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3 19:47:53

斗争首先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17000人。安源煤矿是日、德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管理采用封建把头制。安源路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和生活状况非常困苦。矿工每天劳动长达12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发生冒顶、穿水和瓦斯爆炸等严重事故,致使工人不断伤亡。矿长和封建把头时常无故打骂工人,甚至滥用私刑。当时安源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这些民谣就是安源工人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安源路矿是一个充满着阶级仇恨和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的地方,也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毛泽东非常关心安源路矿工人。早在1920年11月,他第一次到安源考察时,就注意到安源矿工这一大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初步调查、了解了安源工人的情况。

湖南党组织建立以后,毛泽东对安源的工人运动更加重视,感到这里工人力量集中,阶级压迫深重,真是到处布满了干柴,决定把这里作为革命的突破口。

1921年秋冬,毛泽东先后两次到安源,深入又黑又脏的煤井和又矮又破的工人宿舍,和工人交朋友,了解工人的疾苦和要求,启发工人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吃人的剥削者,创造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几十年后,安源老工人对毛泽东到安源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掌子面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我们叫它“火焰山”;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我们叫它“水牢”。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口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同志到了掌子面,看见工人一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是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我们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们悲愤地告诉他: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三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赤身裸体,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们的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了对我们工人无限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愤慨。他说: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这天下午,天气非常燥热,毛泽东同志又来到锅炉房。这儿没有凳子,一个工人搬了一个木头墩子,正要用汗巾去擦上面的炉灰,毛泽东同志一把拉住说:“不用擦,你们坐得,我也坐得”。说着就坐下来与司炉工交谈。当一个工人去撬火加煤时,毛泽东同志也起身走到炉前,接过撬火铁棍,亲自帮助操作。工人说:“毛先生,温度太高,你歇着吧。”毛泽东同志笑了笑说:“你们成天在这里干活,我试一回还不行吗?”毛泽东同志劳动了一阵后,又关切地询问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

1921年冬天那次去安源,毛泽东是和李立三等人一同去的。

从安源回到长沙后,年底,毛泽东就派李立三和蔡增准到安源开辟工作。后来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李立三动身去安源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现在作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合法,必须先站稳脚跟。”因此,他提出,要利用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进行活动,要与地方上比较开明的人士取得联络,通过地方政府取得合法地位。于是,李立三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来到安源,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当时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举人出身的人,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去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他的“青睐”,很快批准立案,他并把这篇“四六体”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由此,取得了开展平民教育的合法手续。

1922年1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有60多人参加,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校址设在安源五福巷。李立三、蔡增准担任教员。他们就在这种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开展工人运动,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同时,还常与各处工友进行联系。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组织工人。两三个月后,随着工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开始筹备安源工人统一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到5月1日之前,先后召开三次筹备会,并由李立三、朱少连等10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取得合法地位,而后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这一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会后举行了游行,并散发传单,宣传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意义,晚间召开文艺大会,演出新剧,以示祝贺。

毛泽东在长沙得知这个消息后,为安源工人阶级这支新生革命力量的崛起而感到无限喜悦。1922年5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听取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汇报。会上,当毛泽东听到安源工人在“五一”这天,高呼口号,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时,不时地点头,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工人们发动起来了!觉悟也提高了!”毛泽东问“五·一”游行时喊了些什么口号。当听说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说,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毛泽东还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共产党如今没有公开,你们急急忙忙地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我们开始做工作,一定要稳当,好比造房子,现在才打墙脚,还没有砌墙架屋。等到房梁搭好,安上了玻璃,油漆了,那时就把门大大地打开。现在要紧的是,先把大家组织起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注意斗争策略,首先千方百计为工人说话办事。他们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同工人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安源路矿工人在湖北汉阳钢铁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而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的鼓舞下,面对路矿两局几个月来拖欠工人几成工资不发,不满情绪迅速增长。于是,“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

这时,路矿当局逐渐觉察俱乐部含有“其他作用”,而企图解散俱乐部,驱逐其领导人。他们散布谣言,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立即解散,扬言要赶朱少连出境,并威胁蒋先云,如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哪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俱乐部还就路矿当局的恐吓及汉阳钢铁厂罢工胜利事件,每日分几处演讲,日夜向工人宣传,前来听演讲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加入俱乐部的人,每天有数十人之多。

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的负责人,分析了安源的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共同研究罢工方案。会上,毛泽东对罢工做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求大力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

为了加强罢工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离开安源时,给当时不在安源的李立三写信,要他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同时进一步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指出一定要以“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同情,鼓励全体工人作义无反顾的斗争。李立三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于9月赶回了安源。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也受毛泽东的委派,于11日到达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和组织这次罢工。

路矿当局得知即将发生大罢工的消息后,扬言要调来军队,并提出立即解散俱乐部。俱乐部决定给以反击,9月11日,向路矿当局提出三项条件,限两日内答复,否则举行罢工。这三项条件是:

(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用费200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发清。

当局见工人态度强硬,当即承认第一、第二两项,第三项则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13日,当局仍无答复,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到俱乐部。根据这一情况,俱乐部立即作出了大罢工的决定,并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

安源路矿大罢工

斗争首先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17000人。安源煤矿是日、德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管理采用封建把头制。安源路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和生活状况非常困苦。矿工每天劳动长达12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发生冒顶、穿水和瓦斯爆炸等严重事故,致使工人不断伤亡。矿长和封建把头时常无故打骂工人,甚至滥用私刑。当时安源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这些民谣就是安源工人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安源路矿是一个充满着阶级仇恨和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的地方,也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毛泽东非常关心安源路矿工人。早在1920年11月,他第一次到安源考察时,就注意到安源矿工这一大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初步调查、了解了安源工人的情况。

湖南党组织建立以后,毛泽东对安源的工人运动更加重视,感到这里工人力量集中,阶级压迫深重,真是到处布满了干柴,决定把这里作为革命的突破口。

1921年秋冬,毛泽东先后两次到安源,深入又黑又脏的煤井和又矮又破的工人宿舍,和工人交朋友,了解工人的疾苦和要求,启发工人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吃人的剥削者,创造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几十年后,安源老工人对毛泽东到安源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掌子面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我们叫它“火焰山”;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我们叫它“水牢”。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口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同志到了掌子面,看见工人一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是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我们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们悲愤地告诉他: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三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赤身裸体,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们的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了对我们工人无限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愤慨。他说: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这天下午,天气非常燥热,毛泽东同志又来到锅炉房。这儿没有凳子,一个工人搬了一个木头墩子,正要用汗巾去擦上面的炉灰,毛泽东同志一把拉住说:“不用擦,你们坐得,我也坐得”。说着就坐下来与司炉工交谈。当一个工人去撬火加煤时,毛泽东同志也起身走到炉前,接过撬火铁棍,亲自帮助操作。工人说:“毛先生,温度太高,你歇着吧。”毛泽东同志笑了笑说:“你们成天在这里干活,我试一回还不行吗?”毛泽东同志劳动了一阵后,又关切地询问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

1921年冬天那次去安源,毛泽东是和李立三等人一同去的。

从安源回到长沙后,年底,毛泽东就派李立三和蔡增准到安源开辟工作。后来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李立三动身去安源时,毛泽东对他说:“我们现在作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合法,必须先站稳脚跟。”因此,他提出,要利用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进行活动,要与地方上比较开明的人士取得联络,通过地方政府取得合法地位。于是,李立三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来到安源,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当时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举人出身的人,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去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他的“青睐”,很快批准立案,他并把这篇“四六体”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由此,取得了开展平民教育的合法手续。

1922年1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有60多人参加,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校址设在安源五福巷。李立三、蔡增准担任教员。他们就在这种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开展工人运动,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同时,还常与各处工友进行联系。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组织工人。两三个月后,随着工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开始筹备安源工人统一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到5月1日之前,先后召开三次筹备会,并由李立三、朱少连等10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取得合法地位,而后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这一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会后举行了游行,并散发传单,宣传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意义,晚间召开文艺大会,演出新剧,以示祝贺。

毛泽东在长沙得知这个消息后,为安源工人阶级这支新生革命力量的崛起而感到无限喜悦。1922年5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听取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汇报。会上,当毛泽东听到安源工人在“五一”这天,高呼口号,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时,不时地点头,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工人们发动起来了!觉悟也提高了!”毛泽东问“五·一”游行时喊了些什么口号。当听说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说,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毛泽东还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共产党如今没有公开,你们急急忙忙地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我们开始做工作,一定要稳当,好比造房子,现在才打墙脚,还没有砌墙架屋。等到房梁搭好,安上了玻璃,油漆了,那时就把门大大地打开。现在要紧的是,先把大家组织起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注意斗争策略,首先千方百计为工人说话办事。他们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同工人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安源路矿工人在湖北汉阳钢铁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而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的鼓舞下,面对路矿两局几个月来拖欠工人几成工资不发,不满情绪迅速增长。于是,“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

这时,路矿当局逐渐觉察俱乐部含有“其他作用”,而企图解散俱乐部,驱逐其领导人。他们散布谣言,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立即解散,扬言要赶朱少连出境,并威胁蒋先云,如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哪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俱乐部还就路矿当局的恐吓及汉阳钢铁厂罢工胜利事件,每日分几处演讲,日夜向工人宣传,前来听演讲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加入俱乐部的人,每天有数十人之多。

9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的负责人,分析了安源的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共同研究罢工方案。会上,毛泽东对罢工做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求大力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

为了加强罢工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离开安源时,给当时不在安源的李立三写信,要他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同时进一步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指出一定要以“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同情,鼓励全体工人作义无反顾的斗争。李立三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于9月赶回了安源。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也受毛泽东的委派,于11日到达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和组织这次罢工。

路矿当局得知即将发生大罢工的消息后,扬言要调来军队,并提出立即解散俱乐部。俱乐部决定给以反击,9月11日,向路矿当局提出三项条件,限两日内答复,否则举行罢工。这三项条件是:

(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用费200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发清。

当局见工人态度强硬,当即承认第一、第二两项,第三项则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13日,当局仍无答复,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到俱乐部。根据这一情况,俱乐部立即作出了大罢工的决定,并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

点击获取下一章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