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胡锦涛指出：“我们一定要对改革充满信心，同时对改革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增强改革的坚定性和韧性，敢闯敢试，锲而不舍。”

●李鹏强调：“当前改革和发展的时机都很好……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

●掀起改革高潮

江泽民说要吸收国外经验

1993年5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出席“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的作用”国际研讨会的中外代表。

江泽民在会见时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搞好宏观调控，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

他说，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一方面也将注意吸取国外市场经济体制中一些成功有效的经验。

应外国与会者要求，江泽民还介绍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展和改革开放的情况。

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的意见被很多正在改革的企业所采纳，广东顺德糖厂便是开先河的企业。

1993年初的两会召开前夕，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到顺德视察。当时的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和市长冯润胜上交的“作业”是一份调研报告，题目叫做《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包袱》。乍看上去，包袱不过是政府的包袱。

1993年，顺德的工业利润和工业税收的75％以上都是由乡镇企业创造的，这些乡镇企业都属集体所有制。在当年顺德的工业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经济占74％。乡镇企业要创业，需要巨额资金，不可能靠政府财政拨款，只有向银行借。

负债经营是早期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政府急于鼓励企业上规模，调侃的说法是“一袋水果拎到领导家里”，贷款就批下来了，反正钱是银行出。

银行不能不贷。在政治任务面前，银行就是政府的提款机，贷款是由政府出面担保的，而政府本身也是这些“集体所有”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和行政管理权的最终来源。

在经济状况最好的北溜镇，1993年共向银行贷款27亿元，其中23亿都是由镇政府的经济发展总公司担保，总公司只收取销售总额2％的管理费，却要承担还债的责任。

到1993年3月，197家市级企业总资产117亿元，净资产只有23�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0％。

“有钱分晒，无钱靠贷，还债靠下一届，出问题走晒”。贷款成了企业的头等大事，为了堵窟窿，越亏越要贷。作家徐南铁在《大道苍茫》里记录了不少这样的企业：

桂洲镇有一家镇办小家电厂，说是每年有990多万元的利润，实际上亏损已达9000多万元，但是依然要求贷款；

杏坛镇一家印染厂，号称年产值3000万元，但是每年亏损过千万元，累计亏损已上亿元，尽管如此，贷款热情依旧。

1993年7月，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在顺德经济半年总结会上提出，要优化体制，理顺产权，核心在于“从以集体经济为主，调整为以混合型经济为主，逐步提高非公有经济的比例”。

经过10余年的改革和突进，原有体制下“放权让利”的做法已无路可走，曾经催生了巨大财富的“承包责任制”已然成了套在政府脖子上的绞索。顺德官员此时比别的地方更加领会到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

1993年，在顺德方面的主动要求下，省委书记谢非决定把顺德列为综合改革试点市，“中央可以拿一个广东一个福建两个省作改革开放的试点，广东为什么不敢拿一个县来试点呢?”

在当时，姓“社”姓“资”之争的意识形态硝烟还未散尽，一场“公有私有”之间的二次革命又在顺德不事张扬地展开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是大名鼎鼎的顺德糖厂，与当时珠江冰箱厂那种草台班子起家的乡镇企业不同，糖厂有着深厚辉煌的历史。

1934年，当时的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以“振兴地方实业和工业救国”的名义，拿出向捷克购买军火的部分资金来筹建顺德糖厂。一年后，从捷克运回的整条制糖生产线正式投产。

作为国内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企业，顺德糖厂历经不同时代的改造，生产能力长期居全国同行之首，行内尊称为“中国甘蔗制糖之父”，成为民族制造业的一面旗帜。多年来，糖厂是广东最著名的国企之一，业绩骄人，税利曾一度占到顺德财政收入的40％。

然而世事如棋，一向被看作甜蜜象征的食糖，当时却逐渐被视为健康之大敌，随着食糖市场的不断萎缩，从前被寄寓着南方诗意的甘蔗也被种蔗农民无情地抛弃。

尽管政府在不断提高糖蔗的收购价，从1991年起，顺德的甘蔗产量仍以每年递减80％以上的速度下滑。

到1996年，顺德的甘蔗产量只有几千吨，以顺德糖厂6000吨的日处理能力，还不够开工两天。

制糖业一下成了夕阳行业。

尽管外有压力，但是内无动力。老牌国企里面，自有一套与计划经济相应的沉冗繁琐的办事程序。

1985年至1990年，糖厂历任制炼车间技术员和厂长助理的张绪跃说：

工厂要办什么事程序太复杂，层层报告，从地方到中央要盖几十个公章才批下来，等到批下来，那件事已经没法做了。

厂里的领导，都是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干好了，未必仕途就此得意，万一上个项目失败了，搞不好会通报批评，丢官弃职。

张绪跃回忆道，他曾经从美国访问回来带了几个项目，但是当时的厂领导在大会上说：“我们厂不要去干那些项目，干那些项目要冒风险，糖是我们的老行当，我就一辈子干糖。”

20世纪90年代初期，顺德糖厂在免税的情况下，还要政府每年补贴3000多万元来维持运转。到1993年，不得不宣布正式停产。

在政府采取种种优化、合并措施都不但徒劳、反而激发重重人事矛盾之后，厂里2000多员工为了保住口粮，只能杀鸡取卵变卖设备。从运输船到卡车再到生产线上的输送皮带，能卖的都卖了。

与此同时，厂部则大量遣散人员，到1993年下半年，厂里的余下员工已经不足千人，这些人整天聚在厂内策划上访。就这样，顺德糖厂理所当然地被政府看作是改革试点的最佳目标，已经调到顺德德胜电厂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3年多的张绪跃临危受命。

市长冯润胜对张绪跃的期待是“5年之内，能给职工发工资，养住他们，别闹事”。张绪跃则向冯润胜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负责，这里的所有重大决策都要由我做出。

第二，要把大家都拴起来，大家都绑到一条船上。做好了大家都有好处；做坏了，我们大家一起捆着石头下河，最多我捆着石头走前面。

张绪跃满心希望重生的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说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是全民都没有”，但改革启动仍需尽力避开“资本主义”的讥讽。为了改变糖厂的国企性质，不能直接把糖厂卖给个人，顺德市委最后采取的办法，是以职工内部持股的方式组建一个公司，再用公司的名义集体租赁顺德糖厂。张绪跃和陈用志颇费思量地把他们的改革首次命名为“转制”。

这个新成立的租赁糖厂的股份公司叫做“金沙实业有限公司”。张绪跃搭上自己积蓄的老本，又借了一些，凑出35万元入股；张绪跃又苦心说服原副厂长萧志毅、党委委员何国英和厂长助理李广生一起再筹集近80万元。

这就是金沙集团的核心高层了。最终，金沙公司从职工那里集资670万，接近政府要求的投标底线，重新启动了顺德糖厂的机器。这时金沙公司的绝大部分员工都是公司的大小股东了。他们一起租借了糖厂的土地和房产，并且以抵押的方式赎买了糖厂的设备及其他资产，同时需要共同承担着糖厂约2亿元的债务。

1994年4月28日，糖厂拉响了荒废多年的汽笛，在锣鼓声中再次开工。张绪跃回忆说：

顺糖历史上已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小社会，样样要人花钱，样样都没有收益，全是福利性质的，多年来大家也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

当时只有个别车间开工，没有产出。社会上到处传言顺糖破产了、不存在了，信誉损失到了历史上最低点。

多年后，张绪跃还心绪难平地说：

我们为恢复生产买零配件，别人连我们的支票、汇票都不收，要拿现金去交易，更不用说砍价了。

但是，这位戴着眼镜、中等个头、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未来顺德企业领袖相信：

要么大家绑着一起去死，要么一起置之死地而后生，首要的是恢复生产。

好在背后还有政府支持，银行利息照算，不追贷款。

公司一方面通过稳住炼糖产出来安定人心，同时开发新的项目，包括造纸、发电、气体溶剂、中密度纤维板等等。

如同在其他地方屡试不爽的经验所显示的，金沙公司通过把每个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效益捆绑，通过把每个员工的收入同员工的工作效率捆绑，使得糖厂脱胎换骨了。

1995年4月4日的《人民日报》用“起死回生”来形容糖厂的变化：

每天都有3000吨甘蔗从四面八方涌来德胜河码头，沉睡多年如废铁的榨蔗设备又重新轰鸣，200多职工重新回到机器旁……

从1992年至1997年，这个有2000多员工的集团产值还不到3亿，到2003年，顺德糖厂产销值已高达18亿元，并连续9年以20％的速度增长。

糖厂传奇为“顺德经验”踏出了第一步，成为后来无数内地国企竞相仿效的标尺。

胡锦涛说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199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浙江考察工作时强调：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要加强党的建设，提高领导水平，总揽全局，扎实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各方面力量，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1月20日至26日，胡锦涛在李泽民、万学远等省委领导陪同下，先后到宁波、绍兴、杭州等地调查研究，他深入企业车间，走访乡村农户，同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促膝交谈。

胡锦涛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仑港，实地考察了宁波、绍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柯桥大型轻纺批发市场。他多次召开座谈会，调查了解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情况，和大家一起研究探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乡镇企业党的建设问题。

在听取三市负责人和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胡锦涛强调：

贯彻落实好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首先要学习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事业。我们不熟悉、不懂得的东西很多，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曾遇到过的复杂情况和问题。只有学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掌握这个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在工作中才能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防止片面性，避免发生大的失误，不失时机地把改革引向深入。

胡锦涛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明年将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年。我们一定要对改革充满信心，同时对改革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增强改革的坚定性和韧性，敢闯敢试，锲而不舍。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从浙江的情况看，加快发展有更多的有利条件。要按照确定的目标真抓实干，抓好落实。同时注意解决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胡锦涛还说：

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抓好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当作一件大事认真对待。

在考察中，胡锦涛着重了解了党的建设情况。他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新形势下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把政治素质好、熟悉经济工作、勇于开拓的干部不断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

要加强干部培训，努力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要重视思想作风建设，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科学决策水平。

胡锦涛还要求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认真抓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努力改变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加强乡镇企业党的建设，已经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经验，进行具体指导。

李鹏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

1993年12月１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李鹏总理在会上就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明年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国务院副总理朱�基主持当天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有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李铁映、李贵鲜、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彭�云、罗干。

李鹏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他说：

去年以来，在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新的局面。国民经济在去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总的形势是好的。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经过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是必要和正确的。

李鹏说，观察经济形势必须把握全局。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国内市场潜力很大，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对外资也有很大吸引力，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都看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比过去雄厚得多了。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困难，这些都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才能逐步得到解决。综观国内外形势，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我国面临着一个不可多得的改革和发展的好机遇。

接着李鹏总理阐述了1994年经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他说：

明年是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好的发展势头的重要一年，也是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明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李鹏在结束讲话时强调：

当前改革和发展的时机都很好，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不论对当年还是对长远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我们要坚定不移沿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兢兢业业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李鹏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中央的政策变化，使市场经济环境充满了活力，左宗申对此深有感触。

早在1979年，左宗申和妻子袁德秀下海干个体。几年下来，两万元本钱折腾得只剩2000元。

不死心的左宗申拜大舅子为师，干上了个体修理工，专修发动机。

左宗申进步很快，手下也有了近20个伙计，最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几千元。左宗申那时整天花着脸，手从来没洗干净过。他去农村插过队，到工厂当过工人，在路边修过车。干过各种杂活的左宗申，凭借着灵气，加上刻苦钻研，使得他的修车铺极负盛名。

这位曾经想当画家和棋手的年轻人成了“只要车子从他身边经过，一听发动机的声音，他就立刻能知道这部车的发动机情况如何”的修车名师傅。

左宗申是一个把记忆留得很长的人，这种记忆绵长悠久又让人反省。他后来回忆说：

1990年，一个朋友托我帮他买一辆三轮摩托车，我去了，发现等这家校办企业供货的人不少，很多外地客户提来现钱拿不到货。我问厂长这么好的产品为啥不多生产？那厂长回答说发动机供不上。

一个本不属于左宗申的问题引起了左宗申的思考。抖掉烟灰，左宗申深思片刻，向那个校办工厂的厂长道出了他的想法：“我给你10台发动机，你给我10辆车。”左宗申和这位校办工厂厂长达成了协议。

回来后，左宗申立刻买来原料组装了10台发动机，厂长如约给了他10辆车。

过了不久，厂长来找左宗申要他向他供应发动机。左宗申眼前一亮，一种搞企业的愿望强烈地冲撞着他的胸膛。

“我们没钱，万一搞出来的发动机卖不出去怎么办?”

一个让几乎所有的创业者头疼的问题浮了出来。

左宗申决定进行一番实地调查，背着一台建设厂生产的雅马哈两冲程发动机，跑了全国59个摩托车发动机生产厂。

考察的结果让人兴奋，发动机供不应求，这回左宗申心里有了底。

有了基本的构思之后，就是较长时间的资本积累。

积累总是辛苦，但一想到今后的事业，也就不由得兴奋了。

在经过10年技术和财力积累后，1992年，一间不显眼的宗申公司成立了，左宗申有了自己驰骋的空间。他攒足了20万元，又筹措了30万元，成立了重庆宗申摩托车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一个修理匠就这样迈进了摩托车工业的门槛。

左宗申开始改变历史了。但跨进了办企业的门槛，并不表明以后的路就很平坦。荆棘，一路都有。

在当时，国内的形势对左宗申来说，并不乐观。有人认为“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这种思潮的传播，使我国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大滑坡，以致1990年到1992年初，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况。

尽管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是非标准，并且这年秋季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整个社会思潮并未很快就改变。

左宗申正是在这个时候，跨入私营经济的行列，可谓喜忧参半。

在当年，“宗申”开发生产的70CC发动机在投放市场后效益奇佳。但嘉陵、建设、望江三家本地大型摩托车企业在市场上对左宗申的打压，几乎让宗申公司喘不过气来。

左宗申只有在沉默中静静地等待，等待机会的降临。

不久，国家允许私营企业搞发动机。拿到摩托车发动机生产许可证后，左宗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94年、1995两年，中国摩托车的发动机在市场的表现出奇地好，那两年，几乎所有生产发动机的企业都赚了钱。左宗申“打蛇顺竿上”，抓住机会，也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

1996年，宗申摩托车组装厂开工。

1997年，宗申取得了生产目录，开始大举进军整车市场。这无疑是个很大的进步。

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宗申开始在各方面作了一些策划。在产品开发方面：主要是以广大农村市场为产品定位，其次是以城乡结合部、中小城市为对象，然后才是面向城市的纯粹交通工具。还有一种，是面向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作为娱乐工具的摩托车。这4种车型又以农村市场为第一大目标。

1998年11月，宗申集团挂牌成立。

后来，公司发展成为集研究、开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大型民营科工贸高科技“宗申摩托车集团”，跻身全国摩托车行业前10强。而他本人，则获得“全国民营企业家杰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佳民营企业经营者”等一系列荣誉。

在营销网络建设方面，到1999年，宗申在全国设有33个片区总代理，9个分销公司，并辐射到全国，基本上做到了每个镇都有销售点。统计起来，有了近3000个零售点。

左宗申在谈到自己集团的摩托车队时豪情万丈，他说：“我们这支队伍是在摩托车生产基地诞生的，有机构；有一个能运作的摩托车俱乐部；有市场。因此，是有前途的。我常想，我们又不比人家笨多少，为什么人家能行的我们就不行，人家能参加的，我们就不能参加呢?中国人嘛，就应该为中国人争光!”

左宗申一开始选择了市场发展之路，也是市场创造了宗申集团的辉煌。

市场经济体制造福千万人民

1993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专栏发表题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弘扬为人民服务精神》的文章。

文章指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发展使大多数人能过上富裕文明、美好的生活，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精神文明上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有关经验，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

文章还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准则要求人们必须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所孕育出来的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等，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把优良的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崇高的职业道德意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的价值准则，人们进入市场经济各个领域时，必须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高效率的工作，以主人翁的态度和责任感对待所从事的事业。而这些价值观念都包涵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中。

文章强调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应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和出发点。我们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宗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且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是这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人心，活跃了市场，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当时，中国彩电三巨头便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受益者。

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TCL集团总裁兼董事长李东生、康佳原掌门陈伟荣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78级的同学，曾经三星同辉。

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78级，同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一样，被外界评为中国的“超级班级”之一，因为它培养出了3位影响中国彩电业的企业家，被称为“华工三剑客”。

1978年高考时，3个从广东边远地区来的年轻人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分别从惠阳、罗定和海南岛考到了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当时陈伟荣考的是电工师资班，年龄较大，黄宏生和李东生则分别是班上的班长和学习委员。

在当年，考上大学时黄宏生和李东生都是18岁，陈伟荣比他们俩年长不少，也比他们成熟稳重，在学校对两位小兄弟照顾有加。3人当中黄宏生最有冒险精神，也最有激情。年长的陈伟荣老成稳重，李东生则刚柔并济。

不一样的性格也成就了他们不一样的人生道路。1982年，3人毕业后就各奔东西。

李东生选择了回惠州老家，当时的惠州很穷，但李东生主动选择了回惠州。

李东生后来回忆说，中学时曾经以陈景润作为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因为从小学到中学，他的考试成绩在全年级经常拿第一，他希望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也能出类拔萃。但是上大学后，他发现成绩只处在中等水平，特别是第二个学期的一场疾病更使他在学习中明显感到力不从心。

毕业时李东生做了一个更为务实的选择，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实事。

李东生被分配到惠阳地区科委当机关干部，这是令许多人羡慕的“一杯清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清闲工作。

1989年，惠州市希望振兴电子工业，于是李东生作为骨干调回TCL。此时，李东生手上没什么资源，只负责TCL的香港业务，并打点他从工业发展总公司那边带回来的通力公司。

时隔不久，李东生看中了陕西彩虹的彩电生产许可证和一条停产的生产线。当时李东生囊中羞涩，又拉着另外一家公司三方合资，成立惠州彩虹电子有限公司，各占三分之一股份。

这是一家只有40人的企业，但那时已算是惠阳地区跟电子沾边的“大厂”了，也是以后发展起来的TCL集团的第一家企业。

凭着踏实、执著的工作态度，李东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车间副主任、主任，28岁时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实现了自己事业上第一次飞跃。

与李东生一样，黄宏生在上完高中之后也曾在农村插队，据黄宏生后来回忆，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上班和下班就是上山和下山，一天来回大概要走四五个小时，光是走路都把你给走死，所以我们非常羡慕拖拉机手。

但上大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拖拉机手的理想永远被他抛在了海南岛的山间农场。

毕业时，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个人业绩占公司半壁江山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享受副厅级待遇。这一年他年仅28岁。

1988年，在同事的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到香港闯天下。

1988年，一个小公司“创维”在香港诞生。“创维”最先以代理电子产品出口迈开创业的第一步。在几经挫折与磨难后，黄宏生把握住机会走上了彩电制造之路。

陈伟荣的经历没有两位小兄弟传奇，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深圳康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做起到董事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经历了12个年头。

不知是偶然还是命中注定，3个人虽然有着不同的成功经历，却走到了一个终点，都成为了中国彩电行业的大佬。

1993年，陈伟荣率先发力，开始了全国版图的扩张。20世纪的最后时间里，陈伟荣的事业达到了顶峰。

康佳的总资产从1992年的5�49亿元提高到2000年上半年的89�13亿元；其彩电产量在1999年超越长虹，成为当时的“老大”。

康佳的产品，也从彩电扩展到手机、影碟机、冰箱等等。

凑巧的是，同样是在1993年，李东生出任TCL集团总经理，自己掌勺做菜，开始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在TCL王牌大屏幕彩电面世后，公司利润节节直上，1995年更是突破了7000万元，最终成为中国彩电业三大巨头之一。

到后来的2000年，TCL终于确立国内彩电领先地位。2001年销量全国第一，实现利润3�5亿元，效益列同行业第一。

李东生的第一招是“消费革命”：拿三四千元就可以抱回一台TCL王牌71厘米大彩电，质量跟那上万元才买得到的画王、火箭炮相差无几，讲求实惠的国人纷纷抱回家里。仅在一次全国家电产品交易会上，订货总额就达到两亿元的天文数字。

与他的两个同学相比，黄宏生是进入彩电行业最晚的一个。

1988年，黄宏生在从广州到深圳的107国道上下定了自己创业的决心，因为公路两旁的繁荣景象使他相信，这个世界的确不同了。

下海后的黄宏生发现创业是何其艰难！学理工的他开始从最简单的电视遥控器做起。

1990年，创维的销售额迎来了珍贵的第一个100万，成为了世界很多的电视机厂遥控器供应商。

此后的黄宏生面临着事业的第一个瓶颈。在茫茫的黑暗之中，突然有一个机会降临。在当时，作为香港全球供应的两大电视制造厂之一的讯科集团面临倒闭。

黄宏生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朋友，他希望他们来创维，但当时的创维是一个100多人的小企业，待遇不很高，所以谈判几个月也谈不成。怎么办？

黄宏生决定把15%的股权送给他们，换取他们的加盟，他们中有几个人正式加盟了创维。经过一段时间的产品设计，1992年在德国的展览会上，创维接到了两万台电视机的订单，接着第二批5万台……1993年后创维电视开始全面走向世界。

在后来的2000年4月，创维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融资10亿港元，这为创维赢得了宝贵的资金支持。2003年度，创维实现销售额120亿元，出口创汇两亿多美元，成绩相当骄人。

1998年，TCL在离康佳总部300米远的地方树了一块广告牌。李东生的老同学陈伟荣不干了，派人赶制了一个更大的康佳广告牌，就堵在TCL集团的门口。

李东生召集他的销售经理们一起去看看那块牌子，他说:“这是我们的对手，大家需加倍努力。”

市场不相信眼泪，自然更不相信同窗之谊，原来的同窗好友还是在市场上兵戎相见了。他们3个的杀手锏被概括为：黄宏生“一个一个挖人才”；陈伟荣“一项一项争第一”；李东生“一个一个搞兼并”，当然这些手段很多都是冲着同学的企业来的。

在商海横流中，三师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广阔市场里，三师兄是共创辉煌，竞相发展，不断为彩电三巨头增光添彩。

中央鼓励农村产业化经营

1995年2月27日上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领导李鹏，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基出席这次会议。

在会上，与会者就如何搞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强调指出：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一定要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

江泽民说，从1993年10月到现在，不到两年时间，中央召开了3次农村工作会议。每次会议都强调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中央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新课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把农业搞上去也是一个新课题，需要全党同志认真研究和探索。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既面临良好的机遇，又面临新的矛盾。

江泽民指出：

从这几年的实践情况看，由于思想认识和统筹安排问题还解决得不够好，对农业保护和扶持的力度还不够大，已确定的政策措施又没有完全落实，工业与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都还在拉大。这三个差距如果继续扩大下去，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一是农产品供求矛盾将会更加突出，牵动物价继续上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二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难以如期实现农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这不仅会影响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还将影响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三是如果农民购买力水平提不高，农村消费市场不能日益扩大甚至缩小，就会直接制约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四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得过大，将导致贫富悬殊，导致整个经济社会严重失衡。

江泽民说，上述情况说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宏观调控，大力保护和扶持农业，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关系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对这个重大问题，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务必要从全局的高度，进一步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强化农业这个基础，动员各行各业的力量，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

中央的政策，使亿万农民受益。从山东省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深入人心。

1995年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山东省抓住时机，经过几年的实践，已有30％左右的县市，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了产业化经营。

在起步较早的东部、中部地区，这种经营形式已占主导地位。从产业和产品看，畜牧、水产、果品、蚕茧、烟草、花生、建材等一体化经营，进展较快，规模较大，有的已突破地域、所有制、行业界限，向大范围、深层次、高水平发展。

以农产品加工、冷藏、运销企业为龙头，围绕一项产业或产品，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龙头企业外连国内外市场，下连农产品基地，基地连农户，形成松散型或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

在山东全省最早实行肉鸡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诸城市“山东尽美食品有限公司”，几年前是一个仅有100多职工的小型外贸企业，通过发放生产扶持金、实行收购保护价和雏鸡发放、饲料供应、疫病防治、收购调运“四到门”服务，带动4000多个肉鸡饲养专业户，年饲养肉鸡2600万只。

到1993年底，山东肉类、粮食、油料、蔬菜、果品、水产品等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已发展到10220家，实现产值597亿元、利43亿元，带动农产品基地5000多万亩，连结农户600多万户，占全省农户40％左右。我们从调查中看到，一个龙头企业，既是一个生产加工中心，又是一个信息中心、科研中心、服务中心。

通过发展农产品市场，特别是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

寿光市建成的蔬菜批发市场，年销售蔬菜10亿公斤，经营额8亿元，产品销往24个省市区的190多个大中城市，并在全国180个大中城市设立了销售网点。

除山东外，还有18个省市的蔬菜在这里转销，外埠蔬菜销售量占总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这个批发市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市场的发育，带动了基地建设，全市蔬菜总面积从1983年的15万亩扩大到现在的46万亩。

从利用当地资源，发展拳头产品入手，逐步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这种类型的龙型产业实体在山东中西部地区尤为多见。处于中部地区的潍坊市的寒亭区，发挥传统资源优势，以乡镇为区域，培植拳头产品，扩大经营规模，形成产业群体。全区建立起粮食、棉花、瓜菜、海水淡水养殖、猪鬃加工、工艺品、电热毯、年画风筝、皮革加工、草柳编织等15个主导产业，产值达15亿元。

农村产业化经营所以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这种经营形式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村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面临的几个基本矛盾。

这种经营形式通过各种龙头企业，在农户与市场之间架起了桥梁，使农产品生产与国内外市场衔接起来，从而在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把农村经济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

莱阳市1991年以来，先后建立起14个农副产品加工三资企业，按国际标准组织蔬菜、果品的生产和加工，目前已有36个花色品种的蔬菜进入国际市场，1994年出口速冻蔬菜4万吨、浓缩果汁2000吨，创汇3000万美元，出口量连续三年居全国县级之首。

每个龙型企业实体，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选育良种、栽培管理、加工、贮藏等各个环节，都千方百计地引用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的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诸城市烟叶复烤厂，是一个为美国菲利普、摩利斯公司提供万宝路香烟原料的外向型企业，他们采用最新的品种，科学的配方，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实行严密的现代化管理。

自1987年建厂以来，年复烤能力由20万担提高到160万担，出口创汇由600万美元增加到2500万美元。

实行产业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把一家一户分散的小规模经营联结起来，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群、产业链，是既保持家庭承包经营的稳定性，又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

诸城尽美食品有限公司扶持农民饲养肉鸡，每户饲养几千只、上万只，规模不算很大，而把各户联结起来，则形成上千万只的饲养规模。我们从调查中受到一个重要启示，农业的规模经营不应仅限于土地集中的规模经营，通过产业的组织和联合，形成产业群体，扩大经营规模，同样是一条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规模经营的路子。

农村实行产业化经营，一方面，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发展农产品加工、贮藏和运销业，实现农产品的多次转化增值，提高了农业比较利益；另一方面，通过采用科学技术，挖掘耕地潜力，大幅度提高了土地产出率。

按产业化组织发展农村经济，打破了城乡壁垒，促进了资源与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有利于实现城市的人才、技术、资金与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优化组合，城市企业与农产品基地和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既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规模和辐射能力，为加快城乡一体化创造了条件。

企业是市场经济直接受益者

1995年初，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规模和速度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水平。

作为建制城市正以每年近30座的速度递增，当时已有建制市619个。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发展起到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骨干作用，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改革城市管理机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使城市建设与管理实现科学化、现代化与国际接轨的新课题。

城市品牌与企业品牌如果能够实现互动，将会既有利于工商品牌的建设，也有利于企业更鲜明的、更强大的品牌力的建设。而互动的基点在于两者品牌传播价值点的契合。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本土企业如同雨后春笋，从各地冒了出来。

1962年，朱保国出生于河南，历史上号称“中原”的地方。他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和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分配到河南新乡市一个叫做“第五化工厂”的国营企业担任技术员。

1990年，他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在朋友的力邀下，去深圳转了一转。当年的朋友没有想到，这一转，就转出了后来的亿万富翁。

在当时，朋友对他大谈特谈这个南国热土的种种好处，别的朱保国没听进去，但有两条：深圳这个新兴的移民城市，人人都很独立，没有盘根错节的复杂的人事关系；第二是特区政府对小企业很放手。

就这两条，让在内地当了几年厂长的他感觉到，就像是找到了梦想中的天堂!搞企业一定要在深圳搞的念头，像电流一样穿越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吹响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号角。作为河南新乡一个化工厂的厂长，朱保国一直就对做企业有浓厚的兴趣。时年30岁的朱保国毅然下海创业，“到深圳去就是想干一番事业”，朱保国后来这样说。

朱保国后来回忆说：

内地当时思想比较保守，所以我一定要把药方带到深圳来生产销售。当时好几个股东之间争议很大，我还要一个一个地去说服他们。

1992年lO月，朱保国同几位志同道合者携着2000万元来到深圳，1000万元用于修建厂房，10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做流动资金，开始创办深圳爱迷尔食品有限公司。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企业面临着资金困境，两个多月过去了，员工们的工资仍无着落，人心开始涣散。

朱保国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甚至以厂房和设备作抵押，以高息向私人借贷。

一天晚餐的时候，员工们正在饭厅，嘀嘀咕咕地发牢骚。朱保国于是召集全体员工，给员工们讲了40分钟的话。他说了自己的梦想，说了公司的发展前景，说了当前的困境，说了同舟共济。

最后他诚恳地说：

在目前这种暂时的困难面前，何去何从，大家来决定，要散，我卖厂房，卖设备，一分钱工资都不少地发给大家，然后我们大家承认失败；要留，我们只发生活费，勒紧裤带，坚持走出困境，我保证不仅不少一分钱，并且利息照发！

所有的员工都震撼了，大家默默地接过生活费，重新投入工作中，企业终于渡过了危机。

朱保国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事业会发展得如此之快。1993年3月8日，太太口服液上市销售，第一年卖了将近3000万元，第二年卖了1�6亿元。

1993年，第一批“太太口服液”投放市场，从此成为中国女性耳熟能详的品牌；1995年，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成立；1996年1月，在中国保健行业率先通过英国和中国的IS09002国际质量认证。

1997年，太太药业以2�8亿巨资收购全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厂家之一的深圳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在以后的几年里，太太药业连获多项国际、国内大奖，并以其独特的美容保健功效和良好的品牌形象深受海内外女士的青睐，在国内的知名度高达96％以上。

太太药业销售网络遍及中国200多个大中城市，还远销港澳、新加坡、日本、韩国等海外保健品市场。

1991年岁末，吴一坚怀着对故土特殊的情感，回到了西安，创办了金花房地产开发公司。

他打算在古城的繁华地段建造一座集商贸、娱乐为一体的高档豪华综合大楼，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可上了一趟古城墙，他走访了一个有20年工龄的老工人之后，他改变了主意。

市里孤独的几座高楼，淹没在一大片低矮破旧的居民住宅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老工人家里看到的是3代5口挤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客人来了竟无立足之地。这样的住房特困户在西安市就有9万多户，在全国城镇中有550万户之多。

吴一坚似乎被某种东西触动了，他决定取消商贸、娱乐大厦的建造计划，为住房困难的古城百姓建造万间广厦。

面对员工惊愕的神情，吴一坚认为，从西安的现状看，古城父老和市政府最需要解决的是住房困难。

吴一坚说：

市场经济的要则是：人民需要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吴一坚的第一个项目位于西安市北郊徐家湾的金花苑小区。为了降低成本，他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严令节俭，亲自监督，还在公司内部制定了用车、打电话、领用材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建房成本被大大降低了。

很多人奇怪，他这样“抠门”为了什么？及至金花苑小区竣工销售，金花报出了每平方米998元的全市最低价，令同行大吃一惊，令古城住房困难户欣喜若狂时，人们才体会到吴一坚的良苦用心。

低廉的住房售价，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低价售房就是最符合老百姓心意的实在的贡献。

1994年是国际住房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实施安居工程的号召，西安市委、市政府也制定了在1998年实现全市人均住房8�5平方米的发展目标。

吴一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及时推出“做安居工程的铺路石”活动。金花公司拿出了每平方米1281元的现房，以790元的价格奖励性地销售给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残疾人和住房特困户，为此，公司减少收入150万元。

1995年6月，第二期“做安居工程铺路石”活动如期展开，金花公司又拿出140套现房，奖励销售给老职工、老干部、优秀中小学教师、新长征突击手、公安干警以及区级以上的劳模和无固定收入的特困户。

吴一坚说：“今后金花公司新建造的住宅楼，宁愿不挣钱也要全部作为安居工程，献给西安人民。”

吴一坚致富不忘百姓，不忘政府，每年用来回报社会的基金就达4000万元。

起步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界龙村的界龙集团，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一股”的“界龙实业”，曾经走过了一段不平常的路，可谓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

“界龙实业”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小手工作坊，到70年代的村办企业，再到90年代的上市公司，再到转制之后的民营企业，牢牢扎根乡土，实行村企联动，后来成为拥有26家企业、3000多名员工的中国包装印刷龙头企业集团公司，总资产和年销售额均超过20亿元。

在40年前的1968年，年仅22岁的费钧德为改变生活困境成立了一个小五金厂，1973年成立小印刷厂，费钧德说，“1968年至1978这10年，我们是‘开关’厂，开开关关几次反复。”

到了第二个10年的1978年至1988年，由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使企业获得了稳步发展的机会,1000多名村民全部进入企业工作,到1987年，企业已经有了250万元的净资产。

由界龙集团控股的上海界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12月28日正式成立，1994年2月24日，界龙实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村办企业改制的上市公司，界龙实业赢得了“中国农村第一股”的美誉。

围绕着上市，界龙开始了第二次创业。通过上市，界龙不仅仅从社会上融到了宝贵的资金，而且更以此为契机，从社会上引进人才，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把一个乡镇企业转化成为了公众公司。

界龙集团为当地农民提供了2500多个就业岗位，界龙村96%以上的村民都在界龙集团工作。

通过村企联动，对村民职工进行教育、培训以及现代生活指导，使原来以当地农村劳动力为主的职工队伍逐渐成长为适应现代化设备技术、遵循严格规范的生产管理制度的现代企业工人。

从乡镇企业改制为上市股份制企业，有人称像足球队从甲B升到甲A。

上市的界龙实业几乎汇集了界龙集团所有的优质资产，此后，界龙实业以接近20%的速度前进，几年之后，界龙实业的资本由当初的5000万元扩大到了后来的11亿多元。

1992年，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悄悄地在百慕大群岛注册后不久，就以在国外而且是在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上市的第一家大陆企业而一举成名。

仰融把华晨的前身、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奇迹般地带到纽约上市，使之成为中国首家在美国上市的国有企业。

这个当时在中国第一任证监委主席刘鸿儒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被仰融轻易操盘成功。

是仰融创造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融资第一案，也是仰融，开启了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先例。

界龙、华晨这些品牌企业只是经济改革浪潮中的佼佼者，当时，还有无数企业在中央的关怀下，走向了自强之路。

到后来的2000年底，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这是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质文件，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邓小平》袁永松主编红旗出版社

《邓小平传奇》裘之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吴思李晨著新华出版社

《中国经济改革30年》王佳宁著重庆大学出版社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案例》张承耀主编管理出版社

《邓小平八次南巡纪实》童怀平李成关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改革第一人――邓小平》卫炜王骏李乾元董武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经济实录》王瑞璞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经济改革30年/源头沧桑（20个第一）》王佳宁著重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