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3 19:47:52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的政治十分黑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紧侵略中国,并有独占中国的趋势。这损害了美、英等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战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1921年底至1922年初,由美国发起,帝国主义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是各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约。这样,中国又回到由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进一步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努力探索。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任务,就是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大会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大会还指出,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

大会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的纲领是:(一)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早在“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于1921年8月中旬,在上海成立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把革命斗争的重心放到了发展工人运动上。10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长沙成立。毛泽东担任分部主任。根据“一大”所确定的工作重点,毛泽东一面在湖南发展党团组织,宣传革命理论,同时领导湖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人运动。

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首先做了湖南劳工会的工作。湖南劳工会是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于1920年11月21日在长沙成立。它的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

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压下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强权、一切政府,一切法律,主张绝对自由平等,很容易得到人们的拥护。因此,劳工会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劳工会成立初期,其成员多半是各工业学校的学生,后来在长沙第一纱厂、造币厂、黑冶炼厂和缝纫、泥木、理发工人中,也发展了一些会员。到1921年末,会员达到4~5千人,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斗争,但这种斗争往往被一些社会上层人物所利用。

为了帮助劳工会及其领袖黄爱、庞人铨克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引导工人运动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做他们的争取工作。

毛泽东仔细地了解了劳工会的内部情况,看到劳工会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劳工会的领袖黄爱、庞人铨是纯洁、正直、勇敢和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青年,在工人中有相当高的威信。于是,毛泽东先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除指定专人与黄、庞保持联系,自己还多次和黄、庞恳切交谈。

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黄、庞的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1921年11月21日,是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与黄、庞商议劳工会改组事宜,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热情赞扬“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同时又对劳工会的改组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异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工会组织是要是民主产生的办事机构,人员要精干,“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大多分部太繁也要不得”;三是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文章最后以“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口号,鼓励劳工会会员进行新的战斗。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黄、庞2人的赞同和采纳,随后,他们即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会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由这三个部的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黄爱任书记部委员,庞人铨任教育部委员,张理全任组织部委员。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还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按照产业或行业联合的原则,改组了基层组织,先后成立土木、机械、印刷等10多个工会。会员也开始缴纳会费。劳工会从此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1921年11月,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太平洋会议。12月25日,根据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1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了反对太平洋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黄爱任大会主席,庞人铨任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大会揭露太平洋会议是强盗分赃会议,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际资本主义”、“我们的朋友在俄国”、“世界是工人的世界”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黄爱、庞人铨英勇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亲自率领大队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据当时记者报道:“他们那种震地惊天、掀波撼岳的高叫,实在很可以表现湖南民族的刚毅伟大的精神啊!他们那雪片似的传单,不下30余种,20万份,飞布全城。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会议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次由劳工会出面举行的反对太平洋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全国影响很大。它充分表明,黄、庞所领导的湖南劳工会,已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跳出了经济斗争的小圈子。

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影响,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1921年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16日,黄爱、庞人铨因为支持湖南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而遭到军阀赵恒惕逮捕,翌日晨,即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时,庞人铨被刽子手一刀两断,身首异处。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黄、庞遇难的噩耗传来,毛泽东悲愤万分。他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并通电全国。为了冲破赵恒惕的舆论封锁,毛泽东将李立三从安源调回长沙,指示他到常德,动员黄爱60多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恒惕的罪行。于是赵恒惕惨杀黄、庞的详情及其罪恶,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报纸上披露无遗。随后,毛泽东自己也借赴上海之机,帮助流亡在上海的湖南劳工会会员,组织反赵运动。在上海,他主持了黄、庞的追悼大会,动员国内名流学者,抗议赵恒惕的残暴行径。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为追悼两位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牺牲者,李达、王会悟送的挽联是:“第一把交椅,两位抢先坐去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努力夺回来。”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友情甚深。周恩来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的消息,悲愤地写下了《生死别离》一诗,表达了要为“共产花开”,不怕流血牺牲的决心。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又说:“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

在全国一片反赵声浪中,赵恒惕声名狼藉。尽管他恼羞成怒,企图伺机迫害毛泽东,但又碍于舆论的压力,不敢下手,毛泽东则是坦然处之,继续领导湖南工人阶级展开新的战斗。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党组织和湖南分部的发动下,先后爆发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中共二大定党纲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的政治十分黑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紧侵略中国,并有独占中国的趋势。这损害了美、英等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战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1921年底至1922年初,由美国发起,帝国主义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是各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约。这样,中国又回到由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如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进一步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努力探索。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任务,就是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大会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大会还指出,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

大会规定,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的纲领是:(一)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早在“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于1921年8月中旬,在上海成立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把革命斗争的重心放到了发展工人运动上。10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长沙成立。毛泽东担任分部主任。根据“一大”所确定的工作重点,毛泽东一面在湖南发展党团组织,宣传革命理论,同时领导湖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工人运动。

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首先做了湖南劳工会的工作。湖南劳工会是受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于1920年11月21日在长沙成立。它的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

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压下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强权、一切政府,一切法律,主张绝对自由平等,很容易得到人们的拥护。因此,劳工会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劳工会成立初期,其成员多半是各工业学校的学生,后来在长沙第一纱厂、造币厂、黑冶炼厂和缝纫、泥木、理发工人中,也发展了一些会员。到1921年末,会员达到4~5千人,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斗争,但这种斗争往往被一些社会上层人物所利用。

为了帮助劳工会及其领袖黄爱、庞人铨克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引导工人运动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做他们的争取工作。

毛泽东仔细地了解了劳工会的内部情况,看到劳工会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劳工会的领袖黄爱、庞人铨是纯洁、正直、勇敢和具有一定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青年,在工人中有相当高的威信。于是,毛泽东先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除指定专人与黄、庞保持联系,自己还多次和黄、庞恳切交谈。

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黄、庞的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1921年11月21日,是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与黄、庞商议劳工会改组事宜,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热情赞扬“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同时又对劳工会的改组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异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工会组织是要是民主产生的办事机构,人员要精干,“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大多分部太繁也要不得”;三是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文章最后以“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口号,鼓励劳工会会员进行新的战斗。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黄、庞2人的赞同和采纳,随后,他们即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会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由这三个部的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黄爱任书记部委员,庞人铨任教育部委员,张理全任组织部委员。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还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按照产业或行业联合的原则,改组了基层组织,先后成立土木、机械、印刷等10多个工会。会员也开始缴纳会费。劳工会从此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1921年11月,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太平洋会议。12月25日,根据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1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了反对太平洋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黄爱任大会主席,庞人铨任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大会揭露太平洋会议是强盗分赃会议,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际资本主义”、“我们的朋友在俄国”、“世界是工人的世界”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黄爱、庞人铨英勇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亲自率领大队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据当时记者报道:“他们那种震地惊天、掀波撼岳的高叫,实在很可以表现湖南民族的刚毅伟大的精神啊!他们那雪片似的传单,不下30余种,20万份,飞布全城。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会议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次由劳工会出面举行的反对太平洋会议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全国影响很大。它充分表明,黄、庞所领导的湖南劳工会,已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跳出了经济斗争的小圈子。

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影响,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1921年冬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1月16日,黄爱、庞人铨因为支持湖南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而遭到军阀赵恒惕逮捕,翌日晨,即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时,庞人铨被刽子手一刀两断,身首异处。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黄、庞遇难的噩耗传来,毛泽东悲愤万分。他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并通电全国。为了冲破赵恒惕的舆论封锁,毛泽东将李立三从安源调回长沙,指示他到常德,动员黄爱60多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恒惕的罪行。于是赵恒惕惨杀黄、庞的详情及其罪恶,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报纸上披露无遗。随后,毛泽东自己也借赴上海之机,帮助流亡在上海的湖南劳工会会员,组织反赵运动。在上海,他主持了黄、庞的追悼大会,动员国内名流学者,抗议赵恒惕的残暴行径。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为追悼两位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牺牲者,李达、王会悟送的挽联是:“第一把交椅,两位抢先坐去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努力夺回来。”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友情甚深。周恩来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的消息,悲愤地写下了《生死别离》一诗,表达了要为“共产花开”,不怕流血牺牲的决心。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又说:“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

在全国一片反赵声浪中,赵恒惕声名狼藉。尽管他恼羞成怒,企图伺机迫害毛泽东,但又碍于舆论的压力,不敢下手,毛泽东则是坦然处之,继续领导湖南工人阶级展开新的战斗。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党组织和湖南分部的发动下,先后爆发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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