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5 10:42:00

●毛主席听后摆了摆手说:“这个大元帅,我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刘少奇对徐立清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

●毛泽东大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

● 高级将领让衔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

1955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

军衔制中的元帅军衔为第一等,分为两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是第一等第一级,为最高军衔。所以,对授予大元帅军衔人员的标准规定得非常严格。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九条的规定:

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根据这个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元帅军衔只能授予1个人,那就是毛泽东。

在1955年,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既是党的领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建者,在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进行20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雄才大略,居功至伟。

所以,按照“条例”规定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只有毛泽东1人能够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这项殊荣,这也是众望所归的。

我军酝酿军衔制时,也借鉴了苏联的经验。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6月26日发布的命令:授予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以苏联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以表彰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为苏维埃祖国建树的卓越功勋。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有些常委提出,毛泽东应被授予大元帅军衔,就像斯大林那样,况且,毛泽东比斯大林率领部队打的仗更多,时间也更长。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知道毛泽东不愿意被授予大元帅军衔,因此他说:“我个人不能做结论。”

但是,这并没有打消人们授毛泽东大元帅衔的念头。

有民主人士说:“只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毛主席个人也不好不遵从决议嘛。”

刘少奇说:“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决定,但毛主席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怎么办?”

但还是有人坚持要授予毛泽东大元帅衔。

最后,刘少奇无奈地对各位与会者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可以当面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会后,虽然还是真的有人当面建议毛泽东接受大元帅衔,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接受。

毛泽东坚持不授大元帅军衔,也不要勋章。人们向他讲述斯大林被授予大元帅衔的情况,毛泽东说:“苏联有的,我们不一定非要照搬。”

1955年春天,彭德怀、罗荣桓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的情况。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一同听取了汇报。

首先由彭德怀和罗荣桓汇报了初步方案。

在初拟的方案当中,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可见,方案已经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

彭德怀在最后总结时说:“总的来说,部队中大部分同志都能正确认识这次授衔工作,态度端正。我们对部队提出的口号是,要把这次授衔当成一场战役来打,认真严肃地对待,要以团结为重,评出思想,评出风格。”

毛主席听后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这个大元帅,我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

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而且已经被列入大将名单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这几位同志连忙纷纷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所以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就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空衔。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要元帅军衔的事不胫而走,虽然没有经过任何宣传,但是依然传得很快很广,并产生了巨大地影响,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因此得以解决。许光达提交“降衔申请”

1959年9月初,毛泽东收到一份特殊的申请,装甲兵总司令许光达申请将自己的大将军衔降为上将。

“降衔申请”原文如下:

军委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

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

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

自苏联返国后,这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树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收到这份特殊的申请后,认真读了好几遍。在袅袅升起的青烟中,毛泽东的眼前浮现出这个非常能打仗的“娃娃连长”。

1925年,许光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5期,攻习炮兵专业。

第二年,许光达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下半年,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被打散。在最黑暗的时刻,许光达显示出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与坚定信念,与数名黄埔同学追赶起义部队并随部队一起转移。

在三河坝,许光达率领数十名战士,冲入国民党军队,杀开一条血路,掩护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转移。

战斗结束后,朱德高兴地说道:“这个娃娃连长打得好!”

1929年到1932年,许光达跟随贺龙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师长、政委。在这期间,许光达为掩护第二军团指挥部安全转移,指挥十七师官兵与国民党军激战数次,胜利完成任务。

事后,军团主要领导人激动地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

就在这一年,许光达负重伤,赴苏联治疗。

在苏联5年间,他曾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学术功底。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光达毅然从苏联回国,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被誉为“抗大四杰”之一。

在解放战争中,许光达先后任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一野)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

在彭德怀、贺龙直接指挥下,许光达率部队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转战大西北,一路斩关夺隘,立下汗马功劳,周恩来曾用“功不可没”4个大字概括许光达的卓越功勋。

毛泽东熟知许光达的经历,他知道,许光达为了实现降衔的“企图”,有意地回避了自己在红军时期为保存革命力量、保卫党中央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许光达还对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做的突出贡献只字未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许光达就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受命组建军委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

他白手起家,备尝艰辛,励精图治,从严治军,提出并践行“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著名口号,很快组建起一支年轻而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并入朝参战,打出了国威军威。

中央军委在评定军衔时,给许光达授大将衔是有根据的。

许光达的老首长贺龙这样评价他:

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我觉得应授予大将。

这样一个有经验、有战功、有学识的将军之所以坚定地要求只授上将军衔,只能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荣誉面前退让的崇高精神在起作用。

想到这里,毛泽东激动地大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

毛泽东不顾身边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人诧异的目光,大步走到窗前,双手用力推开窗户,一片纯净湛蓝的天空豁然扑面。

毛泽东感叹地说:“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在场的几个军委领导看到许光达的申请后,也啧啧称赞许光达的高风亮节。

对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怎能不授予他最高的荣誉呢!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许光达的申请,军委的领导们也不同意。

这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被一致拒绝。

许光达得知自己的申请没有被批准,更加焦急。

他对妻子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以及更多叫不出姓名的战友都牺牲了!我的这顶‘乌纱帽’就是建立在他们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已经得到很高的荣誉了,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妻子看到丈夫如此着急,就建议他再要求降低行政级别,以区别于其他大将。

许光达立即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降低自己的行政级别。

面对许光达的“变相降衔”,中央军委们的领导十分感动,于是同意了他的申请。

这样,在后来授衔的10位大将中,其他9位都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唯独许光达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

推不掉荣誉就降低待遇,许光达主动降衔降待遇的崇高风范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徐立清让级又让衔

1952年,作为实行军衔制的基础,我军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干部评级工作。此时,徐立清是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工作。

在全军大评级、大授衔的背景下,总干部管理部的干部们掌握着每一个共和国军人的未来,因此,数百万官兵的眼睛都在关注着总干部管理部的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徐立清主动提出让级别,将自己的正兵团级职降为副兵团级。

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部长和赖传珠副部长都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

他们知道,徐立清无论是德行、资历还是才智、战功,都应该是正兵团级。

徐立清19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红四方面军中颇具威望的领导。

徐立清参加过鄂豫皖苏区4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战斗。

在长征中,徐立清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竭尽全力,尽可能挽救每一位红军伤病员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非战斗减员。

1937年,徐立清随徐向前西征,失败后率领1000多名指战员上祁连山打游记,不幸被俘。

在监狱中,徐立清坚持斗争,他利用放风晒太阳的机会,将被俘的同志们组织起来,成立狱中党支部。

徐立清对大家说,党支部的工作重心是:

第一,做好牺牲的准备。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但死也得死出个红军姿态。一旦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口号,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不能装孬,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不屈形象。等将来红军打回来,就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在这里杀了红军的人,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怎样就义的。

第二,如果敌人暂时不杀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带领大家逃跑。逃出去之后,能找到部队更好,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队伍扩大了,再去寻找主力。

后来,徐立清和其他同志又被押到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驻地兰州,关在一所兵营里。

后经党中央多方营救,国民党才答应释放他们。

在抗日战争时期,徐立清参加了开辟晋东南根据地的斗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徐立清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主要战役。

其中,著名的“血战屯子镇”,使彭德怀对徐立清念念不忘。

1948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与西北马家军联合反攻,向彭德怀的司令部发动疯狂进攻。缺少援军的司令部机关不得不一退再退,但始终摆脱不掉敌军,情况十分危急。

当彭德怀和司令部机关撤退到陕西省宝鸡市屯子镇时,碰到了六纵政委徐立清。

大敌当前,徐立清临危请命:“我带领新编第四旅顶住敌人的进攻,请彭总赶快离开这里!”

徐立清要求六纵以屯子镇为堡垒,诱敌人上钩,掩护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主力渡过泾河,朝东北转移。

在屯子镇,徐立清率部和敌军死战不退,固守屯子镇与敌人展开拉锯战,使敌人误认为找到了我军主力,于是集中兵力进行攻击。

徐立清率领指战员与敌人血战3昼夜,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悄悄撤离。

当敌人大张旗鼓地攻入屯子镇时,镇子早已是一座空镇……

建国前后,徐立清担任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率部进军新疆。

进入新疆后,徐立清兼任了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

1949年12月,徐立清和王震一道,介绍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4月1日,为培养新疆各族干部,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直接领导的分局地方干部训练班,后依次更名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干部学校、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党校、新疆自治区党委党校,徐立清兼班主任。

同时,徐立清还担任了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培训和改造起义部队军官。

该校后来发展为新疆军区步兵学校。

徐立清的资历、德行、才智、战功,特别是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威望,都决定了他只能被定为正兵团级的干部。

所以,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部长和赖传珠副部长都不同意徐立清的请求。

但是,顾全大局的徐立清依然坚持给自己评为副兵团级干部。

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徐立清让级深深感动了罗荣桓部长,他在军内各种会议上称赞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1955年2月,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全面展开。能否搞好这次评衔工作,事关军队的稳定和发展。

徐立清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

徐立清始终牢记毛泽东“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总干部管理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1000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徐立清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统一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

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完全符合这个规定。但是,当徐立清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的名单中有自己时,就“以权谋私”,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

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看过名单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关切地批评徐立清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级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

徐立清让级之后又让衔,并非是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而是从评定军衔工作的全局来考虑的。

徐立清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是个“大山头”,资格老、级别高的干部太多,不能在上将中比例过高,要与其他“山头”拉平。

于是,他下决心先把自己减下来,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一个正确的估价,激励斗志,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人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

所以,载有自己为上将的名单报到中央军委之后,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

这时不少同志都劝他说:“你是符合授上将军衔的,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他说:“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

听了这些话,徐立清也陷入矛盾之中,一连几天,都在苦苦思索着。最后他给自己找出理由:“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他们会理解的。”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提交了“降衔申请”,郑重请求不要大将军衔,希望降为上将。

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连夜给过去的搭档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想法。

许光达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当晚,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牺牲的战友,毛泽东的嘱托。于是他翻身下床,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信的大意是:

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第二天,罗荣桓拿着这封信和和总干部部的另外两位副部长赖传珠、宋任穷进行了商量。他们一致认为,徐立清建国初期就任兵团政委,现在又任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然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管理部的意见,决定授予徐立清上将军衔。

彭德怀又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

徐立清诚恳地说:“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以严厉著称的彭德怀换了一种口吻,亲切地对徐立清说:“立清啊,我已经和许光达同志谈了两次话,他也向军委写了报告,要求由大将降为上将,我没有同意。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之后,彭德怀再三次找徐立清谈话,要他接受上将军衔。但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

听了彭德怀的介绍,毛主席感叹地说:“不简单呐,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的品格,古来如此!”

此事后来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但是,周恩来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他的工作。

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恩来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他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之后,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1955年9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授衔仪式上,徐立清被授予中将军衔,排在175位中将之首,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仪式结束后,罗荣桓元帅兴致勃勃地找到了徐立清,说:“立清啊,我是很理解你的,你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

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近10岁的老首长,徐立清激动地说:“感谢您对我的鼓励,感谢军委对我的信任。”

和徐立清同期参加革命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友洪学智等先后握住徐立清的手,对他这种主动让衔的精神表示敬佩。

许光达大将也专门找到徐立清,满怀深情的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被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盛大晚宴,周恩来在晚宴上发表了祝酒词,身着将帅服的元帅、将军们兴高采烈,端着酒杯互致问候。

国家主席刘少奇突然叫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

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徐立清主动要求低授军衔一事,很快在全军传为佳话。

后来,在一次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一连用了两个好字: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粟裕主动提出不要元帅军衔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我军第一次授衔典礼上,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10大将之首。

当周恩来将命令状递到粟裕的手中时,看了看眼前这个比自己矮半头的共和国第一大将,目光中饱含深情。

周恩来伸出右手,与粟裕紧紧相握,并用力地摇了一下,心里说:委屈你了,你本来是应该授予元帅衔的。

粟裕却显得很高兴,他微笑地看着眼前的周恩来,对自己的军衔非常满意。

粟裕脸上诚恳的微笑,让周恩来想起几天前在中南海颐年堂里进行的一次讨论。

那天深夜,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到中南海颐年堂的小会议室,商讨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授衔、授勋事宜。在谈到授予元帅衔的人选时,毛泽东说起了粟裕。

毛泽东手里夹着香烟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思维缜密的周恩来说:“可也不能不兼顾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野战军的情况,要尽量做到人心舒畅、鼓舞士气,使全军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面貌。而且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

毛泽东已经知道粟裕辞帅的事情,这使他想起另一些与粟裕做法完全相反的人,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肩上一颗星,硬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

宽厚的朱德笑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仗,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

刘少奇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严肃地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放松。”

毛泽东的思想又转回到粟裕,他大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3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

周恩来也肯定地说:“粟裕一让司令二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又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10大将10元帅。提交军委讨论最后通过。”

这样,粟裕肩膀上的国徽改成了4颗将星。

此刻,周恩来想问一问粟裕:委屈吗?但在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庄严时刻,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用最温暖的握手表达自己的歉意。

粟裕出身于地主家庭,吃穿不愁,但封建的礼教让他感到一天比一天压抑,“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更促使他毫不犹豫弃笔从戎,立下铲除军阀的志向,那一年,他只有20岁。

从士兵到班长,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直到大将,除了排长,他几乎所有级别都经过了。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解放军歼敌2万以上的战役共有40次,不含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粟裕直接指挥了11次;歼敌5万以上的战役共有13次,粟裕直接指挥了7次。解放战争我军共歼敌807万多人,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第三野战军歼敌近250万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中央军委原本是要授予粟裕元帅军衔的。1952年评定干部级别时,粟裕被定为大军区级干部。按照有关规定,粟裕应当被授予元帅或大将军衔。

粟裕是战功赫赫的军事家、战略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舞台上,粟裕上演了一幕幕摧枯拉朽、气吞山河的活剧。

粟裕指挥的孟良崮战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全歼国民党军王牌主力七十四师。对于这个战果,毛泽东曾跟粟裕打哑谜,让粟裕猜都哪两个人没想到。粟裕连说了“蒋介石”和“黄柏涛”,毛泽东都说不对。最后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第二个没想到的人就是我毛泽东。”

粟裕指挥的淮海战役,60万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打败了8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

粟裕指挥的攻占上海战役,是在不能使用重炮,确保上海不停水断电的情况下完成的,上海解放后完整无缺,毫发无损。

粟裕把一批国民党将领打怕了,打疼了,甚至到了一听到粟裕的名字就望风而逃的地步。在战场上,没有那个国民党军将领能逃脱粟裕盯上然后被消灭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大家想法一样,要授予粟裕元帅军衔。

但是。粟裕却认为自己资历不足,不能授予元帅军衔。他想,陈毅也是元帅,自己怎么能和老上级平起平坐呢?新四军出了两个元帅,这也不符合照顾各方面关系的原则。所以,他主动提出不要元帅军衔。

中央军委最终同意了粟裕的请求,授予他大将军衔。

粟裕“辞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建国前,粟裕就两次推辞总司令的“帅印”。

在战争年代,粟裕多次率领部队与其他部队整编扩编。在整编扩编过程中,粟裕总是坚持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以他人为重的原则,正确地处理本部与友邻、下级与上级的关系,让自己所属部队的原正职干部担任改编后的副职,把正职让给参与合编的友邻部队,即使有的暂时不能到职,也要将正职空着留给友邻。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军区,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张鼎丞年长粟裕9岁,曾经参加领导福建西部的农民暴动,担任过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组建初期,张鼎丞和粟裕共同领导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后来,张鼎丞去延安参加整风,担任中央党校第二部主任。

粟裕认为,张鼎丞是自己的老上级,让他当副手,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团结。于是粟裕当即向华中局负责人提出建议,请求任命张鼎丞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

考虑到粟裕的指挥才能和战争即将开始的迫切需要,华中局负责人没有同意粟裕的建议。

粟裕没有就此罢休,他直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内容如下:

中央:

昨在华中局阅悉中央任命我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我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而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我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曾为我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功绩卓著,且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我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我副之,未蒙允许。为孚众望以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同志为司令。我当尽力协助,以完成党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

十月十五日

但是,中共中央认为由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是很适当的,因此也没有采纳粟裕这一建议。

中共中央在10月24日明确指示华中局:

同意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组织华中分局常委,以邓为书记兼政委,粟为司令,张为副司令,谭为副书记兼副政委。组织华中军区,粟、谭到前方工作,指挥野战军,邓、张留后方工作。

10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复,华中局再次宣布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当晚,粟裕出于对革命全局利益的考虑,第二次向中央发出请求改任副职的电报,重申15日电报的理由。在电报中,粟裕恳切地说:

为慎重并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我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由于粟裕一再谦让,中共中央最后采纳了粟裕的建议。

中央致电华中局并告当时负责苏皖军区的陈毅等人,认为粟裕的提议“是有理由的”,“中央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在华中军区成立大会上,张鼎丞谈到这件事时感慨万千,“这不仅仅是谁当司令员的问题,他反映了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人民战士的互相尊重。有了这种团结,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就无往而不胜!”

这就是粟裕历史上有口皆碑的一让司令。

粟裕第二次推辞司令“帅印”是在1948年5月。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中原战局。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粟裕非常惊讶。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粟裕和陈毅并肩战斗,结下了“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深厚友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往往是在战役发起后,陈毅常常离开指挥室,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司令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这一点令粟裕心情舒畅。在这个过程中,粟裕深深体会到,有陈毅主持全局,他才能集中精力搞好战役指挥。

因此,粟裕再三向毛泽东请求:“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

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

粟裕知道这是党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于是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

毛泽东沉思片刻,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此后粟裕成为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这是历史上影响到粟裕后来评级、授衔的“二让司令”。

让掉司令员之名,粟裕却勇敢地担负司令员之责,功名归于他人,职责留给自己,显示出崇高的风范!

人民解放军的首次授衔,已成为历史永恒的定格,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佳话与一些遗憾。

毛泽东曾对粟裕说:“你是担的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

做为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虽然没有元帅军衔,但却是人民解放军一座永远的丰碑。

粟裕两次谦让司令,一次坚辞元帅,成为开国将帅中“只争工作、不争职务,只争重担、不争荣誉”的众多面明镜之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当历史的长河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后,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粟裕,必将在人们的心中发出愈来愈夺目的光彩。谭友林等将领主动让衔

1955年春天,毛泽东不授大元帅衔的消息在军中传播开来。

随后,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授元帅衔的消息又在军中引起了更为广泛地反响,这对高级将领们产生了极大地触动。

在这件事情的带动下,一些高级将领主动提出降低军衔,一时传为佳话。

在评衔时,在人民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孙毅将军听说要授予自己上将军衔,更加思念起在战斗中殉难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辗转反侧之余,孙毅给毛泽东写信,郑重表示:

我只有从劳从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宁低毋高,授我少将衔足以。我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升高官,要俸禄。

中央军委以标准为据,上下评定,全军平衡,于1955年9月27日,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授予孙毅陆军中将军衔。

与孙毅将军相类似的还有徐海东。

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知道自己被评为大将后深感不安,觉得自从1940年病倒在皖东战场上后,自己一直在担架和病床上,几乎没有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自己实在愧于接受大将军衔。

当周恩来到大连看望徐海东时,徐海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大将军衔,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知道徐海东是红军时期功勋卓著、威震敌胆的猛将,他军事才能突出,指挥艺术卓越,为人光明磊落,对党赤胆忠心,是个可爱可敬的老兵。

周恩来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不高也不低,恰当!”

在评定军衔的过程中,有些高级将领明知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但依然毫无怨言地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在红军时就是师长的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后不久到北京开会。

一到北京,罗荣桓元帅就找他谈话:“友林同志,你的衔给授低了。凭你的资历、职务和同期的老战友相比授的中将军衔,是我给拿下来的,这里我要向你承认错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下一步给你晋升。”

随后,原红二方面军的王震、萧克等8位将军联名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给谭友林恢复中将军衔。

为解决这件事,总政治部多次找谭友林谈话,但是都被谭友林谢绝了。

谭友林表示,“一切服从组织”。

和谭友林一样当过红军师长的白志文被评为少将,有人建议他向上反映一下,白志文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你们想想邓萍同志,知足吧。”

邓萍原来是红三军团参谋长,牺牲时不到30岁。

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一些国民党起义将领也表示让衔。

在授衔前,周恩来就授衔的事情征求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韩练成的意见。

韩练成是原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早在1940年时就在周恩来的引导下成为桂军中的一颗暗藏的“钉子”。

1947年1月,韩练成施妙计,配合华中野战军全歼了国民党四十六军,然后回到南京潜伏下来。后来为了躲避追捕,在张治中的安排下到香港避难。建国后成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周恩来对韩练成说:“根据你的特殊经历和条件、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对待,可以考虑授上将军衔,但如果按你的入党时间和当时的职务,只能授予中将军衔。你是什么意见呢?”

韩练成当即明确表态:“和平建国,我就该功成身退了,还争什么上将、中将?何况,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是什么起义将领?再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着功名利禄。”

韩练成坚持按照自己入党时间和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

周恩来听了,称赞地说:“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

绥远起义将领,原国民党军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知道自己被授予上将军衔后,马上找到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说:“杨司令有功,应授予上将。我过去有罪,不应该授上将军衔。“

杨成武将此事向中央军委汇报,毛泽东听了就让杨成武立即转告董其武说:“杨成武是共产党员,授不授上将没关系,董其武一定要授上将。”董其武一听这话,立刻双泪横流。

长沙起义将领、原国民党军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在被授予上将军衔后说:“国务院授予我上将军衔,这荣誉太高了,我承受不起。希望能降低一点,使工作和荣誉更相称些。”

还有一些将领,在授衔前已被评为将官,但因为工作需要被调离军队,但他们二话不说,放弃授衔机会,马上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例如,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他出任新组建的石油部部长,并告诉他已经被评为上将,但不能等到授衔了。

又如,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周文龙,已经被评为中将军衔,但中央决定调他去石油工业部任副部长,因政府工作紧迫,就不再授衔了。周文龙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国务院正式命令周文龙任职时,离授衔只差几天时间。

在1955年评衔时,涌现出许多像谭友林、周文龙这样高风亮节的人。他们顾全大局,正视荣誉,不争功,不夺利,为人民做出了表率。他们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就如同他们肩头的将星一样永远闪亮,永远被人民铭记。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领袖情怀》刘彩云编人民出版社

《授衔故事》曾思玉等著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欧阳青著黄河出版社

《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徐平著金城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张雄文编人民出版社

《授衔怀仁堂》董保存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49大开国》凌志著广西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传》文辉抗、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政治》詹姆斯・R・汤森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丛书》郭军宁编写新华出版社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何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风云七十年》郭德宏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四、高级将领让衔

●毛主席听后摆了摆手说:“这个大元帅,我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刘少奇对徐立清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

●毛泽东大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

● 高级将领让衔毛泽东主动不授大元帅

1955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

军衔制中的元帅军衔为第一等,分为两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是第一等第一级,为最高军衔。所以,对授予大元帅军衔人员的标准规定得非常严格。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九条的规定:

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根据这个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元帅军衔只能授予1个人,那就是毛泽东。

在1955年,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既是党的领袖,又是政府首脑,还是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建者,在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进行20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雄才大略,居功至伟。

所以,按照“条例”规定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只有毛泽东1人能够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这项殊荣,这也是众望所归的。

我军酝酿军衔制时,也借鉴了苏联的经验。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6月26日发布的命令:授予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以苏联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以表彰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为苏维埃祖国建树的卓越功勋。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有些常委提出,毛泽东应被授予大元帅军衔,就像斯大林那样,况且,毛泽东比斯大林率领部队打的仗更多,时间也更长。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知道毛泽东不愿意被授予大元帅军衔,因此他说:“我个人不能做结论。”

但是,这并没有打消人们授毛泽东大元帅衔的念头。

有民主人士说:“只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毛主席个人也不好不遵从决议嘛。”

刘少奇说:“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决定,但毛主席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怎么办?”

但还是有人坚持要授予毛泽东大元帅衔。

最后,刘少奇无奈地对各位与会者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可以当面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会后,虽然还是真的有人当面建议毛泽东接受大元帅衔,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接受。

毛泽东坚持不授大元帅军衔,也不要勋章。人们向他讲述斯大林被授予大元帅衔的情况,毛泽东说:“苏联有的,我们不一定非要照搬。”

1955年春天,彭德怀、罗荣桓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的情况。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一同听取了汇报。

首先由彭德怀和罗荣桓汇报了初步方案。

在初拟的方案当中,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可见,方案已经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

彭德怀在最后总结时说:“总的来说,部队中大部分同志都能正确认识这次授衔工作,态度端正。我们对部队提出的口号是,要把这次授衔当成一场战役来打,认真严肃地对待,要以团结为重,评出思想,评出风格。”

毛主席听后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这个大元帅,我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

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而且已经被列入大将名单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这几位同志连忙纷纷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所以都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就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空衔。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要元帅军衔的事不胫而走,虽然没有经过任何宣传,但是依然传得很快很广,并产生了巨大地影响,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因此得以解决。许光达提交“降衔申请”

1959年9月初,毛泽东收到一份特殊的申请,装甲兵总司令许光达申请将自己的大将军衔降为上将。

“降衔申请”原文如下:

军委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

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

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

自苏联返国后,这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树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收到这份特殊的申请后,认真读了好几遍。在袅袅升起的青烟中,毛泽东的眼前浮现出这个非常能打仗的“娃娃连长”。

1925年,许光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5期,攻习炮兵专业。

第二年,许光达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下半年,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被打散。在最黑暗的时刻,许光达显示出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与坚定信念,与数名黄埔同学追赶起义部队并随部队一起转移。

在三河坝,许光达率领数十名战士,冲入国民党军队,杀开一条血路,掩护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转移。

战斗结束后,朱德高兴地说道:“这个娃娃连长打得好!”

1929年到1932年,许光达跟随贺龙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师长、政委。在这期间,许光达为掩护第二军团指挥部安全转移,指挥十七师官兵与国民党军激战数次,胜利完成任务。

事后,军团主要领导人激动地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

就在这一年,许光达负重伤,赴苏联治疗。

在苏联5年间,他曾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学术功底。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光达毅然从苏联回国,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干部。被誉为“抗大四杰”之一。

在解放战争中,许光达先后任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一野)第三军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

在彭德怀、贺龙直接指挥下,许光达率部队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转战大西北,一路斩关夺隘,立下汗马功劳,周恩来曾用“功不可没”4个大字概括许光达的卓越功勋。

毛泽东熟知许光达的经历,他知道,许光达为了实现降衔的“企图”,有意地回避了自己在红军时期为保存革命力量、保卫党中央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许光达还对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做的突出贡献只字未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许光达就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受命组建军委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

他白手起家,备尝艰辛,励精图治,从严治军,提出并践行“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著名口号,很快组建起一支年轻而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并入朝参战,打出了国威军威。

中央军委在评定军衔时,给许光达授大将衔是有根据的。

许光达的老首长贺龙这样评价他:

光达同志有大革命的经验,有内战的经验,有抗日战争的经验,有解放战争的经验,还有苏联红军的经验,我觉得应授予大将。

这样一个有经验、有战功、有学识的将军之所以坚定地要求只授上将军衔,只能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荣誉面前退让的崇高精神在起作用。

想到这里,毛泽东激动地大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

毛泽东不顾身边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人诧异的目光,大步走到窗前,双手用力推开窗户,一片纯净湛蓝的天空豁然扑面。

毛泽东感叹地说:“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在场的几个军委领导看到许光达的申请后,也啧啧称赞许光达的高风亮节。

对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怎能不授予他最高的荣誉呢!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许光达的申请,军委的领导们也不同意。

这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被一致拒绝。

许光达得知自己的申请没有被批准,更加焦急。

他对妻子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以及更多叫不出姓名的战友都牺牲了!我的这顶‘乌纱帽’就是建立在他们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已经得到很高的荣誉了,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妻子看到丈夫如此着急,就建议他再要求降低行政级别,以区别于其他大将。

许光达立即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降低自己的行政级别。

面对许光达的“变相降衔”,中央军委们的领导十分感动,于是同意了他的申请。

这样,在后来授衔的10位大将中,其他9位都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唯独许光达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

推不掉荣誉就降低待遇,许光达主动降衔降待遇的崇高风范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徐立清让级又让衔

1952年,作为实行军衔制的基础,我军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干部评级工作。此时,徐立清是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工作。

在全军大评级、大授衔的背景下,总干部管理部的干部们掌握着每一个共和国军人的未来,因此,数百万官兵的眼睛都在关注着总干部管理部的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徐立清主动提出让级别,将自己的正兵团级职降为副兵团级。

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部长和赖传珠副部长都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

他们知道,徐立清无论是德行、资历还是才智、战功,都应该是正兵团级。

徐立清19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红四方面军中颇具威望的领导。

徐立清参加过鄂豫皖苏区4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等重大战役、战斗。

在长征中,徐立清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竭尽全力,尽可能挽救每一位红军伤病员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非战斗减员。

1937年,徐立清随徐向前西征,失败后率领1000多名指战员上祁连山打游记,不幸被俘。

在监狱中,徐立清坚持斗争,他利用放风晒太阳的机会,将被俘的同志们组织起来,成立狱中党支部。

徐立清对大家说,党支部的工作重心是:

第一,做好牺牲的准备。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但死也得死出个红军姿态。一旦敌人杀我们,要昂首挺胸喊口号,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不能装孬,要让群众看见我们的不屈形象。等将来红军打回来,就会知道,某年某月某日,马家军在这里杀了红军的人,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是怎样就义的。

第二,如果敌人暂时不杀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带领大家逃跑。逃出去之后,能找到部队更好,如果找不到,我们就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队伍扩大了,再去寻找主力。

后来,徐立清和其他同志又被押到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驻地兰州,关在一所兵营里。

后经党中央多方营救,国民党才答应释放他们。

在抗日战争时期,徐立清参加了开辟晋东南根据地的斗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徐立清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的主要战役。

其中,著名的“血战屯子镇”,使彭德怀对徐立清念念不忘。

1948年4月,国民党胡宗南部与西北马家军联合反攻,向彭德怀的司令部发动疯狂进攻。缺少援军的司令部机关不得不一退再退,但始终摆脱不掉敌军,情况十分危急。

当彭德怀和司令部机关撤退到陕西省宝鸡市屯子镇时,碰到了六纵政委徐立清。

大敌当前,徐立清临危请命:“我带领新编第四旅顶住敌人的进攻,请彭总赶快离开这里!”

徐立清要求六纵以屯子镇为堡垒,诱敌人上钩,掩护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主力渡过泾河,朝东北转移。

在屯子镇,徐立清率部和敌军死战不退,固守屯子镇与敌人展开拉锯战,使敌人误认为找到了我军主力,于是集中兵力进行攻击。

徐立清率领指战员与敌人血战3昼夜,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然后悄悄撤离。

当敌人大张旗鼓地攻入屯子镇时,镇子早已是一座空镇……

建国前后,徐立清担任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率部进军新疆。

进入新疆后,徐立清兼任了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

1949年12月,徐立清和王震一道,介绍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4月1日,为培养新疆各族干部,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直接领导的分局地方干部训练班,后依次更名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干部学校、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党校、新疆自治区党委党校,徐立清兼班主任。

同时,徐立清还担任了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培训和改造起义部队军官。

该校后来发展为新疆军区步兵学校。

徐立清的资历、德行、才智、战功,特别是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威望,都决定了他只能被定为正兵团级的干部。

所以,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部长和赖传珠副部长都不同意徐立清的请求。

但是,顾全大局的徐立清依然坚持给自己评为副兵团级干部。

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徐立清让级深深感动了罗荣桓部长,他在军内各种会议上称赞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1955年2月,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全面展开。能否搞好这次评衔工作,事关军队的稳定和发展。

徐立清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

徐立清始终牢记毛泽东“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总干部管理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1000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徐立清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统一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

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完全符合这个规定。但是,当徐立清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的名单中有自己时,就“以权谋私”,将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调”到中将行列。

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看过名单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关切地批评徐立清说:“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级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

徐立清让级之后又让衔,并非是认为自己资历不够,而是从评定军衔工作的全局来考虑的。

徐立清考虑到,红四方面军是个“大山头”,资格老、级别高的干部太多,不能在上将中比例过高,要与其他“山头”拉平。

于是,他下决心先把自己减下来,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主席最初的设想;二是对自己一个正确的估价,激励斗志,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人的工作,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

所以,载有自己为上将的名单报到中央军委之后,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

这时不少同志都劝他说:“你是符合授上将军衔的,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他说:“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

听了这些话,徐立清也陷入矛盾之中,一连几天,都在苦苦思索着。最后他给自己找出理由:“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他们会理解的。”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提交了“降衔申请”,郑重请求不要大将军衔,希望降为上将。

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连夜给过去的搭档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想法。

许光达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当晚,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牺牲的战友,毛泽东的嘱托。于是他翻身下床,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信的大意是:

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第二天,罗荣桓拿着这封信和和总干部部的另外两位副部长赖传珠、宋任穷进行了商量。他们一致认为,徐立清建国初期就任兵团政委,现在又任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然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管理部的意见,决定授予徐立清上将军衔。

彭德怀又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

徐立清诚恳地说:“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以严厉著称的彭德怀换了一种口吻,亲切地对徐立清说:“立清啊,我已经和许光达同志谈了两次话,他也向军委写了报告,要求由大将降为上将,我没有同意。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之后,彭德怀再三次找徐立清谈话,要他接受上将军衔。但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

听了彭德怀的介绍,毛主席感叹地说:“不简单呐,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的品格,古来如此!”

此事后来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但是,周恩来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他的工作。

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恩来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他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之后,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1955年9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授衔仪式上,徐立清被授予中将军衔,排在175位中将之首,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授衔仪式结束后,罗荣桓元帅兴致勃勃地找到了徐立清,说:“立清啊,我是很理解你的,你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

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近10岁的老首长,徐立清激动地说:“感谢您对我的鼓励,感谢军委对我的信任。”

和徐立清同期参加革命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友洪学智等先后握住徐立清的手,对他这种主动让衔的精神表示敬佩。

许光达大将也专门找到徐立清,满怀深情的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被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盛大晚宴,周恩来在晚宴上发表了祝酒词,身着将帅服的元帅、将军们兴高采烈,端着酒杯互致问候。

国家主席刘少奇突然叫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

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徐立清主动要求低授军衔一事,很快在全军传为佳话。

后来,在一次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一连用了两个好字: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粟裕主动提出不要元帅军衔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我军第一次授衔典礼上,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10大将之首。

当周恩来将命令状递到粟裕的手中时,看了看眼前这个比自己矮半头的共和国第一大将,目光中饱含深情。

周恩来伸出右手,与粟裕紧紧相握,并用力地摇了一下,心里说:委屈你了,你本来是应该授予元帅衔的。

粟裕却显得很高兴,他微笑地看着眼前的周恩来,对自己的军衔非常满意。

粟裕脸上诚恳的微笑,让周恩来想起几天前在中南海颐年堂里进行的一次讨论。

那天深夜,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到中南海颐年堂的小会议室,商讨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授衔、授勋事宜。在谈到授予元帅衔的人选时,毛泽东说起了粟裕。

毛泽东手里夹着香烟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都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

思维缜密的周恩来说:“可也不能不兼顾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野战军的情况,要尽量做到人心舒畅、鼓舞士气,使全军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面貌。而且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

毛泽东已经知道粟裕辞帅的事情,这使他想起另一些与粟裕做法完全相反的人,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肩上一颗星,硬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

宽厚的朱德笑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仗,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

刘少奇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严肃地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放松。”

毛泽东的思想又转回到粟裕,他大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3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

周恩来也肯定地说:“粟裕一让司令二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又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我们先这样定下来,10大将10元帅。提交军委讨论最后通过。”

这样,粟裕肩膀上的国徽改成了4颗将星。

此刻,周恩来想问一问粟裕:委屈吗?但在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庄严时刻,他什么也不能说,只能用最温暖的握手表达自己的歉意。

粟裕出身于地主家庭,吃穿不愁,但封建的礼教让他感到一天比一天压抑,“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血腥屠杀,更促使他毫不犹豫弃笔从戎,立下铲除军阀的志向,那一年,他只有20岁。

从士兵到班长,到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直到大将,除了排长,他几乎所有级别都经过了。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解放军歼敌2万以上的战役共有40次,不含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粟裕直接指挥了11次;歼敌5万以上的战役共有13次,粟裕直接指挥了7次。解放战争我军共歼敌807万多人,粟裕负责战役指挥的第三野战军歼敌近250万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中央军委原本是要授予粟裕元帅军衔的。1952年评定干部级别时,粟裕被定为大军区级干部。按照有关规定,粟裕应当被授予元帅或大将军衔。

粟裕是战功赫赫的军事家、战略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舞台上,粟裕上演了一幕幕摧枯拉朽、气吞山河的活剧。

粟裕指挥的孟良崮战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全歼国民党军王牌主力七十四师。对于这个战果,毛泽东曾跟粟裕打哑谜,让粟裕猜都哪两个人没想到。粟裕连说了“蒋介石”和“黄柏涛”,毛泽东都说不对。最后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第二个没想到的人就是我毛泽东。”

粟裕指挥的淮海战役,60万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打败了8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

粟裕指挥的攻占上海战役,是在不能使用重炮,确保上海不停水断电的情况下完成的,上海解放后完整无缺,毫发无损。

粟裕把一批国民党将领打怕了,打疼了,甚至到了一听到粟裕的名字就望风而逃的地步。在战场上,没有那个国民党军将领能逃脱粟裕盯上然后被消灭的命运。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大家想法一样,要授予粟裕元帅军衔。

但是。粟裕却认为自己资历不足,不能授予元帅军衔。他想,陈毅也是元帅,自己怎么能和老上级平起平坐呢?新四军出了两个元帅,这也不符合照顾各方面关系的原则。所以,他主动提出不要元帅军衔。

中央军委最终同意了粟裕的请求,授予他大将军衔。

粟裕“辞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建国前,粟裕就两次推辞总司令的“帅印”。

在战争年代,粟裕多次率领部队与其他部队整编扩编。在整编扩编过程中,粟裕总是坚持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以他人为重的原则,正确地处理本部与友邻、下级与上级的关系,让自己所属部队的原正职干部担任改编后的副职,把正职让给参与合编的友邻部队,即使有的暂时不能到职,也要将正职空着留给友邻。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军区,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张鼎丞年长粟裕9岁,曾经参加领导福建西部的农民暴动,担任过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组建初期,张鼎丞和粟裕共同领导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后来,张鼎丞去延安参加整风,担任中央党校第二部主任。

粟裕认为,张鼎丞是自己的老上级,让他当副手,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团结。于是粟裕当即向华中局负责人提出建议,请求任命张鼎丞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

考虑到粟裕的指挥才能和战争即将开始的迫切需要,华中局负责人没有同意粟裕的建议。

粟裕没有就此罢休,他直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内容如下:

中央:

昨在华中局阅悉中央任命我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我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而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我为高超。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曾为我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功绩卓著,且对于执行党的政策与掌握全局均远非我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我副之,未蒙允许。为孚众望以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同志为司令。我当尽力协助,以完成党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

十月十五日

但是,中共中央认为由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是很适当的,因此也没有采纳粟裕这一建议。

中共中央在10月24日明确指示华中局:

同意以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刘晓五人组织华中分局常委,以邓为书记兼政委,粟为司令,张为副司令,谭为副书记兼副政委。组织华中军区,粟、谭到前方工作,指挥野战军,邓、张留后方工作。

10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复,华中局再次宣布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当晚,粟裕出于对革命全局利益的考虑,第二次向中央发出请求改任副职的电报,重申15日电报的理由。在电报中,粟裕恳切地说:

为慎重并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我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所给予之光荣任务。

由于粟裕一再谦让,中共中央最后采纳了粟裕的建议。

中央致电华中局并告当时负责苏皖军区的陈毅等人,认为粟裕的提议“是有理由的”,“中央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在华中军区成立大会上,张鼎丞谈到这件事时感慨万千,“这不仅仅是谁当司令员的问题,他反映了共产党员的大公无私、人民战士的互相尊重。有了这种团结,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就无往而不胜!”

这就是粟裕历史上有口皆碑的一让司令。

粟裕第二次推辞司令“帅印”是在1948年5月。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中原战局。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粟裕非常惊讶。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粟裕和陈毅并肩战斗,结下了“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深厚友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往往是在战役发起后,陈毅常常离开指挥室,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司令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这一点令粟裕心情舒畅。在这个过程中,粟裕深深体会到,有陈毅主持全局,他才能集中精力搞好战役指挥。

因此,粟裕再三向毛泽东请求:“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

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

粟裕知道这是党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于是提出了最后的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

毛泽东沉思片刻,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此后粟裕成为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这是历史上影响到粟裕后来评级、授衔的“二让司令”。

让掉司令员之名,粟裕却勇敢地担负司令员之责,功名归于他人,职责留给自己,显示出崇高的风范!

人民解放军的首次授衔,已成为历史永恒的定格,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佳话与一些遗憾。

毛泽东曾对粟裕说:“你是担的大将衔,而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

做为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虽然没有元帅军衔,但却是人民解放军一座永远的丰碑。

粟裕两次谦让司令,一次坚辞元帅,成为开国将帅中“只争工作、不争职务,只争重担、不争荣誉”的众多面明镜之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当历史的长河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后,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粟裕,必将在人们的心中发出愈来愈夺目的光彩。谭友林等将领主动让衔

1955年春天,毛泽东不授大元帅衔的消息在军中传播开来。

随后,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授元帅衔的消息又在军中引起了更为广泛地反响,这对高级将领们产生了极大地触动。

在这件事情的带动下,一些高级将领主动提出降低军衔,一时传为佳话。

在评衔时,在人民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孙毅将军听说要授予自己上将军衔,更加思念起在战斗中殉难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辗转反侧之余,孙毅给毛泽东写信,郑重表示:

我只有从劳从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宁低毋高,授我少将衔足以。我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升高官,要俸禄。

中央军委以标准为据,上下评定,全军平衡,于1955年9月27日,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授予孙毅陆军中将军衔。

与孙毅将军相类似的还有徐海东。

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知道自己被评为大将后深感不安,觉得自从1940年病倒在皖东战场上后,自己一直在担架和病床上,几乎没有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自己实在愧于接受大将军衔。

当周恩来到大连看望徐海东时,徐海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大将军衔,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知道徐海东是红军时期功勋卓著、威震敌胆的猛将,他军事才能突出,指挥艺术卓越,为人光明磊落,对党赤胆忠心,是个可爱可敬的老兵。

周恩来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不高也不低,恰当!”

在评定军衔的过程中,有些高级将领明知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但依然毫无怨言地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在红军时就是师长的谭友林被授予少将后不久到北京开会。

一到北京,罗荣桓元帅就找他谈话:“友林同志,你的衔给授低了。凭你的资历、职务和同期的老战友相比授的中将军衔,是我给拿下来的,这里我要向你承认错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下一步给你晋升。”

随后,原红二方面军的王震、萧克等8位将军联名给总政治部写信,要求给谭友林恢复中将军衔。

为解决这件事,总政治部多次找谭友林谈话,但是都被谭友林谢绝了。

谭友林表示,“一切服从组织”。

和谭友林一样当过红军师长的白志文被评为少将,有人建议他向上反映一下,白志文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你们想想邓萍同志,知足吧。”

邓萍原来是红三军团参谋长,牺牲时不到30岁。

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一些国民党起义将领也表示让衔。

在授衔前,周恩来就授衔的事情征求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韩练成的意见。

韩练成是原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早在1940年时就在周恩来的引导下成为桂军中的一颗暗藏的“钉子”。

1947年1月,韩练成施妙计,配合华中野战军全歼了国民党四十六军,然后回到南京潜伏下来。后来为了躲避追捕,在张治中的安排下到香港避难。建国后成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周恩来对韩练成说:“根据你的特殊经历和条件、贡献,如果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对待,可以考虑授上将军衔,但如果按你的入党时间和当时的职务,只能授予中将军衔。你是什么意见呢?”

韩练成当即明确表态:“和平建国,我就该功成身退了,还争什么上将、中将?何况,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是什么起义将领?再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着功名利禄。”

韩练成坚持按照自己入党时间和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

周恩来听了,称赞地说:“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

绥远起义将领,原国民党军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知道自己被授予上将军衔后,马上找到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说:“杨司令有功,应授予上将。我过去有罪,不应该授上将军衔。“

杨成武将此事向中央军委汇报,毛泽东听了就让杨成武立即转告董其武说:“杨成武是共产党员,授不授上将没关系,董其武一定要授上将。”董其武一听这话,立刻双泪横流。

长沙起义将领、原国民党军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在被授予上将军衔后说:“国务院授予我上将军衔,这荣誉太高了,我承受不起。希望能降低一点,使工作和荣誉更相称些。”

还有一些将领,在授衔前已被评为将官,但因为工作需要被调离军队,但他们二话不说,放弃授衔机会,马上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例如,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他出任新组建的石油部部长,并告诉他已经被评为上将,但不能等到授衔了。

又如,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周文龙,已经被评为中将军衔,但中央决定调他去石油工业部任副部长,因政府工作紧迫,就不再授衔了。周文龙毫无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国务院正式命令周文龙任职时,离授衔只差几天时间。

在1955年评衔时,涌现出许多像谭友林、周文龙这样高风亮节的人。他们顾全大局,正视荣誉,不争功,不夺利,为人民做出了表率。他们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就如同他们肩头的将星一样永远闪亮,永远被人民铭记。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领袖情怀》刘彩云编人民出版社

《授衔故事》曾思玉等著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欧阳青著黄河出版社

《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徐平著金城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张雄文编人民出版社

《授衔怀仁堂》董保存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49大开国》凌志著广西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传》文辉抗、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政治》詹姆斯・R・汤森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丛书》郭军宁编写新华出版社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何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风云七十年》郭德宏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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