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军委装甲兵和五机部决定自行研制我国第一代主战坦克，一场自主创新设计和生产坦克的攻坚战拉开序幕。

●贺晋年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最终应该走自己的路，研制、生产我们自己的坦克装甲车辆。”

●杨楚泉说：“每当我回忆起这段艰苦奋战的历史，都会被当时那种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高尚集体主义精神而感动。”

● 陆战武器

共和国的历程・国之利器第一辆国产主战坦克

1960年，军委装甲兵和五机部决定自行研制我国第一代主战坦克，一场自主创新设计和生产坦克的攻坚战拉开序幕。

当时担任装甲兵副司令的贺晋年后来详细地介绍了我国研制第一代坦克时的情景，他说：

当时，我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方向的选择，即依据我们的国情、军情，搞一些什么样的坦克装甲车辆？不能人家搞什么，我们搞什么。

当时，研制坦克的科研人员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我军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主要作战方向；二是南北方千差万别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特别是南方地区多丘陵山地和水网稻田，江河密布，气候炎热潮湿。

经过充分的研究，中央确定了南方发展轻型和水陆坦克，北方发展中型坦克，同步发展南北通用的履带式装甲输送车的方针，并正式下达了各新型坦克装甲车辆的设计任务。

五机部接到任务以后，立即组织有关工厂和研究所，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新坦克的所需技术的预研工作，如激光测距仪、双向稳定器等项目，为新坦克的研制创造有利条件。

当时，坦克方面的专业科研机构、工业部门仅有三�研究室和六�研究所，两个单位总人数140人。其中近50人是翻译，既无经验，又无基本试验设备，只能担负资料翻译和现役坦克的某些试验和改进任务。

为了适应科研工作发展的需要，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建立了坦克科学研究所，受学院和装甲兵双重领导。

1961年11月，坦克科学研究所扩编为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下辖10个研究室和坦克试验场、南方试验站、试制工厂。

至1963年初，该院共有人数1710人，其中大专以上程度294人。

与此同时，坦克工业部门厂、所、院校的科研人员也发展到1300人。

这支科研队伍，虽大部分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学生，但他们干劲大、热情高、勇于探索、勇挑重担，日以继夜地奋战在科研室和试验现场，绘图设计，随图下厂，跟车试验，亲自参加车辆的驾驶、保养和修理。

1963年，装甲兵科研院根据军委装甲兵的指示精神，开始进行新坦克的方案论证。

1964年，装甲兵科研院提出新型坦克战术技术指标的论证方案。

1965年，五机部正式向有关科研单位下达新型坦克的研制任务，产品代号为“WZ一二一”。

1966年，有关工厂试制出了第一辆样车；1968年，试制出第二辆样车。

科研人员用这些样车和试验车进行了部分项目的试验。

1969年年初，我军缴获一辆苏制T-六二坦克。

8月，缴获的苏制坦克被送到北京后，科研人员立即对其进行全面的解剖分析，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技术。

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及时将掌握的新技术应用到新坦克的设计上，对新坦克的设计进行了11项重大改进。

杨楚泉是六三式水陆坦克负责总体的设计师，是我国第一代水陆坦克的一位功臣。他对研制六三式水陆坦克的全过程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杨楚泉是以哈军工第一期毕业生留校任助教的身份，配合张克劝教员，带领10名第二期学员，去搞毕业设计而接受研制水陆坦克这项任务的。

杨楚泉后来回忆说：

上了年纪的人还都记得，当时的条件确实非常艰苦。那种艰苦，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当时，杨楚泉等人只有一些陆上车辆的书本知识，对两栖车辆的原理与设计一无所知，而且，国外报导的有关资料也少得可怜。

杨楚泉后来说：“当时，我们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政治热情高涨，敢想敢干，无所畏惧。”

当时，设计组全体成员努力拼搏。他们利用一辆破旧的英国维克斯两栖车，把螺旋桨推进改装成了带旋转喷口的喷水推进，冒着很大风险驶入松花江进行试验。确实是实践出真知，试验中由于干舷过低，掌握不住操作要领，曾经造成顺江漂流，险些出事故。但经改进后，终于证实了喷水推进方式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优越的。

这个令人欣喜的结论为设计组增添了极大的信心。

尽管受到当时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但是，广大科研人员仍然凭着为实现我军装甲机械化做贡献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仍然艰难地进行着新坦克的研制工作。

1970年2月，科研人员又试制出三辆样车，经试验，整车性能基本达到战术技术指标要求。

同年，五机部决定进行批量生产，但由于一些部件的技术生产条件不成熟，又被迫中止。

1971年，五机部决定，新坦克不成熟的部件暂时下马，基本成熟而质量不稳定的部件抓紧进行攻关。于是，又重新组织力量进行设计。为尽快推出我们自己的主战坦克，科研人员在原战术技术指标较高的设计方案基础上，提出了简化方案，经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后，军委装甲兵和五机部正式批准试制出定型样车，并由装甲兵组织进行定型试验。

1974年3月26日，我国坦克科技人员自行设计、研制的国内第一代中型坦克，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军工产品定型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设计定型，并命名为“1969年式中型坦克”，简称六九式中型坦克。

六九式中型坦克在火力、机动性和夜间作战能力方面，较之五九式中型坦克均有所提高。

当时的一位军人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所在的部队装备的是五九式中型坦克，1976年时看到友邻部队换装了六九式坦克，着实让人羡慕，因为它比我们的车跑得快多了，而且有车长、炮长夜视仪……

六九式中型坦克的研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我国以后的坦克研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的坦克工业已走上自行设计、研制的道路。

据一位技术人员后来回忆：

六九式坦克与五九式坦克相比的最大亮点就是它的100毫米滑膛坦克炮。坦克炮身管长5450毫米，炮身全长5705毫米，身管前中段靠前的位置布置有抽气装置，火炮全重为1970千克，驻退机和复进机并列布置在火炮上方。

这种炮是我国第一种使用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坦克炮。

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是一种次口径的穿甲弹，也叫“长杆弹”，它的穿甲威力要比普通标准口径穿甲弹的威力大得多，而且滑膛炮便于保养……

这辆六九式中型坦克，凝聚着科研人员的无数心血。

杨楚泉后来回忆说：

从1958年起，我国便开始自行研制轻型坦克、水陆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输送车和其他配套车辆，这表明年轻的中国坦克工业从此开始从仿制走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力更生发展道路。

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加上天灾人祸，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暂时困难。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使我国的坦克工业雪上加霜，处境更加困难。

这时，坦克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坚决贯彻中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的方针。在国防科委装甲车辆专业组的统一组织协调下，实行生产、科研、教学与使用部门相结合，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终于研制出多种型号坦克装甲车辆。并相继定型投产，为改善部队装备，增强国防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杨楚泉充满激情地回忆说：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艰苦奋战的历史，都会被当时那种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高尚集体主义精神而感动。当时各协作单位之间，从没有扯皮、推诿现象，大家总是互相关心支持，不分彼此，亲密无间。

这段往事经常会引起杨楚泉深切的回忆。

当时，贺晋年担任装甲兵副司令员。

后来，他深情地回顾了我国研制第一代坦克装甲车的历程。

贺晋年说：“装甲兵第一代武器装备的发展，包括仿制苏联中型坦克，自行研制轻型坦克、水陆坦克和履带式装甲输送车。从提出课题，进行科研、设计、试制、试验，到1962年前后相继完成了定型工作。”

贺晋年饱含深情地说：

这5年时间，与我过去的戎马生涯比起来，时间虽短，但这是在新环境下进行的一场新的战斗，感受颇深，印象难忘。

时隔30余年，当时同志们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进取精神，为事业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绘织成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

谱写在卷首并铭刻于脑际的是“实事求是”4个字，这是主导第一代坦克装甲车辆研制取得成功的正确方针，是贯穿装甲兵第一次科研实践的一条主线，也是能够以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拿下一代装备的关键所在。0新型火箭炮装备部队

1959年3月，北国边疆依然天寒地冻，寒风凛冽，国家军械靶场上却气氛热烈。

我军新研制出的数种野战火箭正在这里进行综合实验。

一发发火箭弹发出像撕裂棉布一样的声音，呼啸而出。远处的目标区腾起一片火光，响起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看着各种火箭一发接一发地飞向天空时，张爱萍副总参谋长、陈锡联司令员、苏进副司令员等领导也同工作人员一样，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不断鼓掌叫好！

这些火箭都是由中国自行研制的。

20世纪50年代末，中央军委、炮兵总部提出突击发展火箭武器，要求军工部门在最短期间完成野战火箭序列研制。

承担研制任务的工厂、科研单位积极性非常高。他们日夜奋战，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做出贡献。

遇到难题，科技人员就互相商讨，集中一切力量攻关。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在自己的岗位上，全神贯注地进行钻研。

那时候，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工厂，都出现一种你追我赶的工作气氛。

经过大家的努力奋斗，野战火箭的研制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在短短几个月内，有的项目搞出了方案，有的项目试制出了样品。

1959年1月16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在北京主持召开会议，对工业部门提出的军、师、团属三级野战火箭的方案进行了审查。

1959年3月份，根据总参首长的指示，生产部门将几种野战火箭的样品集中到国家军械靶场进行综合试验。

试验期间，上级领导专门召开技术经验座谈会，以便大家交流火箭试验的经验。

试验结束后，由张爱萍副总长、总军械部王树声部长、陈锡联司令员主持召开了现场会议，研究进一步促进研制工作的措施。

经过仔细研究，几位领导决定东北地区的几个工厂集中力量研制军级大威力火箭，太原和西安的几个工厂集中力量研制师、团两级火箭。

这样调整后，有力地促进了研制工作的进展。

1959年11月，炮兵总部又在宣化靶场组织一次大型试验。

参加试验的新型武器有师、团两种火箭，160毫米迫击炮增程弹、八二无后坐力炮三用弹等项目。

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总部机关、国防科委、驻京部队的领导以及国防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负责人等近200人参观了这次实验。

实验就要开始了，实验场上突然狂风大作，漫天的黄沙席卷而来。无遮无掩的实验场上立刻飞沙走石，狂风吹得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

首长们有的转过身去，有的竖起大衣领，依然坚持着听工作人员的汇报。工作人员在风里大声地汇报着。

风太大，风声掩盖住了工作人员的声音，首长们也被吹得有些站不住了。于是，工作人员向首长们建议，到汽车上继续汇报。这样，首长们才走上汽车。

狂风肆虐了好长时间才离开。

几位元帅走下汽车，贺龙摘下墨镜，擦了擦，看到不远处威风凛凛的火箭炮车，来了兴致，几步来到炮车前，向工人和战士详细地询问武器的试验准备情况，并同他们一一握手。

然后，贺龙等还兴致勃勃地操作火炮。

看到火箭炮的定向器自由升降，贺龙禁不住哈哈大笑。显然，他对炮兵总部的研制工作十分满意。

炮兵副司令员赵章成对迫击炮三用弹特别感兴趣。

赵章成是一位老炮兵，也是我军的“神炮手”，他发明的迫击炮平射法在数次战斗中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现在，赵章成对这种新型炮弹爱不释手，反复操作了好几遍。

实弹射击结束后，首长们不顾疲劳，又到目标区察看弹着点的散布和毁伤效果。

当日下午，首长们还视察了炮兵学院，他们都称赞炮兵学院很好地完成了这次试验的组织实施工作。

在中央军委、炮兵总部首长的高度关注下，火箭的研制工作进展更加迅速了。

太原地区以工厂为主承担的130毫米火箭炮，在1959年至1962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先后提出8个火箭炮设计方案，出过4种样品炮，其中3种进行了射击试验，抓紧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1962年底通过了国家靶场试验，达到设计定型。

西安地区工厂承担的107毫米火箭炮也抓得很紧，在1962年底也通过了国家靶场试验。

1963年6月至8月，炮兵总部在西藏军区组织了这两种火箭炮的部队试验，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考察其战斗使用和技术性能。

这两种炮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装备部队的新型武器，标志着我军炮兵武器装备已由仿制为主开始迈向自行研制为主。火箭炮实现简便射击

1963年，昆明军区边防部队反映，现役装备的107毫米火箭炮太重，不利于部队机动。

昆明军区驻守的云南地区是多山地形，指战员拖着数百公斤的火箭炮翻山越岭非常吃力，即使把火箭炮拆成零件分散到战士们身上，每个零件也达几十公斤，再加上给养和武器，战士的负重已经达到极限。

叶剑英针对这种情况，在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上提出：

武器装备的设计和生产，在保持一定威力的前提下，要尽量减轻重量，使之轻型化。

根据这个指示，军工部门在继续开展新装备研制的同时，狠抓原有武器的轻型化改进。

在炮兵科研管理部门的努力下，107毫米火箭炮不仅实现了轻型化，火箭弹重18�8公斤，一个人正好扛一颗，在复杂地形长途行军也可以承受。而且，还可以快速分解和结合，火箭炮拆开后的单个部件重量不超过30公斤。

为满足人背的要求，分解部分在结构尺寸上不过颈，便于抬头，下不过臀，便于跨步，宽不过肩，便于通过，重心贴身，防止扭腰。

为了考核改进后的轻107毫米火箭炮在山岳丛林地区的作战使用性能，科研人员在云南耿马地区组织部队试验。科研人员同指战员一起，携带火炮、弹药徒步翻山越岭、穿越丛林，进行行军试验，科研人员亲身体会。

经过行军、实弹射击等一系列试验，部队指战员认为，107毫米火箭炮比旧式107毫米火箭炮更适于热带丛林地区作战，但是仍感到部件多，炮体重，部队携行有困难。

可是，从当时的技术和材料看，再减轻已无文章可做。技术改进已经达到极限，该怎么办呢？

科研人员经过反复琢磨，并与指战员交换意见后，提出只用定向管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方法，即把火箭炮的定向管放在土堆或土坎上，装上火箭弹，利用定向管概略瞄准，用干电池作为发火电源。这样，一个小分队只要携带定向管和火箭弹就能射击。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立即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广泛支持。

科研人员和指战员们用试验中节省下来的几发弹进行试验。

人们把火箭弹放进定向管，架到土堆上用定向管进行概略瞄准。火箭发射后，火箭弹落在瞄准点附近，可是定向管却从土堆上甩出好几米。

火箭弹成功地打了出去，但定向管可能会撞伤射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研人员又想出了将一节竹筒劈成两块竹瓦，将火箭弹放置在竹瓦上发射的办法。

火箭弹同样顺利发射并落在瞄准点附近，而竹瓦却飞出好远。竹瓦虽然轻，但还是会伤及射手。

最后，科研人员干脆不要竹瓦，在土堆上挖个槽，将火箭弹直接放在上面发射，结果，同样可行。这个方法引起了部队指战员的极大兴趣。

一个连长说：“采取这个方法，一个小分队只需背上火箭弹、简易瞄准装置和电源即可隐蔽接敌，快速发射，及时转移，这无疑是实施近战、偷袭和敌后游击作战的理想打法。”

这个消息传到张爱萍那里，张爱萍立即要求科研人员当面给他汇报。

科研人员把轻107毫米火箭炮搬到张爱萍的办公室，张爱萍边看边问。

这种简便的射击方法引起了张爱萍的极大兴趣，他连声称赞这是个创举，还立刻指示由炮兵写报告，尽快对107毫米火箭弹简便射击进行系统的研究试验。

根据张爱萍的指示，炮兵及时向总参谋部写出报告，建议批准用100发107毫米火箭弹再次到昆明军区进行简便射击方法的研究试验。

很快，报告批下来了。

当年7月，科研人员带领试验组再次到原部队进行试验。

通过试验研究，科研人员迅速解决了107毫米火箭弹直接瞄准射击的放置、瞄准、单发和多发串联发射等问题，成功地研制出简易瞄准器材，还系统地整理了试验的结果。

1967年，在炮兵司令部的组织下，炮兵们在北京南口靶场向军委、总部首长和领导机关进行了使用107毫米火箭弹进行射击的表演，受到大家的好评。设计新式反坦克武器

1967年11月，国防科工委根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的指示，在北京京西宾馆举办了兵器小型汇报展览。陈毅、聂荣臻和叶剑英参观展览。

叶剑英在参观展览室，针对当时装备的七五迫击炮和研制的新四�火箭筒、八二迫击炮的直射距离不能形成梯次火力的缺陷，十分严肃地提出：

步兵连、营、团反坦克武器的直射距离要分别达到XXX、XXX、XXX米，要层层打，形成梯次火力，远处打起，近处消灭。

为了实现叶剑英提出的目标，有关部门迅速组织科技人员，进行反坦克武器试验。

12月20日，叶剑英又亲临南口靶场参观反坦克武器试验。

此时，北京的天气寒冷异常，人们呼出的“白烟”转眼就被夹裹着沙粒的狂风吹散。

叶剑英身穿军大衣，头戴绒帽，走进靶场，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

试验开始了。

一枚四�火箭弹呼啸着钉在一辆苏制依斯重型坦克上，毫不费力地将数十毫米厚的装甲钻了一个洞。

叶剑英脸上露出笑容，不住地点头称赞。

这时，一个科研人员上前汇报说：刚刚发射的新四�火箭弹有时不能有效对付M六�坦克。

叶剑英听后说：新四�是一个很好的火箭筒，但要配压电引信、要换高能炸药，要能穿透坦克任何部位，要加快研制进度。

1972年8月2日，叶剑英再次来到炮兵部队，察看新四�火箭的研制情况。部队领导陪同他一起观看打坦克表演试验。

这次，新四�火箭筒再次显示出它强大的威力。被新四�火箭筒击中的坦克里，两条狗、一只兔子都被打死。

这时，炮兵吴信泉副司令员介绍说：“改进后的新四�火箭筒破甲效果比以前大了。”

叶剑英听后十分高兴，他兴奋地说：“新四�很好，要加快生产装备部队。”

1973年8月4日，在中央军委主持召开反坦克专业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对生产新四�还是生产改四�产生了很大争议。

15时40分，叶剑英身着白色短袖衬衫，右手端着茶杯，神采奕奕地走进会场，与会人员都将目光投向叶剑英。

叶剑英请大家坐下继续讨论。

这时，一个科研人员鼓起勇气站起来，向叶剑英汇报了新四�和改四�的有关情况。

他说：

新四�火箭筒1962年开始研制，达到了叶副主席提出的连级反坦克武器射程要达到XX米的要求，火箭弹配压电引信，大角度发火性能好，有光学瞄准镜，还可配红外界微光瞄准镜进行夜间作战。

而改四�火箭筒1968年开始研制，采用新四�的炮、老四�的弹改进而成，弹配机械引信，大角度发火性能差，直射距离只有150米，标尺准星瞄准误差大。

另外，新四�用的铝材是普通硬铝，国内可以解决。

对于新四�风偏问题，有人给首长汇报说在风天不能打仗，这不是事实。新四�是存在迎风偏，但有规律，是可以修正的。

通过3个军区部队试用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科研人员最后说：

“部队是欢迎新四�火箭筒的。”

叶剑英听完汇报后立即表态，他十分坚定地说：

“我认为发展新四�火箭筒是正确的。”

叶剑英的这句话使新四�、改四�之争宣告结束。

很快，新四�火箭筒成为我军步兵班的主要反坦克火器。

我国的科技人员经10多年的努力，排除干扰，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叶剑英在1967年提出的反坦克武器有效射程的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反坦克武器的研制工作。坦克架桥车研制成功

一场激烈的对抗演习正在进行之中。

我军坦克和步兵战车向“敌人”发起猛攻，并迅速在其阵地中撕开了一个“缺口”，随即，我后续部队利用突破口进入战斗，向“敌人”纵深阵地进攻。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突然在纵深阵地前起爆了临时反坦克壕，我坦克和步兵战斗队形前进受阻。

此时，“敌人”各种反坦克武器向我受阻的坦克、步兵战车猛烈开火，情况十分危急。

就在这危急关头，只见几辆坦克架桥车冲到反坦克壕边，在我坦克和炮兵的强大火力掩护下，伸出了长长的桥臂在敌人临时设置的障碍物上架起几座车辙桥。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我军坦克迅速通过车辙桥，对“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些在战斗中大显身手工程保障装备就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坦克架桥车。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批坦克车，诞生的过程充满艰辛……

1970年8月，装甲兵召开的战车和配套车辆的研制定型会议决定，研制架桥坦克的任务由沈阳军区装甲兵负责，并责成某兵工厂进行具体研制。

任务一下达，沈阳军区装甲兵和兵工厂立即成立了架桥坦克会战指挥组。

9月10日，会战指挥组在六四�九工厂召开了研制架桥坦克的全厂动员大会，研制我国第一台架桥坦克的战斗打响了。

在上世纪70年代，研制架桥坦克是一个陌生的科研难题。设计小组一无样车，二缺资料，而且设计人员都未接触过桥梁专业。

设计组的同志决心发动全厂群众献计献策，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设计组经过1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终于设计出两种架桥坦克方案：

一种是平推式的，一种是剪式的。

为了便于探讨和汇报，设计组同时做出了两种模型。

10月2日，沈阳军区装甲兵徐国夫司令员和赵云鹤政委等首长专程来工厂，听取设计人员汇报，观看模型。

对下一步的设计研制工作，徐司令员作了指示，他还从战术技术要求上，对桥身的长度，车体的高度和重量，架、收桥的速度及操纵的方便程度提出了要求。

根据首长指示，设计组反复研究，认为两个方案各有利弊，都采用不行，于是决定取两个方案之长于一体，设计出第三个方案，即双节双叠平推式架桥方案，并赶制出模型。

平推桥架设要求隐蔽和方便。战斗中需要攻克敌反坦克壕时，架桥车迅速前出到架桥地点，驾驶员操纵架桥机构先将叠在下方的桥节推出，尔后通过连桥机构将两个半桥连成一个整桥，再继续向对岸平推，当桥搭到对岸后，再用液压系统将桥的这一端放下，架桥车离开。

11月10日，设计组将这种平推重叠式方案向军委装甲兵首长进行了汇报，很快得到批准。方案确定以后，设计组便全力以赴地投入设计工作。

大家日以继夜地查资料，算数据，画图纸，一遍又一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设计。

经过设计组的齐心努力，第一台架桥坦克样车图纸于1971年2月拿出来了。

为了加快进度，会战指挥组决定边设计边试制。

为此，工厂总装车间成立了17人的架桥班，于3月初全面铺开研制工作。工厂组织了机械加工会战，各单位能工巧匠各显身手，攻克了不少难关。

桥体使用的的钢板，在沈阳重机厂热处理后变形很大。

工厂里的老师傅陈志明知道后，主动请战，说用大锤能砸平。会战指挥组看着老师傅坚定的眼神，答应让他试一试。

陈志明带领几个同志用12磅大锤硬砸，一连砸了半个多月，硬是把16块钢板砸平，经检验，钢板完全合乎技术要求。

绝处逢生，人们高兴得把陈志明抱了起来。

焊接是关键工序，工厂选调了全厂技术最好的焊工前来参战，设计人员也整天战斗在现场，唯恐出一点问题。

焊台上24小时电光闪闪，弧光耀眼。

负责液压的设计人员，为了布好液压管路，在车上爬里爬外干了10多天，管路接好了，图纸也在现场设计完了。

经过工人和设计人员的艰苦奋战，4月底，机加件全部胜利完成，5月开始总装调试。

总装成功后的架桥坦克，架起的桥梁可以通过重达40吨的坦克，保障了我国的一代和二代坦克通过。副桥是主桥内的桥板，主要用于通过小型车辆如吉普车等，承重量达8吨，保障了各种摩托化车辆通过。

架桥跨度足以攻克反坦克壕和一般性的弹坑等障碍物。

架桥坦克总装以后，首先在厂内进行一系列试验，试验结果良好。

1971年9月21日到1972年1月，样车进行了行驶速度测试。

在山区进行了各种地形的架、收桥试验，水中架、收桥的测试和低温测试。试验取得的一系列数据证明，这台样车达到了设计要求。

1972年5月在北京南口进行汇报表演。

装甲兵邀请了各军、兵种及兵器工业部的领导、专家观摩指导。

实验场上，一场激烈的对抗演习正在进行之中。我军坦克和步兵战车向“敌人”发起猛攻，并迅速在其阵地中撕开了一个“缺口”。

随即，我后续部队利用突破口进入战斗，向“敌人”纵深阵地进攻。

这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突然在纵深阵地前起爆了临时反坦克壕，我坦克和步兵战斗队形前进受阻。“敌人”各种反坦克武器随即向我受阻的坦克、步兵战车猛烈开火，情况十分危急。

就在这危急关头，坦克架桥车冲到反坦克壕边，在我坦克和炮兵的强大火力掩护下，伸出了长长的桥臂在敌人临时设置的障碍物上架起几座车辙桥。

我军坦克迅速通过了车辙桥，对“敌人”发起了致命性的“攻击”。

参观台上，首长们为这场精彩的表演热烈鼓掌，大家赞赏这台样车研制速度快，机械化程度较高，操作简单，架、收桥速度较快，适合部队的战斗需要。

表演之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讨论会，认真听取了与会专家和同志们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改进的方向。

1972年6月，根据大家提出的改进意见，设计组进行第二台样车设计。

1973年研制成第二台架桥坦克样车。

这台样车比起第一台样车来，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行军时更为轻巧，架、收桥速度更快，战斗性能更好。

1975年6且15日，第二台架桥坦克样车运到北京军事博物馆，给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领导作汇报表演。徐向前看后十分高兴，给予这台架桥坦克很高的评价。

1978年初，架桥坦克研制成果被中国科技大会评为全国科技成果三等奖，为我国第一代架桥坦克的研制做出了贡献。研制七四式火箭布雷车

1970年9月，在广州军区工程兵党委召开的一次党委会上，当时担任广州军区工程兵任副主任的李魁三提出研制“火箭爆破弹”的设想。

广州军区工程兵党委对李魁三的这一提议十分赞成，当即决定组成科研领导小组，由李魁三担任组长，贾振秀、沈临盘、赵伟山任副组长，组员有邵密、陈进章、李浓、陈润泉等人。

这个科研领导小组，负责包括研制“火箭爆破弹”在内的5个科研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

不久，李魁三和他的战友们将研制“火箭爆破弹”的任务正式定名为“709”项目。

当时，李魁三和他的同事们缺少经验，因此，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李魁三后来回忆说：

说老实话，搞工程装备技术研究，我们都是外行，困难确实很多……

从1970年10月份开始，李魁三要求领导小组的成员分头深入军地有关院校、科研单位和生产厂家了解情况、学习取经、商请或调进科研人员参加课题研究。

在此基础上，科研领导小组确定以长沙工学院和广州军区工程兵教导队作为进行研究和试验的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科研领导小组组成了一支由1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精干的科研分队……

广州军区十分重视这支科研队伍，在工作上给予支持，生活上关心体贴，使他们专心致志地开展技术攻关。

在“320”爆破法的启发下，科研人员提出用火箭输送串联药包，整体填装、空中分离、分点爆炸的具体设想。

李魁三后来回忆说：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际研究和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它与“320”爆破法相比，不但去掉了尾部控制绳，实现了由手工操作到机械控制的飞跃，而且在爆破距离和威力上也大得多……

同年4月，李魁三借去北京开会之机，将此方案向军委工程兵陈士第司令员、李真政委作了汇报。

两位首长都对李魁三的汇报很感兴趣，非常赞成他们搞这个项目。

陈士第说：“这是一个创举。”

1972年初，陈士第还在李魁三等人的设计方案上亲笔批示：

这个项目设想很好，要大力支持。

在军委工程兵和广州军区首长的关怀下，上级部门给予科研领导小组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军委工程兵在1971年和1972年两年间，给他们拨款70万元，较好地解决了缺乏科研经费的问题。

广州军区干部部门积极为科研领导小组调配搞火箭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并为3名地方科技人员办了入伍手续。有关科研单位和厂家也多方积极协助，给予了无私的支援。

李魁三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接受了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基本确定了火箭爆破弹由火箭发动机、分离机构和弹体3部分组成。

1972年6月，李魁三等人在282厂进行单个火箭模拟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火箭弹体的飞行、分离和装药落地展开均比较正常，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同年9月，李魁三到北京参加全军反坦克集训。通过学习叶剑英的讲话，他进一步认识到，打敌集群坦克是当时全军最为关注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李魁三后来回忆说：

在这次会议上，我亲眼看到拖式布雷车及探耐爆防坦克地雷的表演。我心想，用地雷打坦克是我们的传统战法，而目前面对的是大纵深、宽正面、高速度的敌坦克集群进攻，我们要采取诸多比上述方法效果更佳的手段对付它。

如果我们能把正在研制的火箭爆破弹改成布雷弹，进行远距离地输送反坦克地雷，快速设置反坦克雷场，以阻止或迟滞敌坦克群的行动，这不是更好吗？

回到广州军区以后，李魁三立刻把这个想法与科研人员一起商量、共同研究。大家都同意他的这个设想方案。

于是，李魁三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将火箭爆破弹的研制暂告一段落，改为研制火箭布雷弹。

李魁三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研制火箭爆破弹的模拟成功，大大地缩短了火箭布雷弹的研制进程。”

1972年9月底，设计组以火箭爆破弹为依据，将弹体内的药包改为防坦克地雷，并将引信部分稍作改进，在发射架上进行单个火箭布雷试验。

李魁三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几次反复模拟试验，认为效果比较理想，进一步增强了研制火箭布雷弹的信心。

同年10月份，李魁三等人根据广州军区首长的指示，在广州军区举办的反坦克训练班上，军区工程兵教导队试验分队将这一新成果作了汇报表演。

李魁三后来回忆说：“当时是1发布雷弹装了9个地雷，安装在小铁架上发射。这次表演效果较好。合成军首长看了非常高兴。”

1973年初，军委工程兵将李魁三他们的这个科研项目列入了兵种的研究计划，并专派后勤部白炳勋副部长来长沙检查指导。

1973年6月，军委工程兵在长沙召开军训会议。

这次会议调看了李魁三等人研制的火箭布雷弹的汇报表演。

军委工程兵崔萍副司令员看完表演后，十分高兴。他要求李魁三和他的同事们将火箭布雷弹研制情况写成报告，由他带回北京汇报。

不久，军委工程兵陈士渠司令员从北京来电，再次询问火箭布雷弹的研制情况，提出了加快研制步伐的要求。

陈士渠还说：“布雷弹在小铁架上发射不便于机动，如果能搬上汽车就好了。”

军委工程兵首长的关怀和指示，给了研制人员很大的鼓舞，他们的干劲更大了。

李魁三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我们准备在野外继续进行性能试验。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有的人怕影响试验效果，提出等雨停了再试验。可是，参加科研的技术人员对我说：“我们的试验是为了与敌人争时间，试验不能停，雨再大也要坚持下去。”经过试验，该火箭布雷车的技术性能良好。

后来，李魁三充满激情地说：“在这样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检验了科研成果，也检验了科研人员的精神面貌。”

经过大家刻苦攻关，反复研制，火箭布雷车和弹很快就研制出来了。

李魁三等人研制的火箭布雷车是在北京212型敞篷吉普车的基础上改装的。车上有高低和方向瞄准装置，重心较稳，后座力小。每车挂10发火箭布雷弹，每发弹装10个地雷。

火箭经电钮点火飞离发射轨道，按预定的弹道飞行，到空中后分离机构内的定时器起爆螺栓，同时抛出阻力伞并拉出弹体内的地雷，尔后地雷借助小伞的阻力徐徐撒布到预定的地区。

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这辆火箭布雷车就能在800米以外，一次设置一个正面在120至150米之间、纵深60米左右的雷场，能有效地阻止或迟滞正面3辆敌坦克的前进，大大缩短了布雷时间，也提高了打、藏和机动能力。

1973年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常规装备领导小组召开反坦克武器座谈会。

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崔萍汇报了李魁三等人研制的火箭布雷阻止敌坦克机动的情况。

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和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听了汇报后，都很感兴趣，表示要看一看。

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也十分兴奋地说：“苗头很好，有发展前途。”

不久，总参谋部命令李魁三等人携带火箭布雷车等科研成果到北京进行汇报表演。

科研领导小组当即组成了一支由130人组成的汇报表演分队，于8月10日启程，分两批陆续到达北京。

1973年9月18日，李魁三等人在北京向叶剑英副主席等首长作汇报表演。

首长们观看汇报表演后，都对新研制的火箭布雷车十分满意。他们说：“火箭布雷车能有效地阻止和迟滞敌集群坦克的进攻，把死雷变成了活雷，敌坦克由活动目标变成固定目标，为我集中火力，利用各种反坦克武器，消灭敌坦克创造了条件。这是一种很好的武器，希望能尽快装备部队。”

叶剑英高兴地称赞这项科研成果是“秘密武器”。

叶剑英还指示，火箭布雷车要尽快定型，以便装备部队。

赴京汇报表演后，李魁三等人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在长沙组织有关人员又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准备。

1973年10月15日，军委工程兵和广州军区首长确定，组成由长沙工学院、工程兵技术装备研究所、科研二�院以及6个工厂56人参加的会战组。

李魁三担任组长，贾振秀、沈临盘、黎子华任副组长，分成发射车研制组和布雷弹研制组，两个小组同步进行紧张的研制工作。

李魁三后来回忆说：

1974年初，我们全部完成了火箭布雷车的修改设计方案和技术图纸工作，从而，使火箭布雷车在总体结构和各部件上都作了很大的改进。基本达到了提高射程、减轻重量、缩小体积、完善结构的要求。

1974年10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总参谋部、总

后勤部、军委工程兵和科研二�院等有关专家及科技人员的鉴定，李魁三等人研制成功的火箭布雷车正式定型，投入批量生产，装备部队。

这种火箭布雷车被命名为“1974年式火箭布雷车”。

从此，中国工程兵步入了以火箭机动布雷代替人工和机械布雷的新阶段。七九式火箭布雷车诞生

1973年6月的一天，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工程兵的作训参谋的吴虹，跟随沈阳军区工程兵李东来副参谋长和装备器材部梦夜副部长到七二四工厂靶场观看火箭爆破器试验。

他们一边看着火箭拖带着爆破带飞向空中，又落地爆炸，一边议论着火箭能拖带炸药，能不能带地雷的问题。

试验结束后，吴虹等人向七二四厂研究所副所长杜永刚提了一个问题，他们说：“能不能把防坦克地雷装到火箭上送出去1到2公里？”

杜永刚十分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我们设计过好几种宣传弹，不就是把宣传品装在弹壳中，发射到敌阵地上空，然后将宣传品抛撒出去的嘛！”

于是，有关领导让杜永刚赶快拿出一个方案。

没过几天，杜永刚拿着草图到吴虹所在的机关，他详细地介绍了布雷弹的设计方案。

首长们当场确定了三个问题：一是每发布雷弹装六九式防坦克地雷10枚；二是七二四厂拿出图纸以后，由某工区修理所加工两发布雷弹战斗部，选用火箭爆破器的发动机试验；三是由作训、装备处组织试验，装备处牵头。

从此，沈阳军区的科研人员走上了研制火箭布雷车的艰苦历程。

1973年7月，沈阳军区某工区接受了试制两发布雷弹的任务。他们在杜永刚和工人师傅们的指导下，仅用了10多天就加工出来了两发火箭弹。

到哪里去试验呢？

吴虹后来回忆说：

那时，正值7月中旬，庄稼地里到处长满了粗壮的苞米。我们正在发愁时，有人提出到海边去试。

于是第一发火箭布雷弹的试验，便确定在辽宁省东沟县的海滩上进行。

首长们非常重视这次试验，沈阳军区工程兵吕兆宣、李东来、梦夜副部长等都前往参加。

我们在海滩上架起了简易发射架，把战斗部和发动机连接在一起，为定时开仓抛雷，选用航弹引信作为定时开仓的引信。

发射第一枚弹时，为了安全，我们选取旧碉堡作为点火。

随着李东来副参谋长的一声令下，第一枚火箭布雷弹升空了。

只见弹体在空中上下左右摇摆，直到布雷弹快落地时才听到声响。经测量检查，射程1660米，方向偏右，地雷和伞绞在一起，10枚地雷分堆散布在不足10米的地方。

接下来，大家在现场席地而坐，进行了研究，对这次试验得出三个结论：一是运用火箭可以解决快速布雷的问题；二是弹道不稳是发动机与战斗要求不匹配；三是由于开仓落雷太晚，造成地雷散布不好。

8月下旬，梦夜主持第二次火箭布雷弹试验。军区工程兵夏克、杨启轩、吕兆宣领导观看了试验。

这次试验仅调整了定时引信，缩短了开仓时间，试验结果同第一发差不多，还是地雷散布欠佳。

首长们看后提出：方向对头，问题不少，要在地雷散布上下功夫。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广州军区研制火箭布雷弹的消息。

夏克立即对研制人员说：“你们去学习兄弟军区的长处，发挥东北地区军工企业实力雄厚的优势，搞出适合东北战区使用的火箭布雷车来。”

9月中旬，李东来和杜永刚等人学习广州军区研制火箭布雷车回来后，立即在会上向机关作训、装备部门介绍了广州军区的经验。

李东来等人都说：“广州军区搞的火箭发射车注重越野性和火箭布雷弹开仓布雷方式等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它不仅提高了快速布雷的突然性、机动性，还有效地解决了大面积布雷、阻滞敌集群坦克的问题。”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沈阳军区研制火箭布雷车要在“快”和“远”字上下功夫。要研制越野性能强、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火箭发射车。并研制同发射车配套的、射程在3公里以上的火箭布雷弹。

11月上旬，沈阳军区在沈阳召开火箭布雷车战术技术论证会。这次会议由沈阳军区国防工办主任毛效义主持。沈阳军区工程兵、国营七二四厂、一二七厂、三七五厂的领导和有关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初步拟定了火箭布雷车的主要战术技术指标。

会议还确定，下一步的研制工作由沈阳军区工程兵负责总体工作，并负责研制战斗部布雷机构部分；七二四厂负责研制火箭布雷弹；一二七厂负责研制火箭发射车；三七五厂负责研制发动机推进剂。

会议决定12月下旬拿出审查方案。

会议结束以后，各单位对火箭布雷车的研制工作都非常重视，抽调了有经验的科技人员组成项目组，迅速开展工作。

沈阳军区工程兵组建了科研办公室，由梦夜直接领导，专门负责研制火箭布雷车的总体工作。办公室成员由作训处、装备处各抽调两人组成，任命吴虹为装备处副处长，主持科研办公室的工作。

1973年12月26日，沈阳军区国防工办在沈阳主持召开火箭布雷车方案审查会。

军委工程兵胡奇才副司令员，国务院有关部门叶正大副主任、田牧副院长和上级有关业务部门等领导都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各研制单位分别汇报了火箭布雷弹、火箭发射车的研制方案。

胡副司令员、叶副主任等首长对火箭布雷车研制方案给予充分肯定。

会议结束时，沈阳军区国防工办毛效义主任提出：

在明年“五一”前拿出样品来，进行综合试验。

吴虹后来回忆说：

方案审查会之后，正是1974年元旦和春节，我们和刘育兴同志为了提高火箭发射车自动化程度，加快研制进度，冒着“三九”严寒去一二七厂研究火箭发射车的总体方案和安排加工试制工作。

一二七厂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选派林正选副所长带领20多名有丰富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了项目组。

为了提高发射车的越野性能，项目组选用了当时部队装备的解放CA-30型越野车作为发射车的基础车；

为了减轻其负荷，且便于维修，项目组发射架采用笼式结构；

为了对付敌集群坦克的突然袭击，发射车能快速进入战斗状态实施布雷，并能在发射后迅速撤出阵地，项目组采用了既能手动又能电动的单滚珠丝扛式的高低平衡机；

为了缩短发射车在阵地上的发射时间，项目组把发射时固定车体需人工操作的“丝杠铁鞋”装置，改为气动插栓式自锁机构。

采取上述新技术以后，火箭布雷车进入阵地后能迅速完成布雷任务，有效地提高了火箭发射车的机动性、快速性和突然性。

为了在“五一”前拿出火箭布雷车的样车来，一二七厂全厂动员，他们主动放弃节假日，在车间日夜奋战。

为了加快试制进度，他们对一些设计周期较长的锻、铸件采取了边设计、边审查、边投料、边加工的方法进行制作。

对加工周期最长、要求精度较高的高低平衡机丝杠这一关键部件，他们派专人到南京专业工厂加工。由于该厂的全力协作，仅用1个多月就完成了加工任务。

1974年4月26日，一二七厂提前完成第一台火箭发射车的试制任务。

吴虹后来回忆说：

火箭布雷车试制成功后，受到部队干部、战士的一片赞扬。但我们还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倾听各种意见，不断提高火箭布雷车的性能。

有一次，军区罗舜初副司令员看了火箭布雷车试验，对吴虹等人说：“这种新型武器的出现，要研究一下战术使用问题，敌集群坦克多批次突然从某个方向出现，你们怎么对付？”

吴虹带着这个问题，跟车到国家靶场进行火箭布雷车的摸底试验。

在驾驶室里，吴虹反复思考，脑海里逐渐形成了“边行进、边瞄准、边赋诸元、停车、发射、撤收”的快速布雷方案。

吴虹在和一二七厂的王家胜主任、林吉铭工程师一起研究后，在驾驶室内装上瞄准装置，增设发射装置角度表和点火装置，实现了“边行进、边瞄准、边发

射”的快速布雷方案。

1974年8月，沈阳军区又进行火箭布雷车试验。

吴虹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们将测试仪器和模拟司机与班长的羊、小兔放在驾驶室里，进行生物试验……

发射8发火箭布雷弹后，测试的结果是噪音154分贝，压力波每平方厘米0．014公斤，均符合规定范围要求。但羊和兔的解剖报告是，1只羊肺部有出血点，1只兔耳膜破裂，其结论是人员不能在车内发射。

这可急坏了这些研制人员。

如果人员不能在车内操作发射，就等于降低了火箭布雷车的一半性能，也就达不到快速、机动的要求了。

针对这一情况，吴虹立即召开研制单位领导人会议，分析了生物试验的情况，认为人员能否在车内发射应以仪器的测试为准，由于羊和兔在试验前的状态不详。因此，解剖报告仅作参考。

会后，吴虹向主持这次试验的沈阳军区工程兵宋文洪副主任和该训练基地的首长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再用仪器复试一次，如果噪音、压力值均在安全范围内，就可以在车内发射。

第二次复试的结果是，仪器测试的数据与第一次基本相同。

接下来，就要进行人员登车发射试验了。

一二七厂的研制人员和工兵某团的发射手不顾危险，争着上车发射。

为慎重起见，吴虹决定首次上车发射尽量少上人，由一名司机和一二七厂陈斌武工程师上车进行发射试验。

司机小吴是来自雷锋连的优秀战士，驾驶技术非常熟练，他和陈斌武按照规定的发射程序、规定目标和注意事项进行了发射试验。

两发红色信号弹升起后，首次车内发射开始了。

茫茫的大草原一片寂静。

发射车边行进、边瞄准，到达规定位置停车，发射架升起。

当时，近百双眼睛盯着发射车内的战友，吴虹的心快提到喉咙里了。

只听到嘶嘶的呼啸声。

经过一阵沉寂后，小吴和陈斌武从车内活蹦乱跳地出来了。大家欢呼簇拥上去，同他们拥抱握手，热烈祝贺这次车内发射的成功。

火箭发射车“快速”的问题解决后，吴虹和他的战友们开始着手攻克火箭布雷弹的发射距离和精度，以及地雷进入战斗状态的有效率等技术难关。

七二四厂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特地抽调了一批精兵强将参加研制工作。

为了提高火箭弹的射程，设计组选了几种方案重新进行了技术设计，并反复进行基础试验。

提高火箭弹射程的关键是火箭发动机的推进剂。设计组设计试验了多种药形，做了30多批次的内弹道试验，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

为了提高火箭布雷弹定时开仓的可靠性，设计组又制造了一个战斗部静抛试验装置，反复进行了静抛试验，确定了较为合理的抛射火药量，提高了开仓落雷的有效率。

为了确保1974年4月下旬进行试验，七二四厂研制车间上下动员，日夜奋战。沈阳军区工程兵首长还调了一个工兵排、一辆运输车进驻该厂，这个排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于4月中旬完成了20发火箭布雷弹的装配任务。

吴虹后来回忆说：

我们同工厂密切合作，连续奋战120多天，按计划完成了首次火箭布雷车综合试验的准备工作。

1974年4月27日，综合摸底试验开始了。

火箭发射车分别进行了20发火箭布雷弹单射和连射试验以及258公里带弹行军试验。

在发射中，吴虹和他的同事们还对火箭发射车整体稳定性、振动性和主要零部件的强度等进行了测试检验。

试验证明：火箭布雷弹与火箭发射车配套良好，操作起来简便灵活、迅速，各部件的强度、刚度、发射和行军性能，都达到了设计要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火箭布雷弹的精度差，地雷散布面积大。

为了提高火箭布雷弹的精度，设计组的同志经过仔细考虑，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改用GS17改性双基药作为火箭发动机的推进剂，以提高火箭布雷弹的初速；

二是采取技术措施，使火箭弹发射后旋转；三是改进加工装配工艺，提高火箭布雷弹的同心度。

开始时，吴虹和他的同事们没有弄清火箭弹旋转与地雷散布有效率的关系，为使火箭弹旋转，他们就把火箭布雷弹稳定部翼片稍稍改变了一个角度，试验结果却出现了翼片偏角，使弹在空中越转越快，抛雷时伞与雷绞在一起，多数雷落地摔碎。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弹一转，肠子、肚子都乱套了。”

吴虹后来回忆说：

首次试验虽然失败了，但它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要提高弹的飞行精度，弹必须旋转。要提高地雷进入战斗状态的有效率，开仓抛雷时，弹可不能旋转过快……

为此，设计组又提出了火箭布雷弹增加助旋发动机的方案。

试验时，吴虹和佟銮钧工程师冒着生命危险，在弹道上观察地雷从战斗部抛出时的状况。他们发现，当10枚地雷从雷仓抛出的一瞬间是一个圆柱体时，这是火箭布雷弹实现最佳开仓高度，地雷最佳散布密度，地雷进入战斗状态有效率最高的最好状态。

吴虹后来回忆说：

经过一系列的试制工作后，我们在某试验基地进行了定型试验，火箭发射车带弹行军300公里，总共发射210发火箭布雷弹。

通过这次试验，该基地得出的结论是：火箭布雷车完全合格。考虑战备急需，同意在现射程基础上给予产品全面定型。

1979年2月，正值万物复苏的季节，工程兵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在沈阳召开火箭布雷车定型会。

火箭布雷车顺利地通过审查。

工程兵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火箭布雷车设计定型，还给了它一个正式的名称，即“1979年式火箭布雷车”。

七九式火箭布雷车的研制过程充满艰辛，令人难忘。

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工程兵的作训参谋的吴虹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说：

多少年来，我参加过近30个工程装备器材项目的研制工作，使我终生难忘的却是研制七九式火箭布雷车的日日夜夜……成功研制轻便小火箭

1975年4月的一天，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新装备实验基地的靶场上，一个射手正在为来自中央军委工程兵总部的首长表演轻武器打坦克。

在不远的山上，一辆T三四坦克出现了。只见射手不慌不忙地拿出一个“手电筒”，然后用眼睛对着目标大致瞄了以下，接着，一个火球突然从“手电筒”里飞出，“嘶嘶”地叫着直扑坦克。

火球击中坦克，随即炸成一片火光，从坦克的�望口里冒出阵阵黑烟。

黑烟散去后，人们发现，在厚达80多毫米的坦克正面装甲上，出现了一个洞。

接着，射手又对着装甲车、地堡、火炮、土木工事进行射击，目标被一一摧毁。

参观台上立刻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工程兵总部首长们看着这个“手电筒”高兴地说，“小火箭”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结构简单，破甲力强，发射迅速，使用灵活方便，不受地形限制，适合于夜战、近战、巷战；山地、平原、丘陵、坑道、街道、村落都可以打，比反坦克手榴弹、送炸药包好多了。

“小火箭”装备部队不需要增加编制人员，不影响其他武器的使用。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可以打，有利于对付集群坦克，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如果一个连队带上几百发，“小火箭”就可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你有集群坦克，我有集群火箭，以群对群，这就增加了胜利的把握。

这个像手电筒一样的“小火箭”是七九式70毫米手持反坦克火箭，是北京军区工程兵反坦克办公室主持研制的单兵反坦克武器。

七九式70毫米手持反坦克火箭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质量轻、单手发射、携带方便等突出特点。因此在山地、丛林战中更能发挥其机动灵活的特性。

七九式70毫米手持反坦克火箭既适于装备侦察兵和特种部队，也适于大量装备步兵分队，可有效提高步兵近战、夜战和徒步反坦克、反装甲作战能力。

那还20世纪60年代末，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各军兵种打坦克，人人打坦克的号召。

打坦克成了广大指战员议论和研究的主要课题。

北京军区工程兵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专门成立打坦克办公室，研究如何打坦克。

据当时参与打坦克研究的工作人员郑建中后来回忆：

当时，我从某军调到北京军区工程兵参加了这一研究的行列。

我们认真分析了我军反坦克武器的现状和我工程兵打坦克的办法与特点，看到在远距离上已有了一些手段，而近距离打坦克仍是一个薄弱环节。

当时单兵打坦克只是用炸药包、爆破筒等来实施。运用这些方法虽然取材容易、便于掌握，但伤亡会很大。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设想，能否让炸药包变成活的，不用人去送，创造一种人人都能使用的新型武器，像手电筒那样拿在手里一捏，就能自行飞出去直接打坦克呢？

1969年底，郑建中和他的同事申明敏带着试制一种“小火箭”的设想方案，来到三三�二厂。

厂领导对他们的工作很支持，配备了技术过硬的工人师傅刘政民和王建兴，并把他们这个试制任务安排在9车间。

就这样，郑建中、申明敏和工人师傅一起开始了边设计、边加工、边试制的工作。

郑建中深有感触地说：“‘小火箭’的研制，不是一帆风顺的。”

郑建中后来回忆说：

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是研制这种武器必须运用火箭和破甲技术，并要了解各种坦克的战术技术性能和它们的结构特点。

我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地雷爆破专业，缺乏火箭和坦克方面的知识，更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军区工程兵的其他同志也都不懂火箭技术。

于是，我们本着不懂就学的原则，设法找来了《火箭发动机设计》、《聚能装药结构设计》、《引信设计》和《坦克》等技术书籍，抓紧时间反复进行学习研究。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解决“小火箭”的手持发射问题，做到火箭喷火时不烧手，保证射手的绝对安全。

这就要求火箭的膛压要高，燃速要快。

当时，我们能查到的国内外有关火箭的资料均为膛压低、燃速慢的火箭……

通过理论计算，我们设计了多种型号的发动机，但经过试验，其结果不是出现胀膛变型，

就是原地爆炸，有的虽然发射出去了，但飞不远。

郑建中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旧难以抑制激动的情绪，他充满激情地说：

在挫折面前，我们没有灰心泄气，继续进行反复的研究试验，以探索合理的参数。

郑建中和同事们经过无数次的研究，终于设计试验出了金属药型罩的最佳锥顶角，初步确定了燃烧室内径和喷喉尺寸，使战斗部以最少的药量，满足了破甲威力的要求，逐步闯过了在常温下能拿在手中发射的难关。

接踵而来的一大难关，是“小火箭”对高低温的适应问题。

郑建中回忆说：

为了攻克这一难关。我们进行多次试验，但是都失败了。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郑建中和他的同事们冷静下来，认真分析原因，他们再次详细地进行内弹道计算，更换了发动机材料，改进了加工工艺，还改变药档形状，扩大通气面积。

在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下，郑建中等人终于实现了在零下40度和零上50度之间都能达到手持发射的要求，满足了设计的战术技术指标。

郑建中后来十分自豪地说：

在研制“小火箭”过程中，我们还依靠艰苦奋斗精神，克服了科研条件差，设备不足的困难。

郑建中和他的同事们在做“小火箭”高低温试验时，按常规就得有恒温设备，可是他们没有。要安装一套这样的设备，得花好几万元，而且时间会拖得很长。去外单位试验，条件又不允许。

经过反复研究，他们采取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找一只盛开水的保温桶，装上摄氏5O度的热水，然后把“小火箭”用塑料袋密封起来，泡到热水里。这样，既科学，又经济。经过试验，效果挺不错。

“小火箭”试制初告成功后，郑建中和他的同事们立刻向军区工程兵首长刘续昆主任、江水副主任、赵振国参谋长进行了发射汇报，他们看了非常高兴，并及时安排向北京军区李德生司令员、马卫华副司令员等首长作了汇报，首长们都给予热情的鼓励。

很快，上级组织安排郑建中等人使用新研制的“小火箭”进行打坦克试验。

1973年10月，郑建中等人奉命参加打坦克演习。

郑建中在现场组织10名射手发射手持“小火箭”，10发全部命中坦克靶，当场受到叶剑英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赞扬。

10月18日，叶剑英在接见反坦克演习代表时，十分高兴地说：

今天我们看见了一种电筒式火箭，这是北京军区部队创造的。这个东西是我们军队的大发明，这是个贡献。

叶剑英还指示要多搞一些打坦克办法，在使用中加以鉴别，发现问题，逐步完善定型，一代一代向前发展。

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国务院国防工办和总后勤部于1974年联合下发文件，安排五四四四厂、五四一三厂、一九七厂协作试制“小火箭”。

北京军区工程兵指定张宝钢参谋长专管。

1975年4月，试制人员在某基地进行了试验，其破甲、精度、直射距离等都达到了战术技术要求。

杨成武、李达、彭绍辉、陈士荣、李德生、马卫华等总部、军委工程兵和军区首长多次观看了试制人员的汇报表演。

在一次手持无依托射击表演中，射手彭德奎站在靶场正中央，不慌不忙地伸出持“小火箭”的右手，经过概略瞄准后发射了5发，首发命中山上目标，总部首长们都拍手称赞。

可以打，有利于对付集群坦克，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如果一个连队带上几百发，“小火箭”就可在战场上大显神威。你有集群坦克，我有集群火箭，以群对群，这就增加了胜利的把握。

1978年，“小火箭”顺利地通过了工厂鉴定和国家靶场定型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