今年和明年都有干的了。”

书记问她:“你不给村里交厂子了吗?”

毕续珍回答:“我才不呢!现在我放心啦,还要大干哩!”

1985年11月,毕续珍和两位退休老师傅,联合办了一个铸造厂,雇用了七八个工人,老担心给扣“剥削”的帽子。

1987年,这里提出发展合作经济,毕续珍以为是要限制个体企业,几次提出要把厂子交给集体,村里没收。

9月份,老师傅崔文奎怕变,借口有病,回襄汾老家“养病”去了;另一位老师傅丁家云,也劝毕续珍“收摊”。

毕续珍则说:“沉住气,党的‘十三大’开了再说。”

党的“十三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毕续珍一到晚上,饭也顾不得吃,就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联播节目和有关党的“十三大”的专题报道。

党的“十三大”召开的第五天,毕续珍给崔文奎写了一封信,说:“党的‘十三大’召开了,政策更好了,你回来吧。”

崔师傅接到信,高高兴兴地回了厂。11月9日,崔师傅又和毕续珍一道,去了石家庄和山东。

孙书记问毕续珍:“还有什么想法和要求?”

毕续珍说:“想买3台车床,搞铸造加工一条龙,就是厂房有点小。书记、主任,你们给我批地盘,盖厂房吧。”

此时,还有的村民缠着书记和主任,给他们批地基,要求沿街办商店、开饭馆、搞修理门市部和百货、日杂代销店。

老支书孙惠民蛮有信心地说:

党的“十三大”把群众的劲儿鼓起来了,照这样下去,我们村可以更快地达到小康水平了。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吕书正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与云南实现小康目标研究》杨宗德刘建文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与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李义波徐敏李惠玲编著中国三峡出版社

《从贫穷到小康三十年广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路》黄学平刘洪盛汤建东编著广东科技出版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党的理论创新》韦定广张明主编蓝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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