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5 10:45:47

●1979年8月17至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激励青年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1975年9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宁都县竹洁公社,从小爱好天文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在8月30日北京时间19时35分也发现了这颗新星。”

●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时间里,下乡知识青年李正义共安装小电站31个,安装打米机、柴油机20多台。

● 知青先进代表中央召开知青先进代表座谈会

1979年8月17至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4名上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薛喜梅。

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乡知青2人,城镇下乡知青32人;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3岁;下乡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

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

在当时,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发挥这些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青年志在四方、献身四化,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在26日,座谈会达到高潮。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

华国锋在讲话中称:

大家很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我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如果说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一些缺点和毛病的话,那么,我们加以改进就是了。

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表彰知青先进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赴会代表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宣传声势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会议,也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们最后一次展示风采。

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主要是肯定了广大知青在上山下乡当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

但是,不论与会代表们多么振奋,会议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在知识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有些仍在农村的老知青还写信给《中国青年报》,表示听到座谈会消息后“思绪万千,对知青上山下乡有很多问题想不通”。

这些知青以质疑的方式,表明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

对于这次座谈会,有些在乡知青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的知青们,告诉到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虽然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座谈会,破格接见代表,但在知青中反应不强烈,许多人漠不关心。

当时本想通过座谈会对典型人物的大张旗鼓的表彰,遏制知青的返城热潮。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是,代表们关于“扎根”的宏论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知青返城的势头丝毫未减。

这年8月,在乡知青尚有500万人,到第二年6月,只剩下150万了。

但无论怎样,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祖国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们战天斗地的足迹。

除了这次表彰的一部分先进典型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人物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为了广大农村的建设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勤劳,祖国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上海知青高康良建设第二故乡

1969年的阳春三月,刚过20岁的高中毕业生高康良怀着建设新农村的豪情壮志,从上海来到江西省永修县虬津公社张公渡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并担任了由10名上海知青组成的知青班班长。

来到张公渡,首先映入青年眼帘的是:对面的云山山脉层峦叠翠,脚下的修水河波光粼粼,田野里铺满了红花草,宛如绿底红花望不到边的绒毯。

然而,6月下旬,青年们刚刚安定下来,山洪就汹涌而来。大雨时停时下,河水还在上涨。在抗洪抢险战斗中,高康良冒着危险抢着下水去堵漏。他在堤上跑来跑去,在水里钻进钻出,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洪水被制服了,高康良园满地完成了上山下乡的第一份答卷。

在那些和乡亲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日子里,高康良逐渐对农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农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下定决心,继续接受艰苦的锻炼,把青春献给新农村的建设事业。

在洪水退后的运土修堤和送肥抢种中,别人是挑两只土箕,他却挑4只,扁担挑断了换一根。队里分派农活,每次他都要求拣最重、最脏的干。

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称赞说:“小高哪里像城里人,他比我们更吃得苦!”

1974年,高康良担任了大队副主任,团总支书记。此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他一心扑在生产和工作上。

有一年双抢时节,高康良到一个后进生产队去蹲点。当他正和社员们起早摸黑紧张双抢时,突然得了一场病。喉咙里出现了两个硬块,严重影响吞咽。医生怀疑是恶性肿瘤,建议他立即回上海诊治。

高康良心想:双抢是一年四季中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干部,怎么能在这种争分夺秒的时候离开呢?他决定等双抢以后再说。

社员焦急地劝说,高康良却风趣地说:“是恶性的,早去几天好不了;是良性的,迟去几天死不了!”

整个双抢,他仍然同以前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是他每餐却只能喝一点稀粥。社员们见他这般忘我的革命精神,无不深受感动。

这一年双抢任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完成得快,完成得好。就在双抢结束时,高康良的病也竟然好了。

高康良把整个心都交给了农村,他坚定地沿着自己选定的路走下去。每当有招工、参军、招生的指标,他总是让别人先走。最后,知青班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975年秋,公社党委为了便于领导,让知识青年更好地在农村发挥作用,决定把分散在全公社的24名上海知青,集并到麻洲大队涂家岭上,建立一个独立核算的知青队,并让高康良负责。

白手起家,困难很多,何况这涂家岭,岗上旱,岗下涝,一阵大雨,庄稼就得泡汤。公社和大队在这里办过畜牧场,都没有成功。

高康良望着这荒凉的景象,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干,就要干得像个样儿,一定叫涂家岭彻底地改变模样。

然而,要把主观愿望变为客观现实,需要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啊!他们只有两条牛,这大片的土地怎么耕得过来呢?冬天耕种大忙的时候,各个队都要用牛,高康良就提议自力更生,用人拉犁。主张借牛的青年却嘀咕着;“用人当牛?这又不是在原始社会!”

高康良带领着伙伴们肩上套着绳子,弯着腰,弓着背,用原始的方法耕种着20世纪70年代的土地,他们像老黄牛一样,脚踏实地,在贫脊的土地上洒下汗水。

地翻出来了,节令也已经相当紧迫了。别的生产队的油菜、小麦都早播完了。青年队如果还是用当地种子,那收成无疑要受很大的影响。于是,高康良就和另一个伙伴挑着担子,到100多里外换来了生长期短的种子。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这年春节,高康良带头放弃了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和伙伴们奋战了一个冬天,开挖了一条40多米长,5米深的引水渠,筑了一条4米多高,10米多长的提水坝,把水库的水引上了涂家岭的最高处,使原来灌不到水的“望天丘”变成了丰产田。

高康良领着大家在涂家岭上洒下了多少汗水?战胜了多少困难?没有人计算过,也无法计算。然而,涂家岭这块土地却把这一切都一点一滴地记住了。

在涂家岭建队第一年,水稻亩产由原来的二、三百斤,一跃跨过了《纲要》,农副业收入达1�1万多元。第二年,水稻亩产过1000斤,劳动日值由第一年的1元增加到1�5元,,超过了当地所有的生产队。

不论是春天喷香的油菜花,还是夏天肥绿的碗豆荚,或是秋天金黄的稻海浪,冬天肥胖的甘兰包,都仿佛在告诉人们;涂家岭和昔日的荒凉永远告别了!

伙伴们都说,涂家岭能变样,功劳应归于高康良。

是的,别看这个知青队规模小,可要当好这个队长不容易!从生产到生活,从学习到娱乐,样样都得操心:每天天刚一亮就要下地,饭总是吃不安稳,常常端着饭碗处理事情。睡觉了,还不断有人来找他,就连到公社或县里开会,他也要抓会议间隙为队里办事情。一散会回队,第一件事是先往地里跑。

知青队有了这样的领头人,还能不改变面貌吗?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1978年夏末秋初,正当高康良带领大家奋战“三秋”的紧张时刻,社会上一股“回城风”刮到了涂家岭上。没几天,在农村战斗了近10年的伙伴们,纷纷离开了。队里除了几个老农,只剩下了高康良和另一名知青。禾苗没人管,拖拉机没人开。而且又偏偏碰上了罕见的大旱。

高康良心如滚油煎熬,却还有不少人在他耳边吹风:“小高,扎根农村该收场了。”

这个刚强的年青人心中翻滚得很厉害: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难道不正确?志愿下乡务农,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能说方向错了?

现在农村是艰苦点,不正因为艰苦,才需要一大批有志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青年去努力奋斗吗!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条路我一定要坚持走到底!

在这严峻的关头,为了不使这个队垮下去,高康良还兼出纳、拖拉机驾驶员等工作,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为了不使知青队这年的收入减少,他组织拖拉机为造纸厂运稻草赚运费。他每天4时就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在他的带领和精心组织下,秋收秋种任务胜利完成,油菜种得比上一年还多。

就这样,在大旱之年,队里粮食亩产仍达到上一年水平。紧接着,第二年高康良又领着伙伴们打了个翻身仗,工分值突破了2元大关,每人平均年收入600多元,多的达到近800元。

高康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

他先后两次上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高康良荣获全省新长征突击手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的光荣称号,当选为省五届人大常委和全国青联委员。

后来,高康良和伙伴们还积极筹办“农工商联合公司”,把自己的第二故乡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到这里来安家落户。林淑娘三次要求留下建设农村

1966年,林淑娘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山东省烟台市第一中学读书。高中毕业时,她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到农村去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学校领导对林淑娘说:“你是归国华侨,父母都在国外,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国家照顾起来不方便,还是留下来吧。”

听到这些话,林淑娘的心中热乎乎的。回到祖国两年多来,党的温暖,亲人的关怀,变成了她战胜困难,一往无前的巨大动力。

林淑娘流着眼泪对学校领导说:“我是祖国的孩子,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听党的话,到农村去。”

说着她拿出了早已为下乡准备好的胶鞋、挎包。

经过林淑娘的再三申请,学校领导批准了她上山下乡的要求。

1968年9月下旬,刚满18岁的林淑娘,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山东省文登县来村公社西海庄大队插队落户,受到了干部、社员的热烈欢迎。

林淑娘第一次下田劳动是割豆子。她从来没有见过豆子是怎么长的,更不用说怎样割了。女社员每人割三行,队长让淑娘割一行,她埋下头,拼命割,累得满头大汗,腰疼腿酸,可是仍然远远地落在社员后边。

为了过好劳动关,林淑娘自觉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自己。

凭着这种精神,林淑娘不仅还学会了锄、耘、点、种,而且学会了推独轮车。

种小麦时,每亩要施1万斤肥料,林淑娘推起独轮车跑在前。队长见她汗水一个劲地在外冒,怕累坏了,要她休息。

林淑娘回答说:“劳动哪能不流汗。我也不是潮头浪花,摔打摔打会更硬棒。”

林淑娘就是凭着这样的热情,这样一种拼命精神,练就了坚强的意志,火红的心。

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林淑娘与社员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她深深地爱上了祖国的农村,爱上了西海庄的农民。

村里的老贫农于大爷看场没有蚊帐,淑娘就把自己的蚊帐送给了他;曲希莲大嫂因病住院,撇下3个孩子在家,淑娘日夜为她料理家务;上级发下救济款时,让林淑娘去送,她把自己勤俭节余下的钱暗自放进救济款内,一起送给五保户。她自己身上却穿着补钉衣服,脚上蹬着一双洗得发了白的解放鞋。

社员们感动地说:“淑娘这孩子,真是和咱们的心贴在一起了。”

1970年底,林淑娘从外县开会回来,一进村就有人告诉她:“上级调你去当工人了。”

林淑娘想: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自己刚迈出了第一步,怎么能离开呢?她坚决要求留在农村。

1971年春天,队里又推荐林淑娘上大学。有人劝她说:“当工人你没走,这回可别错过机会。将来大学毕业,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林淑娘说:“我现在的工作就很称心如意,俺不走。”可是,不久淑娘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大学的老师来领她走。林淑娘恳切地对领导说:“对于我这个在国外生长的青年,农村也是一所大学,让我留下继续学习锻炼吧。”党组织再次批准了她的要求。

1971年秋天,县委准备调林淑娘当干部。党的信任感动得她热泪盈眶。经她再三要求,领导上又一次批准她继续留在农村。

在党的阳光沐浴下,林淑娘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1970年12月,林淑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当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为了改变西海庄大队面貌,林淑娘和党支部一班人制定了围海造田规划。

工程开始后,她日夜和群众一起奋斗,一条拦海大坝巍然屹立,500亩海滩,稻谷飘香;凹凸不平的盐碱地,变成了平坦的肥沃良田。全大队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亩产从1968年的400多斤增到1100多斤。

每当谈起这些变化,社员们都赞扬说:“俺西海庄能有现在这样,淑娘不知流了多少汗啊!”

1973年,林淑娘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大,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那难忘的时刻,林淑娘热泪盈眶。她想起了自己在国外的苦难生活和回国后在党的培育下迅速成长的鲜明对比,力量倍增,决心不辜负党的希望,一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谱写新时代革命青年的“理想之歌”。

1974年春天,山东省委任命林淑娘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职务高了,地位变了,林淑娘西坚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做一名普通劳动者。

一次,林淑娘从省城开会回来,刚进村口正遇到青年割草积肥。她袖子一捋,裤角一挽,二话没说,就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和青年们一起挥镰割草。

多年来,林淑娘坚持把生产大队当作她的“根据地”,一有时间就回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974年,林淑娘被省委授予“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标兵”的光荣称号。

1977年8月,林淑娘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胜利唤起他无穷的力量。她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我一定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向四化进军的伟大革命洪流中去,把青春全部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人民。”段元星发现天鹅星座的新星

1975年9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天文台发现天鹅星座新星的消息:

江西省宁都县竹洁公社从小爱好天文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在8月30日北京时间19时35分也发现了这颗新星。

自从天文学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以来,被人们发现的新星只有100多颗,而目测发现新星的,世界上就只有少数几个人了。然而,在我国目测首先发现新星的人,竟是一个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这就不能不像新星本身一样吸引着人们。

消息像长了翅膀的春燕,飞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千成百的信件似雪片般朝这位业余天文爱好者飞来,人们惊奇地探询着、谈论着,天鹅星座的新星是怎样被一位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发现的呢?

段元星是江西省宁都县人。中学时,段元星借到了《天文学简史》和《中国古代科学家》。他捧起这两本书,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

啊!关于日月食的文字记载,在全世界我国是最早的。我国古代人民对天文现象的观测和记录,已被全世界公认为最精确、最完整的观测和记录。

看到这些,段元星很受鼓舞,可是,我国近代的天文学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蒋家王朝的黑暗,已经颓废得不成样子。因此,段元星感到忧郁和焦虑,他推开房门,遥望着那无边无际的星空。

星星忽闪忽闪,月牙时隐时现,似乎在向他召唤,又在向他挑战:“段元星呀,天空有着无穷无尽的神秘,你有勇气探索吗?”

段元星禁不住从内心发出呐喊:“祖国的天文事业应该尽快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他掏出了日记本,挥笔写下了自己的誓言:

为了祖国的天文事业,为了人类光辉的未来,战斗!战斗!战斗一生!贡献一切!

理想的火花,在段元星胸中进发了!但理想的大厦,是靠艰苦实践的砖瓦建筑起来的。段元星把天文学列入了自学课程,他老老实实、辛辛苦苦、逐块逐块地为理想大厦堆砌着砖瓦。

1968年12月,段元星响应党的号召,来到竹竿公社大布大队插队落户。下乡第二年大队选他担任了民办教师。党的温暖,群众的深情,滋润了段元星心头的理想之花。他对自己说:“农村艰苦怕什么?像大庆工人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寒暑尽心观天象,誓为祖国争光彩!”

段元星立足农村,放眼星空,以土代洋,因陋就简,在仅有的一架自制的口径7�8厘米土望远镜的条件下,坚持天文科研活动。

段元星常说:“星空为我恒友,不窥如隔三秋”。不论是数九寒冬,还是盛夏三伏,他坚持每个晴夜进行观测。他在牛枯垛村小学进行巡回教学的5年时间里,经常很早起来,到一个小山顶上观测黎明星空。段元星因为经常在深夜和黎明出去观测天象,腿上曾4次留下了村里大黄狗的牙痕。

在他下乡不久的一天,一夜寒潮,生产队的秧苗全部冻烂了。社员们心疼地说:“假如早知道天气变化,做好防寒保温工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一席话,激起段元星心田中的涟漪。他决心在天文科研中结合气象观测,预报天气,为农业生产服务。

装在瓶子里的蚂蝗和剥了皮的小松枝做的“晴雨计”,便是他最早的仪器。后来,他又自己掏钱买了干湿温度计等设备,结合观测风云物象,进行天气预报。

在1973年,双抢大忙季节,久旱无雨,又要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又要派人抗旱抢种晚稻,可把生产队长急坏了。这时,段元星跑来说:“不用抗旱,不用抗旱,明天就会下雨了!”队干部一听,喜出望外,按段元星的意见重新安排了劳力。第二天,早稻基本抢收完毕时,果然暴雨降临。

为了把学到的一些天文知识和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段元星下乡的第二年,测绘了一张大队地形图。1973年冬,段元星又为大队测绘了治山治水洽田的规划图。有一块地段是改造重点,地形复杂,需要把24条山垅的586块水田、800块旱地、48个山头、91口水塘、6个生产队,以及水沟、小路、电杆的位置统统画出来。段元星登上48个山头,进行1000多次的方位角测定,用一架简单的望远镜,三根晒衣竹杆和一个硬纸板制的大量角器等土设备,运用天文目测方法,花了1个月的时间,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段元星从立志天文事业,到发现新星,经历了16个春秋。16年走过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

在段元星有计划地学习天文知识的第4个年头,他发现从蛇夫星座飞出的流星特别多。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测和分析,他认为蛇夫星座有流星群的迹象,便向北京天文馆写了一份报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想,这可是我自学天文以来,第一次向科研机关写的学习汇报啊!他盼望着回信尽早到来。几个月后,北京天文馆来信了,信中说不像是流星群,并把他的报告退回来了。不像“流星群”,就是说,自己的自学成绩没有及格。这对段元星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打击。

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同学的议论、奚落,段元星听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跑进宿舍,看见床头上那一大叠一字一句抄录的天文笔记,不禁鼻子一酸,两行热泪直往下掉。这时,他一抬头看见了墙上的毛主席画像,老人家正慈祥地看着自己呢!他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想,老一辈革命家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而自己在业余科研的道路上遭受一次失败,一次挫折,就伤心掉泪,不正说明自己内心深处还有某些不健康的东西吗?段元星擦干眼泪,翻开日记本,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搞科学研究没有失败才是怪事,不作长期失败的思想准备,必然经受不住考验;就是一辈子也没有获得成功,经验和教训也可以被后人所利用,也是能够对科学发展的洪流有所推动的。

写到这里,段元星好像甩掉了一个大包袱,浑身轻松了许多。他又钻到书本里去了。

1970年4月下旬,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喜讯传来,像春雷,又像战鼓。段元星遥望着邀游太空的红色卫星,聆听着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心潮澎湃。

他暗下决心,给自己提出了四项研究项目:一是进行气象观测;二是观测不规则变星;三是横扫星空未知,发现新星;四是探索苍穹奥秘,发现黄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段元星的业余天文研究还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社会上的风言风语,像根根针刺,射向段元星。有的说他是“想月光想迷了”,有的说他“地上的事都管不好,还想管天上的事,真是飞机上吹喇叭――‘想’得高”,有的甚至说他是发了精神病。

纷纷众说传到了段元星的家庭,纯朴的母亲本来看到儿子经常早起晚睡,身体日渐消瘦就很心疼,现在又传来这么些难听的活,怎么受得了!她暗忖:只有让儿子死了钻天文的这条心,才能减掉这些“麻烦”。母亲开始劝说段元星,一看没有作用,便要动手把段元星的书籍毁掉。为了应付这一着,段元星一面耐心地向母亲宣传学习天文知识的意义,一面偷偷地将天文书籍转移到同学家中藏起来。

段元星的一些亲属、朋友,也劝他说:“手艺是千家货,天文是一家货,还是改学点手艺吧!”一个上了年纪的长辈,见段元星这般勤奋刻苦,禁不佳摇头叹息:“唉!假如你花了这么多精力去学医的话,恐怕早就成为人人求拜的名医了!”……

“好心”也罢,恶意也罢,段元星心里默念着马克思的名言:

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不让步的所谓舆论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人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16年过去了。

1975年8月30日,这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夜幕刚刚降临,无数颗星星在天幕上闪烁着,像节日的礼花,放射出奇光异彩。

段元星在梅江河里游泳上岸后,站在河边的沙滩上,又习惯地对星空进行目视观测。他巡视大熊星座、仙王星座、天鹅星座……啊,天鹅星座尾巴上多了一颗星!他心里一怔:是人造卫星吗?没有移动,不是;是变星吗?他记得清清楚楚这个位置没有变星……新星?一定是新星!

此刻,段元星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研究新星有重大科学价值,必须立即向国家天文机关报告!他飞一般跑回家,取出自制的天文望远镜,测量了新星的位置和亮度,连夜向北京天文台和紫金山天文台写了发现新星的报告。第二天上午在发信的同时,又向北京天文台拍发了电报。那时,他的心激动得快要蹦出来啦!

果然,发现新星的消息公布了。段元星受到党和人民的热情鼓励和赞扬。

北京天文台特地给他寄来了贺信,信中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从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新星来讲,其发现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说,你的发现为祖国争了光!”

“为祖国争了光!”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啊!青年伙伴推选他参加了地、省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向党作了汇报。

电台广播了他的事迹。报纸登载了他窥测星空的身影,全国科学大会特邀他为大会代表,而且中国科学院破格将他吸收为北京天文台的研究生。

段元星还荣幸地当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届江西省政协委员。

在1978年3月18日,在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国科学大会伪全体代表。当中央领导同志握住自己的手时,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翟新华把农场建成优秀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建丰农场场长翟新华,是1969年下乡到内蒙古建设兵团的北京知识青年。1975年,他所在的团改为国营建丰农场,他被提为副场长,1978年担任场长。

几年来,翟新华一面实干,一面学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

翟新华担任农场领导后,在党委的支持下注意抓生产管理,领导全场职工艰苦奋斗,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78年,建丰农场在河套地区的10几个农场中第一批实现了粮食自给。

翟新华从1979年开始,着重探索改革经济管理制度。为了弄清楚生产、计划、财务、供销等领域的学问,他学习政治经济学,还研究了国外一些企业搞好经营管理的经验。他在学习的同时,分析了造成农场多年亏损的各种因素,整理了大量数据,并吸收本场懂得经营管理的各方面的人才,组成扭亏增盈领导小组,作为“智囊团”。

在1979年年底,经过同全场各方面反复酝酿讨论,翟新华制订出一个以扭亏增盈为中心的“三定一奖”:定收入、定支出、定盈亏、减亏增盈奖励的责任制。具体做法是:农场对30个分场一级和直属单位实行“三定一奖”,各分场也对各个班组、畜群以及一部分户、个人,实行“三定一奖”,并按农业、工副业、学校、医院和机关等不同单位,以及盈利和亏损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奖励比例。这样,就把全场每一项经济活动同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

同这种责任制相适应,农场还对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把工资分为20%的产量工资和80%的作业工资。作业工资又分为工分工资和级差工资,以便把个人之间、班组之间和分场之间的差别体现出来。这种责任制在短短的半年中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与1979年同期比较,1980年上半年全场总收入增长了52%,总支出减少了26%,亏损降低6O%。

翟新华认为,要办好一个企业,必须有大量的各种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发现和使用人才。有人说他是求才心切,见才眼开,爱才如命。有一个会计叫张国政,精通财务,在全场数一数二,但曾因经济问题被判过半年刑,一直不被重用。翟新华到场部工作后,主张大胆使用张国政,并在制订全场奖惩条例时,多次请他当参谋。

有人反对这样做,翟新华对他们说:“我想使用他,对我们好处大。有些人要强调他的德,也要重用他的才。他有一分热就让他发一分光。总之。要把一切有一技之长的人都用起来,让他们为‘四化’建设服务。”

1979年年底,翟新华读了一篇介绍外国管理企业经验的文章,很受启发。他想,建丰农场要扭亏增盈,要向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方向发展,也必须及时地了解市场情况,才能迅速而合理地购进本场需要的物资,并把本场的产品以及多余的劳动力、运输力等投到市场上去,把买卖做活。而这就需要有几个“买卖人”,有几个“商人”。因此他把过去干过采购员、熟悉市场情况的张国成调任供销科的负责人,同时也把张国政调到供销科,作为负责人之一,加强了供销环节。半年来,他们积极进行市场调查,掌握市场动态,买卖已经开始做活,大大增加了农场的收入。

翟新华有个特点,干工作有布置必有检查,而且检查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

在建丰农场,各项主要农活都在翟新华的主持下规定了具体的质量标准,如锄地,要求拉通、靠到、不埋苗、不伤苗、锄净草。麦收,每平方米内落穗不得超过3穗。施化肥,要深施埋好,不准“天女散花”等。一项农活完成后,场里要进行检查验收,达不到标准要立即返工,决不迁就。

翟新华总结工作、讲话,总是到事、到人,指名道姓,不论表扬还是批评,是哪个单位就讲哪个单位,是哪个人就讲哪个人,决不含糊其辞。他要求科室、分场汇报工作时也不要说空话,要情况具体,数据准确,一是一,二是二。翟新华常说:“我们是在办企业,办企业是搞科学,而科学必须严格。”

翟新华的另一个特点是处事果断。他认为,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和判断,及时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果断”是必要的,不能什么事都“研究研究”。

翟新华还说:“我们办事效率低,就是因为许多人怕负责任,谋而不断,甚至不谋不断,等研究好了,时机也失掉了,损失也造成了。当然断也要断得准,断得正确,如果一个企业管理者常常断错,那就证明他不具备管理者的条件,就应当干脆下台。”

翟新华办事公正,一视同仁。常有些职工找他解决个人问题,凡需要解决的同类问题,不但来找的人得到了解决,没来找的人也同时得到解决。凡需要批评的事,同他个人关系再好的人也逃脱不了。

对于翟新华的这种雷厉风行作风,少数干部感到有点吃不消,但大多数人说;在翟新华手下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心里很痛快!

翟新华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科学,企业管理者是一种从事科学活动的职业,他做出的决定和发出的指令,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因此,一个企业管理者实际上是一个“杂家”,他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除了坚定的政洽信仰以外,首先必须在经济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要通晓经济规律。

翟新华说:“我作为一个农场场长,还必须懂得农、林、牧、副、渔、机等各业的生产知识,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计划、劳资、财务、供销等,也必须弄懂。此外还要懂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而逻辑学和大学又可以提高你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一个管理者说起话来概念不清、语无伦次是不行的,没有点鼓动性也不行。”

几年来,翟新华在没有专门学习机会的情况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1978年冬闲时,他把工作交给了副场长,把自己关在家里学习《资本论》。有人反对这种作法,他说:“我今年30岁,还要工作30年,如果不学习,10年后就要被淘汰。”

后来,他又结合本场情况研究了10多个专题,包括生产、财务、劳动工资计划指标的制定,场部管理费的定额管理,以及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成本、各类消耗定额、各类补助、各种税收、基本建设投资、决算等。每一个专题的研究有了结果,他都写出了书面材料,并附有大量的数据和资料。

翟新华成为了知青中较早的企业管理专家,为企业经营管理扭亏为盈做出了榜样。梅继林推广小麦科学栽培技术

1970年4月,上海下乡知识青年梅继林从上海来到夏庄插队落户。新的生活开始了,梅继林处处感到新鲜有趣,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解放都20年了,农村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农民生活为什么还这样苦,难道这穷根子拔不掉吗?这一个个为什么在梅继林的脑海里激起了波涛。

这年冬天,上级拨下了一批救济粮。一天晚上,天空飘着大雪,北风在呼啸,梅继林背着半口袋粮食轻轻推开了五保户刘大娘家的门。

“大娘,给你送粮食来啦!”

刘大娘多次吃过国家的救济粮,但是,这次看到下乡知识青年给自己送粮食,激动的泪花挂上了眼帘,她颤颤巍巍地握着梅继林的手说:“孩子,党这样关心俺庄稼人,俺没能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反而年年要国家的救济粮,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

“唉!想啥办法呢?咱这地方哪一年不是涝就是旱。继林哪,你是念书识字的人,能有办法治住这旱涝灾害,咱们就不用发愁了。”刘大娘的话深深启示了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

梅继林暗暗下了决心,要做出改变夏庄落后面貌的规划。

学习、调查、访问、实测、研究……几乎占满了他的业余时间,渐渐的,一幅根治夏庄旱涝灾害的蓝图画成了。

1970年冬,淮北大地寒风刺骨,全村男女老少都投入了平整土地,开沟挖渠的战斗。

战斗的第一天,梅继林拉着装满泥土的车子,在工地上来来回回奔跑了一天。

第二天,公鸡还没叫,天空灰暗,北风仍在呼啸,梅继林就扛着工具走出了家门。

在工地上,茅草在抖动,“锵”的一声,坚硬的冻土震的双臂发麻,这是梅继林用力铲出了工地上的第一锹。3天过去了,梅继林手上打起了血泡,虎口震裂了,脸也冻烂了,年仅17岁的梅继林是多么想坐下来歇一歇呀!可是,当梅继林接过老队长递来的开水时,仿佛看到了全村人的支持和希望,他咬了咬牙,又坚持干起来。

一个冬春过去了,在平整过的土地上,玉米和红芋长得格外旺盛。秋季,连长期低产的“南老荒”也第一次获得了丰收。

首次获得丰收给夏庄人带来了巨大欢乐和鼓舞,他们一个冬春接着一个冬春,一连干了3个冬春,在这场巨大劳动中,梅继林一直干在最前面。

1972年,夏庄夏季小麦单产达到了400斤,平均每人分了300斤,这不仅在夏庄,就是在全公社也是破天荒的一次。

老饲养员像得了孙子似的高兴,五保户刘大娘逢人就说好……可是,有些没有受过苦的小青年却飘飘然了,突击队里就有人说:“夏庄现在是坐到宝塔尖上了,要是都能达到咱这个高度,我看哪,到共产主义也就差不离了。”这充满着对现实生活的赞美,充满着对胜利的自豪,但也流露出骄傲、满足现状的情绪。

但是,对事业心很强的梅继林来说,他已经在考虑新的里程、新的目标。夏庄的产量跟周围社队比是高了些,可是跟先进的地方比只能算低水平的,跟一些发达的国家比差得更远,人家的小麦产量能达800斤,甚至上千斤,夏庄为啥达不到呢?

实践同样提出了问题,1973年夏庄小麦产量不仅没有提高,单产反而比前一年下降了30多斤,这时有些人傻眼了,甚至泄气了,然而梅继林却从此踏上了农业科学试验的征途。

同一块地,同样的种子,同样的水肥条件减产了30多斤,是播种晚了吗?不是。是管理上有差错吗?也不是。从小麦长势看,比去年还好呢!那么减产原因在哪里呢?梅继林在苦苦思索着。请教有经验的老农,他们也说不出个道道来,翻开农业科技书籍,也找不出答案。

谜,究竟在哪儿呢?吃饭的时候,梅继林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小麦样品。白天干活,梅继林思绪奔腾,深夜两点了,纸糊的窗子里还映出他手托下巴的身影,多少个黎明啊!公鸡把他从沉思中唤醒。

一天夜里,梅继林又一次看完了他心爱的“小麦栽培学”,谜团仍不得其解。他数着桌上的样品麦粒,突然发现两瓶麦子的粒数不一样,又数一遍称一称,麦子的千粒重也不一样,渐渐地,梅继林心里亮了,原来是小麦品种退化了。要防止小麦品种退化,就必须对种子进行提纯复壮。

秋天,夏庄整理了5亩小麦种子田,梅继林亲手播下了种子,但是,同时也播下了希望和担忧。

小麦发芽出苗了,梅继林心里有如春风荡漾的湖水,多么兴奋啊!他像辛勤的园丁爱护着百花盛开的花圃,他像慈爱的母亲爱抚刚刚降生的婴儿。

冬天,他每天清早都要去看一次,麦苗冷不冷?会不会凉坏。俗话说,麦怕胎里旱,千万不能让小生命渴着了。春节前,大田的麦子浇了一次,可种子试验田就灌了两遍。梅继林认为,要打开农业科学的宫门,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晴天,梅继林蹲在田里细心观察、记录。雨天,他拿着铁锹及时放掉积存的雨水,多少个曙光初照的早晨,他踏着露水,背着沉重的喷粉器给小麦打药,多少个傍晚,他在给小麦锄草施肥。功夫不负有心人,试种终于成功了,经过提纯复壮的种子,颗颗粒大饱满。第二年利用提纯复壮的种子加上科学种田,全队120亩大田创造了单产630多斤的好收成。

任何作物都有遗传性和变异性,只要掌握它的规律进行选择和培育,不仅能防止种子的退化,而且能获得更加优良的纯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梅继林通过对小麦提纯复壮试验的总结,又扩大了对棉花和杂交玉米的提纯复壮,并开展了小麦与玉米、小麦与棉花、玉米和大豆的间作试验,使全队粮棉产量都获得了大幅度增长。

在1975年,6亩棉花的试验田,亩产皮棉达到了204斤,超过了1970年前大田棉花产量的14倍。

1978年,由于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调整,全国农村有成千上万的下乡知识青年返回了城市。这时,梅继林也收到了10多位亲友、同学的来信,劝他不要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连过去一直支持他扎根淮北的父母也来信,也催他回上海。

读了家信,梅继林陷入了沉思和苦恼。他想,在夏庄10年,曾放弃了4次升学、3次招工的机会,全大队33名知识青年先后走了30人,除1人结婚外,只剩下两人了。

在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非常重视,许多政策正在落实,目前正是大干四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可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刻,父母要催我问城呢?他决定回上海一次。

1979年2月初,梅继林回到了上海。他看到不少邻居的孩子都从农村回来了。同学们见了都劝他要正视现实,赶快回来,就连他弟弟也讽刺他“想当畜牧场场长”。他不由暗暗地考虑:难道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真的落后于形势吗?难道只有回上海才能为四化做贡献呜?难道……他努力寻求着正确的答案。

一天晚上,梅继林来到了曾同他一起落户淮北的小赵家,小赵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1978年考取了复旦大学,两人很好。小赵劝他:“回上海好好补习功课,努力考上大学,等掌握了专业知识,再回农村也不迟。”

梅继林从小赵家里回来,心里很不平静,他佩服小赵为四化顽强学习的精神,也相信小赵用科学改造社会的道理是对的。但是,自己怎么办呢?梅继林失眠了。此刻,他想起去年到北京参观12个国家农机展览时受到的教育和启发,实现农业机械化,要靠有文化有技术知识的人才去奋斗,这使梅继林再次受到鼓舞。

第二天,梅继林又到好友李建强家里,征求对自己是否回上海的看法。小李是在阜南插队后上大学的,如今是阜阳师范学院的教师。

梅继林说:“过去你在农村战斗有个规划,并已经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劳动和心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新的形势下,如果你认为对自己干熟的事业继续努力,比之丢开自己熟悉的事业另学一样东西,对社会更需要更有益,更能使上劲,那你就应该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小李的意见,打开了梅继林的心窗。他想,要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当个发明创造的科学家,自然对人类贡献很大。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需要有人去推广、去应用呀?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人生在世,是要为人民干几件事情的,很多事情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四化大业是由件件小事汇成的,好高骛远,见异思迁,是成就不了什么事业的。

梅继林用这些道理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父母,他高高兴兴地牵着从上海买来的两条荷兰牛回来了。老队长朱安国见到小梅就问:“继林啊!人家上海来的青年都回去了,你这次回去吗?”

老队长话音未落,梅继林就笑着说:“老队长,你放心,我不走了,这一辈子就跟你们一起干农业这一行了”。老队长听了高兴地紧紧拉住梅继林,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10年扎根经风雨,喜见幼苗已成材。1974年,梅继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5年,他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又由公社副书记提任为公社书记。

10年来,他多次出席过县、地、省先进知青代表会,还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省劳模。

梅继林常说:“我下乡10年,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无知的青年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我一定牢记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为发展农业,建设四化,甘愿做一颗铺路石子,永远铺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

当年,正是这些无私奉献的知识青年们,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辛勤地不倦地贡献自己的力量。陈家澍发明袖珍数字温度计

路是人走出来的。只有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理想的境界。江苏省五届人大代表、邢江县下乡知识青年陈家澍,就是这样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他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设计创造了我国新型的袖珍式数字温度计,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电子科学的高峰进击。

这种袖珍式数字温度计,不受气温、湿度、时间等条件的影响,可以实行远距离的测温,操作人员只要按下电钮。所测温度便用萤光数字清晰、准确地显示出来。他把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国防建设、医疗卫生和粮食保管等方面的温度测量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了这种袖珍式数字温度计,陈家澍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劳动,花费了许多心血和汗水。他是怎样越过重岩叠障,踩出了一条成材之路的呢?

1968年,陈家澍从南京市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来到农村插队。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整天风里来,雨里去,手上打起了血泡,肩膀磨起了馒头似的肿块,还是乐呵呵地跟着乡亲们干活,丝毫也不懈怠。

傍晚,村庄一片寂静。劳动了一天的小伙子们,无所用心地打牌、下棋,嘻闹消遣,常常玩到半夜深更。在这偏僻的乡村里,周而复始的劳动,使活泼的青年人觉得乏味、枯燥。陈家澍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像一位严厉的法官时时审理着自己:青春该怎样度过?难道就这样让自己的大好年华虚度?这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无论劳动多么艰辛,他从不加入那打闹说笑的行列,下工回来,不是捧着书本背数学公式,就是演算练习题。

看着这番情景,有的小伙子不解地问他:“陈家澍,现在我们已经是标准的泥腿子啦,学那A、B、C,背那X、Y,还派得上什么用场?”陈家澍听着这幼稚、无知的话语,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想起下乡前夕母校老师的期望,想起年迈的双亲的嘱咐,想起农村落后的现状,他习惯地推了推近视眼镜,说:“我们是新型的农民,农村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知识,需要科学!”

幼年便与无线电结下了不解之缘的陈家澍,在农村劳动的岁月里,他起早带晚帮全大队几百户人家安装了有线广播。生产队的电动机坏了,经他的手修理好了。谁的收音机有了故障,他很快地帮忙修好。他还帮公社卫生院装置了高频手术刀、青霉素应试仪……

乡亲们最爱实际,夸夸其谈不能赢得他们的信赖,他们头一遭看到这些新鲜仪器,人前人后地竖着大拇指夸赞陈家澍:“究竟还是有文化的小伙子,露出的这几手,真不简单哪!”

这时的陈家澍,思想仿佛长上了翅膀。在农村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只要辛勤地耕耘,知识青年是会大有作为的,他要把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让理想在这里开花、结果。

“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1974年9月,陈家澍的聪明才智被县知青办和粮食局的同志看中了。当时,商业部号召各地要科学保粮,县里决定迅速造出一种数字温度计,改进测量粮温的办法。他们从全县1�3万多名知识青年中选优拔尖,陈家澍成了技术骨干,队里的大伯、大婶知道县里把他调去搞发明创造,叮嘱他一定要搞出个名堂来。

研究基地在公社的粮管所里,这个丘陵山区的重点粮库,堆放着数千万斤粮食。陈家澍和他的伙伴朱小松,看到粮食保管人员肩扛一捆几十斤重的铁杆温度计,爬上几米甚至10多米高的粮堆,把顶端带有水银温度计的长铁杆子一根一根地插入粮囤里,有时插不进去,还得用木锤砸下去。隔15分钟,再用力拔出来观察,记录粮食的温度。一座1000万斤的粮库,两人连续工作7天还检查不了一遍,碰上阴雨天或是药剂熏蒸期间,不能开仓测温,弄不好就造成粮食霉烂。

“这是多么陈旧、笨重的方法啊!”陈家澍紧皱双眉,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

工人师傅接过话头说:“你们有文化,能尽快发明一种仪器,把测量出的温度直接用数字反映出来,那就好啦!”

工人师傅恳切的话语,像重锤敲在陈家澍的心上。他联想到在农村劳动的情景,人们常说1斤米要流4两多汗水,他虽然没有考证,但对粮食的来之不易,是有很深刻的体会的。在生活的道路上,陈家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担,立志研制一种具有70年代水平的数字温度计。

陈家澍懂得:攀登科学的高峰不能单凭热情,还需要知识作为攀登的阶梯。要造出一种先进的数字温度比对于只有初中水平的陈家澍和朱小松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困难挡不住有志的青年。他和朱小松像久旱的禾苗,努力地吸取知识的甘露,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攻读了《晶体管脉冲数字电路》等基础理论。

那时,两个小伙子把每月20多元的生活费,省吃俭用,硬是省下钱来,订了10多种有关无线电知识方面的杂志。陈家澍和朱小松边学边探讨,画了上百张草图,进行了上千次的计算,经过1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苦战,终于掌握了数字式温度计的核心:热敏电阻数字电桥的设计方法,画出了整机逻辑图和电原理图。

有了图纸,要把它变成仪表,困难接踵而来。几十块印刷线路版、框架、外壳、按钮、显示屏都需要自己手工制作。制作印刷线路版,按照要求必须照相制版。可是,两个小伙子手里仅有1只万能表,两把电烙铁。

陈家澍说:“到外面加工,单线路版就要好几百元。我们自己动手用笔画吧!”

他们找来了鸭嘴笔,用油漆画线代替照相制版,经过试验效果还好,两个小伙子心里像喝了蜜一样舒坦。他们白天画,夜里也画,有时一块版竟要画上两天两夜。停电,他们便点起蜡烛画,蜡烛点完了,就把蜡烛头集中到小铁盒里继续点。

他们从傍晚画到鸡啼,陈家澍实在太劳累了,他身不由主地打了盹,蜡烛火苗烧着了他的头发,烧坏了他的眼镜架子,当他惊醒过来时,觉得头胀得有笆斗一般大,眼珠要蹦出来一样疼痛,他死劲地揉揉眼睛,又埋头画了起来。就这样,30多块印刷线路版,全靠手工一笔一笔地画好了,他们把它放在氯化铁溶液里自己加工腐蚀,10多天,就制成功印刷线路版。

要把数字显示技术运用到粮食测温仪上,是更大的难题,县粮食局领导特地安排陈家澍和朱小松到上海取经。这是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啊!他们在9天里连续走访了30多个单位,白天请教了上百位工人师傅、技术员和教授。晚上,还赶到卢湾区工业专科学校听脉冲技术讲座。

当人们知道这两名知识青年为何而来时,连70多岁的老教授也挤出休息时间,不厌其烦地给他们传授有关专业知识。

上海之行,使陈家澍如虎添翼。他看到人家采用的是铜电阻,根据自己设计测温仪的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用热敏电阻来代替,这不仅降低成本,还能缩小体积。为了将测温点的热敏电阻直接埋在粮堆里,上粮和下粮时不致于碰坏,他把热敏电阻和细导线同时穿在直径只有10毫米的塑料软管里,做成了测温电缆,这样,既保护了热敏电阻,又使投点方便、准确。

接着,他又大胆地在测温仪上,添置了“仓温寄存器”,装置了数字式报警电路,对粮库本身温度可以自动显示,一旦超过正常的温度,就能立即发出声、光信号,从而实现了粮食测温、报警自动化。

在科学上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全数字粮食测温仪组装完毕,陈家澍进行了调试试验。谁知,当他一打开电源,点序和仓序便出现了干扰和牵制的数字显示紊乱。他接连搞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成功,陈家澍心里十分难受。叩开科学奥秘的大门,实在不容易啊!

就在这时,省、地、县知青办和县粮食局的负责同志,登门看望,亲切地鼓励他们。他们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第一台数字粮温巡回遥测仪试制成功了!

如果说,困难是一种锻炼,那么,成绩和荣誉更是一种考验。陈家澍没有满足已有的成绩,又对全县39个贮粮点进行了调查,看到自己研制的遥测仪只适用于保管量大、长期储粮的仓库,而对大多数存粮分散、流动性较大的贮粮点,并不完全适用。陈家澍盘算着怎样迅速造出袖珍式的新型数字温度计。

正在这时,一家电影机械厂为了解决16毫米电影放映机中的片门温度的测试,需要测量高达摄氏150度的数字温度计,两次派人前来要求帮助研制。

但是,陈家澍既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仪器,也没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仅仅从杂志上零星片断地了解到国外有这类产品,人家多半采用了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甚至一块集成电路就能完成复杂的从物理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就是这样的仪器,也存在电路复杂、耗电量大的弱点。然而,我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陈家澍左思右想,能不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利用已经取得的经验,研制出袖珍式数字温度计?他向朱小松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两人决定试一试。

于是,他们找来了具有集成度高、功耗小等特点的集成电路和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用4节电池作为电源,初步搞成了一台样机。按钮一激,马上就显示出热敏电阻探头上感知的数字温度。

看着这标出的数字温度,朱小松兴奋得直摇陈家澍的肩膀,连声说:“原理是成功的,原理是成功的。”

陈家澍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虽然原理是成功的,但还有不少的弱点:一是用了3组电源,电耗不平衡;二是电流消耗大;三是电源电压低落引起较大的误差;四是电池所占的面积太大。

陈家澍全部精力倾注在袖珍式温度计的研究工作上。他无所谓上班制度,也无所谓节假日,头发长了忘了去理,衣服脏也没空换洗。

夏天,他在防震棚里操作,不顾闷热和蚊虫的叮咬。冬天,湖边气温骤然降到零下10多度,冻得直打冷颤,他握搓手暖暖身子,又埋头去研究。就这样,陈家澍先后做了8台样机,进行了多次的电路试验,终于得到了动态平衡的工作状态。节省了一组电源,电流消耗从30多毫安降到10多毫安,电池始终能保持温度计的精确度。

经过10个月、300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新型的袖珍式温度计终于问世了!

这项成果,在科技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全国10多种报纸和电子、无线电技术杂志,相继发表了他的论文和有关他的文章。

各地热情洋溢的信雪片似地飞来,21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派了技术人员登门参观取经,许多工厂、矿山、医院、农业气象、国防军工单位纷纷来函、派员订货。

陈家澍的这项发明在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中,还荣获了银质奖章。后来,陈家澍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黄伯洪用电子技术为农业服务

1968年10月,18岁的黄伯洪在江西上饶一中高中毕业了,他怀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抱负,来到安徽、浙江、江西交界的德兴县皈大公社插队落户。

下乡后,黄伯洪在设备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先后制成高频种子处理器、高频脉冲驱兽器、恒流式快速充电器、半导体冷阴极黑光灯、粮食水分测定仪、水质测定仪、自动控时器、作物辐射器、自来水自控抽水设备、无电源变压器扩大器、自控广播扩大站、大功率起爆器、半导体针疗器、针麻仪等20多种电子电器设备,还研究了作物的电效应,为建设新农村做出了贡献。

1969年春天,秧田里的秧苗开始长出来了,翠绿如茵,十分可爱。

就在这时,寒潮侵袭到了皈大公社,成片成片的秧苗,枯黄了,烂掉了。在公社担任电工的黄伯洪和社员一样,心急如焚,他决心跟寒潮斗一斗,攻下烂秧关!可是,从哪儿突破呢?

一天,公社商店的采购员小胡告诉黄伯洪说,红外线幅射能解除香烟发霉。这件事引起了黄伯洪的兴趣:红外线灯泡有幅射,能用于处理种子吗?不妨试试看。

黄伯洪和小胡立即找来谷种,分成几批,按不同时间,用红外线进行处理,然后放在培养盆里培养。

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培养盆里的谷种没有绽出期待的白芽,而是变黑、霉烂了。

失败的痛苦折磨着黄伯洪,怎么办?碰到困难就洗手不干吗?为什么失败?黄伯洪翻来复去睡不着,他从床上爬起来,提笔给在北京一个研究所工作的姐姐写信,请她帮忙找找原因。

姐姐回信了,鼓励弟弟掌握科学技术,努力实践,攻克难关。信中夹着一份《科技通讯》,上面有报道某国家用高频原理处理种子的简短消息。“太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收获,人家能办到的,我就不能?才不信哩!”

黄伯洪的房间里,经常彻夜灯火。他的脸庞,也在一天天地消瘦。但是,知识在他的脑海里积累着。高频原理弄懂了。种子处理器的线路图设计出来了。按比例缩小的,幅射2瓦的小样机,也装成了。

正式装配了,没有零件,黄伯洪就把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卸下来装处理器。没有大功率电源变压器,就串联小功率的变压器来代替。没有大功率的线绕电阻,就从盐水溶液里引出两根导线来代替。磁高压变压器、高轭线圈、灯丝变压器都没有,黄伯洪掏出积蓄,买来矽钢片,自己动手绕。

种子处理器装好了。第一次试验他先用低压把机子预热一下,然后打开高压。种子处理器怪叫起来,没容小黄切断电源,“啪”地一声,爆炸了。顿时,屋里弥漫着青烟,焦糊味充塞着整个房间。

失败没有吓倒黄伯洪,他找到了失败的原因,是机子耐压不够。于是,黄伯洪重新设计了一种半波倍压线路,省去10多只变压器。同时,他设计了一只耐压很高的电解电容,以便控制电流。这种电解电容很难买到,黄伯洪就将小容量的电解电容串联起来,解决了这个难题。

装成后,经过测量,直流高压居然达到600伏,这是预定的要求,要是能加上负载,试验就算成功了。

谁知一加负载,没出半分钟,种子处理器发出一丝“嗡嗡”声,体积逐渐大了起来。小黄屏住呼吸,伏下身去检查。原来,小容量的电解电容承受不了高压,两边起了泡。

这时,还没来得及切断电源,电容爆炸了。锡钻纸、电解液、铝皮屑飞溅开来,黄伯洪双手捂住了眼睛。参加试验的小胡叫道:“你的眼睛怎么啦?”小黄擦了擦眼睛说:“看得到,没事。”说完又去检查机子。小胡一把盖住机子,劝道:“算了吧,太危险了,差点把……”黄伯洪倔强地说:“就是炸瞎了,我还要摸着干!”

这天晚上,黄伯洪通宵达旦,连续奋战。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在他脑海中翻腾着,排列着,组合着。到清晨,他终于设计出全波倍压线路图……

胜利,属于百折不挠、永远奋击的人。不久,一台种子处理器诞生了。它能使种子提早半天发芽,提高发芽率21%,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烂秧问题。

黄伯洪把试验成果写成科技资料,寄给有关科研部门,得到了赞扬和鼓励。

后来,黑龙江某工厂根据小黄提供的资料,经过一些改革,大批制造了高频种子处理器。许多单位在运用处理器后,还专门来信感谢。后来,黄伯洪的第一台高频种子处理器摆在了省农业展览馆。

黄伯洪还发明了驱兽器。因皈大公社是个山区,野兽特别多。每逢秋收季节,好端端的一片庄稼,一晚之间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搞得一塌糊涂。社员们为了保护劳动果实,人们只得整夜守在山上的窝棚里,敲锣赶野兽。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被野兽钻空子,甚至有的人被野兽、毒蛇伤害。

黄伯洪暗暗琢磨,想研制一种驱兽器,制服野兽。他向党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领导上很高兴,让他依靠群众摸清野兽活动规律,早日造出驱兽器。

黄伯洪到处求师请教,了解野兽活动规律。猎手老昆叔把自己打猎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他仔细听着,记录着,对野兽怕声音这个特性,特别感兴趣,他想,装个音响驱兽器,用高音喇叭准能吓走野兽。

果然,装成的音响驱兽器很灵。守山的人见野兽一来,轻轻一按电钮,高音喇叭一阵“呜呜”怪叫,把野兽吓得乱窜。

双抢来了,劳动力十分紧张,可驱兽器却要一个好端端的劳动力陪着,黄伯洪自问:难道不能搞个自动控制的驱兽器?

自动报时器启发了黄伯洪。这种自动报时器,也是他发明的。他是在闹钟里装个定时装置,然后联在广播上,到了规定时间,闹钟一响,全社的广播喇叭就像报晓的公鸡那样叫起来,催促社员们参加双抢。

黄伯洪设计了自控驱兽器的线路图,又连续干了几个晚班,终于试制成功了。事物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自动控制的驱兽器,开始效果蛮好。时间一长,狡猾的野兽似乎懂得了高音喇叭的秘密,又肆无忌惮地在高音喇叭声中,安然地糟踏着庄稼。

黄伯洪经过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的试验,高频脉冲驱兽器试制成功了。从此,野兽再也吃不到庄稼,只能尝到电的滋味。秋收后,有个装了驱兽器的生产队,增产1�5万斤红薯,5000多斤玉米。

凝结着黄伯洪的心血和智慧的新产品,一件接着一件问世了。他的事迹报纸刊登了,电台广播了。然而,黄伯洪感到自己基础理论不足,要取得更大的成绩,就必须刻苦钻研,不断学习。他向知识的更深领域不断探索着。

这年双抢过后,闹了虫灾,螟虫成群飞舞。小黄想造一种用直流电,适合山区特点的黑光灯。他当时是公社电工函授班的兼职教师,与学员们一商量,便决心干了起来。不久,那种轻巧、省电、价廉的半导体冷阴极黑光灯,试制出来了。

不久,可控硅快速充电器也诞生了,解决了全公社的汽车和拖拉机的电瓶的充电问题,具有快速、省电的优点,还有自动保险装置。但是,顶着风雨试制成功的黑光灯,黄伯洪怎能忘怀呢?

1977年的双抢即将来临,黄伯洪为筹建生产黑光灯的小作坊奔波累病了。医生叫他住院,他不肯。终于在双抢前造出100台黑光灯,及时支援了灭虫保苗战斗。黑光灯像一个个哨兵,屹立在田间,闪烁着警惕的眼睛,守卫着公社的田野,搏击着大自然的风风雨雨。

大凡致力于某项科研的人,往往是在一些细微、平常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加以研究,取得成果的。黄伯洪就是从一棵爬在电线上“吃”电的丝瓜上,研究出作物的电效应的。

有一次,定坑大队的广播线出了故障,黄伯洪沿线一查,原来是棵爬在电线上的丝瓜,影响了线路畅通。他把丝瓜藤拿了下来,黄伯洪感到奇怪,他仔细瞧瞧丝瓜,呵,确实长得不错。可是边上那几棵爬在竹杆上的丝瓜,长得就不如这几棵。这种奇异的现象,引起了黄伯洪的注意,他琢磨不透。

黄伯洪翻书查资料,没找到根据。他潜心思索,大胆猜想,可能是电对作物有某种刺激作用。

猜想到证实之间的桥梁是实践。于是,黄伯洪在菜园里拉了几根铁丝,分成高压、中压、低压和不用电4组,搞起了对比试验。

炎热的中午,他不顾汗如雨淋,拿着仪器测量电压,观察变化。寂静的夜晚,他任凭蚊虫叮咬,打着电筒记录数据。

过了几天,接在高压上的那组菜,有点发黄了;低压和不通电的几乎没有差别;只有中压那组,好像有点争气,长了一点。正巧,这时黄伯洪有事去县里。临走,他委托几个同志照料试验地,还特地关照说:“有事打电话找我。”

黄伯洪到县的第三天,告急电话来了:“高压那组菜叶片要烂了,不行了。”

黄伯洪冒着大雨,连夜回到了公社。刚一到家,顾不得25公里夜路的疲劳,连身上湿的衣服也来不及换下,一头扎进菜园里去了。

黄伯洪仔细考虑,认定电压太高,会对作物有压抑作用。于是把高压那组降压,其余不变。

半个月后,奇迹出现了。高压那组菜变样了,叶片转青,新发出许多嫩芽,生机勃勃,低压那组菜也向上窜了窜,绽开了许多花蕾。此刻,黄伯洪加快了步伐,他翻阅所有的记录,查数据,寻找答案。他到菜园一次又一次用只测量菜的生长速度。电对作物有促进作用,黄伯洪深信不疑。

这一天,黄伯洪骑着自行车,去检查自动广播扩大站的线路。突然,一棵丝瓜紧紧地吸引了他。丝瓜藤牵攀在线路上,一根根丝瓜悬挂着,足足有1米多长,这比小黄试验田里的还要好。

黄伯洪急忙下车,仔细观察。他抬起头来,沿着线路向前看去。呵!河对面还有一棵,也是长得这么好!黄伯洪一乐,来不及脱鞋挽裤腿,“哗哗”地淌过河去,专注地看着,思索着:这条线路是用交变电压;那两组菜,也是变压后再好起来的。看来还是变压在作怪!想到这里,黄伯洪撒腿往家里跑,连自行车都忘记在路边。

此后,黄伯洪的试验地里又多了一根铁丝,用的是变压。果然,蔬菜经过变压的刺激,呼呼地直往上长.

这一年,小黄试验的蔬菜,在同样条件下,用电刺激的比不用电的增产1�2倍。作物电效应试验成功了。随即,黄伯洪把自己的发现,试验的结果,连同数据写成了报告,寄给了上级科研机关。上级科研机关给予小黄很高的评价。

后来,黄伯洪的事迹,多次上了报纸,并在电台广播过。他被选为江西省四届政协委员、全省青少年学雷锋标兵。武绍亮制风力发电机造福牧民

1980年4月10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风能协调会议上,来自全国的有关科研人员正在热烈地讨论风能利用问题。

国务院农机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说:“风能利用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风能资源分布的详细考察,这方面的考察我国一直没有人搞。”

这时,一个身材颀长的青年站起来说:“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粗浅的调查,愿意抛砖引玉地谈一谈。”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数十双眼睛一齐盯住了他。

这个青年头头是道地说:“全国风力分布划为4个等级。内蒙古全年平均风速是每秒3�64米,约占全国风能量的30%,相当于747亿×10万马力,换算成电能等于549亿×10万千瓦,也就是说等于目前全世界现有发电能力的几百万倍,可以说取之不尽……”

这个对风能资源很有研究的年轻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呼和浩特市下乡知青,他叫武绍亮。

1970年初,一个严寒的深夜,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巴音公社插队的武绍亮,正在一位牧民老大娘家帮助接生羊羔。蒙古包外狂风呼啸,包里小煤油灯忽明忽暗。就在这天夜里,由于天黑看不见,两只小羊羔生下来后没有及时护理,冻死了。

清晨,武绍亮看着蒙古老妈妈痛惜羊羔的神情,思绪万千。多么富饶的草原,多么勤劳的人民,可又是多么落后的生产方式呀!要是能用电来照明、剪羊毛、那该有多好!

可是,在这偏僻的大草原,电源从哪里来呢?水利发电不行,牧区气候干旱,一年难得下两次大雨,附近也没有流量大的河流。火力发电也不行,社员们至今还在烧牛粪,没有燃煤。架设输电线路更不行,仅材料费就要100多万元,只有37户人家的生产队怎能负担得起。

有一天,武绍亮看到一个牧民老大娘用自制的小风车咕噜噜地捻线,一下启发了他。是啊!怎么没想到风力发电呢!人们说草原上的风一年只刮一次,就是从正月刮到腊月,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能源啊!

武绍亮于是像着了魔似地找来有关风力发电的书籍。他翻开一看,傻眼了:电机、风轮、调速装置……复杂的构造,深奥的公式,密密麻麻的外文字母,使他这个初中毕业生如看天书。怎么办?“学!”让草原上的人们用上电的愿望,深深地抓住了他的心。

白天放羊时,武绍亮队在草地上学,下工后,就点着昏暗的油灯在自己的“土窝窝”里学。凡是能买到和订到的有关书籍和杂志他都买都订。光是内蒙古科技情报所的书,他就借过100多本,写下了四、五十万字的笔记。

在很短的时间内,武绍亮学完了高中数、理课程,以惊人的速度,基本上攻下了《风叶机翼理论》、《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等专项技术理论关。

1971年初,武绍亮带着几个始终没有弄懂的理论问题来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古大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求教。武绍亮向老教授说:“教授,您知道草原上的人至今还在一桶桶地提水饮畜,他们还在用手一只只地剪羊毛……让草原的人们用上电,是我们青年人有责任啊!”

老教授被武绍亮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动了。从此,武绍亮成了老教授的常客。很快,第一张风力发电机的图纸绘制出来了。

有了图纸,武绍亮就准备动手研制,可是,必要的经费和物资在当时很难具备。难道前功尽弃?武绍亮内心似沸水般翻腾着,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爱草原的一草一木,爱这里勤劳的牧民,就连草原上的急风暴雨我也非常喜爱。狂风固然有害,但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发电、提水,为草原造福。

正是这种对草原深沉的爱,武绍亮毅然决定:自费搞科研。

武绍亮用自己积攒多年的1100百元钱买了风速仪、电机和工具。在制作中,钱不够了,他把家里的缝纫机、手表卖掉;还是不够,他又咬了咬牙,把父亲送的手表也卖了。在冬天,他把仅有的皮袄也卖了。

武绍亮为了取得准确数据,不辞辛苦地在飞沙走石的旷野上测记下每天的风向、风力。一次,草原上刮起9级大风,武绍亮爬上房顶准时测记。当时的狂风险些把他掀了下来,他一手搂住烟筒,一手高擎风速计坚持作业。

在这年的正月初一,人们都穿上新衣。骑上骏马,出去走亲串户。武绍亮却在家里摆开了电机零件和工具,整整忙了一天。第一次风力发电试验,由于计算错误失败了,武绍亮急着翻资料、核对图纸、反复琢磨,寻找失败的原因。

一晃5年过去了。武绍亮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求教了30多个单位,先后进行了上百次试验。

1975年11月,他制造的适合草原使用的第一台小型风力发电机成功了!蒙古包里的电灯亮了!

消息传开,牧民们争先恐后地骑马来参观、庆贺。一位老阿爸拉着武绍亮的手说:“孩子,你的心像金子一样,你真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啦!”

武绍亮原来搞的风力发电机虽然已经有了实用价值,但是,成本较高,又嫌笨重。不要紧,改革它!不久,小型、轻便的风力发电机出世了。这种发电机,只需一根6米杆,安上风轮和电机,用电线引到蓄电器上,一接通开关,灯就亮了。

在公社党委支持下,武绍亮一连造出了24台,分别安装在一些边境哨所和牧民定居点。为了便于维修和随时掌握运转情况,他经常推着自行车,驮着工具和材料,巡回察看、维修。

1979年6月29日,草原上罕见的风雪,使气温下降到零下32度。武绍亮顶着风雪骑着自行车巡回检查风力发电机。他从上午蹬到下午,牧民王二明见他手和耳朵都冻肿了,说什么也不让他继续再走了。但是,武绍亮为了让更多的人点上电灯,不顾冻伤疼痛,又坚持在风雪中蹬车走了20多公里,一直到21时才到达边境哨所,一下车又继续忙碌起来。

1979年,武绍亮研究的风能发电已列入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并得到自治区领导的支持。为了使草原上能够自动汲水和搞综合加工,他又设计出了大型风力发电机的图纸。

不断进取的人,是永不满足的。武绍亮开始了向风能利用的空白,风力资源的分布考察进军。

1979年12月,武绍亮辞别妻儿,冒着塞外高原的严寒,背着风速仪和借来的照像机,独自做5个月的野外风能资源考察。一天又一天,饿了,到村里要点吃的,渴了,饮山间的冷泉水。从乌拉特草原到白云鄂博,从大青山到河套平原,山口、沟底、平川、河谷都印下他的足迹。

冬去春来,武绍亮写出了一份《内蒙古风能资源分布情况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和以前资料所载不同的新数据。这是我国第一份大面积的野外风能资源考察报告。

同时,武绍亮向全国200多个气象台、站发信,索取了大量资料。他又到北京中央气象局,查阅了建国30年来的全部气象记录。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敬佩地对武绍亮说:“小伙子,你硬是让我们把全部资料都给你运来了,真没见过像你这样下功夫查资料的人。”

武绍亮用坚强的毅力闯过了道道难关,写出了《风能及其分布》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和他制造的风力发电机,都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作品特等奖,并被选送到首都展览。后来,武绍亮光荣地被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内蒙古自治区先进知识青年标兵。

16个寒暑更易,武绍亮驾驭长风,为民兴利,就像他制造的风力机一样,风越大,转速越高,发出的能量也越多。他的出色贡献,显示出了一个新时期的青年对祖国四化建设的崇高责任感,凝聚了武绍亮对草原人民一腔赤热的心血。李正义办电站成为真正土专家

1968年,李正义高中毕业了。他与6个同学一道,来到贵州省黄平县松洞公社羊尾冲生产队插队落户。

在当地党组织和社员的培养教育下,他把改造山区的落后面貌看成自己应尽的职责,努力为四化建设作贡献。他爱学习,肯钻研,学一门会一门,成了办电的“土专家”,技术姻熟的农机修理工。

身为知识青年,能为农民做点什么有益的事?小李经常思考着这个问题。

羊尾冲大队过去照明用煤油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女社员低头做针线,学生趴在小桌上做功课,眼睛非常吃力。社员碾米要挑着稻谷到远处去找碾房,耽误了不少时间。

要是能建个电站,既照明,又碾米该多好啊!小李的想法得到了大队的支持。1969年,大队把办电站的任务交给了李正义。

李正义在学校读书时,数学、物理成绩优良,懂得一点电的基本知识。对建设一个小电站谈何容易。

李正义分析了羊尾冲水源不丰富,不能搞水力发电,只能搞柴油机发电。

当时,发电机货源奇缺,无法买到,怎么办?他听说用电动机加电容器可当发电机用。于是,他到书店买了几本电工书籍,反复研究了几个通宵,初步弄懂了电动机加上电容器可作发电机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但这只是理论知识,还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李正义就和另一个社员一起从旧州中学借来一个小电动机,又用自己的钱买了所需的电容器,然后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连接好电路。

头几次试验,由于怕烧坏机件,不敢升高转速,电没有发出来。后来他们总结了经验,把油门加大,转速调高。转眼间,指示灯亮了,电压表也指示了电压,任何机件未被烧坏,而电却发了出来。

试验成功了!李正义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高兴之余,李正义头脑很快冷静下来,接着思考另一个问题:这次试验的电动机是小型的,小的能发出电,大的能不能呢?

带着这个问题,李正义他俩又到县机械厂求援,用大电动机和电容器进行试验,同样获得了成功。李正义心里乐开了花,心想:建成小电站是大有希望了。他俩立即赴县城购买建电站所需的机件。

当时队里因资金缺乏,李正义主动将他父母亲寄来的100多元钱,借给队里用于购买电机材料。买回柴油机、电动机、电容器等设备材料后,立即按照预先画好的安装设计图动手安装。

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发出了电。这里的苗乡山寨第一次亮起了电灯。有了电,白天,带动打米机打米。晚上,学生围着明亮的电灯做作业,妇女们在亮闪闪的的电灯下飞针走线。

社员群众笑眯眯地说:“像小李这样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来,我们是一百个欢迎!”

用电动机加电容器发电,离不开柴油机,成本较高,能不能搞造价较低的电站呢?试试看!松洞公社有不少的生产队水源较丰富,有不少水碾。水碾能碾米,可不可以用来发电呢?李正义决心改造这千百年来的古老水碾,让它发电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他找来有关水力发电的资料,如饥似渴地学习,并着手进行改装工作。

经过多次试验,不断总结,不断改进,终于获得了成功。古老的水碾立新功,受到山寨群众的热烈欢迎。

李正义办电站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电站也越办越多。先是本公社各大队请他去办电站,后来附近公社的生产队也请他去办电站。进而,连邻县附近的生产队都来请他去办电站。

从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时间里,李正义共安装小电站31个,安装打米机、柴油机20多台。

由于办起电站引入各种农业机械,节约的劳动日就有2万多个,并且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

如黄金大队安装了柴油机、发电机和打米机后,除每户社员点上电灯外,打米不必再挑到10公里远的温水塘加工了,只这一项,就可节约劳动日1000多个。

李正义办电站远近闻名了,当地的群众和干部称他为办电“土专家”。

其实,他不仅是个办电站的“土专家”,而且还是个安装和修理农业机械、搞水利建设的多面手。诸如柴油机、打米机、电动机、发电机之类,哪样坏了,他去摸摸、看看、听听,很快就能找出毛病,修好机器。县农机校还聘请他当老师。

1972年,黄平县在旧州办了个农机学校,设有机电班和拖拉机驾训班。当时李正义也在该校拖拉机驾训班学驾驶。农机校领导知道他是个办电“土专家”,又是个修理农机的“良医”,于是就聘请他当机电班的辅导老师。

这样一来,李正义可忙开了,他既当学员又当教员。晚上,他翻阅资料,精心备课,刻写讲义;白天,他时而全神贯注地学习拖拉机驾驶,时而一丝不苟地给机电班学员讲课。

在讲课中,他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带领学员到他所建的电站去参观和实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介绍给学员,使学员学到的知识扎扎实实。

半年后,学员们结束了农机校的学习,成了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农机技术骨干,李正义也成了一名合格的拖拉机驾驶员。

1973年10月,松洞公社决定要李正义担任公社水利辅导员。

搞水利,免不了要登山越岭,爬岩穿谷,辛苦劳累且不提,单说责任就很重大,万一哪里勘测设计有误,造成塌方毁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李正义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下决心把它做好。

他背着测量仪器,越岭翻山,跋溪涉沟,普查全公社的水利情况。白天,李正义测量、记录、画图。晚上,走村串寨访问老人,或看书钻研资料,对照实际进行分析、研究、审图。

李正义经常熬更守夜,有时为了弄懂一个问题通宵不睡。李正义在实践中就这样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学会了水利辅导员所应掌握的知识和本领,完成了全公社的水利普查任务,为规划全公社水利工程的近景和远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李正义深知时间的宝贵,因此,他不畏艰苦,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抓紧在浓雾偶然散开的短暂机会进行测量。由于工作抓得紧,使引渠工程终于在预定的第二年春耕前胜利完成。

30亩望天田变成了“三保田”,并使一部分旱地变成了水田,秋季获得大丰收。

在松洞公社,类似这种当年施工、当年受益的水渠比比皆是:大坪生产队的渠道,老郭田生产队的小河沟引水渠,羊尾冲的水渠和山塘……都是李正义测量的,全公社1973年10月以后修建的山塘、水渠、小水库、便公路等,也是他测量的。

在水利建设上,李正义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尖兵。胡根恒把心思扑在农机事业上

1968年,初中毕业的胡根恒,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从沈阳市到老家北胡公社安家落户。

胡根恒出生在工人家庭,从小就爱好钻研机械技术,下乡时带了一箱子工具和技术书籍,一心想为家乡的建设和群众做些好事。队里的柴油机出了故障,喷雾器漏水了,他自告奋勇修理好了;谁家的自行车、缝纫机有了毛病,他总是热情、细致地维修,直到主人满意为止。群众都称赞他是个肯钻手巧的好青年。

1970年,北胡公社建立了农机修造站,胡根恒被群众推选到修造站工作。

胡根恒深深懂得修造站对农机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更懂得搞好农机修配需要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他从到修造站的头一天起,就把心扑在了农机化的事业上。他把下乡时带来的一箱子修配工具和技术书籍,全部捐给了修造站。

站上修配活路很多,胡根恒不懂就问,不会就向老师傅学,还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自修。农机具的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往往一件农机具得不到及时维修,就贻误了农时,影响了产量。在日常工作中,胡根恒尽量做到上门的小活及时修,不能上门的大活到现场修。

一个冬天的早晨,天下着大雪,公社钻井队在5公里以外的东张大队打井,突然泥浆泵出了故障,如不及时排除,这眼即将打成的机井就要报废。刚刚上完夜班的胡根恒听说后,背起工具袋赶到现场进行抢修,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终于把泵修好了。

当他看到修好的机器隆隆运转起来,就忘了饥饿、疲劳和寒冷,浑身感到格外轻松,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

1974年春,胡根恒当了农机修造站站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苦活重活抢在前,加班加点找活干。他没歇过星期天和假日,就连春节也多是留在站上值班,让同志们多休息。

胡根恒患有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疾病,但是,他从未因病耽误过工作,曾多次把医生开的病假条藏在衣兜里,照样坚持上班、加班,有时还忍受疾病的折磨,到生产队维修农机具。

站上的工人说:“胡根恒跟俺一样顶班,一样有定额,但他比俺操心多,加班多,是俺们的好带头人。”

有志的青年,都有理想和抱负。胡根恒也是一样,但他更可贵的是能把理想和党的事业统一起来。1975年初,冶金部驻邢台一个单位到南宫县招工,公社党委和群众一致推荐胡根恒去。

胡根恒很感激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关怀,但是,农村的现实却使他想到:家乡的生产水平不高,农机化刚刚起步,过去没机器想机器,现在有了机器愁修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是多么需要有知识的青年啊!想到这里,胡根恒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

于是,胡根恒向公社党委坚定地表示:“农机化发展需要修造站,修造站也需要我。我不走了,为家乡农机化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就这样,胡根恒先后放弃6次招工、上大学的机会,坚定地战斗在农机修造站。

初建的修造站,只有5间上房,6名职工,全部设备是一盘烘炉和几把锤钳等简单的维修工具。随着社队农业机械的发展,维修任务不断增大,站上虽然添置了老式皮带机床和电焊机等设备,但大部分工序仍是手工操作,工效很低,维修任务忙不过来。

在当时,有人主张能干多少活收多少,干不了的往外推。可是,胡根恒不这样想。他分析了各个工序,认为维修进度慢的主要原因,是手工锻打工效太低,直接影响其他工序的加工。

这时,胡根恒想起父亲所在厂里用机械锻打部件的情景,心想:要有台锻压设备多好啊!可又一想,买一台空气锤要花7000多元,修造站家底薄,买不起呀!经过几天的琢磨,他想能不能自制一台弹簧锤呢?

胡根恒的想法得到工人和公社党委的支持。他们查阅资料,到外地参观学习,自力更生搞制造。锤身需两块大钢板,就把13块小钢板焊在一起代替;靠偏心轮传动制造难度大,成本高,改用了废柴油机上的曲轴;没有弹簧,从邢台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找来了废弹簧板;镗锤眼时,车床加工困难,就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一点一点地啃。

经半个多月的努力,只花300元钱就搞成了弹簧锤,提高工效8倍多,改变了农机具维修难题。

制造弹簧锤的成功,使胡根恒尝到了甜头,开阔了思想,增强了办好修造站、为农机化服务的信心。1974年夏天,正当抗旱的关键时刻,北胡公社10多台柴油机“趴了窝”,每天影响浇地300多亩。

胡根恒心里十分焦急,他通机进行了检查,发现多数是柴油机调速器的推杆出了毛病。可是,这种配件很缺,站上现有设备修不了。要加工推杆,必须制造一台较精密的小车床,这是解决柴油机维修的当务之急。

胡根恒迎难而上,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搞设计方案、查阅技术资料,还多次去县城工厂请教,先后绘制200多张图纸,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小车床试制成功了。投产后生产推杆1�5万多根,不仅满足了维修的需要,还支援本县30多个公社和20多个兄弟县的急需。

多年来,胡根恒和全站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先后自制车床、铣床、钻床等设备26台,装备了修造站,大大提高了修配能力。拖拉机中修和部分大修、小拖配套以及柴油机、电动机等农业机械的维修、保养,修造站都能完成。每当工人谈起修造站发展这样快的时候,都说:“这得给站长胡根恒记头功。”

1975年秋天,因为天旱,夏播庄稼成熟晚,小麦播种期缩短了。如果不能按时播种,第二年小麦收成就要受到影响。为了抢时间赶季节,社员急需一种工效高的小型机引播种机。修造站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胡根恒多次召开会议,集思广益,和工人一起研究,查阅资料。他深入附近10几个大队和县城工厂,向20多位老农和工人师傅请教。他们综合3种大型播种机的优良性能,确定了制造方案。在加工部件时,他们坚持就地取材,用站里旧三角铁做播种机架,用废油桶铁皮做下种脚管,传动装置利用旧的自行车链、轮代替齿轮。

经过10多天紧张加工,终于在小麦播种前试制出了第一台牵引的棉麦两用播种机。经与普通接播种对比,它具有株距均匀、密度合理、节省种子等优点,工效提高六七倍。这种播种机的制成,为小麦播种抢了季节。

胡根恒十分注重对原有农机具的革新和改造,挖掘潜力,充分发挥其在生产中的作用。站上有一台拖拉机已经批准报废了。这台车原型号喷油头已不再生产,改用通用喷油头后,经常烧坏喷针,在大忙季节经常停机。

胡根恒为了使这台废车不废,他把喷油头拆下来进行分析,发现烧针是由于喷孔小,温度高,喷针间隙没法调整造成的。胡根恒就改制了一个在体外可以调整的喷针,又对10多个部件进行了革新、改造,使这台车得到新生,而且一直运转正常。

胡根恒以这种不断前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多年来和工人一起,根据农业生产的急需,共革新和制造机引播种机、开沟犁、爬坡机以及密植搂、移苗器、摆播舞、手摇油泵、胶轮大车汽门芯等1万多台、件,提高了农机效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办好农机修造站过程中,胡根恒深深感到一个人、一个修造站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不断提高各大队农机手操作技术和维修水平,才能适应农机化事业发展需要。

后来,胡根恒根据公社的统一安排,每年利用农闲季节,集中各大队农机手到修造站,进行二至三期短期培训,除传授农业机械操作技术和维修、保养知识外,还对经常发生的故障排除方法进行指导。

几年来,他们先后培训农机手700多人次,一般都达到了“三懂”和“四会”即懂机械原理、懂操作规程、懂农业知识,会正确操作、会农田操作、会维修保养、会排除故障,使全社农机操作和维修技术环断提高。

胡根恒还根据季节和农机使用状况,带领职工深入大队巡回修理。同时,向群众和农机手传授各种农机具的操作规程、维修和保养常识,做好技术培训工作。他们还帮助各大队建立和扩建农机维修组,多年来支援各队常用的维修小工具10多种500多件,使全社达到一般的农机具小修不出生产队。

1979年,胡根恒被团省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

20世纪80年代初,胡根恒带领全站职工制订了一个5年发展规划,决心进一步办好农机修造站,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顾洪章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顾洪章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

《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侯隽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风云七十年》郭德宏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何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华夏金秋》柏福临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丛书》于薇编写新华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科教实录》张湛彬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四、知青先进代表

●1979年8月17至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激励青年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1975年9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宁都县竹洁公社,从小爱好天文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在8月30日北京时间19时35分也发现了这颗新星。”

●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时间里,下乡知识青年李正义共安装小电站31个,安装打米机、柴油机20多台。

● 知青先进代表中央召开知青先进代表座谈会

1979年8月17至30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上山下乡先进代表座谈会。

座谈会邀请了21个省、市、自治区的34名上山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邢燕子、侯隽、程有志、蔡立坚、邱家恒、周秉建、洪调研、何营、王朋森、戈克俭、赵军翔、高崇辉、张志龙、纪庆勤、严洪华、高康良、周学俊、谈龙如、王老虎、张克难、刘敢庭、曹小平、陈跃文、招汉铨、戴彩润、傅衍彭、辛温、居元、刘裕恕、张革、孙立哲、鱼珊玲、肉孜古丽、薛喜梅。

代表中,女知青11人,男知青23人;回乡知青2人,城镇下乡知青32人;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3岁;下乡10年以上的老知青就有28人。

这是一次以老知青为主的座谈会。

在当时,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新闻单位作好宣传报道,发挥这些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青年志在四方、献身四化,肯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在26日,座谈会达到高潮。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李先念,以及王震、余秋里、胡耀邦、王任重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4名知青代表并合影留念。

华国锋在讲话中称:

大家很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搞对了,还是搞错了?我们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对的。无论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加强国防来看,都需要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如果说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有一些缺点和毛病的话,那么,我们加以改进就是了。

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表彰知青先进人物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赴会代表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宣传声势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会议,也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典型们最后一次展示风采。

8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以座谈会全体代表名义写的《给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封信》,主要是肯定了广大知青在上山下乡当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坚持这条道路。

但是,不论与会代表们多么振奋,会议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在知识青年中造成很大影响。有些仍在农村的老知青还写信给《中国青年报》,表示听到座谈会消息后“思绪万千,对知青上山下乡有很多问题想不通”。

这些知青以质疑的方式,表明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

对于这次座谈会,有些在乡知青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郑州市郊柳林公社和花园口公社知青农场的知青们,告诉到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虽然中央十分重视这次座谈会,破格接见代表,但在知青中反应不强烈,许多人漠不关心。

当时本想通过座谈会对典型人物的大张旗鼓的表彰,遏制知青的返城热潮。但是,事态的发展却是,代表们关于“扎根”的宏论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知青返城的势头丝毫未减。

这年8月,在乡知青尚有500万人,到第二年6月,只剩下150万了。

但无论怎样,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祖国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们战天斗地的足迹。

除了这次表彰的一部分先进典型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人物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为了广大农村的建设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勤劳,祖国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上海知青高康良建设第二故乡

1969年的阳春三月,刚过20岁的高中毕业生高康良怀着建设新农村的豪情壮志,从上海来到江西省永修县虬津公社张公渡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并担任了由10名上海知青组成的知青班班长。

来到张公渡,首先映入青年眼帘的是:对面的云山山脉层峦叠翠,脚下的修水河波光粼粼,田野里铺满了红花草,宛如绿底红花望不到边的绒毯。

然而,6月下旬,青年们刚刚安定下来,山洪就汹涌而来。大雨时停时下,河水还在上涨。在抗洪抢险战斗中,高康良冒着危险抢着下水去堵漏。他在堤上跑来跑去,在水里钻进钻出,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洪水被制服了,高康良园满地完成了上山下乡的第一份答卷。

在那些和乡亲们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日子里,高康良逐渐对农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对农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下定决心,继续接受艰苦的锻炼,把青春献给新农村的建设事业。

在洪水退后的运土修堤和送肥抢种中,别人是挑两只土箕,他却挑4只,扁担挑断了换一根。队里分派农活,每次他都要求拣最重、最脏的干。

乡亲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称赞说:“小高哪里像城里人,他比我们更吃得苦!”

1974年,高康良担任了大队副主任,团总支书记。此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他一心扑在生产和工作上。

有一年双抢时节,高康良到一个后进生产队去蹲点。当他正和社员们起早摸黑紧张双抢时,突然得了一场病。喉咙里出现了两个硬块,严重影响吞咽。医生怀疑是恶性肿瘤,建议他立即回上海诊治。

高康良心想:双抢是一年四季中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候,自己作为一个干部,怎么能在这种争分夺秒的时候离开呢?他决定等双抢以后再说。

社员焦急地劝说,高康良却风趣地说:“是恶性的,早去几天好不了;是良性的,迟去几天死不了!”

整个双抢,他仍然同以前一样,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是他每餐却只能喝一点稀粥。社员们见他这般忘我的革命精神,无不深受感动。

这一年双抢任务,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完成得快,完成得好。就在双抢结束时,高康良的病也竟然好了。

高康良把整个心都交给了农村,他坚定地沿着自己选定的路走下去。每当有招工、参军、招生的指标,他总是让别人先走。最后,知青班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975年秋,公社党委为了便于领导,让知识青年更好地在农村发挥作用,决定把分散在全公社的24名上海知青,集并到麻洲大队涂家岭上,建立一个独立核算的知青队,并让高康良负责。

白手起家,困难很多,何况这涂家岭,岗上旱,岗下涝,一阵大雨,庄稼就得泡汤。公社和大队在这里办过畜牧场,都没有成功。

高康良望着这荒凉的景象,暗暗地下定决心:要干,就要干得像个样儿,一定叫涂家岭彻底地改变模样。

然而,要把主观愿望变为客观现实,需要付出多少辛勤的汗水啊!他们只有两条牛,这大片的土地怎么耕得过来呢?冬天耕种大忙的时候,各个队都要用牛,高康良就提议自力更生,用人拉犁。主张借牛的青年却嘀咕着;“用人当牛?这又不是在原始社会!”

高康良带领着伙伴们肩上套着绳子,弯着腰,弓着背,用原始的方法耕种着20世纪70年代的土地,他们像老黄牛一样,脚踏实地,在贫脊的土地上洒下汗水。

地翻出来了,节令也已经相当紧迫了。别的生产队的油菜、小麦都早播完了。青年队如果还是用当地种子,那收成无疑要受很大的影响。于是,高康良就和另一个伙伴挑着担子,到100多里外换来了生长期短的种子。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这年春节,高康良带头放弃了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和伙伴们奋战了一个冬天,开挖了一条40多米长,5米深的引水渠,筑了一条4米多高,10米多长的提水坝,把水库的水引上了涂家岭的最高处,使原来灌不到水的“望天丘”变成了丰产田。

高康良领着大家在涂家岭上洒下了多少汗水?战胜了多少困难?没有人计算过,也无法计算。然而,涂家岭这块土地却把这一切都一点一滴地记住了。

在涂家岭建队第一年,水稻亩产由原来的二、三百斤,一跃跨过了《纲要》,农副业收入达1�1万多元。第二年,水稻亩产过1000斤,劳动日值由第一年的1元增加到1�5元,,超过了当地所有的生产队。

不论是春天喷香的油菜花,还是夏天肥绿的碗豆荚,或是秋天金黄的稻海浪,冬天肥胖的甘兰包,都仿佛在告诉人们;涂家岭和昔日的荒凉永远告别了!

伙伴们都说,涂家岭能变样,功劳应归于高康良。

是的,别看这个知青队规模小,可要当好这个队长不容易!从生产到生活,从学习到娱乐,样样都得操心:每天天刚一亮就要下地,饭总是吃不安稳,常常端着饭碗处理事情。睡觉了,还不断有人来找他,就连到公社或县里开会,他也要抓会议间隙为队里办事情。一散会回队,第一件事是先往地里跑。

知青队有了这样的领头人,还能不改变面貌吗?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1978年夏末秋初,正当高康良带领大家奋战“三秋”的紧张时刻,社会上一股“回城风”刮到了涂家岭上。没几天,在农村战斗了近10年的伙伴们,纷纷离开了。队里除了几个老农,只剩下了高康良和另一名知青。禾苗没人管,拖拉机没人开。而且又偏偏碰上了罕见的大旱。

高康良心如滚油煎熬,却还有不少人在他耳边吹风:“小高,扎根农村该收场了。”

这个刚强的年青人心中翻滚得很厉害: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难道不正确?志愿下乡务农,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能说方向错了?

现在农村是艰苦点,不正因为艰苦,才需要一大批有志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青年去努力奋斗吗!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条路我一定要坚持走到底!

在这严峻的关头,为了不使这个队垮下去,高康良还兼出纳、拖拉机驾驶员等工作,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为了不使知青队这年的收入减少,他组织拖拉机为造纸厂运稻草赚运费。他每天4时就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在他的带领和精心组织下,秋收秋种任务胜利完成,油菜种得比上一年还多。

就这样,在大旱之年,队里粮食亩产仍达到上一年水平。紧接着,第二年高康良又领着伙伴们打了个翻身仗,工分值突破了2元大关,每人平均年收入600多元,多的达到近800元。

高康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

他先后两次上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高康良荣获全省新长征突击手和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的光荣称号,当选为省五届人大常委和全国青联委员。

后来,高康良和伙伴们还积极筹办“农工商联合公司”,把自己的第二故乡建设得更加富庶美好,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到这里来安家落户。林淑娘三次要求留下建设农村

1966年,林淑娘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山东省烟台市第一中学读书。高中毕业时,她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到农村去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学校领导对林淑娘说:“你是归国华侨,父母都在国外,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国家照顾起来不方便,还是留下来吧。”

听到这些话,林淑娘的心中热乎乎的。回到祖国两年多来,党的温暖,亲人的关怀,变成了她战胜困难,一往无前的巨大动力。

林淑娘流着眼泪对学校领导说:“我是祖国的孩子,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听党的话,到农村去。”

说着她拿出了早已为下乡准备好的胶鞋、挎包。

经过林淑娘的再三申请,学校领导批准了她上山下乡的要求。

1968年9月下旬,刚满18岁的林淑娘,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来到了山东省文登县来村公社西海庄大队插队落户,受到了干部、社员的热烈欢迎。

林淑娘第一次下田劳动是割豆子。她从来没有见过豆子是怎么长的,更不用说怎样割了。女社员每人割三行,队长让淑娘割一行,她埋下头,拼命割,累得满头大汗,腰疼腿酸,可是仍然远远地落在社员后边。

为了过好劳动关,林淑娘自觉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自己。

凭着这种精神,林淑娘不仅还学会了锄、耘、点、种,而且学会了推独轮车。

种小麦时,每亩要施1万斤肥料,林淑娘推起独轮车跑在前。队长见她汗水一个劲地在外冒,怕累坏了,要她休息。

林淑娘回答说:“劳动哪能不流汗。我也不是潮头浪花,摔打摔打会更硬棒。”

林淑娘就是凭着这样的热情,这样一种拼命精神,练就了坚强的意志,火红的心。

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林淑娘与社员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她深深地爱上了祖国的农村,爱上了西海庄的农民。

村里的老贫农于大爷看场没有蚊帐,淑娘就把自己的蚊帐送给了他;曲希莲大嫂因病住院,撇下3个孩子在家,淑娘日夜为她料理家务;上级发下救济款时,让林淑娘去送,她把自己勤俭节余下的钱暗自放进救济款内,一起送给五保户。她自己身上却穿着补钉衣服,脚上蹬着一双洗得发了白的解放鞋。

社员们感动地说:“淑娘这孩子,真是和咱们的心贴在一起了。”

1970年底,林淑娘从外县开会回来,一进村就有人告诉她:“上级调你去当工人了。”

林淑娘想: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自己刚迈出了第一步,怎么能离开呢?她坚决要求留在农村。

1971年春天,队里又推荐林淑娘上大学。有人劝她说:“当工人你没走,这回可别错过机会。将来大学毕业,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

林淑娘说:“我现在的工作就很称心如意,俺不走。”可是,不久淑娘接到了入学通知书,大学的老师来领她走。林淑娘恳切地对领导说:“对于我这个在国外生长的青年,农村也是一所大学,让我留下继续学习锻炼吧。”党组织再次批准了她的要求。

1971年秋天,县委准备调林淑娘当干部。党的信任感动得她热泪盈眶。经她再三要求,领导上又一次批准她继续留在农村。

在党的阳光沐浴下,林淑娘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1970年12月,林淑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当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为了改变西海庄大队面貌,林淑娘和党支部一班人制定了围海造田规划。

工程开始后,她日夜和群众一起奋斗,一条拦海大坝巍然屹立,500亩海滩,稻谷飘香;凹凸不平的盐碱地,变成了平坦的肥沃良田。全大队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亩产从1968年的400多斤增到1100多斤。

每当谈起这些变化,社员们都赞扬说:“俺西海庄能有现在这样,淑娘不知流了多少汗啊!”

1973年,林淑娘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大,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那难忘的时刻,林淑娘热泪盈眶。她想起了自己在国外的苦难生活和回国后在党的培育下迅速成长的鲜明对比,力量倍增,决心不辜负党的希望,一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谱写新时代革命青年的“理想之歌”。

1974年春天,山东省委任命林淑娘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职务高了,地位变了,林淑娘西坚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做一名普通劳动者。

一次,林淑娘从省城开会回来,刚进村口正遇到青年割草积肥。她袖子一捋,裤角一挽,二话没说,就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和青年们一起挥镰割草。

多年来,林淑娘坚持把生产大队当作她的“根据地”,一有时间就回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974年,林淑娘被省委授予“山东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标兵”的光荣称号。

1977年8月,林淑娘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胜利唤起他无穷的力量。她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我一定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向四化进军的伟大革命洪流中去,把青春全部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人民。”段元星发现天鹅星座的新星

1975年9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北京天文台发现天鹅星座新星的消息:

江西省宁都县竹洁公社从小爱好天文的下乡知识青年段元星,在8月30日北京时间19时35分也发现了这颗新星。

自从天文学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以来,被人们发现的新星只有100多颗,而目测发现新星的,世界上就只有少数几个人了。然而,在我国目测首先发现新星的人,竟是一个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这就不能不像新星本身一样吸引着人们。

消息像长了翅膀的春燕,飞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千成百的信件似雪片般朝这位业余天文爱好者飞来,人们惊奇地探询着、谈论着,天鹅星座的新星是怎样被一位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发现的呢?

段元星是江西省宁都县人。中学时,段元星借到了《天文学简史》和《中国古代科学家》。他捧起这两本书,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

啊!关于日月食的文字记载,在全世界我国是最早的。我国古代人民对天文现象的观测和记录,已被全世界公认为最精确、最完整的观测和记录。

看到这些,段元星很受鼓舞,可是,我国近代的天文学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蒋家王朝的黑暗,已经颓废得不成样子。因此,段元星感到忧郁和焦虑,他推开房门,遥望着那无边无际的星空。

星星忽闪忽闪,月牙时隐时现,似乎在向他召唤,又在向他挑战:“段元星呀,天空有着无穷无尽的神秘,你有勇气探索吗?”

段元星禁不住从内心发出呐喊:“祖国的天文事业应该尽快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他掏出了日记本,挥笔写下了自己的誓言:

为了祖国的天文事业,为了人类光辉的未来,战斗!战斗!战斗一生!贡献一切!

理想的火花,在段元星胸中进发了!但理想的大厦,是靠艰苦实践的砖瓦建筑起来的。段元星把天文学列入了自学课程,他老老实实、辛辛苦苦、逐块逐块地为理想大厦堆砌着砖瓦。

1968年12月,段元星响应党的号召,来到竹竿公社大布大队插队落户。下乡第二年大队选他担任了民办教师。党的温暖,群众的深情,滋润了段元星心头的理想之花。他对自己说:“农村艰苦怕什么?像大庆工人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寒暑尽心观天象,誓为祖国争光彩!”

段元星立足农村,放眼星空,以土代洋,因陋就简,在仅有的一架自制的口径7�8厘米土望远镜的条件下,坚持天文科研活动。

段元星常说:“星空为我恒友,不窥如隔三秋”。不论是数九寒冬,还是盛夏三伏,他坚持每个晴夜进行观测。他在牛枯垛村小学进行巡回教学的5年时间里,经常很早起来,到一个小山顶上观测黎明星空。段元星因为经常在深夜和黎明出去观测天象,腿上曾4次留下了村里大黄狗的牙痕。

在他下乡不久的一天,一夜寒潮,生产队的秧苗全部冻烂了。社员们心疼地说:“假如早知道天气变化,做好防寒保温工作,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一席话,激起段元星心田中的涟漪。他决心在天文科研中结合气象观测,预报天气,为农业生产服务。

装在瓶子里的蚂蝗和剥了皮的小松枝做的“晴雨计”,便是他最早的仪器。后来,他又自己掏钱买了干湿温度计等设备,结合观测风云物象,进行天气预报。

在1973年,双抢大忙季节,久旱无雨,又要抢收已经成熟的早稻,又要派人抗旱抢种晚稻,可把生产队长急坏了。这时,段元星跑来说:“不用抗旱,不用抗旱,明天就会下雨了!”队干部一听,喜出望外,按段元星的意见重新安排了劳力。第二天,早稻基本抢收完毕时,果然暴雨降临。

为了把学到的一些天文知识和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段元星下乡的第二年,测绘了一张大队地形图。1973年冬,段元星又为大队测绘了治山治水洽田的规划图。有一块地段是改造重点,地形复杂,需要把24条山垅的586块水田、800块旱地、48个山头、91口水塘、6个生产队,以及水沟、小路、电杆的位置统统画出来。段元星登上48个山头,进行1000多次的方位角测定,用一架简单的望远镜,三根晒衣竹杆和一个硬纸板制的大量角器等土设备,运用天文目测方法,花了1个月的时间,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段元星从立志天文事业,到发现新星,经历了16个春秋。16年走过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

在段元星有计划地学习天文知识的第4个年头,他发现从蛇夫星座飞出的流星特别多。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测和分析,他认为蛇夫星座有流星群的迹象,便向北京天文馆写了一份报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想,这可是我自学天文以来,第一次向科研机关写的学习汇报啊!他盼望着回信尽早到来。几个月后,北京天文馆来信了,信中说不像是流星群,并把他的报告退回来了。不像“流星群”,就是说,自己的自学成绩没有及格。这对段元星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打击。

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同学的议论、奚落,段元星听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他跑进宿舍,看见床头上那一大叠一字一句抄录的天文笔记,不禁鼻子一酸,两行热泪直往下掉。这时,他一抬头看见了墙上的毛主席画像,老人家正慈祥地看着自己呢!他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想,老一辈革命家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而自己在业余科研的道路上遭受一次失败,一次挫折,就伤心掉泪,不正说明自己内心深处还有某些不健康的东西吗?段元星擦干眼泪,翻开日记本,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搞科学研究没有失败才是怪事,不作长期失败的思想准备,必然经受不住考验;就是一辈子也没有获得成功,经验和教训也可以被后人所利用,也是能够对科学发展的洪流有所推动的。

写到这里,段元星好像甩掉了一个大包袱,浑身轻松了许多。他又钻到书本里去了。

1970年4月下旬,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喜讯传来,像春雷,又像战鼓。段元星遥望着邀游太空的红色卫星,聆听着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心潮澎湃。

他暗下决心,给自己提出了四项研究项目:一是进行气象观测;二是观测不规则变星;三是横扫星空未知,发现新星;四是探索苍穹奥秘,发现黄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段元星的业余天文研究还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社会上的风言风语,像根根针刺,射向段元星。有的说他是“想月光想迷了”,有的说他“地上的事都管不好,还想管天上的事,真是飞机上吹喇叭――‘想’得高”,有的甚至说他是发了精神病。

纷纷众说传到了段元星的家庭,纯朴的母亲本来看到儿子经常早起晚睡,身体日渐消瘦就很心疼,现在又传来这么些难听的活,怎么受得了!她暗忖:只有让儿子死了钻天文的这条心,才能减掉这些“麻烦”。母亲开始劝说段元星,一看没有作用,便要动手把段元星的书籍毁掉。为了应付这一着,段元星一面耐心地向母亲宣传学习天文知识的意义,一面偷偷地将天文书籍转移到同学家中藏起来。

段元星的一些亲属、朋友,也劝他说:“手艺是千家货,天文是一家货,还是改学点手艺吧!”一个上了年纪的长辈,见段元星这般勤奋刻苦,禁不佳摇头叹息:“唉!假如你花了这么多精力去学医的话,恐怕早就成为人人求拜的名医了!”……

“好心”也罢,恶意也罢,段元星心里默念着马克思的名言:

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不让步的所谓舆论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人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16年过去了。

1975年8月30日,这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夜幕刚刚降临,无数颗星星在天幕上闪烁着,像节日的礼花,放射出奇光异彩。

段元星在梅江河里游泳上岸后,站在河边的沙滩上,又习惯地对星空进行目视观测。他巡视大熊星座、仙王星座、天鹅星座……啊,天鹅星座尾巴上多了一颗星!他心里一怔:是人造卫星吗?没有移动,不是;是变星吗?他记得清清楚楚这个位置没有变星……新星?一定是新星!

此刻,段元星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研究新星有重大科学价值,必须立即向国家天文机关报告!他飞一般跑回家,取出自制的天文望远镜,测量了新星的位置和亮度,连夜向北京天文台和紫金山天文台写了发现新星的报告。第二天上午在发信的同时,又向北京天文台拍发了电报。那时,他的心激动得快要蹦出来啦!

果然,发现新星的消息公布了。段元星受到党和人民的热情鼓励和赞扬。

北京天文台特地给他寄来了贺信,信中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从用目视观测手段发现新星来讲,其发现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在这一点上说,你的发现为祖国争了光!”

“为祖国争了光!”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啊!青年伙伴推选他参加了地、省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向党作了汇报。

电台广播了他的事迹。报纸登载了他窥测星空的身影,全国科学大会特邀他为大会代表,而且中国科学院破格将他吸收为北京天文台的研究生。

段元星还荣幸地当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届江西省政协委员。

在1978年3月18日,在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国科学大会伪全体代表。当中央领导同志握住自己的手时,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翟新华把农场建成优秀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建丰农场场长翟新华,是1969年下乡到内蒙古建设兵团的北京知识青年。1975年,他所在的团改为国营建丰农场,他被提为副场长,1978年担任场长。

几年来,翟新华一面实干,一面学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

翟新华担任农场领导后,在党委的支持下注意抓生产管理,领导全场职工艰苦奋斗,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78年,建丰农场在河套地区的10几个农场中第一批实现了粮食自给。

翟新华从1979年开始,着重探索改革经济管理制度。为了弄清楚生产、计划、财务、供销等领域的学问,他学习政治经济学,还研究了国外一些企业搞好经营管理的经验。他在学习的同时,分析了造成农场多年亏损的各种因素,整理了大量数据,并吸收本场懂得经营管理的各方面的人才,组成扭亏增盈领导小组,作为“智囊团”。

在1979年年底,经过同全场各方面反复酝酿讨论,翟新华制订出一个以扭亏增盈为中心的“三定一奖”:定收入、定支出、定盈亏、减亏增盈奖励的责任制。具体做法是:农场对30个分场一级和直属单位实行“三定一奖”,各分场也对各个班组、畜群以及一部分户、个人,实行“三定一奖”,并按农业、工副业、学校、医院和机关等不同单位,以及盈利和亏损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奖励比例。这样,就把全场每一项经济活动同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

同这种责任制相适应,农场还对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把工资分为20%的产量工资和80%的作业工资。作业工资又分为工分工资和级差工资,以便把个人之间、班组之间和分场之间的差别体现出来。这种责任制在短短的半年中已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与1979年同期比较,1980年上半年全场总收入增长了52%,总支出减少了26%,亏损降低6O%。

翟新华认为,要办好一个企业,必须有大量的各种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发现和使用人才。有人说他是求才心切,见才眼开,爱才如命。有一个会计叫张国政,精通财务,在全场数一数二,但曾因经济问题被判过半年刑,一直不被重用。翟新华到场部工作后,主张大胆使用张国政,并在制订全场奖惩条例时,多次请他当参谋。

有人反对这样做,翟新华对他们说:“我想使用他,对我们好处大。有些人要强调他的德,也要重用他的才。他有一分热就让他发一分光。总之。要把一切有一技之长的人都用起来,让他们为‘四化’建设服务。”

1979年年底,翟新华读了一篇介绍外国管理企业经验的文章,很受启发。他想,建丰农场要扭亏增盈,要向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方向发展,也必须及时地了解市场情况,才能迅速而合理地购进本场需要的物资,并把本场的产品以及多余的劳动力、运输力等投到市场上去,把买卖做活。而这就需要有几个“买卖人”,有几个“商人”。因此他把过去干过采购员、熟悉市场情况的张国成调任供销科的负责人,同时也把张国政调到供销科,作为负责人之一,加强了供销环节。半年来,他们积极进行市场调查,掌握市场动态,买卖已经开始做活,大大增加了农场的收入。

翟新华有个特点,干工作有布置必有检查,而且检查得非常认真,一丝不苟。

在建丰农场,各项主要农活都在翟新华的主持下规定了具体的质量标准,如锄地,要求拉通、靠到、不埋苗、不伤苗、锄净草。麦收,每平方米内落穗不得超过3穗。施化肥,要深施埋好,不准“天女散花”等。一项农活完成后,场里要进行检查验收,达不到标准要立即返工,决不迁就。

翟新华总结工作、讲话,总是到事、到人,指名道姓,不论表扬还是批评,是哪个单位就讲哪个单位,是哪个人就讲哪个人,决不含糊其辞。他要求科室、分场汇报工作时也不要说空话,要情况具体,数据准确,一是一,二是二。翟新华常说:“我们是在办企业,办企业是搞科学,而科学必须严格。”

翟新华的另一个特点是处事果断。他认为,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对不断变化的情况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和判断,及时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果断”是必要的,不能什么事都“研究研究”。

翟新华还说:“我们办事效率低,就是因为许多人怕负责任,谋而不断,甚至不谋不断,等研究好了,时机也失掉了,损失也造成了。当然断也要断得准,断得正确,如果一个企业管理者常常断错,那就证明他不具备管理者的条件,就应当干脆下台。”

翟新华办事公正,一视同仁。常有些职工找他解决个人问题,凡需要解决的同类问题,不但来找的人得到了解决,没来找的人也同时得到解决。凡需要批评的事,同他个人关系再好的人也逃脱不了。

对于翟新华的这种雷厉风行作风,少数干部感到有点吃不消,但大多数人说;在翟新华手下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心里很痛快!

翟新华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科学,企业管理者是一种从事科学活动的职业,他做出的决定和发出的指令,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因此,一个企业管理者实际上是一个“杂家”,他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除了坚定的政洽信仰以外,首先必须在经济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要通晓经济规律。

翟新华说:“我作为一个农场场长,还必须懂得农、林、牧、副、渔、机等各业的生产知识,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计划、劳资、财务、供销等,也必须弄懂。此外还要懂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而逻辑学和大学又可以提高你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一个管理者说起话来概念不清、语无伦次是不行的,没有点鼓动性也不行。”

几年来,翟新华在没有专门学习机会的情况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1978年冬闲时,他把工作交给了副场长,把自己关在家里学习《资本论》。有人反对这种作法,他说:“我今年30岁,还要工作30年,如果不学习,10年后就要被淘汰。”

后来,他又结合本场情况研究了10多个专题,包括生产、财务、劳动工资计划指标的制定,场部管理费的定额管理,以及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成本、各类消耗定额、各类补助、各种税收、基本建设投资、决算等。每一个专题的研究有了结果,他都写出了书面材料,并附有大量的数据和资料。

翟新华成为了知青中较早的企业管理专家,为企业经营管理扭亏为盈做出了榜样。梅继林推广小麦科学栽培技术

1970年4月,上海下乡知识青年梅继林从上海来到夏庄插队落户。新的生活开始了,梅继林处处感到新鲜有趣,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

解放都20年了,农村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农民生活为什么还这样苦,难道这穷根子拔不掉吗?这一个个为什么在梅继林的脑海里激起了波涛。

这年冬天,上级拨下了一批救济粮。一天晚上,天空飘着大雪,北风在呼啸,梅继林背着半口袋粮食轻轻推开了五保户刘大娘家的门。

“大娘,给你送粮食来啦!”

刘大娘多次吃过国家的救济粮,但是,这次看到下乡知识青年给自己送粮食,激动的泪花挂上了眼帘,她颤颤巍巍地握着梅继林的手说:“孩子,党这样关心俺庄稼人,俺没能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反而年年要国家的救济粮,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

“唉!想啥办法呢?咱这地方哪一年不是涝就是旱。继林哪,你是念书识字的人,能有办法治住这旱涝灾害,咱们就不用发愁了。”刘大娘的话深深启示了这个有志气的青年人。

梅继林暗暗下了决心,要做出改变夏庄落后面貌的规划。

学习、调查、访问、实测、研究……几乎占满了他的业余时间,渐渐的,一幅根治夏庄旱涝灾害的蓝图画成了。

1970年冬,淮北大地寒风刺骨,全村男女老少都投入了平整土地,开沟挖渠的战斗。

战斗的第一天,梅继林拉着装满泥土的车子,在工地上来来回回奔跑了一天。

第二天,公鸡还没叫,天空灰暗,北风仍在呼啸,梅继林就扛着工具走出了家门。

在工地上,茅草在抖动,“锵”的一声,坚硬的冻土震的双臂发麻,这是梅继林用力铲出了工地上的第一锹。3天过去了,梅继林手上打起了血泡,虎口震裂了,脸也冻烂了,年仅17岁的梅继林是多么想坐下来歇一歇呀!可是,当梅继林接过老队长递来的开水时,仿佛看到了全村人的支持和希望,他咬了咬牙,又坚持干起来。

一个冬春过去了,在平整过的土地上,玉米和红芋长得格外旺盛。秋季,连长期低产的“南老荒”也第一次获得了丰收。

首次获得丰收给夏庄人带来了巨大欢乐和鼓舞,他们一个冬春接着一个冬春,一连干了3个冬春,在这场巨大劳动中,梅继林一直干在最前面。

1972年,夏庄夏季小麦单产达到了400斤,平均每人分了300斤,这不仅在夏庄,就是在全公社也是破天荒的一次。

老饲养员像得了孙子似的高兴,五保户刘大娘逢人就说好……可是,有些没有受过苦的小青年却飘飘然了,突击队里就有人说:“夏庄现在是坐到宝塔尖上了,要是都能达到咱这个高度,我看哪,到共产主义也就差不离了。”这充满着对现实生活的赞美,充满着对胜利的自豪,但也流露出骄傲、满足现状的情绪。

但是,对事业心很强的梅继林来说,他已经在考虑新的里程、新的目标。夏庄的产量跟周围社队比是高了些,可是跟先进的地方比只能算低水平的,跟一些发达的国家比差得更远,人家的小麦产量能达800斤,甚至上千斤,夏庄为啥达不到呢?

实践同样提出了问题,1973年夏庄小麦产量不仅没有提高,单产反而比前一年下降了30多斤,这时有些人傻眼了,甚至泄气了,然而梅继林却从此踏上了农业科学试验的征途。

同一块地,同样的种子,同样的水肥条件减产了30多斤,是播种晚了吗?不是。是管理上有差错吗?也不是。从小麦长势看,比去年还好呢!那么减产原因在哪里呢?梅继林在苦苦思索着。请教有经验的老农,他们也说不出个道道来,翻开农业科技书籍,也找不出答案。

谜,究竟在哪儿呢?吃饭的时候,梅继林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小麦样品。白天干活,梅继林思绪奔腾,深夜两点了,纸糊的窗子里还映出他手托下巴的身影,多少个黎明啊!公鸡把他从沉思中唤醒。

一天夜里,梅继林又一次看完了他心爱的“小麦栽培学”,谜团仍不得其解。他数着桌上的样品麦粒,突然发现两瓶麦子的粒数不一样,又数一遍称一称,麦子的千粒重也不一样,渐渐地,梅继林心里亮了,原来是小麦品种退化了。要防止小麦品种退化,就必须对种子进行提纯复壮。

秋天,夏庄整理了5亩小麦种子田,梅继林亲手播下了种子,但是,同时也播下了希望和担忧。

小麦发芽出苗了,梅继林心里有如春风荡漾的湖水,多么兴奋啊!他像辛勤的园丁爱护着百花盛开的花圃,他像慈爱的母亲爱抚刚刚降生的婴儿。

冬天,他每天清早都要去看一次,麦苗冷不冷?会不会凉坏。俗话说,麦怕胎里旱,千万不能让小生命渴着了。春节前,大田的麦子浇了一次,可种子试验田就灌了两遍。梅继林认为,要打开农业科学的宫门,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晴天,梅继林蹲在田里细心观察、记录。雨天,他拿着铁锹及时放掉积存的雨水,多少个曙光初照的早晨,他踏着露水,背着沉重的喷粉器给小麦打药,多少个傍晚,他在给小麦锄草施肥。功夫不负有心人,试种终于成功了,经过提纯复壮的种子,颗颗粒大饱满。第二年利用提纯复壮的种子加上科学种田,全队120亩大田创造了单产630多斤的好收成。

任何作物都有遗传性和变异性,只要掌握它的规律进行选择和培育,不仅能防止种子的退化,而且能获得更加优良的纯种。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梅继林通过对小麦提纯复壮试验的总结,又扩大了对棉花和杂交玉米的提纯复壮,并开展了小麦与玉米、小麦与棉花、玉米和大豆的间作试验,使全队粮棉产量都获得了大幅度增长。

在1975年,6亩棉花的试验田,亩产皮棉达到了204斤,超过了1970年前大田棉花产量的14倍。

1978年,由于国家对知青政策作了调整,全国农村有成千上万的下乡知识青年返回了城市。这时,梅继林也收到了10多位亲友、同学的来信,劝他不要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连过去一直支持他扎根淮北的父母也来信,也催他回上海。

读了家信,梅继林陷入了沉思和苦恼。他想,在夏庄10年,曾放弃了4次升学、3次招工的机会,全大队33名知识青年先后走了30人,除1人结婚外,只剩下两人了。

在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非常重视,许多政策正在落实,目前正是大干四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可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刻,父母要催我问城呢?他决定回上海一次。

1979年2月初,梅继林回到了上海。他看到不少邻居的孩子都从农村回来了。同学们见了都劝他要正视现实,赶快回来,就连他弟弟也讽刺他“想当畜牧场场长”。他不由暗暗地考虑:难道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真的落后于形势吗?难道只有回上海才能为四化做贡献呜?难道……他努力寻求着正确的答案。

一天晚上,梅继林来到了曾同他一起落户淮北的小赵家,小赵曾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1978年考取了复旦大学,两人很好。小赵劝他:“回上海好好补习功课,努力考上大学,等掌握了专业知识,再回农村也不迟。”

梅继林从小赵家里回来,心里很不平静,他佩服小赵为四化顽强学习的精神,也相信小赵用科学改造社会的道理是对的。但是,自己怎么办呢?梅继林失眠了。此刻,他想起去年到北京参观12个国家农机展览时受到的教育和启发,实现农业机械化,要靠有文化有技术知识的人才去奋斗,这使梅继林再次受到鼓舞。

第二天,梅继林又到好友李建强家里,征求对自己是否回上海的看法。小李是在阜南插队后上大学的,如今是阜阳师范学院的教师。

梅继林说:“过去你在农村战斗有个规划,并已经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劳动和心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新的形势下,如果你认为对自己干熟的事业继续努力,比之丢开自己熟悉的事业另学一样东西,对社会更需要更有益,更能使上劲,那你就应该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小李的意见,打开了梅继林的心窗。他想,要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当个发明创造的科学家,自然对人类贡献很大。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需要有人去推广、去应用呀?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人生在世,是要为人民干几件事情的,很多事情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四化大业是由件件小事汇成的,好高骛远,见异思迁,是成就不了什么事业的。

梅继林用这些道理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父母,他高高兴兴地牵着从上海买来的两条荷兰牛回来了。老队长朱安国见到小梅就问:“继林啊!人家上海来的青年都回去了,你这次回去吗?”

老队长话音未落,梅继林就笑着说:“老队长,你放心,我不走了,这一辈子就跟你们一起干农业这一行了”。老队长听了高兴地紧紧拉住梅继林,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10年扎根经风雨,喜见幼苗已成材。1974年,梅继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5年,他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又由公社副书记提任为公社书记。

10年来,他多次出席过县、地、省先进知青代表会,还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省劳模。

梅继林常说:“我下乡10年,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无知的青年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我一定牢记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为发展农业,建设四化,甘愿做一颗铺路石子,永远铺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

当年,正是这些无私奉献的知识青年们,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辛勤地不倦地贡献自己的力量。陈家澍发明袖珍数字温度计

路是人走出来的。只有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理想的境界。江苏省五届人大代表、邢江县下乡知识青年陈家澍,就是这样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他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设计创造了我国新型的袖珍式数字温度计,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电子科学的高峰进击。

这种袖珍式数字温度计,不受气温、湿度、时间等条件的影响,可以实行远距离的测温,操作人员只要按下电钮。所测温度便用萤光数字清晰、准确地显示出来。他把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国防建设、医疗卫生和粮食保管等方面的温度测量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了这种袖珍式数字温度计,陈家澍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劳动,花费了许多心血和汗水。他是怎样越过重岩叠障,踩出了一条成材之路的呢?

1968年,陈家澍从南京市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来到农村插队。这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整天风里来,雨里去,手上打起了血泡,肩膀磨起了馒头似的肿块,还是乐呵呵地跟着乡亲们干活,丝毫也不懈怠。

傍晚,村庄一片寂静。劳动了一天的小伙子们,无所用心地打牌、下棋,嘻闹消遣,常常玩到半夜深更。在这偏僻的乡村里,周而复始的劳动,使活泼的青年人觉得乏味、枯燥。陈家澍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像一位严厉的法官时时审理着自己:青春该怎样度过?难道就这样让自己的大好年华虚度?这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无论劳动多么艰辛,他从不加入那打闹说笑的行列,下工回来,不是捧着书本背数学公式,就是演算练习题。

看着这番情景,有的小伙子不解地问他:“陈家澍,现在我们已经是标准的泥腿子啦,学那A、B、C,背那X、Y,还派得上什么用场?”陈家澍听着这幼稚、无知的话语,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想起下乡前夕母校老师的期望,想起年迈的双亲的嘱咐,想起农村落后的现状,他习惯地推了推近视眼镜,说:“我们是新型的农民,农村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知识,需要科学!”

幼年便与无线电结下了不解之缘的陈家澍,在农村劳动的岁月里,他起早带晚帮全大队几百户人家安装了有线广播。生产队的电动机坏了,经他的手修理好了。谁的收音机有了故障,他很快地帮忙修好。他还帮公社卫生院装置了高频手术刀、青霉素应试仪……

乡亲们最爱实际,夸夸其谈不能赢得他们的信赖,他们头一遭看到这些新鲜仪器,人前人后地竖着大拇指夸赞陈家澍:“究竟还是有文化的小伙子,露出的这几手,真不简单哪!”

这时的陈家澍,思想仿佛长上了翅膀。在农村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只要辛勤地耕耘,知识青年是会大有作为的,他要把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让理想在这里开花、结果。

“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1974年9月,陈家澍的聪明才智被县知青办和粮食局的同志看中了。当时,商业部号召各地要科学保粮,县里决定迅速造出一种数字温度计,改进测量粮温的办法。他们从全县1�3万多名知识青年中选优拔尖,陈家澍成了技术骨干,队里的大伯、大婶知道县里把他调去搞发明创造,叮嘱他一定要搞出个名堂来。

研究基地在公社的粮管所里,这个丘陵山区的重点粮库,堆放着数千万斤粮食。陈家澍和他的伙伴朱小松,看到粮食保管人员肩扛一捆几十斤重的铁杆温度计,爬上几米甚至10多米高的粮堆,把顶端带有水银温度计的长铁杆子一根一根地插入粮囤里,有时插不进去,还得用木锤砸下去。隔15分钟,再用力拔出来观察,记录粮食的温度。一座1000万斤的粮库,两人连续工作7天还检查不了一遍,碰上阴雨天或是药剂熏蒸期间,不能开仓测温,弄不好就造成粮食霉烂。

“这是多么陈旧、笨重的方法啊!”陈家澍紧皱双眉,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

工人师傅接过话头说:“你们有文化,能尽快发明一种仪器,把测量出的温度直接用数字反映出来,那就好啦!”

工人师傅恳切的话语,像重锤敲在陈家澍的心上。他联想到在农村劳动的情景,人们常说1斤米要流4两多汗水,他虽然没有考证,但对粮食的来之不易,是有很深刻的体会的。在生活的道路上,陈家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担,立志研制一种具有70年代水平的数字温度计。

陈家澍懂得:攀登科学的高峰不能单凭热情,还需要知识作为攀登的阶梯。要造出一种先进的数字温度比对于只有初中水平的陈家澍和朱小松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困难挡不住有志的青年。他和朱小松像久旱的禾苗,努力地吸取知识的甘露,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攻读了《晶体管脉冲数字电路》等基础理论。

那时,两个小伙子把每月20多元的生活费,省吃俭用,硬是省下钱来,订了10多种有关无线电知识方面的杂志。陈家澍和朱小松边学边探讨,画了上百张草图,进行了上千次的计算,经过1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苦战,终于掌握了数字式温度计的核心:热敏电阻数字电桥的设计方法,画出了整机逻辑图和电原理图。

有了图纸,要把它变成仪表,困难接踵而来。几十块印刷线路版、框架、外壳、按钮、显示屏都需要自己手工制作。制作印刷线路版,按照要求必须照相制版。可是,两个小伙子手里仅有1只万能表,两把电烙铁。

陈家澍说:“到外面加工,单线路版就要好几百元。我们自己动手用笔画吧!”

他们找来了鸭嘴笔,用油漆画线代替照相制版,经过试验效果还好,两个小伙子心里像喝了蜜一样舒坦。他们白天画,夜里也画,有时一块版竟要画上两天两夜。停电,他们便点起蜡烛画,蜡烛点完了,就把蜡烛头集中到小铁盒里继续点。

他们从傍晚画到鸡啼,陈家澍实在太劳累了,他身不由主地打了盹,蜡烛火苗烧着了他的头发,烧坏了他的眼镜架子,当他惊醒过来时,觉得头胀得有笆斗一般大,眼珠要蹦出来一样疼痛,他死劲地揉揉眼睛,又埋头画了起来。就这样,30多块印刷线路版,全靠手工一笔一笔地画好了,他们把它放在氯化铁溶液里自己加工腐蚀,10多天,就制成功印刷线路版。

要把数字显示技术运用到粮食测温仪上,是更大的难题,县粮食局领导特地安排陈家澍和朱小松到上海取经。这是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啊!他们在9天里连续走访了30多个单位,白天请教了上百位工人师傅、技术员和教授。晚上,还赶到卢湾区工业专科学校听脉冲技术讲座。

当人们知道这两名知识青年为何而来时,连70多岁的老教授也挤出休息时间,不厌其烦地给他们传授有关专业知识。

上海之行,使陈家澍如虎添翼。他看到人家采用的是铜电阻,根据自己设计测温仪的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用热敏电阻来代替,这不仅降低成本,还能缩小体积。为了将测温点的热敏电阻直接埋在粮堆里,上粮和下粮时不致于碰坏,他把热敏电阻和细导线同时穿在直径只有10毫米的塑料软管里,做成了测温电缆,这样,既保护了热敏电阻,又使投点方便、准确。

接着,他又大胆地在测温仪上,添置了“仓温寄存器”,装置了数字式报警电路,对粮库本身温度可以自动显示,一旦超过正常的温度,就能立即发出声、光信号,从而实现了粮食测温、报警自动化。

在科学上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全数字粮食测温仪组装完毕,陈家澍进行了调试试验。谁知,当他一打开电源,点序和仓序便出现了干扰和牵制的数字显示紊乱。他接连搞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成功,陈家澍心里十分难受。叩开科学奥秘的大门,实在不容易啊!

就在这时,省、地、县知青办和县粮食局的负责同志,登门看望,亲切地鼓励他们。他们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第一台数字粮温巡回遥测仪试制成功了!

如果说,困难是一种锻炼,那么,成绩和荣誉更是一种考验。陈家澍没有满足已有的成绩,又对全县39个贮粮点进行了调查,看到自己研制的遥测仪只适用于保管量大、长期储粮的仓库,而对大多数存粮分散、流动性较大的贮粮点,并不完全适用。陈家澍盘算着怎样迅速造出袖珍式的新型数字温度计。

正在这时,一家电影机械厂为了解决16毫米电影放映机中的片门温度的测试,需要测量高达摄氏150度的数字温度计,两次派人前来要求帮助研制。

但是,陈家澍既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仪器,也没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仅仅从杂志上零星片断地了解到国外有这类产品,人家多半采用了大规模的集成电路,甚至一块集成电路就能完成复杂的从物理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就是这样的仪器,也存在电路复杂、耗电量大的弱点。然而,我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陈家澍左思右想,能不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利用已经取得的经验,研制出袖珍式数字温度计?他向朱小松谈出了自己的想法,两人决定试一试。

于是,他们找来了具有集成度高、功耗小等特点的集成电路和集成电路运算放大器,用4节电池作为电源,初步搞成了一台样机。按钮一激,马上就显示出热敏电阻探头上感知的数字温度。

看着这标出的数字温度,朱小松兴奋得直摇陈家澍的肩膀,连声说:“原理是成功的,原理是成功的。”

陈家澍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虽然原理是成功的,但还有不少的弱点:一是用了3组电源,电耗不平衡;二是电流消耗大;三是电源电压低落引起较大的误差;四是电池所占的面积太大。

陈家澍全部精力倾注在袖珍式温度计的研究工作上。他无所谓上班制度,也无所谓节假日,头发长了忘了去理,衣服脏也没空换洗。

夏天,他在防震棚里操作,不顾闷热和蚊虫的叮咬。冬天,湖边气温骤然降到零下10多度,冻得直打冷颤,他握搓手暖暖身子,又埋头去研究。就这样,陈家澍先后做了8台样机,进行了多次的电路试验,终于得到了动态平衡的工作状态。节省了一组电源,电流消耗从30多毫安降到10多毫安,电池始终能保持温度计的精确度。

经过10个月、300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新型的袖珍式温度计终于问世了!

这项成果,在科技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全国10多种报纸和电子、无线电技术杂志,相继发表了他的论文和有关他的文章。

各地热情洋溢的信雪片似地飞来,21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派了技术人员登门参观取经,许多工厂、矿山、医院、农业气象、国防军工单位纷纷来函、派员订货。

陈家澍的这项发明在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中,还荣获了银质奖章。后来,陈家澍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黄伯洪用电子技术为农业服务

1968年10月,18岁的黄伯洪在江西上饶一中高中毕业了,他怀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抱负,来到安徽、浙江、江西交界的德兴县皈大公社插队落户。

下乡后,黄伯洪在设备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先后制成高频种子处理器、高频脉冲驱兽器、恒流式快速充电器、半导体冷阴极黑光灯、粮食水分测定仪、水质测定仪、自动控时器、作物辐射器、自来水自控抽水设备、无电源变压器扩大器、自控广播扩大站、大功率起爆器、半导体针疗器、针麻仪等20多种电子电器设备,还研究了作物的电效应,为建设新农村做出了贡献。

1969年春天,秧田里的秧苗开始长出来了,翠绿如茵,十分可爱。

就在这时,寒潮侵袭到了皈大公社,成片成片的秧苗,枯黄了,烂掉了。在公社担任电工的黄伯洪和社员一样,心急如焚,他决心跟寒潮斗一斗,攻下烂秧关!可是,从哪儿突破呢?

一天,公社商店的采购员小胡告诉黄伯洪说,红外线幅射能解除香烟发霉。这件事引起了黄伯洪的兴趣:红外线灯泡有幅射,能用于处理种子吗?不妨试试看。

黄伯洪和小胡立即找来谷种,分成几批,按不同时间,用红外线进行处理,然后放在培养盆里培养。

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培养盆里的谷种没有绽出期待的白芽,而是变黑、霉烂了。

失败的痛苦折磨着黄伯洪,怎么办?碰到困难就洗手不干吗?为什么失败?黄伯洪翻来复去睡不着,他从床上爬起来,提笔给在北京一个研究所工作的姐姐写信,请她帮忙找找原因。

姐姐回信了,鼓励弟弟掌握科学技术,努力实践,攻克难关。信中夹着一份《科技通讯》,上面有报道某国家用高频原理处理种子的简短消息。“太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收获,人家能办到的,我就不能?才不信哩!”

黄伯洪的房间里,经常彻夜灯火。他的脸庞,也在一天天地消瘦。但是,知识在他的脑海里积累着。高频原理弄懂了。种子处理器的线路图设计出来了。按比例缩小的,幅射2瓦的小样机,也装成了。

正式装配了,没有零件,黄伯洪就把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卸下来装处理器。没有大功率电源变压器,就串联小功率的变压器来代替。没有大功率的线绕电阻,就从盐水溶液里引出两根导线来代替。磁高压变压器、高轭线圈、灯丝变压器都没有,黄伯洪掏出积蓄,买来矽钢片,自己动手绕。

种子处理器装好了。第一次试验他先用低压把机子预热一下,然后打开高压。种子处理器怪叫起来,没容小黄切断电源,“啪”地一声,爆炸了。顿时,屋里弥漫着青烟,焦糊味充塞着整个房间。

失败没有吓倒黄伯洪,他找到了失败的原因,是机子耐压不够。于是,黄伯洪重新设计了一种半波倍压线路,省去10多只变压器。同时,他设计了一只耐压很高的电解电容,以便控制电流。这种电解电容很难买到,黄伯洪就将小容量的电解电容串联起来,解决了这个难题。

装成后,经过测量,直流高压居然达到600伏,这是预定的要求,要是能加上负载,试验就算成功了。

谁知一加负载,没出半分钟,种子处理器发出一丝“嗡嗡”声,体积逐渐大了起来。小黄屏住呼吸,伏下身去检查。原来,小容量的电解电容承受不了高压,两边起了泡。

这时,还没来得及切断电源,电容爆炸了。锡钻纸、电解液、铝皮屑飞溅开来,黄伯洪双手捂住了眼睛。参加试验的小胡叫道:“你的眼睛怎么啦?”小黄擦了擦眼睛说:“看得到,没事。”说完又去检查机子。小胡一把盖住机子,劝道:“算了吧,太危险了,差点把……”黄伯洪倔强地说:“就是炸瞎了,我还要摸着干!”

这天晚上,黄伯洪通宵达旦,连续奋战。三极管、二极管、电阻、电容……在他脑海中翻腾着,排列着,组合着。到清晨,他终于设计出全波倍压线路图……

胜利,属于百折不挠、永远奋击的人。不久,一台种子处理器诞生了。它能使种子提早半天发芽,提高发芽率21%,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烂秧问题。

黄伯洪把试验成果写成科技资料,寄给有关科研部门,得到了赞扬和鼓励。

后来,黑龙江某工厂根据小黄提供的资料,经过一些改革,大批制造了高频种子处理器。许多单位在运用处理器后,还专门来信感谢。后来,黄伯洪的第一台高频种子处理器摆在了省农业展览馆。

黄伯洪还发明了驱兽器。因皈大公社是个山区,野兽特别多。每逢秋收季节,好端端的一片庄稼,一晚之间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搞得一塌糊涂。社员们为了保护劳动果实,人们只得整夜守在山上的窝棚里,敲锣赶野兽。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被野兽钻空子,甚至有的人被野兽、毒蛇伤害。

黄伯洪暗暗琢磨,想研制一种驱兽器,制服野兽。他向党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领导上很高兴,让他依靠群众摸清野兽活动规律,早日造出驱兽器。

黄伯洪到处求师请教,了解野兽活动规律。猎手老昆叔把自己打猎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他仔细听着,记录着,对野兽怕声音这个特性,特别感兴趣,他想,装个音响驱兽器,用高音喇叭准能吓走野兽。

果然,装成的音响驱兽器很灵。守山的人见野兽一来,轻轻一按电钮,高音喇叭一阵“呜呜”怪叫,把野兽吓得乱窜。

双抢来了,劳动力十分紧张,可驱兽器却要一个好端端的劳动力陪着,黄伯洪自问:难道不能搞个自动控制的驱兽器?

自动报时器启发了黄伯洪。这种自动报时器,也是他发明的。他是在闹钟里装个定时装置,然后联在广播上,到了规定时间,闹钟一响,全社的广播喇叭就像报晓的公鸡那样叫起来,催促社员们参加双抢。

黄伯洪设计了自控驱兽器的线路图,又连续干了几个晚班,终于试制成功了。事物总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自动控制的驱兽器,开始效果蛮好。时间一长,狡猾的野兽似乎懂得了高音喇叭的秘密,又肆无忌惮地在高音喇叭声中,安然地糟踏着庄稼。

黄伯洪经过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的试验,高频脉冲驱兽器试制成功了。从此,野兽再也吃不到庄稼,只能尝到电的滋味。秋收后,有个装了驱兽器的生产队,增产1�5万斤红薯,5000多斤玉米。

凝结着黄伯洪的心血和智慧的新产品,一件接着一件问世了。他的事迹报纸刊登了,电台广播了。然而,黄伯洪感到自己基础理论不足,要取得更大的成绩,就必须刻苦钻研,不断学习。他向知识的更深领域不断探索着。

这年双抢过后,闹了虫灾,螟虫成群飞舞。小黄想造一种用直流电,适合山区特点的黑光灯。他当时是公社电工函授班的兼职教师,与学员们一商量,便决心干了起来。不久,那种轻巧、省电、价廉的半导体冷阴极黑光灯,试制出来了。

不久,可控硅快速充电器也诞生了,解决了全公社的汽车和拖拉机的电瓶的充电问题,具有快速、省电的优点,还有自动保险装置。但是,顶着风雨试制成功的黑光灯,黄伯洪怎能忘怀呢?

1977年的双抢即将来临,黄伯洪为筹建生产黑光灯的小作坊奔波累病了。医生叫他住院,他不肯。终于在双抢前造出100台黑光灯,及时支援了灭虫保苗战斗。黑光灯像一个个哨兵,屹立在田间,闪烁着警惕的眼睛,守卫着公社的田野,搏击着大自然的风风雨雨。

大凡致力于某项科研的人,往往是在一些细微、平常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加以研究,取得成果的。黄伯洪就是从一棵爬在电线上“吃”电的丝瓜上,研究出作物的电效应的。

有一次,定坑大队的广播线出了故障,黄伯洪沿线一查,原来是棵爬在电线上的丝瓜,影响了线路畅通。他把丝瓜藤拿了下来,黄伯洪感到奇怪,他仔细瞧瞧丝瓜,呵,确实长得不错。可是边上那几棵爬在竹杆上的丝瓜,长得就不如这几棵。这种奇异的现象,引起了黄伯洪的注意,他琢磨不透。

黄伯洪翻书查资料,没找到根据。他潜心思索,大胆猜想,可能是电对作物有某种刺激作用。

猜想到证实之间的桥梁是实践。于是,黄伯洪在菜园里拉了几根铁丝,分成高压、中压、低压和不用电4组,搞起了对比试验。

炎热的中午,他不顾汗如雨淋,拿着仪器测量电压,观察变化。寂静的夜晚,他任凭蚊虫叮咬,打着电筒记录数据。

过了几天,接在高压上的那组菜,有点发黄了;低压和不通电的几乎没有差别;只有中压那组,好像有点争气,长了一点。正巧,这时黄伯洪有事去县里。临走,他委托几个同志照料试验地,还特地关照说:“有事打电话找我。”

黄伯洪到县的第三天,告急电话来了:“高压那组菜叶片要烂了,不行了。”

黄伯洪冒着大雨,连夜回到了公社。刚一到家,顾不得25公里夜路的疲劳,连身上湿的衣服也来不及换下,一头扎进菜园里去了。

黄伯洪仔细考虑,认定电压太高,会对作物有压抑作用。于是把高压那组降压,其余不变。

半个月后,奇迹出现了。高压那组菜变样了,叶片转青,新发出许多嫩芽,生机勃勃,低压那组菜也向上窜了窜,绽开了许多花蕾。此刻,黄伯洪加快了步伐,他翻阅所有的记录,查数据,寻找答案。他到菜园一次又一次用只测量菜的生长速度。电对作物有促进作用,黄伯洪深信不疑。

这一天,黄伯洪骑着自行车,去检查自动广播扩大站的线路。突然,一棵丝瓜紧紧地吸引了他。丝瓜藤牵攀在线路上,一根根丝瓜悬挂着,足足有1米多长,这比小黄试验田里的还要好。

黄伯洪急忙下车,仔细观察。他抬起头来,沿着线路向前看去。呵!河对面还有一棵,也是长得这么好!黄伯洪一乐,来不及脱鞋挽裤腿,“哗哗”地淌过河去,专注地看着,思索着:这条线路是用交变电压;那两组菜,也是变压后再好起来的。看来还是变压在作怪!想到这里,黄伯洪撒腿往家里跑,连自行车都忘记在路边。

此后,黄伯洪的试验地里又多了一根铁丝,用的是变压。果然,蔬菜经过变压的刺激,呼呼地直往上长.

这一年,小黄试验的蔬菜,在同样条件下,用电刺激的比不用电的增产1�2倍。作物电效应试验成功了。随即,黄伯洪把自己的发现,试验的结果,连同数据写成了报告,寄给了上级科研机关。上级科研机关给予小黄很高的评价。

后来,黄伯洪的事迹,多次上了报纸,并在电台广播过。他被选为江西省四届政协委员、全省青少年学雷锋标兵。武绍亮制风力发电机造福牧民

1980年4月10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风能协调会议上,来自全国的有关科研人员正在热烈地讨论风能利用问题。

国务院农机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说:“风能利用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风能资源分布的详细考察,这方面的考察我国一直没有人搞。”

这时,一个身材颀长的青年站起来说:“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粗浅的调查,愿意抛砖引玉地谈一谈。”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数十双眼睛一齐盯住了他。

这个青年头头是道地说:“全国风力分布划为4个等级。内蒙古全年平均风速是每秒3�64米,约占全国风能量的30%,相当于747亿×10万马力,换算成电能等于549亿×10万千瓦,也就是说等于目前全世界现有发电能力的几百万倍,可以说取之不尽……”

这个对风能资源很有研究的年轻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呼和浩特市下乡知青,他叫武绍亮。

1970年初,一个严寒的深夜,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巴音公社插队的武绍亮,正在一位牧民老大娘家帮助接生羊羔。蒙古包外狂风呼啸,包里小煤油灯忽明忽暗。就在这天夜里,由于天黑看不见,两只小羊羔生下来后没有及时护理,冻死了。

清晨,武绍亮看着蒙古老妈妈痛惜羊羔的神情,思绪万千。多么富饶的草原,多么勤劳的人民,可又是多么落后的生产方式呀!要是能用电来照明、剪羊毛、那该有多好!

可是,在这偏僻的大草原,电源从哪里来呢?水利发电不行,牧区气候干旱,一年难得下两次大雨,附近也没有流量大的河流。火力发电也不行,社员们至今还在烧牛粪,没有燃煤。架设输电线路更不行,仅材料费就要100多万元,只有37户人家的生产队怎能负担得起。

有一天,武绍亮看到一个牧民老大娘用自制的小风车咕噜噜地捻线,一下启发了他。是啊!怎么没想到风力发电呢!人们说草原上的风一年只刮一次,就是从正月刮到腊月,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能源啊!

武绍亮于是像着了魔似地找来有关风力发电的书籍。他翻开一看,傻眼了:电机、风轮、调速装置……复杂的构造,深奥的公式,密密麻麻的外文字母,使他这个初中毕业生如看天书。怎么办?“学!”让草原上的人们用上电的愿望,深深地抓住了他的心。

白天放羊时,武绍亮队在草地上学,下工后,就点着昏暗的油灯在自己的“土窝窝”里学。凡是能买到和订到的有关书籍和杂志他都买都订。光是内蒙古科技情报所的书,他就借过100多本,写下了四、五十万字的笔记。

在很短的时间内,武绍亮学完了高中数、理课程,以惊人的速度,基本上攻下了《风叶机翼理论》、《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等专项技术理论关。

1971年初,武绍亮带着几个始终没有弄懂的理论问题来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古大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求教。武绍亮向老教授说:“教授,您知道草原上的人至今还在一桶桶地提水饮畜,他们还在用手一只只地剪羊毛……让草原的人们用上电,是我们青年人有责任啊!”

老教授被武绍亮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动了。从此,武绍亮成了老教授的常客。很快,第一张风力发电机的图纸绘制出来了。

有了图纸,武绍亮就准备动手研制,可是,必要的经费和物资在当时很难具备。难道前功尽弃?武绍亮内心似沸水般翻腾着,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爱草原的一草一木,爱这里勤劳的牧民,就连草原上的急风暴雨我也非常喜爱。狂风固然有害,但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发电、提水,为草原造福。

正是这种对草原深沉的爱,武绍亮毅然决定:自费搞科研。

武绍亮用自己积攒多年的1100百元钱买了风速仪、电机和工具。在制作中,钱不够了,他把家里的缝纫机、手表卖掉;还是不够,他又咬了咬牙,把父亲送的手表也卖了。在冬天,他把仅有的皮袄也卖了。

武绍亮为了取得准确数据,不辞辛苦地在飞沙走石的旷野上测记下每天的风向、风力。一次,草原上刮起9级大风,武绍亮爬上房顶准时测记。当时的狂风险些把他掀了下来,他一手搂住烟筒,一手高擎风速计坚持作业。

在这年的正月初一,人们都穿上新衣。骑上骏马,出去走亲串户。武绍亮却在家里摆开了电机零件和工具,整整忙了一天。第一次风力发电试验,由于计算错误失败了,武绍亮急着翻资料、核对图纸、反复琢磨,寻找失败的原因。

一晃5年过去了。武绍亮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求教了30多个单位,先后进行了上百次试验。

1975年11月,他制造的适合草原使用的第一台小型风力发电机成功了!蒙古包里的电灯亮了!

消息传开,牧民们争先恐后地骑马来参观、庆贺。一位老阿爸拉着武绍亮的手说:“孩子,你的心像金子一样,你真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啦!”

武绍亮原来搞的风力发电机虽然已经有了实用价值,但是,成本较高,又嫌笨重。不要紧,改革它!不久,小型、轻便的风力发电机出世了。这种发电机,只需一根6米杆,安上风轮和电机,用电线引到蓄电器上,一接通开关,灯就亮了。

在公社党委支持下,武绍亮一连造出了24台,分别安装在一些边境哨所和牧民定居点。为了便于维修和随时掌握运转情况,他经常推着自行车,驮着工具和材料,巡回察看、维修。

1979年6月29日,草原上罕见的风雪,使气温下降到零下32度。武绍亮顶着风雪骑着自行车巡回检查风力发电机。他从上午蹬到下午,牧民王二明见他手和耳朵都冻肿了,说什么也不让他继续再走了。但是,武绍亮为了让更多的人点上电灯,不顾冻伤疼痛,又坚持在风雪中蹬车走了20多公里,一直到21时才到达边境哨所,一下车又继续忙碌起来。

1979年,武绍亮研究的风能发电已列入自治区重点科研项目,并得到自治区领导的支持。为了使草原上能够自动汲水和搞综合加工,他又设计出了大型风力发电机的图纸。

不断进取的人,是永不满足的。武绍亮开始了向风能利用的空白,风力资源的分布考察进军。

1979年12月,武绍亮辞别妻儿,冒着塞外高原的严寒,背着风速仪和借来的照像机,独自做5个月的野外风能资源考察。一天又一天,饿了,到村里要点吃的,渴了,饮山间的冷泉水。从乌拉特草原到白云鄂博,从大青山到河套平原,山口、沟底、平川、河谷都印下他的足迹。

冬去春来,武绍亮写出了一份《内蒙古风能资源分布情况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和以前资料所载不同的新数据。这是我国第一份大面积的野外风能资源考察报告。

同时,武绍亮向全国200多个气象台、站发信,索取了大量资料。他又到北京中央气象局,查阅了建国30年来的全部气象记录。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敬佩地对武绍亮说:“小伙子,你硬是让我们把全部资料都给你运来了,真没见过像你这样下功夫查资料的人。”

武绍亮用坚强的毅力闯过了道道难关,写出了《风能及其分布》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和他制造的风力发电机,都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科技作品特等奖,并被选送到首都展览。后来,武绍亮光荣地被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内蒙古自治区先进知识青年标兵。

16个寒暑更易,武绍亮驾驭长风,为民兴利,就像他制造的风力机一样,风越大,转速越高,发出的能量也越多。他的出色贡献,显示出了一个新时期的青年对祖国四化建设的崇高责任感,凝聚了武绍亮对草原人民一腔赤热的心血。李正义办电站成为真正土专家

1968年,李正义高中毕业了。他与6个同学一道,来到贵州省黄平县松洞公社羊尾冲生产队插队落户。

在当地党组织和社员的培养教育下,他把改造山区的落后面貌看成自己应尽的职责,努力为四化建设作贡献。他爱学习,肯钻研,学一门会一门,成了办电的“土专家”,技术姻熟的农机修理工。

身为知识青年,能为农民做点什么有益的事?小李经常思考着这个问题。

羊尾冲大队过去照明用煤油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女社员低头做针线,学生趴在小桌上做功课,眼睛非常吃力。社员碾米要挑着稻谷到远处去找碾房,耽误了不少时间。

要是能建个电站,既照明,又碾米该多好啊!小李的想法得到了大队的支持。1969年,大队把办电站的任务交给了李正义。

李正义在学校读书时,数学、物理成绩优良,懂得一点电的基本知识。对建设一个小电站谈何容易。

李正义分析了羊尾冲水源不丰富,不能搞水力发电,只能搞柴油机发电。

当时,发电机货源奇缺,无法买到,怎么办?他听说用电动机加电容器可当发电机用。于是,他到书店买了几本电工书籍,反复研究了几个通宵,初步弄懂了电动机加上电容器可作发电机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但这只是理论知识,还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李正义就和另一个社员一起从旧州中学借来一个小电动机,又用自己的钱买了所需的电容器,然后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连接好电路。

头几次试验,由于怕烧坏机件,不敢升高转速,电没有发出来。后来他们总结了经验,把油门加大,转速调高。转眼间,指示灯亮了,电压表也指示了电压,任何机件未被烧坏,而电却发了出来。

试验成功了!李正义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高兴之余,李正义头脑很快冷静下来,接着思考另一个问题:这次试验的电动机是小型的,小的能发出电,大的能不能呢?

带着这个问题,李正义他俩又到县机械厂求援,用大电动机和电容器进行试验,同样获得了成功。李正义心里乐开了花,心想:建成小电站是大有希望了。他俩立即赴县城购买建电站所需的机件。

当时队里因资金缺乏,李正义主动将他父母亲寄来的100多元钱,借给队里用于购买电机材料。买回柴油机、电动机、电容器等设备材料后,立即按照预先画好的安装设计图动手安装。

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发出了电。这里的苗乡山寨第一次亮起了电灯。有了电,白天,带动打米机打米。晚上,学生围着明亮的电灯做作业,妇女们在亮闪闪的的电灯下飞针走线。

社员群众笑眯眯地说:“像小李这样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来,我们是一百个欢迎!”

用电动机加电容器发电,离不开柴油机,成本较高,能不能搞造价较低的电站呢?试试看!松洞公社有不少的生产队水源较丰富,有不少水碾。水碾能碾米,可不可以用来发电呢?李正义决心改造这千百年来的古老水碾,让它发电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

他找来有关水力发电的资料,如饥似渴地学习,并着手进行改装工作。

经过多次试验,不断总结,不断改进,终于获得了成功。古老的水碾立新功,受到山寨群众的热烈欢迎。

李正义办电站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电站也越办越多。先是本公社各大队请他去办电站,后来附近公社的生产队也请他去办电站。进而,连邻县附近的生产队都来请他去办电站。

从1969年到1973年4年的时间里,李正义共安装小电站31个,安装打米机、柴油机20多台。

由于办起电站引入各种农业机械,节约的劳动日就有2万多个,并且减轻了社员的劳动强度。

如黄金大队安装了柴油机、发电机和打米机后,除每户社员点上电灯外,打米不必再挑到10公里远的温水塘加工了,只这一项,就可节约劳动日1000多个。

李正义办电站远近闻名了,当地的群众和干部称他为办电“土专家”。

其实,他不仅是个办电站的“土专家”,而且还是个安装和修理农业机械、搞水利建设的多面手。诸如柴油机、打米机、电动机、发电机之类,哪样坏了,他去摸摸、看看、听听,很快就能找出毛病,修好机器。县农机校还聘请他当老师。

1972年,黄平县在旧州办了个农机学校,设有机电班和拖拉机驾训班。当时李正义也在该校拖拉机驾训班学驾驶。农机校领导知道他是个办电“土专家”,又是个修理农机的“良医”,于是就聘请他当机电班的辅导老师。

这样一来,李正义可忙开了,他既当学员又当教员。晚上,他翻阅资料,精心备课,刻写讲义;白天,他时而全神贯注地学习拖拉机驾驶,时而一丝不苟地给机电班学员讲课。

在讲课中,他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带领学员到他所建的电站去参观和实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介绍给学员,使学员学到的知识扎扎实实。

半年后,学员们结束了农机校的学习,成了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农机技术骨干,李正义也成了一名合格的拖拉机驾驶员。

1973年10月,松洞公社决定要李正义担任公社水利辅导员。

搞水利,免不了要登山越岭,爬岩穿谷,辛苦劳累且不提,单说责任就很重大,万一哪里勘测设计有误,造成塌方毁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李正义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下决心把它做好。

他背着测量仪器,越岭翻山,跋溪涉沟,普查全公社的水利情况。白天,李正义测量、记录、画图。晚上,走村串寨访问老人,或看书钻研资料,对照实际进行分析、研究、审图。

李正义经常熬更守夜,有时为了弄懂一个问题通宵不睡。李正义在实践中就这样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学会了水利辅导员所应掌握的知识和本领,完成了全公社的水利普查任务,为规划全公社水利工程的近景和远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李正义深知时间的宝贵,因此,他不畏艰苦,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抓紧在浓雾偶然散开的短暂机会进行测量。由于工作抓得紧,使引渠工程终于在预定的第二年春耕前胜利完成。

30亩望天田变成了“三保田”,并使一部分旱地变成了水田,秋季获得大丰收。

在松洞公社,类似这种当年施工、当年受益的水渠比比皆是:大坪生产队的渠道,老郭田生产队的小河沟引水渠,羊尾冲的水渠和山塘……都是李正义测量的,全公社1973年10月以后修建的山塘、水渠、小水库、便公路等,也是他测量的。

在水利建设上,李正义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尖兵。胡根恒把心思扑在农机事业上

1968年,初中毕业的胡根恒,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从沈阳市到老家北胡公社安家落户。

胡根恒出生在工人家庭,从小就爱好钻研机械技术,下乡时带了一箱子工具和技术书籍,一心想为家乡的建设和群众做些好事。队里的柴油机出了故障,喷雾器漏水了,他自告奋勇修理好了;谁家的自行车、缝纫机有了毛病,他总是热情、细致地维修,直到主人满意为止。群众都称赞他是个肯钻手巧的好青年。

1970年,北胡公社建立了农机修造站,胡根恒被群众推选到修造站工作。

胡根恒深深懂得修造站对农机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更懂得搞好农机修配需要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他从到修造站的头一天起,就把心扑在了农机化的事业上。他把下乡时带来的一箱子修配工具和技术书籍,全部捐给了修造站。

站上修配活路很多,胡根恒不懂就问,不会就向老师傅学,还利用业余时间坚持自修。农机具的维修,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往往一件农机具得不到及时维修,就贻误了农时,影响了产量。在日常工作中,胡根恒尽量做到上门的小活及时修,不能上门的大活到现场修。

一个冬天的早晨,天下着大雪,公社钻井队在5公里以外的东张大队打井,突然泥浆泵出了故障,如不及时排除,这眼即将打成的机井就要报废。刚刚上完夜班的胡根恒听说后,背起工具袋赶到现场进行抢修,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终于把泵修好了。

当他看到修好的机器隆隆运转起来,就忘了饥饿、疲劳和寒冷,浑身感到格外轻松,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

1974年春,胡根恒当了农机修造站站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苦活重活抢在前,加班加点找活干。他没歇过星期天和假日,就连春节也多是留在站上值班,让同志们多休息。

胡根恒患有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疾病,但是,他从未因病耽误过工作,曾多次把医生开的病假条藏在衣兜里,照样坚持上班、加班,有时还忍受疾病的折磨,到生产队维修农机具。

站上的工人说:“胡根恒跟俺一样顶班,一样有定额,但他比俺操心多,加班多,是俺们的好带头人。”

有志的青年,都有理想和抱负。胡根恒也是一样,但他更可贵的是能把理想和党的事业统一起来。1975年初,冶金部驻邢台一个单位到南宫县招工,公社党委和群众一致推荐胡根恒去。

胡根恒很感激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关怀,但是,农村的现实却使他想到:家乡的生产水平不高,农机化刚刚起步,过去没机器想机器,现在有了机器愁修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是多么需要有知识的青年啊!想到这里,胡根恒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

于是,胡根恒向公社党委坚定地表示:“农机化发展需要修造站,修造站也需要我。我不走了,为家乡农机化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就这样,胡根恒先后放弃6次招工、上大学的机会,坚定地战斗在农机修造站。

初建的修造站,只有5间上房,6名职工,全部设备是一盘烘炉和几把锤钳等简单的维修工具。随着社队农业机械的发展,维修任务不断增大,站上虽然添置了老式皮带机床和电焊机等设备,但大部分工序仍是手工操作,工效很低,维修任务忙不过来。

在当时,有人主张能干多少活收多少,干不了的往外推。可是,胡根恒不这样想。他分析了各个工序,认为维修进度慢的主要原因,是手工锻打工效太低,直接影响其他工序的加工。

这时,胡根恒想起父亲所在厂里用机械锻打部件的情景,心想:要有台锻压设备多好啊!可又一想,买一台空气锤要花7000多元,修造站家底薄,买不起呀!经过几天的琢磨,他想能不能自制一台弹簧锤呢?

胡根恒的想法得到工人和公社党委的支持。他们查阅资料,到外地参观学习,自力更生搞制造。锤身需两块大钢板,就把13块小钢板焊在一起代替;靠偏心轮传动制造难度大,成本高,改用了废柴油机上的曲轴;没有弹簧,从邢台市废旧物资回收公司找来了废弹簧板;镗锤眼时,车床加工困难,就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一点一点地啃。

经半个多月的努力,只花300元钱就搞成了弹簧锤,提高工效8倍多,改变了农机具维修难题。

制造弹簧锤的成功,使胡根恒尝到了甜头,开阔了思想,增强了办好修造站、为农机化服务的信心。1974年夏天,正当抗旱的关键时刻,北胡公社10多台柴油机“趴了窝”,每天影响浇地300多亩。

胡根恒心里十分焦急,他通机进行了检查,发现多数是柴油机调速器的推杆出了毛病。可是,这种配件很缺,站上现有设备修不了。要加工推杆,必须制造一台较精密的小车床,这是解决柴油机维修的当务之急。

胡根恒迎难而上,和老工人一起研究、搞设计方案、查阅技术资料,还多次去县城工厂请教,先后绘制200多张图纸,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小车床试制成功了。投产后生产推杆1�5万多根,不仅满足了维修的需要,还支援本县30多个公社和20多个兄弟县的急需。

多年来,胡根恒和全站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先后自制车床、铣床、钻床等设备26台,装备了修造站,大大提高了修配能力。拖拉机中修和部分大修、小拖配套以及柴油机、电动机等农业机械的维修、保养,修造站都能完成。每当工人谈起修造站发展这样快的时候,都说:“这得给站长胡根恒记头功。”

1975年秋天,因为天旱,夏播庄稼成熟晚,小麦播种期缩短了。如果不能按时播种,第二年小麦收成就要受到影响。为了抢时间赶季节,社员急需一种工效高的小型机引播种机。修造站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胡根恒多次召开会议,集思广益,和工人一起研究,查阅资料。他深入附近10几个大队和县城工厂,向20多位老农和工人师傅请教。他们综合3种大型播种机的优良性能,确定了制造方案。在加工部件时,他们坚持就地取材,用站里旧三角铁做播种机架,用废油桶铁皮做下种脚管,传动装置利用旧的自行车链、轮代替齿轮。

经过10多天紧张加工,终于在小麦播种前试制出了第一台牵引的棉麦两用播种机。经与普通接播种对比,它具有株距均匀、密度合理、节省种子等优点,工效提高六七倍。这种播种机的制成,为小麦播种抢了季节。

胡根恒十分注重对原有农机具的革新和改造,挖掘潜力,充分发挥其在生产中的作用。站上有一台拖拉机已经批准报废了。这台车原型号喷油头已不再生产,改用通用喷油头后,经常烧坏喷针,在大忙季节经常停机。

胡根恒为了使这台废车不废,他把喷油头拆下来进行分析,发现烧针是由于喷孔小,温度高,喷针间隙没法调整造成的。胡根恒就改制了一个在体外可以调整的喷针,又对10多个部件进行了革新、改造,使这台车得到新生,而且一直运转正常。

胡根恒以这种不断前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多年来和工人一起,根据农业生产的急需,共革新和制造机引播种机、开沟犁、爬坡机以及密植搂、移苗器、摆播舞、手摇油泵、胶轮大车汽门芯等1万多台、件,提高了农机效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办好农机修造站过程中,胡根恒深深感到一个人、一个修造站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不断提高各大队农机手操作技术和维修水平,才能适应农机化事业发展需要。

后来,胡根恒根据公社的统一安排,每年利用农闲季节,集中各大队农机手到修造站,进行二至三期短期培训,除传授农业机械操作技术和维修、保养知识外,还对经常发生的故障排除方法进行指导。

几年来,他们先后培训农机手700多人次,一般都达到了“三懂”和“四会”即懂机械原理、懂操作规程、懂农业知识,会正确操作、会农田操作、会维修保养、会排除故障,使全社农机操作和维修技术环断提高。

胡根恒还根据季节和农机使用状况,带领职工深入大队巡回修理。同时,向群众和农机手传授各种农机具的操作规程、维修和保养常识,做好技术培训工作。他们还帮助各大队建立和扩建农机维修组,多年来支援各队常用的维修小工具10多种500多件,使全社达到一般的农机具小修不出生产队。

1979年,胡根恒被团省委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

20世纪80年代初,胡根恒带领全站职工制订了一个5年发展规划,决心进一步办好农机修造站,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顾洪章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顾洪章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

《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侯隽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风云七十年》郭德宏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何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华夏金秋》柏福临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丛书》于薇编写新华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科教实录》张湛彬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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