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说：“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周恩来大声说道：“时间到了，请大家起身参加大典！”

●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局势趋于稳定，为顺利举行开国大典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 新中国从此诞生“10月1日”与“下午3时”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整，开国大典终于开始了！大会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现在开始。顿时，广场上掌声四起，人们情绪激昂，欢声雷动，响彻云霄。

那么，为什么我国政府要将10月1日这一天作为开国大典呢？这其中的奥秘却是人们很难想象得到的。

当时西方通讯社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时间，在8、9月间就已经有了种种揣测：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极有可能在占领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而“元旦”就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好的喜庆开端日子。

另一种说法却根据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并定为首都。因此，西方记者便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有好感，既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开会，也就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即10月10日这天举行大典的仪式。

1949年5月，全国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新中国开国的筹备工作提上了日程。6月，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全面开始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其中也包括确定开国庆典的最佳时间。

6月21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央同志酝酿的意见据实相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

斯大林想了想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斯大林这个建议是针对刘少奇所说中共中央计划于1950年1月1日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而提出的。这个意见很值得重视。刘少奇回到住所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

中共中央经过讨论研究，决定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并举行开国庆典。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毛泽东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2时在勤政殿召开。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3时庆典准时开始。

可为什么又必须是下午3时开始，而不是上午的黄金时间呢？其实，这个标准的时间当时还是非常保密的。

据当时出任中央军委作战部的参谋刘常明说，那一天，他和军委直属机关的战友们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对举行开国大典的准确时间了如指掌，但是出于保密，他对人们的询问，笑而不答。直到中午，才传出了消息：开国大典将在下午3时正式开始。

刘常明回忆说，这个阅兵定在什么时间，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现在阅兵在上午了，那时候阅兵定在下午3时，这是反复考虑的。为什么，主要考虑到防空问题。当时我们中央成立的时候，成都、广州、重庆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停留着，它的飞机有个作战半径问题，如果我们早了，它轰炸以后可以返回去；我们选3点钟，它要轰炸就回不去。所以，这个阅兵时间是反复考虑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拥有的美制B-24轰炸机主要集中在舟山群岛。B-24轰炸机时速488公里，能装载4吨炸弹，航程3380公里。而舟山群岛距北京的直线距离是1230公里，也就是说，从那里起飞的B-24，轰炸北京之后，还能返回舟山岛。

当时，在北京四周远近，华北军区已经布置了有序的高射炮群，严阵以待。年轻的人民空军也作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并安排了届时在北京上空巡逻的战斗机。

万事俱备。一直保密的开国大典的时间，直至1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才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这时，离下午大典正式开始的时间，只剩5个小时了。

也正是因为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严密，所以就造成了能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少之又少。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l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10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

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

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后来定于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鲁迅夫人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于是，在开国大典的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同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4次会议，正式决定以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走上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和相关领导人准时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

这一站，就是整整的3个多小时。可是，在城楼下游行的人们哪里知道，主席台上这位精神抖擞的国家领导人在大典的前一天晚上，几乎是彻夜未眠呢！

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本想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力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典礼，但因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他一直没有离开办公室，直到次日凌晨6时。

在毛主席夜间伏案工作时，警卫人员曾几次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再三提醒主席早点休息。然而，毛泽东都只是口头答应休息，却并没有离开办公桌半步。

这事让周恩来知道了，他亲自打电话给警卫人员，叮嘱他们。周恩来说：“主席下午2时还要开会，3时还要上天安门，一定要催促主席早点休息。”

警卫人员放下电话，又到毛主席办公室，把周恩来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时，天刚蒙蒙亮，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彻夜未眠的毛主席终于停止了手头上的工作，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虽然此时的毛泽东略显疲劳，但在他疲倦的脸上掩盖不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中国人民为此等待了多少年！

记得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曾满怀信心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延安还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时隔两年之后，毛泽东的这个伟大的预言，即将成为现实，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激动。

毛主席在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抽着烟，10分钟后，他才回房休息。平时，他一般是下午3时起床，今天情况比较特殊。他特意叮嘱警卫：“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当时针指向1时，警卫排长阎长林便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站在床头轻轻地喊道：“主席，到1点了。”

毛泽东听到叫声，立刻坐起来，揉揉眼睛说：“这么快呀！”

这时，警卫员端来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毛泽东左手端茶喝了一小口，右手习惯地抓起床头的报纸浏览起来。

平日里，毛泽东起床后，都不会立刻下床，至少要在床待上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但是，今天是个例外，主席要参加开国大典。所以，他起床一会儿，就下了床。

同往常一样，在卫士马武义的帮助下，毛泽东穿上了那套已经穿了多年的羊毛衫。据马武义回忆说，我帮主席把上身里身穿上了，羊毛衫上有两个大窟窿；又帮他穿裤子，裤子有两个大窟窿，他两条腿用力一蹬就蹬到两个大洞里面去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此事仍然让马武义激动不已：开国大典是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可是谁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参加庆典时却穿了一套破了4个大窟窿的羊毛衫呢？

毛泽东今天的精神分外的好，他很高兴地说：“给我拿礼服来！”

接着，他在卫士的帮助下穿上了黄色的呢子礼服。从他的表情来看，他对这身黄色的呢子礼服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套礼服，是由王府井一家服装店做的，师傅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专门剪裁服装。礼服的款式设计是中山制服，料子是绿色美国将校呢。

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穿上这套礼服，更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然而当再仔细一看，礼服里面穿的仍然是那件破旧的羊毛衫。

对此，他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衣着随便，十分简朴。有时为了礼节也不得不简单修饰，但那只是外表，里面绝不改变。”

毛泽东吃饭是很快的，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端起饭碗，呼呼拉拉，不到10分钟，碗筷一放，兴冲冲地又朝办公室走去。

就要到2时了，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步行走进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委员们宣布就职。就此，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会议的时间仅仅用了45分钟。

在离开勤政殿之前，生活秘书叶子龙对毛泽东说：

“主席，稍休息一会儿，按时正点到天安门就行了。”

毛泽东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好嘛，疲劳战反正是一个接一个。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在一旁的周恩来总理说：“这就是高效率的疲劳战，三年解放战争，消灭了敌军好几百万，建立了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效率还不高呀？”

与会的代表相互谈了几分钟。

周恩来看了看手表，时针和分针指向2时50分，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时间到了，请大家起身参加大典！”

毛泽东和与会的代表相继走出勤政殿，在门口登上各自的轿车，结队驶向天安门。

2时55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袖群体，带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和复杂情感，从天安门城楼西侧登上天安门城楼。

一个庄严的时刻就要到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外人士

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不仅有我党、我国以及我军的重要领导人，还有部分民主党派以及国外友好人士。

那么到底有哪些人和主席一起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呢？

这里有一份包括新中国领导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62人的名单，共分为5类：

一、党派代表142人。

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中国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102人。

其中：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

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除了上面的662人以外，紧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是在大典前一天，即9月30日闭幕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选举出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及委员共63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人员中，有唯一出生于20世纪，当时年纪仅仅只有44岁的高岗。他于1905年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全国委员会委员中，有一位来自新疆的代表赛福鼎・艾则孜，他曾经担任过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教育厅长、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

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他早年侨居新加坡，从事橡胶业。1910年，他曾募捐资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1年，他又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又组织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他还在新加坡创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主席。他于194O年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数次晤谈，从而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参加开国大典前，周恩来亲自接他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晤。

这群人中，还有一位74岁高龄、被选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家，也是民盟中央常委、救国会主席。他在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而后又进入东京私立政法大学学习。1936年11月，沈钧儒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开国大典前，他以法律专家的身份成为了毛泽东双清别墅的座上客。

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的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他与毛泽东是老朋友，相交很深，无论政治还是诗词方面都有共同语言。他于1926年在广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认识了毛泽东，并立即认定毛泽东是中华英才。l945年，他又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智大勇十分钦佩，称此行为“弥天大勇”，当时毛泽东应他请求，把自己的词旧作《沁园春・雪》抄给他，他推崇备至，即撰词次韵和之，俩人的词在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因不满自己的处境，曾产生过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想法。1949年春夏，在毛泽东的劝说下，他决定要为新中国作贡献。

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封画着黑框的唁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这唁电中的杨杰，就是唯一一个属于登上城楼名单而又惨遭毒手的政协代表。他在早年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出任驻苏联大使，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杨杰被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

前面已经提到过，因为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的事情是绝对性保密的，因此造成了在这次大典上的外国人非常之少。

尽管如此，出席这次大典的外国人也还是有苏联、朝鲜和意大利等3国的代表。他们分别是：以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和一个来自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

其中，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是10月1日上午刚到北京，并由周恩来总理和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副会长刘少奇等人亲自去前门接到的，当时代表团中还有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与好些有名的艺术家及高级干部，全团约有40多人。

30万群众激情赶往天安门

晚上6时15分，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开始了，欢腾的群众队伍接二连三地点燃了灯笼火把，星星点点燎原成七彩灯海，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上下一片通明，把开国大典进一步推向了高潮。

这些赶来参加盛典的人们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和挑选才有机会来到这里的。1949年9月，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出以后，报名参加的单位和群众格外踊跃。

长辛店铁路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来到这里，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曾经两次到过这个工厂。北平市总工会给了长辛店铁路工人2000个参加大典的名额。

这天早上的凌晨，北平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内响起了阵阵铃声。半个小时后，2000名干部和工人准时来到了工厂的北大门。为了提前赶到天安门，9月30日夜里，工人们一直在车间里等候。令工人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乘坐的是自己修理好的客车。

1948年初，国民党的交通部门下令长辛店二七机车厂抓紧时间修理好一列客车，用来运送国民党的军队打内战。客车修理好了，但是，每次到了要开出工厂的时候，不是这儿有毛病就是那儿出问题，弄得国民党派来的监工一筹莫展。

据当时二七机车厂的工人赵学勤回忆说，我们工厂过去给国民党做的那个客车，早就做完了，一直想拉到南方去，一到走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搞点小动作，车就走不了。就这样，被工人们保护下来的客车，没有开往内战的前线，却成了工人们参加开国大典的交通工具。

门头沟镇的西辛房村地处北平远郊山区，距离天安门30多公里。这年的9月，100多名村民接到了参加开国大典的通知。焦桐兰和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被批准参加开国大典。

为了早一点赶到天安门，早一些见到毛主席，焦桐兰和小伙伴商量之后，凑钱买了一辆没有刹车，没有铃铛的旧自行车。她们翻箱倒柜，找出了过年的时候才舍得穿的新衣服。为了防止喊口号的时候嗓子干，焦桐兰没有忘记在自己缝制的小挎包里放上一瓶凉开水。

一支来自北平南苑区的农民队伍中，有不少人当时是光着脚板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的。

北平南苑区是在1948年12月解放时建立的，属北平市人民政府管辖。刚刚解放的农民们，十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他们带来了翻身和幸福。他们获得了土地、农具和房屋，田野上充满着欢乐，响彻着嘹亮的歌声。农民们的劳动干劲和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决心多打粮食，支援解放军，支援国家建设。

1949年9月下旬，南苑区委专门召开会议，组织农民代表参加开国大典。北平市人民政府分配给南苑区参加开国大典的名额是1000多人。区委研究确定，80%组织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参加，其余的是机关干部、教师、工商业者、医务人员等。

在这个南苑区，有一个叫石太庄村的小村庄，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它是我党建立的大兴县抗日民主政府五联区主要的活动地区，建立党的组织也比较早。

9月30日下午，石太庄村在研究谁去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时，年过花甲的老党支部书记焦玉海首先报名要求参加。大家关心他，担心他年岁太大，身体吃不消，都纷纷劝他把名额让给别人。但他怎么也不同意，并说正是因为自己的年岁大了，趁着身体还可以，应该参加开国大典去看看毛主席，看看中央和国家的那些领导人。于是，石太庄村的名额分派同志终于同意了焦玉海的要求，让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南苑区的小红门村在研究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员时，也出现了争着去的情况。村长王盛斌便提议：“在摧毁伪保甲，建立村政权，动员伪军、警、宪人员登记，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等工作中，村里的小青年们出力不小，这回让他们多去些人。”村长的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青年团村支部书记马春荣被光荣地确定为领队，并很快确定了30多人的名单。

获准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30多个青年人，知道名额中有了自己的名字，个个都显得非常的高兴。他们立即找来锣鼓，在村政府门前的空地上敲打庆祝起来，边唱边跳，载歌载舞。直到晚上12时了仍久久不愿离去。最后，这群人在负责节日治保委员会人员的告诫下终于回家休息了。

参加开国大典事关重大，每个行动细节都经过村干部开会研究。

由于大典于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村干部会确定早晨6时集合，7时从小红门村出发，时间以区里来的同志的手表为准。

那个年代，全村人都没有钟表，甚至连表都没见过。区里派来干部的手表成了新奇的玩艺。为防止时间出差错，村干部专门请了几个睡不着觉的人来盯着钟表。可是，这里面还是出了一点问题。

不知道哪位心急的人做了手脚，把手表的时间往前拨了两个多钟头。这群刚跳完舞的人们，有的才刚刚回家躺下，就被组织出发的领导们叫醒了。这时，天色还很黑，可是那个当时的唯一手表上的时间却已经指向了6时。这样，一群人就此出发了。当他们到达指定地点时，还没有别的单位来。他们因此而抢了个第一。

当时，南苑区政府对参加开国大典游行队伍的安排是：

10月1日上午9时，在永定门外侯庄集合，10时到达指定地点天坛西门；南苑镇以北各村的队伍，步行到侯庄；南苑镇以南各村的队伍，因路程较远，8时前到南苑火车站，坐火车到永定门，再到侯庄集合，游行结束后，再回永定门坐火车开往南苑。

这辆为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群众准备的火车是没有顶棚的，它是一只只有槽帮的大敞车。那些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坐过火车的农民，上了火车以后，满怀喜悦的心情直挺挺地站在车厢里，从心眼儿里高兴。带队同志怕车启动后摔着人，让大家坐下，可谁也不肯坐下，都想看看四周的景色。火车顺利到达永定门车站，农民们马上整队赶到事先安排好的汇合地点。不到9时，各村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已经陆续到齐。

为了提前赶到北京市政府指定的报到地点，清点人数后，队伍便立即出发了。当到达天坛西门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参加游行的人。

10时，南苑区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准时在市里同志的指挥下，跟随其他单位队伍后面，往北向珠市口进发。

到达珠市口后，往东到磁器口又往北，进崇文门到东单，从东单再往西到了东三座门。东三座门西边，长安街路南，是指定集结的位置。拐来拐去，一段不远的路程，就足足用了3个小时。到达指定位置时，已经是下午1时了。

说来还算顺利，因为有30万人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汇聚，每条路上、每个路口，都有前来参加游行的队伍，大家只能走走停停，有时还要跑一段。

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哪个单位在前，哪个单位在后，谁在左谁在右，都有一定的次序，一点都不能错位，必须完全听从指挥进入大会会场。

等待是令人心焦的农。

民们席地而坐，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干粮充饥。

限于当时的条件，不仅想喝一口水找不到，上厕所更是难事。

终于等到了游行的时刻。

南苑区的队伍缓缓走过天安门，人们不停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

人们在欢呼的同时，都把双眼望向天安门城楼，都想清清楚楚地看看伟大领袖毛主席，看看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而且是负责指挥的干部指给他们看的。

想到翻身解放，想到分给自己的土地，许多农民眼望天安门留下了激动的热泪。

在不少农民的观念中，毛泽东就是“真龙天子”，得见“龙颜”就是天大的福分。

因此，队伍经过天安门时，大家都想多看两眼，有的人干脆在天安门前站着不走，任后边怎么喊，领队怎么叫，就是止步不前，出现了拥挤现象。拥挤中，有的人鞋子被踩掉了，想弯腰捡又俯不下身子，工作人员又催着让走，一看前面的队伍已经走了很远，只好光着脚板跑去追赶队伍。

没人能统计有多少人光脚走过天安门。

有位诗人看到赤脚农民曾大发感慨，写下《赤诚》的诗作：

只有用脚掌触地才叫赤诚，

只有用心灵呼喊才叫赤诚，

只有用情到忘我才叫赤诚。

赤诚，是裸露的心，与鲜红的太阳相迎。抓捕意欲破坏盛典的敌特分子

1949年夏秋之交，当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时，国民党在刚刚解放的北平城里，派遣了大批特务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意欲将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意欲破坏开国大典。一时间北平城内杀机四伏，阴云密布。

北平原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有下野的军阀，有失意的政客，有蛰伏的汉奸，有官僚，有封建把头，有恶霸惯匪，有小偷地痞流氓……而北平又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大城市，东北、西北、华北等地的国民党要员，逃亡的县政府以及几万散兵游勇麇集于此。

几方面因素一凑，使得北平的政治垃圾大大多起来，防敌防特、维护治安成了顺利进行开国庆典首当其冲的问题。

当时，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初，北平有这么一个歌谣：

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枪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

这歌谣中所说的“五多”中有“四多”都与治安有关，可见当时北平的社会有多混乱。各种案件屡屡发生，仅3月份就发生103起之多。

当10月1日将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出后，台湾国民党十分震惊，蒋介石密令隐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坏。

当时一个名叫亚洲饭店的酒楼里，住着许多来北京准备参加大典的各方代表，台湾国民党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潜入饭店进行暗杀破坏。

一天早上，吴瑞金化装成一个送菜的农民来到饭店。由于饭店每天需要大量的蔬菜，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每次送菜的人员来到后，执勤的哨兵都会让他们送到指定位置。

吴瑞金挑着一担新鲜的蔬菜，看得出来，蔬菜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

吴瑞金告诉执勤哨兵，菜是前一天饭店采购员王强叫送来的。

饭店有个采购员确实叫王强，就在哨兵准备叫他进去时，吴瑞金露出了破绽。

他抬头擦汗时露出的手臂又白又胖，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的不可能这样白，他这样子根本不像农民。

警卫哨兵立即将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

经过审讯，吴瑞金的破绽越来越多，他见已经暴露了身份，企图服毒自杀，被执勤战士制服，从他身上还搜出了定时炸弹。

国民党这一周密的计划破产，经过考虑，特务头子毛人凤吸取了以往的经验，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那就是敌特四处开花搞暗杀。

那时候，北平虽有200多万人口，但天一擦黑，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家家门户紧闭。

有一天晚上，聂荣臻的警卫员坐着轿车去取药。车刚刚开到北海北门桥头，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黑衣骑车人挡住了小车前行的道路，汽车不得不放慢了速度。

就在这时，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的玻璃上。

这是一支无声手枪，声音很小射击者击中了汽车后，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消失在黑暗中。

前面那个挡道的骑车人看见射击者跑了，也很快骑着车子溜掉了。

司机和警卫员急忙下车检查，幸亏子弹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乳白色的凹坑。

如果子弹射进来，将会打到坐在后座的警卫员身上。司机和警卫员没敢多停留，很快离开了此地。

这次枪击事件发生不久，又有一辆与聂荣臻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车也挨了枪击，时间也是在傍晚。那辆车是从聂荣臻住处出来后，在老地方挨了一枪的。这次子弹是打在钢板上。

北海北门桥头一带，小胡同多，地形复杂，打黑枪的特务始终没有被抓住。

在这段时期，有的警卫员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的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颗手榴弹。特别是一名家住南苑的市内军管会干部，他回家看望同学，却被这个同学骗到山洞里打死。

一系列的特务暗杀发生后，中央决定从南下的第四野战军一部分部队和中央警卫团、北平纠察大队中抽调出人员来组建北平市公安部队。

北平军管会很快贴出了关于北平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同时颁布了工作方案。

紧接着平津卫戍区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也贴出一系列布告，要求流散军人、特务分子限期登记。

公安部队入城后的前47天中，收容和处理了3万流散官兵，特务除登记自首外拘捕了近千人。

据保守的估计，北平的散兵还有4万以上，起码有1万流浪街头。特务估计也有三四千人。这些漏网之鱼对北平的治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当时的叶剑英市长治理北平像他指挥打仗一样，力争全歼。

他对进城的公安部队领导说：“卫戍、纠察、治安这些机关要集中起来，打歼灭战。统一步调，密切配合。”

为此，平津前线卫戍区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以及街道上群众治安员全编在一个组织里，取名叫做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亲自任主任，副主任是徐冰。

委员会很快贴出一张布告。

要求集中力量肃清流散官兵包括武装特务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开展以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支武器为中心的治安活动。

为了将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公安部队与隐藏的和公开的匪特进行了殊死的搏斗。9月20日，北平纠察总队配合公安局以突然的行动，一举逮捕潜伏在市里的反革命分子王凤岗所辖的匪特175名，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中央公安纵队警卫营包围了原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抓获了前来刺探军政情报、盗窃政协文件、调查民主党派和起义将领情况的中统特务赵冰谷。中央公安纵队协同公安部门查获了7名反革命分子，发现了36名嫌疑分子，并查获了一批隐藏的枪支弹药。

开国大典前夕，公安部队又对城区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拉网式的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

据统计，北平市公安局在当时共破获了1200多起重大案件。其中有：张荫梧等军事阴谋暴动案，徐宗等潜伏案92起，美国间谍案3起，木剑青等阴谋刺探人民政协情报案2起，特务杀人案9起，破坏经济案10起，特务行抢案6起，特务冒充案5起，等等。

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局势趋于稳定，为顺利举行开国大典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的保卫工作也是开国大典的重中之重。

就在大典即将举行的日子里，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经常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巡视。刘拴虎在延安曾经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具有丰富的警卫经验。

一天晚上，夜幕降临时，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了刘拴虎的注意，他拾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

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那个人正在记着什么。

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个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几个回合，刘拴虎便将那人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炸掉毛主席的车队。

自此，具有高度警卫经验的警卫团战士及时地阻止了一场差点发生的恶性事件。

10月1日凌晨5时，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

同时，负责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战士们，从干部到每个警卫员，都忠于职守，高度警惕，经过连续奋战10多个小时后，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安全保卫任务，确保了开国大典顺利地进行。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国史全鉴》本书编委会编团结出版社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话说国旗・国徽・国歌》张建等编撰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彭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天安门见证录》文夫编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1949大开国》凌志著广西人民出版社

《天安门广场历史档案》树军编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天安门广场风云录》金岸编著改革出版社

《天安门广场断代史》新华出版社

《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殷理田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前后》原非等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风雨天安门》曹英等编团结出版社

《国都风云》董明等著大连出版社

《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蔡开松等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中国政治》詹姆斯・R・汤森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人演说精粹》洪安南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改变中国的100件大事》张春林等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宋庆龄的足迹》蒋洪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