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23 19:47:54

1925年,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各地工人纷纷罢工,反帝爱国运动高涨。

1月11日——23日,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充实多了。陈独秀除任总书记外还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中央工农部主任,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领导中央秘书处,主管中央行政事务。一切人事调动如委派各地负责人等,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主任名义,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这样,陈独秀的权力也因之扩大了,切实负起中央的领导责任。对此,张国焘说:

“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副其实的‘家长’。”

1925年2月,上海日商棉厂纺纱厂举行了先后有4万工人参加的同盟大罢工,争取到了一些改善待遇的条件。但日本资本家拒不履行协议,找借口开除工会积极分子30多人,并以封闭工厂、停发工资相威胁。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阻拦工人上工,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20余人。这一惨案的爆发,引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三项决定: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组织一个群众反对东洋的运动。

早在2月,上海日商棉厂4万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时,陈独秀就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一文,给这次罢工予以热情评价:“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的关注,并迅速作出反应。于5月16日、19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中央第32号、第33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全体党员会。为此,通告还明确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扩大到全国。陈独秀签发这两份通告,是指导五卅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上海地委根据中共中央通告精神,于5月19日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举行反帝示威,但除工人、学生外,没有争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原定的公祭、示威的计划只得暂时取消。5月21日以后,学生的募捐和讲演进一步推向高潮,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逮捕了不少学生。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还决定于5月30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各校学生的公愤,运动出现扩大势头。5月24日,在中共的推动下,上海各阶层支持下,在沪西西潭子湾举行了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顾正红公祭大会,进一步组织和发动了群众。

此时,隐蔽在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指挥工人罢工的陈独秀,经与工运干部商定,认为举行大规模宣传示威声援工人、营救学生时机已成熟。于是,5月28日,陈独秀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李立三、蔡和森、恽代英等参加的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联席会议,讨论了进一步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和发动各阶层人士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问题。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学生和群众于5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反帝大宣传和游行示威,声援工人,营救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税、增加印刷附件等损害中国主权和损害中国工商者利益的提案。

5月30日,上海滩热血沸腾了!

这天上午,上海各大中学校300多名学生,高举旗帜,呼喊“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租界”等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公共租界进行宣传演讲活动,愤怒控诉帝国主义杀害顾正红和逮捕学生的罪行,声势浩大,反帝爱国浪潮席卷了整个上海滩,反映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共同心愿和要求。游行中又有100名学生被捕。下午3时许,各界示威群众近万余人齐集老闸巡捕房前,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反帝爱国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帝国主义暴露了狰狞面目,英国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疯狂屠杀学生和市民,当场10人殉难,重伤数十人,轻伤无数,又有50余人被捕,英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消息传来,驻守在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的陈独秀,怒容满面,愤恨难平,不停地抽着烟,沉思着如何把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推向全中国。时不待人,当天深夜,他又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他在深刻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后,明察秋毫地说道:“五卅惨案的发生,使上海滩沸腾了,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全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决定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行动起来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高潮,宣布上海总工会成立,建立联合战线组织。会上,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决定由陈独秀“居中指挥”,由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特别是联系商界,由张国焘坐镇处理成立上海总工会有关事宜,其余各人按原来工作岗位,展开对国民党和各民众团体的活动,以期所有决定得以全盘实现。

6月1日,上海市总工会宣布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并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上海学生相继罢课,公共租界近两万店铺先后罢市,英租界的华铺也有半数以上罢市。6月5日,中共中央就五卅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指出,这次上海事件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帝国主义之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及全中国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所以这次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抗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1700万人自觉地投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迅速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大风暴。

从5月15日至31日,是五卅运动的发展期。在这半个月时间内,作为五卅运动“居中指挥”者的陈独秀,是十分紧张繁忙的,因为他既要忙于运动的指挥,又要写文章进行宣传。他的妻子高君曼不知他隐居在何方,为他的安全心急如焚。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绳索。陈独秀在北京、上海的几次被捕,使得高君曼成了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就怕铁窗生活重演,那是太可怕了。然而,陈独秀在这激烈的斗争中,以普通的一员和工运干部在一起,却安全得很。他是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每次重大的决议,如是否罢工、游行示威,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问题,他都是先和工运干部共同商量讨论后,再提请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决定。他和工会干部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有人放哨,有人保卫,发生紧急情况亦有退路可走。同时,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运动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化。从1925年6月至9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11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当上海人民掀起三罢斗争高潮,迅速向全国推进时,他在6月6日《向导周报》上发表《上海的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指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斗争”,斗争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五卅运动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斗争的高潮,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前所未有的打击。香港、广州工人也举行罢工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此,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省港罢工怒潮涌

1925年5月1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僵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代会四大团体,曾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人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为抗 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支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广州举行罢工,由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李驻等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平定杨希闵、刘震寰之后,邓中夏、杨殷、杨匏安即到香港,与在香港的苏兆征一同组织罢工。在他们的发动领导下,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工人首先于6月19日举行罢工;接着洋务、码头和煤炭各业工人起而响应。15天内,香港罢工工人总数共达25万人,其中有13万人撤出香港,返回广州。6月21日,在刘尔崧、李启汉、周文雍等的发动领导下,广州沙面租界的洋务工人和在市内英、美、日洋行做工的工人也宣布举行罢工。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黄埔军校师生热性支持省港大罢工。他们积极同工人阶级站在一条线上,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进行了奋不顾身的英勇斗争。

6月23日,香港、广州工人以及农民、市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五六万人,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工会界会场由谭平山主席;学商界会场由伍朝枢、邹鲁主席;军界会场由汪精卫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代表李启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廖仲恺、商民协会代表甘乃光、广泛特别市党部代表孙科等等,在大会上宣读了决议案或作了演说。会后,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从东校场出发,经惠爱路、永汉路、南堤进至西濠口。沿途高呼口号,秩序井然。下午2时,游行队伍巡至西堤消基口。

沙基是傍水而筑的一条街道,与英、法租界沙面,仅有数丈之隔。省港罢工爆发后,美、法帝国主义加强了警戒不但完全关闭了东桥和西桥的铁闸,而且派水兵登陆,在沙面的各重要据点,垒起沙包,筑起牢固工事。各国兵舰泊在白鹅潭上,准备作战。

是日,黄埔军校入伍生和党军第一、第二团各派代表参加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入伍生由第二营营长朱棠率领;党军第一团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曹石泉率领;第二团由该团第二营代营长蒋先云率领。曹渊、孙一中、宋希濂、文起代、郭光彩、义明道等等,均在游行队伍之列。党军师长何应饮,担任总领队。下午2时40分,当黄埔军校的队伍进入了沙基东、西丙桥之间时,沙面早有准备的帝国主义军警,竟然隔水对着游行队伍开起松来。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兵舰,也卸去炮衣,对准密集的人群,开炮轰击。刹时之间,机枪突突,炮声隆隆。不幸中弹者,死的死,伤的伤,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时,狂风呼啸,大雨倾泻,沙基首上,血流成河……

当帝国主义分子的屠杀开始时,军校总领队何应钦认为,此案已酿成国际案件,非一部分武力可以解决,因而严令各营连不准开枪。官兵遵令不作还击,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群众撤离险境。但沙面帝国主义军警却没有停止射击。党军第三营长、共产党员曹石泉及第二团第二连排长义明道、陈纲,排长文起代,入伍生郭光彩等二十多人均中弹牺牲。在这个惨案中死难的群众,共达五六十人;重伤者共一百七十多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于惨案发生后赶到现场,只见死亡枕藉,尸骸遍地,不禁悲愤填膺,失声大哭。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加激发起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和斗志,省港大罢工规模更加扩大。7月3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以苏兆征为委员长、李启汉为干事局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等为顾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香港、广州数十万工人团结一致,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大罢工的风暴很快波及南部中国。

省港大罢工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封锁香港。当罢工工人离港后,香港全市不仅车船停开、机器停转,而且粮食蔬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的来源也成为问题。繁华的香港,顿时死气沉沉,百业停歇,垃圾粪便成堆,成为死港、饿港和臭港。据当时的估计,罢工一日,香港就要损失七百万元。省港罢员会还决定成立罢工工纠察队,以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由邓中夏任训育长、黄金源任总队长、徐成章任总教练(徐成章调离铁甲边队后,由周士第任铁甲车队队长)。黄埔军校派出大批教官和学生,充任纠察队的教练、各级队长或训育指导员。铁甲车队也支援给纠察队一批武器,并派出教官赵自选,排长莫奇标、高超等担任教练,调出一批队员充当纠察队骨干。组织严密、生龙活虎的工人武装队伍被派往各地,执行维持秩序、封关缉私、截留粮食、打击工贼的任务。在东至深圳,西到前山,绵亘数百里的地带,筑起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保卫了省港大罢工。

在铁甲车队的罢工纠察队的坚决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港英当局的走私偷运活动一次又一次遭到了失败。他们不肯甘休,便笄了一场大规模袭击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的事件——沙鱼涌事件。

沙鱼涌位于深圳的东部,是一个海边小村。1925年11月3日,港英当局侦悉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一百多人驻扎该村,便纠合民团、土匪和反动军队一千多人,趁夜前往扑击,敌人抢占了沙鱼涌东、南、北三面山头,控制了西边的一片海滩,集中火力,向铁甲车队、罢工纠察队阵地猛烈冲锋。天亮后,又出动一艘兵舰和一架飞机,配合地面部队,猖狂进攻。失望人悍然制造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目的是想一举真扑灭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以解除对香港的封锁,从而使他们摆脱政治上、经济上的困境。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不利形势下,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奋起应战。他们在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的沉着指挥下,坚守阵地,奋勇迎击来犯之敌,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其中铁甲车队班长黄华然领着一个班,抵挡着数百名敌人的轮番进攻。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同敌人拼刺刀,大量消灭敌人。黄华然身负重伤,仍在阵地上指挥战斗。这一场恶战,共持续了五、六个小时。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越打越顽强,先后击毙敌人的参谋一人、连长二人、排长五人,打死打伤敌之官兵约二百人。最后,周士第、廖乾吾带领两队队员突围,由铁甲车队排长李振森掩护,冲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木桥和重重包围圈,绕道横岗、龙岗、胜利返回深圳。在这一场战斗中,铁甲车队共牺牲了十五人,其中黄华然全班牺牲在阵地上,排长李振森为掩护战友突围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罢工纠察队也伤亡了十多个人。这是铁甲车队、罢工纠察队武装反击港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场最激烈的战斗。它再次挫败了敌人企图破坏封锁的阴谋,保卫了省港大罢工。这两支队伍勇迈绝伦、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奋斗事迹,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表彰,对当时的罢工斗争和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卅惨案中外惊

1925年,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各地工人纷纷罢工,反帝爱国运动高涨。

1月11日——23日,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充实多了。陈独秀除任总书记外还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中央工农部主任,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领导中央秘书处,主管中央行政事务。一切人事调动如委派各地负责人等,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主任名义,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这样,陈独秀的权力也因之扩大了,切实负起中央的领导责任。对此,张国焘说:

“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副其实的‘家长’。”

1925年2月,上海日商棉厂纺纱厂举行了先后有4万工人参加的同盟大罢工,争取到了一些改善待遇的条件。但日本资本家拒不履行协议,找借口开除工会积极分子30多人,并以封闭工厂、停发工资相威胁。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阻拦工人上工,打死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20余人。这一惨案的爆发,引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三项决定: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组织一个群众反对东洋的运动。

早在2月,上海日商棉厂4万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时,陈独秀就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一文,给这次罢工予以热情评价:“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的关注,并迅速作出反应。于5月16日、19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中央第32号、第33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开全体党员会。为此,通告还明确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扩大到全国。陈独秀签发这两份通告,是指导五卅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上海地委根据中共中央通告精神,于5月19日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举行反帝示威,但除工人、学生外,没有争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原定的公祭、示威的计划只得暂时取消。5月21日以后,学生的募捐和讲演进一步推向高潮,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逮捕了不少学生。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还决定于5月30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各校学生的公愤,运动出现扩大势头。5月24日,在中共的推动下,上海各阶层支持下,在沪西西潭子湾举行了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顾正红公祭大会,进一步组织和发动了群众。

此时,隐蔽在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指挥工人罢工的陈独秀,经与工运干部商定,认为举行大规模宣传示威声援工人、营救学生时机已成熟。于是,5月28日,陈独秀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李立三、蔡和森、恽代英等参加的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联席会议,讨论了进一步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和发动各阶层人士反抗帝国主义暴行的问题。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学生和群众于5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反帝大宣传和游行示威,声援工人,营救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税、增加印刷附件等损害中国主权和损害中国工商者利益的提案。

5月30日,上海滩热血沸腾了!

这天上午,上海各大中学校300多名学生,高举旗帜,呼喊“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收回租界”等口号,从四面八方,涌向上海公共租界进行宣传演讲活动,愤怒控诉帝国主义杀害顾正红和逮捕学生的罪行,声势浩大,反帝爱国浪潮席卷了整个上海滩,反映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共同心愿和要求。游行中又有100名学生被捕。下午3时许,各界示威群众近万余人齐集老闸巡捕房前,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反帝爱国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帝国主义暴露了狰狞面目,英国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疯狂屠杀学生和市民,当场10人殉难,重伤数十人,轻伤无数,又有50余人被捕,英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消息传来,驻守在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的陈独秀,怒容满面,愤恨难平,不停地抽着烟,沉思着如何把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推向全中国。时不待人,当天深夜,他又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他在深刻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后,明察秋毫地说道:“五卅惨案的发生,使上海滩沸腾了,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全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决定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行动起来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高潮,宣布上海总工会成立,建立联合战线组织。会上,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决定由陈独秀“居中指挥”,由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特别是联系商界,由张国焘坐镇处理成立上海总工会有关事宜,其余各人按原来工作岗位,展开对国民党和各民众团体的活动,以期所有决定得以全盘实现。

6月1日,上海市总工会宣布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并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上海学生相继罢课,公共租界近两万店铺先后罢市,英租界的华铺也有半数以上罢市。6月5日,中共中央就五卅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指出,这次上海事件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帝国主义之大屠杀引起的全上海及全中国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所以这次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斗争。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抗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1700万人自觉地投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迅速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大风暴。

从5月15日至31日,是五卅运动的发展期。在这半个月时间内,作为五卅运动“居中指挥”者的陈独秀,是十分紧张繁忙的,因为他既要忙于运动的指挥,又要写文章进行宣传。他的妻子高君曼不知他隐居在何方,为他的安全心急如焚。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绳索。陈独秀在北京、上海的几次被捕,使得高君曼成了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就怕铁窗生活重演,那是太可怕了。然而,陈独秀在这激烈的斗争中,以普通的一员和工运干部在一起,却安全得很。他是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每次重大的决议,如是否罢工、游行示威,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问题,他都是先和工运干部共同商量讨论后,再提请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决定。他和工会干部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有人放哨,有人保卫,发生紧急情况亦有退路可走。同时,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运动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化。从1925年6月至9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11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当上海人民掀起三罢斗争高潮,迅速向全国推进时,他在6月6日《向导周报》上发表《上海的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指明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斗争”,斗争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五卅运动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斗争的高潮,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前所未有的打击。香港、广州工人也举行罢工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此,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省港罢工怒潮涌

1925年5月1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僵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代会四大团体,曾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人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为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为抗 议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支援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香港、广州举行罢工,由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李驻等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平定杨希闵、刘震寰之后,邓中夏、杨殷、杨匏安即到香港,与在香港的苏兆征一同组织罢工。在他们的发动领导下,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工人首先于6月19日举行罢工;接着洋务、码头和煤炭各业工人起而响应。15天内,香港罢工工人总数共达25万人,其中有13万人撤出香港,返回广州。6月21日,在刘尔崧、李启汉、周文雍等的发动领导下,广州沙面租界的洋务工人和在市内英、美、日洋行做工的工人也宣布举行罢工。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震动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黄埔军校师生热性支持省港大罢工。他们积极同工人阶级站在一条线上,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进行了奋不顾身的英勇斗争。

6月23日,香港、广州工人以及农民、市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共五六万人,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工会界会场由谭平山主席;学商界会场由伍朝枢、邹鲁主席;军界会场由汪精卫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代表李启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廖仲恺、商民协会代表甘乃光、广泛特别市党部代表孙科等等,在大会上宣读了决议案或作了演说。会后,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从东校场出发,经惠爱路、永汉路、南堤进至西濠口。沿途高呼口号,秩序井然。下午2时,游行队伍巡至西堤消基口。

沙基是傍水而筑的一条街道,与英、法租界沙面,仅有数丈之隔。省港罢工爆发后,美、法帝国主义加强了警戒不但完全关闭了东桥和西桥的铁闸,而且派水兵登陆,在沙面的各重要据点,垒起沙包,筑起牢固工事。各国兵舰泊在白鹅潭上,准备作战。

是日,黄埔军校入伍生和党军第一、第二团各派代表参加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入伍生由第二营营长朱棠率领;党军第一团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曹石泉率领;第二团由该团第二营代营长蒋先云率领。曹渊、孙一中、宋希濂、文起代、郭光彩、义明道等等,均在游行队伍之列。党军师长何应饮,担任总领队。下午2时40分,当黄埔军校的队伍进入了沙基东、西丙桥之间时,沙面早有准备的帝国主义军警,竟然隔水对着游行队伍开起松来。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兵舰,也卸去炮衣,对准密集的人群,开炮轰击。刹时之间,机枪突突,炮声隆隆。不幸中弹者,死的死,伤的伤,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时,狂风呼啸,大雨倾泻,沙基首上,血流成河……

当帝国主义分子的屠杀开始时,军校总领队何应钦认为,此案已酿成国际案件,非一部分武力可以解决,因而严令各营连不准开枪。官兵遵令不作还击,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群众撤离险境。但沙面帝国主义军警却没有停止射击。党军第三营长、共产党员曹石泉及第二团第二连排长义明道、陈纲,排长文起代,入伍生郭光彩等二十多人均中弹牺牲。在这个惨案中死难的群众,共达五六十人;重伤者共一百七十多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于惨案发生后赶到现场,只见死亡枕藉,尸骸遍地,不禁悲愤填膺,失声大哭。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加激发起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和斗志,省港大罢工规模更加扩大。7月3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以苏兆征为委员长、李启汉为干事局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等为顾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香港、广州数十万工人团结一致,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大罢工的风暴很快波及南部中国。

省港大罢工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封锁香港。当罢工工人离港后,香港全市不仅车船停开、机器停转,而且粮食蔬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的来源也成为问题。繁华的香港,顿时死气沉沉,百业停歇,垃圾粪便成堆,成为死港、饿港和臭港。据当时的估计,罢工一日,香港就要损失七百万元。省港罢员会还决定成立罢工工纠察队,以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由邓中夏任训育长、黄金源任总队长、徐成章任总教练(徐成章调离铁甲边队后,由周士第任铁甲车队队长)。黄埔军校派出大批教官和学生,充任纠察队的教练、各级队长或训育指导员。铁甲车队也支援给纠察队一批武器,并派出教官赵自选,排长莫奇标、高超等担任教练,调出一批队员充当纠察队骨干。组织严密、生龙活虎的工人武装队伍被派往各地,执行维持秩序、封关缉私、截留粮食、打击工贼的任务。在东至深圳,西到前山,绵亘数百里的地带,筑起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保卫了省港大罢工。

在铁甲车队的罢工纠察队的坚决斗争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港英当局的走私偷运活动一次又一次遭到了失败。他们不肯甘休,便笄了一场大规模袭击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的事件——沙鱼涌事件。

沙鱼涌位于深圳的东部,是一个海边小村。1925年11月3日,港英当局侦悉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一百多人驻扎该村,便纠合民团、土匪和反动军队一千多人,趁夜前往扑击,敌人抢占了沙鱼涌东、南、北三面山头,控制了西边的一片海滩,集中火力,向铁甲车队、罢工纠察队阵地猛烈冲锋。天亮后,又出动一艘兵舰和一架飞机,配合地面部队,猖狂进攻。失望人悍然制造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目的是想一举真扑灭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以解除对香港的封锁,从而使他们摆脱政治上、经济上的困境。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不利形势下,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奋起应战。他们在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的沉着指挥下,坚守阵地,奋勇迎击来犯之敌,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其中铁甲车队班长黄华然领着一个班,抵挡着数百名敌人的轮番进攻。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同敌人拼刺刀,大量消灭敌人。黄华然身负重伤,仍在阵地上指挥战斗。这一场恶战,共持续了五、六个小时。铁甲车队和罢工纠察队越打越顽强,先后击毙敌人的参谋一人、连长二人、排长五人,打死打伤敌之官兵约二百人。最后,周士第、廖乾吾带领两队队员突围,由铁甲车队排长李振森掩护,冲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木桥和重重包围圈,绕道横岗、龙岗、胜利返回深圳。在这一场战斗中,铁甲车队共牺牲了十五人,其中黄华然全班牺牲在阵地上,排长李振森为掩护战友突围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罢工纠察队也伤亡了十多个人。这是铁甲车队、罢工纠察队武装反击港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场最激烈的战斗。它再次挫败了敌人企图破坏封锁的阴谋,保卫了省港大罢工。这两支队伍勇迈绝伦、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奋斗事迹,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表彰,对当时的罢工斗争和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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