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张，跨过报纸传真机，直接开发用页面描述语言传送报纸版面的创新技术。

●他很快组织了鲁志武、王会民几个青年骨干，开始了挂网、校色等关键技术的开发工作。

●在王选的带领下，方正人在激光照排系统产品推广过程中，从市场上发现了新的需求，并形成了技术上的有针对性的开发。

● 再攀高峰

开发页面描述语言

应用激光照排系统后，报社的出版效益和报纸印制质量大大提高，但仍然不能异地同步出版。1989年全国只有三四家中央级大报在外地设有代印点印刷，传版手段主要有两种，一靠航空，二靠传真。

全国性报纸主要靠飞机送纸型，外地的读者很难看到当天的报纸。为了增强时效性，有的报社不惜花重金进口国外的报纸传真机传版，但存在失真的现象，而且速度极慢。

如何才能使外地读者看上当天的印刷质量极高的报纸呢？王选想到了北大自行研究制定的页面描述语言。

20世纪80年代末，王选主张跨过报纸传真机，直接开发用页面描述语言传送报纸版面的创新技术。就这样，他们开发出一种新的传版方式。利用这种方式传送的不是版面，而是页面语言，它把版面上的文字、图形、图片、照片等各种信息通过数学的方法转化为数据，这使得其信息量只有用传真机传送图像信息量的几十分之一，远程速度也就大大加快了。

在传送到代印点后，那里的报社大多采用的也是方正系统，使系统统一在一个模式下，所以很容易地解释页面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所恢复的版面和原版一模一样，毫不失真地输出制版，使用这种方式，远程传送的代价也大大降低了。

1990年年初，《羊城晚报》在全国有6个分印点，每天通过民航班机托运纸型到各分印点后再印刷，时效较差。

1992年年底，王选主持的远程传版技术，使《人民日报》通过卫星向全国22个城市传送版面取得成功。

第二年，《羊城晚报》的各地分印点也依靠北大远程传版系统，在人民日报社的帮助下，实现了全国6个分印点的卫星传版，这在此时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随着《羊城晚报》的发行扩大，他们凭借这一技术系统，将外地分印点扩展至10个。远程传版技术后来又不断发展至实时卫星传版。

后来，羊城晚报的印务中心及各地分印点，都采用了先进的宽带光纤网络技术和北大博恒版面管理系统。

研制彩色激光照排

就在国内报社大量采用激光照排技术排印黑白报纸的时候，王选又提出研制彩色激光照排系统。

最初有些同志认为国内没有几家报社会用彩色系统，而且研发投入很大。但王选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过去我国一直在仿制国外的电子分色机，仿制出来的技术仍然落后，会被更先进的彩色激光照排系统取代。我们要用新的思路将研制目标定得比国外现有水平高，这样做出来时才可能比人家好一点或差不多，因为人家也在前进。

然而，多年来形成的超前意识使王选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又要进行一次跨越了。这一次，他要充分发挥年轻人的创造力。

1989年6月的一天，在北大旧图书馆前的树荫下，王选对学生肖建国说：“你的大屏幕组版软件搞得差不多了，应该转转方向，搞图像技术，特别是彩色图像。我的想法是不去仿制电子分色机，直接研究文图合一的彩色出版系统。虽然现在还没有成熟的设备条件，但我们要早下手，先解决技术问题。”

肖建国犹豫地说：“报纸排版的文字处理技术和彩色图像处理技术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我没有经验。”

王选鼓励说：“没有经验可以学习，当初我们搞激光照排，又有谁有经验?你尽管大胆去做，我给你们当后盾。”

肖建国想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屏幕中文组版软件从自己手中诞生时的感觉，激动、兴奋都不足以形容，实际上那是一种创造历史的自豪感。

现在，导师把又一个创造历史的机会摆在了他面前，肖建国的创造欲望再次被激活。他很快组织了鲁志武、王会民几个青年骨干，开始了挂网、校色等关键技术的开发工作。

中国彩色出版市场此时是被国外四大电子分色机制造商的产品所垄断的，他们以精美的彩色印制效果而赢得了用户的信赖。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类产品已经受到飞速发展的桌面彩色出版系统的严重冲击，销量急剧下降。

1991年12月2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印刷工业科技信息网站长联席会议上，王选就谈到了上述趋势。

他认为：“桌面彩色出版系统取代电分机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因为前者的发展势头实在太猛，其功能、优越性和发展前途是后者望尘莫及的。”

这时，王选对桌面彩色出版系统能达到电分机的彩色印刷质量是充满信心的，尽管1991年时北大方正彩色出版系统尚处在研制阶段。

与此同时，王选一直关注着国际上最新计算机设备的发展动向，期待着合适的扫描仪和照排机的出现。

于是，王选安排肖建国等技术骨干，开发超前的彩色激光照排系统。

从黑白照排到彩色照排，是一种极不容易的跨越，里面涉及的核心技术可以说与文字排版毫无关系。此时大家连一台彩色的扫描仪都没有，彩色照排系统的研发难度可想而知。

这时的中国市场，彩报很少，只有《中国花卉报》等极少数几家在出彩报，其他都是黑白报纸。

香港的彩报比较多，但技术都比较老化，而且还都是采用传统的方法，照片是贴上去的，效果不佳，印刷程序也很烦琐。

1991年8月，当王选向别人介绍彩色出版系统时，大家反应很冷淡，因为中国没有出彩报的习惯，只有少数几家大印刷厂会买彩色系统，而他们都已经有了电分机设备。

王选不畏面临的困难，也不在乎旁人的反对，坚决支持并鼓励研发人员继续进行彩色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方正彩色出版系统终于研制成功了，由此引发了国内报纸的彩色化革命。

1992年1月，《澳门日报》首先使用这一系统，每天排4至6个彩色版。北大方正的彩色出版系统不但使内地的报纸由黑白变得五彩缤纷，而且迅速在海外华文报业推广开来。这是在王选的倡导下方正人自主创新发展史上的一次新的飞跃。

如果没有当时王选的超前意识与跨越性思维，没有他坚定的决策，方正彩色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创造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此时方正在这一领域不能超前，那么这一市场很快就会被国外的厂商所占领，中国人在这个市场上的损失将会很大，各报社将付出高额的代价去购买国外厂商的彩色系统。

方正彩色激光照排系统在为企业赢得经济效益、为中国节约了巨额外汇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为中华民族增了光。

实现编辑网络化

激光照排系统推入市场，走进出版社、报社以后，首先使排版车间起了很大的变化，铅字被淘汰了。

在报社采用了计算机以后，报社的领导又提出：计算机除了干排版，还能干其他事情吗？“你们是不是帮我们琢磨琢磨？”

报社领导言辞恳切的询问，引起方正人的高度重视。

于是，双方开始努力沟通，研究如何把计算机用到编辑部的事务，并很快有了进展。比如，记者写稿子，在计算机上发送就可以了；编辑改稿子，也是用计算机了；总编最后签字审定，也在计算机上进行。这样，报社的采编流程缩短了很多。

许多报社当时的排版都由编辑去做，而不是在印刷厂进行。但王选的创新就使得编辑部的整个流程都实现了计算机化。

正如方正激光照排系统一样，方正采编系统的市场占有率逐渐也达到了90%以上。到当时为止，中国报业的信息化水平在国内所有行业里是最高的，这是方正采编系统所带来的技术进步；而推进这一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正是王选。

在王选的带领下，方正人在激光照排系统产品推广过程中，从市场上发现了新的需求，并形成了技术上的有针对性的开发。

《羊城晚报》在印刷厂全面采用激光照排技术，实行计算机化后，接着要解决的是记者和编辑部门采编流程的管理问题，进一步发展新闻综合业务系统，使记者和编辑们都告别纸与笔。

为了用科技的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再次去北京向王选请教。这时，北大方正刚好有一个新开发的软件。《羊城晚报》总经理林志东提出了改造的方案，增加了许多新的想法，在系统的工作流程和权限管理上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

新闻业务综合网的建成和投产使用，不仅使采编手段现代化，而且提高了报纸的出版速度。经过几年的开发和建设，《羊城晚报》的这一技术系统日臻完善，并在1998年被新闻出版署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

当他们准备启用新闻采编系统时，王选颇有远见地对林志东说：“你们必须抓紧时机同时建立电脑资料检索系统，报纸资料库的电子化越早做，同步存贮，将来不用再去扫描，益处更大。”

在王选的鼓励和支持下，《羊城晚报》的电子文档资料库与新闻采编系统同步建设，这在全国报业中是最早建立的一个。

在《王选文集》中还提到：

新的采编流程管理系统是在MSWindows下开发的，功能增加很多，配有很强的编辑器的文稿自动校对系统。在小型机或高档工作站支持下，以这一新系统和大型资料检索系统为主体组成了先进的新闻综合业务网络，将于1994年内首先在《羊城晚报》、然后在香港《明报》等一批报社投入使用。

1995年更加先进的、采用客户机/服务器体系结构的新系统在《羊城晚报》和《光明日报》的密切合作下投入使用。编辑部的全部流程都纳入电脑管理，而报社编辑、记者熟悉和使用电脑，将信息获得充分利用，从而把报业的技术革命推上一个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羊城晚报》率先开辟了“分类广告”业务，使原来只能刊登一两则广告的版面，容纳下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小广告。广告专版“金页”，在客户中引起强烈反响。

进军广播电视行业

进军广播电视行业，是王选的又一个梦想。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王选针对广播电视行业向数字化发展的世界发展趋势做出决策：运用在文字、图形、图像处理领域积累的独有技术和经验，启动数字媒体技术的研发，开拓媒体应用新领域。

他率领科研集体先后研制出多媒体制作软件和动画制作软件，以及基于硬盘视频服务器的数字播控系统、互联网视音频制作、新闻业务管理、非线性编辑、虚拟布景等技术和产品，在中央电视台、香港亚洲电视台等广电领域投入使用。

20世纪80年代前，电视节目采用传统录像机与手工操作方式播出，谓之第一代播控技术。此技术操作繁琐、复杂，安全性差，劳动强度大。

20世纪90年代初，第二代技术逐渐采用计算机控制录像机等传统设备来进行播出，此环节虽减轻了劳动强度，但是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问题依然突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计算机技术进一步发展，视频服务器应运而生，在这种技术背景下，方正人开始了代即数字播控技术研究。

王选提出向广电进军的决策，但进军广电行业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由王选的学生们负责完成的。

1997年，方正集团成功地为香港亚洲电视建立了广告插播系统，但国内的市场却迟迟未见反应。

“广播电视是党和国家的宣传大计，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当时计算机技术的稳定性跟现在比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国内市场没有启动。就像那时的人买电视机多是要到王府井这样的百货大楼，而且要开机验一下，确保没有问题再购买一样，而现在大部分人到国美、苏宁去买就不用验机了，因为现在的电视质量很少出问题。”王选的学生郭宗明后来说到。

此时，所有人都认为数字化是必然方向，但对新生技术稳定性的担心使他们仍在观望。在王选的带领下，方正人不急不躁，一直在不断完善技术，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终于，1999年底，湖南经视率先引进基于MPEG2的数字播控系统，此后方正系统步步为营，逐渐入驻全国各地电视台，96家电视台、305个频道，省级及以上电视台占有率超过70％的骄人战绩，令国内外众多知名同类厂商无法望其项背。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方正集团数字媒体事业部技术总监郭宗明，作为该项目负责人，见证了整个项目的多次飞跃。

从数字播控或者数字音视频控制技术来讲，北大方正仍然是直接走的第三代技术路线，这跟王选当初做激光照排有类似之处，因为王选也是直接跳过了模拟控制，直接做激光照排。

郭宗明说，是恩师王选高瞻远瞩为他们指明了研究方向，在这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背后有方正人持续创新的精神，更有广大群众对于电视节目数量、质量不断提升的要求。

经过11年的努力，他们项目组共申请了20多项发明专利，其中已经有14项专利通过了国家专利局的实质性审查。

郭宗明对其中每项技术突破创新点都如数家珍：

把GPS时钟、电视信号场逆程内的时钟信息等外部时钟和计算机高精度的时钟相结合，实现了一个全新的时钟模型，这样既保证了时间的稳定和精确，又实现了时钟自动校准、指令任务预测等一系列辅助功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钟体系，使数字播控系统真正实现了零帧精确控制。

提出了视频服务器操作性能评价方法，创建了一套视频设备控制协议，对通用的VDCP做出了重要改进，既保持向下兼容VDCP，又克服了VDCP协议不能有效保障执行时间的缺陷，彻底解决了视频服务器的兼容性问题，确保了播出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提出了一个软件错误自动诊断追踪体系和一套容错方案，通过全局错误信息汇报、智能事故现场信息记录、系统自检和纠错处理等手段，保证了系统的高可靠性和实时容错、纠错能力。

提出了节目单协同编辑方法，做到了统一规划电视播出节目单的编辑处理流程，实现了分布式协同编辑，大幅提高节目单编辑的效率和自动化程度。

通过智能监控在线播出任务，预测在线任务的修改变化，实现了对任务的实时修改和控制，在面对突发的变化时反应更加及时有效，同时显著地提高了系统的应急处理能力，从而彻底提高了安全性。

提出设备链路的智能分析方法，对视频信号、播出软件和整个播控系统中的各个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在系统发生异常时快速分析、通报故障内容和故障点，并在智能分析的基础上自动进行故障应急处理……

郭宗明最后总结了方正数字音视频播控系统的精髓是“稳定、精确、安全”。

从1996年至2006年底，该项目的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达到1�6亿元，为国家贡献利税2500多万元，每年为用户带来的经济效益大约1亿多元；既保障了国家广电和宣传事业的稳步发展，又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娱乐生活，并依靠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有效的服务保障等综合优势把国外数字播总控系统挡在国门以外，为国家节省经费2亿多元，北大方正的数字播控系统真正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兼顾。

郭宗明掷地有声地补充说：

把国外同类系统完全挡在国门以外，这不是价格保护，完全是技术因素。以王选老师为榜样，选择了做科学这条路，吃再多的苦也要一直走下去。

任何一项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明知是大势所趋，郭宗明与同事们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这一系统跟传统的相比，最大的特点应该是稳定。很多电视台向郭宗明他们反映：用了方正的系统后，坐在整洁的机房里值班，什么故障也没有，又不需要做什么操作，值班人员常常显得很“无聊”，与以往紧张、忙碌的状态成鲜明对比。

正是方正人11年来的不懈努力与辛劳，才换回了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惬意、轻松，给电视台带来了高效率。

“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都有胃病。”郭宗明轻描淡写地说道。在每家电视台上新系统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的测试运行，但是原有系统也不能停下来，“只有每天在电视台正式节目停播后，我们才能去调试新系统，而这时都是夜里两点三点到早晨四五点钟的时间段，这是人最困最乏的时候。饿了只能吃方便面、饼干……”熬夜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这个“传统”从郭宗明跟着王选导师做出版系统研究时就继承了，“我们以前做照排机的时候，也是熬夜，人家下夜班了你去调，调完以后现场还得恢复过来。”

事业上的困难，生活中的辛苦，从未让郭宗明和他的团队有过退缩的想法，“既然认定了这个方向，会一直往下走。虽然会有很多苦闷，但我们的成果能够直接看得见，这是相当鼓舞人的。”

郭宗明也没忘记家庭的支持。“我现在回家吃饭都要先和家里预订，如果我没预订，就没我的饭，”郭宗明微笑着说，“因为我一周在家最多吃一两次饭。”谈起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的妻子，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愧疚，深知妻子为自己的事业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以王选老师为榜样，选择了做科学这条路，吃再多的苦也要一直走下去”“北大方正集团营造了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氛围；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郭宗明这样说。

郭宗明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硕士、博士皆师从王选大师。本科时代，王选的主题演讲“中华之光”就曾给郭宗明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读研究生后，导师的教诲更是奠定了他一生的研究工作思路。

“研究的成果就是要投入应用的，所以我们项目的名称就叫音视频控制技术研究及应用，”郭宗明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研以致用的重要性，“王选老师说过，做应用研究的不但要有技术上的突破，还要有前瞻性，那就是持续地推广应用。按照王老师的风格，还应好好地推广应用。”

将科研成果转换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促进发展才是科研目的之所在，而这也正是方正集团获得国家科技奖的主旨之一。

“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北京大学绝对是经典。”郭宗明自豪地说。

自1987年读研究生时，郭宗明就开始跟着导师王选做出版印刷方面的工作，数字播控项目的负责人员只有十几个，但实际上前后参与的有六七十人，因为身为博导的郭宗明身边有不少学生，方正与北大的结合为年轻人提供了足够宽阔的舞台。

王选老师曾说过:“衡量我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年轻才俊。”如果说自主创新与持续创新是方正跳跃的灵魂、发展的源泉，那么，优质高效的“产学研结合”则为方正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物，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始终是方正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并引领着方正向着敢于创新、甘于奉献、永攀高峰、成就卓越的目标前行！

大力培养下一代人才

1993年春节前夕，王选像往年一样，闭门搞设计。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过完年回来，王选把设计给他看。

“王老师，你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学生刘志红25岁，看过后对导师说，“IBM的PC机主线上有一条线，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王选愣住。因为他明白了，自己苦苦钻研了两个星期的设计，被学生一句话否定了。

这是王选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

“本来，我以为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可以做到60岁……可是今天我看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我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在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岂不是更差!”

王选再一次作出自己人生中的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干！今后可由自己多出思想，并扶植年轻人去干出成绩，而且，应该创造一种能让年轻人出新思想新方案的氛围，努力使年轻人有主人的感觉，才有利于他们积极地思考。

就在这一年，王选把3位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他为这一抉择开始迈出大步。

36岁的肖建国任彩色系统研究室主任。肖建国30岁时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研究生班，1988年，他先后主持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屏幕中文报纸组版系统及彩色排版系统，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彩色照排与中文合一的编排和输出，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随后引发了中文报业的一场彩色革命。

1994年他又主持完成了彩色调频挂网算法并实现高保真彩色印刷，从而实现了彩色技术的又一重大突破。

28岁的汤帜任文字处理研究室主任。他在当硕士生期间，做了图形裁剪软件，难度很大。王选后来问他：“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汤帜回答说：“想不出来再想，一直想到明白为止。”

王选当场就判定他将来会有出息。因为他对技术的痴迷程度超过常人。

还有一件事，当时的软件测试组组长曾说，汤帜编的程序错误极少。这是成为大软件设计师的基本素质。

汤帜领导的团队里，能人很多，有世界奥数比赛第一块金牌的获得者，汤帜对他们很尊重。汤帜具备三个特征：痴迷技术、思维严谨、团结能力。

28岁的阳振坤任栅格图像研究室主任。他24岁成为王选的博士生，王选把研制新一代栅格图像处理器的博士论文题目交给了他。这使阳振坤很惊讶。

前五代栅格图像处理器都是王选亲自主持研制的，作为照排系统的核心，它们就是我国照排系统取得辉煌成功的关键，现在，阳振坤是个刚刚进门的博士生，王选为他选择的课题就是要他超越自己，这可能吗？

后来阳振坤成功了。1994年，阳振坤的大脑里突然萌生出奇想：彻底抛弃栅格图像处理器里的硬件，完全由软件来支撑，这又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奇想，它意味着对王选“欧洲专利”的彻底超越。

1995年6月，一个叫邹维的年轻人来投奔王选。他曾经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研究成果无法转化为社会化的产品，他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去了外企，从事美国产品的汉化工作。不久，他感到这样的工作虽然工资很高，但心里太难受。王选收下了邹维。9月，王选交给他一个选题：用计算机制作动画。历时一年半，卡通动画制作系统终于开发成功，取名“点睛”。整体性能一举超过了美国同类软件。

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台、北京电影学院等影视部门率先使用这套系统，并开始为西班牙的动画片制作所用。这是邹维第一次看到自己主持的科研直接变成了社会产品，中间根本没有“转化”一说。

作为教授，王选1991年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成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4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说：“我忽然成为计算机界的权威。一年戴一顶院士桂冠，一下子成了三院士。这时我57岁了。可惜，在我年轻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得到承认。在高新技术领域，年轻人有明显的优势，55岁以上的专家绝对是创造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哪里有57岁的权威呢？”

王选常用3个著名人物的例子来说明人过中年步入老年时往往会跟不上形势而固执己见，发生技术决策或市场策略方面的重大失误，并导致严重损失。

一个例子是华裔电脑巨头王安这位一生获40多项发明专利，被美国著名发明家纪念馆列为与爱迪生、贝尔等人齐名的第六十九位大发明家，在年过花甲时还是犯了错误。除了人事方面的失策外，王安公司在技术方面未能跟上个人计算机普及开放性和兼容的大潮流，犯了一系列错误，最后导致王安公司申请破产。

另一个例子是被誉为“巨型计算机之父”的巨型计算机专家克雷，他由1972年创建了克雷研究公司，后离开该公司组建了克雷计算机公司。前者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一直保持兴旺，而后者却因技术决策失误而陷入困境。克雷犯错误的年龄也是年近花甲。

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DEC的前任总裁奥尔森，计算机产业界曾把他称为“技术与市场相结合的完美典范”。但是当他65岁时，由于未能掌握市场变化而黯然下台。奥尔森开始犯错误的年龄也是60刚出头。

当今计算机产业界的风云人物是美国微软公司的董事长盖茨，他拥有的个人财产排名世界第一。他个人没有什么嗜好，精力十分充沛。在他的领导下，微软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盖茨评论过奥尔森的失误并说，他本人绝不会像奥尔森贪婪到60多岁这样的年龄才离开总裁职位。

对此，王选说：

我们应该重点支持尚未成名的有才华的有潜力的小人物。我在年轻的时候由于文献看得多在第一线上实践多，所以在某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处在国内的前列，但当时我是无名小卒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有权威，但对实际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

幸运的是我常常能说服别人，有时也不得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躲过这种干扰。今天我似乎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的所谓“权威”，然而在计算机领域哪有60多岁的权威。我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和上机更远不如年轻人。

王选培养这些人才，主要用于方正集团不断攀登新的技术高峰，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北大之精神》赵为民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大学年鉴》赵存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百年:1898-2008》李志伟著作家出版社

《风范长存:怀念王选院士》本书编委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选文集》编委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选》丛中笑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王选的世界》丛中笑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知识分子的榜样――王选》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编学苑出版社

《中华之光――王选传》郭洪波刘堂江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