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福就走近瞧了瞧，令他感到吃惊的是在那片雪地上爬满了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

●离开了飞机，在交回了装备和报告飞机情况良好后，他们便直接走向大队部作战科情报组去报告执行命令之情况。

●李承桢马上把试验装置进行了改装，把反应产生的水从反应液中除掉，转化率很快提高了。

● 遭遇细菌武器

共和国的历程・正义绞索志愿军遭遇不明昆虫困扰

1952年1月27日夜间，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的驻守地朝鲜铁原郡，美国飞机多批次地在阵地上空低空盘旋，但是令志愿军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俯冲投弹。

第二天早晨，第三七五团战士李广福在外出执行任务途中，忽然看到在金谷里山坡的雪地上有一片黑乎乎的东西，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于是，李广福就走近瞧了瞧，令他感到吃惊的是在那片雪地上爬满了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面积大约有200米长、100米宽。

“奇怪，这么冷的天，怎么会有苍蝇和蜘蛛呢？”李广福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念叨着。

回到部队后，他立即向首长报告了这件事。

不久，第三七五团又在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大约有6平方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这种虫子。

四十二军首长认为：“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美军散布的细菌虫。”

虽然发现了异常情况，但是由于四十二军卫生技术设备和水平十分有限，他们还无法确认这些昆虫是否带有细菌。他们把这种情况迅速向志愿军司令部作了报告。

志愿军总部在接到报告以后，彭德怀司令员当天即打电话给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并指示他们采取坚决措施，消灭昆虫。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除要求采取紧急消毒预防措施外，并要求第四十二军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上送昆虫标本，请专家鉴别。

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队转发第四十二军关于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检查，查看有无同类昆虫存在，并要求各岗哨严密注意美军飞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征候立即报告。

同时，志愿军司令部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同样非常重视。除指示志愿军司令部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工作外，还派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副处长马克亲率细菌专家魏曦、寄生虫专家何琦于12日前往朝鲜实地了解情况，对相关昆虫标本进行培养化验，指导志愿军部队的防疫工作。

此后数日，志愿军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发现美军投掷的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

到2月1日，第四十二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九军和第十九兵团部队驻地已发现类似情况达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到每平方米1000只。

当时的朝鲜正值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大量昆虫的反季节出现，并且出现在美国飞机经过的地区，在飞机低飞盘旋后出现，情况异常。

虽然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是美国飞机所投掷，但可能性极大。

接下来，志愿军部队要做的就是一面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应对，一面等待专家们的化验结果了。美军飞行员交代细菌武器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发现的昆虫，正是美国侵略者在侵朝战争期间，对朝鲜和中国进行的细菌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即开始了对细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更是积极扩充在各地的机构和工厂，加快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步伐。从日本和德国等战败国大肆搜罗细菌武器试验制造的设备、人力和技术资料。

1949年初，曾任美国陆军军事化学部部长的怀特吹嘘说：“美国在研究细菌战争武器方面已使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这次，美国利用朝鲜战场大规模地试验其细菌武器的各种效能，把朝鲜战场变成其新式武器和各种战术的试验场。

美军将这些毒菌经过人工培殖，附在苍蝇、蚊子、跳蚤、蚂蚁、蜘蛛、鼠、兔、鸟等动物身上，或附在棉花、食品、宣传品等杂物上，制成细菌弹，由飞机投掷布撒，或由火炮发射布撒。

并多以污染水源、交通枢纽与居民集中点为目标，其危害对象除我军人员及居民以外，还包括家禽、牲畜及农作物。

每次实施行动时，美军通常使用P-51型或B-26型飞机。当飞升到1500至2000米高度时，将液体的、用薄铁板制作的圆筒状的载有带菌的昆虫、动物的细菌弹自高空投下。

医疗人员经检验查明：对方布撒的昆虫和鼠雀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孤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等共达10余种。

由于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国际公法的大规模残害人类的禁用武器。当中朝方面对其恶行进行揭露时，美国方面先是保持沉默，后来觉得进行细菌战实在有悖于人性，害怕为国际社会所不齿，又开始为自身进行狡辩。

但是，中国新华社还陆续发布了亲身执行过细菌战任务的伊纳克、奎恩、许威布尔、马胡林等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和公开信。其中有3人是上校军衔，曾在美国空军部长或空军参谋长办公室任过职，知道一些美国军事当局关于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决策情况。

据马胡林和爱文斯的供词说，还在1950年秋，美国侵略者便在积极准备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了。

当时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美国侵略军接连吃败仗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使用细菌武器来挽救侵朝战争失败的前途。

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空军参谋长范顿伯、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长薛尔曼，都认为细菌武器有效而便宜，应加以发展，并积极拟定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及其准备工作的计划。这个计划限令在1951年年底完成。

1951年冬天，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决定和计划，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这个决定是通过空军参谋长范顿伯用密令发给东京远东美军总司令李奇微，经过远东空军司令威兰转发给在朝鲜的第五航空队司令埃弗雷斯特执行的。

1952年11月，美国空军参谋长范顿伯还曾亲自到朝鲜来视察过一次细菌战的效果。

这25名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除供述了本人执行细菌战任务的细节情况外，还分别证实了情节大致相同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决策情况。

这些事实真相的揭露，使美国政府遭到世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也使他们更加处于狼狈不堪的被动境地。

这25名飞行员中有一位29岁的名叫奎恩的美国空军中尉，他比较详细交代了细菌战培训和投弹内幕。

奎恩于1951年8月25日接到命令，到兰格利空军基地报到，学习如何驾驶Ｂ-26型机。他在那里待了8个星期，然后被送往史东曼兵营等候出国，在史东曼兵营他接受了伤寒、斑疹伤寒、霍乱及天花的防御接种。

之后，他们乘飞机离开美国，于1951年11月27日抵达日本羽田空运站，然后转往朝鲜群山空军基地。奎恩被分派在第三轰炸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该第三大队包括三个中队，即第八中队，第九十中队和第十三中队，在群山就只有这一个大队。

1951年12月17日，奎恩到第八中队的传令室报到，他看见布告牌上有他的名字，叫他第二天9时去听课。

第二天，名字也在名单上的领航员拉荪同奎恩一道去听讲了。这次讲课是在地面学校大楼的一间宽敞的房子内举行的，那里可以摆满30个人的座位。

但教室里只有20个人，都是驾驶员和领航员。除奎恩和拉荪之外，还有罗伯兹少尉、史瓦兹中尉、罗吉士中尉、华生中尉、郎恩上尉、达费上尉，这些人都是领航员；何瓦斯上尉、兰德上尉、史密德中尉、皮生上尉、罗伯逊上尉、麦克阿立斯特中尉，他们都是驾驶员。

拉荪和奎恩去喝了杯咖啡，迟到了几分钟，当他们赶去的时候，其他的人已经在那儿了。

正在讲话的那位上尉只好又给他们又重复说了一遍，这堂课是很重要而极其机密的，那位上尉要求他们要仔细听讲，课后不准讨论，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也不得讨论。

接着那位上尉就介绍那位讲课的人。他说，讲课的人是从日本来的，是一个专家。这位专家是一个非军职人员，名叫阿西福克。

阿西福克是个中年人，40岁，瘦长个子，大部分头发都掉了。

奎恩在提供的口供中说：

“他讲课时首先告诉我们他讲的是生物战争。他说生物战争是件可怕的事情，本不应该去想到它。但是在原子弹时代，科学的进展是那样迅速，我们必须准备随机应变。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将来事态如何变化，我们必须准备自卫，我们也必须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进行细菌战。他说，他研究细菌战已有多年，他愿意提供给我们必须具有的知识。”

阿西福克告诉他们说，传播细菌的方法非常之多，细菌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撒布，撒布的设备也都已经准备好了。

他还告诉奎恩他们，不能单独空投细菌，因为在阳光的直接照射之下，细菌在60秒钟之内就会死亡。

然而，细菌可以借多种不同的昆虫和啮齿类的动物而传播。这些昆虫和啮齿类动物已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培养了好几代，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都能够生存。

接下来，他举出几种传播细菌的方法，如利用灰尘像烟幕一样的放出去。细菌可以利用船只驶近海岸，在海风吹向岸上时同样地可以传播。细菌也可以利用低飞的喷气式飞机散布。他的意思是指任何类型的喷气式飞机。

阿西福克又说，细菌可以利用附着在衣服上的虫子、跳蚤、苍蝇、虱子和蚊子而传播。这些虫子可以利用很多方法投下，如用盒子，盒子在阳光下变得很容易破碎，可让虫子爬出来，也可以用炸弹投下。

接下来，阿西福克详细地讲述了用炸弹传播细菌的方法。他拿出一张绘有喷气式飞机Ｆ-84的图片让奎恩等人看，那飞机正在用翼尖上的油箱喷射出带有细菌的灰尘。

他还拿出一张有虫子的旧衣服的照片给奎恩等人看，那些虫子看起来像苍蝇和虱子，在衣服内爬着，他们在衣服内可以保持得很温暖。

0阿西福克说，这些虫子也可以是经过挑选而培养的，以便它们可以耐寒，并且不吃东西也能活得很长久。

然后他又拿出一些可以用来投掷细菌的炸弹照片给他们看。这些炸弹除了没有信管之外，与他们平常所携载的500磅普通炸弹极为相像。

阿西福克说，炸弹的大小和形状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里面所装的东西。他还说炸弹是封了口的，自飞机上丢下后口才打开，所以用这种法携带的细菌是很安全的。

他还展示了一张500磅炸弹的照片，弹壳很薄，不到四分之一英寸厚。他说，这些炸弹仍在实验的阶段，有好几种。

阿西福克又拿出第二张照片给他们看，这上面的炸弹触地时便分裂为两半。另外一个炸弹在背后有门，炸弹触地时便会打开。

这些门是由一个很小的电动马达打开的，这个电动马达和一个电池相连，电池在炸弹着地时才起作用。在炸弹触地以前，电池的金属板是用一片薄薄的塑胶片与液体隔开的。炸弹撞地的力量足以使液体冲塑胶片，这样液体便涂满了电池的金属板，马达于是便将炸弹的门都打开。

阿西福克又拿一张炸弹照片给他们看，在触地时那炸弹的尾部就和炸弹体分开。所有他给他们看的图片中的炸弹，看起来都做得像普通的500磅炸弹一样，但没有一个是装有信管的。

阿西福克说，也有些炸弹可在天空中裂开，装在盒子内的虫子可以在落地之前散布在面积较大的土地上。

阿西福克告诉他们，这些盒子在阳光下会变得很易于破裂，虫子、苍蝇、跳蚤、蚊子可以爬出来。他给学员们看的3个炸弹的构造都是一样的，都像500磅炸弹，弹壳很薄。给他们看的第一个炸弹是裂成两半的；第二个在背后近尾部有门；第三个的尾部已离开了炸弹体。

在天空中裂开的炸弹是用普通钢丝钩在翼下的炸弹夹上的。炸弹头部有一个小螺旋桨，因有钢丝钩住，小螺旋桨在炸弹丢下以前不能旋转。

炸弹一丢，钢丝留在飞机上，小螺旋桨就可以自由转动了。螺旋桨带动一个发电机，发电机输送电力给一个小的电马达，正像前面所说明的马达一样，它首先打开背后的3个门，然后打开炸弹前面的一个门。

从炸弹中吹过的风力足以将盒子吹出来，盒子就散落下来。奎恩后来交代说：“他没有把这种炸弹的图片给我们看，解释得也很少。”

接下来，阿西福克又讲述如何撒布细菌。阿西福克说，差不多任何虫子都可以用来撒布细菌，但他将只讲了其中的几种。

阿西福克说：“鼠疫可以由老鼠传播，但是虽可空投老鼠却并不必要。细菌可以放在任何东西内投下，只要老鼠能够并且会钻进去，这样老鼠便会带有细菌。虫子很容易投掷，它们可以带许多细菌。苍蝇可以带斑疹伤寒菌和霍乱菌，跳蚤可以带鼠疫菌。蚊子可以带各种引起热症的病菌，如黄热病、伤寒、疟疾和脑炎。”

“脑炎这种病尚无有效疗法。脑炎又名日本乙型脑炎，是日本军队中害的一种病，由日本军队首次带到朝鲜的。现在尚不大知道如何与它斗争，预防的方法和预防疟疾相同。”

他说，他愿讲一讲疟疾如何传播，并说其他的发热症状是通过相似的方法，由蚊子去传播的。

他让奎恩等人看一张蚊子的大图片。他说这些蚊子本来没有害处，但它们如果咬了害疟疾的病人或在实验室内染上了疟疾菌那就有害了。

蚊子咬人时，内管和外管都插在人体内。蚊子用内管吸血，同时用外管向人体内注射一种唾液。如果蚊子是染了细菌的，细菌就随唾液注入被咬的人的身体，他就要得病。他说，饭厅墙上所贴的说明如何防止脑炎的宣传画，并不是用来装饰的。

他说，我们必须遵守所有保持清洁的规定，尤其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当发给我们服用药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服用，而不应该把它丢掉。他说，我们必须按时进行防疫注射。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事情，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这次讲授从九时开始，快到十一时才完毕。

我们都注意到了细菌弹是不会爆炸的，它们是不爆炸的炸弹。

在12月31日的传令会议上，作战官告诉奎恩他们：当他们回来向情报组报告执行命令的情况时，要报告所有不爆炸的炸弹。

1月3日14时，另外26名驾驶员，27名领航员，27名无线电轰炸手，和27名机械士，一同向大队部作战科报到。

奎恩那一组有罗吉士中尉为领航和赛尔为机械士。因为天气很好的缘故，他们没有带无线电轰炸手，奎恩从布告板上抄下指派给他们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由沙里院至平壤，他们起飞的时间是2时30分。

奎恩在口供中说：

“例行的命令传达会议开始了。在那次例行的传令会议中，作战官告诉我们，我们将听到的一切，都是秘密；并且必须当做秘密处理。除了在我们自己中间外，不得谈论。”

“接着情报官说给我们听前一天晚上所看到的行车情况，以及有多少车辆已经被炸坏和炸毁了。陆军联络官向我们说明前线的情况，气候官向我们报告气候。其他的消息，风向和温度都由领航员从布告板上抄下。在各方面看来，这很像是一个例行的任务。”

罗吉士、赛尔和奎恩于13时5分时在大队部作战科会面了，奎恩进入了值夜班的作战官的小房间，雷诺兹上尉在值班。

奎恩他们向雷诺兹上尉报告了自己的名字，雷诺兹上尉告诉他们说有一个特殊任务要他们去做。雷诺兹要求奎恩他们做任何事以前，应把机翼下的炸弹投在他们所敢于到达的尽能靠近平壤的地方。他还在壁上的地图上指出一个地点，钉上了一枚红针，这位置在平壤南5英里和那条主要的公路的东边3英里。

雷诺兹说道：“这之后你们可以继续你们例行的任务了，并且尽量提早把它完成，然后，回来向情报组报告。”

他还告诉奎恩应该在200英尺或者可能的话更低一点的高度去投下那些炸弹，不用去管它们爆炸不爆炸，它们都是不会爆炸的炸弹。

这时，奎恩想到了他们所听过的关于细菌炸弹的演讲，便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雷诺兹说他不知道，并且说最好是按指示执行任务，不必管为什么或者是什么，奎恩想那便是细菌弹了。

当奎恩他们走向飞机的时候，一个卫兵迎接着他们，那时奎恩便断定那些便是细菌弹了。卫兵告诉他不必去管机翼下的炸弹，它们都已经装妥了。

当奎恩检查飞机时，他对它们看了一下，便注意到领航员所说的“机翼下的炸弹都没有任何信管”那句话是正确的。

他们彼此相看了一下，奎恩便说：“命令就是命令，我们只好让它那样吧！”

奎恩告诉领航员在何处投下这些炸弹，他便在他的地图上做了记号。

他们在14时25分起飞，刚好在15时30分到达平壤南边。奎恩转向路的东面，正好在桥的南面，当他们到达200英尺时，罗吉士便说应该是这地方了，奎恩便投下那4个机翼下的炸弹，很快地一次一个地连续投下。奎恩后来交代：“它们都是不爆炸的炸弹，于是我们两人便确定它们是细菌炸弹。”

他们在16时15分完成了其他的任务，并于17时10分回到群山降落。离开了飞机，在交回了装备和报告飞机情况良好后，他们便直接走向大队部作战科情报组去报告执行命令之情况。

奎恩他们报告道：“我们在所指示的地点离地200英尺的空中投下了4枚炸弹，它们都是不爆炸的炸弹。”

那个军官便把这些记录下来，以便在那天早晨交给情报官员。

1月10日14时，奎恩像平常一样地在一次例行的传达命令的会议中奉命在军隅里和江界之间飞行。

奎恩这个组这次有史瓦兹中尉为领航员，赛尔军曹为机械士。

他们的起飞时间是第二天2时。这个命令传达会是例行公事，当奎恩在24时30分向作战科报到时，他像平常一样地进去在自己的名字旁签了到，并获悉这又是一次特殊的任务。

这次又是雷诺兹上尉值班。他记得奎恩已经担任过一次携带不会爆炸的炸弹的特殊任务，所以他便提起那件事来，并且告诉奎恩这次同那次的任务是同样的。

不过这次奎恩只带两枚不会爆炸的炸弹，并应把它们投在军隅里的东北，他并且在壁上的地图上指出了那地点，是在军隅里北3英里，在铁路线东5英里。

同样的在飞机旁边他们又遇见了一个卫兵，他说机翼下的炸弹已经装妥。

奎恩注意到这两个机外携带的炸弹又没有信管。

他告诉史瓦兹应该在何处做这个特殊的投掷，他们都知道自己所带的是细菌弹。

这次，他们在2时起飞，于3时25分到达军隅里。奎恩按照史瓦兹所指点的方向转了弯，并降到200英尺的高度投下了那两枚炸弹。它们是不爆炸的炸弹。

他们尽可能快地完成了其他的任务，到4时10分时便开始飞回群山，5时25分在群山降落，在交回装备，并告诉他们飞机情况良好之后，我们便到作战科情报组报告已经投了两枚不爆炸的炸弹，并且说明是在哪里投下的。那个军官把它记了下来，以便交给情报官员。

这些飞行员的坦白交代，更让美军的细菌战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科学家紧急研制抗菌药

在确定了美军投掷的细菌以后，科学家开始忙着寻找治疗药物了。

抗美援朝开始后，东北制药厂的研究室搬迁到白城子。

1952年3月8日前后，李承桢突然接到厂部给他打的电话，通知他马上整理好行装，带上资料去沈阳。晚上在火车站候车室，厂里有10来个人同行，李承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李承桢来到了总厂，厂里安排他住在过去为生化药厂来的干部建造的新房子里。

吃过早饭后龙厂长把李承桢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室主任郭丰文已经在那里了，龙厂长二话没说就叫他们一起到东北卫生部去开会。

会议由卫生部副部长白介夫主持，内容是朝鲜的美国军队在几天之前发动了细菌战，空投了带有细菌的昆虫和动物。现在要开展反细菌战。

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了防疫委员会，林枫为主任委员，一切工作都要为反细菌战开绿灯，药厂要立即生产和研究反细菌战的药物和杀虫药物。

由于情况紧急，领导要求马上动员起来，开完会马上执行。

会议结束，李承桢他们回到厂里后，龙厂长宣布：

1、成立六六六车间，卢玉华为主任；

2、成立氯霉素研究小组，由沈家祥教授负责；

3、成立清水龙车间，放在研究室，由文曜技师负责；

4、DDT马上正式生产；

5、研究室马上搬回沈阳，使用原二分厂的厂房开展工作。

李承桢知道合成六六六的方法，在紫外线照射下把氯气通道苯里面就可以得到。

先做小实验，李承桢从仓库里找到一架医用紫外线灯，反应进行得很顺利。

可是李承桢没想到紫外线对眼睛有害，没有戴上防护镜观察试验进行过程，当天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睡了一个晚上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时，李承桢觉得眼睛又酸又痛，还不停地流眼泪。

不单是李承桢，还有何友植等几个和他一起做实验的工人都是一样。

龙厂长很关心这件事，他让李承桢他们先休息一下，下午到医务所去治疗。不过到了中午，他们几个人的眼睛都恢复了正常。

这下不敢马虎了，李承桢他们领来了防护眼镜后继续做实验，反应液经过浓缩得到六六六，试验成功了！卢玉华开始在一间空的厂房里面根据李承桢画的草图领着装配工人施工。

苯通氯的反应器如何办？开始从仓库里找到几支石英管，想用连续工艺法通氯，但是紫外线灯的功率太小，反应进行得很慢，放大试验只好暂停。

真想不到，从反应器卸到蒸馏水瓶里面的通了氯的苯受到外面的太阳一晒马上起了反应。

这下可好了，用太阳光作触媒，不需要紫外线了，也不用反应器了。

于是，李承桢他们就在车间外面放上两个长桌，架上10个10立升的圆底烧瓶，在太阳光下把氯气通到苯里面。

反应进行的非常顺利，只要通氯气的玻璃管道被析出的六六六晶体堵塞了就是反应的终点。把反应完的料集中放到蒸馏罐里集中后蒸馏把多余的苯回收，六六六的结晶就得到了。当然玻璃瓶里面要留一点点反应液作为反应的诱导载体，否则反应是不会马上进行的。

龙厂长给定下了规矩，大晴天工作，从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之间的时间是氯化的工作时间，没有星期天，下雨天和阴天休息。

从3月份开始做实验和准备工作，4月份安装，5月份生产，短短的16天生产了6吨六六六，经过北京中央药检所的化验，γ体含量达到25�5%，质量完全符合要求，马上空运到朝鲜前线。

回到研究室，郭丰文主任让沈家祥教授做氯霉素的研究，沈教授从大连带来了几个人，有张宴清，郭可义等3个人，任务是把对硝基乙苯用在三氧化铬的触媒下用氧气或空气氧化成对硝基苯乙酮。

这是一条中国人创造的合成对硝基苯乙酮的方法。看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氧化过程不理想，转化率只有17%。

李承桢感到这个方法有问题，就到图书馆查《美国化学文摘》，结果被他看到了一个合成苯乙酮的方法，用高锰酸钾在硫酸锰为触媒，在水介质中50度反应即可把乙苯氧化成苯乙酮。

李承桢用对硝基乙苯作了实验，果然得到了对硝基苯乙酮。

李承桢把试验结果告诉了郭丰文，他的意见还是继续用氧气氧化的方法完成试验，这个方法交给汤菲烈来完成。

果然，汤菲烈完成了对硝基苯乙酮的放大合成，提供原料给下面的溴化和成盐两步反应。

李承桢查阅了文献资料，看到类似的氧化反应中有自由基产生，而氧化反应所产生的水会破坏自由基，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完善。

看了这篇文献，李承桢马上把试验装置进行了改装，把反应产生的水从反应液中除掉，转化率很快提高了，从原来的17%提高到80%，得到了用氧气氧化法合成的对硝基苯乙酮。

沈家祥非常高兴，对在反应机制上的自由基反应理论的设想加以肯定。

李承桢设想的自由基反应理论的论文摘要后来由郭丰文在全国药学会1956年第二次全会上代替李承桢宣读。

到了1952年底，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氯霉素的合成方法的研究完成了，开始中型放大生产，李承桢到分析室继续进行氯霉素质量标准的研究并完成了含量测定的比色法，这个质量标准和含量测定方法通过了卫生部中央药品鉴定所的批准，氯霉素开始批量供应朝鲜前线和国内市场。

东北制药厂把所有的反细菌战的任务全部完成了，美国瘟疫将军李奇微不久被迫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