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5 10:38:48

●霍英东感觉到,有一个铁家伙顶在自己的后脑勺。紧接着,一个面目狰狞的大汉嚷道:“住嘴,再嚷我就毙了你!”

●霍英东笑着说:“这叫胆搏胆。为了给伟大的祖国提供便利,再大的风险也不怕。”

●“英国绅士”狂妄地笑着,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用大皮靴使劲往霍英东的腹部凶猛地踢去。一边踢,还一边用洋文骂。

● 港澳秘密支援充分利用港澳突破禁运

1950年初,中央在北京成立了香港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在香港的各机构。管理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主任,叶季壮、赖祖烈等为委员。

建国后,在香港有中央和华南、华东等中央组织开办的企业和公司。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云对这些企业发出指示:

在香港的财经机构要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方针。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对港澳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证明了中央制定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成功的。

早在1949年3月,周恩来、任粥时由西柏坡联名密电香港的刘晓、钱之光说:“香港广大华行和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统一领导。”

1950年夏,中央指示在香港的各家公司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合并为华润公司。

在港企业合并后,华润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它虽然是一个公开的贸易机构,但却完成了中央交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许多大事,他不仅负责贸易工作,也负责政治和统战工作。

在抗美援朝时期,华润在反“禁运”、反封锁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许多重大的进口项目均是由华润公司承担完成的。

1951年,中央还在港澳开辟秘密运输通道,冲破了美英的“禁运”、管制,为内地进口急需的各种战略物资提供了便利。

当时,华润还成立了秘密的输运公司,取名兴隆行,任务是在香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把内地需要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交给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霍英东为其供货组织运输船队。

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广大的港澳爱国同胞参与了这场激烈尖锐禁运的斗争。

华南财委在向中财委的报告中指出:

由于今天从西欧及新民主主义国家运输物资到我国大部分都必须经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太平洋,整个航线的运输船只都在英国控制之下,我们所需的物资如东南亚的橡胶、麻袋等也在英国控制下,因此,今后我们对英国及香港的态度也必须慎重。

我们所需要物资必须通过港、澳商人将物资设法搞回香港、澳门,然后由港、澳搞回中国内地。

1951年8月2日,中财委在《复华南易货工作情况综合报告》中指示:

目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多集中港澳地区,港澳成为今后全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大港。

由此可见,港澳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重要地位,因而也说明了利用港澳的政治、地理和经贸的特殊性,对打破美国对“禁运”有重要意义。

当时,为了抢救被冻结的美元外汇和进口货物,在港企业利用香港法律与禁运条例之间的矛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50年12月7日,香港广大华行,在禁运前向美国订购的一批货由美国的总统轮船“台维斯山”运到了香港。

当货物卸到九龙仓后,广大华行凭合法的提货单去取货,但却遭到九龙仓的拒绝。

公司代表质问:“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提货,我们有合法的提货单啊?”

九龙仓的管理人员说:“对不起,先生!我们是根据美国总统轮船的通知行事的。”

公司代表又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管理人员怯怯地说:“不清楚,我们也没办法。你们问他们去吧!”

公司代表说:“我们一定要用香港的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的利益。”

接着,香港广大华行就此向香港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香港法院迫于法律的尊严就无奈受理了。

在初审时,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表示说:“当这批货物还在途中时,美国政府颁布了一项禁运法律,所以我们根据法律,通知九龙仓拒绝把货物交给香港广大华行……”

但香港广大华行律师指出:

那套美国法律,只能在美国领土之内或对美国管辖之人、物通用,而本案中的那批货物,从‘台维斯山’卸下后,美国的法律就管不着了。如果要把那些美国法律予以扩大的话,势必将玷污干涉香港的法律……

总统轮船公司说:“我们也很无奈,只是执行国家的法律而已!”

香港广大华行律师严厉说:“不要忘记,这里是香港,不是你们美国。”

总统轮船公司的律师支支吾吾地说:“但……”

1952年1月31日,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法院判决香港广大华行胜诉。获悉消息后,公司领导和员工一片欢呼。

消息传到内地,中央某领导说:“这不仅是广大华行的胜利,更是正义的胜利。”

总统轮船公司败诉后,香港法院责成该公司向香港广大华行赔偿经济损失46�4万元。可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不服这个判决,提起上诉。

经过两年的反“禁运”斗争,这个官司终于以广大华行再次获胜结束。霍英东给南光运送柴油

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立即对香港的石油产品销售进行控制,内地紧缺的许多战略物资行情迅速上扬。这时,霍英东获悉澳门许多家公司帮助内地大量收购汽油、煤油、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物资,就心动了。

霍英东说:“我要突破美国的禁运,给内地运输物资,这是爱国,更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于是,他就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始了用风帆船向澳门运输柴油的生意。

他们在朝鲜战争期间搞海上运输完全是从零开始。最初,去澳门运柴油的总共只有3个人。一位是风帆的船主,还有一位是霍英东的堂兄。堂兄干了几次,因为很害怕,就不干了。

风帆要靠风力,第一次去澳门因为没有风,船行驶了一天才赶到。这一次去澳门总共赚了几百元,霍英东感到很高兴。因为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不过100元左右。

霍英东最初为抗美援朝运送禁运的战略物资,完全是生活所迫,在商言商。因为,在抗战胜利后,香港经济一直不景气。

如今美国要对中国禁运,依靠转口贸易发展的香港经济再次陷入了困境,很多人失业,大量工厂倒闭。为了寻找出路,很多人开始“走私”救国。因为美国的禁运本来就不合法,所以港澳同胞的“走私”就赋予时代的正义感。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在香港,是霍家的第四个孩子,家境很困难,从小丧父。他的母亲是一位刚强的女性,靠组织驳运生意挣几个钱,养活了几个苦命的孩子。

霍英东做过工人、学徒、小掌柜,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后来远赴南海东沙岛冒险采集的“海人草”,在那里,他锻炼了自己。

霍英东从东沙岛归来后,平日帮母亲做驳运生意,同时在官箕湾经营一座规模很小的修船厂,叫王记船厂。但他并不满足这平淡的生意,他天天阅读报纸,关注港内外各方面的新闻,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当抗美援朝爆发后,他认为,改变他生命的时刻到了……

霍英东最初经常是运柴油,柴油一般装在船舱中。船舱的底部是水,油浮在水的上面。采用这种办法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不需要桶,第二,外面也很难发现运送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霍英东每次运的油量不多,从外边看船吃水很浅,好像没有载什么东西,所以,不引人注意,比较安全。霍英东善于经营驳运生意并修理船只,所以能经常买到价格便宜的柴油。

霍英东去澳门前,并不知道澳门有共产党的组织,更不知道澳门的南光公司是内地在澳门设立的贸易机构。霍英东后来同南光公司建立了联系实出偶然。

霍英东很有生意头脑,他在香港当杂货铺的店员时,一下能把客人购买的10多种商品的价钱准确的心算出来。他不仅买货时货比三家,卖货时则价比三家。当时澳门收购汽油、柴油的公司很多,霍英东当然要比较一下,看哪家给的钱多。

南光公司由于是内地设在澳门的贸易机构,实力强,为了大量收购石油一类制品,出的价格相对其他商行自然要高。

霍英东和南光公司的关系是一回生,二回熟,当有了数十次、上百次的业务联络后,自然就建立起了双方互相熟悉、互相信赖的关系。

当年霍英东赴东沙岛采集的“海人草”,是卖给澳门何贤开办的一家公司。何贤在抗美援朝时期协助南光公司大量收购各种禁运物资。

霍英东虽然早闻何贤的大名,但他那时的地位、身份是很难见到何贤的。但南光公司及何贤那时已经知道为他们经常送货的有一个叫霍英东的人。

葡萄牙澳门当局对禁运的态度“中立”,没有参加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葡萄牙澳门政府基本上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正是由于澳门葡萄牙当局的上述立场,使澳门成为有利于内地购买急需的战略物资的地方,成为了突破美、英禁运的薄弱环节和前沿阵地。当时,华北、华中、华南与香港的贸易,除了直接货运而外,经由澳门转口的数量极大。

在建国后,为了支持解放海南岛及广西,叶剑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设法筹集解放军急需的物资,通过澳门进入广州。

朝鲜战争爆发时,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人士协助,大力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就这样,在柯正平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南光公司职工人数,由原来的40多人发展到70多人。公司的地点也迁到河边新街,并扩大了仓库和买了新的船只。

南光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对外公开的身份是出入口商。南光公司为内地运送禁运物资的工作采取了秘密工作的方式。

当时每一个人负责一部分工作,接收货物的是一批人,运输的是另一批人,负责联络情报的是一部分人,他们之间是相互保密的。

南光公司的船有特殊记号,如挂什么样的旗都有规定,因此南光公司的船进入广州是畅通无阻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地在澳门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但在抗美援朝后,内地在澳门的组织的活动逐步半公开化了。

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区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协调。葡萄牙澳门当局还承认柯正平是中国政府驻澳门的代表。

南光公司收购及运送“禁运”物资的过程,采用单线联系,各管一段的秘密工作方式。接收物资的办法,一是用小船从大船上卸货,二是在仓库直接接货。

运输的办法,是由专人和专门的船只悄悄运到广州,再有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参加运输护航,突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

霍英东由于运送“禁运”物资的次数多,并有良好的信誉,因此引起了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注意和重视。

柯正平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虽然未曾与霍英东先生直接见面,但霍英东是最值得信任的供货人。霍英东冒险运送钢管

1950年深冬,为了缓解内地的物资紧缺,霍英东开始往澳门运送钢管。一天,他的船只驶到了公海,霍英东以为到了安全区域,绷紧的心也就放松了。

他的船在海面上平稳地行驶着,突然,霍英东远远的发现一艘机动船向他们快速驶来。

霍英东愣住了,他奇怪地说:“他们是什么人呢,莫不是海盗?”

霍英东觉得不能被对方的船发现,不然船上的货物就难保了,于是,他立刻下令加快船速。

就在这时,机动船上“嗖嗖”地射来一颗颗子弹,击中了船舱,并传来了喝令声:“你们是干什么的,快停船接受检查!”

霍英东见逃不掉,只好下令停船。这艘机动船很快靠近霍英东的木船,几个家伙跳上了霍英东的船只,野蛮地宣布将全船的货物没收。

霍英东根据这些人的着装和言语,判定他们不是港英或澳葡的巡逻艇,而是一伙海盗。

霍英东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伙人是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被打败了的残兵败将。他们流落到澳门后,就组成的“大天二”,这些人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来往船只的,成为无恶不作的强盗。

这些人甚至可以身带武器,耀武扬威地在澳门街道上横行,澳葡当局都不敢过问。“大天二”拥有国民党海军的一些舰艇和武器,有一定的实力。

霍英东的木船周围包上了钢板,可以阻挡机枪子弹的射击,但是却抵御不了“大天二”的机关炮。霍英东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人把自己的货抢走。

那伙人走的时候还嚣张地说:“以后见你再给大陆‘走私’,就统统没收!”

霍英东带着愤怒的心情来到澳门居住的国际酒店。几天后,他发现在一艘船的货舱边,有一些人正在出卖钢管等货物。

霍英东经过仔细辨认,发现那正是自己被抢的一船货。他立刻前去理论,并称要到澳门的警署告发这伙人。售货人并不理睬霍英东的斥责,继续叫卖。

突然,霍英东感觉到,有一个铁家伙顶在自己的后脑勺。紧接着,一个面目狰狞的大汉嚷道:“住嘴,再嚷我就毙了你!”

霍英东明白了,对方用枪顶住了自己的脑袋,只要那人一扣扳机,自己可就上西天了。他没有再说话,趁对方不注意溜走了。

霍英东急忙跑到澳门警署报案,但澳门警察更怕国民党的“大天二”,不敢管。没办法,他只好失落地坐船返回了香港。

霍英东说:“没想到海上运输差一点尝到‘大天二’的子弹的味道。”

澳门国民党的“大天二”的海盗行径,使霍英东感到,如果让国民党的这伙强盗掌了权,是没有老百姓的好日子过的。

到1951年春节前,霍英东往澳门运输“禁运”物资基本结束。原因之一是他的合伙人风帆船的船主嗜赌如命,把大家挣来的钱都输光了。

再者,霍英东自己也有船,还同许多贸易行建立了联系,除了运柴油外,还运送药品、麻包、五金、轮胎、橡胶、铁皮等。

霍英东觉得,自己的生意很多,自己可以干得更好,因此就与船主分手了,他要自立门户。霍英东组织秘密运输

1951年,霍英东开始自主经营,他在扩展业务的同时,还组织了自己的船队。这时,他的一些亲友也相继加入他的船队,使他的船队成为在香港从事运输禁运物资的一支庞大的力量。

霍英东当时利用香港经济的萧条,买到了一些价格便宜的旧船,另有几艘是从陈济棠儿子破产渔业公司里买来的。

霍英东有文化,经常阅读报纸,经常了解拍卖的消息,因此常常能中标。他又懂船,懂机器,把买来的船用发动机改装一下,大大提高了船的速度,在海上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年,霍英东开始通过香港蛇口为内地运输禁运物资。在当时,蛇口是深圳接收从香港运来物资的一个重要码头。

建国初期,沙头角、深圳、宝安县统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沙深宝边委领导,因此,在行政区划上,沙头角、深圳、宝安成为了一个整体。属于深圳一侧的蛇口码头,由深圳海关和华南外贸局深圳办事处直接领导。

深圳人口虽然不多,但运输行业就有100多家,这说明深圳当年运输由港来到内地的物资及出口货物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蛇口只是深圳的一个小渔村,码头四周空空荡荡,人口很少,只有一些渔民居住在这里。霍英东的船员常常对内地人说:“我们来到蛇口,想买香烟,但连一个小杂货铺都找不到。”

当时,沙头角、深圳、宝安县地区的形势严峻。建国初期,沙、深、宝地区成为了华南的边防前哨。深圳更成为对外贸易进出口岸和对外的主要通道。

可是,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有意地安排了一部分残余武装力量部署在香港与沙头角、深圳的边界上。沙、深、宝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封建黑社会势力极其强大,是流氓活动的大本营。

也就是说,霍英东运送禁运物资不仅在香港有危险,在途中有风险,就是他运货的目的地深圳蛇口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在抗美援朝期间,沙、深、宝地区更是成为了由香港进口“禁运”战略物资的重要关口,接收了大量的“禁运”战略物资,并由此转运到内地。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即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

周恩来曾指示:

香港作为世界战略棋盘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作为世界大气候。小气候变化的气象站,是观测世界风云变幻的观察站,是接待国际人士的交际处,是宣传我内外政策的宣传站,要把香港工作放在世界战略位置来部署。同时从国内经济发展考虑。

周恩来认为,香港可以作为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因此,必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要有等待收回的思想。

由于中央决定暂不收回香港,所以解放军没有在香港与内地的边界陈设重兵。沙、深、宝地区就成了香港和内地打破禁运的重要关口。

霍英东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大规模给内地输运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做出了杰出贡献。霍英东亲自指挥运输

在沙、深、宝地区,霍英东指挥10只船、200多员工不停地往内地运送物资。他亲自上阵指挥,走到哪里,那里便成为了“指挥部”。

为躲避香港警署、工商署对他家的监视,霍英东经常住在香港六国酒店、杜老志酒店或圣斯酒店等宾馆。他发现有可疑情形就火速转移到另一家酒店,即便这样还经常遇到危险。

霍英东事必躬亲,从200多名装卸工人装货到发船及侦察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向,他都亲自参加,还现场指挥。他曾经指挥大船一次次地成功突破港英水警和海军的严密封锁。

霍英东指挥10多只船、不停地往内地运送禁运的各种物资,他们没有星期天,员工们一个月如果能休息上两天已经很难得了。

但船员们说:“能够突破禁运为自己的祖国解决物资紧缺的问题,再累,我们也愿意干。”

还有的说:“抗美援朝是正义的,我们要支持!有了充足的物资,解放军就可以打击侵略者了!”

霍英东为了指挥的安全与联络的方便,酒店就成为了他的“指挥部”。

因为酒店的交通便捷,安排同事吃饭,议事方便,通讯联络也方便,最重要的是躲避香港警署和工商署对他家的监视。

霍英东的家经常有警察巡视,他每次回家不是前门进,后门出,就是后门进,前门出,同时还要换衣帽,让监视他的人很难掌握他的规律。

一日,有个警察突然闯进了霍英东居住的酒店,因为平白无故闯入,警察没有什么可以盘问的,就问霍英东何时起床,何时吃饭,何时外出,何时归来,把霍英东困在酒店不让他出去。

对于警察的纠缠,霍英东快受不了了,他当时有许多事要处理,没有他的指挥和命令是不能装船和开船的,接货的人更会着急。

为了让指挥工作能顺利进行,霍英东“指挥部”的地址是变化不定的。如发现有警员进了酒店或其他可疑的情况,就立刻转移,有时一天换过多家酒店。

运输生意,除了每天发船是不变的,其他事情都是变化不定的。运什么货,数量有多少,押金是多少?要由接到的提货单来定。

霍英东的朋友罗湛、陈超、周和、仇景是专门为霍英东联络运输生意的经纪人。他们每天都奔走于内地贸易机构在港开办的商行之间,洽谈运输业务。

一有运输业务,朋友就马上向霍英东报告。关于运输货物的品种、数量,押金的数额,运费的比例等等,这诸多事情在电话里难以谈清楚,也不安全。而其中的一些事项如交付押金同签订契约一样,必须要当面敲定才行。

鉴于这种情况,这几位经纪人分别到不同的商行联络,并分别向霍英东汇报。霍英东每天都要在酒店等候处理这些事务。

霍英东的“指挥部”是一个繁忙的接头处。每天在这里除了同经纪人接头外,还要同各船的船长接头,听取他们关于运输情况的报告。

船长们一面向霍英东交上昨日收货人签字的单据,一面领取新的运输任务。在接到提货单后第二天,就要将货物运到蛇口。

霍英东在同这些人见面后,还要接听各侦察艇从各处打来的电话,根据他们侦察到的警署和工商署“缉私”船只的动向,安排晚上的装货和发船等事宜。

霍英东的船队每天都要开出5艘船进行海上运输。在交付押金取到提货单后,最紧要的事情就是乘车尽快赶到货仓,查看待运的货物及货仓周围的情况。

货仓有公仓和私仓,有的货仓只允许白天装货,不安排夜间装货。白天装运货物,很容易被发现,公仓是港英政府存放物品的货仓,很不安全。

为了安全,霍英东就将货物转移到较安全的货仓装船。有些货物如铁皮十分沉重,不易搬运,霍英东就雇佣工人,将重的大件物品,改装成小件。从而避免被巡逻车或密探发现。

霍英东并不是整天都待在酒店里,大事小事,他都要亲自指挥。霍英东手下有10只小船负责侦察警署和工商署的巡逻艇的位置与动向。他们还利用收音机收听英国海军、警署和工商署的电报讯号。

维多利亚港湾的海岸线总长不过40公里,10只侦察船分段侦察,每只小艇要负责几公里的岸线,因为是用人力划桨,侦察一遍需要很长时间。

各侦察船在完成侦察工作后,就近寻找打电话的地方,将侦察的情况,先报告分管侦察工作的霍锦图,然后由霍锦图汇总后再报告给霍英东。

霍英东在听完各处侦察结果的电话后,马上赶到货仓指挥装货。在驱车到货仓的途中,他还要绕香港岛和九龙的主要街道察看一下警署和工商署的动静。

装货结束后,霍英东要亲自坐上小艇在维多利亚港湾侦察一遍,直到确定警署、工商署及海军巡逻船只的位置,没有可疑情况后,他才指挥货船通过鲤鱼门驶向公海,开往蛇口和澳门。

就这样,霍英东在从事海上运输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从头至尾不分昼夜发船上千次,其中每艘货船的具体事宜,他都亲自过问。

霍英东感慨说:“海上运输充满危险,每个重要环节都必须亲自过问和决策。”

霍英东亲自上阵的最大特色是不惧风险和困难,哪里风险最大他就出现在哪里。他亲自指挥拖船,在白天从港英海军的舰艇旁通过,运送“禁运”物资驶往蛇口,从而缓解了内地物资紧缺的问题。

有一日,霍英东的一艘船满载“禁运”物资,在海上行驶着,这时英海军的一艘舰船迎面开来,船上的人十分惊慌。

霍英东命令大家不许乱动,并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结果平安通过。霍英东的勇气和胆量鼓舞了船队的所有船员,他们富于冒险的精神。

霍英东亲自上阵指挥海上运输,不是简单的发号施令,而是善于寻找和发现通常人们不十分注意的问题,并能及时做出果断的决策。霍英东巧妙躲避英舰艇

霍英东的船队一次次地通过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的鲤鱼门海峡,悄悄驶往了澳门和深圳蛇口,把志愿军急需战略物资运到内地。

这一运输路线是霍英东经过认真的分析、思考才确定的。霍英东分析说:“出维多利亚港湾的东西两个通道相比较,东边鲤鱼门海峡很狭窄,最狭窄处不到一公里地,港英海军严密把守,通过的时候很危险。西边的维多利亚港海峡比较宽阔,表面上看危险性小,但西边的海域面积大,岛屿多,港英海军的舰船多,通过此处的风险也比较大。”

霍英东说:“我们还是选择经鲤鱼门海峡驶往澳门、蛇口这条路线吧。因为这里离公海比较近,只要冲出鲤鱼门很快就到了公海,港英海军就不敢管了。”

船员们纷纷说:“这个主意好!”

霍英东船队的行驶路线大致如下:

出鲤鱼门东驶进入蓝塘海峡后转向南行。从大浪湾、石澳湾以东一直往南行,有时穿过蒲台群岛的螺洲与蒲台间的螺洲门进入公海。更多的时候直接从蒲台岛的东侧南行驶进公海。然后转向西行驶,到大屿海峡后转向北行,过伶仔洋驶入深圳湾,最后到达蛇口港。

鲤鱼门海峡最危险,但突破这一危险,其他许多问题就好解决了。没有胆量和勇气,没人敢选择这一路线,但历史却选择了霍英东。

当时,英国海军舰艇的吨位远远高于霍英东的运输船。英军舰艇都配备有大口径的火炮,100多米长的巡洋舰停泊鲤鱼门海峡,样子很吓人。

英国海军在这里戒备森严,霍英东的船队当然不敢鸡蛋碰石头。因此,对付英国海军不能硬碰,霍英东采取了灵活的方式。

霍英东可以疏通港英当局的警署、工商署和海关,但英国海军却像铁板一样,假惺惺地拒绝金钱的诱惑。如何避开英国海军让霍英东伤透了脑筋。

为此,霍英东让船员们轮流休息,一连数天,他们24小时日夜不停地在鲤鱼门附近的海面上监视英国海军的动向。

他们详细记录每天在这里巡逻的船只、巡逻的路线及时间。霍英东也坐着小船在夜间来到这里,整夜地仔细观察英国海军巡逻的情况。

经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了英军的规律:

一是英国海军不爱管“闲事”,对许多过往的小船不屑一顾。

二是每天夜间在这里巡逻的舰船到了凌晨两三点,就停止巡逻。

此外,船停靠一处抛锚,舰上的官兵统统睡大觉去了。

霍英东根据英国海军的巡逻时间和路线,巧妙部署了装船的时间和开船的时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在上半夜装船,船装完后在距鲤鱼门较近处等候。这时,许多船员移到另一艘大船,驶到另处,假装是这艘船出海,用这一方法终于甩掉了英军。

霍英东还在鲤鱼门附近设立了一处“货仓”,这处“货仓”并不储货,而是船队在遇上港英的巡逻艇检查时,骗英军他们要在这里卸货。

英军检查时,霍英东就乘小船到鲤鱼门海峡一带观察动向,当发现英海军舰船停止巡逻,立刻发出信号通知开船!

道路就是这么艰难,到处都充满了挑战。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霍英东的船队,满载着各种各样的禁运物资,为大陆解决困难。

后来,霍英东的船队不仅利用深夜英海军停止巡逻的时间偷越鲤鱼门,就算在白天,也敢从英海军舰船的船旁驶过鲤鱼门。

当时有人问霍英东:“你和你的船队为何有如此巨大的胆量?”

霍英东笑着说:“这叫胆搏胆。为了给伟大的祖国提供便利,再大的风险也不怕。”

历史证明,这是胆量与胆量的较量。因为耀武扬威的英国海军,天真的以为,没有人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所以,英国海军在白天的巡逻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对过往的船只懒得检查。

不过,如果遇到英国海军真的缉私艇的盘问,就编造一个理由说:“驶往长洲的货仓。”因为是在香港水域内航行,并不“违法”。

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运送禁运物资到处是危险。

有一天,天空下着大暴雨,霍英东的船队悄悄驶往蛇口。

当霍英东安排好5艘船通过鲤鱼门后,刚刚返回货仓码头不久,那5艘船竟然又驶回来了。霍英东很奇怪,就站在码头张望。

霍英东大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一位船长忧心忡忡地说:“老板,这么大的风浪,十分危险啊。”

但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霍英东急切地说:“如果这5艘船白天停在海面上,肯定会引起英军的注意,如果这5艘船及货物被港英当局扣住,整个海上运输就将毁于一旦。”

霍英东根据经验判断,这样的风浪还是没有大的危险的。他立刻决定为避开风浪,改变航线,出西边的维多利亚港海峡到公海,每船卸下20%的货物。

霍英东对大家说:“你们不敢开船,我来开。祖国人民需要这些东西啊!”

霍英东的坚韧和果敢,让大家敬佩万分。

由于他们从没走过西边的路线,霍英东分析后认为,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危险,特别是没有“打发”过这条路线上的检查人员,他就让船长带一些钱,准备在对方盘查时用。

一切准备好后,霍英东大声命令:“出发!”

5艘运输船迅速开动,朝着目的地驶去。庆幸的是,他们平平安安地到达了。霍英东登上港英巡逻车

1951年6月25日,港英当局在执行“新出入口管制法令”后,在水陆均施行严密检查。在水面上派出巡逻艇,昼夜巡逻海面。在陆上除各个缉私站加强警力外,还派出巡逻车、缉私员四处巡逻……

但港府的巡逻往往是象征性的。原来,英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是追随美国的战略伙伴,但美国操纵联合国实施的“禁运”损害了英国的利益,特别是严重破坏香港的经济,危及了港英当局的利益。

禁运期间,美国政府、国会议员及新闻媒体多次猛烈抨击英国政府利用香港向中国输送了大量“禁运”物资。美国还扬言要对英国政府这一“援共”行为进行制裁,有的议员甚至提出动用武力制止英国同中国进行贸易活动。

1951年5月,美国参议院先后两次向英国及欧洲其他盟国警告“勿将战略物资输共,否则减少美国经援”的议案,向英国等盟国施压。

美国参议院出口管制小组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多次发表演说,指责:

悬挂英国旗的一些船只,仍然把一些高度战略价值的物资绕道香港运往中国。

美国的新闻媒体指责英国自朝鲜战争爆发至1951年5月,“英国输往中国的物资,数值已达3�57亿美元,而其中的2�88亿美元是经过香港运到中国去的”。

港英当局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禁运”问题上同美国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此对美国采取了两面派态度。

港英当局在表面上和美国狼狈为奸,颁布了很多“禁运”管制的法令,还派出舰艇在海面上装模作样的检查。另一方面在暗中支持英商同中国进行贸易,并亲自出马“包私出口”,从中捞取钱财。

港府的各部门从海关、工商署、政治部到负责检控贪污的“贪污部”都是查缉“禁运”物资的部门,他们对“禁运”物资输往内地获利丰厚的情况很清楚,对如何将“禁运”物资输往内地,都有很多办法。

所以他们带头搞起了“包私出口”的买卖。这在客观上为内地在港贸易机构开辟运输通道提供了便利,也为霍英东突破“禁运”带来了机遇。

当时,华南财委在关于《华南执行贸易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指出:

英国政府虽然在美国压力下步步对我国加紧封锁,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着一些矛盾――英美间经济上的矛盾,香港本身上的财政收入的矛盾,帝国主义本身与香港市民所需物资的矛盾,香港工商业家利益的矛盾等等,使他只能采取松松紧紧的办法,这样就给我们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利用。

港英当局对禁运态度暧昧,常常借此捞点钱花。一日,霍英东正在紧张指挥船员装货,这时,警署巡逻车忽然赶到,就把他抓上了车。

霍英东装货的货仓一般都选择有遮掩围墙的货仓。但这一次,可能是装货的货仓外面没有遮掩的围墙,警署巡逻车发现了禁运物资。

警署警员拿着枪,野蛮地把霍英东拉上巡逻车。这些警员,敲诈勒索的经验可能不足,手段也很稚嫩。刚开车,迫不及待地向霍英东说道:“得交3万块,我们才能放了你。”

霍英东很气愤,他说道:“这批货物并不出口,只不过是由这个货仓转移到另一个货仓。”

这些警员只要钱,而不讲理,他们嚣张地说:“少�嗦,没钱就别找那么多理由!”

车在开往警署的途中,霍英东和那些人激烈地谈判。警员开的是一个天价,对方也很清楚要价过高,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要价。

最后,一个警员说:“3000,怎么样?”,

霍英东为了把货物运往内地,只好便宜了这些贪婪的家伙,他说:“好吧,我给你们。”

在平常,霍英东会专门让几个伙计怀中揣着钱站在一旁等候,时刻准备应付突发的事件,准备着迎接警察署、工商署、海关等方方面面的检查,按照他们开出的价码疏通关系。

巡逻车上的谈判结束后,那些人拉着霍英东回到了装货的码头,由站在那里等候的伙计付了钱。

巡逻车的警员收到钱,他们的巡逻任务就“胜利”完成了,开着车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而这时,霍英东的一船货装好了,也整装待发。

当年,中朝同美国正在朝鲜开城板门店举行谈判,据说这一谈判地点几经周折才确定。而霍英东这次同港英警署荷枪实弹的警员的谈判是在巡逻车上进行的,这一谈判地点的确定无需花费任何周折,港英警署荷枪实弹的警员为的是勒索几个钱花花,可是这一谈判的地点却很有创意。

除了英国海军,在一般的情况下碰到警署的警员和工商署的“缉私”人员,他们要一些钱就走了。所以,香港对向内地“走私”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霍英东说:“怕就怕隔区的警署和工商署的人来查。因为,港英当局的警署和工商署的下级部门,是按地区划分的,只限在本地区巡逻。”

所以,霍英东也是按此进行防范。但是由于对方借“缉私”机敲诈勒索的积极性太过火,所以经常越出自己管辖的区域,到处寻找目标。

霍英东说:“为了能让这些货物早些运到祖国,我只能便宜那些人了。”

霍英东每日装货的地点及货物的数量、品种在事前均是严格保密的。

搬运工人在装货前并不是在装货的货仓处等候,而是在另外的某个码头集中,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装货。在装货前,霍英东先派一只大船去接这些工人,然后再运到装货的地方。

关于装货的时间,霍英东一般尽量避开白天,而选在夜间,并要求快速装货。常常一船货要在一个钟头内装完,时间长了容易被巡逻的警员的密探、特务发现,因此,工人就拼命地装货。

为了加快装船的速度,霍英东还动员大量工人加入行动,每次装货都有上百人。美国实施禁运和管制后,香港的运输生意萧条,许多搬运工人都找不到活干。码头上、货仓旁经常坐着一排排工人等活。霍英东的生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当时,在香港的搬运工人中也有帮会的组织,搬运工人分为潮州帮、东芜帮、广州帮等,每个帮会都有工头。这些工头,都有很好的组织能力。

霍英东每次运货都要派人同工头联络,由他们组织工人装船。装船的场面很壮观,上百人一起行动,一排排的身影晃动着,他们都很卖力,一个个仿佛进入了战场一般,他们知道,这样做就可以有饭吃,更可以把这些货物尽早输往内地。

当时深圳的搬运工人全部加起来才1000多人,可为霍英东搬运货物的香港工人却是他们的几倍,这是因为“禁运”让很多香港人都失业了。

每次装船,霍英东总是站在货仓与码头之间,一面指挥装货,一面留心货仓外马路的动静。

装货搬运的过程很紧张,霍英东的心情更紧张,提心吊胆,不知会遇上什么麻烦。而这次遇上的这辆巡逻车,有点陌生,可能是另一区的。

为了突破“禁运”,霍英东吃了很多苦,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霍英东忍痛运输货物

1951年的冬天,维多利亚港湾笼罩在一片阴霾的空气里,冷风掀起层层巨浪,重重地拍打着过往的船只,时而还传来低沉的轰鸣声。

这时,霍英东像往日一样,让几个人划着小艇察看维多利亚港湾水警巡逻艇的动静,准备往内地输运货物。但他们的小艇引起了港英水警的注意。

港英艘巡逻艇马上向他们驶来,并用探照灯的刺眼光束射向霍英东的小艇。在港英水警的大声喝令下,霍英东停了船。

港英水警随即登上了霍英东的小艇进行搜查。港英水警的一个帮办,长得高高大大的,穿得也很整洁,那模样像个英国绅士。

“英国绅士”用英语向霍英东发问:“你夜间开船干什么?”

霍英东用英语回答:”我是捕鱼的。”

“英国绅士”冷笑一声说:“但是船上没有任何捕鱼的设备与工具,你怎么解释。”

霍英东笑着说:“我今天也没打算捕鱼,只是在这里过一趟不可以吗?”

这一回答显然不能令港英帮办满意,但是,“英国绅士”找不到霍英东“违法”的任何证据。水警站在那里耀武扬威,露出一张张狰狞的面孔。

“英国绅士”继续审问霍英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要骗我们!”

霍英东镇定自若,他的回答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只是捕鱼的,有什么可怀疑的。”

霍英东不紧不慢地回答,激怒了那个穿着英制大皮靴的“英国绅士”,那人不容霍英东再说,一脚踹在霍英东的身上。

“英国绅士”狂妄地笑着,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用大皮靴使劲往霍英东的腹部凶猛地踢去。一边踢,还一边用洋文骂。

霍英东重重倒在地上,他感到肠子像被刀割一般疼痛,但他咬着牙,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然而,“英国绅士”并不善罢甘休,而是轮番用他的双脚施暴,直到霍英东口吐白沫才拂袖而去。

霍英东躺在船舱里像断了气一样,好长时间动弹不了,而当他坐起来时,全身像散了架一样,觉得腹部的五脏六腑都移了位。

这是霍英东在人生中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最剧烈的疼痛不是皮肉之苦,而是内脏的损伤。霍英东在过去一直认为日本鬼子是最可恨的人。现在,万万没想到富有绅士风度的港英水警竟然比日本鬼子的皮鞭、枪托、棍棒更凶残、更狠毒……

但他已经顾不上自己的伤痛,等港英艘巡逻艇走后,他们命令返回码头去装载货物。霍英东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禁运给内地输运物资,这种崇高的爱国情操,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但危险不只这一次。1952年11月20日,这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寒风,船员们都没有准备,他们冻得都萎缩在船舱中,没有像往日那样观察海上情况。

他们的“黑猫号”停泊在阴冷的大海上,深夜袭来阵阵的寒风,有的船员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的衣服都被浪花溅湿,因此纷纷往船舱里挤。

这时,霍英东划着小艇比平日稍微晚些来到“黑猫号”停泊的海面上。他亲自侦察,并收到了其他几条侦察小艇的报告:

今天没有见到水警的二十一号缉私艇。另外,不知是什么原因九龙警署的机枪放在原有的位置未动用。

霍英东对这两点反常的情况感到十分疑惑。但是,内地现在急需这批货物,他已经没有时间再侦察了。于是,他下了开船的命令。

凌晨3时,霍英东的船队准备驶出鲤鱼门海峡。他们经常在这个时间通过鲤鱼门,因为霍英东经过多次仔细的观察,发现在凌晨3时前,英国的水兵及水警都睡觉去了,这是出航的最佳时刻。

当“黑猫号”刚刚驶出鲤鱼门时,几个水警和工商署的几艘缉私小艇突然从一旁围了上来。水警快艇用探照灯射向“黑猫号”,勒令其停航。

“黑猫号”并没有理睬,而是继续开足马力冲向公海。这时,恶狠狠水警快艇架起机枪,把一排排子弹射向“黑猫号”。

之前,霍英东为了避免“黑猫号”出现危险就向“黑猫号”发出了红色的信号,叫船停航。但“黑猫号”船长徐木当时却加快了航速。

徐木非常明白,一旦停航,船上的货物就要被港英当局扣押,而这扣押将是一个无限长的时期,这实际上等于损失了整船的货物。

徐木认为:如果货物被扣押,将对不住霍英东和其他同仁,也无法把货物及时送到内地,为了祖国,他决定继续冒险突进。他希望船尽快驶到公海,这样港英当局的巡逻艇、缉私艇就无可奈何了。

由于港英的缉私快艇从四面把他们团团包围,因此,“黑猫号”也不得不迂回前进,灵活躲避港英水警的射击和追击。

忽然,港英水警轮横向冲来,一下子撞上了“黑猫号”船尾的一侧。缉私艇与“黑猫号”在相撞时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港英缉私艇虽然很小,却是铁制的,很结实,而“黑猫号”虽大,却是一条木船。两船在高速行驶中,产生的巨大撞击力,结果,“黑猫号”被港英缉私艇撞毁,并向一侧翻去。

“黑猫号”船上9名船员全部落水,船员胡权因被船上载运的铁管压住身体而不幸溺水身亡。祖国人民获悉“黑猫号”遇难后,非常惋惜,并深深地痛恨美英的“禁运”政策。

霍英东为内地运输物资符合香港经济的传统和原则,是合法的。只是他所做的一切,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

在抗美援朝的三年时间里,霍英东冒险突破美英的“禁运”,给内地输运了大量的紧缺物资。

霍英东的精神与毅力,是那么伟大,共和国和人民都会感谢他的无私帮助

三、港澳秘密支援

●霍英东感觉到,有一个铁家伙顶在自己的后脑勺。紧接着,一个面目狰狞的大汉嚷道:“住嘴,再嚷我就毙了你!”

●霍英东笑着说:“这叫胆搏胆。为了给伟大的祖国提供便利,再大的风险也不怕。”

●“英国绅士”狂妄地笑着,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用大皮靴使劲往霍英东的腹部凶猛地踢去。一边踢,还一边用洋文骂。

● 港澳秘密支援充分利用港澳突破禁运

1950年初,中央在北京成立了香港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中央在香港的各机构。管理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主任,叶季壮、赖祖烈等为委员。

建国后,在香港有中央和华南、华东等中央组织开办的企业和公司。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云对这些企业发出指示:

在香港的财经机构要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方针。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对港澳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证明了中央制定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成功的。

早在1949年3月,周恩来、任粥时由西柏坡联名密电香港的刘晓、钱之光说:“香港广大华行和华润公司合并,由钱之光统一领导。”

1950年夏,中央指示在香港的各家公司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合并为华润公司。

在港企业合并后,华润在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它虽然是一个公开的贸易机构,但却完成了中央交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许多大事,他不仅负责贸易工作,也负责政治和统战工作。

在抗美援朝时期,华润在反“禁运”、反封锁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许多重大的进口项目均是由华润公司承担完成的。

1951年,中央还在港澳开辟秘密运输通道,冲破了美英的“禁运”、管制,为内地进口急需的各种战略物资提供了便利。

当时,华润还成立了秘密的输运公司,取名兴隆行,任务是在香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把内地需要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交给南光公司,再由南光公司负责把物资通过拱北运往内地,霍英东为其供货组织运输船队。

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广大的港澳爱国同胞参与了这场激烈尖锐禁运的斗争。

华南财委在向中财委的报告中指出:

由于今天从西欧及新民主主义国家运输物资到我国大部分都必须经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太平洋,整个航线的运输船只都在英国控制之下,我们所需的物资如东南亚的橡胶、麻袋等也在英国控制下,因此,今后我们对英国及香港的态度也必须慎重。

我们所需要物资必须通过港、澳商人将物资设法搞回香港、澳门,然后由港、澳搞回中国内地。

1951年8月2日,中财委在《复华南易货工作情况综合报告》中指示:

目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多集中港澳地区,港澳成为今后全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大港。

由此可见,港澳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重要地位,因而也说明了利用港澳的政治、地理和经贸的特殊性,对打破美国对“禁运”有重要意义。

当时,为了抢救被冻结的美元外汇和进口货物,在港企业利用香港法律与禁运条例之间的矛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50年12月7日,香港广大华行,在禁运前向美国订购的一批货由美国的总统轮船“台维斯山”运到了香港。

当货物卸到九龙仓后,广大华行凭合法的提货单去取货,但却遭到九龙仓的拒绝。

公司代表质问:“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提货,我们有合法的提货单啊?”

九龙仓的管理人员说:“对不起,先生!我们是根据美国总统轮船的通知行事的。”

公司代表又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管理人员怯怯地说:“不清楚,我们也没办法。你们问他们去吧!”

公司代表说:“我们一定要用香港的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的利益。”

接着,香港广大华行就此向香港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香港法院迫于法律的尊严就无奈受理了。

在初审时,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表示说:“当这批货物还在途中时,美国政府颁布了一项禁运法律,所以我们根据法律,通知九龙仓拒绝把货物交给香港广大华行……”

但香港广大华行律师指出:

那套美国法律,只能在美国领土之内或对美国管辖之人、物通用,而本案中的那批货物,从‘台维斯山’卸下后,美国的法律就管不着了。如果要把那些美国法律予以扩大的话,势必将玷污干涉香港的法律……

总统轮船公司说:“我们也很无奈,只是执行国家的法律而已!”

香港广大华行律师严厉说:“不要忘记,这里是香港,不是你们美国。”

总统轮船公司的律师支支吾吾地说:“但……”

1952年1月31日,经过激烈的法庭辩论,法院判决香港广大华行胜诉。获悉消息后,公司领导和员工一片欢呼。

消息传到内地,中央某领导说:“这不仅是广大华行的胜利,更是正义的胜利。”

总统轮船公司败诉后,香港法院责成该公司向香港广大华行赔偿经济损失46�4万元。可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不服这个判决,提起上诉。

经过两年的反“禁运”斗争,这个官司终于以广大华行再次获胜结束。霍英东给南光运送柴油

朝鲜战争爆发后,港英当局立即对香港的石油产品销售进行控制,内地紧缺的许多战略物资行情迅速上扬。这时,霍英东获悉澳门许多家公司帮助内地大量收购汽油、煤油、柴油及五金、麻包等物资,就心动了。

霍英东说:“我要突破美国的禁运,给内地运输物资,这是爱国,更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于是,他就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始了用风帆船向澳门运输柴油的生意。

他们在朝鲜战争期间搞海上运输完全是从零开始。最初,去澳门运柴油的总共只有3个人。一位是风帆的船主,还有一位是霍英东的堂兄。堂兄干了几次,因为很害怕,就不干了。

风帆要靠风力,第一次去澳门因为没有风,船行驶了一天才赶到。这一次去澳门总共赚了几百元,霍英东感到很高兴。因为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不过100元左右。

霍英东最初为抗美援朝运送禁运的战略物资,完全是生活所迫,在商言商。因为,在抗战胜利后,香港经济一直不景气。

如今美国要对中国禁运,依靠转口贸易发展的香港经济再次陷入了困境,很多人失业,大量工厂倒闭。为了寻找出路,很多人开始“走私”救国。因为美国的禁运本来就不合法,所以港澳同胞的“走私”就赋予时代的正义感。

1923年5月10日,霍英东出生在香港,是霍家的第四个孩子,家境很困难,从小丧父。他的母亲是一位刚强的女性,靠组织驳运生意挣几个钱,养活了几个苦命的孩子。

霍英东做过工人、学徒、小掌柜,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后来远赴南海东沙岛冒险采集的“海人草”,在那里,他锻炼了自己。

霍英东从东沙岛归来后,平日帮母亲做驳运生意,同时在官箕湾经营一座规模很小的修船厂,叫王记船厂。但他并不满足这平淡的生意,他天天阅读报纸,关注港内外各方面的新闻,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当抗美援朝爆发后,他认为,改变他生命的时刻到了……

霍英东最初经常是运柴油,柴油一般装在船舱中。船舱的底部是水,油浮在水的上面。采用这种办法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不需要桶,第二,外面也很难发现运送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霍英东每次运的油量不多,从外边看船吃水很浅,好像没有载什么东西,所以,不引人注意,比较安全。霍英东善于经营驳运生意并修理船只,所以能经常买到价格便宜的柴油。

霍英东去澳门前,并不知道澳门有共产党的组织,更不知道澳门的南光公司是内地在澳门设立的贸易机构。霍英东后来同南光公司建立了联系实出偶然。

霍英东很有生意头脑,他在香港当杂货铺的店员时,一下能把客人购买的10多种商品的价钱准确的心算出来。他不仅买货时货比三家,卖货时则价比三家。当时澳门收购汽油、柴油的公司很多,霍英东当然要比较一下,看哪家给的钱多。

南光公司由于是内地设在澳门的贸易机构,实力强,为了大量收购石油一类制品,出的价格相对其他商行自然要高。

霍英东和南光公司的关系是一回生,二回熟,当有了数十次、上百次的业务联络后,自然就建立起了双方互相熟悉、互相信赖的关系。

当年霍英东赴东沙岛采集的“海人草”,是卖给澳门何贤开办的一家公司。何贤在抗美援朝时期协助南光公司大量收购各种禁运物资。

霍英东虽然早闻何贤的大名,但他那时的地位、身份是很难见到何贤的。但南光公司及何贤那时已经知道为他们经常送货的有一个叫霍英东的人。

葡萄牙澳门当局对禁运的态度“中立”,没有参加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葡萄牙澳门政府基本上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正是由于澳门葡萄牙当局的上述立场,使澳门成为有利于内地购买急需的战略物资的地方,成为了突破美、英禁运的薄弱环节和前沿阵地。当时,华北、华中、华南与香港的贸易,除了直接货运而外,经由澳门转口的数量极大。

在建国后,为了支持解放海南岛及广西,叶剑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设法筹集解放军急需的物资,通过澳门进入广州。

朝鲜战争爆发时,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人士协助,大力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就这样,在柯正平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南光公司职工人数,由原来的40多人发展到70多人。公司的地点也迁到河边新街,并扩大了仓库和买了新的船只。

南光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对外公开的身份是出入口商。南光公司为内地运送禁运物资的工作采取了秘密工作的方式。

当时每一个人负责一部分工作,接收货物的是一批人,运输的是另一批人,负责联络情报的是一部分人,他们之间是相互保密的。

南光公司的船有特殊记号,如挂什么样的旗都有规定,因此南光公司的船进入广州是畅通无阻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地在澳门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但在抗美援朝后,内地在澳门的组织的活动逐步半公开化了。

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区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对外活动由“南光有限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协调。葡萄牙澳门当局还承认柯正平是中国政府驻澳门的代表。

南光公司收购及运送“禁运”物资的过程,采用单线联系,各管一段的秘密工作方式。接收物资的办法,一是用小船从大船上卸货,二是在仓库直接接货。

运输的办法,是由专人和专门的船只悄悄运到广州,再有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参加运输护航,突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

霍英东由于运送“禁运”物资的次数多,并有良好的信誉,因此引起了南光公司负责人的注意和重视。

柯正平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虽然未曾与霍英东先生直接见面,但霍英东是最值得信任的供货人。霍英东冒险运送钢管

1950年深冬,为了缓解内地的物资紧缺,霍英东开始往澳门运送钢管。一天,他的船只驶到了公海,霍英东以为到了安全区域,绷紧的心也就放松了。

他的船在海面上平稳地行驶着,突然,霍英东远远的发现一艘机动船向他们快速驶来。

霍英东愣住了,他奇怪地说:“他们是什么人呢,莫不是海盗?”

霍英东觉得不能被对方的船发现,不然船上的货物就难保了,于是,他立刻下令加快船速。

就在这时,机动船上“嗖嗖”地射来一颗颗子弹,击中了船舱,并传来了喝令声:“你们是干什么的,快停船接受检查!”

霍英东见逃不掉,只好下令停船。这艘机动船很快靠近霍英东的木船,几个家伙跳上了霍英东的船只,野蛮地宣布将全船的货物没收。

霍英东根据这些人的着装和言语,判定他们不是港英或澳葡的巡逻艇,而是一伙海盗。

霍英东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伙人是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被打败了的残兵败将。他们流落到澳门后,就组成的“大天二”,这些人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来往船只的,成为无恶不作的强盗。

这些人甚至可以身带武器,耀武扬威地在澳门街道上横行,澳葡当局都不敢过问。“大天二”拥有国民党海军的一些舰艇和武器,有一定的实力。

霍英东的木船周围包上了钢板,可以阻挡机枪子弹的射击,但是却抵御不了“大天二”的机关炮。霍英东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人把自己的货抢走。

那伙人走的时候还嚣张地说:“以后见你再给大陆‘走私’,就统统没收!”

霍英东带着愤怒的心情来到澳门居住的国际酒店。几天后,他发现在一艘船的货舱边,有一些人正在出卖钢管等货物。

霍英东经过仔细辨认,发现那正是自己被抢的一船货。他立刻前去理论,并称要到澳门的警署告发这伙人。售货人并不理睬霍英东的斥责,继续叫卖。

突然,霍英东感觉到,有一个铁家伙顶在自己的后脑勺。紧接着,一个面目狰狞的大汉嚷道:“住嘴,再嚷我就毙了你!”

霍英东明白了,对方用枪顶住了自己的脑袋,只要那人一扣扳机,自己可就上西天了。他没有再说话,趁对方不注意溜走了。

霍英东急忙跑到澳门警署报案,但澳门警察更怕国民党的“大天二”,不敢管。没办法,他只好失落地坐船返回了香港。

霍英东说:“没想到海上运输差一点尝到‘大天二’的子弹的味道。”

澳门国民党的“大天二”的海盗行径,使霍英东感到,如果让国民党的这伙强盗掌了权,是没有老百姓的好日子过的。

到1951年春节前,霍英东往澳门运输“禁运”物资基本结束。原因之一是他的合伙人风帆船的船主嗜赌如命,把大家挣来的钱都输光了。

再者,霍英东自己也有船,还同许多贸易行建立了联系,除了运柴油外,还运送药品、麻包、五金、轮胎、橡胶、铁皮等。

霍英东觉得,自己的生意很多,自己可以干得更好,因此就与船主分手了,他要自立门户。霍英东组织秘密运输

1951年,霍英东开始自主经营,他在扩展业务的同时,还组织了自己的船队。这时,他的一些亲友也相继加入他的船队,使他的船队成为在香港从事运输禁运物资的一支庞大的力量。

霍英东当时利用香港经济的萧条,买到了一些价格便宜的旧船,另有几艘是从陈济棠儿子破产渔业公司里买来的。

霍英东有文化,经常阅读报纸,经常了解拍卖的消息,因此常常能中标。他又懂船,懂机器,把买来的船用发动机改装一下,大大提高了船的速度,在海上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年,霍英东开始通过香港蛇口为内地运输禁运物资。在当时,蛇口是深圳接收从香港运来物资的一个重要码头。

建国初期,沙头角、深圳、宝安县统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沙深宝边委领导,因此,在行政区划上,沙头角、深圳、宝安成为了一个整体。属于深圳一侧的蛇口码头,由深圳海关和华南外贸局深圳办事处直接领导。

深圳人口虽然不多,但运输行业就有100多家,这说明深圳当年运输由港来到内地的物资及出口货物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蛇口只是深圳的一个小渔村,码头四周空空荡荡,人口很少,只有一些渔民居住在这里。霍英东的船员常常对内地人说:“我们来到蛇口,想买香烟,但连一个小杂货铺都找不到。”

当时,沙头角、深圳、宝安县地区的形势严峻。建国初期,沙、深、宝地区成为了华南的边防前哨。深圳更成为对外贸易进出口岸和对外的主要通道。

可是,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有意地安排了一部分残余武装力量部署在香港与沙头角、深圳的边界上。沙、深、宝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封建黑社会势力极其强大,是流氓活动的大本营。

也就是说,霍英东运送禁运物资不仅在香港有危险,在途中有风险,就是他运货的目的地深圳蛇口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在抗美援朝期间,沙、深、宝地区更是成为了由香港进口“禁运”战略物资的重要关口,接收了大量的“禁运”战略物资,并由此转运到内地。

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即暂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

周恩来曾指示:

香港作为世界战略棋盘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作为世界大气候。小气候变化的气象站,是观测世界风云变幻的观察站,是接待国际人士的交际处,是宣传我内外政策的宣传站,要把香港工作放在世界战略位置来部署。同时从国内经济发展考虑。

周恩来认为,香港可以作为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因此,必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要有等待收回的思想。

由于中央决定暂不收回香港,所以解放军没有在香港与内地的边界陈设重兵。沙、深、宝地区就成了香港和内地打破禁运的重要关口。

霍英东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大规模给内地输运战略物资,为抗美援朝做出了杰出贡献。霍英东亲自指挥运输

在沙、深、宝地区,霍英东指挥10只船、200多员工不停地往内地运送物资。他亲自上阵指挥,走到哪里,那里便成为了“指挥部”。

为躲避香港警署、工商署对他家的监视,霍英东经常住在香港六国酒店、杜老志酒店或圣斯酒店等宾馆。他发现有可疑情形就火速转移到另一家酒店,即便这样还经常遇到危险。

霍英东事必躬亲,从200多名装卸工人装货到发船及侦察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向,他都亲自参加,还现场指挥。他曾经指挥大船一次次地成功突破港英水警和海军的严密封锁。

霍英东指挥10多只船、不停地往内地运送禁运的各种物资,他们没有星期天,员工们一个月如果能休息上两天已经很难得了。

但船员们说:“能够突破禁运为自己的祖国解决物资紧缺的问题,再累,我们也愿意干。”

还有的说:“抗美援朝是正义的,我们要支持!有了充足的物资,解放军就可以打击侵略者了!”

霍英东为了指挥的安全与联络的方便,酒店就成为了他的“指挥部”。

因为酒店的交通便捷,安排同事吃饭,议事方便,通讯联络也方便,最重要的是躲避香港警署和工商署对他家的监视。

霍英东的家经常有警察巡视,他每次回家不是前门进,后门出,就是后门进,前门出,同时还要换衣帽,让监视他的人很难掌握他的规律。

一日,有个警察突然闯进了霍英东居住的酒店,因为平白无故闯入,警察没有什么可以盘问的,就问霍英东何时起床,何时吃饭,何时外出,何时归来,把霍英东困在酒店不让他出去。

对于警察的纠缠,霍英东快受不了了,他当时有许多事要处理,没有他的指挥和命令是不能装船和开船的,接货的人更会着急。

为了让指挥工作能顺利进行,霍英东“指挥部”的地址是变化不定的。如发现有警员进了酒店或其他可疑的情况,就立刻转移,有时一天换过多家酒店。

运输生意,除了每天发船是不变的,其他事情都是变化不定的。运什么货,数量有多少,押金是多少?要由接到的提货单来定。

霍英东的朋友罗湛、陈超、周和、仇景是专门为霍英东联络运输生意的经纪人。他们每天都奔走于内地贸易机构在港开办的商行之间,洽谈运输业务。

一有运输业务,朋友就马上向霍英东报告。关于运输货物的品种、数量,押金的数额,运费的比例等等,这诸多事情在电话里难以谈清楚,也不安全。而其中的一些事项如交付押金同签订契约一样,必须要当面敲定才行。

鉴于这种情况,这几位经纪人分别到不同的商行联络,并分别向霍英东汇报。霍英东每天都要在酒店等候处理这些事务。

霍英东的“指挥部”是一个繁忙的接头处。每天在这里除了同经纪人接头外,还要同各船的船长接头,听取他们关于运输情况的报告。

船长们一面向霍英东交上昨日收货人签字的单据,一面领取新的运输任务。在接到提货单后第二天,就要将货物运到蛇口。

霍英东在同这些人见面后,还要接听各侦察艇从各处打来的电话,根据他们侦察到的警署和工商署“缉私”船只的动向,安排晚上的装货和发船等事宜。

霍英东的船队每天都要开出5艘船进行海上运输。在交付押金取到提货单后,最紧要的事情就是乘车尽快赶到货仓,查看待运的货物及货仓周围的情况。

货仓有公仓和私仓,有的货仓只允许白天装货,不安排夜间装货。白天装运货物,很容易被发现,公仓是港英政府存放物品的货仓,很不安全。

为了安全,霍英东就将货物转移到较安全的货仓装船。有些货物如铁皮十分沉重,不易搬运,霍英东就雇佣工人,将重的大件物品,改装成小件。从而避免被巡逻车或密探发现。

霍英东并不是整天都待在酒店里,大事小事,他都要亲自指挥。霍英东手下有10只小船负责侦察警署和工商署的巡逻艇的位置与动向。他们还利用收音机收听英国海军、警署和工商署的电报讯号。

维多利亚港湾的海岸线总长不过40公里,10只侦察船分段侦察,每只小艇要负责几公里的岸线,因为是用人力划桨,侦察一遍需要很长时间。

各侦察船在完成侦察工作后,就近寻找打电话的地方,将侦察的情况,先报告分管侦察工作的霍锦图,然后由霍锦图汇总后再报告给霍英东。

霍英东在听完各处侦察结果的电话后,马上赶到货仓指挥装货。在驱车到货仓的途中,他还要绕香港岛和九龙的主要街道察看一下警署和工商署的动静。

装货结束后,霍英东要亲自坐上小艇在维多利亚港湾侦察一遍,直到确定警署、工商署及海军巡逻船只的位置,没有可疑情况后,他才指挥货船通过鲤鱼门驶向公海,开往蛇口和澳门。

就这样,霍英东在从事海上运输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从头至尾不分昼夜发船上千次,其中每艘货船的具体事宜,他都亲自过问。

霍英东感慨说:“海上运输充满危险,每个重要环节都必须亲自过问和决策。”

霍英东亲自上阵的最大特色是不惧风险和困难,哪里风险最大他就出现在哪里。他亲自指挥拖船,在白天从港英海军的舰艇旁通过,运送“禁运”物资驶往蛇口,从而缓解了内地物资紧缺的问题。

有一日,霍英东的一艘船满载“禁运”物资,在海上行驶着,这时英海军的一艘舰船迎面开来,船上的人十分惊慌。

霍英东命令大家不许乱动,并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结果平安通过。霍英东的勇气和胆量鼓舞了船队的所有船员,他们富于冒险的精神。

霍英东亲自上阵指挥海上运输,不是简单的发号施令,而是善于寻找和发现通常人们不十分注意的问题,并能及时做出果断的决策。霍英东巧妙躲避英舰艇

霍英东的船队一次次地通过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的鲤鱼门海峡,悄悄驶往了澳门和深圳蛇口,把志愿军急需战略物资运到内地。

这一运输路线是霍英东经过认真的分析、思考才确定的。霍英东分析说:“出维多利亚港湾的东西两个通道相比较,东边鲤鱼门海峡很狭窄,最狭窄处不到一公里地,港英海军严密把守,通过的时候很危险。西边的维多利亚港海峡比较宽阔,表面上看危险性小,但西边的海域面积大,岛屿多,港英海军的舰船多,通过此处的风险也比较大。”

霍英东说:“我们还是选择经鲤鱼门海峡驶往澳门、蛇口这条路线吧。因为这里离公海比较近,只要冲出鲤鱼门很快就到了公海,港英海军就不敢管了。”

船员们纷纷说:“这个主意好!”

霍英东船队的行驶路线大致如下:

出鲤鱼门东驶进入蓝塘海峡后转向南行。从大浪湾、石澳湾以东一直往南行,有时穿过蒲台群岛的螺洲与蒲台间的螺洲门进入公海。更多的时候直接从蒲台岛的东侧南行驶进公海。然后转向西行驶,到大屿海峡后转向北行,过伶仔洋驶入深圳湾,最后到达蛇口港。

鲤鱼门海峡最危险,但突破这一危险,其他许多问题就好解决了。没有胆量和勇气,没人敢选择这一路线,但历史却选择了霍英东。

当时,英国海军舰艇的吨位远远高于霍英东的运输船。英军舰艇都配备有大口径的火炮,100多米长的巡洋舰停泊鲤鱼门海峡,样子很吓人。

英国海军在这里戒备森严,霍英东的船队当然不敢鸡蛋碰石头。因此,对付英国海军不能硬碰,霍英东采取了灵活的方式。

霍英东可以疏通港英当局的警署、工商署和海关,但英国海军却像铁板一样,假惺惺地拒绝金钱的诱惑。如何避开英国海军让霍英东伤透了脑筋。

为此,霍英东让船员们轮流休息,一连数天,他们24小时日夜不停地在鲤鱼门附近的海面上监视英国海军的动向。

他们详细记录每天在这里巡逻的船只、巡逻的路线及时间。霍英东也坐着小船在夜间来到这里,整夜地仔细观察英国海军巡逻的情况。

经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了英军的规律:

一是英国海军不爱管“闲事”,对许多过往的小船不屑一顾。

二是每天夜间在这里巡逻的舰船到了凌晨两三点,就停止巡逻。

此外,船停靠一处抛锚,舰上的官兵统统睡大觉去了。

霍英东根据英国海军的巡逻时间和路线,巧妙部署了装船的时间和开船的时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在上半夜装船,船装完后在距鲤鱼门较近处等候。这时,许多船员移到另一艘大船,驶到另处,假装是这艘船出海,用这一方法终于甩掉了英军。

霍英东还在鲤鱼门附近设立了一处“货仓”,这处“货仓”并不储货,而是船队在遇上港英的巡逻艇检查时,骗英军他们要在这里卸货。

英军检查时,霍英东就乘小船到鲤鱼门海峡一带观察动向,当发现英海军舰船停止巡逻,立刻发出信号通知开船!

道路就是这么艰难,到处都充满了挑战。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霍英东的船队,满载着各种各样的禁运物资,为大陆解决困难。

后来,霍英东的船队不仅利用深夜英海军停止巡逻的时间偷越鲤鱼门,就算在白天,也敢从英海军舰船的船旁驶过鲤鱼门。

当时有人问霍英东:“你和你的船队为何有如此巨大的胆量?”

霍英东笑着说:“这叫胆搏胆。为了给伟大的祖国提供便利,再大的风险也不怕。”

历史证明,这是胆量与胆量的较量。因为耀武扬威的英国海军,天真的以为,没有人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所以,英国海军在白天的巡逻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对过往的船只懒得检查。

不过,如果遇到英国海军真的缉私艇的盘问,就编造一个理由说:“驶往长洲的货仓。”因为是在香港水域内航行,并不“违法”。

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运送禁运物资到处是危险。

有一天,天空下着大暴雨,霍英东的船队悄悄驶往蛇口。

当霍英东安排好5艘船通过鲤鱼门后,刚刚返回货仓码头不久,那5艘船竟然又驶回来了。霍英东很奇怪,就站在码头张望。

霍英东大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一位船长忧心忡忡地说:“老板,这么大的风浪,十分危险啊。”

但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霍英东急切地说:“如果这5艘船白天停在海面上,肯定会引起英军的注意,如果这5艘船及货物被港英当局扣住,整个海上运输就将毁于一旦。”

霍英东根据经验判断,这样的风浪还是没有大的危险的。他立刻决定为避开风浪,改变航线,出西边的维多利亚港海峡到公海,每船卸下20%的货物。

霍英东对大家说:“你们不敢开船,我来开。祖国人民需要这些东西啊!”

霍英东的坚韧和果敢,让大家敬佩万分。

由于他们从没走过西边的路线,霍英东分析后认为,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危险,特别是没有“打发”过这条路线上的检查人员,他就让船长带一些钱,准备在对方盘查时用。

一切准备好后,霍英东大声命令:“出发!”

5艘运输船迅速开动,朝着目的地驶去。庆幸的是,他们平平安安地到达了。霍英东登上港英巡逻车

1951年6月25日,港英当局在执行“新出入口管制法令”后,在水陆均施行严密检查。在水面上派出巡逻艇,昼夜巡逻海面。在陆上除各个缉私站加强警力外,还派出巡逻车、缉私员四处巡逻……

但港府的巡逻往往是象征性的。原来,英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是追随美国的战略伙伴,但美国操纵联合国实施的“禁运”损害了英国的利益,特别是严重破坏香港的经济,危及了港英当局的利益。

禁运期间,美国政府、国会议员及新闻媒体多次猛烈抨击英国政府利用香港向中国输送了大量“禁运”物资。美国还扬言要对英国政府这一“援共”行为进行制裁,有的议员甚至提出动用武力制止英国同中国进行贸易活动。

1951年5月,美国参议院先后两次向英国及欧洲其他盟国警告“勿将战略物资输共,否则减少美国经援”的议案,向英国等盟国施压。

美国参议院出口管制小组委员会主席康纳利多次发表演说,指责:

悬挂英国旗的一些船只,仍然把一些高度战略价值的物资绕道香港运往中国。

美国的新闻媒体指责英国自朝鲜战争爆发至1951年5月,“英国输往中国的物资,数值已达3�57亿美元,而其中的2�88亿美元是经过香港运到中国去的”。

港英当局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禁运”问题上同美国存在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因此对美国采取了两面派态度。

港英当局在表面上和美国狼狈为奸,颁布了很多“禁运”管制的法令,还派出舰艇在海面上装模作样的检查。另一方面在暗中支持英商同中国进行贸易,并亲自出马“包私出口”,从中捞取钱财。

港府的各部门从海关、工商署、政治部到负责检控贪污的“贪污部”都是查缉“禁运”物资的部门,他们对“禁运”物资输往内地获利丰厚的情况很清楚,对如何将“禁运”物资输往内地,都有很多办法。

所以他们带头搞起了“包私出口”的买卖。这在客观上为内地在港贸易机构开辟运输通道提供了便利,也为霍英东突破“禁运”带来了机遇。

当时,华南财委在关于《华南执行贸易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指出:

英国政府虽然在美国压力下步步对我国加紧封锁,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着一些矛盾――英美间经济上的矛盾,香港本身上的财政收入的矛盾,帝国主义本身与香港市民所需物资的矛盾,香港工商业家利益的矛盾等等,使他只能采取松松紧紧的办法,这样就给我们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利用。

港英当局对禁运态度暧昧,常常借此捞点钱花。一日,霍英东正在紧张指挥船员装货,这时,警署巡逻车忽然赶到,就把他抓上了车。

霍英东装货的货仓一般都选择有遮掩围墙的货仓。但这一次,可能是装货的货仓外面没有遮掩的围墙,警署巡逻车发现了禁运物资。

警署警员拿着枪,野蛮地把霍英东拉上巡逻车。这些警员,敲诈勒索的经验可能不足,手段也很稚嫩。刚开车,迫不及待地向霍英东说道:“得交3万块,我们才能放了你。”

霍英东很气愤,他说道:“这批货物并不出口,只不过是由这个货仓转移到另一个货仓。”

这些警员只要钱,而不讲理,他们嚣张地说:“少�嗦,没钱就别找那么多理由!”

车在开往警署的途中,霍英东和那些人激烈地谈判。警员开的是一个天价,对方也很清楚要价过高,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要价。

最后,一个警员说:“3000,怎么样?”,

霍英东为了把货物运往内地,只好便宜了这些贪婪的家伙,他说:“好吧,我给你们。”

在平常,霍英东会专门让几个伙计怀中揣着钱站在一旁等候,时刻准备应付突发的事件,准备着迎接警察署、工商署、海关等方方面面的检查,按照他们开出的价码疏通关系。

巡逻车上的谈判结束后,那些人拉着霍英东回到了装货的码头,由站在那里等候的伙计付了钱。

巡逻车的警员收到钱,他们的巡逻任务就“胜利”完成了,开着车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而这时,霍英东的一船货装好了,也整装待发。

当年,中朝同美国正在朝鲜开城板门店举行谈判,据说这一谈判地点几经周折才确定。而霍英东这次同港英警署荷枪实弹的警员的谈判是在巡逻车上进行的,这一谈判地点的确定无需花费任何周折,港英警署荷枪实弹的警员为的是勒索几个钱花花,可是这一谈判的地点却很有创意。

除了英国海军,在一般的情况下碰到警署的警员和工商署的“缉私”人员,他们要一些钱就走了。所以,香港对向内地“走私”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霍英东说:“怕就怕隔区的警署和工商署的人来查。因为,港英当局的警署和工商署的下级部门,是按地区划分的,只限在本地区巡逻。”

所以,霍英东也是按此进行防范。但是由于对方借“缉私”机敲诈勒索的积极性太过火,所以经常越出自己管辖的区域,到处寻找目标。

霍英东说:“为了能让这些货物早些运到祖国,我只能便宜那些人了。”

霍英东每日装货的地点及货物的数量、品种在事前均是严格保密的。

搬运工人在装货前并不是在装货的货仓处等候,而是在另外的某个码头集中,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装货。在装货前,霍英东先派一只大船去接这些工人,然后再运到装货的地方。

关于装货的时间,霍英东一般尽量避开白天,而选在夜间,并要求快速装货。常常一船货要在一个钟头内装完,时间长了容易被巡逻的警员的密探、特务发现,因此,工人就拼命地装货。

为了加快装船的速度,霍英东还动员大量工人加入行动,每次装货都有上百人。美国实施禁运和管制后,香港的运输生意萧条,许多搬运工人都找不到活干。码头上、货仓旁经常坐着一排排工人等活。霍英东的生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当时,在香港的搬运工人中也有帮会的组织,搬运工人分为潮州帮、东芜帮、广州帮等,每个帮会都有工头。这些工头,都有很好的组织能力。

霍英东每次运货都要派人同工头联络,由他们组织工人装船。装船的场面很壮观,上百人一起行动,一排排的身影晃动着,他们都很卖力,一个个仿佛进入了战场一般,他们知道,这样做就可以有饭吃,更可以把这些货物尽早输往内地。

当时深圳的搬运工人全部加起来才1000多人,可为霍英东搬运货物的香港工人却是他们的几倍,这是因为“禁运”让很多香港人都失业了。

每次装船,霍英东总是站在货仓与码头之间,一面指挥装货,一面留心货仓外马路的动静。

装货搬运的过程很紧张,霍英东的心情更紧张,提心吊胆,不知会遇上什么麻烦。而这次遇上的这辆巡逻车,有点陌生,可能是另一区的。

为了突破“禁运”,霍英东吃了很多苦,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霍英东忍痛运输货物

1951年的冬天,维多利亚港湾笼罩在一片阴霾的空气里,冷风掀起层层巨浪,重重地拍打着过往的船只,时而还传来低沉的轰鸣声。

这时,霍英东像往日一样,让几个人划着小艇察看维多利亚港湾水警巡逻艇的动静,准备往内地输运货物。但他们的小艇引起了港英水警的注意。

港英艘巡逻艇马上向他们驶来,并用探照灯的刺眼光束射向霍英东的小艇。在港英水警的大声喝令下,霍英东停了船。

港英水警随即登上了霍英东的小艇进行搜查。港英水警的一个帮办,长得高高大大的,穿得也很整洁,那模样像个英国绅士。

“英国绅士”用英语向霍英东发问:“你夜间开船干什么?”

霍英东用英语回答:”我是捕鱼的。”

“英国绅士”冷笑一声说:“但是船上没有任何捕鱼的设备与工具,你怎么解释。”

霍英东笑着说:“我今天也没打算捕鱼,只是在这里过一趟不可以吗?”

这一回答显然不能令港英帮办满意,但是,“英国绅士”找不到霍英东“违法”的任何证据。水警站在那里耀武扬威,露出一张张狰狞的面孔。

“英国绅士”继续审问霍英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不要骗我们!”

霍英东镇定自若,他的回答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只是捕鱼的,有什么可怀疑的。”

霍英东不紧不慢地回答,激怒了那个穿着英制大皮靴的“英国绅士”,那人不容霍英东再说,一脚踹在霍英东的身上。

“英国绅士”狂妄地笑着,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用大皮靴使劲往霍英东的腹部凶猛地踢去。一边踢,还一边用洋文骂。

霍英东重重倒在地上,他感到肠子像被刀割一般疼痛,但他咬着牙,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然而,“英国绅士”并不善罢甘休,而是轮番用他的双脚施暴,直到霍英东口吐白沫才拂袖而去。

霍英东躺在船舱里像断了气一样,好长时间动弹不了,而当他坐起来时,全身像散了架一样,觉得腹部的五脏六腑都移了位。

这是霍英东在人生中第一次亲身体验到最剧烈的疼痛不是皮肉之苦,而是内脏的损伤。霍英东在过去一直认为日本鬼子是最可恨的人。现在,万万没想到富有绅士风度的港英水警竟然比日本鬼子的皮鞭、枪托、棍棒更凶残、更狠毒……

但他已经顾不上自己的伤痛,等港英艘巡逻艇走后,他们命令返回码头去装载货物。霍英东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禁运给内地输运物资,这种崇高的爱国情操,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但危险不只这一次。1952年11月20日,这天晚上突然刮起了寒风,船员们都没有准备,他们冻得都萎缩在船舱中,没有像往日那样观察海上情况。

他们的“黑猫号”停泊在阴冷的大海上,深夜袭来阵阵的寒风,有的船员冻得瑟瑟发抖,他们的衣服都被浪花溅湿,因此纷纷往船舱里挤。

这时,霍英东划着小艇比平日稍微晚些来到“黑猫号”停泊的海面上。他亲自侦察,并收到了其他几条侦察小艇的报告:

今天没有见到水警的二十一号缉私艇。另外,不知是什么原因九龙警署的机枪放在原有的位置未动用。

霍英东对这两点反常的情况感到十分疑惑。但是,内地现在急需这批货物,他已经没有时间再侦察了。于是,他下了开船的命令。

凌晨3时,霍英东的船队准备驶出鲤鱼门海峡。他们经常在这个时间通过鲤鱼门,因为霍英东经过多次仔细的观察,发现在凌晨3时前,英国的水兵及水警都睡觉去了,这是出航的最佳时刻。

当“黑猫号”刚刚驶出鲤鱼门时,几个水警和工商署的几艘缉私小艇突然从一旁围了上来。水警快艇用探照灯射向“黑猫号”,勒令其停航。

“黑猫号”并没有理睬,而是继续开足马力冲向公海。这时,恶狠狠水警快艇架起机枪,把一排排子弹射向“黑猫号”。

之前,霍英东为了避免“黑猫号”出现危险就向“黑猫号”发出了红色的信号,叫船停航。但“黑猫号”船长徐木当时却加快了航速。

徐木非常明白,一旦停航,船上的货物就要被港英当局扣押,而这扣押将是一个无限长的时期,这实际上等于损失了整船的货物。

徐木认为:如果货物被扣押,将对不住霍英东和其他同仁,也无法把货物及时送到内地,为了祖国,他决定继续冒险突进。他希望船尽快驶到公海,这样港英当局的巡逻艇、缉私艇就无可奈何了。

由于港英的缉私快艇从四面把他们团团包围,因此,“黑猫号”也不得不迂回前进,灵活躲避港英水警的射击和追击。

忽然,港英水警轮横向冲来,一下子撞上了“黑猫号”船尾的一侧。缉私艇与“黑猫号”在相撞时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港英缉私艇虽然很小,却是铁制的,很结实,而“黑猫号”虽大,却是一条木船。两船在高速行驶中,产生的巨大撞击力,结果,“黑猫号”被港英缉私艇撞毁,并向一侧翻去。

“黑猫号”船上9名船员全部落水,船员胡权因被船上载运的铁管压住身体而不幸溺水身亡。祖国人民获悉“黑猫号”遇难后,非常惋惜,并深深地痛恨美英的“禁运”政策。

霍英东为内地运输物资符合香港经济的传统和原则,是合法的。只是他所做的一切,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

在抗美援朝的三年时间里,霍英东冒险突破美英的“禁运”,给内地输运了大量的紧缺物资。

霍英东的精神与毅力,是那么伟大,共和国和人民都会感谢他的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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