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
●华罗庚说：“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之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 科技发展
中国科大试办少年班
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决定，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全国12所重点高等院校开办少年班，扩大少年班的试点。
围绕中国的教育，中央先是恢复了高考制度，后来，中共中央又采取了许多教育改革措施，少年班、博士后是其中的典型事例。
这些措施是在摸索中不断前进的。
早在1974年5月，物理学家李政道就提出过办少年班的设想。当年，李政道回国访问，通过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
可参照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毛泽东同意了李政道的建议，但因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当时并没有马上实现。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江西赣州13岁的天才少年宁铂，方毅对这封信作了批示。
11月3日，这封得到方毅亲笔批示的信，直接促成几个月后，中国科大少年班的诞生。
1978年3月，中国科大创建了少年班。并于3月8日，举行了第一期少年班开学典礼。
少年班创办的消息一传出，引发海内外的广泛瞩目。对于以“神童”宁铂为代表的少年班的出现，无疑是那个年代上演的最振奋人心的“青春励志大片”。
少年班的创立，是为了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养的规律，培养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推动中国教育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
中国科大原副校长尹鸿钧用“人才战略”来描述了少年班成立的意义。他说：
在那样一个科技人才严重断档的特殊年代，少年班的出现是服务于国家的人才战略需求的。
1978年3月18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邓小平讲的打破常规，可以说是中科大少年班的最直接写照。
少年班主要招收尚未完成常规中学教育，但成绩优异的青少年接受大学教育。尽管少年班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偶然，但却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新，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实践。
1978年10月，不到14岁的郭元林告别父母，踏上了开往合肥的列车。当时与郭元林一路同行的还有比他还要小两岁的张亚勤，他们是在得知同时考上中科大少年班之后，相约结伴而行的。
1966年，张亚勤生于山西太原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读完大学后曾分别在大学、中学任教。5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从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便降临到他们一家人的头上。
张亚勤3岁识字，5岁上学。与普通孩子的死记硬背不同，他对图像有天生的敏感。幼年时期，他就显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天赋。张亚勤回忆说：“我从小看什么东西都能记住，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
1977年10月，全国到处在传播着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
张亚勤记得，那年12月的一天，他从报纸上得知了有小神童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的事情。11岁的小亚勤被这篇报道吸引住了，或许是小孩子的好胜心，又或许是这颗璀璨的童星注定要开始发光发热，他坚定地对妈妈说：“我要上大学！”
母亲不想给亚勤压力，对他说：“你11岁上初三已经很了不起了。”
张亚勤果断地说：“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
距离高考只有7个月的时候，由于长期劳累，张亚勤得了急性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疗。但他一门心思还是想着两个字“高考”。
母亲心疼张亚勤，怕他的身体扛不住。张亚勤的回答是：“我还是应该去尝试一下，如果不去尝试，放弃考试等于承认失败，等于是零分了。”
母亲知道，儿子决心已定，自己无力阻止。她在为儿子担心的同时，也感到了骄傲。遗憾的是，张亚勤以10分之差落榜了。正当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张亚勤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他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中科大创建了首期少年班。
终于，张亚勤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他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人。他们来到学校，看到了好几个和他们年纪差不多的少年。
郭元林后来回忆说：
作为第一届少年班招生的对象，其实我在参加高考之前就已经被确定录取了。
当时我还在上高一，因为参加数学竞赛获得了全省第二名而被华罗庚选中，提前进入大学。
头几届少年班的招生，名义上虽然也需要考生参加高考，但实际不论你考多少分，进入少年班这件事早在招生老师选中你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从1978年开始，“戴着红领巾的大学生”在中国出现了。郭元林和他的同学们在铺天盖地对第一期少年班报道的感召之下，“带着刻苦学习、报效祖国这样单纯而崇高的感情还有高涨的求知欲望与学习冲动”，穿梭在比他们大上四五岁甚至更多的人群当中。他们成了中科大的一道风景。
郭元林因为获得过数学竞赛一等奖，在省里也是不大不小的“明星”，但当他真正进入少年班这样的团体之后才发现，周围的同学超过一半都是各自家乡的“公众人物”，这其中也不乏让郭元林十分敬佩的“神童”。
对于这些平均年龄还不到14岁的大学生来讲，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像陀螺一般，周而复始运转着的。早操、上课、吃饭、晚自习、按时就寝，偶尔看场电影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或者为某个学术定律，以“捍卫真理”的名义和同学争论一番。
幸运的是，因为郭元林从小就喜欢研究电路，所以二年基础课程学完之后，他如愿选择了自动化控制专业。不过，像他这么顺利选择到合适专业的并非所有人。据说，当时他的同学有人先后换了4次专业，依然不满意。
1979年，少年班作过一个有趣的教学试验。当时，28岁的朱源刚到少年班当班主任。他为了验证少年班孩子是否真的聪明，希望通过什么方法测试一下。
79级少年班有个数学学习兴趣小组，成员大都是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有一天朱源问他们有没有学过复变函数，学生有的学了四分之一，有的学了三分之一，最多的自学了一半多一点，而复变函数是他们一年以后的课程。
当天晚上，有个孩子跑到朱源家，问：“朱老师，你问我们这个干什么？”“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超前学习的进度。”“不对，你别有用心。”
朱源笑了。原来朱源考虑的是，如果这些孩子能自学完课程，可以试着参加两周后78级本科生复变函数的期末考试，如能拿到85分的话，就可以让他们免修这门课程。
看到孩子们真的想试一试，朱源便跑去找教务处办理考试手续。半个月后，5个少年班考生，有2人拿了100分，1人98分，1人87分，最少的得了64分。而在78级中科大本科生中，考100分的有十几个，不及格的也有十几个。
少年班创建伊始，中国科大就致力于探索培养这些特殊大学生的方式，最初几届少年班学生的优异表现，坚定了中国科大继续办好少年班的决心。
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说：“科大少年班可以搞。”并作出了批示，要求有关领导落实。
1984年5月28日，中国科大作出了“关于办好少年班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几项规定”。同年9月5日，少年班正式开办计算机软件专业，有23名学生就读。
科大少年班模式在1984年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后，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决定，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12所重点高等院校开办少年班，扩大少年班的试点。
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总结和吸收少年班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又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简称试点班，又称零零班。
两类优秀学生统一管理、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已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受到国家领导和国内外教育家、科学家的充分支持和肯定。1986年，中科大少年班基本形成高考初试、复试录取的模式。
建立完善博士后制度
同少年班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中国的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完善。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一贯关心祖国科技教育事业和年轻人才培养的李政道曾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李政道在信中强调，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自己的科技带头人。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科研条件比较好、学术气氛活跃的环境里再经过几年的锻炼，才能逐渐成熟。
因此，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置特殊职位，挑选一些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那里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以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探索、明确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李先生的建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重视，特别受到邓小平的直接支持和关怀。
1984年5月，他与夫人一起拜访了邓小平。当时，邓小平问，博士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办博士后呢？李政道解释说：
大学是老师教学生，考试的答案老师知道，学生按照老师的方法去答试题，做对了就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毕业后进研究生院，在硕士的基础上，老师除了上课以外，给研究生一个研究题目，可是老师并不知道答案，让研究生自己去按照老师指导的方向，求知一个新的结果，如果老师与同行专家评议认定研究生的结果是对的，研究生就可以毕业，老师给研究生的毕业学位叫博士。
但是真正做研究，必须让学生学习和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出来，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博士后不是学位，而是一个过程。
博士后与博士不同，博士一般只是按照老师选定的博士论文课题进行研究，而博士后可以参与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爱好自行选择研究课题。
那天，李政道还向邓小平介绍了1979年他在美国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中美联合招考中国物理研究生项目的进展情况。当时，这个项目已有四届约400位学生，按计划还要再办若干届。
前四届的学生，专业都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这些博士将陆续回国服务，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成功，可以影响其他学科，也会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祖国建设；如果处理欠妥，则会对派出人员将来学成归国的信心受到相当影响。
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为他们在国内创造一个回国后能够继续深造的环境。同时，国内毕业的研究生也需要这样的环境。因此，可否在国内先选择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设立十几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为试点，这样可保证人才流动，使其学有所用。将来几百个站、几千个站，将使全国青年学者都可以在良好的环境中深造，产生新的活力。
邓小平对此建议表示赞赏。他说，博士后对他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他第一次听到。成千上万的留学人员回来是很大的问题，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使用。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新方法，这个方法很好，他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
以后各行各业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建10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动站，形成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李政道十分了解，当时科技人员在科研条件、生活状况及其相关的体制上均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他深深感到那时实行博士后制度，还必须采取得力措施，为博士后们创造比较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妥善地为他们解决好科研经费、住房、编制、工资、户口、家属安排、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一批具体问题，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此，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由国家拨专款，建造一批博士后公寓，专供博士后使用；建立博士后基金，资助优秀博士后开展科研活动；建立博士后日常经费，为博士后科研、生活提供必要的费用保障。
此外，李政道还建议，博士后期间的编制不纳入各单位，以避免当时重点院校和科研单位普遍超编、不能容纳新人的困难；本单位培养的博士不能利用这项新设立的制度，进入本单位设置的同一学科的流动站；博士后在站期满后必须离站，形成必然的流动，同时将可保证博士后公寓能为在站博士后交替使用；博士后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实行户口随博士后本人流动的办法；鼓励青年博士向国外第一流学院竞争博士后职位，允许从国外回来的博士再次到国外做博士后，以保持与科学前沿的接触；博士后站不宜全部集中在北京、上海，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也应精选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设站试点等等。
邓小平对李政道的这些建议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当即表示，
国家要拨款，看准了就要行动，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就拨款，明天就批，无非是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
邓小平责成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尽快予以落实。
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再次会见李政道。
邓小平首先向李政道了解落实博士后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当李政道向邓小平说，博士后每人每年日常经费仅8000元，需增加到12万元比较合适时，邓小平马上说：“就这么定了，12万元。”
李政道没有想到邓小平会如此爽快地决定此事，立即站起身，走到邓小平跟前说：“我要代表这些青年的科学家谢谢您。”
邓小平摆着手亲切地说：“是我们要感谢你。他们是我们的娃娃。”
随即，邓小平谈到了人才问题，他指出：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们现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情上缺乏本领，各个领域都如此。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
在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注下，流动站建议很快得以落实。不久，中国国务院就正式批准了原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
李政道提出的建议都写入“报告”及与其相配套的博士后政策规定文件中。
《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的批准，标志着独具特色的中国博士后制度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和亲自决策下正式创立。
自中国博士后制度创立以来，李政道一直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顾问。在我国博士后制度实施过程中，他始终非常关注博士后事业的发展。
中国博士后制度在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下蓬勃发展，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李政道每年都听取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博士后工作发展情况的报告，经常参加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与各位委员共商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大计。
李政道不止一次地在许多场合满怀激情地说：
祖国21世纪在全世界的前景和地位非常光明，祖国留学生在美国许多研究生院中成绩都是最好的，祖国的领导人和政府又这样重视青年人才，这样热心地为青年人才服务，正如很多人所说，从前科技上大部分是犹太人的世界，将来大部分必定是中华民族的世界。
李政道多次与博士后们座谈交流，常常听他们讲述科研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参加他们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各项联谊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
每次座谈，李政道总是给他们鼓励，反复强调博士后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十年、二十年后，即将来的世界科技领袖相当多数将是华人，其中一部分应该就出在你们之中。
李政道经常勉励博士后们，要十分珍惜国家在财力还不充足的情况下为博士后创造的条件；要发扬民族的精神，团结的精神，为实现人生的理想目标，加倍努力地工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博士后制度已经成为一项能够促进人才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和推进人才合理流动的培养和使用高层次人才的制度。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无数科学家的努力下，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断改革创新，为中国培养了无数的科学人才，在教育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科学事业不断前进。
科研人员努力勤奋工作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和老师华罗庚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更让陈景润兴奋的是，邓小平、聂荣臻专门接见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代表。
当陈景润伸出双手，握住邓小平的手时，不善表达的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的陈景润戴着透明的大框眼镜，佝偻着背，身材消瘦，穿着朴素的藏蓝制服，两只干瘦的手紧紧攥着小平的手，有些局促紧张，又充满了真诚的感激。
1978年3月27日，大会4位代表发言，陈景润作了题为《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发言。
这一切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真地到来了，中国和科技人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陈景润原来住在中关村88号集体宿舍三楼一间6平米的锅炉房。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之外，别无他物。但是，薄薄的门墙却无法替它的主人挡住外来的风暴，白痴、寄生虫、剥削者、修正主义苗子，无数帽子扣向陈景润。
陈景润把所有的玻璃窗糊上纸，躲在里面偷偷摸摸搞科研。
陈景润用7年的时间简化完善了他原来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论证，使厚厚的几堆演算纸变成了薄薄的十几页。1973年，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国内外数学界为之震动。
陈景润的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这位科技界最大的“后勤部长”说：
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陈景润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中国有一千人就了不得。
邓小平曾多次过问陈景润的身体状况，并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了他生活的实际问题，改善其科研环境。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杨乐、张广厚在1965到1977年间，在《中国科学》外文版、《数学学报》合作发表8篇论文，在整函数和亚纯函数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成果。
1977年2月25日，杨乐和张广厚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函数值分布理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还有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推动了函数理论的发展，轰动了国际数学界，被称之为“杨张定理”，其成果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杨乐和张广厚从实习研究员提升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他们师兄弟3人，成为当时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型。
《人民文学》杂志于1978年1月发表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用整整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建国以来从所未有的。一时间，洛阳纸贵。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瘦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当时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他们的成功，也成为他们老师华罗庚的骄傲。华罗庚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赫赫有名的数学家，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享有很高的荣誉。他在参加完全国科学大全之后，便立即投入到中国的科学事业之中。
当时有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部门，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导致学风败坏，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的现象。
1978年华罗庚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为当时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起到了良好地促进作用。
1979年5月，华罗庚到西欧作了7个月的访问，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心愿，把自己的数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这时的华罗庚已年逾古稀，体弱多病。为了鞭策自己，表示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他专门写了一段话。
华罗庚写道：
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
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康指出：
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
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
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
1982年11月，华罗庚第二次心肌梗塞症发作。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要多做工作。”
1983年10月，华罗庚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
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1985年4月，华罗庚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5年6月3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16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17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2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
华罗庚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的成就，举行了华罗庚奥数比赛。
华罗庚以自己的勤奋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一首他自己写的诗可以比照他为中国科学奉献的一生。这首诗写在他《从孙子的神气妙算谈起》这本书的扉页上。
华罗庚写道：
神气妙算古名词，师承前人沿用之。
神气化易是坦途，易化神气不足提。
妙算还从拙中来，愚公智叟两分开。
埋头苦干是第一，发白才知智叟呆。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在科学的春天里，无数的科学家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努力拼搏，甚至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华罗庚是倒在了自己的讲台上，蒋筑英是倒在了为中国光学事业发展的道路上。
1938年８月１日，蒋筑英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一个旧职员家庭。从小就吃过很多苦的蒋筑英，始终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以后，蒋筑英感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极大重视，并寄予了无限的信任和希望，蒋筑英更急切地要求加入共产党。
1979年10月，组织上派蒋筑英去西德学习。在国外学习期间，蒋筑英经常向使馆的党组织表述自己申请入党的迫切愿望，多次与使馆的共产党员谈心。
1981年10月，蒋筑英又一次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希望加入共产党的迫切愿望。在他殉职的前一周，他还和他的入党介绍人促膝长谈３个多小时，表达他对党的忠心。
1982年５月26日，蒋筑英所在的四室党支部，根据他的多次申请和一贯表现，经过讨论决定，同意他的入党申请，他的夙愿终于如愿以偿了。
这天夜里，蒋筑英怀着激动的心情，认真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写下了他的信仰和誓言：
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党的事业是永存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要做到三个第一，党的利益第一，研究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为实现党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直至生命。
除了对党始终不渝的忠诚，蒋筑英还在科学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9年，蒋筑英在西德工作半年，对非可见光领域进行了新的探索，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81年，他去英国和西德验收光学传递函数测定装置和三坐标测量仪，都提前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国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蒋筑英把生命的分分秒秒都献给了祖国的光学事业。对此，他从不居功自傲，停步不前，目光始终盯着光学技术的高峰。正像他在业务自传中所说的那样：
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老一辈对我们寄予极大的希望，青年人需要我们去培养，光学领域里的许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有多少事要我们去做啊！
1979年，长春光机所学术委员会鉴于蒋筑英的科研成果和特殊贡献，推荐他为副研究员。他知道后，婉言谢绝。
1981年底，所里分配给蒋筑英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一夜，他的妻子高兴得合不上眼，他也失眠了。对于这一家人，实在是太需要有一个像样的住房了。
可蒋筑英却多次找领导说，自己人口少，孩子又小，有两间就足够了，坚决要求把这套宽敞的房子让给更困难的同志。
所里九室的一位同志运用蒋筑英提出的镀膜理论，进行实际试验，获得成功。事后他们合写了《摄影物镜的光谱透过率和彩色还原特性的校正》的学术论文，受到光学界的重视。
1982年，在厦门召开的全国光学年会上受到很高评价，并点名邀请蒋筑英参加会议。然而，蒋筑英一再推说工作忙，执意要九室的那位同志去讲，他把荣誉主动让给别人。
1982年６月13日，是星期天，晨４时他就早早地起床了。他把晚上锅里的剩饭泡上热水，草草地吃了一顿早餐。妻子给他拿了6个鸡蛋，要他煮熟了路上吃。他煮了4个，自己拿了两个，留下两个给孩子早上吃。早晨５时，他穿过晨雾，匆匆地走了，走得那么急，竟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
14日早７时50分，他由招待所出发，换乘两次公共汽车，之后步行两公里多，８时50分到达南关机器厂开始工作，下午回到招待所，又同有关人员讨论验收仪器装置的各项事宜。
可是，人们怎么能想到啊！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是忍受着病痛的巨大折磨，在为祖国的光学事业进行着最后的拼搏呀！
23时多，蒋筑英痛苦的呻吟声惊醒了同伴。同志们急忙把他送进医院。
蒋筑英对送他入院的同志说：“你们一夜未睡了，快回去休息吧。”
蒋筑英还对看望他的南关机器厂领导说：“谢谢你们了，快回去工作吧。”
医生诊断他长期积劳成疾，患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病、急性肺水肿等多种疾病。因抢救无效，于6月15日17时3分去世，终年43岁。
在科学的春天里，有太多科学家感人的事迹，他们为中国的科学奉献了一切。有中国的保尔之称的罗健夫，也为中国的科学事业献出了生命。
罗健夫是湖南省湘乡县人，195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母校及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
罗健夫曾主持国家的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的攻关。他以顽强的毅力，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第二外语。他攻读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
为了攻克科学难关，罗健夫有时整日不出工作室，饿了啃块馒头，困了就躺在地板上打个盹。经过不懈努力，他先后研制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Ⅱ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因此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后，罗健夫再接再厉，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正当他的科学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不幸发生了。
在一次调试设备时罗健夫突然病倒了，经过医生诊断，确诊为晚期淋巴癌。
在疾病面前，罗健夫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以更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乐观向上的态度泰然处之。为修改Ⅲ型发生器的图纸，他强忍病痛一头扎进资料堆。至1981年10月，他已独立完成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全部电控设计。
1982年4月，罗健夫作为垂危患者住进医院。他不要组织派人照顾，在死亡随时都会降临的时刻，反而经常劝慰同室病人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然而，罗健夫最终还是没能逃出病魔的恶爪，经医治无效去世，年仅47岁。罗健夫的生命虽然消失了，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
罗健夫平日酷爱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以书中主人公保尔为榜样，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利害，从不表现自己，多次自动放弃评聘高级职称和提升干部的机会，连颁发的奖金他也分文不收，被同事誉为“中国式保尔”。
1982年下半年，《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及全国大小报刊连续刊登罗健夫的生平事迹，号召全国人民学习。
1983年，国务院追授罗健夫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罗健夫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最崇高、最有意义的，在它面前，个人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
罗健夫以自己的言行，让我们看到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品格，他是中国科学家的楷模。
在科学的春天里，女科学家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辉煌的成绩。
修瑞娟是山东青岛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曾获得“联合国世界杰出女科学家”特别荣誉称号。
修瑞娟曾在苏联学医，1961年毕业回国。1981年至1983年在美国进修期间，修瑞娟发现国产山莨菪碱能够抑制血液中粒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她就提出了微循环海涛式灌注的假说。
修瑞娟是世界医学史上第一个以中国人姓氏命名医学理论的医学家。
修瑞娟为了自己的科学事业，自愿到四川省简阳县牌坊沟工作。在四川工作期间，她不得不把女儿丢在乡下请人照看，每周都在省城和乡下来回奔波。
修瑞娟从未想到过自己要成为一名世界上的知名人物。她只想发现肺心病患者在生命弥留之际微血管的长度以及管径的变化，从中发现一些规律，并找到医治的办法。
但这种方法做起来太难了。根据一般规律，肺心病患者发病一般在清冷的夜晚。修瑞娟远离自己的家来到省城医院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机会。
医院里职工的住房很紧张，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给修瑞娟支上一张床。外单位人员来到这里办事，只能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招待所里。
修瑞娟每天14时开始离开招待所，去挤一辆通往省医院的汽车。下车以后，她又急匆匆地直奔肺心病患者的病房。
修瑞娟透过显微镜，仔细观察病人手指的甲皱微循环，然后测出微血管的长度和管径的大小，最后拍下照片，写下记录。每一个病人的手指都要在她的显微镜下经过，每一个病人微循环世界的轻微变化都逃不过修瑞娟的眼睛。
修瑞娟就是这样一秒钟一秒钟度过的，从下午到傍晚，从傍晚到子夜，从子夜又到黎明。当病人从沉睡中清醒的时候，当病房里有了一点生机的时候，修瑞娟这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直到这时，修瑞娟才真的感觉有一点累，才意识到一天的工作该结束了。修瑞娟整理好东西，离开病房，下意识地走出医院，挤上通往招待所的汽车，来到自己的住所。
这时，修瑞娟真想闭上那双疲劳而又锐利的眼睛休息一会儿，但是，一夜的观察结果还需要进行总结，如果有一个可疑的数据出现在记录上，会使她异常兴奋，疲劳和困倦也一扫而光。
做完了这一切，修瑞娟才倒在床上睡一会儿，算是对“再生产”的一点投资吧。她的睡眠时间很短，仅仅只有四五个小时。如果不睡觉也能工作的话，修瑞娟就永远不会闭上她的一双眼睛。
在病房里，修瑞娟除了进行她的课题研究以外，她什么事情都能遇到。夜深人静，病人口渴了，修瑞娟放下手里的仪器，喂病人喝水；有的患者要大小便，修瑞娟就找来便盆，直到病人躺下重新入睡，她将便盆冲刷干净之后，才又开始她的事业。
有时，危急病人突然发作，修瑞娟找来医院的医护人员，帮助他们采取急救措施之后，她抢准时机，用照相机拍摄下患者的生死关头微循环世界的奥秘。
修瑞娟的实验室是喧闹的，有时又是寂静的，死一般的寂静。她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是在太平间里度过的。“九死一生”是说人在经历了重重劫难以后，大难不死。如果把它仅仅作为一个数据来理解，那么修瑞娟的“实验室”不是“九死一生”，而“十死一生”或“二十死一生”，因为太平间里，只有她一个人是有生命的活人。
修瑞娟需要活人的数据，更需要死人的数据。肺心病患者在结束生命的一刹那以及死后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是修瑞娟获取数据很重要的时机。
修瑞娟经常随着死者从病房转移到太平间，用显微镜对准死者的手指，仔细入微地记录下血液从死者手指的甲皱完全排空时微血管的变化。萧瑟的秋风和凛冽的寒风都会给人带来某些凄凉和恐怖之感，更何况是在深夜，而且是在周围布满尸体的太平间内。
这一切，修瑞娟似乎已经习惯了，她没有时间考虑周围的人和她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更没有时间去体会神话中鬼魂索命的意境，她只想着她的微循环，想着她能从微循环的世界中找到使肺心病患者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随着光阴的流逝，修瑞娟的菩提树终于结出了硕果，她完成的《肺心病患者甲皱微循环的变化》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修瑞娟通过无数个详实的科学数据，真实地再现了肺心病患者在发病时微循环血管的变化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她做出大胆的判断：肺心病患者的休克或死亡，不一定是心脏发生了问题，很可能是由于微循环出现了障碍。
修瑞娟的重大发现，不仅为中国同行们认为这是“我国医学科学界的又一硕果”，而且得到国外专家的承认。
1982年、1983年，全美召开第二十八、二十九届微循环会议，她应邀出席，并发表了她的研究学术论文。
1983年6月，由5位权威学者发起成立了国际微循环研究所，修瑞娟是发起人之一。
修瑞娟发现和总结的微循环血管变化的规律，被世界同行称为“修氏理论”，并被评为“1983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1984年，修瑞娟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被荣聘为瑞典传统医学科学院院士、意大利医学研究院院士。
许许多多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的春天里，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作着默默的奉献。他们的努力奋斗，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
农业科技飞速发展
198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由衷地赞扬了中国的水稻专家袁隆平。
他说：
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之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袁隆平的水稻研究事业从此走上新的前程。他的研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到表彰。
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为中国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研究杂交水稻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袁隆平是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当代神农氏”“米神”等。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成为湖南省安江农校的一名普通教师。1960年，面对当时严重饥荒，这个30岁的年轻人热血沸腾，立志用农业科学技术击败饥饿的威胁。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早稻试验田里，偶然发现一株水稻植株与众不同，植株高大、颗粒饱满。通过试种，他断定这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
袁隆平认为，既然自然界存在着“天然杂交稻”，说明水稻和其他异花授粉作物一样，具有杂种优势。他决定跳出水稻“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4年7月，袁隆平头顶烈日，在稻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惊喜万分。经人工授粉，这株稻子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
1966年2月，袁隆平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提出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的三系法培育杂交稻，直击传统理论禁区，引起国家科委高度重视
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找到一株雄花败育株，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袁隆平欣喜若狂，因为这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袁隆平历时9年的三系配套难关终于被攻克。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974年，我国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育成，1975年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研制成功，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从1976年开始，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亩增产20%左右。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也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1976至1987年间，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1979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第一个农业技术专利转让美国。以后，他又研制出一批比现有三系杂交水稻增产5％到10％的两系品种间杂交组合。
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应用，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国际同行尊称袁隆平为“杂交水稻之父”。1980至1981年,袁隆平赴美任国际水稻研究所技术指导。
1982年袁隆平任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从1985到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荣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
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在中国的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土专家”、“种田秀才”。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却为全国农业科技致富带了头。
1982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四大王相会在北京》的文章。这四大王是当时全国科协评出的四大致富能手，他们是四川温江的“番茄大王”张文康、四川新津的“冬瓜大王”吕璞修、山东的“作物大王”李祥苓、天津的“鸭子大王”张天兴。
1947年张文康生于温江涌泉镇，由于父亲被评成地主，随后二三十年间他受尽歧视。小学一毕业，他就开始务农，成年后做再多的活，也只能被评为打折扣的“小工分”。当时，几乎每年春节一过，张文康就要到处借粮。
1980年初，张文康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点，他所在的涌泉公社五一大队一生产队，决定将队里先前几乎荒废的2亩3分7厘的一块坡地，拿出来“包”给社员。
1978年后全国农村改革风起云涌，四川省内各地的“包产”做法也层出不穷，队里当时想以“承包荒地”作为试点，为了增加队里的收入，也为了进行试探。
这是一块全队公认的不能灌水下等田。当地属于都江堰灌区，大部分土地都是能排能灌的上等田，不能灌水的一般都没人看得起。不过，这毕竟是第一次搞承包田，虽然是旱地，还是有几户人家争的。
张文康当时报价“1500元”来承包这块地，吓退了所有的竞争者。
当时一个工分才值一角多钱，1500元相当于队里10多年给他分的钱，1500元在当时基本算是天文数字了。当然张文康自有他的小算盘。
张文康不是一时冲动。他已经想得很清楚，一亩地一年至少可以种三季，春季育苗子，夏季种番茄、冬瓜、海椒、茄子等，冬天种白菜、萝卜或莴笋，一亩地一年至少可以产2万斤蔬菜，一斤5分钱就可以卖1000元，两亩多地完全能够把承包费赚出来，这还不算第一季卖苗子的钱。
包下了这两亩多旱地，可种什么好呢？张文康一时还没想清楚。1980年春节刚过，站在龙泉驿区大面镇的蔬菜种子供应基地，张文康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当地没有的肯定就畅销。
当地没有的东西，是番茄。由于种子、土壤、技术等原因，温江地区产出来的番茄不红，所以一直没人种它。张文康决定当年夏天就种番茄。
凭着“瞅冷门”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张文康拿出了12亩地来种番茄，其余种茄子和海椒等。买回种子来，全家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之中，翻地、平整、施肥、育苗，全家人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年起早贪黑的忙碌，当年年底，他不仅足额交纳了承包费，而且还赚了500多元钱。平生以来第一次手中握有这么多属于自家的“巨款”，张文康激动得睡不着觉。
1981年春节前，他高兴地为全家每一个人买了新衣服，又花了11块钱为自己买了人生中第一双皮鞋。
1981年初春，当地开始了大规模“包产到户”，张文康家又多分了4亩土地。由于邻居们都学他开始种蔬菜，纷纷向他家求种苗，于是当年他多了一项收入，育苗。一年三季下来，不到年底，卖菜加养猪，他赚了6000多元。
张文康一大家子8口人，多年里一直挤住在两间1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里。于是，花了6000多元，建起了一排好房子，除了一楼一底5间楼房，还有3间平房和一间厨房，总共9间。那是温江地区农村第一家楼房。
1982年初，张文康被评为当地的专业户和致富能手；1982年春，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来到他家，经过一番认真计算，得出一个结果，去年你的收入已经过万，你现在是“万元户”了。
刚听到这个头衔，张文康真的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回到家里，张文康反复计算，结果真的是这样。从此，张文康“番茄大王”的名声也不胫而走。
1982年底，张文康被评为全国科协的致富能手，与他几位“大王”一同到北京接受了表彰。
1983年后，他家的年收入已达五六万元。
1983年，他当选为第六届四川省人大代表。
1987年，他种植的茄子在全省第一次出口到日本
同年，他还作为农村致富能手，在成都市金牛宾馆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1988年，他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有了四川省科协常委等头衔。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感召下，在科学的春风里，中国的农业科技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的农业水平也得到不断的提高。
全国上下一齐努力，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而奋进。
中科院开发科技新产业
1985年春，王震西拒绝了欧、美多个实验室的邀请，受中科院和周光召院长委托，留在国内创建中国科学院三环公司。
在系统地从事稀土合金和非晶态材料磁性研究的基础上，王震西和同事一起，率先将世界最先进的高速气流粉碎技术移植到钕铁硼生产工艺中。
同时，王震西他们还解决了大规模工业生产中稀土合金的氧化、自燃、模具硬化、强磁场取向、真空保护烧结和表面防腐蚀涂层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使百吨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钕铁硼生产线整套设备基本国产化，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使我国能以最少的资金投入，国际上最高的投入产出比，迅速发展扩大生产规模，在短短五年内就超过了美国和欧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烧结钕铁硼生产国。
三环公司是中国科学院为推动科技产业化而组建的又一家公司。科技产业化，是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采取的新的举措，这是同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相适应的。
1972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王震西到法国进修稀土合金和非晶态磁性。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结合，在1982年至1983年成为研制第三代稀土永磁合金的新途径。
在当时各国处于完全保密的情况下，物理所和电子所的科研人员发挥各自多年来积累的研究经验，进行了独立研究。他们大胆跳出传统思维，进行创新，经过不懈努力，钕铁硼永磁材料终于研制出来。
1983年９月，在北京科学会堂，第七届国际稀土永磁材料讨论会召开。日本著名学者金子秀夫教授在中国的讲台踌躇满志地大声宣布：
日本住友公司最近已研制出磁能极高达36兆高奥的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钕铁合金。
报告了这一爆炸性的消息后，金子秀夫教授仍意犹未尽。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请原谅，我只能说这一句话，请诸位不要提任何问题，我也不能做任何回答。”
当然，骄傲的日本教授绝不会想到，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磁学研究室，王震西领导的课题组正在独立地进行着钕铁合金的研究，而且他们已经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七届国际稀土永磁材料讨论会结束后，王震西课题组加快了研究工作的速度。当时研究室正在加固，为了抢时间，他们在电子所的一间材料仓库里清理出一块10多平方米的空地，利用一台50年代国产的振动台，一台需要经常修理的扩散炉和千斤顶继续他们的艰苦试制。
9月的北京，已经是寒意浓重。凛冽的北风侵人肌肤。由于所用的材料易挥发、易燃、有毒，仓库里又没有通风柜，所以课题组成员只好穿着大棉袄，在露天的院子里干活。遇上糟糕的天气，大家的手都要冻僵了，只能进屋暖暖再出来接着干。
当时王震西还兼任物理所科技处的处长职务，所以他白天必须安排所里的工作，研究只有在早晚和中午到实验室加班。
有时大家工作太紧张，会谈都没时间，只好在晚上做完实验后边走边谈。如果该分手了还没谈完，就干脆就站在路灯下，裹着棉大衣开“路灯会议”。开始的许多重要决定就是在这些数不清的马路会议上孕育而成的。
就这样大家奋斗了几个月，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王震西和他的伙伴们终于研制成中国自己的实用型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钕铁硼磁钢。在时间上仅比美国、日本晚3个月，而性能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不相上下，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
1983年10月，第五届全国磁学和磁性会议在江苏省常熟举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电子所联合研究组代表王震西发言。在这次会议上，王震西公布了研制出第三代稀土永磁合金的结果。从此，中国正式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研制出第三代稀土永磁合金的国家。
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迅速大胆地转移和推广了这项新技术。通过组织联合攻关，大胆改进工艺。
1984年8月，中国科学院又研制出低纯度钕稀土铁硼永磁材料，其磁性能和物理性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套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技术，为进一步扩大中试和大规模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钕铁硼是一种稀土磁性材料，它在微型家用电脑、钢铁、石油化工催化剂、电子行业、超导研究等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国际市场对它的需求量逐年上升。
新型材料钕铁硼研制出来后，摆在王震西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开完鉴定会后继续从事他的基础研究；一是抓住这项新的技术工艺，迅速办成一个产业。
1985年初，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光召多次对物理所领导建议，希望王震西能走一条与企业相结合的路，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４月，周光召亲自找王震西谈话。周光召希望王震西下海，要他以全新的模式把科学院的有关力量组织起来，成立新材料研究开发公司。
周光召给王震西说了自己的思路以及公司的发展走向。开始先集中开发钕铁硼，将来要开发超导等其它重要新材料，逐步建立起高技术产业，走一条科研、生产、应用、开发、市场销售与服务一体化的新路，以打入国际市场为目标，创建中国的“贝尔实验室”。
周光召问王震西：“你觉得成功的把握有多大？”
王震西思考了一下说：“三分把握，七分风险。”
“有三分把握就干！”向一轻声细语的周光召一字一顿的说出了这一句话。
在周光召和中科院的支持下，王震西决定跳出只有二三流科学家才下海的思想束缚，大胆地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1985年初，科学院三环新材料研究开发公司在物理所、电工所、电子所、冶金所的支持下正式组建。三环，具有双重的象征含义。它可以指科研、生产、开发这三个环节紧密连接又互相依存，也可以指科研单位、工厂、市场这三个环节紧密连接又互相依存。三环体现了王震西办公司的指导思想。
材料工业属于见效慢但收效长的产业。材料工业的起步都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它往往能促成整个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其影响可达十数年，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特有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它产生的效益慢而稳，不会像电子、信息等产业那样见效快。
在中国科学院的有力支援下，三环公司迅速形成百吨级的生产能力，产品当年就进入国际市场，新增产值3000万元，创汇300多万美元，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国际上第三家钕铁硼永磁材料的供应地。
公司创建伊始，王震西倡导大家树立一种创业精神，献身事业、开拓创新、埋头苦干、不图虚名。当时社会上一些公司发奖金都比较多，而三环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分钱补贴也没有。王震西当众宣布：
我们是为创办中国的钕铁硼产业来办公司的，谁要是只图个人眼前的一点小利就请他不要到三环来。
为了争得高速度、高效益，王震西和同伴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有一次，王震西为了动员一位青年同志到公司工作，登门去请了六七次。盛夏酷暑，王震西和几个同志却在粤北、赣南的山区公路上颠簸，在矿区作实地调查，即使旅游景点近在咫尺，也无暇参观。工厂的同志连续几个月不放假也是常事，有时连国庆、元旦、春节还要加班加点。
1988年，中国钕铁硼永磁材料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科学院为了扩大自己的科技产业，发挥自己的科研优势，还在经济特区建设了科技工业园。
1980年8月26日，国务院批准成立深圳经济特区。由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大力引进外资，市政、经济建设等发展迅猛，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中国科学院发挥科研优势，积极为建设深圳特区服务。
建设初期，主要是广州分院的各研究所，在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和资源利用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随后，院属其它地区的一些研究所也进入特区办公司。
1984年3月25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赴深圳与深圳市领导进行会谈，签订了长期科技合作协议。这标志着科学院与深圳特区的合作进入全面、长期、高层次阶段。10月，深圳市政府函请中国科学院承担深圳工业园区规划工作，科学院迅速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论证。
1985年7月30日，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合资建立的深圳科技工业园在深圳南头奠基，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科技工业园区。它在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孵化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不到几年，工业园内11平方公里土地上，就汇集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初步形成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三大支柱产业，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开发自己的科技产业，为中国和科技迅速转化为效益，走向国内国际市场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关村发展科技产业
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被称为“18条”的诸多优惠政策，让中关村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中关村的创业潮始于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陈春先借着科学的春天，引领了时代潮流。1979年陈春先到了美国。科技与产业结合的繁荣景象深深触动了他，他决心把这个“崭新的概念”引进到中国。这个概念就是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1980年，陈春先回国。他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叙述自己在美国看到的一切，并当场宣布自己的计划，成立“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并在第一年里就赢利3万元。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80年代初，科学家是几乎没有从事科技产业的。
1982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一次会议上，陈春先和自己的上级管惟炎发生第一次正面冲突。管惟炎说陈春先“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指责陈春先“搞乱人的思想，搞乱科研秩序”。
陈春先则反唇相讥：“我看不是搞乱了科研秩序，而是正在建立新的科研秩序。”于是，管惟炎毫不留情地把争论升级，指控陈春先从未向他报告财务收支，其账目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双方各恃自己的立场，都不愿让步。
然而，中央的一纸批文，却大大改变了局面。当时有人向中央写报告反映了这个问题，胡耀邦、胡启立、方毅三人都作了批示。三人一致认为，陈春先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胡启立的批示说：
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
批示还责成科技领导小组拿出具体的方针政策来。中央领导对这件事情的大力支持，引起了巨大反响。
中科院和海淀区政府，开始对中关村地区给予全力支持。紧接着，四海、科海、信通、联想等11家企业出现了。陈春先出人意料地反败为胜，对自己这个本来难以为继的“服务部”进行扩张。他们为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
“华夏”1983年4月15日宣告成立。在政府的批准文件还没下来，便按捺不住，提前诞生了。“服务部”的创始人之一纪世瀛说：
中国最大的科学金字塔开始破裂了。
无论对中关村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这都是一个颠覆性的事件。1983年，陈庆振创立科海，这个以科技转化推广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不仅开创了中国孵化器行业的先河，还在中关村引起了一股“技工贸”热潮。
陈春先不再孤军奋战，因为在他身后已出现一大群狂热的义无反顾的人。他们将和他汇合成一股力量，把一根又一根楔子打进金字塔的裂缝。此时，陈春先等人还提出：
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要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陈庆振借着他科学院科技处科技档案管理员的便利，到处呼吁技术专家到工厂兜售自己的发明。中国第一代计算机工程师王洪德，干脆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一次会上公然宣布：
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
1983年5月13日上午，陈春先召开“华夏”成立之后的第二次理事会议，决心说服他的技术人员转向“微型电脑和智能系统”更高的技术领域。
1984年已经开始，陈春先、陈庆振、王洪德他们逐渐理解，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自己手里有什么，而是外面的世界需要什么。
在改造北京大学计算机房中，王洪德从中一下子赚了19万元，这让他们这些新时代的领军人物更坚定了市场信念。所以在看到电子计算机的光明前景后，王洪德、陈庆振和陈春先，还有更多的人，全都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其中。
于是，真正的商业运动就在白颐路上发动起来了。就在白颐路的商业体系发生变化时，处于觉醒中的中国市场也在迅速改变。
最重要的改变来自20世纪的一项伟大发明，计算机。1984年1月，国务院计划委员会订购了50台“长城0520”。“长城0520”是我们国家生产的第一台微机。中央的行动，给中国的科技产业以极大鼓励。
1984年春天，国家科委开了一次会，研究“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中央政府试图在自己的经济战略中注入世界科技的最新动向。党的领导人也开始采取一些象征性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让高新技术在普通百姓眼里不再遥不可及。
1984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的一个科技展览会上摸着一个表演计算机的孩子的头说：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这句话后来在全国广泛传播，再经口口相传，整个国家已无人不知，这大大增加了民众对电脑的热情。
1984年4月第二周，科学家谷羽联合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向中南海呈递了一封信，信中建议说：
利用现有的智力资源，组成科研－开发－生产联合的基地。
在指出中关村蕴藏着一大批科学家和大学生之后，这封信接着说，这里“人才济济，但没有生气，单位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涯，潜力很大，但没有开发”。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把这封信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宦乡，要他谈谈看法。宦乡是个兼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人，当时正好在美国访问。
像陈春先一样，宦乡也被美国的硅谷感染了。4月26日午夜，宦乡回到北京，看到了谷羽的信以及来自中南海的指示后，他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思考。
1984年5月4日，宦乡给胡启立写了一封信。他说科学家们说出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他们的建议“都是值得重视的”。未来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学者们，是不该忘记这封信的。宦乡不仅维护了学者的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提出在中关村建立一个“科学城”的设想。
1984年4月29日，华夏创办的《新兴产业与科技扩散》出版了它的“试刊第一号”。当时印数只有100份，免费赠送。编者声称，“这是中国民间创办的第一份刊物”。它讴歌中关村里那些出走的科技人员，说他们创办的企业是“灿烂的科技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1984年5月，当时的计委主任宋平关于研究探讨在中关村建立一个把大学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结合起来的开发中心的批示，提出了产学研的结合问题。
1984年9月11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任稚犀的文章，题目就叫做《开创中国式硅谷的探索》。文中写道：
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
靠科技起飞，开创中国式的硅谷。
这是中关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就是在这时候白颐路完成向“电子一条街”的转变。1986年6月，国家科委全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研究课题组成立。一年后，《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报告》完成。
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牵头的联合领导小组，对中关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明确提出，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采取国家不拨款，但是提供政策环境支持的建议。
1985年3月1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允许集体和个人建立科研机构，更大地推动了中关村的发展。
1986年11月，中科院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概念。一部分人继续搞研究，一部分人出来办科技企业，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发展成产业。第二年，中科院所属院所建立的企业达到148家，占到“电子一条街”企业总数的1/3，从业人员占了50%以上。
1986年11月18日，中央正式公布中国的“863计划”。中国在科技产业化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1988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科院“一院两制”全文。对“四自”给予极大肯定，对中央领导的批示采用编者按的形式公布。国家科委、北京市政府联合提出建立新旧产业开发区的报告。
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被称为“18条”的诸多优惠政策，让中关村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谱写航天科技新篇章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在访美期间，邓小平就中美科技合作问题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最后，中美双方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议》。
从美国引进遥感卫星地面站是双方科技合作项目之一。这个项目具体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总投资1000万美元。
20世纪70年代，卫星遥感技术开始在国际上发展起来。遥感卫星地面站是这一科技的基础设施，它的任务是跟踪资源卫星，并接收资源卫星传回的信息，同时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使信息转化为人们可以读取的图象、数据。
卫星遥感科技具有宏观性、重复性和分光谱段提取信息等特点，在国民经济的许多领域有广泛的用途。中国从1978年起，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开展了多次资源调查，但总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当时中美科技合作还处于初创阶段，美国对华出口许可政策十分严格，向中国开放高技术的商务实施条例尚未形成。中美两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为中国引进地面站积极寻找合理解决的途径。
1980年，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国家宇航局在北京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地面站的引进工作铺平了道路。
1982年12月，中国科学院与美国STX公司签订商务合同，委托该公司承担该系统的主要研制工作。在1985年底，整个系统从美国陆续运抵中国北京。
这座地球资源遥感卫星地面站包括微波信号跟踪接收、数字图象处理和照相处理三部分，其主要任务是接收、处理、分发、储存地球资源遥感卫星数据。
1986年5月底，经过中美专家的通力合作，卫星地面站全部安装完毕并投入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卫星地面站接收了以北京为中心、半径为2400公里、来自地球705公里高空的美国地球资源图象卫星传来的信息。信息由300多幅图象和数据组成，图象分辨率为30米。
12月中旬，卫星地面站接收转化了近千张图象，为国内外用户在资源勘探、国土普查、环境监测及农业等方面提供试用，均得到满意的效果。
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鉴定专家组认定，该站的各项主要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了原设计要求，图像产品质量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引进美国卫星高科技的同时，中国也在独立进行着自己的人造卫星研制开发。中国科学院为中国的人造卫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2年10月，中国进行了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中国科学院有十几个单位承担了研制任务，为试验成功作出了贡献。
1984年4月8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这颗卫星定位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可以进行广播、电视、电话、电报、传真等各种模拟和数字通信。
这是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欧洲空间组织和日本之后，利用运载火箭发射同步卫星获得成功的国家。
在这项工程中，中国科学院近30个单位承担了40多项研制任务。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制了3台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科学院电子所研制了7项微波器件，空间物理所研制的4种星上探测仪器，上海有机所和上海硅酸盐所研制的有机、无机温控涂层，长春光机所研制的高精度高速齿轮，兰州化物所为高速齿轮提供了特种润滑材料。这些研制任务为中国的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84年11月7日，中国科学院发出通报，决定拨出30万元奖金，对参与水下发射试验任务和发射通信卫星这两项工程的有功人员进行一次性奖励，并给予40多位作出特殊贡献的人员提升一级工资。
中国通过独立研发和引进外国先进科技，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卫星航天事业。
因此，全国科学大会为中国的航天科技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科学的春天》方新等编著科学出版社
《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路甬祥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
《胡乔木》叶永烈著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科教实录》岳庆平等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经济实录》王瑞璞等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交锋三十年》马立诚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的著名讲话〈科学的春天〉诞生记》钱江著《党史博览》2003年第6期
《改革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刘仓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追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吴明瑜著《财经》杂志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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