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明确表示：事关重大，做出决策要审慎，利弊得失要权衡，要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负责。

●邓小平说：“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

●邓小平说：“搞建设也和搞改革一样，要有一点闯劲。”

● 三峡之行听取三峡工程汇报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乘坐“东方红32号”轮，从重庆出发，顺长江而下。

长江三峡两岸风光俊秀，山高岭峻，江水湍急，有许多的名胜古迹、历史传说。

一路上，陪同邓小平到长江三峡实地考察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等同志，不时地指点两岸的高山峻岭、名胜古迹和城邑村落，向邓小平讲解着一个个暗礁险滩的成因与沧桑。

邓小平边听边看边想，此时，索绕他心际的是关系子孙后代幸福的一件大事，即三峡工程。

邓小平站在甲板上，望着那滔滔的江水，听着那翻滚的浪花声，陷入了沉思之中。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有过修建三峡的动议。毛泽东、周恩来都对此事，给予了关注和重视。但由于各种原因，此事被搁置了下来。

兴建这样一项举世瞩目的水利枢纽工程，不仅要考虑到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到整个长江流域的航运、环境、生态、地质，以及未来战争的破坏等诸方面的复杂因素。

因而，围绕着三峡工程是否能上马，国内、国际的有关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意见，陈述利弊，争论之声不休。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听取了各方面专家和有关负责人，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和意见。

邓小平明确表示：

事关重大，做出决策要审慎，利弊得失要权衡，要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负责。

因此，这次巡察，邓小平要亲自来三峡走一走，看一看，实地进行考察，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

根据所掌握的材料，邓小平也是倾向于赞成兴修这项举世瞩目的大工程的，但他一直没有能亲自进行实地考察。

在邓小平的倡议和指引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的战略决策，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在全国蓬勃展开。

于是，兴建三峡工程问题，又提上了日程，争论也开始一步步升温。

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对三峡工程问题，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赞成或是反对的意见。

这次视察三峡，邓小平一上船，就十分关切地询问陪同考察的老水利专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

邓小平说：“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魏廷铮回答说：

不会有这样的影响。

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面积只增加1000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

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

从已建成的丹江口水库的经验来看，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

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魏廷铮接着解释说：

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

江水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

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年过水量为380亿立方米，而水库库容为年过水量的50％，因而水库蓄水后，水体交换时间较长。

即使如此，经水库下泄的水温，较建库前变化也不大，汉江中下游的水稻、棉花都长得很好，对渔业影响并不大。

“噢，是这么回事啊！”邓小平点点头。

邓小平说：“长江中下游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环境。”

随后，魏廷铮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

当汇报到当年周恩来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的建设做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

葛洲坝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中来。

在航行途中，魏廷铮与湖北、四川两省的领导，围绕着三峡工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魏廷铮首先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具有巨大的综合利用效益。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效益，就是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控制作用。

魏廷铮还列举了历史上长江中下游地区几次大的洪水灾害，说明建坝的必要性。建议早建快建三峡工程，不能再延误时机，铸成大错。

魏廷铮讲完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等领导，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邓小平点燃一支烟，静静地坐着，认真地听着大家的陈述，没有表态。

邓小平只是风趣地说：“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实地了解三峡情况

当邓小平一行，乘船行至濒临长江三峡的万县时，县委领导到船上，看望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指着魏廷铮说：“你是要建三峡工程的。”

说着，邓小平又指着万县书记说：“你是不赞成的，你们要统一认识。”

船行至瞿塘峡进口处时，邓小平见两岸山势险峻，江面很窄，就问身旁的魏廷铮：“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要选在下游呢？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嘛！”

魏廷铮回答说：“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铮接着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很难布置。同时，全长200公里的三峡河段落差比较集中，是三峡水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丢掉了这一段，防洪和发电效益将大为降低。”

魏廷挣又介绍了现在坝址的地质情况。

邓小平问：“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铮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工程量较少；三斗坪坝址混凝土工程量较大，但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邓小平还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与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

邓小平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方面的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与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

邓小平又详细地询问了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邓小平问：“100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廷铮回答说：“美国爱利斯·查漠公司董事长给您的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100万千瓦的机组。

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100万机组可以制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邓小平点了点头，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邓小平又问：“围堰发电6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是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l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

以每度六分计算，可以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邓小平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邓小平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

船到西陵峡三斗坝附近，邓小平要求减速，他要仔细看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坝址，即中堡岛。

站在船舷旁，邓小平一边听着魏廷铮的介绍，一边拿着望远镜，认真观察着这座被人介绍过多次的神奇小岛。

看完中堡岛，邓小平又认真地察看了离中堡岛200余米的南岸三斗坪和离岛1000余米的乐天溪，并询问了有关情况。

邓小平所询问的情况，都一一记在了他的脑海里，为做出重大决策之前，做必要的积累和准备。视察葛洲坝工程

7月12日15时，邓小平一行乘坐的“东方红32号”轮，行进到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

当邓小平走出船舱时，码头上等候的人们兴奋地喊着：“邓小平，邓副主席来了！

在码头等候多时的葛洲坝工程局，以及宜昌地、市党政军负责人等高兴万分，他们热情地迎上前去，向邓小平表示问候。

邓小平向大家亲切地招手致意。此时的工地上，人们的欢笑声和机器的轰鸣声，连成了一片。

在陈丕显、廉荣禄的陪同下，邓小平走进葛洲坝工程电动模型室。廉荣禄向邓小平汇报工程进度和枢纽布置情况。

邓小平凝视着工程电动模型，全神贯注地听讲解员介绍，时而点头，时而微笑。听完汇报后，邓小平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7月的宜昌，晴空万里，骄阳似火。

邓小平不顾炎热和旅途的劳累，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正在紧张施工的葛洲坝一期工程的二号船闸、二江电站厂房安装现场、三江防淤堤。

在二号船闸下游的闸首，当廉荣禄汇报大江截流，对船闸的要求时，邓小平问道：“是今年年底截流吧？”

廉荣禄说：“这是我们的心愿！”

邓小平笑着说：“好啊！”

看完船闸后，邓小平说：“这船闸大啊！1920年，

我在法国时，人家就修了船闸。那时，巴黎地下铁路也修了。”

在二江电厂，邓小平问：“发这么多电，要多少煤？”

魏廷铮说：“折合700万吨标准煤。”

随着阵阵机器声，邓小平来到大江截流基地，只见30多吨的大型载重汽车，来回穿梭作业，将满车的石块从南津关等地运来。

截流的“重型武器”，即15至25吨重的金字塔似的混凝土四面体，整齐地排在大江两岸，形成两个方阵，待命动用。大江截流非同凡响，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

邓小平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石块和波浪翻滚的长江，问廉荣禄：“截流用什么方法？”

廉荣禄回答：“从两岸同时向江中抛投石块、石渣填筑料，在最后关键时刻，动用‘重型武器’截流四面体。”

“这么个大江，要把它截住，可不容易呀。”邓小平关切地说道。

廉荣禄说：“我们全局上下，万众一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视察完毕，邓小平紧紧握住廉荣禄的手说：“你这里是今年年底截流，明年‘七一’发电啊！”

廉荣禄激动地回答道：“请首长放心，我们决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和期望，一定要用横锁长江的捷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

葛洲坝人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厚望。1981年1月4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成功。

同年的7月10日，葛洲坝二江电厂发电机组，安装就绪，投入发电。

邓小平关怀葛洲坝工程建设，也关怀宜昌市的建设和发展。

在结束对葛洲坝的视察之后，邓小平又乘着面包车，绕宜昌市区一圈，浏览了宜昌市容和城市建设。

在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后，邓小平又乘船来到江陵市。

邓小平对荆江两岸的1500万人口、2300万亩良田，处于荆江洪水的严重威胁之下，十分地关注。

邓小平指出，洪水淹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就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解除这种威胁。

邓小平对随行的有关负责人说：

长江两岸的防洪问题要十分重视，一点也不能马虎。推动三峡工程建设

邓小平此次三峡之行的最后一站，是江城武汉。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专程从北京赶到武汉，专门研究三峡工程的相关事宜。

在会上，邓小平说：“我建议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接着，邓小平归纳了几个主要问题：

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在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

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

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倒大霉。

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

6年半可以发电。装机容量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

最后，邓小平的结论是：

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

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

邓小平这次亲自对长江三峡的考察，加速推动了三峡工程论证的速度。

于是，论证三峡工程的步伐加紧、加快了，兴建这个大工程的研讨继续深入。

1980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国家建委负责组织水利、电力等专家，对三峡建设进行论证。

同年11月，姚依林也来到工地上考察，对三峡工程列入计划的问题，做了详细地调查研究。

1981年底，长江水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上报了《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报告》。

1983年3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完成了《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

邓小平一直希望三峡工程能早日上马。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

邓小平在会上，再次谈到了三峡工程。邓小平说：

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10年8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

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犹豫一年就多耽误一年。

在同年的12月，邓小平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

三峡工程怎么样？能不能上？投资安排不可能那么准确，要安排得十分科学不可能，重要的是要争取时间，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这方面要勇敢点，太稳了不行。

邓小平还多次向姚依林、宋平指示，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要加强重点骨干工程建设，尤其是能源、交通、农业、原材料等行业，不要重复搞效益不大的加工项目。并指出，要抓紧进行三峡工程的准备。

邓小平说：

搞建设也和搞改革一样，要有一点闯劲，要立即抓紧修路等准备工程，国家建设项目能放在三峡地区的尽量放在三峡地区。

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邓小平在1980年的三峡之行，虽然短暂，但对推动三峡工程的建设，其影响深远。遇老乡一起聊天

1980年7月11日9时许，一声起航的笛声，回荡在重庆港朝天门码头上空。

“东方红32号”客轮三楼二等舱室，显得格外地宁静。

年仅22岁的客轮服务员王丽萍，上“东方红32号”当服务员，还不到5个月。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竟有这样一次难得的机遇。

此时，烫了一个小波浪式发型的王丽萍，两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楼梯口。

不一会儿，只见一位天庭饱满、身着军服的老者，在众人的拥簇下，“噔噔”的上楼来。

王丽萍高度紧张的神经刹那间认出来：是邓小平同志！

王丽萍急忙迎上前去，搀扶着邓小平同志，走进了二等客舱。

踏着红地毯，邓小平的步履显得十分的稳健，双眼炯炯有神。

王丽萍扶着邓小平同志走着，俊秀的瓜子脸上浮着出一层淡淡的红晕，这是少女突然涌起的一种特别强烈地幸福感。

早在半个月之前，“东方红32号”轮载客到重庆后，就到对岸抛锚，进行整修。所有的迹象表明，又有任务来了。

王丽萍同船员们一样，遵守纪律，不随便打听将是哪位首长乘船。

可是，王丽萍也有所感觉。比如，随船的长航局副局长张绍震要求，房间色彩要淡雅一些，要用白乔其纱做窗帘。同时，还特意挑了一个“熊猫叼竹”的茶叶盒，放在茶几上。

王丽萍当时就感到，这位首长很有个性。可她万万没想到，首长竟是邓小平，更没想到自己紧随邓小平同志身旁，为他服务！

夏日早晨的阳光，分外的明媚娇娆，敞开的二等舱休息室，迎来了自己的亲人邓小平及夫人卓琳，还有女儿、外孙，以及四川省领导鲁大东和专程来迎接的陈丕显同志。

走在前面的王丽萍向前跨了一步，轻轻拉开面前正中的一把座椅，然后又快步返回，侧身把邓小平同志扶上座位，并轻声地说道：“请坐。”

待邓小平落座之后，他十分满意地向王丽萍点了点头。

王丽萍悄然退出了休息室，这时，她似乎才松了一口气。王丽萍慢慢地走出客舱，这才感觉到身上沁出一层薄汗。当王丽萍走到船舷边时，轮船已经开始缓缓地离开码头。

王丽萍偶然抬头一望：哟，真是人山人海！重庆的父老乡亲，不知怎么得知回家探亲的邓小平同志要走了。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马路边，拥向江边，为邓小平同志送行。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哪辆车里坐着邓小平，也看不到邓小平的身影，可数万民众带着一种寄托，早早地立在路旁、江畔……

王丽萍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在船上，除休息外，一般都在休息室读书、看报、阅读文件。

小平同志在二等舱休息时，办公劳累了，便半躺在休息室的沙发，休息一会儿，不时还与我聊聊天。

有一次，小平同志见我拿本英语书在默读，便对我说：“这就好。要多学一点儿，对国家好，对自己好。长江旅游资源丰富，外国朋友要旅游，船员要精通外语。”

王丽萍说：“我非常感谢小平同志的鼓励，后来我在船上更加勤奋地学外语，不久，我就能独立与外宾进行一般性对话了。”

王丽萍还回忆说：

小平同志还不时与我拉家常，问我多大年龄，什么时候参加工作，工资多少，什么地方人，家住哪儿。

当他听说我的父亲是经验丰富的川江客轮船长时，小平同志感慨地说：“一家人吃长江饭，好嘛，长江养育了我们不少中华儿女。”

王丽萍接着回忆说：

小平同志还问起船舶的情况。

我说我们这艘船是“任务船”，周总理乘过，陈毅元帅曾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乘坐过，抗日战争时，到延安写过《西行漫记》的斯诺，也坐过我们船。

还有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坐过。

小平同志听后，说：“这船有一定纪念意义。”

小平同志在“东方红32号”轮，多次到船员岗位视察和走访船员，我都一路搀扶，服务于左右。

王丽萍还幸福地回忆说：

小平同志与我谈着心，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女一样推心置腹，语重心长。

他在百忙中，不忘关怀长江青年船员，说明小平同志对一个普通长江船员工人的信任。

这是领袖与群众鱼水情谊的有力佐证！

在第二天早餐之后，王丽萍搀扶着邓小平，到四楼船首驾驶台视察。

邓小平向船长熊忠培，询问驾驶操作、航速、机器状况和航道等情况，他问得很细。

50多岁的熊忠培船长，也是四川人。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他介绍情况。

邓小平从驾驶台的右侧出来之后，便一路看望船员的房间。王丽萍所在的女服务员的房间是4人间，在政委房间隔壁。

王丽萍把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引到自己所住的房间。

邓小平看了一下，就问王丽萍：“住几个人？”

王丽萍回答后，邓小平又看了看房间里的摆设，说：“条件还好嘛，这边光线不错。”

邓小平在轮船驶入瞿塘峡前，在二等舱休息室前，观看长江三峡的雄姿。

轮船东下，一进瞿塘峡口，只见两壁断岩，像两扇高大的铁门，锁住夏日的一江金灿灿的江水，其景色很是壮观。

邓小平兴致很高地对身旁的外孙、外孙女说：“唐朝诗人李白，过白帝城时赋了一首诗，你们背给老爷子听听！”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两个小家伙争着一人背了两句，邓小平听了十分高兴。

为了更好地观看神女峰，轮船进入巫峡后，邓小平在三楼尾部观景。

只见邓小平迎着骄阳，面对云彩缭绕中的“神女”，指点江山，谈笑风生。

当天下午，船到达宜昌。

邓小平一行，到兴建中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进行视察。

从工地回来后，吃过晚饭，邓小平不顾旅途的疲劳，应船员们的要求，到三楼的餐厅，与船员们合影留念。

王丽萍幸福地回忆说：“在照相时，我就蹲在邓小平同志的前面。”

两天半愉快的航程很快过去了，轮船驶入了武汉港区。王丽萍依依不舍地搀扶着邓小平同志，送至二等舱室门口。

邓小平同志握住王丽萍的手，说：“你辛苦了！”

“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王丽萍十分谦逊地答道。

“这次旅行不错，结识了一位小老乡。”邓小平风趣地说。

目送着邓小平同志离二等舱远去，王丽萍的心中涌出圆满完成接待任务后的轻松感。

但是，突然，王丽萍又像失掉什么似的，急忙三步并成两步地跑到船舷边。

此时，轮船已经靠武汉港军用码头，邓小平同志一行已离船，上了栈桥。

武汉的天气很热，只见邓小平已脱掉军服，穿着短袖白衬衣。一只手牵着外孙，另一只手在频频侧身中，向欢送的船员挥动。

王丽萍拼命地向邓小平同志招手，邓小平同志那慈祥的微笑，在她这个“小老乡”的心中，至今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