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3 19:47:53

施洋,字伯高,号万里,出生于湖北竹山西乡的一个书香人家。早年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曾在家乡创办国民学校。1914年入湖北警察学校;1915年继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以甲等第1名的成绩毕业。1918年开始执行律师事务,并以其过人的机智、雄辩的口才、崇高的声望当选为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1921年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及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初,被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聘为法律顾问;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但担任了武汉地区所有工会的法律顾问。由于他时时处处为工人利益着想,为工人说话,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劳工律师”。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潮高涨。1922年上半年,京汉铁路的长辛店、保定、正定、郑州、信阳、江岸等16个主要地区先后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为了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定把全路近3万名工人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施洋积极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聘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问。

在1923的2月1日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时,施洋以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的领导工作。

1月30日晚,施洋在欢送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说,然后同代表们一起乘车北上。

军阀吴佩孚禁止总工会成立的消息传来,施洋在信阳车站站台上大声疾呼:“工友们!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国的约法上明白规定。我们工人创造甚大,在人民中占主要地位,为什么不能享受约法上之自由?”他号召工友们:“当此大敌之前,当然有进无退,善自防卫。”施洋在驻马店等地也作了充满激情的演说,动员广大铁路工人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而斗争。

2月1日,施洋和各地代表、来宾不顾军警的阻挠破坏,冲破军警的防线,直奔开会地点——普乐园。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上,施洋发表演说,愤怒声讨和揭露了军阀吴佩孚摧残工会的野蛮暴行,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革命万岁!”等口号。当晚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京汉全路总同盟罢工,以反抗反动派的武力干涉;并决定总工会由郑州迁到汉口江岸办公。会议还决定施洋和林祥谦等武汉方面代表连夜乘车返汉。途中,施洋利用停车时间,向欢迎的人群进行宣传,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

2月4日上午,按照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命令,开始了京汉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当天,施洋以法律顾问身份出席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代表会议。根据会议决定,施洋顾问负责联系各报馆编辑出版罢工的“号外”,争取各界同情,壮大罢工声势;还和同志们分头动员各工会、学校和社会团体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声援罢工斗争。

2月6日上午,在江岸工会门前,举行了万人慰问大会,施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指出,这次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为了打倒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解除共同的压迫,求得共同的幸福。他号召工人“一定要坚持斗争,不胜利决不上工!”会后,他与林祥谦等率领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支万人游行队伍,由江岸福建街出发,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动专政万岁!”等口号,英勇无畏地经过日、德、法、英等帝国主义在汉口的租界。

罢工期间,正值寒冬时节,施洋经常顾不上吃饭、休息,冒着刺骨的北风,夜以继日地四处奔走,又是演讲,又是募捐,又是发表紧急宣言,鼓励工友们去夺取罢工斗争的胜利。

就在此时,麇集在英国驻汉领事馆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们,与他们的爪牙吴佩孚、肖耀南正进行密谋策划,要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大屠杀,要对施洋等人下毒手。风声传来,有人劝施洋躲避一下,他坚定地表示:要和工人们在一起坚持斗争,绝不后退。在施洋被捕的前一天晚上,他回到家中,吃完饭,问他的夫人:“怕不怕?”夫人说:“不怕。”施洋高兴地说:“对!斗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

2月7日下午5时,反动派开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了。32名工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等同志壮烈牺牲。当晚,施洋回到家中,正在一楼卧室里烧毁一些重要文件时,突然有十几个便衣警察,象一群恶狼一样,闯了进来。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用手枪对着施洋说:“敝厅长请先生去有几句话说。”施洋冷笑道:“贵厅长是谁?倒请起我来了,怪事!”那家伙把眼一瞪,恶狠狠地说:“敝厅长就是汉口警察厅长,奉督军命令请你的,你还不明白吗?不要多说,赶快跟我一路走!”施洋早已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便毫不畏怯地站起来,把手中的报纸一丢,大声喝道:“往哪里去?我没有犯法,无论到哪里,都不怕!”说罢,便昂首阔步地同那伙警察一道走了。

施洋被捕时,住宅大门外站满了警察,不许任何人跟着出去。施洋的夫人见此情景,就把藏在梳妆盒里的秘密文件拿出来,用包头藏在头上,装扮成四川保姆的样子,从凉台爬到隔壁大同旅社的凉台上,从旅社走出来,到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创办的《真报》馆,把文件交给组织,报告了施洋被捕的消息。武汉党组织、各工团、学联等团体多方设法营救施洋。

施洋被押进汉口警察厅的一间小房后,便大声质问:“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看守回答说:“可能是为工人罢工的事,请你来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施洋说:“那是太看得起我了!罢工潮流,传遍了全世界,我是什么人,就能解决?”施洋在这里停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由两名便衣警官、6名武装警察押过江到湖北陆军审判处。在小火轮上,施洋对警察说:“中国全体人民,无论是谁,均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我们要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万万不能自相残杀,让洋人坐收渔人之利。”一位警察感动得流泪。在狱中,施洋被戴上沉重的镣铐,行动艰难,却感到这是“蓄精养锐之机会,钻研锻炼之良辰,所以觉其乐,而不觉其苦也……为得执行法律而被坐牢或杀害,就是求仁得仁。”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数千字的《伯高狱中七日记》,详细记载了被捕的经过、狱中生活和反动派的残暴。

2月8日下午4时,施洋律师在审讯室大义凛然地驳斥敌人说:“救国运动为合法行为,农工商学各界,既然能先后参加运动,律师又为什么不可以参加呢?对于贫苦工人或工会与人有诉讼事件来委托我,不过在法律范围之内,本律师应有之职权。代拟诉讼或书状,有何犯罪之有!你们秘密地逮捕我,侵犯我的自由,这是非法的行为,你们才是犯了法!”驳得敌人张口结舌。施洋又抗议说:“第一,施洋没有犯法,就算犯了法,但不是军人,不是江洋大盗,应当由地方审判厅来处理,陆军审判处没有权力过问,这是你们首先乱了法,在法律上要负相当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这样沉重的脚镣手铐,在世界文明国家早已废弃不用,况且在这里,外有石墙铁网,内有军队林立,绝无逃脱之可能;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这样的牢狱里,已够威风了,又钉上这样重的镣铐,是不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敌人理屈词穷,只好把施洋的脚镣手铐去掉。

2月9日7时,施洋起床后草拟了一个约两千字的“供状”,声明自己无罪。他还为同狱的难友们申请筹划农历年关福利,组织难友反抗黑暗的监狱制度。

13日,施洋写了一首“监狱乐”的诗:“人人都说监狱苦,我坐监狱反觉乐,不要钱的衣给我穿个鼓堆堆,不要钱的饭给我饱个肚儿圆。”来发抒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4日,吴佩孚电令湖北督军肖耀南:“不杀施洋,京汉路不能通车。”要肖耀南将施洋秘密处死。

15日7时,北风呼啸,乌云密布。施洋被押到武昌洪山脚下。临刑前,执法官假惺惺地问:“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施洋声色俱厉地讲:“中国就是我的家,我有什么信可写!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执法官被弄得狼狈不堪,连忙气急败坏地狂叫:“开枪!开枪!”施洋面对刽子手振臂高呼:“劳工万岁!”刽子手惊慌失措,连忙开枪,施洋傲然屹立,继续高呼“劳工万岁!”壮烈牺牲。施洋牺牲时年仅34岁。

共产党员林祥谦,当时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他生于1892年,福建闽绻人。1912年进京汉铁路江岸机器厂做工。

1922年1月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财务干事,同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英勇就义,当时汉口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林祥谦被湖北督军府参谋和张厚生杀害的经过:

“林君被捕后,也捆在江岸车站与先捆在电杆上受毒打的工友们在一起。张厚生乃命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令,林君不允,张乃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君抗声回答:“不上”!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是不可上的!”

张复命砍一刀,此时鲜血溅地,林君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

林君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等大怒,未待林君话完,立命枭首示众。一个轰轰烈烈的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就此慷慨成仁了!

“二·七”惨案告诉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而凶残的,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是无法战胜敌人的。

“二·七”惨案之后,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由于毛泽东与中共湘区委员会利用军阀赵恒惕“省宪”中言论、结社自由的条文,以合法形式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加之赵也因自从杀害黄、庞后,人民反抗激烈,才不得不暂时减轻压迫。因而,湖南工人运动一时没有受到挫折。

但是,赵恒惕是不会坐视湖南的工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他一面收买行会中的封建把头,和新工会对立,想尽各种办法来破坏行会工人新工会,压迫产业工人的工会;一面于1923年4月,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毛泽东并不惊慌,在党内同志的掩护下,他从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了湖南党的全盘工作,并向党中央派来接任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介绍了全区的工作情况,在“通缉令”下达半个月之后,于4月下旬才离开湖南,绕道上海,前往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结束了他“两年工人运动”的生涯。

施洋怒斥刽子手

施洋,字伯高,号万里,出生于湖北竹山西乡的一个书香人家。早年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曾在家乡创办国民学校。1914年入湖北警察学校;1915年继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以甲等第1名的成绩毕业。1918年开始执行律师事务,并以其过人的机智、雄辩的口才、崇高的声望当选为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1921年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及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初,被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聘为法律顾问;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但担任了武汉地区所有工会的法律顾问。由于他时时处处为工人利益着想,为工人说话,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劳工律师”。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潮高涨。1922年上半年,京汉铁路的长辛店、保定、正定、郑州、信阳、江岸等16个主要地区先后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为了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决定把全路近3万名工人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施洋积极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聘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问。

在1923的2月1日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时,施洋以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的领导工作。

1月30日晚,施洋在欢送会上,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说,然后同代表们一起乘车北上。

军阀吴佩孚禁止总工会成立的消息传来,施洋在信阳车站站台上大声疾呼:“工友们!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国的约法上明白规定。我们工人创造甚大,在人民中占主要地位,为什么不能享受约法上之自由?”他号召工友们:“当此大敌之前,当然有进无退,善自防卫。”施洋在驻马店等地也作了充满激情的演说,动员广大铁路工人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而斗争。

2月1日,施洋和各地代表、来宾不顾军警的阻挠破坏,冲破军警的防线,直奔开会地点——普乐园。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上,施洋发表演说,愤怒声讨和揭露了军阀吴佩孚摧残工会的野蛮暴行,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革命万岁!”等口号。当晚总工会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自2月4日起,举行京汉全路总同盟罢工,以反抗反动派的武力干涉;并决定总工会由郑州迁到汉口江岸办公。会议还决定施洋和林祥谦等武汉方面代表连夜乘车返汉。途中,施洋利用停车时间,向欢迎的人群进行宣传,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

2月4日上午,按照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命令,开始了京汉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当天,施洋以法律顾问身份出席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代表会议。根据会议决定,施洋顾问负责联系各报馆编辑出版罢工的“号外”,争取各界同情,壮大罢工声势;还和同志们分头动员各工会、学校和社会团体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声援罢工斗争。

2月6日上午,在江岸工会门前,举行了万人慰问大会,施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指出,这次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为了打倒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解除共同的压迫,求得共同的幸福。他号召工人“一定要坚持斗争,不胜利决不上工!”会后,他与林祥谦等率领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支万人游行队伍,由江岸福建街出发,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动专政万岁!”等口号,英勇无畏地经过日、德、法、英等帝国主义在汉口的租界。

罢工期间,正值寒冬时节,施洋经常顾不上吃饭、休息,冒着刺骨的北风,夜以继日地四处奔走,又是演讲,又是募捐,又是发表紧急宣言,鼓励工友们去夺取罢工斗争的胜利。

就在此时,麇集在英国驻汉领事馆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们,与他们的爪牙吴佩孚、肖耀南正进行密谋策划,要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大屠杀,要对施洋等人下毒手。风声传来,有人劝施洋躲避一下,他坚定地表示:要和工人们在一起坚持斗争,绝不后退。在施洋被捕的前一天晚上,他回到家中,吃完饭,问他的夫人:“怕不怕?”夫人说:“不怕。”施洋高兴地说:“对!斗争总是要流血的,这没有什么可怕。”

2月7日下午5时,反动派开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了。32名工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等同志壮烈牺牲。当晚,施洋回到家中,正在一楼卧室里烧毁一些重要文件时,突然有十几个便衣警察,象一群恶狼一样,闯了进来。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用手枪对着施洋说:“敝厅长请先生去有几句话说。”施洋冷笑道:“贵厅长是谁?倒请起我来了,怪事!”那家伙把眼一瞪,恶狠狠地说:“敝厅长就是汉口警察厅长,奉督军命令请你的,你还不明白吗?不要多说,赶快跟我一路走!”施洋早已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便毫不畏怯地站起来,把手中的报纸一丢,大声喝道:“往哪里去?我没有犯法,无论到哪里,都不怕!”说罢,便昂首阔步地同那伙警察一道走了。

施洋被捕时,住宅大门外站满了警察,不许任何人跟着出去。施洋的夫人见此情景,就把藏在梳妆盒里的秘密文件拿出来,用包头藏在头上,装扮成四川保姆的样子,从凉台爬到隔壁大同旅社的凉台上,从旅社走出来,到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创办的《真报》馆,把文件交给组织,报告了施洋被捕的消息。武汉党组织、各工团、学联等团体多方设法营救施洋。

施洋被押进汉口警察厅的一间小房后,便大声质问:“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看守回答说:“可能是为工人罢工的事,请你来商量一下解决的办法。”施洋说:“那是太看得起我了!罢工潮流,传遍了全世界,我是什么人,就能解决?”施洋在这里停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由两名便衣警官、6名武装警察押过江到湖北陆军审判处。在小火轮上,施洋对警察说:“中国全体人民,无论是谁,均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我们要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万万不能自相残杀,让洋人坐收渔人之利。”一位警察感动得流泪。在狱中,施洋被戴上沉重的镣铐,行动艰难,却感到这是“蓄精养锐之机会,钻研锻炼之良辰,所以觉其乐,而不觉其苦也……为得执行法律而被坐牢或杀害,就是求仁得仁。”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数千字的《伯高狱中七日记》,详细记载了被捕的经过、狱中生活和反动派的残暴。

2月8日下午4时,施洋律师在审讯室大义凛然地驳斥敌人说:“救国运动为合法行为,农工商学各界,既然能先后参加运动,律师又为什么不可以参加呢?对于贫苦工人或工会与人有诉讼事件来委托我,不过在法律范围之内,本律师应有之职权。代拟诉讼或书状,有何犯罪之有!你们秘密地逮捕我,侵犯我的自由,这是非法的行为,你们才是犯了法!”驳得敌人张口结舌。施洋又抗议说:“第一,施洋没有犯法,就算犯了法,但不是军人,不是江洋大盗,应当由地方审判厅来处理,陆军审判处没有权力过问,这是你们首先乱了法,在法律上要负相当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这样沉重的脚镣手铐,在世界文明国家早已废弃不用,况且在这里,外有石墙铁网,内有军队林立,绝无逃脱之可能;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这样的牢狱里,已够威风了,又钉上这样重的镣铐,是不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敌人理屈词穷,只好把施洋的脚镣手铐去掉。

2月9日7时,施洋起床后草拟了一个约两千字的“供状”,声明自己无罪。他还为同狱的难友们申请筹划农历年关福利,组织难友反抗黑暗的监狱制度。

13日,施洋写了一首“监狱乐”的诗:“人人都说监狱苦,我坐监狱反觉乐,不要钱的衣给我穿个鼓堆堆,不要钱的饭给我饱个肚儿圆。”来发抒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4日,吴佩孚电令湖北督军肖耀南:“不杀施洋,京汉路不能通车。”要肖耀南将施洋秘密处死。

15日7时,北风呼啸,乌云密布。施洋被押到武昌洪山脚下。临刑前,执法官假惺惺地问:“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施洋声色俱厉地讲:“中国就是我的家,我有什么信可写!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执法官被弄得狼狈不堪,连忙气急败坏地狂叫:“开枪!开枪!”施洋面对刽子手振臂高呼:“劳工万岁!”刽子手惊慌失措,连忙开枪,施洋傲然屹立,继续高呼“劳工万岁!”壮烈牺牲。施洋牺牲时年仅34岁。

共产党员林祥谦,当时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他生于1892年,福建闽绻人。1912年进京汉铁路江岸机器厂做工。

1922年1月任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财务干事,同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英勇就义,当时汉口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林祥谦被湖北督军府参谋和张厚生杀害的经过:

“林君被捕后,也捆在江岸车站与先捆在电杆上受毒打的工友们在一起。张厚生乃命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令,林君不允,张乃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君抗声回答:“不上”!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是不可上的!”

张复命砍一刀,此时鲜血溅地,林君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

林君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等大怒,未待林君话完,立命枭首示众。一个轰轰烈烈的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就此慷慨成仁了!

“二·七”惨案告诉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而凶残的,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是无法战胜敌人的。

“二·七”惨案之后,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由于毛泽东与中共湘区委员会利用军阀赵恒惕“省宪”中言论、结社自由的条文,以合法形式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加之赵也因自从杀害黄、庞后,人民反抗激烈,才不得不暂时减轻压迫。因而,湖南工人运动一时没有受到挫折。

但是,赵恒惕是不会坐视湖南的工人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他一面收买行会中的封建把头,和新工会对立,想尽各种办法来破坏行会工人新工会,压迫产业工人的工会;一面于1923年4月,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毛泽东并不惊慌,在党内同志的掩护下,他从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了湖南党的全盘工作,并向党中央派来接任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介绍了全区的工作情况,在“通缉令”下达半个月之后,于4月下旬才离开湖南,绕道上海,前往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结束了他“两年工人运动”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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