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4 16:31:35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对北大激光照排系统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系统有问题,解决;用户有需求,服务。耐心和恒心感动了用户。

●王选婉拒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建议,重新为新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取名为“方正”。

● 推广应用

激光照排投入使用

在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王选设计的激光照排系统终于在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了《伍豪之剑》,这是中国在告别铅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这是检验照排系统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对北大激光照排系统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改进,北大激光照排系统开始投产。

然而,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让王选感到苦涩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得到政府和学校的承认,却不被用户采纳。

1985年7月王选的访美之行,给了他很大的刺激。王选说:

在纽约HTS总部,他们的总裁春风得意地接待了我,原来他刚从北京回来,和我们的一家大报社签订了430万美元的照排设备合同。我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因为就在同年5月,我们六家单位通力协作,前后历时5年研制而成的华光II型系统就已经通过了国家级鉴定。

追忆往事,王选依然历历在目。

“华光!”“华光!”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为自己的产品命名华光,意为中华之光。

系统有问题,解决;用户有需求,服务。耐心和恒心感动了用户,华光Ⅱ型问世后,有5家用户购买了这一系统。

1986年初又传来喜讯,中国新闻界首次评选上一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成就,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项目当选。这对于王选和同事们来说,真是极大的荣誉。

然而,王选心理清楚,华光Ⅱ型绝对担当不起改造印刷行业的重任,必须加紧研制新一代系统。

1985年11月,距离Ⅱ型机通过鉴定仅半年时间,华光Ⅲ型系统正式面世了。

1986年,铁道出版社首家采用这一系统,解决了积压已久的书籍出版问题。当年12月,华光Ⅲ型系统与科技版软件通过了部级鉴定。

这是我国第一个实用科技排版系统,它能够方便而规范地排印各种复杂的公式、符号和表格,一面世就好评如潮,连获大奖:全国首届发明协会发明奖、北京地区电子和信息应用系统一等奖、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一等奖、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中国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一下子蜚声中外。

要使系统达到最高水平,必须能顺利排印大报、日报。因为这类报纸时效性强,字体要求多,版面变化多,是对照排系统最严格的考验。如果这一关过去,大规模推广普及便指日可待。

正在王选翘首等待的时候,《经济日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报社用户。

此时,《经济日报》厂房面积只有6000平米,全部采用铅排铅印,日排字量只有10万字左右,不但印刷生产能力越来越不适应新闻出版形势的发展,而且污染严重,对周围居民和城市环境造成极大影响。

厂长夏天俊被这些问题苦苦困扰,要改变报社印刷厂的现状,最稳当的办法是扩大厂房,增加人力和设备。然而,这是在北京最繁华的中心地带,绝对没有可能。

所以,当夏天俊得知新华社试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取得很好的效果后,就动了心思:干脆跳出铅排铅印的传统工艺。

1985年初,夏天俊进一步考察了别的报社引进的第三代照排系统的作业情况后,又参加了国家在新华社为王选等人发明的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华光II型机中试结果的检测鉴定和验收大会,对王选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与王选进行直接接触,了解了王选向大报排版进军的意向。

经过多方权衡,《经济日报》正式向国家经委提交报告,表示愿意做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第一个大报用户。

1986年9月30日,第一套华光Ⅲ型系统运进经济日报社印刷厂。

为保持多年铅字排版报纸的风格和各种功能,王选向他们明确表示:凡是铅排能做的,激光照排都能做,铅排不能做的,照排系统也应能做,特别是在生产能力和速度上,将大大超过铅排。

但是,经济日报社觉得要抛掉铅字,有点铤而走险的意思,他们还是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决定先用每周三出版的《中国机械报》做试验,采取铅排和照排同时进行的方式,一版一版地上照排。

10月28日出了第一版报纸,到12月才把该报的4块版全部改为照排。可以说,《中国机械报》是第一个正式用上激光照排的报纸。

1986年末,该报发表了《告别了,铅排》的编辑部文章,激动地庆祝这一时刻。

但王选知道,这还是新华社试验的水平,系统故障也不少,只有上了日报,才算真正经受住了考验。

《经济日报》上照排的过程也是循序渐进、小心谨慎的。1987年4月中旬先开始编排三、四版,一个月后增加了第二版,因为这些版面时效性要求不高,可以提前两三天预排。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的4个版面全部用上了激光照排。世界上第一张用计算机屏幕组版、用激光照排系统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诞生了。

然而,全部上照排后,意味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赶排出每天的日报。日报对时效的要求是极其严格和紧张的,新华社凌晨1时左右截稿,到发行只有四五个小时,除去印刷,留给排版的时间实际上只剩两三个小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出报,新系统的毛病全给暴露出来了,一时间故障重重,错误百出。

在接下来的10来天里,王选每天都手忙脚乱,胆战心惊。系统软件和硬件的潜在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重字、重行、丢字、丢行、标题移动困难,有时明明改过的错字又重新出现;照排机、激光印字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电源设计不合理、抗干扰性能差、扫描抖动、暗盒不严、走纸不匀等一系列问题;字模出现宋体字横道过细、标题字大量缺字等等。

面对读者的纷纷指责,《经济日报》给北大也下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北大在15天内排除系统故障,否则他们就将退回到铅字作业的时代。

王选带领研究人员们,经过十几个日夜的紧张作战,终于排除了所有的故障,使系统正运行了。

与外企争夺国内市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外的产品开始大量地涌入中国。

1984年,中国以更坚决的步伐把改革开放又推进了一大步。松下电器,奔驰汽车,IBM电脑等大量“舶来品”潮水般涌入中国。

美、英、日等国研制的汉字照排系统,也以比从前更进步的技术,形成“联军”似战斗力,向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印刷厂发起进攻。

英国蒙纳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合作,在京展示了他们的整页拼版设备。他们采用了分辨率很高的大屏幕进行显示,而且还有中文处理功能,尽管软件功能差,但是相当吸引人们的眼球。

日本的写研公司在日本国内已经占领了70%的市场,现在又瞄上了中国的广大市场。它的中文字库质量非常高,其女老板每年来中国两次,与中国用户十分熟悉,以至于中国的印刷界“言必称写研”,《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印刷厂和上海的一家大报都先后成了写研的用户。

占领了港澳台和东南亚大片华文报业和出版业市场的日本森泽公司和一个叫“二毛”的日本公司,以及美国IPX、王安等公司,都来京展示产品,还热情招待潜在的中国用户去日本考察。

王选他们一下子面临着众多著名国际公司的竞争压力。

但此时与1979年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已前进了一大步,政府已不大可能去干预地方上和各部门的技术引进行为了。

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是否全套引进英国蒙纳公司的激光照排系统。《人民日报海外版》开始采用日本人的第三代机照排,并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求250万美元与美国合作研究中文激光照排系统。

人民日报社在引进国外的产品之前,组织了一个专家论证会,讨论是否引进外国系统。王选也接到邀请参加了方案介绍。

在会上,王选极力阐述北大激光照排系统在技术上的先进优势,然而,让王选感到伤心的是,论证会上除了新华社的傅宗英表示应该支持国产系统,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电子部的与会专家,都赞成引进国外的产品。

这一年“五一”前夕,王选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入夏又从副教授晋升教授,他的科研精神和成果得到了政府和学校的承认,却不被用户接受。

此时,王选认为:尽管你手中掌握了先进科技成果,如果不能走向市场,变成让人接受的商品,那么你的成果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1987年下半年,华光Ⅲ型系统的运行越来越顺利,效益也大大提高。

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工作报告全文长达3�4万多字,《经济日报》在收到新华社电讯稿之后,立即使用华光系统进行计算机排版,仅仅20分钟结束了任务。

相比其他报社,华光激光照排系统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了。

1987年12月2日,国家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的官员和专家们聚集一堂,在王府井277号大院召开鉴定会。华光Ⅲ型报纸编排系统顺利通过国家级验收,鉴定书的结论是:

该系统与铅排工艺相比,提高劳动效率五倍以上,大大缩短了出版周期,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消除了铅污染,甩掉了铅作业,这是报纸印刷工艺向现代化迈进的一项重大改革。

《经济日报》是世界上第一家采用计算机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日报。

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李安定的文章,热情地称赞这是一个“报业奇迹”,他说:

如果说活字印刷是一次印刷业革命的话,这个系统的诞生,将是一场新的印刷革命的开端。

1988年7月18日,《经济日报》印刷厂终于卖掉了一切铅作业设备,撤销了铅作业机构和人员,印刷厂承印的所有报纸、书刊,全部用上了激光照排系统。

工人们欢呼着庆祝这一时刻的到来,《经济日报》成了中国报业第一家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报社。

正当华光顺利发展的时候,传来了世界银行招标的好消息。

此时,中国许多高等院校所设的印刷厂都同样存在着出版周期长、铅排工艺落后的问题。为此,世界银行决定向中国20多所高校发放数百万美元贷款,来协助这些高校的印刷厂购置激光照排系统,以彻底改善生产落后的面貌。同时,世界银行决定以国际招标的方式来选购照排系统。

这不仅是一笔巨额收益,更是一个绝佳的抢占国内市场的机会。包括英国蒙纳系统、日本写研、森泽公司在内的10多家国际公司纷纷购买标书,跃跃欲试。国内有几家公司也在积极准备参与投标。

此时,华光系统已经推出IV型机,他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采取双极型微机与门阵列相结合的方式,使得激光照排控制器成为真正意义的光栅图像处理器。IV型机还采用了经过改进的TC86的芯片。

由于充分利用最新的设备和元器件,使得IV型机与华光Ⅲ型相比,产生了脱胎换骨的飞跃。

王选当然要参加招标,而且是志在必得。

带有汉字字形快速复原专用芯片的RIP、批处理书刊排版软件和交互式报纸组版软件NPM这三大“杀手锏”组成的Ⅳ型机系统,在世界银行的国际招标中大显身手,以绝对优势连连中标,总价值130万美元:

1988年初第一标揭晓,Ⅳ型系统中标1套;

1989年初第二标揭晓,Ⅳ型系统中标6套;

1989年8月第三标揭晓,Ⅳ型系统又有17套中标。

在这次国际招标中,华光系统最终以绝对的优势取胜了。

1988年,华光Ⅳ型系统投入批量生产,正式投放市场了。

与III型系统相比,华光Ⅳ型系统外观也更加漂亮,字体字号变化丰富,文图合一,能处理复杂版面,能在屏幕上直接任意修改版样和文章。加上高度稳定可靠,而价格只是国外系统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因此深受用户青睐。在一次定货会上,仅3天就成交2000多万元,一年签订了200多套的合同,成交额超过7000万元。

1989年12月26日,华光Ⅳ型系统通过了部级鉴定。方毅副总理亲自出席了鉴定会。

《经济日报》1988年下半年换装了Ⅳ型系统,质量和效益大幅提高。

丛中笑在《王选的世界》中写到:

1986年使用铅排铅印时,有职工258人,排印10种报纸,5种期刊,年排字8500万字,利润60万元,人均利润2326元。1988年采用激光照排后,职工减为234人,却承担了33种报纸、11种期刊的编排任务,年排字1�4亿字,年利润达200万元,人均利润上升为8547元。1989年的产值更高达700万元,年利润250万元,人均利润突破了万元大关。

与同等任务的铅作业相比,减少厂房面积68%,用人减少60%,耗电量减少68�7%,成本下降17%。

1988年12月6日,《经济日报》头版刊登了长篇通讯《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记者詹国枢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详细描述了该报使用汉字激光照排的情景:

在电脑激光照排车间,十几台电脑前坐着十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姑娘,姑娘们纤细的手指在键盘上灵活起落,仿佛正弹奏着美妙的乐曲。再看看组版你更会称绝。屏幕上出现的图像和编辑的版样完全一样,按一个键黑体字马上会变成宋体,再按一个键小号字立即又变成大号字。更妙的是错几个字删去后,下面的字立即会挨个儿补上,要添几句话,后面的也会很听话地空出应有的位置。你正看得入神,一个漂亮清晰的版样已经出现在屏幕上,待会儿输入激光照排主机,很快就可以出一张和报纸一模一样的大样。

旁边一位姑娘说,过去的铅排车间可比这大多了。车间里到处立着一排排黑乎乎的铅字架,一个个铅字要从架子上拣出来,码成一篇篇“文章”,再放到铁案上拼成大样。那一块版拼好后死沉死沉足有好几十斤呢,挪一挪也得请别人,每天累得腰酸腿也疼。车间里既黑又脏,又有铅污染,最可气的是油墨简直钻进了指甲缝里,下了班用硬刷子加去污粉使劲刷也刷不干净……

看着这明亮整洁的车间里在电脑前轻快操作的姑娘们,再想想那一排排黑乎乎的铅字架,你会打心底里赞叹一句:“中国印刷业正迅速跨越两个时代。”

《经济日报》的巨大成功,彻底消除了一些用户对国产系统“先进的技术,落后的效益”的担忧,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开始在全国新闻出版、印刷业推广普及。

1989年的定货款额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1�2亿元以上。北京地区的绝大多数日报、全国绝大部分省级报社及一部分市报都定购了这一系统。中宣部提出的1990年省级报社要基本普及照排的规划提前一年完成。

就在这时,进口HTS系统的那家报社领导找到王选,请他帮助改造报社从美国购买的这套照排系统,因为这一系统自1985年引进以来,一直未能投入使用!

1985年,这家报社从美国HTS公司进口了两套照排系统,合同金额约430万美元。

王选的目标是,要在3至5年内把国外照排系统赶出中国市场,一定要比HTS公司的系统早出报,而且价格只是它们的1/8。

一个在中国,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不曾面对面较量,彼此却都感受到了隐形的刀光剑影。

1986年3月,HTS公司第一次提出修改合同,要求变换系统的某些指标;4月,《经济日报》印厂派人到杭州进行华光Ⅲ型系统稳定性试验;9月30日,第一套华光Ⅲ型系统运进经济日报社印刷厂;10月,HTS公司第二次修改合同,申明不能按时交货;10月28日,由经济日报社印厂印刷,每周出版三期的《中国机械报》4版开始尝试用照排系统出报;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的4个版面全部用上激光照排;12月2日,华光Ⅲ型报纸编排系统顺利通过国家级验收,价格仅为美国系统的1/15。

而从美国传来消息,HTS中文排版系统仍然没有进展,半年过去,HTS公司仍没能解决难题,不得不于1988年7月宣告失败,并扬言准备宣布破产。

为了减少损失,购买HTS中文排版系统的这家报社决定把系统运回国内,不再支付剩余款项。面对一堆庞大、崭新却如同废品的机器,该社想到了王选。

在此之前,HTS公司曾派人来找过王选,他们要购买王选的专利技术,王选就随口说了个天文数字,把对方给吓跑了。

当报社的领导找到王选请求帮助时,王选一口就答应了,还带着几个骨干去“会诊”,结果发现HTS系统从总体设计、核心技术到排版软件都比他们设计的系统落后两年以上。

王选当即表示,可以用他们的技术把这两套昂贵的机器改造好。这家报社很快与HTS公司中断了合同,并在1989年3月与北大签订了系统改造协议。这一年8月,设备改造成功,效率快了20倍。

HTS公司的总裁彻底折服,他在离开中国前,向中方表达了他对王选的杰出发明的尊敬,并感叹地说:“今后,地球上再没有HTS公司了。”

1989年,华光Ⅳ型机开始在国内新闻、出版、印刷业波澜壮阔地前进。这年底,所有来华的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王选他们的国产系统在与国外产品激烈的“肉搏战”中大获全胜。王选后来说:

1988年后的几年间,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看报栏,看里面的报纸哪些是铅排的,哪些是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的。我高兴地看到,用我们的技术排的报纸一天天增多。到1991年,我在上海交大看到交大的校报都是用我们的技术排的版,这以后我就不看报栏了――我知道不用看,用的都是我们的技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享受。法国作家莫泊桑有一个座右铭:“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从1975到1993年,18年间我一天也没有休息,没有寒暑假,没有春节,也没有星期天,换来这样的成果,是值得的。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然要失掉不少常人能够享受的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

1988年7月,《经济日报》印刷厂在全国第一个废除了铅排作业,卖掉了沉甸甸的铅字,开启了我国报业和出版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

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1900种以上的黑白书刊出版社和印刷厂,均采用了以王选技术为核心的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已经延续了上百年的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彻底改造,没有经历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从铅排直接跳到最先进的第四代激光照排,实现了被公认为“毕�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

从1988年开始,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强大的功能,仅有进口产品五分之一的价格称雄市场,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定货款就已经超过1亿元大关。

1990年2月,《文汇报》刊登人物报道,把王选称为“当代毕�”。

1991年6月,《解放军报》称王选为“汉字电脑激光照排之父”。

1988年,中国报纸印刷业的工艺与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相比,至少落后30年,然而至1993年末,我们就基本上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与最先进的水平相比,最多不会差5年。发展到今天,应该是并驾齐驱甚至领先国际水平了。

北大方正应运而生

呕心沥血18年,激光照排系统获得了国内外同行众口一词的赞誉,王选却没有沾沾自喜。

早在样品机研制成功时,王选就开始思考,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国家上千万的大笔投入,如果不能通过成果转化的方式收回,即使获得再多的奖励,王选总有种负债的感觉。

正是这种“负债心理”与社会责任感,促使王选加速了激光照排机商业化的步伐。

而走向市场,光靠他的研究所不行,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生产机器设备和搞市场的商业性公司。

这段日子,王选天天都在考虑着走向市场办公司的事。但是对于这种事情,在1979年,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还很少有人考虑市场经济问题。大家已经习惯于完成上级下达的科研课题任务了。至于这个课题能否产生市场效益,那就不关我的事。

许多人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为清高,人们崇尚的是陈景润,钱钟书这样的纯学术型学者。有没有成果,主要看有没有论文;能不能评上教授,最重要的硬件就是有没有论著;谁要走出书斋,跑市场,就会被人认为不务正业,没有水平。而在北大,这个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这种观念更是强烈。

但是,王选不理会这些,他对市场非常敏感。

“如果不把研究的成果商品化,相当于白研究。”这是1981年王选在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时,他第一次提出,要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当时由于王选的实验室没有资金和人力去开拓市场,王选决定将这个技术交给一些企业去生产经营,双方按利润分成。然而,令王选没有想到的是,国内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不愿意同王选合作。刘秋云说,他们这是对自主创新的怀疑。

于是,王选把目光投向一些规模不大的小企业。后来,王选找到了山东潍坊的华光。山东潍坊的华光厂成为了第一个代理销售王选研究的激光照排系统的企业,王选负责的实验室可以在销售收入中获取1/3的收入,从而缓解了研究经费的不足。但是,在与华光合作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面对这种现状,王选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华光的市场推动效果并不理想,王选认为必须依托高校力量,走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

当时的北大附近,中关村一条街上,已经有其他大学和科研单位开始办公司了。比如说中国科学院的陈春先,在考察了美国的硅谷后,对硅谷的教学、科研,公司三位一体的模式大为感慨。回来后便率先在中关村办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之后,又扩大成为“华夏硅谷集团”。

之后,又有中科院的人办了“四通公司”和“信通电脑公司”。清华大学的人办了“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和“华海新技术开发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中关村兴起了一条初具规模的商业街。

而北大,尽管与中关村近在咫尺,却依然没有人出来办公司。王选再也按捺不住了。

1984年6月,北大新校长丁石孙走马上任,11日,王选郑重地向校长提出了建议:北大应该成立科技公司!

丁石孙非常重视王选的建议。第三天就召开了北大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王选在会上作了详细的发言,说明北大办公司的必要性。他说:“这样,不仅可以吸收北大的一些散兵游勇,可以形成一个试验基地,发挥北大的长处,还可以赚钱”,用赚来的钱再支持北大的教育和科研事业。

在会上,王选还提出,要物色一个有市场经济头脑的“总经理”,负责全面管理这个公司。

反对的意见当然也是有的,无非是北大是个有影响的高等学府,要以教学科研为主,怎么能去赚钱呢。

不过,在丁石孙的主持下,最终还是通过了创办公司的决议。

走出会议室的时候,王选长长的舒了口气,心头的石头落了地。他想,只要有了这个公司,他的顶天技术就有了坚实的立地基础。他们就可以致力于市场开发,将激光照排系统推向市场,成为真正的有含金量的成果。他们的激光照排系统,也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改进和更新,达到更高水平。

王选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向北大微笑。

1985年春,经过艰难的筹备工作,由楼滨龙任总经理,张玉峰、黄禄萍任副总经理的“北大科技开发公司”终于开张了。

开办之初,只有一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也没有钱。王选从他的科研经费中挤出了10万元,交给公司作为第一笔经费。

北大新技术公司成立于1985年,建立之初的几年里,它只是一家默默无闻的校办小企业。

此时,在人们眼中,北大新技术公司只是在中关村干着“倒卖”电脑的行当,学校一般会把一些不要的人往那儿塞。

在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一路顺利向前发展时,王选与北大商量,决定让北大的校办企业也来生产销售激光照排系统,从而形成一种竞争机制。他把目光锁定在北大新技术公司上面。

1991年3月,以王选为首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正式融入北大新技术公司。这一刻,一个时代的传奇孕育诞生了。

同月,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联合推出新一代电子出版系统,即“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也就是方正91型系统。

3月15日,北大方正的第一个广告见报。

3月21日,李铁映同志访问北大,参观了激光照排系统。中央电视台播放新闻时第一次提到了“北大方正”。

不久,崭新的“方正集团”挂牌成立。作为科学家的王选,在其名片上又多了一个新的头衔: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可以说没有王选,就没有北大方正。但是在公开场合,王选一直强调自己天生不适合干企业,“没有一点企业家的素质。因为企业家懂得财务,而我对财务一窍不通,而且觉得有点格格不入,自己的账都不清楚,自己的钱都不清楚。企业家必备的这些素质,我都非常缺乏。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

王选的这种谦逊,恰好表现了作为企业人最可贵的一面――才能。

仅3年时间,王选和他的激光照排系统在海内外市场上创造了一个神话:占据了中国报业百分之九十九,海外中文报业百分之八十的市场份额。王选也获得了很多殊荣。

但是,此时的王选却感到的是沉重。

1995年,王选牵头成立了方正技术研究院,建立起了一个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一条龙体制。王选提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著名论断,开始探索和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产学研的创新模式。

王选说,他一直有一种“负债心理”,觉得还未形成产业,国家投资尚未收回,这种“负债心理”能促使他们不断进取。

“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商品化和大量推广、服务,顶天和立地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

“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引领北大方正从一个最早只靠激光照排技术生存的企业,发展到现在拥有几十个项目的集团公司。在王选的带领下,北大方正在国内中文专业排版领域的年营业额超过15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

在业界,一提到王选的名字,人们很自然地就想起方正,想起王选是方正的“精神领袖”。

王选和方正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王选的技术成就了方正,而王选还在为方正倾注这后半生几乎全部的心血。

方正进军海外市场

王选认为,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不能看作走向国际的标志,只有开发出非中文领域的出版系统进入发达国家,才算真正国际化。

方正作为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不仅要在国内软件业引领一方诸侯,更要让自己的软件走出国门,让方正核心技术打入日文、韩文等东方文字市场,进而进军欧美西文市场。这是方正人心中的梦想。

方正在内地以外的业务最早起步于香港,王选让张旋龙扮演了领军人物。

张旋龙说:“决策是王选做的,执行是我做的。”张旋龙有句名言:

王选会的我都不会,王选不会的我都会。

王选认为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像是玩笑话,却正表明了他们俩人是互补的。

王选是技术专家,但不擅长管理;张旋龙不懂技术,但是他重视技术,相信专家,他有着非常出众的攻关能力,很容易取得客户的信任。

当然,在王选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使他们一拍即合的,这个共同点就是相信中国高科技能进入国际市场的雄心,以及不图眼前蝇头小利的长远眼光,再就是他们俩人都追求宽容大度,能够承受各方面的压力。

1989年,《澳门日报》成了方正第一个祖国内地之外的客户。

1993年,方正集团与香港金山合作,成立香港方正有限公司,注册资金8000万元港币。

之后几年间,从《明报》开始,我国台湾省、澳门特区、香港特区等地的单子基本上都经手香港方正了。原因很简单,从香港来往各地比较方便,省了很多手续上的麻烦。香港成为方正走出国门的踏板。

到1995年,港澳台三地的中文出版,方正已经占据了绝对领先优势。

最初,香港方正只有王萍他们两个日常办事人员,由于国内签证只有半年期限,两个人还需要实行半年轮换制。

刚到香港时,客户问王萍公司的名字,听完后却偷偷发笑。后来别人告诉她“北大方正”在粤语里念“不大方正”。

港澳台地区报业特点与发展速度都跟内地不同,对产品有很多“奇怪的”需求,王萍需要不停地理解这些要求并及时传回内地。

此外,香港方正还要给客户扮演培训师角色。但王萍说“一点也没有觉得累”,“产品太好了,做起来充满自豪感”。

有了香港基地,加上张旋龙这样一个王选心目中“最优秀的商人”,方正开始凭借技术上非常成熟的产品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到2002年,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全盘放弃旧有的香港启旋电脑公司和美国“Quark”开发的中文排版系统,采用方正飞腾系统。

至此,东南亚中文媒体市场基本成为方正的天下。

从1995年刚满40岁时正式接受方正集团委托的开拓海外业务任务开始算起,直到现在担任方正控股总裁,张旋龙一直没能歇下脚来。

接任海外业务之前,常年在外奔波的张旋龙跟爱人发誓“40岁就退休”。但当时王选一句话就把他的念头全部打消了,“方正要走出去,你挑这个担子最合适。”

1994年,方正排版系统开始在我国台湾省畅通无阻。那段时间,由于要见很多客户,张旋龙每个月都要往台湾省飞10几次,早出晚归。每次,他都要提着一个塞满各种香港报纸、杂志的大箱子,次数多了,空姐都认识他,说他是“贩报纸的”。

张旋龙并没有想过把方正品牌卖到国外,他认为能在国内呼风唤雨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港澳台业务进展非常顺利,张旋龙开始考虑退休的事情。

但在一次方正董事局会议上,王选忽然发问:“我们已经把国内市场基本占领了,下一个业务增长点在哪里?现在国际上做中文排版的公司很多,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威胁,怎么办?”

王选认为方正应该去马来西亚开拓业务,一是因为国外客户可以提出更多更新需求,利于产品升级换代;二是如果占领了马来西亚等海外中文出版市场,则可将潜在竞争对手阻挡于国门之外。

董事局讨论的结果让张旋龙始料未及:董事局决定让张旋龙挑起这个担子。

王选在海外业务上的决策,不仅击碎了方正当时所面临的业务瓶颈,而且也将自有品牌推向世界。

王选的长远目光,对方正海外拓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把海外业务重担放在张旋龙肩上时,王选说,“赚不赚钱无所谓。”

张旋龙悄悄收拾起退休之心。后来王选说,当初港澳台的业务所以开展得好,“找人找对了”,“旋龙做这件事情最合适。”

但在1995年,张旋龙说,“国际市场这么大,我已经跑不动了,必须要再找几个‘猛将’。”

1995年,王选去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的印刷业十分发达,但印前技术并不先进。王选自信完全可以依靠自主技术研制日文出版系统进入日本。于是,王选决定进军日本市场。

这是方正走国际化道路的重要决策。

1996年4月,日本方正在东京成立。总裁管祥红1989年从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后去日本工作多年,王选认为他对日本印刷业十分熟悉,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又有雄心壮志,能判断日本市场需求,并提出相应的技术方向。

公司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实现了地地道道的“本土化”。

日本方正主要负责市场开拓和产品销售,日文出版系统的软件开发则是在国内的方正技术研究院进行的。王选物色了两个年轻人主持这一重要项目:此时的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室主任汤帜,32岁,副教授;副主任李平立,28岁,博士。

这两个年轻人不负重望,主持研制成功“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飞腾”日文排版软件,其特点是创造性地提出并实现了软插件体系,使系统很容易扩展和升级。

正是这一特点,使日本市场所需要的各种功能能够用软插件这一扩展技术方便地实现了。

在王选的策划和组织下,1997年,一个运用了独特的软插件技术、高集成度、扩展性强的新型日文出版系统面世,并被日本第二大杂志社以4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这一系统与以前使用的美国系统相比,生产效率提高近10倍,每年节约费用支出约10亿日元,被认为是日本同类系统中最先进的。

《北京日报》称:

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

此后,报纸组版系统也被日本20余家报社采用。

由于方正的产品受到日本用户的欢迎,日本方正公司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员工达到300人,有100多位研发人员在专门从事适合日本市场的软件研制。

2001年,日本的著名财团软库和三菱商事分别向日本方正投资100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公司市值高达55亿日元,是最初方正集团投资的好几十倍。

其后,王选又率领北大方正研制出韩文和西文出版系统,成功打入韩国及欧美市场,实现了民族软件产业走向国际化的目标。

汪岳林说:

面对要求严格甚至近于苛刻的日本用户,方正不仅保质保量地开发出系列软件系统,而且比约定时间提前了3天,这在业界是极为罕见的。该杂志应用方正开发出的系统完成千余页内容的排版仅用了几小时,使其生产效率提高了几倍,而且还保证整体内容错误率为零。

此举开创了中国企业大规模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应用软件产品的先河。

2003年,日本方正完成了包括日本日刊体育印刷社在内的几个大型报业出版系统的开发和实施,尤其是日刊体育印刷社,首次实现150种报纸同时上线印刷,在日本报业出版界引起轰动。

如今,马来西亚、泰国几家最大的中文报纸都使用了方正彩色激光照排系统,北美地区几乎每一家中文报纸都用上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统。

至此,方正软件的出口已延伸到许多国家。

方正的梦想就是要让全世界都能享受到方正在印刷出版领域积累的多年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让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软件走向世界,让自己的开发成果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这些梦想,是方正开展国际业务的核心动力。

胡冶刚说:

从最早的激光照排系统发展到以方正RIP软件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成熟的软件产品,方正软件的海外业务范围从亚太地区发展到欧美区域,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先进稳定的产品和技术,强大的研发力量和卓越的性价比,使方正软件的出口产品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方正的研发水平不断增强,自主软件的开发不仅具有与国际接轨的能力,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技术竞争力。

2004年6月底,方正软件海外装机量达到3000台套,产品覆盖亚太和欧美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方正软件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在本年度号称印刷业“奥林匹克”的德鲁巴展会中,方正印艺软件与技术实力更是赢得了国外同行的赞誉。

方正软件全球化战略出师顺利,国际市场拓展迅速,方正软件占有量已经超过美国新增市场的10%。

目前,方正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全球分销渠道,在美洲、欧洲以及亚太地区设立办事处,组建了强大的销售和技术支持队伍。这支队伍的大部分员工来自于当地,主要从事销售各类印前软件产品、流程产品以及OEM合作等业务。

全球分销合作伙伴也从两年前的10家向百家发展,国际市场代理商力量正在将方正的技术力量向全球延展,争取在3至5年后,方正软件在国际市场的销量将超过当前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方正的软件国际化道路卖的是核心技术,与那些软件外包的企业是不同的。方正软件全球化战略实施采取一种渐进式战略。方正是先以最具产品化特征、最有可能首先被接受的RIP(图像栅格化处理)软件为先导,简历方正软件在国际上的品牌,然后再把其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的。

英特尔公司的“IntelInside”策略让英特尔公司一举成为全球芯片和电脑微处理器市场的据对领导者,并由此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现在,方正以它最具优势和特色的软件产品向全球市场发起冲击,方正集团的“FounderInside”也能为中国的IT产业在世界上创造新的神话。

方正集团的国际化,探索出了一条中国软件产业国际化的发展之路,证明了一家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国本土软件企业的强大生命力。

三、推广应用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对北大激光照排系统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系统有问题,解决;用户有需求,服务。耐心和恒心感动了用户。

●王选婉拒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建议,重新为新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取名为“方正”。

● 推广应用

激光照排投入使用

在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王选设计的激光照排系统终于在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了《伍豪之剑》,这是中国在告别铅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这是检验照排系统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志。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对北大激光照排系统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改进,北大激光照排系统开始投产。

然而,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让王选感到苦涩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得到政府和学校的承认,却不被用户采纳。

1985年7月王选的访美之行,给了他很大的刺激。王选说:

在纽约HTS总部,他们的总裁春风得意地接待了我,原来他刚从北京回来,和我们的一家大报社签订了430万美元的照排设备合同。我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因为就在同年5月,我们六家单位通力协作,前后历时5年研制而成的华光II型系统就已经通过了国家级鉴定。

追忆往事,王选依然历历在目。

“华光!”“华光!”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为自己的产品命名华光,意为中华之光。

系统有问题,解决;用户有需求,服务。耐心和恒心感动了用户,华光Ⅱ型问世后,有5家用户购买了这一系统。

1986年初又传来喜讯,中国新闻界首次评选上一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成就,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项目当选。这对于王选和同事们来说,真是极大的荣誉。

然而,王选心理清楚,华光Ⅱ型绝对担当不起改造印刷行业的重任,必须加紧研制新一代系统。

1985年11月,距离Ⅱ型机通过鉴定仅半年时间,华光Ⅲ型系统正式面世了。

1986年,铁道出版社首家采用这一系统,解决了积压已久的书籍出版问题。当年12月,华光Ⅲ型系统与科技版软件通过了部级鉴定。

这是我国第一个实用科技排版系统,它能够方便而规范地排印各种复杂的公式、符号和表格,一面世就好评如潮,连获大奖:全国首届发明协会发明奖、北京地区电子和信息应用系统一等奖、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一等奖、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中国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一下子蜚声中外。

要使系统达到最高水平,必须能顺利排印大报、日报。因为这类报纸时效性强,字体要求多,版面变化多,是对照排系统最严格的考验。如果这一关过去,大规模推广普及便指日可待。

正在王选翘首等待的时候,《经济日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报社用户。

此时,《经济日报》厂房面积只有6000平米,全部采用铅排铅印,日排字量只有10万字左右,不但印刷生产能力越来越不适应新闻出版形势的发展,而且污染严重,对周围居民和城市环境造成极大影响。

厂长夏天俊被这些问题苦苦困扰,要改变报社印刷厂的现状,最稳当的办法是扩大厂房,增加人力和设备。然而,这是在北京最繁华的中心地带,绝对没有可能。

所以,当夏天俊得知新华社试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取得很好的效果后,就动了心思:干脆跳出铅排铅印的传统工艺。

1985年初,夏天俊进一步考察了别的报社引进的第三代照排系统的作业情况后,又参加了国家在新华社为王选等人发明的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华光II型机中试结果的检测鉴定和验收大会,对王选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与王选进行直接接触,了解了王选向大报排版进军的意向。

经过多方权衡,《经济日报》正式向国家经委提交报告,表示愿意做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第一个大报用户。

1986年9月30日,第一套华光Ⅲ型系统运进经济日报社印刷厂。

为保持多年铅字排版报纸的风格和各种功能,王选向他们明确表示:凡是铅排能做的,激光照排都能做,铅排不能做的,照排系统也应能做,特别是在生产能力和速度上,将大大超过铅排。

但是,经济日报社觉得要抛掉铅字,有点铤而走险的意思,他们还是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决定先用每周三出版的《中国机械报》做试验,采取铅排和照排同时进行的方式,一版一版地上照排。

10月28日出了第一版报纸,到12月才把该报的4块版全部改为照排。可以说,《中国机械报》是第一个正式用上激光照排的报纸。

1986年末,该报发表了《告别了,铅排》的编辑部文章,激动地庆祝这一时刻。

但王选知道,这还是新华社试验的水平,系统故障也不少,只有上了日报,才算真正经受住了考验。

《经济日报》上照排的过程也是循序渐进、小心谨慎的。1987年4月中旬先开始编排三、四版,一个月后增加了第二版,因为这些版面时效性要求不高,可以提前两三天预排。

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的4个版面全部用上了激光照排。世界上第一张用计算机屏幕组版、用激光照排系统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诞生了。

然而,全部上照排后,意味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赶排出每天的日报。日报对时效的要求是极其严格和紧张的,新华社凌晨1时左右截稿,到发行只有四五个小时,除去印刷,留给排版的时间实际上只剩两三个小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出报,新系统的毛病全给暴露出来了,一时间故障重重,错误百出。

在接下来的10来天里,王选每天都手忙脚乱,胆战心惊。系统软件和硬件的潜在问题都暴露出来了:重字、重行、丢字、丢行、标题移动困难,有时明明改过的错字又重新出现;照排机、激光印字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电源设计不合理、抗干扰性能差、扫描抖动、暗盒不严、走纸不匀等一系列问题;字模出现宋体字横道过细、标题字大量缺字等等。

面对读者的纷纷指责,《经济日报》给北大也下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北大在15天内排除系统故障,否则他们就将退回到铅字作业的时代。

王选带领研究人员们,经过十几个日夜的紧张作战,终于排除了所有的故障,使系统正运行了。

与外企争夺国内市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外的产品开始大量地涌入中国。

1984年,中国以更坚决的步伐把改革开放又推进了一大步。松下电器,奔驰汽车,IBM电脑等大量“舶来品”潮水般涌入中国。

美、英、日等国研制的汉字照排系统,也以比从前更进步的技术,形成“联军”似战斗力,向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印刷厂发起进攻。

英国蒙纳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合作,在京展示了他们的整页拼版设备。他们采用了分辨率很高的大屏幕进行显示,而且还有中文处理功能,尽管软件功能差,但是相当吸引人们的眼球。

日本的写研公司在日本国内已经占领了70%的市场,现在又瞄上了中国的广大市场。它的中文字库质量非常高,其女老板每年来中国两次,与中国用户十分熟悉,以至于中国的印刷界“言必称写研”,《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印刷厂和上海的一家大报都先后成了写研的用户。

占领了港澳台和东南亚大片华文报业和出版业市场的日本森泽公司和一个叫“二毛”的日本公司,以及美国IPX、王安等公司,都来京展示产品,还热情招待潜在的中国用户去日本考察。

王选他们一下子面临着众多著名国际公司的竞争压力。

但此时与1979年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已前进了一大步,政府已不大可能去干预地方上和各部门的技术引进行为了。

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是否全套引进英国蒙纳公司的激光照排系统。《人民日报海外版》开始采用日本人的第三代机照排,并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求250万美元与美国合作研究中文激光照排系统。

人民日报社在引进国外的产品之前,组织了一个专家论证会,讨论是否引进外国系统。王选也接到邀请参加了方案介绍。

在会上,王选极力阐述北大激光照排系统在技术上的先进优势,然而,让王选感到伤心的是,论证会上除了新华社的傅宗英表示应该支持国产系统,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电子部的与会专家,都赞成引进国外的产品。

这一年“五一”前夕,王选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入夏又从副教授晋升教授,他的科研精神和成果得到了政府和学校的承认,却不被用户接受。

此时,王选认为:尽管你手中掌握了先进科技成果,如果不能走向市场,变成让人接受的商品,那么你的成果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1987年下半年,华光Ⅲ型系统的运行越来越顺利,效益也大大提高。

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工作报告全文长达3�4万多字,《经济日报》在收到新华社电讯稿之后,立即使用华光系统进行计算机排版,仅仅20分钟结束了任务。

相比其他报社,华光激光照排系统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了。

1987年12月2日,国家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的官员和专家们聚集一堂,在王府井277号大院召开鉴定会。华光Ⅲ型报纸编排系统顺利通过国家级验收,鉴定书的结论是:

该系统与铅排工艺相比,提高劳动效率五倍以上,大大缩短了出版周期,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消除了铅污染,甩掉了铅作业,这是报纸印刷工艺向现代化迈进的一项重大改革。

《经济日报》是世界上第一家采用计算机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日报。

当天,《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李安定的文章,热情地称赞这是一个“报业奇迹”,他说:

如果说活字印刷是一次印刷业革命的话,这个系统的诞生,将是一场新的印刷革命的开端。

1988年7月18日,《经济日报》印刷厂终于卖掉了一切铅作业设备,撤销了铅作业机构和人员,印刷厂承印的所有报纸、书刊,全部用上了激光照排系统。

工人们欢呼着庆祝这一时刻的到来,《经济日报》成了中国报业第一家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报社。

正当华光顺利发展的时候,传来了世界银行招标的好消息。

此时,中国许多高等院校所设的印刷厂都同样存在着出版周期长、铅排工艺落后的问题。为此,世界银行决定向中国20多所高校发放数百万美元贷款,来协助这些高校的印刷厂购置激光照排系统,以彻底改善生产落后的面貌。同时,世界银行决定以国际招标的方式来选购照排系统。

这不仅是一笔巨额收益,更是一个绝佳的抢占国内市场的机会。包括英国蒙纳系统、日本写研、森泽公司在内的10多家国际公司纷纷购买标书,跃跃欲试。国内有几家公司也在积极准备参与投标。

此时,华光系统已经推出IV型机,他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采取双极型微机与门阵列相结合的方式,使得激光照排控制器成为真正意义的光栅图像处理器。IV型机还采用了经过改进的TC86的芯片。

由于充分利用最新的设备和元器件,使得IV型机与华光Ⅲ型相比,产生了脱胎换骨的飞跃。

王选当然要参加招标,而且是志在必得。

带有汉字字形快速复原专用芯片的RIP、批处理书刊排版软件和交互式报纸组版软件NPM这三大“杀手锏”组成的Ⅳ型机系统,在世界银行的国际招标中大显身手,以绝对优势连连中标,总价值130万美元:

1988年初第一标揭晓,Ⅳ型系统中标1套;

1989年初第二标揭晓,Ⅳ型系统中标6套;

1989年8月第三标揭晓,Ⅳ型系统又有17套中标。

在这次国际招标中,华光系统最终以绝对的优势取胜了。

1988年,华光Ⅳ型系统投入批量生产,正式投放市场了。

与III型系统相比,华光Ⅳ型系统外观也更加漂亮,字体字号变化丰富,文图合一,能处理复杂版面,能在屏幕上直接任意修改版样和文章。加上高度稳定可靠,而价格只是国外系统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因此深受用户青睐。在一次定货会上,仅3天就成交2000多万元,一年签订了200多套的合同,成交额超过7000万元。

1989年12月26日,华光Ⅳ型系统通过了部级鉴定。方毅副总理亲自出席了鉴定会。

《经济日报》1988年下半年换装了Ⅳ型系统,质量和效益大幅提高。

丛中笑在《王选的世界》中写到:

1986年使用铅排铅印时,有职工258人,排印10种报纸,5种期刊,年排字8500万字,利润60万元,人均利润2326元。1988年采用激光照排后,职工减为234人,却承担了33种报纸、11种期刊的编排任务,年排字1�4亿字,年利润达200万元,人均利润上升为8547元。1989年的产值更高达700万元,年利润250万元,人均利润突破了万元大关。

与同等任务的铅作业相比,减少厂房面积68%,用人减少60%,耗电量减少68�7%,成本下降17%。

1988年12月6日,《经济日报》头版刊登了长篇通讯《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记者詹国枢用热情洋溢的语言详细描述了该报使用汉字激光照排的情景:

在电脑激光照排车间,十几台电脑前坐着十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姑娘,姑娘们纤细的手指在键盘上灵活起落,仿佛正弹奏着美妙的乐曲。再看看组版你更会称绝。屏幕上出现的图像和编辑的版样完全一样,按一个键黑体字马上会变成宋体,再按一个键小号字立即又变成大号字。更妙的是错几个字删去后,下面的字立即会挨个儿补上,要添几句话,后面的也会很听话地空出应有的位置。你正看得入神,一个漂亮清晰的版样已经出现在屏幕上,待会儿输入激光照排主机,很快就可以出一张和报纸一模一样的大样。

旁边一位姑娘说,过去的铅排车间可比这大多了。车间里到处立着一排排黑乎乎的铅字架,一个个铅字要从架子上拣出来,码成一篇篇“文章”,再放到铁案上拼成大样。那一块版拼好后死沉死沉足有好几十斤呢,挪一挪也得请别人,每天累得腰酸腿也疼。车间里既黑又脏,又有铅污染,最可气的是油墨简直钻进了指甲缝里,下了班用硬刷子加去污粉使劲刷也刷不干净……

看着这明亮整洁的车间里在电脑前轻快操作的姑娘们,再想想那一排排黑乎乎的铅字架,你会打心底里赞叹一句:“中国印刷业正迅速跨越两个时代。”

《经济日报》的巨大成功,彻底消除了一些用户对国产系统“先进的技术,落后的效益”的担忧,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开始在全国新闻出版、印刷业推广普及。

1989年的定货款额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1�2亿元以上。北京地区的绝大多数日报、全国绝大部分省级报社及一部分市报都定购了这一系统。中宣部提出的1990年省级报社要基本普及照排的规划提前一年完成。

就在这时,进口HTS系统的那家报社领导找到王选,请他帮助改造报社从美国购买的这套照排系统,因为这一系统自1985年引进以来,一直未能投入使用!

1985年,这家报社从美国HTS公司进口了两套照排系统,合同金额约430万美元。

王选的目标是,要在3至5年内把国外照排系统赶出中国市场,一定要比HTS公司的系统早出报,而且价格只是它们的1/8。

一个在中国,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虽不曾面对面较量,彼此却都感受到了隐形的刀光剑影。

1986年3月,HTS公司第一次提出修改合同,要求变换系统的某些指标;4月,《经济日报》印厂派人到杭州进行华光Ⅲ型系统稳定性试验;9月30日,第一套华光Ⅲ型系统运进经济日报社印刷厂;10月,HTS公司第二次修改合同,申明不能按时交货;10月28日,由经济日报社印厂印刷,每周出版三期的《中国机械报》4版开始尝试用照排系统出报;1987年5月22日,《经济日报》的4个版面全部用上激光照排;12月2日,华光Ⅲ型报纸编排系统顺利通过国家级验收,价格仅为美国系统的1/15。

而从美国传来消息,HTS中文排版系统仍然没有进展,半年过去,HTS公司仍没能解决难题,不得不于1988年7月宣告失败,并扬言准备宣布破产。

为了减少损失,购买HTS中文排版系统的这家报社决定把系统运回国内,不再支付剩余款项。面对一堆庞大、崭新却如同废品的机器,该社想到了王选。

在此之前,HTS公司曾派人来找过王选,他们要购买王选的专利技术,王选就随口说了个天文数字,把对方给吓跑了。

当报社的领导找到王选请求帮助时,王选一口就答应了,还带着几个骨干去“会诊”,结果发现HTS系统从总体设计、核心技术到排版软件都比他们设计的系统落后两年以上。

王选当即表示,可以用他们的技术把这两套昂贵的机器改造好。这家报社很快与HTS公司中断了合同,并在1989年3月与北大签订了系统改造协议。这一年8月,设备改造成功,效率快了20倍。

HTS公司的总裁彻底折服,他在离开中国前,向中方表达了他对王选的杰出发明的尊敬,并感叹地说:“今后,地球上再没有HTS公司了。”

1989年,华光Ⅳ型机开始在国内新闻、出版、印刷业波澜壮阔地前进。这年底,所有来华的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王选他们的国产系统在与国外产品激烈的“肉搏战”中大获全胜。王选后来说:

1988年后的几年间,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看报栏,看里面的报纸哪些是铅排的,哪些是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的。我高兴地看到,用我们的技术排的报纸一天天增多。到1991年,我在上海交大看到交大的校报都是用我们的技术排的版,这以后我就不看报栏了――我知道不用看,用的都是我们的技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享受。法国作家莫泊桑有一个座右铭:“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从1975到1993年,18年间我一天也没有休息,没有寒暑假,没有春节,也没有星期天,换来这样的成果,是值得的。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然要失掉不少常人能够享受的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

1988年7月,《经济日报》印刷厂在全国第一个废除了铅排作业,卖掉了沉甸甸的铅字,开启了我国报业和出版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

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1900种以上的黑白书刊出版社和印刷厂,均采用了以王选技术为核心的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已经延续了上百年的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彻底改造,没有经历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从铅排直接跳到最先进的第四代激光照排,实现了被公认为“毕�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

从1988年开始,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强大的功能,仅有进口产品五分之一的价格称雄市场,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定货款就已经超过1亿元大关。

1990年2月,《文汇报》刊登人物报道,把王选称为“当代毕�”。

1991年6月,《解放军报》称王选为“汉字电脑激光照排之父”。

1988年,中国报纸印刷业的工艺与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相比,至少落后30年,然而至1993年末,我们就基本上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与最先进的水平相比,最多不会差5年。发展到今天,应该是并驾齐驱甚至领先国际水平了。

北大方正应运而生

呕心沥血18年,激光照排系统获得了国内外同行众口一词的赞誉,王选却没有沾沾自喜。

早在样品机研制成功时,王选就开始思考,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国家上千万的大笔投入,如果不能通过成果转化的方式收回,即使获得再多的奖励,王选总有种负债的感觉。

正是这种“负债心理”与社会责任感,促使王选加速了激光照排机商业化的步伐。

而走向市场,光靠他的研究所不行,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生产机器设备和搞市场的商业性公司。

这段日子,王选天天都在考虑着走向市场办公司的事。但是对于这种事情,在1979年,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下生活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还很少有人考虑市场经济问题。大家已经习惯于完成上级下达的科研课题任务了。至于这个课题能否产生市场效益,那就不关我的事。

许多人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为清高,人们崇尚的是陈景润,钱钟书这样的纯学术型学者。有没有成果,主要看有没有论文;能不能评上教授,最重要的硬件就是有没有论著;谁要走出书斋,跑市场,就会被人认为不务正业,没有水平。而在北大,这个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这种观念更是强烈。

但是,王选不理会这些,他对市场非常敏感。

“如果不把研究的成果商品化,相当于白研究。”这是1981年王选在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时,他第一次提出,要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当时由于王选的实验室没有资金和人力去开拓市场,王选决定将这个技术交给一些企业去生产经营,双方按利润分成。然而,令王选没有想到的是,国内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不愿意同王选合作。刘秋云说,他们这是对自主创新的怀疑。

于是,王选把目光投向一些规模不大的小企业。后来,王选找到了山东潍坊的华光。山东潍坊的华光厂成为了第一个代理销售王选研究的激光照排系统的企业,王选负责的实验室可以在销售收入中获取1/3的收入,从而缓解了研究经费的不足。但是,在与华光合作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面对这种现状,王选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华光的市场推动效果并不理想,王选认为必须依托高校力量,走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

当时的北大附近,中关村一条街上,已经有其他大学和科研单位开始办公司了。比如说中国科学院的陈春先,在考察了美国的硅谷后,对硅谷的教学、科研,公司三位一体的模式大为感慨。回来后便率先在中关村办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之后,又扩大成为“华夏硅谷集团”。

之后,又有中科院的人办了“四通公司”和“信通电脑公司”。清华大学的人办了“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和“华海新技术开发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中关村兴起了一条初具规模的商业街。

而北大,尽管与中关村近在咫尺,却依然没有人出来办公司。王选再也按捺不住了。

1984年6月,北大新校长丁石孙走马上任,11日,王选郑重地向校长提出了建议:北大应该成立科技公司!

丁石孙非常重视王选的建议。第三天就召开了北大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王选在会上作了详细的发言,说明北大办公司的必要性。他说:“这样,不仅可以吸收北大的一些散兵游勇,可以形成一个试验基地,发挥北大的长处,还可以赚钱”,用赚来的钱再支持北大的教育和科研事业。

在会上,王选还提出,要物色一个有市场经济头脑的“总经理”,负责全面管理这个公司。

反对的意见当然也是有的,无非是北大是个有影响的高等学府,要以教学科研为主,怎么能去赚钱呢。

不过,在丁石孙的主持下,最终还是通过了创办公司的决议。

走出会议室的时候,王选长长的舒了口气,心头的石头落了地。他想,只要有了这个公司,他的顶天技术就有了坚实的立地基础。他们就可以致力于市场开发,将激光照排系统推向市场,成为真正的有含金量的成果。他们的激光照排系统,也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改进和更新,达到更高水平。

王选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向北大微笑。

1985年春,经过艰难的筹备工作,由楼滨龙任总经理,张玉峰、黄禄萍任副总经理的“北大科技开发公司”终于开张了。

开办之初,只有一间10平方米的办公室,也没有钱。王选从他的科研经费中挤出了10万元,交给公司作为第一笔经费。

北大新技术公司成立于1985年,建立之初的几年里,它只是一家默默无闻的校办小企业。

此时,在人们眼中,北大新技术公司只是在中关村干着“倒卖”电脑的行当,学校一般会把一些不要的人往那儿塞。

在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一路顺利向前发展时,王选与北大商量,决定让北大的校办企业也来生产销售激光照排系统,从而形成一种竞争机制。他把目光锁定在北大新技术公司上面。

1991年3月,以王选为首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正式融入北大新技术公司。这一刻,一个时代的传奇孕育诞生了。

同月,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联合推出新一代电子出版系统,即“北大方正电子出版系统”,也就是方正91型系统。

3月15日,北大方正的第一个广告见报。

3月21日,李铁映同志访问北大,参观了激光照排系统。中央电视台播放新闻时第一次提到了“北大方正”。

不久,崭新的“方正集团”挂牌成立。作为科学家的王选,在其名片上又多了一个新的头衔: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可以说没有王选,就没有北大方正。但是在公开场合,王选一直强调自己天生不适合干企业,“没有一点企业家的素质。因为企业家懂得财务,而我对财务一窍不通,而且觉得有点格格不入,自己的账都不清楚,自己的钱都不清楚。企业家必备的这些素质,我都非常缺乏。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

王选的这种谦逊,恰好表现了作为企业人最可贵的一面――才能。

仅3年时间,王选和他的激光照排系统在海内外市场上创造了一个神话:占据了中国报业百分之九十九,海外中文报业百分之八十的市场份额。王选也获得了很多殊荣。

但是,此时的王选却感到的是沉重。

1995年,王选牵头成立了方正技术研究院,建立起了一个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一条龙体制。王选提出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著名论断,开始探索和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产学研的创新模式。

王选说,他一直有一种“负债心理”,觉得还未形成产业,国家投资尚未收回,这种“负债心理”能促使他们不断进取。

“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商品化和大量推广、服务,顶天和立地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

“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引领北大方正从一个最早只靠激光照排技术生存的企业,发展到现在拥有几十个项目的集团公司。在王选的带领下,北大方正在国内中文专业排版领域的年营业额超过15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校办企业。

在业界,一提到王选的名字,人们很自然地就想起方正,想起王选是方正的“精神领袖”。

王选和方正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王选的技术成就了方正,而王选还在为方正倾注这后半生几乎全部的心血。

方正进军海外市场

王选认为,中文出版系统进入海外市场不能看作走向国际的标志,只有开发出非中文领域的出版系统进入发达国家,才算真正国际化。

方正作为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不仅要在国内软件业引领一方诸侯,更要让自己的软件走出国门,让方正核心技术打入日文、韩文等东方文字市场,进而进军欧美西文市场。这是方正人心中的梦想。

方正在内地以外的业务最早起步于香港,王选让张旋龙扮演了领军人物。

张旋龙说:“决策是王选做的,执行是我做的。”张旋龙有句名言:

王选会的我都不会,王选不会的我都会。

王选认为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像是玩笑话,却正表明了他们俩人是互补的。

王选是技术专家,但不擅长管理;张旋龙不懂技术,但是他重视技术,相信专家,他有着非常出众的攻关能力,很容易取得客户的信任。

当然,在王选看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使他们一拍即合的,这个共同点就是相信中国高科技能进入国际市场的雄心,以及不图眼前蝇头小利的长远眼光,再就是他们俩人都追求宽容大度,能够承受各方面的压力。

1989年,《澳门日报》成了方正第一个祖国内地之外的客户。

1993年,方正集团与香港金山合作,成立香港方正有限公司,注册资金8000万元港币。

之后几年间,从《明报》开始,我国台湾省、澳门特区、香港特区等地的单子基本上都经手香港方正了。原因很简单,从香港来往各地比较方便,省了很多手续上的麻烦。香港成为方正走出国门的踏板。

到1995年,港澳台三地的中文出版,方正已经占据了绝对领先优势。

最初,香港方正只有王萍他们两个日常办事人员,由于国内签证只有半年期限,两个人还需要实行半年轮换制。

刚到香港时,客户问王萍公司的名字,听完后却偷偷发笑。后来别人告诉她“北大方正”在粤语里念“不大方正”。

港澳台地区报业特点与发展速度都跟内地不同,对产品有很多“奇怪的”需求,王萍需要不停地理解这些要求并及时传回内地。

此外,香港方正还要给客户扮演培训师角色。但王萍说“一点也没有觉得累”,“产品太好了,做起来充满自豪感”。

有了香港基地,加上张旋龙这样一个王选心目中“最优秀的商人”,方正开始凭借技术上非常成熟的产品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到2002年,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全盘放弃旧有的香港启旋电脑公司和美国“Quark”开发的中文排版系统,采用方正飞腾系统。

至此,东南亚中文媒体市场基本成为方正的天下。

从1995年刚满40岁时正式接受方正集团委托的开拓海外业务任务开始算起,直到现在担任方正控股总裁,张旋龙一直没能歇下脚来。

接任海外业务之前,常年在外奔波的张旋龙跟爱人发誓“40岁就退休”。但当时王选一句话就把他的念头全部打消了,“方正要走出去,你挑这个担子最合适。”

1994年,方正排版系统开始在我国台湾省畅通无阻。那段时间,由于要见很多客户,张旋龙每个月都要往台湾省飞10几次,早出晚归。每次,他都要提着一个塞满各种香港报纸、杂志的大箱子,次数多了,空姐都认识他,说他是“贩报纸的”。

张旋龙并没有想过把方正品牌卖到国外,他认为能在国内呼风唤雨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港澳台业务进展非常顺利,张旋龙开始考虑退休的事情。

但在一次方正董事局会议上,王选忽然发问:“我们已经把国内市场基本占领了,下一个业务增长点在哪里?现在国际上做中文排版的公司很多,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威胁,怎么办?”

王选认为方正应该去马来西亚开拓业务,一是因为国外客户可以提出更多更新需求,利于产品升级换代;二是如果占领了马来西亚等海外中文出版市场,则可将潜在竞争对手阻挡于国门之外。

董事局讨论的结果让张旋龙始料未及:董事局决定让张旋龙挑起这个担子。

王选在海外业务上的决策,不仅击碎了方正当时所面临的业务瓶颈,而且也将自有品牌推向世界。

王选的长远目光,对方正海外拓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把海外业务重担放在张旋龙肩上时,王选说,“赚不赚钱无所谓。”

张旋龙悄悄收拾起退休之心。后来王选说,当初港澳台的业务所以开展得好,“找人找对了”,“旋龙做这件事情最合适。”

但在1995年,张旋龙说,“国际市场这么大,我已经跑不动了,必须要再找几个‘猛将’。”

1995年,王选去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的印刷业十分发达,但印前技术并不先进。王选自信完全可以依靠自主技术研制日文出版系统进入日本。于是,王选决定进军日本市场。

这是方正走国际化道路的重要决策。

1996年4月,日本方正在东京成立。总裁管祥红1989年从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后去日本工作多年,王选认为他对日本印刷业十分熟悉,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又有雄心壮志,能判断日本市场需求,并提出相应的技术方向。

公司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实现了地地道道的“本土化”。

日本方正主要负责市场开拓和产品销售,日文出版系统的软件开发则是在国内的方正技术研究院进行的。王选物色了两个年轻人主持这一重要项目:此时的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室主任汤帜,32岁,副教授;副主任李平立,28岁,博士。

这两个年轻人不负重望,主持研制成功“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飞腾”日文排版软件,其特点是创造性地提出并实现了软插件体系,使系统很容易扩展和升级。

正是这一特点,使日本市场所需要的各种功能能够用软插件这一扩展技术方便地实现了。

在王选的策划和组织下,1997年,一个运用了独特的软插件技术、高集成度、扩展性强的新型日文出版系统面世,并被日本第二大杂志社以4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这一系统与以前使用的美国系统相比,生产效率提高近10倍,每年节约费用支出约10亿日元,被认为是日本同类系统中最先进的。

《北京日报》称:

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

此后,报纸组版系统也被日本20余家报社采用。

由于方正的产品受到日本用户的欢迎,日本方正公司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员工达到300人,有100多位研发人员在专门从事适合日本市场的软件研制。

2001年,日本的著名财团软库和三菱商事分别向日本方正投资1000万美元和300万美元,公司市值高达55亿日元,是最初方正集团投资的好几十倍。

其后,王选又率领北大方正研制出韩文和西文出版系统,成功打入韩国及欧美市场,实现了民族软件产业走向国际化的目标。

汪岳林说:

面对要求严格甚至近于苛刻的日本用户,方正不仅保质保量地开发出系列软件系统,而且比约定时间提前了3天,这在业界是极为罕见的。该杂志应用方正开发出的系统完成千余页内容的排版仅用了几小时,使其生产效率提高了几倍,而且还保证整体内容错误率为零。

此举开创了中国企业大规模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应用软件产品的先河。

2003年,日本方正完成了包括日本日刊体育印刷社在内的几个大型报业出版系统的开发和实施,尤其是日刊体育印刷社,首次实现150种报纸同时上线印刷,在日本报业出版界引起轰动。

如今,马来西亚、泰国几家最大的中文报纸都使用了方正彩色激光照排系统,北美地区几乎每一家中文报纸都用上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统。

至此,方正软件的出口已延伸到许多国家。

方正的梦想就是要让全世界都能享受到方正在印刷出版领域积累的多年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让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软件走向世界,让自己的开发成果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

这些梦想,是方正开展国际业务的核心动力。

胡冶刚说:

从最早的激光照排系统发展到以方正RIP软件为主要代表的一系列成熟的软件产品,方正软件的海外业务范围从亚太地区发展到欧美区域,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先进稳定的产品和技术,强大的研发力量和卓越的性价比,使方正软件的出口产品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方正的研发水平不断增强,自主软件的开发不仅具有与国际接轨的能力,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技术竞争力。

2004年6月底,方正软件海外装机量达到3000台套,产品覆盖亚太和欧美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方正软件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在本年度号称印刷业“奥林匹克”的德鲁巴展会中,方正印艺软件与技术实力更是赢得了国外同行的赞誉。

方正软件全球化战略出师顺利,国际市场拓展迅速,方正软件占有量已经超过美国新增市场的10%。

目前,方正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全球分销渠道,在美洲、欧洲以及亚太地区设立办事处,组建了强大的销售和技术支持队伍。这支队伍的大部分员工来自于当地,主要从事销售各类印前软件产品、流程产品以及OEM合作等业务。

全球分销合作伙伴也从两年前的10家向百家发展,国际市场代理商力量正在将方正的技术力量向全球延展,争取在3至5年后,方正软件在国际市场的销量将超过当前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方正的软件国际化道路卖的是核心技术,与那些软件外包的企业是不同的。方正软件全球化战略实施采取一种渐进式战略。方正是先以最具产品化特征、最有可能首先被接受的RIP(图像栅格化处理)软件为先导,简历方正软件在国际上的品牌,然后再把其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的。

英特尔公司的“IntelInside”策略让英特尔公司一举成为全球芯片和电脑微处理器市场的据对领导者,并由此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现在,方正以它最具优势和特色的软件产品向全球市场发起冲击,方正集团的“FounderInside”也能为中国的IT产业在世界上创造新的神话。

方正集团的国际化,探索出了一条中国软件产业国际化的发展之路,证明了一家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国本土软件企业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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