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5 10:46:58

●刘伯承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建设新西南的任务,就需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运动。

●我军在红口山区清剿敌人20多天,共歼匪750多人。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我军战士在四川各地共歼灭土匪92万多人,基本肃清了内地腹心地区的匪患。

● 全川大剿匪刘伯承提出建设西南的三项任务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结束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及土匪武装,在四川、西康、贵州和云南各地,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成为全国匪情严重的地区之一。

四川有土匪300多股,云南有土匪148股,贵州有土匪541股,西康的雅安、西昌等地均有大量股匪活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后叛变为匪者达14个团,整个西南地区匪特武装达50万人之多。

1950年元旦,也就是西南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刘伯承出席重庆市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发表入川后的第一次长篇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建设新西南的三项任务:

第一项,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西南区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方,也是蒋介石匪帮盘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陆上最后覆灭的地方。因此,治安问题,更加复杂,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很多。

目前首先就是对分散隐蔽继续造谣破坏的特务匪徒和流窜在农村的土匪特务武装,必须人人一致警觉起来加以彻底肃清。对散兵游勇,必须进行登记,集中训练,妥善处理。只有这样,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安定下来,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产,经营工农商各业。这是解放后第一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然,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无安全保障。

第二项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共同纲领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使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

西南区蒋介石匪帮统治最久,经济遭受摧残最深,解放以前为蒋匪依靠作卖国内战的基地,所受兵灾也最深,临败走时该匪又有计划地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目前困难很多,而首先是如何有步骤地恢复生产的问题。我们必须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是一切任务所围绕的中心工作。

第三项任务是生产建设,即物质建设与文化教育,即思想建设是相辅并行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同时,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为生产建设而服务,是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的。

重庆是蒋介石匪帮首脑机关长期盘踞的地方,曾经大规模地开办各种训练班,印发反动的报纸书籍,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灌输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蒙蔽毒害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同时摧残进步文化,封闭进步的学校和文化机关,屠杀进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使进步的思想输入困难。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新的文化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生产建设及其他建设,必然要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刘伯承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建设新西南的任务,第一项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而要把这“维护治安”的工作落到实处,其实就是需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运动。下达“分区包干”剿匪指示

解放后的西南情况极为复杂,建设任务极为艰巨。最严重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强大,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荼毒人民,为害极深。

解放初期的四川,匪特活动十分猖獗。蒋介石早在淮海战役战败后,即派遣大批特务进入西南,与本地封建势力共同策划了“应变计划”,梦想建立“反共复国”的基地,并在川、黔等地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5000多名反动分子,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破坏人民恢复和建设经济的骨干。

1949年12月,我大军入川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曾在重庆召开匪特首脑紧急会议,部署了“游击武装”的任务,划分了“游击地区”,下发了“建立根据地实施办法”和“扩展游击工作纲要”等反革命文件,统一了匪特武装的番号和行动纲要。

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发出了密电,号召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准备随时转入地下,加强组织“游击队”。四川省的特务机关在解放前夕,也有计划地释放了大批监禁的惯匪、惯盗,给他们布置了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任务。

四川刚解放时,国民党在四川潜留的匪特和各种反革命势力,在我大军压境的震慑下,纷纷抱头鼠窜,四处隐蔽。

1950年1月中旬,这些反革命分子看到我军忙于接管城市,忙于接收和改造起义、投降的部队,集中进行征粮等工作时,便又乘机串连地主恶霸,勾结反动武装,裹胁落后群众,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制造谣言,煽惑群众,挑唆起义部队叛变,阻挠解放军开展地方工作。一时间,匪患猖獗,成为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大祸害。

1950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南局召开会议,决定把剿匪作为全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剿匪步骤上,确定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和交通要道周围之匪,尔后推至边缘贫瘠山区。

在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四兵团、第五兵团、第十八兵团和第一兵团之第七军,共13个军、37个师另两个团的部队,相继投入了剿匪作战。

从1950年3月起,各剿匪部队采取“分区包干”的办法,以主力对大股土匪进行重点围剿。

鉴于四川的匪患尤为严重,解放军驻川部队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推迟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集中兵力全面进剿四川各地的土匪。

解放军驻川部队“分区包干”围剿土匪的任务部署如下:

由第三兵团指挥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的6个师,负责进剿川东地区的土匪;由第十军指挥第十军、第十八军、第十五军的8个师,负责进剿川南地区的土匪;由第六十军指挥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第七军的7个师,负责进剿川西地区的土匪,第六十一军负责进剿川北地区的土匪;第六十二军负责进剿西康雅安、西昌、康定等地的土匪。成都龙潭寺拉开剿匪序幕

1950年2月,成都还处在严寒之中。看似风平浪静的成都城,实际上是暗流汹涌。当时,以胡宗南残部八师副师长刘长龄(化名马步秀)、保安团长李干才、军统特务少将处长廖宗泽为首的一伙反动军官,勾结以龙潭寺为主的华阳北部地区的反动势力,打着“反共救国军”、“反共挺进队”的旗号,组织反共救国军金堂、华阳总队,下设8个大队、1个直属支队,发动了反革命暴乱。

2月5日,以匪“总队”副总队长巫杰为首的叛匪300多人,强占了龙潭寺至石板滩之间的要隘院山寺(距龙潭寺3公里),四处布防设卡,并以武力胁迫群众入匪。

同日,3名解放军战士从成都用牲口驮物资回石板滩营地,途经龙潭寺时,遭匪袭击,一战士被打死,三牲口被抢劫。接着,我 一七八师政治部同志在途经龙潭寺时,被该镇匪特全部杀害。当晚,匪徒们又勾结附近村庄的地主恶霸等反动分子,围攻起义部队驻地,并带走该处投诚部队2000多人。

6日早上,匪首巫杰率匪徒近千人包围我军头一天住在曾家粉房送公粮的护粮队。一时间,曾家粉房枪声四起,从晨至夕不绝。解放军指战员固守阵地。匪徒虽以20多倍于护粮队之力量,仍未攻下粉房。当晚,护粮队两名战士奉命突围成功,赴成都市警备司令部报警。

2月8日,川西军区发出剿匪通令,解放军五五八团将叛匪大部分歼灭。匪首巫杰在和尚岭被击毙。随即,部队分东西两路,移师龙潭寺场镇清剿叛匪。东路部队攻下土地庙碉堡,击毙匪头目周子高,继续西进至上街与西路部队会合。上街匪徒据堡顽抗,经部队多次喊话交待政策无效,即开枪射击,并投掷燃烧弹,击毙匪首林海东,匪徒17人毙于堡内。

2月12日,成都警备二团参谋长秦棣率领几个侦察员和一个战斗排组成侦察小分队,乔装秘密去龙潭寺。上午10时,小分队正准备进镇,突遇匪徒猛烈袭击。小分队一边还击,一边迅速占领龙潭寺东侧的两个高地据守。匪徒从三面向高地合围。小分队顽强战斗到暮色降临,才驱退匪徒的全面合围。

入夜时分,叛匪又组织300人左右的“敢死队”从右翼发起进攻。小分队击溃匪徒,抓获匪中队长等3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午夜,土匪又纠集200余人,从左侧匍匐接近阵地。小分队待叛匪进入伏击圈后,立即开火,毙伤许多叛匪。

13日深夜,小分队利用战斗间隙审讯俘虏,并侦察判明匪徒的指挥点设在龙潭寺北头李家大院。小分队组织精悍的突击组冲击大院,直捣匪首酣睡的堂屋,当场歼灭匪首等19人,打乱了匪徒的指挥系统。尔后,小分队配合增援部队,两面合围,歼敌四五百人,被困匪徒被迫缴枪投降。

龙潭寺叛乱平息后,潜伏的匪首李干才、刘熙延、马步秀,四处收罗残部、流氓、匪特,重新组织“反共救国义勇军”,以烧杀威胁群众出人、出粮、出枪,被威胁从匪的群众达2000多人。

4月16日,匪首李干才等发动了第二次叛乱。叛匪猖狂地抢劫军用汽车,袭击武工队,杀害军政人员及群众200余人,烧毁民房300多间,抢走耕牛100多头,损失公粮数万斤。

4月下旬,川西军区和温江军分区派兵围剿金堂、简阳、华阳地区的叛匪。4月25日,新都某部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木兰寺、新店子、白沱寺叛匪后南下,矛头直指龙潭寺;成都某部在歼灭大面铺叛匪后,也分兵北上,从西河乡、保和乡两地向龙潭寺进逼。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各地土匪纷纷溃散。4月27日拂晓,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了盘踞在龙潭寺的叛匪,毙、伤、俘匪徒1700余人。

12月,成都各县开展清匪工作,又捕获残匪共计293人,其中司令1人、参谋长3人、大队长4人,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庄南山胡宗南残部落网记

1950年1月下旬,川西各地不断发生拦路抢劫、奸淫妇女、行凶杀人、造谣惑众等事件。

2月21日,匪特开始大规模叛乱,蔓延川西16个县,杀害我军政干部,抢劫仓库,破坏公路、桥梁,切断电线,并先后围攻我新繁、崇宁、灌县、郸县、温扛、崇庆、大邑、名山、双流、彭山等10余座县城,直逼成都。使成渝、成灌、成眉、成新等公路交通被阻断,城乡物资交通受到严重影响,造成川西地区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为了肃清匪特,净化全区,我军深入各地,广泛地发动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以军民同心的方式来共同抵制匪特的迫害。

一天,我五三七团侦察排长任敬安带着他的侦察小组化装成商人,深入群众中得知。有一小股匪特常在郸县唐章镇一带出没。为了消灭这伙敌人,我军战士在唐章镇周围布下埋伏,等待敌人“上钩”。

果然,在我军埋伏好的第二天,就遇到了前来唐章镇抢劫的10多名土匪。

土匪们一走进我军的包围,战士们就立即打响了战斗。顿时,冲锋枪、手榴弹一起开火,很快就打死几个匪徒。

在这场埋伏剿匪中,我军从活捉的匪徒口中得知,他们是胡宗南的残余部队,并在庄南山一带占山为寇。我五三七团团首长立即派出一营前去庄南山歼灭这股残兵。

一营营长李佐军接到命令后,带着战士们,于当天夜里连夜赶至庄南山,趁着夜色对该处敌人实行围剿。

庄南山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军会在这个时候袭击他们。他们有的正在猜拳喝酒,有的正在分夺抢来的赃物,把整个山庄弄得乌烟瘴气。正在匪徒们得意洋洋的时候,我军的机枪响了,步枪、手榴弹从四面八方向匪巢打来。匪营长一听枪声很紧,知道情况不妙,赶紧吹灭了灯,带着部分匪徒往山后跑,可他向左逃却遭到我军三连的围击,向右逃又遇到我军围上来的二连。

匪营长这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我军包围。他集中约一个连的兵力向庄口冲击,却被我军守候在此的一连战士一阵痛击,连长曹润海抬手一枪将土匪头子击倒。

土匪们失去了指挥,像没了头的苍蝇,一时间乱作一团。我一营教导员趁机对敌喊话,要求土匪们“放下武器投降”。

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之下,敌人只好乖乖地丢下了武器。

这次战斗,我军共打死打伤敌人40多人,俘敌营长以下300多人。红口山区清剿“反共总司令”

经过近两个月节节胜利的剿匪战斗,川西平原大股叛匪基本肃清,残匪逃往川西北山区。号称“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夏斗枢,预感到末日来临,惊慌失措,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

这个夏斗枢,本来是国民党杨森部第二十军军长,就在杨汉烈担任了他的军长职位后,他便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逃到四川,和当地的一些地主恶霸以及惯匪、袍哥等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组成“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组织,匪众达7000余人,分七股盘踞在彭、灌两县交界的山区,继续与人民为敌。

1950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五三七团接到了位于河坝场一位老乡的报告,原来是那里又出现了土匪抢劫的事件。

五三七团团首长立即打电话给一营,命令二连和三连去歼灭该地区的敌人。

当天晚上9时30分,我军战士分两路向坝南山包抄过去。经过20多里的奔袭,他们来到了坝南山的山脚下。从山腰中的亮光,我军战士判断出,匪徒们很可能就在山腰上。于是我军二连的战士们从山背面上去对土匪们进行围攻。

可由于这坝南山是当地山中较高的山峰,山背后的道路非常崎岖难走,当他们快要来到半山腰洞口时,一名战士突然失足掉下了山崖,紧接着,一旁的树杈钩住了这个战士的板机,“�”的一声,惊动了洞里的土匪。

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攀到了洞口,却还是发现洞里的土匪们已经逃之夭夭了。最后,我军战士在洞中搜出了一个女俘虏,经审问后,才知道原来这人本是匪首夏斗枢的老婆,她的老公夏匪为了长期与我军对垒,早在彭、灌两县交界的红口山区修筑了许多个据点,他们挖坑道、修地堡、设障碍,作为依托。方才,夏匪听到枪声后就已经从洞中的秘道逃走了。

我军师首长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立即派出五三五团和五三七团兵分两路向夏匪发起追击。

7月29日,我军一个团从彭县出发,另一个团从灌县出发,顺利到达小鱼洞、深溪沟、白沙场等合围位置。30日下午1时,我军五三七团一营营长命令二连向干沟方向搜索,自己带领三连及配属分队由龙溪镇向神仙岗清剿。按计划完成了对敌纵深各点的包围,并控制了外围要点和要道。

第二天凌晨,我三连向鹿顶山之敌发起进攻,敌人的机枪从地堡里疯狂地向我军扫射,阻挡我军前进。三连长果断地指挥机枪班占领有利地形,压制敌人火力,命令我炮兵连对准敌人的工事射击。二排战士们则抓紧敌火力被压制的有利时机,从侧翼包抄上去。

狡猾的敌人见我军来势很猛,吓得纷纷向狮子坪逃跑。我军突击队的战士们发扬穷追猛打、连续作战的精神,直逼狮子坪。

匪参谋长夏茂芝,师长高壁成的巢穴就设在鹿顶山半山腰的山洞里。阵地前沿挖有堑壕,还埋设了地雷。三连组织突击队进行攀登。在我机枪、大炮的掩护下,勇士们迅速攀了上去,用打、炸、爆的方法,直逼敌人洞口。正当三连向前发展时,突然,洞的右侧一个暗火力点向我军侧射过来,冲在前面的战士牺牲了。

四班的一名战士机智地从侧翼爬了过去,把炸药包投放在敌暗堡射孔旁,并拉着了导火索,但却被狡猾的敌人用枪刺把炸药包顶了回来。

为了消灭这伙敌人,我四班战士不顾个人安危,用自己的身体将这个炸药包顶到了敌人的暗堡口。霎时,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这名战士和暗堡里的敌人同归于尽了。

很快,四班的其他勇士们冲进了洞口,将七八颗手榴弹一起甩进了匪穴,爆炸声、喊叫声混成一片。

乘着混乱,四班的战士们又冲入了洞中匪司令部,活捉了匪首夏斗枢和夏茂芝等人。

自此,我军在红口山区清剿敌人20多天,共歼匪750多人。沿途追击假意投降叛军

我军在解放成都时,曾经收编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走上光明的道路。但是,当时在金堂起义时,却有第二十军代理军长景嘉谟把第二十军一三三、一三四两师拉走,向松潘一带逃窜,继续危害人民。

我方作战首长将追歼这伙叛敌的任务交给了一八五师五五四团来完成。我五五四团二营在副团长杨青奎和副政委程普哉的率领下,路经绵阳、安县,追至北川县境内后,便追上了这股敌人。

当时,这伙敌人在北川县片口乡暂时安营扎寨,为了准备好充分的粮食以便西逃,敌军们一方面抢粮,一方面严密布防,阻止我军追击。

在一个半阴半晴的夜里,我军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向片口方向疾进。当部队进至距片口大约三四公里路的东岳庙山脚下时,杨副团长向各连干部交代敌情和具体任务:四连从正面进攻,五连从左翼进攻,六连从右翼进攻,对敌人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各连接受命令后,迅猛地奔向各自的攻击目标。不到一小时,四连就占领了东岳庙山顶。

当天亮的时候,我军四连的同志们又占领三江口,直逼到了敌军的营地。这时,敌人被我军这强大的阵势吓倒了,他们派出了几个代表来到我军这边,向我军递上一封由景嘉谟亲笔写的投降书。

这伙敌人虽然口头答应要投降,却都没有真正放下武器,而在随后又再次对我军进行了激烈地反扑。

当敌军很快发现自己的反扑只能是垂死挣扎后,他们再次用电话的方式和我军联系,要求投降。

我军团首长当即命令敌人:“必须在1月26日中午12时前,由景嘉谟亲自带领全部人马开到北川县城。”

在开往北川城和广汉县的西高镇途中,顽固不化的敌军官,只要宿营住下,就派出班排哨,占领制高点,妄想趁机干掉我军部队,再次叛逃。但由于我军严加防范,敌人占领控制制高点,我军即在敌人的司令部周围部署小包围,并派出一名侦察员紧随敌代军长景嘉谟身边,一旦发生意外,就先“擒王”。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八五师首长即向二次投降的一三三师下达了由西高镇调往广汉县城的调防命令,并事先在广汉河滩周围布置了我军的部队。当敌军一进广汉县城时,就被我五五四团特务连全部缴了械。

与此同时,当我一八五师首长对在河滩集结待命的敌师长严加斥责,指出其企图再次叛逃的阴谋,在下达缴械命令时,敌军突然向团首长开枪射击,并拒绝放下武器。

我军忍无可忍,立即向敌人开火,一举歼灭了叛敌一三三师,毙伤敌人600多人,俘虏敌人2000余人,缴获叛敌各种武器2000余件,狠狠教训了这些执迷不悟的反动军人。

从1950年初到年底,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我军战士们在四川各地共歼灭土匪92万多人,基本肃清了内地腹心地区的匪患。抓捕袍哥头子冷开泰

1950年初,就在我一八五师五五四团追击国民党第二十军残敌的同时,一支剿匪部队又开始在成都地区抓捕大匪首袍哥首领冷开泰。

所谓袍哥,就是起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朝末年,泛滥于民国时代,最终在我党建政而彻底消灭的反动组织,而这个冷开泰就是成都袍哥头子中的著名人物。

最初,冷开泰不过是一个心狠手辣、五毒俱全的码头小混混,可他本人却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以及人际关系,很快成为成都最为活跃的大袍哥。

一天,青帮头子丘伯坦邀请冷开泰到上海活动,他竟在这次的聚会中得到杜月笙、黄金荣、颜家棠、杨庆山等人的赏识。从此,冷开泰便成为了长江沿岸鼎鼎大名的地头蛇了。

1949年,冷开泰参加了由王旭夫主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又由于冷开泰为王旭夫带来了不少袍哥的生源,因此在“训练班”的第五期时候,冷开泰被王旭夫重用,当上了“训练班”的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冷开泰的带领下,整天去位于成都东胜街的冷公馆处吃吃喝喝,无恶不作。这帮人中包括:曾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的刘兆黎,驻峨边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刘树成,郫县参议长杨子超,绵阳县参议长左舜卿,叛徒、双流县自卫副总队长彭笑山和总教官潘敬德等人。

在中国即将全部解放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冷开泰经常得意地坐着他的吉普车,去成都附近的郫县、灌县以及内江、自流井、眉山、新津等地,与那里的反动组织密商对策,以破坏即将解放的成都。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冷开泰的反动活动仍然没有停止,他暗地里策划了成都附近各乡镇的一系列暴乱,其中最著名的有由他指派的灌县袍哥袁旭东在青城山附近的聚众事件,严重影响了当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其后,冷开泰多次给各县土匪、袍哥首领写信,唆使他们团结起来消灭解放军共产党。

1950年2月17日,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除夕,在这天,由冷开泰组织的四川西南等地的16个县同时发动暴乱,使正处在节日喜悦中的老百姓人心惶惶。

暴乱后,在我新中国领导人的精密组织计划下,这次事件终于得到了及时的制止。

同月,中共领导的地下武装组织岷江纵队许健如等人奉命前往成都市郫县毛家桥,将正在此处海吃豪饮的冷开泰抓获逮捕。没过多久,这个横霸一方的袍哥头子冷开泰就被枪毙了。识破“丹心酒店”李驼背

1950年10月,遵照西南军区命令,我军由原来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转为剿匪肃特;由原来打大仗、正规战,转为打小仗、打无形战和没有固定战术的剿匪作战。

处在四川东南位置的乌龙镇,四面崇山峻岭、荆棘遍野,是飞禽走兽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逃匪躲藏的最佳选地。

在这乌龙镇的附近,有一家名为“丹心酒店”的店铺,店主是一个驼背的老头,在两个彪形大汉伙计的帮助下,以专卖肉包子为生。

10月21日黄昏,几名进山剿匪的解放军搜山归来,走出丛林,在班长的带领下,来到了“丹心酒店”。饥饿的战士们同时吃下店老板卖给他们的肉包子后,全部中毒被害。

两天后,又有几名解放军战士来到了这里。和前面的战士一样,这几名解放军也在该酒店神秘失踪。

一系列的解放军神秘失踪案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密切关注。

这天,又有100多名解放军为了追捕一名逃跑的土匪而来到了“丹心酒店”。带队的解放军战士意外地发现了该店店主的异常驼背,便将计就计的逮捕了这个奇怪的店主和他的伙计。

经审讯终于知道,原来,这个李驼子名叫李福儒,是四川达县人,曾担任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校参谋,解放前曾受胡宗南派遣,协助国民党残部开办了“游击骨干训练班”。随后,又被派往川东南,担任匪首杜大麻子的高级幕僚。

1950年8月,李福儒离开杜大麻子,前往达县回家探亲,却发现当时达县已经土改,自己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再次回到川东南杜大麻子处。

然而,当他再次返回川东南时,才知道那里的杜大麻子也已经被剿匪部队给活捉了去,为此,李福儒接管了杜大麻子的情报站――“丹心酒店”。李福儒用棉花塞在后背,假装成驼子掩人耳目,他一方面把该店作为反共的联络据点,一方面又暗杀前来此地剿匪的解放军和工作队。他将解放军和工作队人员残忍地杀害后做成人肉包子,混入蒙汗药,再专门等待前往那里做剿匪工作的解放军。

随后,我军战士在该酒店的地窖里找出了几十具血肉模糊的尸骨,战士们在此神秘失踪的案件终于被侦破,假驼背李福儒及其同伙受到了应有的严惩。青川贾家兄弟落网记

1950年10月,川东南李驼子刚被镇压,位于四川北缘青川一带的土匪又猖狂起来。

处在四川北缘的青川,山峦连绵、森林茂密、土地肥沃,在这近3000平方公里辽阔的土地上,长期以来,那些恶霸地主、袍哥大爷,主宰着人民的生死。

他们收租课税,贩运鸦片,做枪支弹药生意,骑在人民头上,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广大人民群众,度日艰难,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日子。

早在我军第一次进军青川县时,当地的土匪头子贾应坤闻讯后提前逃跑,当经过我军3个多月的群众工作后,土匪们见到我军大部队陆续撤离便趁机再次作恶。

他们首先在青川中坝一带劫持我方留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接着又组织“大刀会”暴乱,残害当地的无辜百姓。

随后,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土匪们以为时机已到,企图消灭、赶走我军留守的部队。

6月2日,以贾应坤为首的土匪们威胁当地百姓,命令他们帮助其围攻青川县大石坝。

他们在大石坝的周围山上敲锣击鼓,呐喊嚎叫为其助威。

武装匪徒向我青川县警卫营阵地不断发射排子枪,企图诱我还击。

为使无辜群众免遭重大伤亡,我方部队据壕扼守,待机破敌。

开始,土匪们因为没有引诱到我军的还击,以为是我军软弱。

于是,在下午3时,匪首贾应坤派出了他的队长贾国模率部分匪徒直接扑向我方的营地。

当匪徒们接近我方阵地前沿时,我方守军以各种武器向匪徒激烈开火,不多时,就消灭掉了10几个土匪。

剩下的匪徒们狼狈地向关庄方向逃走。

驻守我方营地的团首长得知匪徒逃跑的消息后,决定增派出一个连的战士前往关庄对其展开迅速追击。

但这些匪徒们却躲在了大山老林中与我军周旋。

为了迅速消灭这股残匪,8月下旬,我军留守青川的副司令员李文清率军区工作组召集江油、北川、青川等县的工作人员在江油武都地区召开了一次清匪会议。

会后,李副司令员将消灭贾应坤土匪的任务交给了驻守在青川一带的五五四团。随后,五五四团团长、参谋长于9月初,率团直两个连集结于土匪们经常出没的地段,对匪徒们进行反复的围剿。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后,当地大部分土匪都被顺利地消灭掉了,但土匪头子贾应坤却带着他的妻儿和7名贴身狗腿子潜藏起来。

直到1951年1月的一天,我方驻守在关庄地区的工作人员在群众的帮助下,得知贾应坤等人曾在关庄陶龙观山一带出没。

为此,关庄区委书记冯荣同志及时地召集相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由冯书记率地方工作团队员、民兵等共32人,于当月12 日夜里前往陶龙观山。

我军战士们经过了一夜的行军以后,于第二天凌晨5时对陶龙观山头快速发起了捕捉战斗。

几个小时后,在我方战士们的英勇攻击下,贾应坤和他的爪牙们终于被活捉了。

但非常遗憾的是,贾匪的同宗兄弟、得力干将贾国模却趁着混乱逃走了。

1951年2月中旬,青川县领导派出五六四团二连的战士们在大石坝一带维护当地的治安。

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五六四团二连的沈连长发现了贾国模在大石坝以南12公里外活动,随即便带了两个排的战士前去捕捉。他们追击过去后,该匪却又窜入了大石坝附近的一个洞中。

我二连的战士们在该连指导员的带领下,一面控制住洞口,一面劝洞中的匪徒们投降。谁知洞中的土匪宁愿死在洞里,也不肯缴械。

沈连长命令战士们拉响了手榴弹,纷纷向洞里扔了过去。随着“碰碰碰”的几声巨响,洞里的土匪们归了西天。

当地的老百姓们得知贾家两兄弟均被消灭的消息后,无不拍手称快,说:“贾家兄弟死得好啊!真要感谢解放军啊!”

至此,历时一年多的青川县剿匪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解放大西南》工农的书编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解放战争大全景》豫颖主编军事谊文出版社

《二野档案》张军赋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张军赋、晋夫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

《军史集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编

《野战军战事珍闻》军事科学出版社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革命起义全录》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通史》李东升主编军事文献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文化遗产》张云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

《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

《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刘统著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邓小平传奇》裘之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成都方志网》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六、全川大剿匪

●刘伯承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建设新西南的任务,就需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运动。

●我军在红口山区清剿敌人20多天,共歼匪750多人。

●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我军战士在四川各地共歼灭土匪92万多人,基本肃清了内地腹心地区的匪患。

● 全川大剿匪刘伯承提出建设西南的三项任务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结束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及土匪武装,在四川、西康、贵州和云南各地,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成为全国匪情严重的地区之一。

四川有土匪300多股,云南有土匪148股,贵州有土匪541股,西康的雅安、西昌等地均有大量股匪活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后叛变为匪者达14个团,整个西南地区匪特武装达50万人之多。

1950年元旦,也就是西南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刘伯承出席重庆市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发表入川后的第一次长篇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建设新西南的三项任务:

第一项,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西南区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方,也是蒋介石匪帮盘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陆上最后覆灭的地方。因此,治安问题,更加复杂,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很多。

目前首先就是对分散隐蔽继续造谣破坏的特务匪徒和流窜在农村的土匪特务武装,必须人人一致警觉起来加以彻底肃清。对散兵游勇,必须进行登记,集中训练,妥善处理。只有这样,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安定下来,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产,经营工农商各业。这是解放后第一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然,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无安全保障。

第二项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共同纲领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使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

西南区蒋介石匪帮统治最久,经济遭受摧残最深,解放以前为蒋匪依靠作卖国内战的基地,所受兵灾也最深,临败走时该匪又有计划地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目前困难很多,而首先是如何有步骤地恢复生产的问题。我们必须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是一切任务所围绕的中心工作。

第三项任务是生产建设,即物质建设与文化教育,即思想建设是相辅并行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同时,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为生产建设而服务,是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的。

重庆是蒋介石匪帮首脑机关长期盘踞的地方,曾经大规模地开办各种训练班,印发反动的报纸书籍,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灌输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蒙蔽毒害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同时摧残进步文化,封闭进步的学校和文化机关,屠杀进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使进步的思想输入困难。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新的文化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生产建设及其他建设,必然要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刘伯承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建设新西南的任务,第一项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而要把这“维护治安”的工作落到实处,其实就是需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运动。下达“分区包干”剿匪指示

解放后的西南情况极为复杂,建设任务极为艰巨。最严重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强大,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荼毒人民,为害极深。

解放初期的四川,匪特活动十分猖獗。蒋介石早在淮海战役战败后,即派遣大批特务进入西南,与本地封建势力共同策划了“应变计划”,梦想建立“反共复国”的基地,并在川、黔等地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5000多名反动分子,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破坏人民恢复和建设经济的骨干。

1949年12月,我大军入川时,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曾在重庆召开匪特首脑紧急会议,部署了“游击武装”的任务,划分了“游击地区”,下发了“建立根据地实施办法”和“扩展游击工作纲要”等反革命文件,统一了匪特武装的番号和行动纲要。

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发出了密电,号召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准备随时转入地下,加强组织“游击队”。四川省的特务机关在解放前夕,也有计划地释放了大批监禁的惯匪、惯盗,给他们布置了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任务。

四川刚解放时,国民党在四川潜留的匪特和各种反革命势力,在我大军压境的震慑下,纷纷抱头鼠窜,四处隐蔽。

1950年1月中旬,这些反革命分子看到我军忙于接管城市,忙于接收和改造起义、投降的部队,集中进行征粮等工作时,便又乘机串连地主恶霸,勾结反动武装,裹胁落后群众,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制造谣言,煽惑群众,挑唆起义部队叛变,阻挠解放军开展地方工作。一时间,匪患猖獗,成为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大祸害。

1950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南局召开会议,决定把剿匪作为全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剿匪步骤上,确定首先歼灭腹心富庶地区和交通要道周围之匪,尔后推至边缘贫瘠山区。

在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四兵团、第五兵团、第十八兵团和第一兵团之第七军,共13个军、37个师另两个团的部队,相继投入了剿匪作战。

从1950年3月起,各剿匪部队采取“分区包干”的办法,以主力对大股土匪进行重点围剿。

鉴于四川的匪患尤为严重,解放军驻川部队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推迟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集中兵力全面进剿四川各地的土匪。

解放军驻川部队“分区包干”围剿土匪的任务部署如下:

由第三兵团指挥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的6个师,负责进剿川东地区的土匪;由第十军指挥第十军、第十八军、第十五军的8个师,负责进剿川南地区的土匪;由第六十军指挥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第七军的7个师,负责进剿川西地区的土匪,第六十一军负责进剿川北地区的土匪;第六十二军负责进剿西康雅安、西昌、康定等地的土匪。成都龙潭寺拉开剿匪序幕

1950年2月,成都还处在严寒之中。看似风平浪静的成都城,实际上是暗流汹涌。当时,以胡宗南残部八师副师长刘长龄(化名马步秀)、保安团长李干才、军统特务少将处长廖宗泽为首的一伙反动军官,勾结以龙潭寺为主的华阳北部地区的反动势力,打着“反共救国军”、“反共挺进队”的旗号,组织反共救国军金堂、华阳总队,下设8个大队、1个直属支队,发动了反革命暴乱。

2月5日,以匪“总队”副总队长巫杰为首的叛匪300多人,强占了龙潭寺至石板滩之间的要隘院山寺(距龙潭寺3公里),四处布防设卡,并以武力胁迫群众入匪。

同日,3名解放军战士从成都用牲口驮物资回石板滩营地,途经龙潭寺时,遭匪袭击,一战士被打死,三牲口被抢劫。接着,我 一七八师政治部同志在途经龙潭寺时,被该镇匪特全部杀害。当晚,匪徒们又勾结附近村庄的地主恶霸等反动分子,围攻起义部队驻地,并带走该处投诚部队2000多人。

6日早上,匪首巫杰率匪徒近千人包围我军头一天住在曾家粉房送公粮的护粮队。一时间,曾家粉房枪声四起,从晨至夕不绝。解放军指战员固守阵地。匪徒虽以20多倍于护粮队之力量,仍未攻下粉房。当晚,护粮队两名战士奉命突围成功,赴成都市警备司令部报警。

2月8日,川西军区发出剿匪通令,解放军五五八团将叛匪大部分歼灭。匪首巫杰在和尚岭被击毙。随即,部队分东西两路,移师龙潭寺场镇清剿叛匪。东路部队攻下土地庙碉堡,击毙匪头目周子高,继续西进至上街与西路部队会合。上街匪徒据堡顽抗,经部队多次喊话交待政策无效,即开枪射击,并投掷燃烧弹,击毙匪首林海东,匪徒17人毙于堡内。

2月12日,成都警备二团参谋长秦棣率领几个侦察员和一个战斗排组成侦察小分队,乔装秘密去龙潭寺。上午10时,小分队正准备进镇,突遇匪徒猛烈袭击。小分队一边还击,一边迅速占领龙潭寺东侧的两个高地据守。匪徒从三面向高地合围。小分队顽强战斗到暮色降临,才驱退匪徒的全面合围。

入夜时分,叛匪又组织300人左右的“敢死队”从右翼发起进攻。小分队击溃匪徒,抓获匪中队长等3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午夜,土匪又纠集200余人,从左侧匍匐接近阵地。小分队待叛匪进入伏击圈后,立即开火,毙伤许多叛匪。

13日深夜,小分队利用战斗间隙审讯俘虏,并侦察判明匪徒的指挥点设在龙潭寺北头李家大院。小分队组织精悍的突击组冲击大院,直捣匪首酣睡的堂屋,当场歼灭匪首等19人,打乱了匪徒的指挥系统。尔后,小分队配合增援部队,两面合围,歼敌四五百人,被困匪徒被迫缴枪投降。

龙潭寺叛乱平息后,潜伏的匪首李干才、刘熙延、马步秀,四处收罗残部、流氓、匪特,重新组织“反共救国义勇军”,以烧杀威胁群众出人、出粮、出枪,被威胁从匪的群众达2000多人。

4月16日,匪首李干才等发动了第二次叛乱。叛匪猖狂地抢劫军用汽车,袭击武工队,杀害军政人员及群众200余人,烧毁民房300多间,抢走耕牛100多头,损失公粮数万斤。

4月下旬,川西军区和温江军分区派兵围剿金堂、简阳、华阳地区的叛匪。4月25日,新都某部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木兰寺、新店子、白沱寺叛匪后南下,矛头直指龙潭寺;成都某部在歼灭大面铺叛匪后,也分兵北上,从西河乡、保和乡两地向龙潭寺进逼。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各地土匪纷纷溃散。4月27日拂晓,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了盘踞在龙潭寺的叛匪,毙、伤、俘匪徒1700余人。

12月,成都各县开展清匪工作,又捕获残匪共计293人,其中司令1人、参谋长3人、大队长4人,并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庄南山胡宗南残部落网记

1950年1月下旬,川西各地不断发生拦路抢劫、奸淫妇女、行凶杀人、造谣惑众等事件。

2月21日,匪特开始大规模叛乱,蔓延川西16个县,杀害我军政干部,抢劫仓库,破坏公路、桥梁,切断电线,并先后围攻我新繁、崇宁、灌县、郸县、温扛、崇庆、大邑、名山、双流、彭山等10余座县城,直逼成都。使成渝、成灌、成眉、成新等公路交通被阻断,城乡物资交通受到严重影响,造成川西地区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为了肃清匪特,净化全区,我军深入各地,广泛地发动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以军民同心的方式来共同抵制匪特的迫害。

一天,我五三七团侦察排长任敬安带着他的侦察小组化装成商人,深入群众中得知。有一小股匪特常在郸县唐章镇一带出没。为了消灭这伙敌人,我军战士在唐章镇周围布下埋伏,等待敌人“上钩”。

果然,在我军埋伏好的第二天,就遇到了前来唐章镇抢劫的10多名土匪。

土匪们一走进我军的包围,战士们就立即打响了战斗。顿时,冲锋枪、手榴弹一起开火,很快就打死几个匪徒。

在这场埋伏剿匪中,我军从活捉的匪徒口中得知,他们是胡宗南的残余部队,并在庄南山一带占山为寇。我五三七团团首长立即派出一营前去庄南山歼灭这股残兵。

一营营长李佐军接到命令后,带着战士们,于当天夜里连夜赶至庄南山,趁着夜色对该处敌人实行围剿。

庄南山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军会在这个时候袭击他们。他们有的正在猜拳喝酒,有的正在分夺抢来的赃物,把整个山庄弄得乌烟瘴气。正在匪徒们得意洋洋的时候,我军的机枪响了,步枪、手榴弹从四面八方向匪巢打来。匪营长一听枪声很紧,知道情况不妙,赶紧吹灭了灯,带着部分匪徒往山后跑,可他向左逃却遭到我军三连的围击,向右逃又遇到我军围上来的二连。

匪营长这时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我军包围。他集中约一个连的兵力向庄口冲击,却被我军守候在此的一连战士一阵痛击,连长曹润海抬手一枪将土匪头子击倒。

土匪们失去了指挥,像没了头的苍蝇,一时间乱作一团。我一营教导员趁机对敌喊话,要求土匪们“放下武器投降”。

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之下,敌人只好乖乖地丢下了武器。

这次战斗,我军共打死打伤敌人40多人,俘敌营长以下300多人。红口山区清剿“反共总司令”

经过近两个月节节胜利的剿匪战斗,川西平原大股叛匪基本肃清,残匪逃往川西北山区。号称“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夏斗枢,预感到末日来临,惊慌失措,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

这个夏斗枢,本来是国民党杨森部第二十军军长,就在杨汉烈担任了他的军长职位后,他便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逃到四川,和当地的一些地主恶霸以及惯匪、袍哥等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组成“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组织,匪众达7000余人,分七股盘踞在彭、灌两县交界的山区,继续与人民为敌。

1950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五三七团接到了位于河坝场一位老乡的报告,原来是那里又出现了土匪抢劫的事件。

五三七团团首长立即打电话给一营,命令二连和三连去歼灭该地区的敌人。

当天晚上9时30分,我军战士分两路向坝南山包抄过去。经过20多里的奔袭,他们来到了坝南山的山脚下。从山腰中的亮光,我军战士判断出,匪徒们很可能就在山腰上。于是我军二连的战士们从山背面上去对土匪们进行围攻。

可由于这坝南山是当地山中较高的山峰,山背后的道路非常崎岖难走,当他们快要来到半山腰洞口时,一名战士突然失足掉下了山崖,紧接着,一旁的树杈钩住了这个战士的板机,“�”的一声,惊动了洞里的土匪。

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攀到了洞口,却还是发现洞里的土匪们已经逃之夭夭了。最后,我军战士在洞中搜出了一个女俘虏,经审问后,才知道原来这人本是匪首夏斗枢的老婆,她的老公夏匪为了长期与我军对垒,早在彭、灌两县交界的红口山区修筑了许多个据点,他们挖坑道、修地堡、设障碍,作为依托。方才,夏匪听到枪声后就已经从洞中的秘道逃走了。

我军师首长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立即派出五三五团和五三七团兵分两路向夏匪发起追击。

7月29日,我军一个团从彭县出发,另一个团从灌县出发,顺利到达小鱼洞、深溪沟、白沙场等合围位置。30日下午1时,我军五三七团一营营长命令二连向干沟方向搜索,自己带领三连及配属分队由龙溪镇向神仙岗清剿。按计划完成了对敌纵深各点的包围,并控制了外围要点和要道。

第二天凌晨,我三连向鹿顶山之敌发起进攻,敌人的机枪从地堡里疯狂地向我军扫射,阻挡我军前进。三连长果断地指挥机枪班占领有利地形,压制敌人火力,命令我炮兵连对准敌人的工事射击。二排战士们则抓紧敌火力被压制的有利时机,从侧翼包抄上去。

狡猾的敌人见我军来势很猛,吓得纷纷向狮子坪逃跑。我军突击队的战士们发扬穷追猛打、连续作战的精神,直逼狮子坪。

匪参谋长夏茂芝,师长高壁成的巢穴就设在鹿顶山半山腰的山洞里。阵地前沿挖有堑壕,还埋设了地雷。三连组织突击队进行攀登。在我机枪、大炮的掩护下,勇士们迅速攀了上去,用打、炸、爆的方法,直逼敌人洞口。正当三连向前发展时,突然,洞的右侧一个暗火力点向我军侧射过来,冲在前面的战士牺牲了。

四班的一名战士机智地从侧翼爬了过去,把炸药包投放在敌暗堡射孔旁,并拉着了导火索,但却被狡猾的敌人用枪刺把炸药包顶了回来。

为了消灭这伙敌人,我四班战士不顾个人安危,用自己的身体将这个炸药包顶到了敌人的暗堡口。霎时,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这名战士和暗堡里的敌人同归于尽了。

很快,四班的其他勇士们冲进了洞口,将七八颗手榴弹一起甩进了匪穴,爆炸声、喊叫声混成一片。

乘着混乱,四班的战士们又冲入了洞中匪司令部,活捉了匪首夏斗枢和夏茂芝等人。

自此,我军在红口山区清剿敌人20多天,共歼匪750多人。沿途追击假意投降叛军

我军在解放成都时,曾经收编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走上光明的道路。但是,当时在金堂起义时,却有第二十军代理军长景嘉谟把第二十军一三三、一三四两师拉走,向松潘一带逃窜,继续危害人民。

我方作战首长将追歼这伙叛敌的任务交给了一八五师五五四团来完成。我五五四团二营在副团长杨青奎和副政委程普哉的率领下,路经绵阳、安县,追至北川县境内后,便追上了这股敌人。

当时,这伙敌人在北川县片口乡暂时安营扎寨,为了准备好充分的粮食以便西逃,敌军们一方面抢粮,一方面严密布防,阻止我军追击。

在一个半阴半晴的夜里,我军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向片口方向疾进。当部队进至距片口大约三四公里路的东岳庙山脚下时,杨副团长向各连干部交代敌情和具体任务:四连从正面进攻,五连从左翼进攻,六连从右翼进攻,对敌人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各连接受命令后,迅猛地奔向各自的攻击目标。不到一小时,四连就占领了东岳庙山顶。

当天亮的时候,我军四连的同志们又占领三江口,直逼到了敌军的营地。这时,敌人被我军这强大的阵势吓倒了,他们派出了几个代表来到我军这边,向我军递上一封由景嘉谟亲笔写的投降书。

这伙敌人虽然口头答应要投降,却都没有真正放下武器,而在随后又再次对我军进行了激烈地反扑。

当敌军很快发现自己的反扑只能是垂死挣扎后,他们再次用电话的方式和我军联系,要求投降。

我军团首长当即命令敌人:“必须在1月26日中午12时前,由景嘉谟亲自带领全部人马开到北川县城。”

在开往北川城和广汉县的西高镇途中,顽固不化的敌军官,只要宿营住下,就派出班排哨,占领制高点,妄想趁机干掉我军部队,再次叛逃。但由于我军严加防范,敌人占领控制制高点,我军即在敌人的司令部周围部署小包围,并派出一名侦察员紧随敌代军长景嘉谟身边,一旦发生意外,就先“擒王”。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八五师首长即向二次投降的一三三师下达了由西高镇调往广汉县城的调防命令,并事先在广汉河滩周围布置了我军的部队。当敌军一进广汉县城时,就被我五五四团特务连全部缴了械。

与此同时,当我一八五师首长对在河滩集结待命的敌师长严加斥责,指出其企图再次叛逃的阴谋,在下达缴械命令时,敌军突然向团首长开枪射击,并拒绝放下武器。

我军忍无可忍,立即向敌人开火,一举歼灭了叛敌一三三师,毙伤敌人600多人,俘虏敌人2000余人,缴获叛敌各种武器2000余件,狠狠教训了这些执迷不悟的反动军人。

从1950年初到年底,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努力,我军战士们在四川各地共歼灭土匪92万多人,基本肃清了内地腹心地区的匪患。抓捕袍哥头子冷开泰

1950年初,就在我一八五师五五四团追击国民党第二十军残敌的同时,一支剿匪部队又开始在成都地区抓捕大匪首袍哥首领冷开泰。

所谓袍哥,就是起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清朝末年,泛滥于民国时代,最终在我党建政而彻底消灭的反动组织,而这个冷开泰就是成都袍哥头子中的著名人物。

最初,冷开泰不过是一个心狠手辣、五毒俱全的码头小混混,可他本人却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以及人际关系,很快成为成都最为活跃的大袍哥。

一天,青帮头子丘伯坦邀请冷开泰到上海活动,他竟在这次的聚会中得到杜月笙、黄金荣、颜家棠、杨庆山等人的赏识。从此,冷开泰便成为了长江沿岸鼎鼎大名的地头蛇了。

1949年,冷开泰参加了由王旭夫主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又由于冷开泰为王旭夫带来了不少袍哥的生源,因此在“训练班”的第五期时候,冷开泰被王旭夫重用,当上了“训练班”的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冷开泰的带领下,整天去位于成都东胜街的冷公馆处吃吃喝喝,无恶不作。这帮人中包括:曾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的刘兆黎,驻峨边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刘树成,郫县参议长杨子超,绵阳县参议长左舜卿,叛徒、双流县自卫副总队长彭笑山和总教官潘敬德等人。

在中国即将全部解放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冷开泰经常得意地坐着他的吉普车,去成都附近的郫县、灌县以及内江、自流井、眉山、新津等地,与那里的反动组织密商对策,以破坏即将解放的成都。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冷开泰的反动活动仍然没有停止,他暗地里策划了成都附近各乡镇的一系列暴乱,其中最著名的有由他指派的灌县袍哥袁旭东在青城山附近的聚众事件,严重影响了当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其后,冷开泰多次给各县土匪、袍哥首领写信,唆使他们团结起来消灭解放军共产党。

1950年2月17日,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个除夕,在这天,由冷开泰组织的四川西南等地的16个县同时发动暴乱,使正处在节日喜悦中的老百姓人心惶惶。

暴乱后,在我新中国领导人的精密组织计划下,这次事件终于得到了及时的制止。

同月,中共领导的地下武装组织岷江纵队许健如等人奉命前往成都市郫县毛家桥,将正在此处海吃豪饮的冷开泰抓获逮捕。没过多久,这个横霸一方的袍哥头子冷开泰就被枪毙了。识破“丹心酒店”李驼背

1950年10月,遵照西南军区命令,我军由原来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转为剿匪肃特;由原来打大仗、正规战,转为打小仗、打无形战和没有固定战术的剿匪作战。

处在四川东南位置的乌龙镇,四面崇山峻岭、荆棘遍野,是飞禽走兽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逃匪躲藏的最佳选地。

在这乌龙镇的附近,有一家名为“丹心酒店”的店铺,店主是一个驼背的老头,在两个彪形大汉伙计的帮助下,以专卖肉包子为生。

10月21日黄昏,几名进山剿匪的解放军搜山归来,走出丛林,在班长的带领下,来到了“丹心酒店”。饥饿的战士们同时吃下店老板卖给他们的肉包子后,全部中毒被害。

两天后,又有几名解放军战士来到了这里。和前面的战士一样,这几名解放军也在该酒店神秘失踪。

一系列的解放军神秘失踪案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密切关注。

这天,又有100多名解放军为了追捕一名逃跑的土匪而来到了“丹心酒店”。带队的解放军战士意外地发现了该店店主的异常驼背,便将计就计的逮捕了这个奇怪的店主和他的伙计。

经审讯终于知道,原来,这个李驼子名叫李福儒,是四川达县人,曾担任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校参谋,解放前曾受胡宗南派遣,协助国民党残部开办了“游击骨干训练班”。随后,又被派往川东南,担任匪首杜大麻子的高级幕僚。

1950年8月,李福儒离开杜大麻子,前往达县回家探亲,却发现当时达县已经土改,自己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再次回到川东南杜大麻子处。

然而,当他再次返回川东南时,才知道那里的杜大麻子也已经被剿匪部队给活捉了去,为此,李福儒接管了杜大麻子的情报站――“丹心酒店”。李福儒用棉花塞在后背,假装成驼子掩人耳目,他一方面把该店作为反共的联络据点,一方面又暗杀前来此地剿匪的解放军和工作队。他将解放军和工作队人员残忍地杀害后做成人肉包子,混入蒙汗药,再专门等待前往那里做剿匪工作的解放军。

随后,我军战士在该酒店的地窖里找出了几十具血肉模糊的尸骨,战士们在此神秘失踪的案件终于被侦破,假驼背李福儒及其同伙受到了应有的严惩。青川贾家兄弟落网记

1950年10月,川东南李驼子刚被镇压,位于四川北缘青川一带的土匪又猖狂起来。

处在四川北缘的青川,山峦连绵、森林茂密、土地肥沃,在这近3000平方公里辽阔的土地上,长期以来,那些恶霸地主、袍哥大爷,主宰着人民的生死。

他们收租课税,贩运鸦片,做枪支弹药生意,骑在人民头上,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广大人民群众,度日艰难,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悲惨日子。

早在我军第一次进军青川县时,当地的土匪头子贾应坤闻讯后提前逃跑,当经过我军3个多月的群众工作后,土匪们见到我军大部队陆续撤离便趁机再次作恶。

他们首先在青川中坝一带劫持我方留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接着又组织“大刀会”暴乱,残害当地的无辜百姓。

随后,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土匪们以为时机已到,企图消灭、赶走我军留守的部队。

6月2日,以贾应坤为首的土匪们威胁当地百姓,命令他们帮助其围攻青川县大石坝。

他们在大石坝的周围山上敲锣击鼓,呐喊嚎叫为其助威。

武装匪徒向我青川县警卫营阵地不断发射排子枪,企图诱我还击。

为使无辜群众免遭重大伤亡,我方部队据壕扼守,待机破敌。

开始,土匪们因为没有引诱到我军的还击,以为是我军软弱。

于是,在下午3时,匪首贾应坤派出了他的队长贾国模率部分匪徒直接扑向我方的营地。

当匪徒们接近我方阵地前沿时,我方守军以各种武器向匪徒激烈开火,不多时,就消灭掉了10几个土匪。

剩下的匪徒们狼狈地向关庄方向逃走。

驻守我方营地的团首长得知匪徒逃跑的消息后,决定增派出一个连的战士前往关庄对其展开迅速追击。

但这些匪徒们却躲在了大山老林中与我军周旋。

为了迅速消灭这股残匪,8月下旬,我军留守青川的副司令员李文清率军区工作组召集江油、北川、青川等县的工作人员在江油武都地区召开了一次清匪会议。

会后,李副司令员将消灭贾应坤土匪的任务交给了驻守在青川一带的五五四团。随后,五五四团团长、参谋长于9月初,率团直两个连集结于土匪们经常出没的地段,对匪徒们进行反复的围剿。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后,当地大部分土匪都被顺利地消灭掉了,但土匪头子贾应坤却带着他的妻儿和7名贴身狗腿子潜藏起来。

直到1951年1月的一天,我方驻守在关庄地区的工作人员在群众的帮助下,得知贾应坤等人曾在关庄陶龙观山一带出没。

为此,关庄区委书记冯荣同志及时地召集相关人员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由冯书记率地方工作团队员、民兵等共32人,于当月12 日夜里前往陶龙观山。

我军战士们经过了一夜的行军以后,于第二天凌晨5时对陶龙观山头快速发起了捕捉战斗。

几个小时后,在我方战士们的英勇攻击下,贾应坤和他的爪牙们终于被活捉了。

但非常遗憾的是,贾匪的同宗兄弟、得力干将贾国模却趁着混乱逃走了。

1951年2月中旬,青川县领导派出五六四团二连的战士们在大石坝一带维护当地的治安。

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五六四团二连的沈连长发现了贾国模在大石坝以南12公里外活动,随即便带了两个排的战士前去捕捉。他们追击过去后,该匪却又窜入了大石坝附近的一个洞中。

我二连的战士们在该连指导员的带领下,一面控制住洞口,一面劝洞中的匪徒们投降。谁知洞中的土匪宁愿死在洞里,也不肯缴械。

沈连长命令战士们拉响了手榴弹,纷纷向洞里扔了过去。随着“碰碰碰”的几声巨响,洞里的土匪们归了西天。

当地的老百姓们得知贾家两兄弟均被消灭的消息后,无不拍手称快,说:“贾家兄弟死得好啊!真要感谢解放军啊!”

至此,历时一年多的青川县剿匪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解放大西南》工农的书编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

《解放战争大全景》豫颖主编军事谊文出版社

《二野档案》张军赋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张军赋、晋夫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

《军史集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编

《野战军战事珍闻》军事科学出版社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革命起义全录》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通史》李东升主编军事文献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文化遗产》张云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

《革命史资料》文史资料出版社

《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刘统著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邓小平传奇》裘之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成都方志网》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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