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三将军，于四川省彭县地区发动起义，打响了解放川西的第一枪。

●以彭斌为首的国民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共6000多人在灌县宣布起义。

●李振与鲁崇义，一起高举义旗，率2�4万余人在成都起义，使成都和平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 川西策动起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针对蒋介石布下的在川、滇、鄂、黔的“天罗地网”开始迅猛冲击，以风卷残云、洪水涤荡之势很快突破了“川、鄂、湘”的千里防线，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川东门户。

四川全部解放指日可待，但残敌仍在，力量还较强大。这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通过中共驻雅安电台王少春同志电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

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刘文辉，四川大邑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中，他逐步壮大势力，和堂侄刘湘一起成为四川最有实力的两个军阀，早在抗日战争中刘文辉就是共产党争取的对象，蒋介石也曾经搅尽脑汁地想要吞并他。

共产党针对敌营中复杂的成份和矛盾斗争及时派出专员做刘文辉的工作。经过多年的感召、争取，刘文辉终于把自己的利益逐渐同人民的利益放到一起，把自己的前途也逐渐托付在人民的阵营中，因此在解放四川的大炮轰响时，他及时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开始起义的准备工作。

刘文辉首先把西康的工作安排好后，再带着相关人员到成都来联络反蒋的实力派邓锡侯、潘文华商讨起义事宜。

当时蒋介石在重庆遥控着成都，他在成都的心腹有张群、王陵基、王缵绪、盛文等，再加上大特务头子徐远举及遍布的中统特工，刘文辉等人的秘密策划工作相当危险。但刘、邓、潘三将军与蒋介石勾心斗角了20多年，因此也就自备了一套对付的多种办法。

刘、邓、潘三人首先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慎重推进，形成以“刘、邓、潘”为起义的核心小组，经常约集熊克武、邓汉祥、杨家桢等秘密策划商讨起义事宜，随时掌握敌我情况，关注事态的发展变化，及时将民主力量和地方实力派抓到手。

为蒙蔽特务们的追查，刘、邓、潘三人巧布迷阵。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一如既往，照常迎来送往，使他们不至于怀疑。

然而，蒋介石还是察觉了他们的秘密行动。12月7日，蒋派人通知刘、邓、潘三人在当天下午4时赶往成都北校场开会，以便将他们秘密残害。

刘文辉和邓锡侯当即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他们经过商量后决定，立即北上彭县发动起义。

彭县是邓锡侯部下九十五军的防区，而且战略位置好，退可到龙门山区，进可直下成都。

刘文辉和邓锡侯二将军通知早两日先离成都去灌县的潘文华，然后分头出北门在城皇庙后会合，并迅速向彭县方向赶去。不过，两人都深知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于是，刘文辉即刻电告西康军政负责人按既定计划行动，令驻成都武侯祠的二十四军所部准备战斗。

邓锡侯和所部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命令一二六团驻广汉部队开至彭县，驻新都的六三七团移至彭县蒙阳镇担任警戒，命令驻灌县的二二五师进入战斗准备，驻崇义桥的邓部驻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在通往成都的要道口上进行警戒，保证刘文辉和邓锡侯的晚宿安全。

第二天中午，刘文辉和邓锡侯来到新都龙桥镇。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被蒋介石派来做说客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刘文辉和邓锡侯二将军很快拒绝了王的“好意”。

随后，为躲避蒋介石的近距离轰炸，也为尽快实现起义，刘文辉和邓锡侯两人连夜前往彭县，前去完成即将进行的伟大使命。

那么，为什么刘、邓、潘三将军会选择彭县作为起义的据点呢？这里也是有许多原因的。

一般的说法是，彭县自古就是蜀王立国的地方，处在川西坝的西北部龙门山脉的前沿，进可攻入成都，退可于龙门山拒守，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牵头进入彭县的能海法师曾是国民党的将领，他脱离了国民军后出家做了新繁龙藏寺的和尚，与刘文辉和邓锡侯在政治上深有同感。当时川西有名的彭县龙兴寺庙宽房广，既适宜驻扎大队人马，又便于接待客人，自然就成为了起义的最佳地点。

刘、邓、潘三将军及其部属汇聚到龙兴寺后，陆续从各方前来商量起义事项的人员，主要有我军第二野战军派遣人员周超、地下党员胡春浦、民盟的潘大逵等，刘、邓、潘的主要部属有赵星州、牛范九、杨晒轩、黄隐、严啸虎等。

龙兴寺一时成了川西起义的大本营。为了统一做好起义的工作，三将军经过与二野代表，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商量后成立了一个综合小组。小组由解放军代表、共产党和民主党代表，进步人士及起义将领、军官组成，大家公推民盟的潘大逵负责。下设组织组、参谋组、宣传组、情报组、保卫组、策反组等部。所有军事部署和策反工作均由各组组长共同办理。

行动小组成立后，领头的刘文辉带病工作，于12月9日完成了发往北京的起义通电文稿。

文稿内容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起义通电发出后，刘文辉身患疾病，为了从真正意义上获得新生，他以顽强的毅力戒掉了鸦片烟瘾。潘文华也在病中，场面上的事全托给邓锡侯，只有重大问题大家再碰头。

邓锡侯是刘文辉的亲侄子，他的军政生涯虽与刘文辉不同，但受到蒋介石的排挤打击都是一个样，因而反蒋投共的决心也大致是一样的。

彭县起义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大起义，震惊了蒋介石集团，国民党连最后一场美梦也破灭了，因为成都是他在大陆的最后立足点了。

彭县起义，是我军在围歼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以及四川境内其他残敌的紧要关头的率先义举，提前打乱了蒋介石预谋与我军作最后“川西决战“的部署，动摇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妄图建立所谓“陆上基地”的根基，帮助了我军阻截并关闭了胡宗南残部逃窜康、滇的大门，加快了解放大西南的进程，减少了人员的伤亡和城市的破坏，促使几十万蒋军临阵起义，投到了人民阵营，这对整个西南战役的速胜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岂容背负他的人，他临走时命令胡宗南派兵先解决刘、邓，潘三将军及其部署，然后决战成都或退往康、滇。

胡宗南唯蒋令是从，立即抄了刘文辉的家，用武力解决了刘文辉所部驻武侯祠的部队，在西昌攻打刘文辉所部驻军。同时派罗广文、陈克非等攻打彭县起义据点。

彭县一时处在胡宗南、孙元良、杨森约20万人的包围之中。在这大军压境的危急关头，邓锡侯的九十五军分布在彭县南面、西面，以柏条河为屏障加强防阻，东面北至浦江，南至蒙阳镇布防，并把撤退的后路也考虑好了，积极在彭县关口海窝子一带构筑坚固工事。

在政治上，邓锡侯派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前往集结在温江、郫县、崇宁、新都、广汉、什邡等地的国民党军中，大做起义策反的工作。如中共党员、统战小组的吕振修冒着危险到郫县陈克非部策反获得成功，加上什邡董长安的起义，才解了崇、彭、灌之危。紧接着又争取了驻温江的罗广文兵团倒戈在郫县起义。

12月24日，朱德总司令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对其起义行动表示佩慰和嘉勉。新华社于29日向全国广播了他们的起义通电。彭斌率第二警察总队在灌县起义

紧跟彭县起义后，位于四川西部的灌县石羊场也传来了以彭斌为首的国民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共6000多人的灌县起义的消息。

彭斌，四川荣昌人，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堂。曾任第二十一军军官学校战术教官，1931年任长江上游剿匪总部参议，1932年任第二十一军警卫大队副大队长，1936年任第二十一军一六二师四八六旅九七一团团长，1938年任新编第十八师一旅少将旅长，1943年冬任新编独立第一旅旅长，1945年10月任重庆警备司令部新编二十五师副师长，1947年任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总队长。

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又称“内二警”，是在蒋介石发动内战节节失败的形势下，为保住西南半壁河山，营造重庆反革命营地，以原刘湘的新二十五师和新十八师为基础，于1947年组建的一支特务警察部队。

这支警察部队刚组建时只有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编4个大队，总队部驻扎重庆。其任务是守护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市的兵工厂、武器仓库和飞机场等重要军事设施。1949年3月，蒋介石命令内二警再扩编3个支队，为此，内二警的兵力增加到了两万人之多。

1949年8月28日，蒋介石随其政府部分机关到达重庆后，加紧部署所谓西南防务，妄图割据西南，进行负隅顽抗。此时，内二警担负蒋介石的外线警卫，其部队分驻在重庆南温泉至土桥、南温泉至黄桶垭、黄山至大兴场等地区；宪兵第二十四团担任蒋介石的内线警卫。11月26日，蒋介石获悉人民解放军正向重庆开进，又急调胡宗南第一军第一师至重庆为其保驾。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做法在内二警官兵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蒋介石如此使用内二警，是想借助解放军之手铲除杂牌的内二警部队。

28日，内二警在重庆南岸设防的一线部队遭到人民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一触即溃，在向市区撤逃途中，又遭到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罗君彤第三六一师机关枪的射击。此时，部队思想极其混乱。

彭斌在重庆时，中共荣昌中心县委一直与其保持联系，做争取工作，并利用其亲戚、同乡等关系，派地下党员到其部队任职，进行策反工作。这对彭斌的思想转变有了一定的影响，为其决定脱离国民党集团，反对蒋介石起了推动作用。

在内二警遭到攻击、特别是受到罗君彤机枪射击后，彭斌、张佐斌等人在形势十分严峻的处境下，感到再不能跟着蒋介石干了，只有择机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时，彭斌作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决定扣留蒋介石，举行兵变。他首先将自己的部队撤到了市区牛角坨、曾家岩、上清寺等要点，再向山洞林园开进，准备借机活捉蒋介石，率部起义。

不过事情并不顺利，当他带领部下于30日中午进入林园山洞时，才发现蒋介石已经在当天的凌晨飞逃到成都去了。 重庆解放后，彭斌带着内二警奉命撤退到崇庆、大邑一带，受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指挥。

12月中旬，西南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川康刘、邓、潘的彭县起义，王缵绪的成都起义，使川西地区的许多地方都获得了解放。此时，负责指挥内二警的王陵基也跑到了大邑，并要内二警继续与我解放军对抗到底。

不久，人民解放军进攻大邑，王陵基慌忙乘车逃跑，彭斌带着内二警的6000多名余部逃往至灌县的石羊场。

此时的彭斌深知自己部队的艰难处境，想到了只有率部起义，投向我人民解放军才是上上之策，于是便与其部下麦征甫、张佐斌等人商议后，派出总队部总务处长杨震华、参谋长卢涤生到彭县与起义指挥部联系。

杨、卢到彭县会见了彭斌的同学黄慕颜，随后又会见了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敌工人员朱德钦。朱德钦要杨、卢速告彭斌做好部队的工作，立即宣布起义。

彭斌获悉后，于12月23日起草起义通电，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全总队官兵于24日在灌县南区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杨叔明三劝罗广文郫县起义

就在彭斌的灌县起义第二天，国民军第十五兵团的首领罗广文在川西安德铺举行了郫县起义。

罗广文曾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军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奉命赴鄂西北作战，继而去河南参加围剿李先念部队的战斗，随后又去山西阻击共产党太岳军区陈赓部，还率部赴山东增援国民党部队，因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升任为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蒋亲自授给他“军人魂”的佩剑。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蒋军兵败如山倒。这时罗广文已经升任十五兵团司令，号称拥有17万大军，驻守在川东南一带。

那时蒋管区物价飞涨，国民党官僚和投机商趁火打劫，中饱私囊，而士兵们却吃不饱饭，罗广文非常愤慨。正巧重庆西南长官公署要召开“物价平抑会”，在刘文辉的策动下，罗广文不顾国民党官员的劝阻，在会上大声疾呼：“如果投机家们不听劝阻，继续操纵物价上涨，17万饿老虎是要出来吃人的！”当天重庆的报纸就刊登出“罗司令将率领饥军拜访豪门”的消息。随后，我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派遣杨叔明前往四川策动罗广文起义。

杨叔明与罗广文有特殊的历史渊源，他们曾在一个部队任职，杨叔明曾是罗广文的下级。虽然当时的罗广文已经意识到继续跟着蒋介石，只有死路一条，但他还是因为与蒋的友谊更为深厚一些，所以杨叔明的这次劝说并没有奏效。

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已开进到重庆外围，对罗广文第十五兵团部队给予沉重打击，俘罗部5000余人。第二天，罗广文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蒋命令罗广文率残部从重庆向成都西撤，这令罗广文非常不满。

与此同时，杨叔明在重庆约见了罗广文的父亲罗宇涵，让其父亲亲自劝说自己的儿子能够弃暗投明，但遗憾的是，罗广文再次以形势紧张为由不听劝告，使这第二次劝说仍没有成功。

彭县起义后，邓锡侯派车把杨叔明接到彭县的龙兴寺，将杨保护起来。这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朱德钦、李载之也已到达彭县，与杨叔明同住龙兴寺。

12月21日，胡宗南在成都召见罗广文，命令他指挥十五、二十两个兵团进行反攻，但第二天早上胡就乘飞机跑了。驻彭县的中共统战工作组考虑到策动罗广文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提出由刘文辉、邓锡侯出面，派杨叔明给罗广文写一封亲笔信，约罗广文会谈。

罗广文答应等王陵基离开温江，就与杨叔明会面。果然王陵基一走，罗就挂通了彭县的电话，约定与杨在郫县安德铺见面。

12月23日早上，杨叔明与邓锡侯之子邓亚民一同来到安德铺，与罗广文及其副参谋长张荣宪、贾应华会面。在杨叔明的苦劝下，罗广文顿时热泪盈眶，激动地说：“好吧！我回去后就召集各师长开会，听我指挥的第二十兵团也宣布起义，明天早上我们就到龙兴寺来。”

第二天上午，罗广文、贾应华、张荣宪在郫县安德铺会见了邓亚民、杨永浚等人，决定即日宣布起义。当场由杨永浚草拟了起义通电稿。罗广文看了通电稿后表示同意签名，接着第一一○军军长向敏思在通电上签了名，所属五个师长也签了名。同日下午，罗等赴彭县拜访刘文辉、邓锡侯，受到热烈欢迎。并会见了二野工作人员朱德钦、章浩然等人。

12月25日，贾应华偕同朱德钦到郫县两路口第十五兵团驻地，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请朱德钦讲了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接着召集兵团所属连以上军官大会，由罗广文宣读了起义通电。从此，第十五兵团所属两万余名官兵在罗广文将军率领下，脱离反动阵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走上了光明大道。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将军对罗广文率部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复电嘉勉。罗广文率十五兵团在川西安德铺的起义，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最后一大反动力量的灭亡，推动了成都的解放。裴昌会率第七兵团德阳起义

在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郫县起义的同一天，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近3万人在德阳也宣布起义。

在此期间的裴昌会虽为国民党中将，然而却对蒋介石卖国、反共、打内战很是不满，与胡宗南亦貌合神离。而他本人又是性格温和，记忆力特强，战术修养、实战经验、指挥能力等均佳的人才。

1949年，马鸿逵、马步芳与裴昌会反攻西安失败后，裴率部退往宝鸡，这时的裴昌会极度困惑，并同老同事李希三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

李希三从1929年就在国民党第四十七军搞军需，在裴昌会任第四十七师师长和第九军军长时，李希三任军需处处长。李由于思想进步曾于1940年在西安以“与八路军有联系”的罪名被特务劫去，经裴昌会几次与胡宗南交涉，才被放回。从此，他们的情谊更加深厚。

裴昌会在宝鸡与李希三进行深谈时，两人都认为蒋介石即将垮台，绝不能再走错路。于是，裴昌会遂托李希三设法同共产党联系，并约定：如有消息请他与兵团总务处处长李梅林、军医主任冯子让联系，以免两人接触频繁引起特务们的注意。

1949年7月，裴昌会担任了国民党军第五兵团中将司令，率部驻守川陕公路，这样，裴昌会就想借机在此策划起义。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几次起义机会都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成功。这时，与之相对峙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托人传话说：既然对部队没有把握，还是再等机会的好。

同年9月中旬，陶峙岳在新疆率部起义。胡宗南将裴昌会在大巴山预备阵地的部队编成第七兵团，令裴昌会担任这个兵团的司令职务，由李文接替了裴昌会原来的第五兵团。李文是胡宗南第一军的老人，对各军师长都很熟悉，他与裴昌会见面后议定，原第五兵团部的整套人马由裴带走，李文再另组兵团部。第二天，裴昌会带领自己的部下来到了四川广元。

11月21日，胡宗南在秦岭一带的守备部队开始入川，12月初，胡的第一支军队首先来到了广元。李希三也随三十八军到了这里。

这时，各部队军心已散，显得异常混乱。而此时的蒋介石硬要胡宗南连夜用汽车把第一军输送到重庆“保驾”。裴昌会与李希三密商，决定由第三十八军发动兵变。

第三十八军是原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旧部，基础较好。1936年“西安事变”时，这个部队参与过捉蒋，蒋介石也曾经处心积虑地想要消灭这支部队。因此，这支部队中很多人都是非常憎恨蒋介石的。

裴昌会从1941年起就带领这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在“西安事变”中曾看管过蒋介石，让他当军长是裴昌会全力推荐的，为此，李振西非常感激裴。但当裴昌会要求李和自己一起兵变时，李振西却没有同意。

之后，我人民解放军向广元逼近，裴昌会只得带领部下转移到剑阁县。

来到剑阁的裴昌会与李希三商议，决定即日在此起义，但他们的想法却遭到了李振西的再次拒绝。

就在这十分关键的时候，胡宗南派来了第五十七军军长冯龙率军来到了剑阁，想要将裴监视起来。幸好裴昌会使计将冯支去了绵阳。

当天夜里，裴昌会发现其部下李振西不知去向。为了防止李振西另有图谋，裴昌会急忙率部下前往绵阳。

裴部到达绵阳后，见冯龙也已率军到达，立即决定把冯支走，便命令冯率部到绵阳、涪江西岸去占领阵地，掩护各部。冯表面同意，暗地里却乘车跑到了德阳。

冯龙到达德阳后不久，裴昌会也去了那里。两人见了面后，裴昌会问冯：“叫你去绵阳、涪江西岸，你怎么在这里呢？”

冯龙却说：“我刚任职不久，部队不听我指挥，我也没办法呀。”冯龙又说：“现在你也没有一个得力的部队，我看一起到成都吧！”

裴昌会生气地说道：“我不能放弃职责跑到成都，你要去就去。”

冯听后，随即率领第九十军输送团的一个营和三六七团乘汽车南下了。

裴昌会赶走了冯龙，带领兵团指挥部来到了德阳西的孝泉镇，安排起义的事项。

这时候，裴的第七兵团各部队所处位置是：六十七军在盐亭，十七军在三台以北，九十八军在阆中与南部之间，三十军之二十七师残部、十二师之三十六团和三十八军山炮营在孝泉镇，十七军之十二师和六十七军之一四四师在绵竹县以北，三十八军由中坝继续西进。

12月23日晚，李希三陪同胡耀邦、李夫可到了孝泉镇。胡、李对裴昌会的起义之举深表赞赏。裴昌会于是将呈交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文交给胡耀邦，请代他转发。

胡耀邦说：“贺老总要见见你。”裴昌会听了，很是高兴。第二天，贺龙到了孝泉镇，接见了裴昌会。

25日，裴昌会发出起义通电，并电所属部队现就地起义。发电之后，川陕公路以西的部队都到孝泉镇随裴起义，七十六和十七两军虽复电响应，然仍南进，被十八兵团追击部队堵在三台西，这才放下武器。唯李振西窜踞茂县后，复电与裴称，他要使蒋介石、胡宗南意料不到还做一个效忠的人。裴昌会接电后，大骂李振西恬不知耻。直到1950年1月20日，李振西才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不得不放下武器。董宋珩、曾苏元什邡起义

就在裴昌会率领第七兵团德阳起义的后一天，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等将领率部6万余人在四川省什邡举行起义。

董宋珩，成都市蒲江县人，先后就读成都陆军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历任川军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与他一起起义的是四川广汉人曾苏元，于1913年加入国民党军队，历任连长、团长、旅长、副师长、副军长、军长、兵团副司令等职。

跟随董宋珩、曾苏元起义的第十六兵团原本是邓锡侯、孙震的老部队。1948年，此兵团被蒋介石调往淮海战役前线。不想，一夜之间，整个兵团灰飞烟灭。

部队打垮后，时任川鄂边区绥署主任的孙震派人四处联系，在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点收容逃散的官兵，重整残部。到1949年夏，才又收拢残部组成第十六兵团，孙震的川鄂边区绥署设于万县，孙元良仍任兵团司令，董宋珩为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曾苏元任副司令，但因都对绥署主任孙震和兵团司令孙元良不满，故一直未到职做事，长期居住在成都赋闲。

同年11月下旬时，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震动了国民党军中的一些将领。这时仍在成都的董宋珩、曾苏元再也不能坐视时局的变化，决定尽快返回部队，做好将领的工作，适时率部起义。董宋珩还请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一道去部队协同工作。中共川西党组织派出了中共党员杨叔明随同前往，争取十六兵团早日起义。

12月初十六兵团撤离川东向西逃窜，经大竹、南充到达绵阳集结。12日，董、曾随同到成都办事的孙震一起赶到绵阳。董宋珩与孙震不仅是老同事，还是同乡、同学，只因各自都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们之间也有不少矛盾。但在时局紧张、人才缺少之时，孙对董、曾回部随军行动仍表示欢迎。并由董继续任绥署副主任，曾苏元继续任兵团副司令。二人为能顺利返部有机会策动部队起义而感到高兴。

12月13日早晨，董宋珩同中共地下党人员杨叔明等一起分析了孙震的情况，认为必须抓紧时机做孙震的工作。经过与孙谈话，孙沉思不语，并不表示态度。

第二天，彭县起义的刘、邓、潘诸将军派人送信，邀请杨森和孙震去彭县开会议事，孙、杨都推辞不去，要董宋珩代为赴会。董与刘、邓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素知他们逆蒋亲共，如有机会去彭县听听他们的意见，对策动十六兵团起义定有帮助。

董宋珩借此机会会见了刘、邓、潘等人，并想向其询问起义的具体事项。

刘、邓、潘等对董指出：“现在局势已很明朗，只有脱离蒋介石，举旗起义，投向人民才是光明大道。我们已正式通电起义了。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董宋珩去彭县后，第十六兵团各部陆续向绵竹、广汉、金堂集结。曾苏元、杨叔明也相继返回广汉。董也于16日乘车返回广汉，得知次日孙震、杨森将去成都了。

又过了一天，董宋珩、曾苏元、杨叔明在一起分析孙震与杨森去成都的动向。蒋介石对胡宗南曾有必须保全实力、撤退西昌的密令，并让地方杂牌部队掩护胡宗南嫡系部队向西撤逃。另外孙震、杨森公开宣布绥署及兵团的要务，由孙元良全权代职，也许他们二人要逃跑。董宋珩还向孙、杨详述了去彭县的情况。

这天下午，董宋衍把彭县起义的通电递给孙震后，接着说：“刘文辉、邓锡侯均望我部与其统一行动，脱离蒋介石，以保全全军安全，以使百姓免遭祸害。”

但一旁的杨森却一把抢过起义通电，生气地扔到地上。孙震支吾两句，也没有表态。

第二天，孙、杨前往成都，借机逃往台湾去了。

这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杨叔明同董宋衍等分析了形势，认为人民解放军已分路向川西挺进，对成都形成了包围；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坐飞机逃往台湾和香港，部队失去了指挥，已溃不成军。第十六兵团各部已陆续到达广汉附近，孙震弃职逃走，将兵权交给孙元良，而部队官兵对孙元良又不信任。在这大好时机，正是积极策动部队起义的时候。

杨叔明将起义的事让董、曾二人与第十六兵团两军各师长与团长商议。

董、曾对第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各军、师长们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是“战”，死守成都，这样地方百姓和官兵必受伤亡之苦；第二条路是“走”，跟着胡宗南败退西康，而后经云南逃往国外，路途遥远，会把部队拖垮；第三条路是“和”，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可使地方百姓和广大官兵少受磨难，这是最好的一条路。

接着，董宋衍还指出：我们多年来倍受蒋介石嫡系的排挤、打击，现在胡宗南仍妄图以我们作替罪羊，为其卖命当炮灰，依我之见，我们联合起来，早日投向人民解放军！经过几天的宣传教导工作，各师长都拥护起义，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请董、曾主持起义。至此，第十六兵团起义已成定局。

同一天，第十六兵团接到胡宗南“开赴成都接任城防”的电令，孙元良召集第四十一军团以上官佐传达命令，却遭到大家的反对。紧接着，胡宗南又急电第十六兵团“在德阳、广汉一线，沿川陕公路重叠配备，以阻止解放军向成都迫近，并掩护裴昌会第七兵团在成都集结。”

孙元良召开会议，设宴招待各军、师长，并传达命令，却没有几个人来参会，大家拒不接受胡宗南的命令。出席会议者把事先与董、曾商议好的计划说出来：“为避免与解放军作战，离开川陕大路，把部队摆在什邡、绵竹一带，视机观变。”孙元良无可奈何，只好命令兵团各部向绵竹、德阳一带集结。

同时，董宋珩、曾苏元、杨叔明了解到孙元良召开会议情况后，决定加紧工作，统一行动，成立“起义指挥所”，由董宋珩、曾苏元、杨叔明、董用威、杜庸组成，并通知各部随“起义指挥所”离开广汉，向什邡、绵竹转移。孙元良得知各部队向什邡移动，他心知有异。

20日清晨，孙元良派警卫部队包围了董、曾住所，可是董、曾等已于3小时前离开广汉，到什邡去了。孙元良立即又带警卫团到什邡解决问题，但各部得知后，又分别转移到北关、罗汉寺、马脚井一带，避孙元良不见，同时与邓锡侯联系，准备起义。孙元良见大势已去，在23日凌晨带领警备部队离开什邡。

21日，董宋珩等来到什邡后，立即召集各部队师、团长开会，董宋珩说明了准备起义的情况，公开介绍了地下党员杨叔明的身份，请杨讲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首领己逃奔台湾，孙元良已陷于孤立，请大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走起义的光明大道。与会师、团长们一致表示赞同。深夜，董宋珩决定立即通电宣告起义。

12月26日，董宋衍在什邡城关召集了第十六兵团6万余人，正式宣读了向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向重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等写的《起义通电》：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重庆刘司令、邓政治委员，刘先生自乾、邓先生晋康、潘先生仲三钧鉴：

衍及苏元等现率领川鄂绥靖公署所部在绵、江、什等地即时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停止反革命战争，参加人民解放工作，拥护人民政府。并遵照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刘司令员在北京所宣布之五项规定，维护公私财产，保障人民安全。今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致力于解放大业。

谨此奉闻。

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衍、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四十一军军长张宣武、一二二师师长熊顺义、一二四师师长蔡任、三○一师师长张则养、四十七军军长严诩、一二五师师长裴元俊、一二七师师长袁国驯、三○二师师长张子完、二三五师师长潘清洲、绥署独立纵队司令刘景素，亥马。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杨汉烈率第二十军金堂起义

12月26日，就在第十六军起义的同一天里，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兼第七十九师师长杨汉烈率军部及所属第七十九、三四九师和一个独立师共1.5万多人，在四川金堂县赵家渡举行起义。杨汉烈，四川文安人，为国民党将领杨森的次子，1939年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十六期，毕业后被派任第二十军特务营中尉排长。从1941年开始，先后担任该军的团、师、军长。

1949年2月5日，国民党第二十军奉命调往江南之芜湖、鲁港、三山街担任防务。4月22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第二十军大部被歼，之后，国民党国防部电令杨森重建该军，于是杨森令芜湖等地逃回的第一三四师师长景嘉谟、副师长肖传伦收拾残兵败将，重建第二十军，杨汉烈为第七十九师师长，并由景嘉谟代行军长之职。但杨森意欲自兼军长，等待时机传位其子。

10月上旬，蒋介石作出“确保重庆”的部署后，决定成立重庆卫戍区总司令部，杨森任总司令。此时的杨森于重庆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大肆招兵买马，成立起“反共保民军”5个军，将重庆市及附近的18个县、区划入卫戍区，每县建一常备师。把第二十军第一三三师、第一三四师布防于重庆长江南岸，第七十九师布防于大竹、涪陵地区，扼守长江，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溯江而上，进逼重庆。

重庆即将解放前，中共地下党员苏之受命去做杨森的争取工作。他通过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发起组织人之一鲜英与杨森在成都陆军学堂同学的关系，派其子鲜彦昭向杨森转达了中共地下党提出的“四项条件”，即：

第一，所属部队撤离重庆时保证不破坏山城建设，尤其不得破坏大溪沟发电厂，不骚扰抢劫，保证山城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尽一切努力营救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志士。

第三，不随蒋介石去台湾，率所部第二十军起义。

第四，在可能条件下活捉蒋介石，为新中国立功受奖。

杨森在国民党连连兵败的情况下，谈了能办到和无法办到的具体情况，并答应我地下党同志待他去台湾后，由其子杨汉烈、喻孟群率部起义。

12月17日，杨森等人准备乘飞机逃往台湾，临行前他派人去找其子杨汉烈，要求他在第二天上午9时前赶到驷马桥。但派出的人却没能及时找到杨汉烈。当杨汉烈得到消息再赶去时，却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在一个小时以前乘机飞走了。

杨森在临行前只好留下手令：第二十军军长由杨汉烈继任，并要他率第二十军起义。

杨汉烈受命后，第二野战军敌工部即派地下党员刘叔度和四川民革成员曹惠元做杨率部起义的争取工作，向杨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四项忠告”和对他的态度，讲了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杨听后百感交集，决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选择走起义的道路。

12月21日，喻孟群等人赶到金堂，才知道景嘉谟和萧传伦已经把第二十军一三三、一三四两师拉走，宣布脱离二十军。至此，杨汉烈的二十军，实际上只有七十九师、新编独立师和特务营这一点儿人马了。

23日，杨即派刘叔度、罗士瞿持他的亲笔信，由金堂沿川陕路北上，迎接贺龙司令员的部队。

第二天，杨汉烈在军部召集团以上军官动员起义，以“国父谆谆教导我们，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启发部队，认清形势。警卫团团长李茂实，独立师师长向文彬当即表示：拥护军长领衔起义。

26日，杨汉烈见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集合部队官兵，宣布第二十军光荣起义。在会上，杨汉烈宣读了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电。李振、鲁崇义成都起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与第七兵团三十军军长鲁崇义，一起高举义旗，率2.4万余人在成都起义，使成都和平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国民党第十八兵团主力第六十五军原属余汉谋的粤系部队。1936年7月，余汉谋投降蒋介石，被蒋委任为第四军总指挥兼广东绥靖主任，李振时任该路军第一五一师第四五一旅旅长。1937年，第四路军编为5个军，其中就有第六十五军。

由于蒋介石对粤系部队的分化瓦解与分割使用，胡宗南对非嫡系的第六十五军既要利用又不信任，六十五军经常打头阵，充当替死鬼。

1946年6月，蒋介石电令第六十五军移防京、沪沿线，8月下旬，在苏中黄桥战役中，该军第一八七旅被解放军歼灭。1948年7月，第六十五军调至河南，9月奉蒋介石电令空运西安，10月参加陕西荔北战役，伤亡5000余人，12月，李振被蒋介石提升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官兼第六十五军军长。

1949年5月，胡宗南撤出西安，退守汉中。并在宝鸡设立指挥所，以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兼主任。令李振率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五军、九十军并指挥第三十八军，在凤翔、宝鸡及渭河南岸设防。

7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迅速突破李振的第十八兵团防线。此时，其左翼第一一九军第一七七师先后远逃，右翼第三十八军迅速后撤，第九十军向五丈原撤退，第六十五军陷入人民解放军东、西、北三面重围之中。

在此危机时刻，胡宗南电令死守，致使第六十五军在7月12日扶眉战役中损失惨重。此次战斗，使李振看清了胡宗南保存嫡系、剪除异己的阴谋。

同年10月，叶剑英在广州了解到李振的处境后，即派人通过李振的老上司莫希德和同乡张�村转话给李，要他及时起义，再后就没有机会了。

早年就和叶剑英有同事之谊的李振，接到叶的传话后，当即表示：以前就是因为力量不集中，未能立即行动，现在要行动，就要团结力量。

当时进军西南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也很重视李振的起义，于是派出他的同乡陈定做劝导工作。

12月上旬，李振率领第六十五军奉命经白水、略阳、阳平关转川陕公路撤退入川，于12月6日到达绵阳。

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在成都市北校场军校特别召见李振。他们的谈话主要有两点：

(一)归胡宗南指挥的主力，决定撤往西昌，顶不住时再撤向滇缅边境。

(二)蒋估计第三次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而他的“反攻复国”的希望就在于此。

这次谈话过后，李振心里想：如果在一两年前受到蒋介石这样的召见，会使我受宠若惊，但这次召见使人哭笑不得，感到非常仿惶。现在仅仅剩下这几个残缺不全的部队，上下离心离德，士无斗志，全国大陆已被解放军几乎全部占领，只剩下云南、西昌一角时，身为最高统帅还在故作姿态，徒托空言，妄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反攻复国。

李振从北校场回到绵阳，内心斗争非常激烈，他彻夜难眠。经过反复思考，他同自己的下属何沧浪、王杰、钟定天等人商谈后，最后下决心起义，并立即找陈定商量起草起义通电。

然而，由于临时何沧浪的变卦，使这次的起义延误了下来。

12月15日，李振奉胡宗南的命令，率第十八兵团向成都转移。出发前，陈定转告李振：第三十军鲁崇义与解放军有联系，有机会可以找他。

李振到成都后，立即带两个幕僚去找鲁崇义联系，商讨起义之事。

鲁崇义，山东德州市人，18岁投笔从戎，在冯玉祥麾下当兵，起义时担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原系西北军)军长。1949年7月，第三十军奉命由汉中入川整补。在重庆期间，鲁崇义即同内兄李�计议了起义的事，回到部队，即着手调整人事，作准备起义的安排。1949年10月，三十军驻德阳孝泉镇。

一天，鲁崇义接到在成都的熟人高兴亚电话，邀约到成都一谈，鲁到成都相见时，才知道中共党组织派赵力军同志来川，促三十军起义，并携有李�的信，嘱鲁秘密接洽起义。鲁崇义当即表示同意。

12月21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向西突围，23日他便飞往海南岛。24日早晨，第九十军按计划西进。9时许，李振乘机率兵团部及第一八七师由双流进至成都东部大面铺一带，向鲁崇义的第三十军靠拢。

尔后，李振通过参谋长肖健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系，并将第五兵团和第十八兵团共同下达的作战计划交给他的陆大校友郭勋模转送中共党的负责人，要求派员联系。

25日，中共川西临时工作组派易野源会见李振，祝贺第十八兵团起义。次日，李振前往简阳县贾家场同人民解放军二野第三兵团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接头，在前沿阵地石桥河受到该师第九十四团作战参谋宋添锦的迎接。李到达第九十四团后，受到第三十二师副师长涂学忠等人的接待。李将他同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第三十师师长谢锡昌、第一八七师师长钟定天、第九十军副军长兼第六十一师师长陈华等人于25日联名签署的起义通电交涂副师长代为拍发。

此时，李振要求见刘伯承司令员，刘委托参谋长李达同其通了话。当日17时，李返回成都市郊大面铺兵团部。李振和鲁崇义联合率部起义成功。

经过上述曲折、复杂的过程，李振将军和鲁崇义将军终于联合行动，使成都免遭战火，和平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