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公司董事蔡鹤年说：“你们要想一切办法把厂保住，如果有事或需要钱可以随时找我。”

●俞濯之在对工厂工人讲话时说：“工厂就是工人的饭碗，工人离开厂就活不了！”

●简国治欣喜地说道：“国民党逃跑了！听，解放军的炮声很近了！”

● 护厂护校护厂队智斗国民党军警

1949年11月29日，山城重庆的天气非常凝重，灰蒙蒙的天空仿佛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

16时左右，一队国民党军警在警察六分局局长鲜善于率领下，乘着卡车来到了大溪沟电厂门外的平康茶馆旁。

只见他们身穿黑色制服，全副美式装备，手提装着“TNT”型炸药的黑色木箱，一下车迅速集合队伍。

接着，鲜善于带着几个军警杀气腾腾地直奔大溪沟电厂而来。他们让工人找来电力公司总经理、商会常务理事傅友周，向他下了最后通牒：

“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前来执行任务。请你立即率领工人退出工厂，否则我们就要打进来。限你在半点钟之内答复！”

鲜善于说完就走了。傅友周见形势十分紧张，立即找到护厂的骨干成员胡植林、刘素民等人商量对策。

原来，傅友周早就知道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欲破坏重庆工厂和城市的罪恶计划。

早在11月20日毛人凤制定破坏计划之初，重庆市商会会长、电力公司董事蔡鹤年就在我地下党的影响下，要求傅友周想办法护厂。

蔡鹤年说：“你们要想一切办法把厂保住，如果有事或需要钱可以随时找我。”

11月23日，傅友周主持召开了重庆电力公司各部门、各厂以及办事处主管人员会议。大溪沟发电厂出席会议的有业务科长易忠朴、厂务主任欧阳鉴、事务科职员连钟毓等。

会议商议，先把着重点放在收买国民党军警当局上，若这个办法不行，再实施武装保护电厂的办法；钱由公司出一部分，另一部分由各厂自己筹集，可以在公司员工里借贷，事后由公司发还。

枪支弹药厂警有一部分，不够的由傅友周到电力公司名誉董事长、原川军将领潘文华处联系商借；公司还作了护厂的人事安排，护厂人员由各厂自己决定。会上还给大溪沟电厂拨来了粮食，做为护厂开支。

会议结束后，易忠朴、欧阳鉴等人又召集了大溪沟电厂有关人员研究护厂事宜。最后决定由欧阳鉴、连钟毓负责后勤工作以及修筑工事，同时选择会用枪的工友成立护厂队。

由于该厂工人曾经历过与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多次斗争，加之当时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失业和饥饿时刻威胁着人们。所以，当工人们听到国民党要破坏工厂的消息时，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护厂。

工厂很快组成了有胡植林、刘素民、刘德初、唐占武、王正权、张破渊、凌海云、刘安华等30多人的护厂队。并指定厂警负责人郑宗荣任队长，胡植林、刘素民、刘德初分任一、二、三班班长，另外尚有不拿枪的工友也用铁棒、火钎武装起来。

为了有效护厂，护厂队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刘素民负责大营门（厂大门），刘德初负责锅炉、汽机房。另外对后营门通子弟校的临时侧门，厂房四周围墙等都分派专人守护和巡逻。

不久，公司派人去潘文华处联系并押运回部分武器，其中有一部分是坏枪，由厂修配房庄德坤、魏明义等老师傅日夜赶修后即时发给了护厂队。

护厂队还在厂的前后门筑起了沙包，修补了电网，增添了危险警告、牌，以随时准备进行战斗。

同时，连钟毓还在全厂职工中筹集借贷了部分黄金、银元，做为今后谈判时应急之用。

11月27日，国民党的大破坏、大屠杀开始了。市内不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全市人民陷入恐怖之中。

29日，形势越来越紧张，一群群国民党溃兵四处逃窜，街市店铺已经关门，行人极为稀少，这时职工家属携带行李纷纷涌进厂内躲避。

厂外不时传来的坏消息，更增加全厂的紧张气氛。总经理傅友周、总工程师吴锡瀛和公司部分负责人也来到了大溪沟电厂，和全厂员工一起，注视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奇怪的是护厂队队长郑宗荣却一直没有露面。

由于情况紧急，傅友周就让胡植林负责工厂的保卫工作。

傅友周信任地对胡植林说：“工厂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想办法把厂保护下来，全城的用电都靠你们了。”

厂务主任欧阳鉴提示说：“最好不要同破坏队硬拼，要采取妥善办法。”

在场的修配股长杨如坤也提出了建议，他说：“立即停机，使厂内一片漆黑，把护厂队撤进机器房，把守门窗和周围要道，破坏队进来时也难辨方向，弄不清我们的人和枪，他们如敢进犯，我们在暗处打明处也可保证安全。”

商议结束，护厂队员们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把聚集在厂内的家属迅速撤到厂子弟校和防空洞内躲避，并把一切物资集中放在材料房和汽机房，做好了随时应战的准备。

前来炸厂的军警，见厂里一直没有动静，便向厂门扑来，守卫大门的护厂队员见此情况，立即通知全厂护厂队准备迎战。

这时，一个带队的军官举着枪叫喊开门。护厂队员问：“你们是干啥子的？”

军官回答：“是奉命来保护电厂的，赶快开门。”

护厂队员说：“我们自己有护厂队，不必劳驾你们。”

这样僵持了几分钟，对方见护厂队不上圈套，便命令士兵攀越工事，企图强行进厂。

这时胡植林带领护厂队员赶来，形势非常紧急，刘素民喊了一声“卧倒！”

护厂队纷纷举枪瞄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公司总务科长张容之、副科长李逢春跑来，站在护厂队与厂门之间，张开双手，向护厂队叫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这一突发举止，把护厂队愣住了，国民党军警趁机跳进大门，涌进了厂内。

护厂队不得不退到考工室和汽机房进行紧急磋商，决定采取另外的对策，即迅速把队员安排到房顶、晒台架上机枪，对准集中待命的军警。

胡植林向队员们交代，要大家来回走动，借天黑难辨，做出人多的假象，迷惑敌人。另外，要求各机房随时注意，如有外人进入机房，队员立即跟踪监视，不准放任何东西，否则就开枪。

胡植林还要求大家不要说厂里的重要部位，不说护厂队人数和武器情况，如敌人要问，就说厂内外都有护厂队，有几百支枪。他要大家随时作好打的准备，但不要乱放枪，要节约子弹。

负责后勤的连钟毓等人见军警进厂，忙带上香烟、开水前去“慰劳”。并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乱走，车间到处有电很危险。”

这些军警看见厂内到处有武装的工人，也没敢到处乱窜。

在护厂队加强了警戒的时候，有个军官便带着两个士兵先到厂长室对外通了电话，然后就到了锅炉房问当班的工人，厂内哪些地方最重要？当班的唐占武指着锅炉外面的防空洞说：“那里最重要。”

然后这个军官要工人把炉火停下来，赶快离开。工友们根本不理他们，这样双方僵持了一阵，军警就走了。

过了一会，这家伙又到锅炉房说：“你们硬是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要大家马上离开。

工人也硬起来说：“就是不走，怎么样？”

这几个人眼见奈何不得，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大约在五六点钟左右，连钟毓他们还到厂对面的饭馆去包了几桌酒席，端在厂内花园坝子，让他们吃。

这些军警心虚胆怯，怕菜饭里有毒药，要连钟毓先吃一点，然后他们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完饭，傅友周见军警还呆在厂里不走，便给市商会蔡鹤年打了电话，说：

“有股乱军来破坏电厂，在与护厂工人对峙。”

蔡鹤年听说后坐车赶至大溪沟，在厂外与军官交涉说：“你们来干什么？”

军官回答：“我们奉命检查电厂。”

蔡鹤年说：“这个时候了，还检查厂。他们在上班，在发电，你们检查什么？”

军官又说：“我们是奉命检查，里面有共产党。”

蔡鹤年说：“你们要抓人，我管不着；但如果要破坏电厂，我不答应。电厂破坏了，对重庆损失太大，你们都是重庆人嘛，不要做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

接着他又和这位军官套交情说：“我认识你们的长官，由我去给他们讲。这里有600块银元，让弟兄们拿去当茶水钱。”

经过蔡鹤年的交涉后，这些军警同意撤至厂外。

厂内护厂队员不知道蔡鹤年来过，他们看见军警走了，便松了口气，后来一想军警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不知是否又在搞什么名堂？

他们派人去察看，回来的人报告说：“他们没有走，还在大溪沟警察所。”

听到这个消息，护厂队员们的心情又沉重起来。这时天已黑了，连钟毓找到胡植林说：“易科长叫你去一下！”

胡植林来到唐家院易科长家。易科长说：“胡师兄，国民党想把我和总工程师弄到台湾去。我不能露面，这个厂就交给你了；你们要好好保护它，今后厂里会记得你们的。最好不要动武，公司凑了点黄金和银元，你考虑，必要时拿去同他们谈判一下。以前我们谈过，他们没有接受，你再去试一试，谈的时候可以随机处理，能谈得成最好。”

然后，他拿出一把钥匙，画了一张存放钱的位置图交给胡植林。

胡植林取到钱后，就和曾渊湘一同到警察所旁边的交谊厅，找军警们谈判，对方来的是大溪沟警察所长冯督前，后面跟着两个军警。

大家寒暄一阵后，胡植林直截了当地说：“你是他们的头头呀？”

冯督前否认说：“我只是来交谈的。”

胡植林说：“所长在大溪沟几年，我们电厂的人对得起你，如果电厂炸了，2000多人的职工家属怎么生活，水厂不能供水，几十万人没有水吃，到河边挑水，你忍心吗？”

冯督前说：“我是协助护厂的。”

胡植林见道义感清说不通，就说：“这样吧！厂你不破坏。我保你担任公司警队长。这里有点钱拿去给弟兄们作茶水钱，打个让步。”

冯督前不要，并做出十分友好的样子说：“你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你们听见飞机飞、汽车叫就要马上撤走。”

胡植林这时也火了，他斩钉截铁地说：“厂在人在，厂不在人不在，你们硬是要干，我们只有相互流血了！告诉你，电厂一炸，方圆10公里都要变为平地。牛角沦、上清寺都要翻个番，我们牺牲了，你们也跑不脱，何况你也有家属在这里。”

冯督前听到这话就沉默了许久才说：“我也没有办法！”他暗示自己受人制约。

过了一会他又说：“我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的太太和一个儿子、一个勤务兵他们走不了，希望公司今后能照顾他们的生活。”

胡植林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才离开了交谊厅。接着胡植林返回易忠朴家，汇报了谈判经过，并把保险箱交还给易忠朴说：“以后吉凶难料，我们将以死护厂。”

大约夜晚10时，胡植林他们回到厂里，向护厂队交代了情况，仍叫大家做好打的准备。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从近处传来，原来是河对面二十一兵工厂炸药库爆炸的声音。这爆炸声震塌了厂里的木质冷却水塔和给水泵，把电也震停了，然而锅炉还在燃烧。

就在锅炉缺水面临炸裂的紧要关头，欧阳鉴、胡植林等人立即赶到现场。欧阳鉴见此危机，马上安排人调节汽机，并对胡植林说：“要赶快找人修理！”

胡植林、曾渊湘赶到唐家院找到杨如坤，请他来修理。杨一听给水泵震坏，即披衣出门，来到厂里，修复了给水泵。

这时重庆参议会议长范众渠打电话来说：“要保护好电厂，解放军快打来了，这个电厂是重庆的生命。”

12月1日凌晨，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来到大溪沟电厂门外，下来几个军人叫道：“老乡，开开门！”

刘素民听见后问：“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答：“我们是解放军。”

“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这个消息立刻震动了厂内员工。欣喜若狂的护厂队员们打开大门，像迎接亲人般迎接解放军进厂。

就这样，大溪沟电厂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老工人拼死保护兵工厂

11月29日这天凌晨，由重庆市中心通往江溪沟、刘家台线嘉陵江渡口上，行人被断绝，影影绰绰中可以看见有几十个搬运工正在闪着冷光的刺刀下，吃力地抬着一箱箱东西，这是军、警特务们在向江北运载炸药。

雾色中，600多箱美国制造的“TNT”型炸药被搬上了船，驶向江北，抛锚后停靠在位于紧靠嘉陵江北岸的山城最大的兵工厂――第二十一兵工厂周围。

这天正是第二十一兵工厂厂休日，厂中除留有几十个正以加班为名守护工厂的稽查和看守大门的警卫治安人员外，绝大多数不上班的工人都不在厂内，国民党特务们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妄图炸毁第二十一兵工厂。

一箱箱炸药从船上卸下来，被特务们指挥着运进厂内。他们一手持着“爆破图”，一手指着工厂的几个重要车间说到：“这个车间放10箱，那边的车间放20箱，对对对！行动快点！……”

兵工厂内很快变成了一座炸药库，特务们在厂内稽查人员的引路下，用枪逼着肩负炸药箱的农民打扮的人按“爆破图”逐点安好了炸药，到14时，厂中各爆破点均报告安装完毕，厂中所有职工也全部被赶出了工厂。

在兵工厂上班的老木工吴坤山是工厂里步枪所的一个领工，他为人正直，性情倔强，早在几个月前就成为了“工厂防护团”的一员。

“工厂防护团”是不久前第二十一兵工厂地下党按照上级党组织要求，动员进步群众参加的一个护厂组织。地下党对防护团采取“打入、分化、利用、争取”的斗争策略，对防护团团长、厂长俞濯之开展了统战工作。

俞濯之曾留学英国，颇有政治头脑。共产党员赖琮瑜、蒋金土多次和他接触，向他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并明确的向他提出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要求，俞濯之听后欣然同意。

俞濯之在对工厂工人讲话时说：“工厂就是工人的饭碗，工人离开厂就活不了！”

“管他国民党共产党，工人就是要保护厂！”

俞濯之还具体制订了护厂计划。可此时俞濯之不在，工人们却被赶出了厂外。特务们还把住了厂门，不要任何人进去。

工人正在焦急的时候，防护团分队长、老工人吴坤山从一个工人家里出来回厂。他走到厂门口也被一个特务挡在外边。

吴坤山穿着一身军装，一顶军官帽端端正正地扣在他的头上，他见到厂门口的拦路人说：“我住在厂里，进去收拾一下东西就出来。”

这特务见他气势不凡，摸不清他是什么人，就放他进厂了。

吴坤山是个单身汉，一直住在厂内，他回房休息了一下，收拾起了衣物。暗想：解放军什么时候才会来呀？看来敌人就要动手毁厂了，我要想个办法才行呀？

吴坤山一边思索着，一边步出房门，他忽然看见步枪所的稽查杨剑正指手画脚地在厂房门外说着什么，10多个搬运工在他的指挥下向厂房上堆砌炸药。

吴坤山的头一下就嗡响起来，他立即走到杨剑跟前，厉声地对他喝到：“杨剑，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厂子可是炸不得哟！管他什么党，都是中国人，工厂总是得要的吧！厂子周围还有那么多老老少少，你就不怕……”

正说着，杨剑打断了他的话：“你�嗦什么！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我要不是看在你是领工的份上，我就……”杨剑挥了挥手中的拳头。

吴坤山摇摇头，站在了一边。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从远处传来了阵阵炮声，是解放军攻打城郊的声音，吴坤山急中生智地说：“哦！刚才我进厂时，看到好多稽查都上轮过江去了。”

“真的！”杨剑听了吴坤山的话，吃了一惊。

吴坤山见他上了钩，又添油加醋地说：“谁骗你！刚刚是我亲眼看见的，秦稽查、高稽查他们都坐上‘宝福轮’走了……哦！还有许多穿军装的，应该是‘内二警’的人吧！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杨剑听吴坤山这么说，看了看已经安放好的炸药，招呼运炸药进厂的10多个搬运工仓皇的向大门口撤去，他一边走，一边对吴坤山说：“你动不得的啊！这些东西马上就要爆炸了！”

吴坤山见特务们大部开始向厂外撤去，知道此时离爆炸的时间一定很近了，他决心要发挥自己这个防护团分队长的作用，立即护厂！他想到稽查官兵们有枪，自己也不能赤手空拳，就急忙跑进厂房取出事前先收藏的一支步枪和子弹，放在手边暗处。

这时忽然来了三四十个扛炸药箱的，由6个兵押着，借着昏黄的路灯光，吴坤山看见走在前边的是一个连长模样的人。

吴坤山正在考虑如何对付这些官兵，只听那军官叫了一声“老杨”，拍拍吴坤山的肩膀说：“一共是147箱，都齐了吧，你点个数。”

原来这国民党军官把吴坤山当做刚离厂的杨剑了。吴坤山顺水推舟地“嗯嗯”答应着，不一会儿就将这些只管运不管其他的人打发走了。

吴坤山去关锁大门时，发现守门老工人余兴发和另一位老工人徐龙华也还没走。他们便商量一起去顶死大门，再把不坚固的后门守住。

吴坤山叫他二人坐在后门耳房里，遇事见机而行，不要害怕，自己则守在前面门卫室。

22时左右，前门外来了3个骑马的敌兵，大叫：“快开门，我们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来检查的。”

吴坤山想：来者不善。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嚷什么嚷！我们也是奉委员长的命令来守门的。”

骑马的敌兵从马上下来，拿出枪对吴坤山进行威吓。

吴坤山立即从门卫室的窗口现出笑容，镇定地说：“自己人！不必这样，一切都弄好了，不需检查。要检查，就要有委员长亲自批的条子。”

为首的军官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有多少人？”

吴坤山摘掉军帽，露出了那灰白的头发，傲气十足地脱口回答：“指挥部的，这里现在有60多个弟兄。怎么样？放心了吧。”说着，他又向后门的余师傅和徐师傅示意，让他们拉动枪栓，敲打东西，故意虚张声势。敌兵摸不清虚实，敷衍几句，只得拨转马头跑了。

原来，他们正是为那147箱炸药来安装雷管的，他们听到了厂里的声音，认为工厂里的引爆装置已经有人负责了，便向其他地方跑去。

当天夜里23时左右，国民党特务按时引爆了其他兵工厂的炸药，而二十一兵工厂却在吴坤山等人的保护下没有引爆。

第二天上午，特务们堆放在兵工厂工具所的炸药爆了一部分。步枪所、机器所、修枪所、办公厅、材料科、会计处等地还有许多尚未爆炸的药箱。

面对这些还有可能为工厂带来危险的炸药箱，吴坤山找来了在工厂上班的全体厂职工，他将敌人的阴谋告诉给了来工厂上班的全体人员。他说：“我看到敌人安的炸药箱，没装火线，箱里是不是还有什么机关？我也不晓得。但是，如果要是里面装有定时炸弹的话，我们就更应该早点拔掉药箱。不管怎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将他们搬除。大家拖儿带女的有顾虑，我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没什么牵挂，我来搬第一箱！”

吴坤山带了头，大家也跟着搬。就这样，那147箱炸药不到两小时就被厂里的职工们给清除掉了。

出了兵工厂的厂门，就是嘉陵江，职工们又继续将这些炸药全部仍进了江底，让它们喂鱼去了！

就这样，二十一兵工厂同重庆人民一道迎来了山城的黎明。兵工厂保护重要设备

同样是11月29日这天，国民党特务用大卡车运了一卡车炸药，来到距山城的另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二十四兵工厂厂房仅几百米远的磁器口石井坡一线，企图伺机进厂炸毁这所兵工厂。

第二十四兵工厂也是重庆的大型兵工厂之一，主要生产手榴弹、地雷、八二迫击炮弹、飞机炸弹、“中正”式步枪管和枪榴弹等。抗日战争前夕，曾以炼出了我国西南地区第一炉电炉钢而远近闻名。到解放前夕，该厂已年产钢达2700多吨，是重要的兵工企业之一。

第二十四厂职工闻知国民党特务要炸毁工厂后，立即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怎样对付这场爆破。

这个厂的厂长原是留法军需专家杨吉辉少将，他从建厂之日起就是该厂的负责人。1948年年底至1949年初，被蒋介石通缉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在杨吉辉家中避难时曾劝杨吉辉认清当前形势，不要为老蒋卖命。

杨吉辉购机票送李济深去香港后，于1949年1月就写了辞职报告，10月被批准辞去了第二十四兵工厂厂长职务，副厂长熊天祉接替了他的职务。

杨吉辉辞职后，仍时刻关注着自己亲手创建的钢厂，并继续行使着厂长的权力。11月下旬，他得知军统局要将重庆的重大设施进行爆炸的消息后，深知自己一手创办的二十四兵工厂必然遭难，就去找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说情。因为杨森是他的学生，他们私下的关系不错。

杨吉辉找到杨森非常难过地说：“我怎么能忍心亲眼看着这个我花费了一生心血的钢厂就这样完了。”

杨森听后显得十分为难，他说：“这事我管不了。不过，我听说此事已由‘内二警’彭斌部队担任警戒，你可以找他交涉。”

为了保厂，杨吉辉不惜低声下气多方求情，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找到了彭斌。

此人原是刘湘部队出身，早与杨吉辉相熟。他对杨吉辉说：“我们只担任外围警戒，可以发特别通行证让你随时出入厂区。但是具体爆破由军统人员负责，我们不能过问。”

杨吉辉利用特别通行证，进厂几次，找到熊天祉厂长和军统的稽查处负责人多次寻求护厂的方法，商议在已无法阻止毛人凤派出军统特务实施爆破的情况下，采取消极对抗之策，尽量减轻破坏程度。杨吉辉对他们说：“钢厂员工几千人要生活，要给他们留碗饭吃。交警部队不懂工业，我们可以糊弄他们嘛。如发动机可以隐瞒往防空洞里放，他们会不会知道文昌宫还有个第二发电所？炼钢炉可以让他们爆破非要害部分，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指给他们，把运进来的炸药消耗掉算了。其他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炼钢部的甫澄炉和吉辉炉的电力变压器，及全套电炉调节设备，杨吉辉决定由工程师李先银出面，找到工厂中一些老工人商议护厂办法。

技术人员刘耀光和王成高提议，认为保厂的关键是保护动力部免遭破坏。因为没有电，所有机器都会成为一堆废铁。其次是炼钢部的电力电器设备、轧钢部的一套电机，特务们也无法插手。

于是，工人们借保护透平机输油系统干净畅通为名，将所有的油道检查孔的保护盖上锁。将文昌第二发电所通水池的巷道、陈灰间到下透平的通道、用砖砌成墙堵死。陈灰间上锅炉房的楼梯门盖也加上锁，上下不通，紧急时只有一个门可进出，并能锁上。

对于兵工厂的第一发电所，在其汽包侧加装一排气管，紧急时打开此气管，锅炉房、透平间都将被高温蒸汽冲开，人不能入，可长达数小时。停工时锅炉里保留部分蒸汽，以备在国民党特务进入现场时，放出蒸汽，进行抵制。对外通行的3个门，也照样把下透平的外通道，用砖砌成墙堵死，只留一个门可进入锅炉房。

工人们对炼钢部采取的措施，首先是防止破坏甫澄炉和吉辉炉的电力变压。以及全套电炉调节设备，这件工作由李先银出面，借口从安全出发，防止闲杂人随便进出，以免造成事故，装上铁门，不开工时就锁上，把全部电器设备保护起来。然后，工人们在保护好新从美国买进的两套电炉设备的全部调节设备。由李先银、王成高、刘耀光共同查勘了场所，认为藏在转炉鼓风机房内，锁起来最恰当。再由李先银出面，说动一些工人抬入其内。

李先银、王成高、刘耀光带领工人们昼夜奋战，将一切保护措施做好，尽量减少工厂最大的损失。

11月29日晨，数百箱炸药在军统特务的押送下源源不断地运进了工厂。第二十四兵工厂处在了最危险的关头，厂区附近职工家属见状，不得不慌忙夺路向后山奔逃。

特务们按计划进入厂区后把炸药运向指定位置，出乎意料的是重点爆破目标第一发电所锅炉房、透平间内高温蒸汽弥漫，使他们根本进去不了。特务们只好等到蒸汽消散，到当天下午才打开第一发电所的通道大门。

特务们在受阻和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穷凶极恶地把动力部主任刘充及熟知厂情的谢伯元等人抓了起来，拷问他们厂里哪些地方是要害部位，刘充等人临危不惧，见敌人进厂后在工人们事先布置下的道道障碍和“墙壁”下，如无头苍蝇乱撞，心中暗笑。

为了拖住敌人，延缓爆破时间，刘充等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周旋，致使这股敌人难以按期实施全部爆破计划。

当天晚上，敌人还是将炸药放进了第一发电所的厂房，随着爆炸声的响起，第一发电所厂房和发电机及两座炼钢炉均被国民党军炸毁。

但庆幸的是，二十四厂的第二发电所和厂中的其他一些重要设施却在工人群众的机智下侥幸地保护了下来。

第二天晚上，重庆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二军三十六师一○七团到厂担任护厂工作。

几天后，重庆市军管会派军事代表江敏进厂，领导第二十四兵工厂全厂职工很快恢复了生产。英雄工人挺身护厂

11月28日，一艘名叫“同心”和一艘名叫“同德”的登陆艇同时停靠在重庆第二十九兵工厂的一号码头。不久，人们便看见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押着劳工在搬运什么东西。

待东西搬运完毕，人们才看见放堆在码头上的木箱上赫然写着“TNT”几个黑色大字。

原来，这是军统特务运来准备炸毁第二十九兵工厂的烈性炸药。

第二十九兵工厂位于重庆市中区西南长江岸边，是当时重庆较大的兵工厂之一，又名大渡口钢铁厂，是毛人凤、杜长城所标绘爆破图上的重点工厂。

我地下党在这个厂没有建立什么组织，全厂仅有刘家彝、胡树廷、刘家模3名地下党员，且又是各自为战，相互间无横的联系。但他们却在上级党组织“保护工厂，迎接解放”总的精神下，团结身边群众，为护厂做出了贡献，这3名地下党员中又尤以刘家彝最为突出。

第二十九兵工厂的地下党工作，过去一直是在中下层，这3名地下党员的工作职位又处在基层，因此突然展开护厂工作，转而进行上层领导的工作就显得难度很大。工程师刘家彝由于职务不高，只能在中层人士中活动，上级党组织指示他以自己的公开身份，在中层造舆论，以战乱期间保家，必须保厂的名义，影响和推动中上层职员向厂方提出了成立“应变委员会”的要求，并提出这个部门应由各职能部门和车间负责人组成，刘家彝理所当然成了“应变委员会”中的一员。

在刘家彝等地下党员的发动和组织下，第二十九兵工厂的护厂活动迅速走向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阶段。工人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各车间的职工都聚集在本车间，截钢筋为长矛，变各种金属工具为武器，以车间为单位成立了护厂队，昼夜巡逻在厂区。有的工人把家属也带到车间，吃住在机器旁，决心护厂。

刘家彝利用厂“应变委员会”的合法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多方为护厂创造有利条件，向厂方名正言顺地提出了许多护厂有力措施，这就为工人群众开展积极护厂提供了公开的理由和“官方靠山”。

第二十九兵工厂101发电所是国民党特务爆破的预定核心目标。该所负责人、工程师简国治和副工程师古传贤等人，在地下党的号召和影响下，以厂“应变委员会”要求加强戒备为理由，组织卢业祥、赵海云、涂巨权、熊德云等护厂积极分子，在发电所周围架设了电网，电厂有30多名工人在刘家彝、简国治领导下紧关厂门，电厂护厂队在队长张金山、副队长卢业祥带领下，警惕地守卫巡视着厂区。

骄横的国民党特务未料到第二十九兵工厂工人群众会有如此坚强的护厂决心，特别是发电厂的防卫更使他们连厂门都进不去。而毛人凤的爆破计划和蒋介石的总爆破令时限，更使被派驻大渡口片区的爆破指挥官陈海初如坐针毡。穷凶极恶的特务们决意要杀一儆百了。经暗中调查，他们把走家串户积极宣传护厂保家的胥良等人于26日深夜逮捕，胥良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本厂火砖部的司磅工人。

28日晨5时，这几名护厂英雄于厂区附近的双山英勇就义，为护厂洒下了一腔热血。

敌人的暴行并没有把钢铁厂的工人们吓倒，工人群众在护厂英雄们的鲜血面前反而更坚强起来。就连厂长、总工程师王怀琛也站到了工人群众一边，在地下党员的工作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国民党特务几次曾下手要绑架这位留德生、冶炼技术权威专家到台湾，都被挫败了。

毛人凤在听说这位王厂长“失踪”后，气得大骂特务们不中用，最后竟下令弄不了个活的抬个死的去台湾也行。

结果是这位技术专家在地下党组织的挽留下，新中国成立后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

无恶不作的特务们在大爆破前先以抢劫为能事，还美其名曰“炸飞了岂不更可惜”，对厂中的贵重物品大肆抢掠，装入私人腰包。特别是厂中稽查人员这些“土特务”们，更是名副其实的家贼，稽查袁时中、林佩韦等人，即以筹措打游击经费为名，将全厂工人的工资200两黄金抢走。

28日9时，稽查刘庆余全副武装闯进了厂化验室，对仍坚持值班的工人易坤山威逼说：

“你还在这里守什么厂，共产党马上就打过来。你快把装白金锅的保险柜钥匙交出来，由我们这些带枪的守好了。”

易坤山一眼就看穿了刘稽查不怀好意，说：“我们工人没有钥匙。”

刘稽查求财心切，用枪逼着易坤山去找工程师苏德海。易、苏二人借机躲了起来，急得这位刘稽查用重磅铁锤猛击保险柜。保险柜被砸扁了，但最终没有打开，里面的10多个白金锅保护了下来。此时的钢铁厂已处于一片混乱中。

这天下午，由交通警察担任警戒的钢铁厂四周，警卫森严，一片恐怖景象。一辆美式吉普车吼叫着风驰电掣般冲进厂区，来人正是大渡口区爆破指挥官陈海初和负责具体爆破技术的王知良，第二十九兵工厂的大爆破行动随着这二人的到来拉开了幕布。

满脸杀气的陈海初、王知良急冲冲下车后，吼叫着把几个还在厂中的厂负责人集拢一堆，传达国民党国防部渝管制第601号训令。王知良那南腔北调的嗓子，把这个训令念得更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听到没有？现在全厂立即停工，所有员工一律离厂回家。安全嘛，由重庆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工厂。这是市长杨森的命令，听清楚了吗？”

王知良把手中的训令向大家抖动着，可谁也没抬头看一眼。接着，陈海初把那黑色高筒牛皮靴向吉普车门踏板上“哐当”一站，惊得大家为之一呆，他开口直言：

“没什么好说的了。现在我以指挥官的身份宣布，解散工人护厂队，立即撤出厂房。否则不要怪我不讲情面。”

陈海初一边说着，一边踏进了吉普车，轰鸣的马达声中把“情面”那两个字甩得远远的。

两个小时后，厂内的警卫大队及护厂队被武装特务赶出了厂外。而发电厂内的10多名工人在刘家彝、简国治领导下，死守在厂内，围墙上嗡嗡作响的电网使特务们望而却步，无法从正面进厂。

离预定爆破时间很近了，急得欲立即完成任务的特务们抓耳挠腮。这时部分特务施诡计从正面厂门吸引住守厂工人的注意力，10多个武装特务从电厂后面的悬岩上搭长梯偷偷爬进了厂区，守厂工人冷不防被特务包围了上来，在枪口逼迫下，一个个被捆绑出厂区。在特务们的得意狞笑中，工人们泪水长流。

码头上，100多名搬运工人在特务的淫威下排成几列，把几百箱炸药搬进厂区地磅房。然后，由王知良按爆破图所标，指挥各个特务分别押着携带炸药的搬运工走向预定分工爆破目标。

工厂中一切机器都停了，昏暗的路灯由白变黄，再变为一点红星，最后全部熄灭了，随着发电厂内的护厂工人被捆绑出厂外，喘着粗气的涡轮机在“吭哧”了最后两声后再也动弹不得了，全厂一片漆黑。

简国治的家离厂区很近，他和几个工友们焦急地趴在窗台上，眺望着工厂中几束手电筒灯光像鬼火一样来回游动着，这是特务们在安放炸药。

已是30日凌晨2时，国民党特务把10多吨炸药分别安放在了装有两台1500千瓦发电机的一所透平机房和二所的20吨炼钢炉、100吨炼钢炉等重要部位。

此时，江北岸传来了其他特务炸厂的轰鸣爆炸声，特别是重庆市东南不远处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尤使第二十九兵工厂中正摸黑放置炸药的特务们震惊，他们已来不及在每堆炸药上串接上导火索，仅是在炸药堆上插进定时引爆器就仓皇喊叫着逃离厂区，王知良特别叮嘱那个在引爆器上定时的特务：

“一定要留够我们撤到登陆艇上的时间！”

哨子声，狂呼声，急促的跑步声掠过厂区。伏在窗台上的简国治欣喜地说道：“国民党逃跑了！听，解放军的炮声很近了！”

他回头向妻子说道：“我出去看看。现在的重要任务是保护好电厂，以后生产要用水用电。”

妻子关心地问道：“现在外面还很危险吧？那么多炸药。”

简国治坚定地回答：“正因为危险才要去保护他。”说着转身从枕头下取出锋利的匕首装入裤袋，刚欲出门又回转来把定亲戒指轻轻带在妻子手指上，并把伴随他度过大学校园生活的钢笔和手表取下放进妻子颤抖着的手里。

简国治一定明白此刻妻子所说那“危险”二字的分量。妻子呆呆地望着丈夫坚毅地跨出了门口，他身后立刻有一群工人簇拥着向电厂奔去。

厂区内，特务们把炸药堆放在机器上、锅炉旁、电机间，电厂内上上下下都布满了炸药，有的雷管露出半截，大有一触即爆之势。

简国治派曹仲良等人跑到李子林医院后山防空洞内，找到王厂长，组织人力抢运炸药出厂区。古传贤闻声不顾正躲在山洞里发高烧已生命垂危的儿子和已怀孕的妻子王秀珍，奔出山洞投入护厂斗争。

晨光中，简国治去找厂长的途中两次路过家门口，儿子伸着小手喊着：“爸爸！爸爸！……”

但他来不及抱一抱孩子，继续向厂里跑去。

一所所长黄国安带人也赶来了。刘家彝和简国治等人立即指挥来到的20多个人排成一条长龙，十万火急地把一箱箱炸药向离厂房较远的空地上传运。

7时过，锅炉房内的炸药被安全运出去了，大家又开始转移发电机房的100多箱炸药，简国治、黎勋文、黄国安等技术人员，竭力尽快想从炸药堆中寻找出启爆引信。时间一分一秒地滴滴答答走过。

刘家彝穿梭般地跑前跑后，他从厂部赶回现场后见天已大亮，而发电机房内的炸药才运了不到一半，他急催简国治速让电话员陈廷甫通知人再来支援。20多个人要搬运10多吨炸药出车间，没有昨夜特务们搬进厂数倍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的。此时已是早晨8时30分了。

陈廷甫按照刘家彝、简国治的吩咐刚走进电话总机室门口，忽然，身后一声巨响，引信定时启爆时间到了。正在搬运炸药的刘家彝、简国治、古传贤、黎勋文、曹仲良、庄文宇、田玉清、任安炳、陈建铭、柳传、张金山、王昌、张国梁、罗万忠、吕治平、王吉之、陈廷甫等17人，全部以身殉难，壮烈牺牲。

同时，配电间、工具间、电话总机间等处的炸药也相继爆炸。各处机器设备、厂房和全部设施都被这强大的爆破力摧毁炸坏，工厂变成一片废墟。

黑云翻滚，天光无色，似乎不忍看这腥风血雨的悲惨景象；群山低头，长江呜咽，仿佛在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滔天罪行。

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17时30分，就在烈士们牺牲9个小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重庆大部分工厂和设施都基本上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学生组织武装护校

1949年11月28日天黑以后，重庆市沙坪坝已家家关门闭户，在津南村后面，一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向前面的南开中学奔去。

当他正要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从校门内走出几个手执大棒的学生拦住了他的去路，并随即向他大喝一声道：“干什么的？”

只听这个家伙急忙回答说：“哦！请不要误会，我只是个过路的，仅仅路过而已。”说完，他马上扭头就跑。

这是南开中学在重庆解放前为防止国民党残部破坏学校而做的护校工作。

南开中学是所私立学校，校方对保护校产有积极性，在重庆地下党的策动下，学校组织了“应变委员会”，由校务主任喻传鉴负责，有几位教师和高三年级各组的班长参加。

10月中旬，应变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由学生伙食团立即采购3个月的食物储备，以备局势紧张时用。

10月25日，应变委员会在图书馆楼下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确定各班在护校中的分工和职责及组织机构。会议决定，将护校总部和值班室都设在图书室楼下，护校学生也全部住到那里。

各班分配防区，日夜巡逻，一旦哪个防区出事，立即前去支援。各防区有情况要向总部报告，总部要随时掌握护校工作的全局。

会后，各班都搬到防区，开始了每天的保卫工作。

11月27日17时许，设在南开中学附近的国民党军的军火库开始销毁军火，学生们在学校看到校外火光冲天，听到轰隆隆的爆炸声不断。

很多同学还跑到范孙楼附近和楼顶去观看。他们从火光中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和绝望，从爆炸声中好像听到了广大人民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而即将点燃的鞭炮声。大家不但不感到惧怕，相反感到高兴和庆幸。因为这个现象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所谓的“死守重庆”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正在准备逃跑。

这些护校队队员一律使用的是童军棍和垒球棒，大家戏称他们“棒子队”。

应变委员会在第一会议上曾就使用什么武器时，进行过专门讨论。有人主张用军训操练的破步枪；有人反对，认为这些枪都是坏的，又没有子弹，只能吓唬人，搞不好会弄巧成拙。若国民党军看我们有枪，首先开枪，学生们只会吃亏。因此决定只用童军棍和垒球棒。

11月28日白天沙坪坝已家家关门闭户，校门前的马路上，不断开过一些国民党军撤退的汽车。一到傍晚，就开始出现国民党溃逃的败兵，呼兄叫弟，猖狂逃命。护校守门的同学不断听到败兵在叫“弟兄们！快跑！我到前面等你！”一片混乱。

也有少数兵痞，三五成群地去砸小铺子，不过只要老板知趣，从门缝里扔点钱出来，这班兵痞也不敢久留，拿到钱就争先恐后逃命去了。

11月28日午夜，马路上已冷冷清清。突然远处传来马达声和炮声，同学们以为战斗的场面即将出现，都精神抖擞地准备迎接战斗。

这时开来一辆卡车，车厢里放了一门迫击跑。国民党士兵不断地往炮筒里装炮弹，迫击炮在车上一边走一边射击，炮弹呼啸而过，不知飞往何方。

同学们看得出来，这些丧家犬是在给自己壮胆。

12月1日天亮前，同学们隐约看见马路上有穿军服的人，三人一组，向国民党军逃跑方向追去。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大家看不清楚，但是与溃军完全不一样，这支队伍静悄悄地往前赶，没有一点喧闹的声音。

很快天就亮了，同学们逐渐看清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进城了。

解放军3人一个战斗组，为了追上国民党军的汽车轮子，轻装前进，用两条腿去追汽车，后来在南岸江边一枪不发，俘虏了国民党军1个武器精良的加强连。

天亮了，解放了。南开中学在护校队的保护下，没有受到国民党败兵的一点骚扰，学校设施全部都完好无损。随着解放军的进城，大家又兴高采烈地投入到庆祝解放的活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