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3 19:14:21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邓小平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 赣南之行邓小平走访于都会昌

1972年12月7日,邓小平离开赣南的兴国县,启程到于都走访调查。

邓小平一行到达于都后,一杯热茶刚喝两口,邓小平就提出:“走,看看去吧!”

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惠,县公安局局长于学彦等,陪同邓小平夫妇先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

这个纪念馆跟兴国的那个馆一样,展览内容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九次来于都的史迹。同时,还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历史。邓小平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

参观完纪念馆,邓小平夫妇又乘车绕着于都县城转了一圈,参观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旧址管屋和毛泽东长征前夕旧居何屋。还看了长征出发时,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渡口。

在去何屋的途中,邓小平朝车窗外指了指,问:“这里原来有城墙,现在怎么没啦?”

县里的同志告诉他:“这段城墙早拆除了。”

午餐时已是13时了。席间,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我记得你们于都弹棉花被的师傅很多。当时我在于都买了一床棉被,3斤重,盖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用。”

在座的同志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很感兴趣,连忙告诉他:“于都不仅弹棉师傅很多,打铁师傅、补锅师傅也很多。弹棉锤、打铁锤、补锅锤,合起来称‘三锤’,在江南数省乃至台湾,都是出了名的。”

邓小平听了,不时地点头赞许。

15时许,邓小平怀着绵绵思恋,告别于都,赶往会昌。

傍晚时分,汽车驶入会昌城。

邓小平曾经在会昌县工作和生活了10个月。

会昌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太深刻了。40年前,他在这片红土地上施展过治党治军的才华,洒下过辛勤的汗水,留下过数不清的实实在在的脚印。

会昌县像接待贵宾一样,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县委的主要领导,都前来看望邓小平,给邓小平敬酒。

县委副书记纪清林、韩道修,向邓小平汇报了全县的情况。

在汇报中,他们谈到会昌已经发现并开采了一个大盐矿,就在周田,离县城46公里。

邓小平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明天去看看!”

邓小平在会昌当中心县委书记时,亲自体验过苏区人民缺盐的苦头。

那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在毗邻苏区的白区实行油盐专卖,计口售盐。

苏区军民虽然想了许多办法,不惜流血牺牲,从白区购进一些食盐,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家只好到处铲地脚泥、挖老墙土,自己动手熬制硝盐。这种硝盐又苦又涩,吃多了容易生病。

邓小平当时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要是当年知道周田地下有个大盐矿,他说什么也会想办法把它开采出来。

现在听到周田办起了盐矿,邓小平当然想去看一看。

第二天早饭后,邓小平夫妇由会昌县委领导陪同,分乘4辆小车,前往周田参观。

前头引路的还是地区警卫黎新泉乘坐的“嘎斯69”。第二辆是“伏尔加”,车上除邓小平夫妇和黄文华外,还多了一位女同志,她叫徐加贞,是会昌县妇联主任,专门陪同卓琳。

徐加贞原想乘坐后面的车,是卓琳亲热地将她一把拉到了自己的车上。

汽车开出招待所大门,车上的邓小平瞧见对面的体育场人头攒动。于是,邓小平问徐加贞:“里面在干什么?”

徐加贞告诉他:“这几天正好我们县里开物资交易会。这是交易会会场。”

邓小平像发现了什么宝贝,欣喜地对卓琳说:“我们自进城后还没有逛过庙会,回来时去看一看。”他知道庙会是个热闹场所,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汇集在一起,是了解民情的好地方。

车到周田。邓小平和卓琳循着盐矿生产线看了一遍,还收下了盐矿赠送的一小袋细盐作纪念,没多作停留,就急着赶回县城。

回到县城,县里的同志对邓小平说:“我们先到老县委去看看吧!”

“老县委”就是苏区时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它在会昌城内的孔圣殿旁。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

此时,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只剩下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依然屹立在那儿。

邓小平在县委领导陪同下,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连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县委的同志告诉邓小平:“旁边的孔圣殿还在。”

孔圣殿当时是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于是,邓小平又到孔圣殿看了看,并在那儿休息了片刻。

从孔圣殿出来,邓小平和大家一起来到县城体育场,参观交易会。

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交易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参加交易的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一类食品的小摊点。

在当时商品短缺的年代,举办这样一个交易会,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但是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顾客。

邓小平从体育场东门悄然进入场内。他顺着摊点,挨个地询问各类商品的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在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

邓小平微笑着上前与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

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

邓小平听后点点头。

这样,沿着摊点从东到西,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整个交易会就都看遍了。

快要走出西门,离开交易会场时,一位眼尖的售货员突然认出了邓小平,禁不住惊呼起来:

邓小平!

话音未落,在场的人们又惊又喜,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

听到人们的呼喊,邓小平回转身,微笑着朝大家挥手致意。

上午的参观活动,邓小平了解到不少情况,他很是开心,午餐时有说有笑。

1972年12月8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先去会昌文武坝参观,然后再去瑞金。

文武坝原叫文屋坝,是个大村庄,在会昌城东北约3公里。这里原是1933年9月成立的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

邓小平在会昌当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到过文武坝,还在这里参加过劳动,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

在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屋子里,县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向他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南线和填写《清平乐·会昌》词的情况。

邓小平听完,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

听了这话,在场的人们联想到邓小平现在蒙冤受屈的处境,大家都默不作声。

邓小平要离开会昌了。会昌的同志像当年送别红军一样,依依不舍地给邓小平夫妇送行,一直送到五里排,进人瑞金县境。寻访故地的白屋子

1972年12月8日,邓小平到达瑞金。

邓小平一到瑞金,瑞金县委领导同志见到他时,第一句话就说:“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

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感动不已,他紧握着瑞金县委领导的手,久久不放。

瑞金宾馆也有幢“一号楼”,曾是专门为毛泽东回瑞金而准备的。

邓小平夫妇被安排下榻这幢楼。

考虑到苏区时,邓小平在瑞金工作时间最长,这次安排在瑞金停留时间也最长。

9日上午参观沙洲坝。邓小平和卓琳由瑞金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潘学义等陪同,先看了毛泽东的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随后,邓小平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〇九地质大队,听取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交谈了一会儿。

按照原定安排,参观完九〇九地质大队后,就返回宾馆休息。

汽车往回开了一段路,邓小平不太满足似的问坐在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什么地方?”

“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潘学义说。

这时,汽车停了下来。得知去乌石垅不能通车,邓小平说:“走路去吧!”

于是,他们翻过一座小山冈,到了乌石坑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

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连连摇头:“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公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的一幢房子前。

邓小平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一里地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地。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

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间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在田地之中。

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此时,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邓小平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惊讶:“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他就像一位导游,—一地告诉大家:

“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副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

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

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

此时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

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的竹椅坐下,并从口袋中抓出一把香烟来,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吧!”

说完,邓小平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就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了邓小平许多话。邓小平都一一地回答了他们。

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10多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12时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进行参观。

第二天,邓小平和卓琳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参观瑞金县办工业

1972年12月10日上午,邓小平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

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

“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陪同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

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了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他剥开一颗递给邓小平,说:“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晤,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来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

说完,邓小平摇了摇头。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做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段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

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

邓小平信心十足地说。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邓小平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95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邓小平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邓小平说。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邓小平说:“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

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邓小平问。

“80来斤吧!”黄达明答。

“机器包糖呢?”

“400来斤。”

“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邓小平说道:“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

随后,邓小平站下来,认真地对黄达明说:

“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从糖果车间出来,邓小平意犹未尽,问:“小黄,还有哪个车间没有看?”

“还有发电房。”

邓小平还想去看看。这时,厂里的工人们听说邓小平来厂参观,都想看看这位瑞金的老书记、老首长。道路两旁挤满了人。

警卫人员怕出事,劝住了。

糖厂参观用了1小时20分。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邓小平在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但是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

邓小平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来,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在苏区时,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

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

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

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口音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

“这酒是哪里产的?”

“本地产的。”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就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100来米远。这时,有人认出了他。

邓小平回来啦!

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邓小平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风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为了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

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邓小平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

听完后,邓小平缓缓地对大家说:“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

顿了顿,邓小平接着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瑞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叫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一贯主张应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的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

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邓小平走访宁都

1972年12月11日下午,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

途中,他们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17时左右,邓小平他们到了宁都县委招待所。宁都县的领导王福生、肖修竹等同志,已在此等候多时。

12日早晨,县里的同志倍同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开始进行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扬。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朱德按照“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人”战略方针,选择黄陂作为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

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并和朱德等一起制定红军反“围剿”战略反攻计划,领导红军开展了广泛深人的战前动员。

在黄陂以北16公里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时,毛泽东亲笔写下著名的军事论述: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

这次重返宁都,即使县里的同志不做安排,邓小平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9时30分左右,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负责同志陪同,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

随后,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

参观完毕,邓小平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当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时,邓小平连忙制止。

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台?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均纯收人多少元?

邓小平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

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就耐心地做了解释。

座谈中,邓小平没有做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橘,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

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儿回去,给我们小孩儿尝尝。”

小布的金橘,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橘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儿回去给小孩儿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鳝鱼头吧?”

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

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橘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

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邓小平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址和县农机厂看了看。

邓小平问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5公里。”

“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邓小平问。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邓小平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邓小平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

邓小平夫妇按原定计划,离开宁都,前往广昌。邓小平走访广昌

1972年12月12日,邓小平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县,进行调查走访。

邓小平以前没有来过广昌。

这次到广昌后,在下榻的县招待所,他对前来迎接的县领导孟保民和邓大德说:“过去保卫广昌,却没有到过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

在喝茶休息时,邓小平问邓大德:“那个万年亭还在不在?”

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脑南大岭夹山拗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

1934年8月5日至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高虎脑顽强抗击国民党军6个师10多次的轮番进攻,毙伤敌4000余人。

战斗中,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古亭。

邓小平当时对高虎脑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发3篇专稿,在《红星》报上发表。高度赞扬高虎脑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万年亭已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

邓小平点点头,感到有些遗憾。

他们还谈到广昌保卫战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很想到实地看看当年红军战士是怎样浴血苦战的。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明天看看广昌革命纪念馆,再到沙子岭一带看看,就更清楚了。沙子岭即现在的长生桥,往抚州方向,距广昌县城7公里。

聊到这里,邓小平问邓大德:“你姓什么?”

邓大德答:“我姓邓。”

邓小平诙谐地说:“啊,是老华,老华。”“老华”即同姓的意思。

邓小平接着问:“叫什么名字?”

“叫大德,大小的大,道德的德。”

邓小平笑了起来:“你‘大德’,我‘小平’。”

邓大德连忙说:“您是老前辈,老首长。”他请邓小平夫妇在广昌多住几天。

卓琳解释说:“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多住了,明天就走。”

当晚,广昌县委领导请邓小平夫妇,在招待所小餐厅看电影《小保管上任》。

这是一出由广昌县采茶剧团创作演出的独幕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

这部影片就像沉闷的夏夜里吹来的一丝凉风,给邓小平带来了欢乐。

电影放完后,邓大德请邓小平提提意见。

邓小平非常满意地说:“县里能拍出这个戏,很好。”

广昌是邓小平赣南之行的最后一站。

按原定计划,13日早饭后,看完纪念馆和沙子岭战场遗址,就离开广昌,前往抚州。

邓大德再次挽留邓小平多留半天。

邓小平笑着回答:“不再坐了,还要赶路呢!”

邓小平夫妇离开广昌,当天中午赶到抚州。

邓小平和卓琳与送行的同志—一握手道别。

卓琳热情地对侍卫一路的黎新泉说:“小黎子,感谢你!以后来北京,请到我们家来玩!”

邓小平他们在抚州住了两晚,参观了几家工厂。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

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

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

赣南的许多地方,邓小平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

他希望多了解一些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

可惜,这次赣南之行,邓小平没能完全如愿。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

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究是会出来的。

赣南人民和全国人民,都在翘首期盼着这一天。中央指示邓小平回京

1973 年 2 月 19 日清晨,曙光初照,大地生辉。

在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在 穿过一片闹市之后,直奔鹰潭方向。

车上坐着的,是到江西已达3年多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及其家人,内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邓小平已经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

中央已做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

汪东兴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渴望着重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邓小平,于 1972 年 8 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由汪东兴转达。

毛泽东对来信迅速作出 批示。其中写道: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的。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评价,为邓小平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转机,从而有了这次鹰潭之行。

鹰潭,地处赣东、信江中游。相传鹰潭是因境内龙头山上几株千年古樟常有雄鹰栖息,山下信江中又有一泓碧潭而得名。人云:“急流漩其中,雄鹰舞其上”。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973年2月18日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是上饶地委书记。此时,他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悄离开会场,走进办公室,拿起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详细地做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

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县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与正在鹰潭的地区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

霍凤翠表示一定照办。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便赶到鹰潭。

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草草地吃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

二人一直忙到深夜,才初步理出个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霍凤翠、汪光标来到办公室,召集常委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安排邓小平住招待所。这样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安全保卫。

招待所位于镇区东面的信江边,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围墙与市井相隔。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主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宫殿式建筑,建于50年代中期,各种设备比较齐全,安全舒适,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

与招待所相对的人民公园,原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花园和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有几株千年古樟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2月19日16时50分,两辆轿车驶入鹰潭街道,在招待所内停下。

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

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旅途颠簸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全身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一见邓小平下车,霍凤翠、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

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

邓小平下榻的219号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

晚饭后,霍凤翠向邓小平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

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也参加了交谈。

在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他讲起了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得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

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

邓小平谦虚地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

短短两句话,让人感受到老革命家邓小平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德。

谈着谈着,不觉夜已深。于是大家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儿休息。

室外,皓月当空,光照大地。

邓小平倚窗沉思良久,他边吸着烟边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习惯。

在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当黄昏日落之时,邓小平总是绕着“将军楼”,在院内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直到身体微微发汗为止。

作为曾在中央工作多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明白,此次重返北京,意味着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的机会即将来临。

从毛泽东对他原信的批示,王震托邓楠捎回的口信,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黄知真探望时的言谈中,都能揣测出毛泽东、党中央,以及不少老同志都希望他能出来工作,协助周恩来励精图治、大兴百业,重振国民经济。

此时,夜已经很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

邓小平思绪万千,忘却了一天的疲劳。他轻轻地推开房门,迈步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儿什么?”

邓小平摆了摆手,说:“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作过交待: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

于是,郑非民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出去容易着凉。”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护卫着他朝楼下走去。

邓小平刚走下阶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

邓小平摇摇头说:“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一齐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起步来。

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倒映着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遮挡住明月,院内骤然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穹,十分自信地说道:“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

半个小时之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11时许,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护送下,在鹰潭站登上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

在车厢内,霍凤翠十分歉意地对邓小平说:“首长,真对不起,我们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请您多批评。”

邓小平笑着连声回答:“不错,待如上宾,谢谢你们。”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京飞驰而去。

车速飞快、汽笛长鸣,北来的寒风已然拂面。

中国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三、赣南之行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

●邓小平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 赣南之行邓小平走访于都会昌

1972年12月7日,邓小平离开赣南的兴国县,启程到于都走访调查。

邓小平一行到达于都后,一杯热茶刚喝两口,邓小平就提出:“走,看看去吧!”

于都县委副书记李方、郑惠,县公安局局长于学彦等,陪同邓小平夫妇先来到“毛主席在于都革命活动纪念馆”。

这个纪念馆跟兴国的那个馆一样,展览内容突出宣传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九次来于都的史迹。同时,还介绍了于都地方革命斗争历史。邓小平从头至尾,细细地观看。

参观完纪念馆,邓小平夫妇又乘车绕着于都县城转了一圈,参观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旧址管屋和毛泽东长征前夕旧居何屋。还看了长征出发时,红军夜渡于都河的渡口。

在去何屋的途中,邓小平朝车窗外指了指,问:“这里原来有城墙,现在怎么没啦?”

县里的同志告诉他:“这段城墙早拆除了。”

午餐时已是13时了。席间,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我记得你们于都弹棉花被的师傅很多。当时我在于都买了一床棉被,3斤重,盖了几十年,现在还在用。”

在座的同志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很感兴趣,连忙告诉他:“于都不仅弹棉师傅很多,打铁师傅、补锅师傅也很多。弹棉锤、打铁锤、补锅锤,合起来称‘三锤’,在江南数省乃至台湾,都是出了名的。”

邓小平听了,不时地点头赞许。

15时许,邓小平怀着绵绵思恋,告别于都,赶往会昌。

傍晚时分,汽车驶入会昌城。

邓小平曾经在会昌县工作和生活了10个月。

会昌留给邓小平的印象太深刻了。40年前,他在这片红土地上施展过治党治军的才华,洒下过辛勤的汗水,留下过数不清的实实在在的脚印。

会昌县像接待贵宾一样,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县委的主要领导,都前来看望邓小平,给邓小平敬酒。

县委副书记纪清林、韩道修,向邓小平汇报了全县的情况。

在汇报中,他们谈到会昌已经发现并开采了一个大盐矿,就在周田,离县城46公里。

邓小平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明天去看看!”

邓小平在会昌当中心县委书记时,亲自体验过苏区人民缺盐的苦头。

那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在毗邻苏区的白区实行油盐专卖,计口售盐。

苏区军民虽然想了许多办法,不惜流血牺牲,从白区购进一些食盐,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家只好到处铲地脚泥、挖老墙土,自己动手熬制硝盐。这种硝盐又苦又涩,吃多了容易生病。

邓小平当时也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要是当年知道周田地下有个大盐矿,他说什么也会想办法把它开采出来。

现在听到周田办起了盐矿,邓小平当然想去看一看。

第二天早饭后,邓小平夫妇由会昌县委领导陪同,分乘4辆小车,前往周田参观。

前头引路的还是地区警卫黎新泉乘坐的“嘎斯69”。第二辆是“伏尔加”,车上除邓小平夫妇和黄文华外,还多了一位女同志,她叫徐加贞,是会昌县妇联主任,专门陪同卓琳。

徐加贞原想乘坐后面的车,是卓琳亲热地将她一把拉到了自己的车上。

汽车开出招待所大门,车上的邓小平瞧见对面的体育场人头攒动。于是,邓小平问徐加贞:“里面在干什么?”

徐加贞告诉他:“这几天正好我们县里开物资交易会。这是交易会会场。”

邓小平像发现了什么宝贝,欣喜地对卓琳说:“我们自进城后还没有逛过庙会,回来时去看一看。”他知道庙会是个热闹场所,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汇集在一起,是了解民情的好地方。

车到周田。邓小平和卓琳循着盐矿生产线看了一遍,还收下了盐矿赠送的一小袋细盐作纪念,没多作停留,就急着赶回县城。

回到县城,县里的同志对邓小平说:“我们先到老县委去看看吧!”

“老县委”就是苏区时中共会昌县委机关驻地。它在会昌城内的孔圣殿旁。邓小平任会昌县委书记时,曾在这里居住和工作过。

此时,老房子已拆除改建成县法院,只剩下一株四人合抱、枝繁叶茂的百年古榕,依然屹立在那儿。

邓小平在县委领导陪同下,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连说:“这里都变了样呀,这棵大榕树还在!我住在这里时,经常在榕树下看书看报。”

县委的同志告诉邓小平:“旁边的孔圣殿还在。”

孔圣殿当时是会昌县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于是,邓小平又到孔圣殿看了看,并在那儿休息了片刻。

从孔圣殿出来,邓小平和大家一起来到县城体育场,参观交易会。

体育场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场内四周临时搭起数十个小棚子。说是交易会,其实是县城各商业部门和全县各基层供销社,各占一个棚子,摆上参加交易的商品。场内还有一些出售馒头、油条一类食品的小摊点。

在当时商品短缺的年代,举办这样一个交易会,尽管参加交易的商品品种单调,但是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顾客。

邓小平从体育场东门悄然进入场内。他顺着摊点,挨个地询问各类商品的价格,问了棉纺问五金,问了五金问文具,还问了一些中草药材的价格。

在一个由国营饮食服务公司摆设的摊点前,一位老表正在吃馄饨。

邓小平微笑着上前与老表交谈,询问了价格。他又问一位吃粉干的老表:“你一天的工分值多少钱?”

那位老表没好气地回答:“还不到两碗粉干钱!”

邓小平听后点点头。

这样,沿着摊点从东到西,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整个交易会就都看遍了。

快要走出西门,离开交易会场时,一位眼尖的售货员突然认出了邓小平,禁不住惊呼起来:

邓小平!

话音未落,在场的人们又惊又喜,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

听到人们的呼喊,邓小平回转身,微笑着朝大家挥手致意。

上午的参观活动,邓小平了解到不少情况,他很是开心,午餐时有说有笑。

1972年12月8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先去会昌文武坝参观,然后再去瑞金。

文武坝原叫文屋坝,是个大村庄,在会昌城东北约3公里。这里原是1933年9月成立的中共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

邓小平在会昌当县委书记时,曾多次到过文武坝,还在这里参加过劳动,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

在毛泽东当年居住的屋子里,县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向他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南线和填写《清平乐·会昌》词的情况。

邓小平听完,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当时也是受排挤的。”

听了这话,在场的人们联想到邓小平现在蒙冤受屈的处境,大家都默不作声。

邓小平要离开会昌了。会昌的同志像当年送别红军一样,依依不舍地给邓小平夫妇送行,一直送到五里排,进人瑞金县境。寻访故地的白屋子

1972年12月8日,邓小平到达瑞金。

邓小平一到瑞金,瑞金县委领导同志见到他时,第一句话就说:“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欢迎您回来!”

听到这句话,邓小平感动不已,他紧握着瑞金县委领导的手,久久不放。

瑞金宾馆也有幢“一号楼”,曾是专门为毛泽东回瑞金而准备的。

邓小平夫妇被安排下榻这幢楼。

考虑到苏区时,邓小平在瑞金工作时间最长,这次安排在瑞金停留时间也最长。

9日上午参观沙洲坝。邓小平和卓琳由瑞金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潘学义等陪同,先看了毛泽东的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随后,邓小平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〇九地质大队,听取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交谈了一会儿。

按照原定安排,参观完九〇九地质大队后,就返回宾馆休息。

汽车往回开了一段路,邓小平不太满足似的问坐在车上的潘学义:“红军总政治部好像在这什么地方?”

“就在这附近的乌石垅。”潘学义说。

这时,汽车停了下来。得知去乌石垅不能通车,邓小平说:“走路去吧!”

于是,他们翻过一座小山冈,到了乌石坑村的“杨氏私祠”。这是一幢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门前一棵千年古樟,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屋后一片青松,苍翠挺拔。

邓小平站在房前看了看,连连摇头:“不是这个地方!”

原来这是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总参谋部、军委一局、作战室、机要室、秘书室等单位设在这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总政治部并不设在此处。

陪同的同志又带领邓小平走了一公里多路,来到古樟掩映的下肖村的一幢房子前。

邓小平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这是中央政治局办公地点。还不是这个地方。”

邓小平朝四周环视一遍,略略沉思片刻,问:“白屋子在哪里?”

陪同的人们答不上来。好在有几位下肖村的老人在场。老人们告诉大家:“下肖村西边约一里地有幢白房子,那就是。”

邓小平来了劲头,丢掉手中的烟头,说:“走,看看去!”

从下肖村到白屋子,要经过一片田地。田中东倒西歪的甘蔗挡住了小路。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和另一位同志,一边拨开拦路的甘蔗,一边在小路两侧护着邓小平行走。

邓小平连连示意不要扶他,踩着田间小路健步朝前走去。

小路尽头,果见一幢外墙粉白、气势恢宏的民居兀立在田地之中。

邓小平快步上前,连说:“对!对!就在这里!”

“白屋子”建于1851年,因房子后墙粉得雪白而得名。它是赣南典型的客家民居。中间的大厅分上下两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5间侧房。此时,共住有8户杨姓居民。

邓小平迈进大厅右侧小门,稍稍打量了一番,指着左侧第一个房间说:“这是总政治部秘书处办公的地方。”

邓小平又推开第二间房门,说:“我就住在这里。《红星》报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编辑的。”

瑞金纪念馆的同志感到惊讶:“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情况呀?”

邓小平继续往前走,他就像一位导游,—一地告诉大家:

“这一间是总政组织部办公室,那间是武装动员部办公室,王稼祥主任住这一间,杨尚昆副主任住另外一间……”

瑞金纪念馆经过多方调查,果然证实:

红军总政治部于1933年5月从前线迁驻此地。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此。王稼祥、贺昌、袁国平、杨尚昆、邓小平等也住在这里,直到1934年7月才移驻云石山。

大家对邓小平惊人的记忆力十分钦佩。

邓小平从白屋子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

此时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在忙着晾晒红薯粉。

邓小平随手拉过一张靠背的竹椅坐下,并从口袋中抓出一把香烟来,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吧!”

说完,邓小平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和蔼地问:“你们这里一共有几口人了?今年收成怎么样?”

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就兴奋地赶紧将分得的烟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了邓小平许多话。邓小平都一一地回答了他们。

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10多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离开白屋子时,瑞金纪念馆的刘礼青请教邓小平:“老首长,当时《红星》报有多少人?”

邓小平手一挥:“少着呢。我手下就一个通讯员,我就是编辑。”

大家一路说笑,直到12时才回到宾馆。

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又前往叶坪和云石山进行参观。

第二天,邓小平和卓琳参观瑞金的县办工业。参观瑞金县办工业

1972年12月10日上午,邓小平先看了县机床厂、电线厂,接着驱车来到红都糖厂。

糖厂领导事先安排厂生产科长黄达明,具体负责向邓小平介绍厂里的生产情况。

看到邓小平下车,黄达明赶紧上前问候:“首长好!”

“你姓什么?”邓小平一边握手一边问。

“我姓黄。”

“噢,小黄!”邓小平亲切地说。

黄达明和厂领导陪同邓小平一行,先来到厂办公楼会议室休息。

会议室的茶几上,摆好了蜜橘和糖厂自产的糖果,还泡好了加有白糖的茶水。

邓小平拈起茶几上的糖果问:“这是你们厂自己生产的吗?”

黄达明连忙回答:“是!”说完,他剥开一颗递给邓小平,说:“首长尝一尝。”

邓小平尝了一颗:“晤,蛮甜!”又喝了一口糖茶水。

黄达明剥好一个蜜橘递过去:“首长再尝尝这个。”

邓小平接过来看了看,说:“喝了糖茶,再吃橘子,嘴巴是苦的,外国人吃橘子,都用纸一个个包装好,那样才卫生。中国人穷惯了!”

说完,邓小平摇了摇头。将橘子放回茶几上。随后,他问这个厂是什么时候建的?厂里有多少工人?每个工人劳动生产率多少?都生产些什么产品?黄达明—一做了回答。

大约坐了20分钟,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小黄,走,到车间去看看。”

黄达明告诉他,从办公楼去车间,走大路有一段路。邓小平问:“有没有什么近路?”

黄达明回答:“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

邓小平笑笑:“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还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他们沿着小路先到澄清工段。要登上一段楼梯,黄达明生怕邓小平吃不消,上前扶他。

邓小平摆摆手,朗声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呢!这不是吹牛皮,干20年,没什么问题!”

邓小平信心十足地说。

邓小平一边看,一边问每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黄达明作了详细介绍。

来到酒精车间,邓小平问:“你们的酒精多少度?”

“95度。”

“多少?”邓小平没听清,又问。黄达明又说了一遍。

邓小平又问:“这种酒精做什么用呀?”

黄达明告诉他:“主要做医用和做溶剂。”

“还有一种用途你没说到,酒精还可以开汽车。”邓小平说。

“我没听说过。”黄达明坦率地回答。

邓小平说:“我在延安时坐的汽车,都是用酒精开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噢!”

邓小平说这话时,神情很深沉。

他们又来到糖果车间。车间内,有些工人在用手工包糖粒,有些工人在用机器包糖粒。

“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包多少?”邓小平问。

“80来斤吧!”黄达明答。

“机器包糖呢?”

“400来斤。”

“为什么不用机器包?”

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中国人多嘛!”

邓小平说道:“不能那样说。人多,可以安排一部分人生产,再送一部分人去学习嘛。”

随后,邓小平站下来,认真地对黄达明说:

“小黄,你们的问题就在这里!”

黄达明连连点头:“对!对!”

从糖果车间出来,邓小平意犹未尽,问:“小黄,还有哪个车间没有看?”

“还有发电房。”

邓小平还想去看看。这时,厂里的工人们听说邓小平来厂参观,都想看看这位瑞金的老书记、老首长。道路两旁挤满了人。

警卫人员怕出事,劝住了。

糖厂参观用了1小时20分。临走时,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摇下车窗玻璃,抬手将黄达明叫到车前,亲切地说:“小黄,到北京来我家玩!”

黄达明连声道:“谢谢老首长!谢谢老首长!”

邓小平握了握黄达明的手,挥手与大家告别。

10日下午,邓小平在参观县塑料厂和工艺美术厂时,出了一点小“风波”。

瑞金县塑料厂设在县城云龙桥头的廖屋坪旁边。廖屋坪有条小街,是县城的农贸市场。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虽已到下午,但是街上卖菜的、摆摊的,还有不少人。

邓小平从塑料厂参观出来,本该上车前往县工艺美术厂继续参观,但他发现路旁是个大集贸市场,便径自兴致勃勃地朝那儿走去。

邓小平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在一个卖草鞋、草饭袋子的小摊前,他停下来,伸手提起一个草饭袋子端详了一会儿,对身旁陪同的人说:“当年,我们在瑞金就是用这个煮饭吃的。好香嘞!”

在苏区时,瑞金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用这种席草编织的小袋子煮饭吃。每人将自己的定量大米放进袋子里,用绳子将袋口一扎,丢进大铁锅里煮。

这种草袋子饭香是香,可当时定量少,还要节约粮食支援前方,大家都吃不饱肚子。不过,红军都是钢铁汉,肚子不饱照样干革命。

邓小平更是个乐天派,所以说起当年的草袋子饭,其乐也融融。

街旁有家卖米酒的小店,一位老大爷倚着柜台在喝酒。

邓小平走上前去,操着四川口音与老人攀谈:“您老喝酒呀?”

老人惊愕地点点头。

“这酒是哪里产的?”

“本地产的。”

“您喝酒不要菜呀?”

老人又是点点头。

就这样走走看看,大约走了100来米远。这时,有人认出了他。

邓小平回来啦!

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街上的人们闻讯,都朝邓小平拥来。

警卫人员和县里陪同的领导,赶忙护卫着邓小平徒步前往设在县城八一路旁的县工艺美术厂,在那里参观了约40分钟。

待邓小平从厂里出来时,街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家争相一睹瑞金县老书记的风采,几乎将整个八一路都挤满了。

邓小平满面笑容,向人们挥手致意。

为了让邓小平夫妇能休息半天,11日上午没再安排参观。

邓小平利用这个时间,请县里的领导和瑞金纪念馆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

邓小平坐在长沙发上,摘下帽子,朝沙发扶手上一搁,一边吸烟,一边静静地听取瑞金县常美江汇报全县情况。

听完后,邓小平缓缓地对大家说:“瑞金的县办工业还可以,办起了一些厂子,农业还不太行。”

顿了顿,邓小平接着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大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还需要努力。”

话语虽短,却一鼎千钧。大家听得非常认真。

瑞金纪念馆负责人刘礼青,对邓小平说:“首长,您看了毛主席在瑞金的旧居,对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示意坐在身旁的常美江让开,抬手叫刘礼青坐到自己身边,说:“宣传毛泽东的活动,光看几个旧址,还不能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况。应该有个纪念馆。纪念馆宣传的内容,应该从井冈山斗争宣传到遵义会议。整个这段历史都应该宣传。”

邓小平一贯主张应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的这段话,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瑞金纪念馆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多次向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要求拨款修建新馆。

江西省文化厅陆续拨款20余万元,对瑞金纪念馆进行扩建,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充实了展览内容。邓小平走访宁都

1972年12月11日下午,邓小平与夫人卓琳,离开瑞金,前往宁都。

途中,他们顺便参观了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大柏地战斗遗址。

17时左右,邓小平他们到了宁都县委招待所。宁都县的领导王福生、肖修竹等同志,已在此等候多时。

12日早晨,县里的同志倍同邓小平夫妇前往黄陂参观调查。

黄陂是宁都县开始进行革命最早的地方,也是苏区时红军反“围剿”的重要战扬。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朱德按照“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人”战略方针,选择黄陂作为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终点。

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并和朱德等一起制定红军反“围剿”战略反攻计划,领导红军开展了广泛深人的战前动员。

在黄陂以北16公里的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动员大会时,毛泽东亲笔写下著名的军事论述: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黄陂充满着神奇的色彩。邓小平当年虽然没有亲自参加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但他对毛泽东在黄陂期间,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所创下的战争奇迹早已神往。

这次重返宁都,即使县里的同志不做安排,邓小平也会提出到那儿去看看。

汽车卷着黄尘疾驰,9时30分左右,就到了黄陂圩。邓小平和卓琳,由县委和黄陂公社负责同志陪同,乘车前往观音排村和山堂村,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

随后,又乘车到丁家排,参观了朱德总司令旧居和红军总部旧址。

参观完毕,邓小平返回设在黄陂圩的公社会议室休息。邓小平要县、社的同志谈谈情况。

当看到县、社的同志要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照念时,邓小平连忙制止。

接着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如:宁都现管辖多少公社?黄陂有多少户、多少人?多少土地?亩产多少?机耕面积多少?有几台拖拉机?标准台有几台?电力照明多少度?农民人均纯收人多少元?

邓小平一边问,县、社的同志一边回答。

问到拖拉机有多少标准台时,公社的同志搞不清什么叫“标准台”,也不懂如何折算。邓小平就耐心地做了解释。

座谈中,邓小平没有做更多的评论,只是将那些令他失望的数字,默默地记在心中。

公社从小布买回些金橘,还搞来些芝麻片、花生糖、兰花根、鲜红薯丝团等当地特产糕点,请邓小平夫妇品尝。

邓小平拈起一块芝麻片,尝了尝,说:“这个东西做工精细,又薄又脆又甜。卓琳,你可以吃点。”

卓琳尝了一片,赞许说:“确实很好吃。买点儿回去,给我们小孩儿尝尝。”

小布的金橘,鸽卵般大小,金黄金黄的。邓小平尝了一颗,连说:“这个橘子好漂亮,好看又好吃,也买点儿回去给小孩儿尝尝吧。”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邓小平是位慈父,卓琳更是位慈母。

黄陂的油炸鲜红薯丝团,别有风味。邓小平拿起一团瞧瞧,不知为何物,问:“这是鳝鱼头吧?”

人们告诉他:“这是用鲜红薯切成丝拌淀粉油炸而成的。”

邓小平咬了一口:“啊,好吃!”

临走时,黄陂公社果然送给他们20斤小布金橘和两小包芝麻片,邓小平让卓琳付钱。

公社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肯收,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卓琳,只好把钱收下。

返回县城的路上,邓小平他们还顺路到七里村江西省委旧址和县农机厂看了看。

邓小平问县里的同志:“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斜面寨?苏区时,红军攻了好久才攻下。”

县里的同志回答:“是有一个,离县城5公里。”

“斜面寨”又叫“翠微峰”,奇峰壁立,耸入云天,十分险要,是宁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能不能去看看?”邓小平问。

县里同志说不能通车。邓小平不无遗憾地说:“好,好,不去看了。”

邓小平还想去看看宁都县城的集贸市场。但随行人员怕再出瑞金城里那种“风波”。于是心愿未遂。

午饭后,稍作休息,邓小平就前往参观宁都县“毛泽东实践活动纪念馆”。

邓小平夫妇按原定计划,离开宁都,前往广昌。邓小平走访广昌

1972年12月12日,邓小平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县,进行调查走访。

邓小平以前没有来过广昌。

这次到广昌后,在下榻的县招待所,他对前来迎接的县领导孟保民和邓大德说:“过去保卫广昌,却没有到过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

在喝茶休息时,邓小平问邓大德:“那个万年亭还在不在?”

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脑南大岭夹山拗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

1934年8月5日至7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在高虎脑顽强抗击国民党军6个师10多次的轮番进攻,毙伤敌4000余人。

战斗中,彭德怀的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古亭。

邓小平当时对高虎脑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发3篇专稿,在《红星》报上发表。高度赞扬高虎脑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万年亭已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

邓小平点点头,感到有些遗憾。

他们还谈到广昌保卫战的一些情况。邓小平很想到实地看看当年红军战士是怎样浴血苦战的。

邓大德告诉邓小平,明天看看广昌革命纪念馆,再到沙子岭一带看看,就更清楚了。沙子岭即现在的长生桥,往抚州方向,距广昌县城7公里。

聊到这里,邓小平问邓大德:“你姓什么?”

邓大德答:“我姓邓。”

邓小平诙谐地说:“啊,是老华,老华。”“老华”即同姓的意思。

邓小平接着问:“叫什么名字?”

“叫大德,大小的大,道德的德。”

邓小平笑了起来:“你‘大德’,我‘小平’。”

邓大德连忙说:“您是老前辈,老首长。”他请邓小平夫妇在广昌多住几天。

卓琳解释说:“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多住了,明天就走。”

当晚,广昌县委领导请邓小平夫妇,在招待所小餐厅看电影《小保管上任》。

这是一出由广昌县采茶剧团创作演出的独幕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

这部影片就像沉闷的夏夜里吹来的一丝凉风,给邓小平带来了欢乐。

电影放完后,邓大德请邓小平提提意见。

邓小平非常满意地说:“县里能拍出这个戏,很好。”

广昌是邓小平赣南之行的最后一站。

按原定计划,13日早饭后,看完纪念馆和沙子岭战场遗址,就离开广昌,前往抚州。

邓大德再次挽留邓小平多留半天。

邓小平笑着回答:“不再坐了,还要赶路呢!”

邓小平夫妇离开广昌,当天中午赶到抚州。

邓小平和卓琳与送行的同志—一握手道别。

卓琳热情地对侍卫一路的黎新泉说:“小黎子,感谢你!以后来北京,请到我们家来玩!”

邓小平他们在抚州住了两晚,参观了几家工厂。

12月15日,邓小平夫妇回到南昌新建县望城岗寓所。

邓小平这次赣南之行,历时9天,参观访问了7个县市。

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

既了了心愿,又接触了社会,调查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

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尽管自己仍身处逆境,始终没有忘记人民。

赣南的许多地方,邓小平都想去看看,特别是想多和普通百姓们聊聊。

他希望多了解一些百姓的疾苦,多听听百姓的呼声。

可惜,这次赣南之行,邓小平没能完全如愿。

邓小平来赣南时,天空阴沉沉。

他离开赣南时,天空仍灰蒙蒙的一片,不过天际有了些许亮光。太阳终究是会出来的。

赣南人民和全国人民,都在翘首期盼着这一天。中央指示邓小平回京

1973 年 2 月 19 日清晨,曙光初照,大地生辉。

在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旁,两辆小轿车正缓缓地驶离送行的人群、向南昌市区飞驰而去。在 穿过一片闹市之后,直奔鹰潭方向。

车上坐着的,是到江西已达3年多的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及其家人,内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邓小平已经踏上了重返北京的归程。

在这之前,江西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通知:

中央已做出邓小平回京的决定。

汪东兴再三说明,邓小平这次回北京,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汪东兴指示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他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等,在江西最后一站的绝对安全。

渴望着重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邓小平,于 1972 年 8 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由汪东兴转达。

毛泽东对来信迅速作出 批示。其中写道: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的。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评价,为邓小平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转机,从而有了这次鹰潭之行。

鹰潭,地处赣东、信江中游。相传鹰潭是因境内龙头山上几株千年古樟常有雄鹰栖息,山下信江中又有一泓碧潭而得名。人云:“急流漩其中,雄鹰舞其上”。

江西省委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后,非常重视,决定由省委书记黄知真,直接通知上饶地委,让地委派人负责做好接待工作。

1973年2月18日10时许,上饶地委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电话是黄知真打来的,指名要找王瑞清。

王瑞清是上饶地委书记。此时,他正在会议室里主持地委委员会议。听说省里来电话找他,便悄悄离开会场,走进办公室,拿起话筒。

黄知真将邓小平由鹰潭返京的消息和有关接待事项详细地做了交待。并再三叮嘱王瑞清:

要绝对保密,百分之百地保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的安全。

王瑞清放下电话,考虑到地委委员会议尚未结束,一时难以脱身,遂决定由正在参加会议的地委委员、鹰潭县委书记霍凤翠赶回鹰潭,与正在鹰潭的地区秘书长林振福一起,全权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霍凤翠爽快地接受任务,并问还有什么要求?王瑞清郑重告诉他:“一要安全,绝对安全;二要保密,严格保密;三要热情周到。”

霍凤翠表示一定照办。重任在身的霍凤翠一路兼程,天黑时分便赶到鹰潭。

回到家里,霍凤翠顾不上休息,草草地吃了几口饭,便匆匆来到武装部政委汪光标家,共商接待事宜。

二人一直忙到深夜,才初步理出个头绪。

第二天一大早,霍凤翠、汪光标来到办公室,召集常委开个简短的碰头会,决定安排邓小平住招待所。这样既便于保密,又利于安全保卫。

招待所位于镇区东面的信江边,一堵用青砖砌成的围墙与市井相隔。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主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宫殿式建筑,建于50年代中期,各种设备比较齐全,安全舒适,曾接待过许多党政军领导。

与招待所相对的人民公园,原为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家的花园和屯兵藏宝的库房,园内有几株千年古樟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2月19日16时50分,两辆轿车驶入鹰潭街道,在招待所内停下。

身着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稳健地下了车。

这位年近70高龄、经受数小时旅途颠簸的老人,看上去依旧精神饱满,目光炯炯,全身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一见邓小平下车,霍凤翠、林振福连忙上前,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诚挚地问候:“首长,一路上辛苦啦!”

当听到“首长”的称呼时,邓小平平静地说:“还是喊我老邓吧!习惯了,这样亲切些。”

老人的和蔼可亲,令霍凤翠、林振福由衷地敬佩。

邓小平下榻的219号客房,是主楼最东头的一个大套间。这里凭窗眺望,能清楚地看到对面公园里那几株千年古樟。

晚饭后,霍凤翠向邓小平简要介绍了鹰潭地名的由来和地方工业、驻军等情况。

省慰问团上饶分团负责人朱开铨、莫循等人也参加了交谈。

在交谈中,邓小平听说朱开铨是瑞金人,感到很亲切,话也多了些。他讲起了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遇到的一些人和事。

当得知莫循曾在中原局工作,参加过创办《中原日报》,任过副总编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谈起淮海战役。他说:“淮海战役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不曾有,世界上也未有过。”

大家称赞道:“这是首长指挥有方。”

邓小平谦虚地说:“不,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

短短两句话,让人感受到老革命家邓小平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德。

谈着谈着,不觉夜已深。于是大家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点儿休息。

室外,皓月当空,光照大地。

邓小平倚窗沉思良久,他边吸着烟边在屋内来回踱步。这已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习惯。

在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当黄昏日落之时,邓小平总是绕着“将军楼”,在院内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直到身体微微发汗为止。

作为曾在中央工作多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明白,此次重返北京,意味着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的机会即将来临。

从毛泽东对他原信的批示,王震托邓楠捎回的口信,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黄知真探望时的言谈中,都能揣测出毛泽东、党中央,以及不少老同志都希望他能出来工作,协助周恩来励精图治、大兴百业,重振国民经济。

此时,夜已经很深了,楼上楼下一片寂静。

邓小平思绪万千,忘却了一天的疲劳。他轻轻地推开房门,迈步朝楼下走去。

正在楼上值班的服务员郑非凤听到门响,连忙从值班室出来,迎着邓小平问道:“首长,您需要点儿什么?”

邓小平摆了摆手,说:“什么都不要,只想随便走走。”

郑非凤一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上级已作过交待:为保密、安全起见,不要让首长随便外出。

于是,郑非民委婉地劝道:“首长,天气很冷,外边又有霜露,出去容易着凉。”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怕,已经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

郑非凤不好再坚持了,只是远远地跟在邓小平身后,护卫着他朝楼下走去。

邓小平刚走下阶梯,负责内保的上饶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快步上前,准备搀扶。

邓小平摇摇头说:“我看得清路,不用扶。”

刘树兴陪伴邓小平一齐出了主楼大门,在院内散起步来。

冷风扑面,寒意甚浓。皎月下倒映着邓小平稳健的身影,沉寂的四周不时回响起邓小平轻微的脚步声。

忽然间,一片乌云遮挡住明月,院内骤然暗淡下来。刘树兴赶紧劝道:“首长,月亮已经被云遮住了,还是早点回房休息吧!”

邓小平扬起头,望了望变幻莫测的天穹,十分自信地说道:“不要紧,月亮马上就会出来的。”

半个小时之后,邓小平上楼休息,院内又回到先前的寂静中。

2月20日11时许,邓小平一家在林振福、霍凤翠的护送下,在鹰潭站登上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

在车厢内,霍凤翠十分歉意地对邓小平说:“首长,真对不起,我们的接待工作没有做好,请您多批评。”

邓小平笑着连声回答:“不错,待如上宾,谢谢你们。”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列车缓缓地驶出鹰潭站,朝着北京飞驰而去。

车速飞快、汽笛长鸣,北来的寒风已然拂面。

中国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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