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

●华国锋强调说：“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事业。”

●邓小平谈到科技人才时说：“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

● 调整科学政策

共和国故事・伟大强音邓小平指示整顿科学院

1975年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议首先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及其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大讨论。

接着，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就在全会召开前的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月13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代表2864名。会议的议程是：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朱德主持会议。

在热烈的掌声结束后，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重申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

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个报告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周恩来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17日，大会继续举行，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朱德，副委员长为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等为副总理。

当年年初，周恩来为国操劳，积劳成疾，实际上开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7月中旬，党中央决定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党中央作出这一决定，首先是由于在全国逐步展开的整顿工作，客观上促使着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

邓小平受周恩来委托主持国务院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整顿的重点单位之一就是中国科学院。邓小平指出，要“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同时，党中央批准了关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报告。

当时，中科院在科研路线、专业队伍、科研机构等方面都受到巨大的破坏；科研工作正确的方针、政策遭到批判和否定；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受到批斗和摧残；领导班子被改组，研究机构被肢解。原有的106个研究所仅剩下40多个。

院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郭沫若，已年老多病，胡耀邦担任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第一副院长，主持科学院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不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经济很难上得去，现代化建设更将是一句空话。因此，整顿科学院便成为了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

邓小平以他革命家的胆略和果断的作风，开始全面整顿。邓小平说：

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一项被称为“全面整顿”的工作开始了。

7月中旬，党中央派胡耀邦与李昌、王光伟等参加中国科学院的核心小组，领导科学院的整顿工作。胡耀邦担心难以胜任，谦逊地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我到科学院，我很担心。我一夜未能入睡，我60岁了，这是最后一次分配工作。”

7月22日，胡耀邦走马上任。他雷厉风行，开始了对科学院的全面整顿。

胡耀邦首先整顿领导班子，执行科技工作正确的方针政策，加强领导力量。

1975年8月，胡耀邦主持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科学技术规划座谈会。

在这次会上，胡耀邦向与会者强调两个问题：

1、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工作必须走在前面；

2、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必须划清发挥科技人员作用与“专家路线”和钻研业务与“技术挂帅”等政策界限。

胡耀邦等人参加党的核心小组不久，中央又先后调进刘华清、王屏，增补了武衡和胡克实。核心小组改组后，改变了原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工作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胡耀邦领导开展整顿工作

1975年10月，党中央正式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为核心小组副组长，核心小组组长继续由郭沫若担任。

科学院领导班子的改组，为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创造了条件。

在加强科学院领导力量的同时，胡耀邦十分重视并强调发挥研究所所长的作用。他不辞劳苦，召开一系列座谈会，深入各研究所，找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科研人员谈话。

10月31日，胡耀邦在座谈会上指出：

要重视选拔业务干部……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大力扶持业务干部的威信……支持他们大胆放手地抓业务工作，没有这一条对大干快上不利。

胡耀邦还多次提出，要恢复所长制：

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第一流的……这些人一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会使人感到有奔头，这是一种精神力量，鼓舞力量。

胡耀邦对科学院的思想整顿工作抓得很紧。8月1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胡耀邦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时间需要更长一些，任务更为艰巨。

10月15日，胡耀邦在一次会上明确指出了科学院有些人科研思想不正确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这次要以思想整顿为主呢？因为现在好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妨碍科研、破坏科研的，不是去帮帮科研发展，为科研服务，而是妨碍甚至破坏科研工作。”

胡耀邦在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说：“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就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能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他这番话是有深刻寓意的。他鼓励科研人员“高举骨头前进！”

为使科学院的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牢固地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胡耀邦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专门作“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

胡耀邦生动地叙述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和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长征到现在40年了，我们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的长征的进军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在本世纪末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

胡耀邦满怀激情地说：

25年后的今天，是2000年，那时要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故事。我们这些人呢？假如我能挣挣扎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将向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祝贺，把我的希望献给为祖国奋斗的年轻人。

在改革科技政策的同时，中国在与外国科技合作方面也取得重大成果。

1975年2月2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冈比亚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参加了签字仪式。外交部长乔冠华和冈比亚外交部长阿利乌・巴达拉・恩吉，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3月14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圭亚那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总理伯纳姆、工程和住房部长纳拉因等。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等。

中国外经部副部长李克和圭亚那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杰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9月9日，中国和墨西哥在墨西哥城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协定》指出：

第一条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精神和平等互利原则，通过交流有助于两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科学技术知识、经验和成就，发展两国间的科学技术合作。

第二条双方将通过互相派遣专家考察科学技术知识、经验和成就或进行专业实习，交换专家传授科学技术经验，互相提供科学技术资料和科学实验用的种子苗木，以及双方同意的其他方式，实现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

……

该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这些协议的签署，加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交流，对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0邓小平听取科技工作汇报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十分认真，时而点头，时而沉思，并对提纲提出修改意见。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的起草、汇报、反复修改，到最后定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这充分反映出他对整顿、振兴、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的关切心情。

胡耀邦不负党中央和邓小平的重托，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后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在起草《汇报提纲》时，胡耀邦提出总体思路，提出分几个部分，由李昌、王光伟、胡克实等人分头起草，最后由郁文、吴明瑜和罗炜协助。胡耀邦逐章、逐段、逐句审定，反复推敲，在几经修改后，由胡耀邦、李昌、王光伟3人联名上报。

关于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关系，《汇报提纲》明确地提出要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统统拿来，为我所用。

《汇报提纲》指出，必须经常地密切注意和调查研究国际上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要千方百计地收集、研究、分析外国的科技文献资料，做到知己知彼，吸取长处，避免爬行和走弯路，迎头赶上。

《汇报提纲》指出，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引进是为了借鉴，为了促进我们自己的创造，而不是替我们创造。必须积极开展国际科学界的友好活动，还要争取利用一切机会，在科学技术上多吸收一些东西。

关于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汇报提纲》强调了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正确地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以大部分科技力量，积极地认真地解决经济建设提出的课题，要引导科技人员十分关心自然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但是，又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基础工作。生产实践和科技应用要总结提高，就要有理论研究。

胡耀邦开始按《汇报提纲》分几个部分作简要汇报。他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我们用了20多年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但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

邓小平插话说：“这一点要谦虚一点好。”

在谈到科技工作的组织体系时，胡耀邦说：“全国科技战线专业科研机构有：（1）科学院系统；（2）国务院各部、委、办系统；（3）各省、市、自治区系统；（4）全国高等院校系统。专业科研机构共3309个，职工近40万人，其中科技人员15万。”

这时，邓小平插话说：“要加上国防工办单位，全国应加在一起。”国防工办主任方强补充：国防工业7个院，96个所，13�6万人，其中科技人员4�8万人。

胡耀邦继续汇报说：

科技路线的任务，第一，是为生产需要服务；第二，是发展新兴科技领域；第三，是研究基础科学。

当问到什么是三大前沿科学时，王光伟回答，三大前沿科学就是基本粒子、天体演化、生命起源。

胡耀邦汇报科学院整顿时说：“一周只有4个半天搞业务。”

胡乔木马上补充说：“看电影也占工作时间。大家不满意。”

邓小平微笑着说：“怎么会满意呢？”

胡耀邦谈到科技人员生活时，邓小平说：“所、研究室领导不调整，说落实，他搞他的。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的问题。”

接着，李昌汇报了几点：一是请中央调些干部；一是想在怀柔办一高等科技学校，招高中生，半工半读，加强自然科学基础和外语的学习；一是办进修班，把各行各业在科研上表现特别突出的调来培养；一是办一个宣传自然辩证法的刊物。

邓小平对此指出：

不懂外文，你搞什么情报；没有数理化，你名为高中、大学毕业，你怎样搞自然科学！这是对教育部提出的问题。不但懂外文，也得有基础知识，不然外文的东西也翻不出来了。

从科学技术在整个国家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出发，邓小平强调指出：

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

“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的思想，反映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必然途径。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汇报提纲》进一步明确阐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汇报时，邓小平对许多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从事科学研究的爱国敬业精神给予肯定。他感慨地说：“广大的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研究啊！”

邓小平针对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陈景润，秘密从事数学尖端课题研究而被诬为“白专”典型一事说：“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

邓小平提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应该爱护和赞扬。针对一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著名半导体专家被强行改行，只能进行业余研究的情况，邓小平指出：

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

邓小平肯定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的意见，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对有水平的人要加以爱护和赞扬；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技人员搞后勤；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用。

邓小平关于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的观点和对广大科研人员工作的肯定传出后，广大知识分子倍感亲切，深受鼓舞。

《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让再做些修改，但原则要保留。提纲在力求弄通毛泽东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方面，提出要正确处理6个关系：

1�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2�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

3�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

4�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

5�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6�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

对于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提纲提出了务实的意见，认为，“必须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

胡乔木把文件的标题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后报送毛泽东。当时，《汇报提纲》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讲话

1978年3月24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在开会之前，中共中央发出召开科学大会的预备通知，1977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9月18日发出，半年之后1978年3月18日开会。

通知上最重要的是肯定20多年来，中国科学工作的路线、方针和科技人员的努力，同时提出来要恢复研究生制度，恢复职称制度等等。

因此，这个文件发下以后，很多地方特别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3月24日16时，华国锋主席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等一起登上主席台。顿时，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里一片欢腾，参加大会的近6000名代表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乌兰夫、方毅、苏振华、余秋里、张廷发、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陈慕华、赛福鼎、王震、谷牧、粟裕、罗瑞卿等。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和国防科委的负责人，大会领导小组成员和大会秘书处负责人，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工农兵代表，以及其他有关人士。

邓小平主持这次大会。

华国锋作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讲话。

华国锋说：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事业。只有动员和依靠亿万群众才能进行这个事业，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把各条战线的广大群众切实地组织起来，才能进行这个事业。人少了不行，一部分人也不行，一定要亿万群众，一定要整个中华民族来一个大提高。

华国锋说，我们强调依靠亿万群众，同时又要大力加强专业科技队伍的建设。专业队伍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尖兵和骨干力量，他们担负着科学技术上的攻坚任务，担负着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技术的任务。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给专业队伍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专业队伍又反过来给广大群众队伍以指导，并且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加以提高。这应当是我们国家科技队伍的体制，同时也就是我们科技战线上的人民战争的胜利道路。

接着，邓小平发表讲话，他说：

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全国人民感到非常高兴……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运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顿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邓小平接着说：

同志们：

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

……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根据华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制订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

接着，邓小平就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意见：

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

邓小平说，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邓小平说：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那么，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邓小平接着指出：

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邓小平在谈到科技人才时说：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革命，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

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我们工人阶级的杰出人才，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不断涌现杰出人才。有了这样的杰出人才，又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在科学史上，可以看到发现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对科学事业起多么大的作用！世界上有的科学家，把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看作是自己毕生科学工作中的最大成就。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国家现在一些杰出的数学家，也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被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并帮助他们成长起来的。尽管有些新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

邓小平接着指出：

第三个问题讲讲在科学技术部门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说：

科学技术的业务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决不应当见外。党委应当了解和检查他们的工作，但是不能包办代替。

邓小平还指出，科技学术论文的评价，科学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考核，研究计划的制订，研究成果的鉴定都应当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广泛倾听有关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这是科学研究机构党委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和极大的理论勇气，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求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和深刻领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此言一出，振聋发聩。

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科学技术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含义。

邓小平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科学技术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和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的产生，阐明了科学技术在多方面直接体现为生产力，并明确告诉人们：“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

从这次讲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已将科学技术放在了生产力的首要位置，初步形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社会各界响应邓小平讲话

1978年3月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讲话引起大家的强烈反响。

南京天文台的台长张钰哲，当时已经70多岁了，听了邓小平的讲话，他老泪纵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激动地说：

我今年82岁了，但此时此刻，我心中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我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

上海生理所所长冯德培讲，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以后，过去很多争论都解决了，这样大家都可以放手放心干事情了。

会议结束后，聂荣臻和邓小平都接见了陈景润，并和他亲切合影。会议还表彰了一大批科学工作者。

参加科学大会的有5000多名正式代表，加上有关单位列席的，共有7000多人，这个会议影响很大很深。当时的会议简报，反映了会场上很多动人的场景和气氛。

时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

科学大会最重要的意义有两条:第一，振奋人心，改变了知识界的命运，从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迎来了新中国的春天。

……

第二，科学大会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位。现在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家都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但是不知道这句话有千斤重。

3月31日，科技大会闭幕，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郭沫若说：

亲爱的同志们：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方毅同志的报告，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的欢呼。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郭沫若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杰出的贡献。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

郭沫若说：

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郭沫若最后激动地说：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4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关于科学技术方面情况的介绍，并且热烈地进行座谈讨论。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乌兰夫、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出席这次座谈会。

方毅在座谈会上介绍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盛况，着重讲述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战略决策：1978年到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以及全国科学大会结束以后，需要抓紧落实的几件工作。

方毅说：

邓副主席透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战线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方针、政策问题。华主席和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了党中央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

方毅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之情，他说：

郭沫若同志说得好，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郭老的话，充分表达了全体代表的心情……光明灿烂的前景，正展现在我们面前。

方毅接着指出，党中央召开这次全国科学大会，集中地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愿望和决心。真理所在，万众归心。

委员们在座谈中指出，方毅副总理关于科技方面情况的介绍，十分鼓舞人心。委员们还在发言中就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建议和措施。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中国科技事业出现喜人的新局面。

当时，铁道兵某师党委领导成员像打仗一样学科技，他们在施工第一线办起了业余夜校，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并且带头参加夜校学习。

副师长王柱为了使自己系统地掌握铁路工程这门科学技术，更好地带领部队加速祖国的铁路建设，仍然认真参加学习。

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刘玉咸，对铁路工程知识了解较少，深感工作不便。参加夜校学习后，他都认真做笔记，课外还抓紧复习。

在师党委领导成员的带动下，全师机关干部战士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变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发展中日益显示出的巨大力量，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阐发的也更深刻，分量也越来越重。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中央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发展科技方针。与此同时，邓小平以其深邃的战略目光，用全新的视角，对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位变革作用，及时、果断地作出高度的理论概括。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988年9月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胡萨克。

当胡萨克来到人民大会堂时，邓小平健步向前，同胡萨克热烈拥抱，互致问候。

根据礼宾安排，邓小平只和陪同胡萨克总统来访的正式成员握手。兴致特别高的邓小平主动走到随行的工作人员面前，跟他们也一一握手。

握手后，邓小平回到胡萨克身旁。他们满面笑容地站在一大群摄影记者前，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拍下老战友愉快见面的镜头。

“现在你们都满意了吧。”邓小平诙谐地跟记者们说着，同时向他们挥挥手，然后同胡萨克一起走进会见大厅。

宾主刚坐定，胡萨克看到邓小平掏出烟卷，马上拿出打火机给邓小平点烟。胡萨克对邓小平说：“我知道您的名字至少已经有50年了。”

胡萨克说，他给邓小平点烟是为了向他“表示敬佩”。

两位老一代革命家像拉家常似的越谈越高兴。胡萨克对邓小平说，他们为共产主义都已奋斗了50多年，其中有好的经历，也有不好的经历。

邓小平马上插话说：“好的记住，坏的忘掉”。

“对，这样才能保持永远乐观。”胡萨克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告诉胡萨克，他本人也有三上三下的历史。他说：“总结历史要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才能得到益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要着眼于开辟未来。”

他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在愉快的交谈中，胡萨克称赞邓小平主席在领导中国改革工作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说：“有好多事都是其他同志干的。”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两位老革命家都对当前中捷两党、两国的密切关系表示高兴。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邓小平指出：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胡萨克对邓小平的观点表示赞赏。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胡萨克总统和随同来访的贵宾。

正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下，当时，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9月8日，中国技术市场信息联络部指出，当年上半年，我国技术市场的成交合同达5�0872万项，成交金额为2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9％。

这是根据26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城市技术合同登记统计的数字。从这个统计看，当年上半年，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的合同比例上升，由研究开发机构及各类技术开发服务机构提供技术的合同比例上升，能源、交通、通讯、教育卫生领域技术成果转让合同比例上升。

当天，技术市场信息联络部的信息发布中心，首次组织向首都各界展示了一批科技成果，并且进行技术交易，涉及轻工、化工、农机、交通、船舶、仪表、电子、饲料加工和食品等行业，仅专利技术就有3000多项。

同时发布的还有投资、借贷信息；物资供求信息；外商在大陆投资、合资意向信息，以及近200件国外日用小商品样品。

9月14日，41名富有改革和开创精神的科技实业家，在北京获得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和银奖。

获得金奖的10名科技实业家是：王震西、李太航、庄火荣、金燕静、万润南、王洪德、王永民、奚同庚、徐灿根和温邦彦。

芮杏文、宋健、马洪、童大林、吴明瑜等，为获奖的科技实业家颁发证书和奖杯。

宋健在祝贺他们获奖的时候说：

你们所从事的事业代表了体制改革的方向。全国科技界从你们取得的成就中受到鼓舞。为了实现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希望若干年内在中国大地上造就一大批科技企业家，创建一批外向型的新技术、高技术产业。一方面带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发挥科技优势，使我们高技术、高增值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科技实业家是在改革大潮中涌现的创业者。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材料，当时中国有1万多家由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创办的科技实业。

科技实业家们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天获奖的科技实业家是经过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推荐或申报，经24名各方面专家评选出来的。邓小平南方视察发表讲话

1992年1月19日上午，在深圳火车站月台上，几位省、市负责人和其他迎候的人们，在来回踱步，互相交谈，他们正以兴奋而激动的心情等待邓小平的到来。

9时许，远处传来马达的轰鸣声。接着，一列长长的火车徐徐进站。列车停在月台旁边。

不一会，邓小平出现了！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都一齐投向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

邓小平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下车后，邓小平满面笑容地同前来欢迎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一一握手。

握手时，谢非说：“我们非常想念您。”

李灏说：“我们全市人民欢迎您的光临。”

郑良玉说：“深圳人民盼望您来，已经盼了8年了。”

简洁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全省、全市人民对邓小平的想念和崇敬之情。

邓小平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早在1979年4月，他在听取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深圳特区是邓小平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它的发展情况，邓小平当然十分关注。

1月20日9时35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国贸大厦参观，该大厦的女职工，整齐地站在两旁，鼓掌欢迎邓小平，并齐喊“邓爷爷好！”

邓小平高兴地向她们招手，并鼓掌致意。

在53层的旋转餐厅，邓小平俯瞰深圳市容。他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

离开国贸大厦后，邓小平乘车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先科激光公司，是一间高科技企业，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我国当时唯一的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江泽民、李鹏、王震、田纪云、刘华清等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曾先后到过这里视察。

车子到达先科激光公司时，该公司董事长叶华明等人迎上前去，和邓小平热烈握手。

有人介绍说，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邓小平握住叶华明的手亲切地问：“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老四。”叶华明伸出四只手指回答说。

“呵，我们快40年没见面了。”邓小平深情地说。

“是的，我那时是小孩，现在50多岁了。”

“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工作？”邓小平对革命家的后代十分关心。

叶华明说：“在海南岛。”

原来，叶挺将军于1946年不幸飞机失事遇难后，叶华明于当年5月离开延安，叶正光于1952年到1960年，都是生活在聂荣臻元帅家里。邓小平同聂帅常有往来，所以那时见过他们兄弟俩。

在公司贵宾厅，邓小平听取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先科激光公司于上一年10月12日正式投产，使我国继荷兰、日本、美国之后，成为第四个能够生产激光视、唱盘的国家。该公司可年产激光唱片500万张，视盘150万张，激光视、唱盘放送机各5万台。

邓楠拿起一块闪光锃亮的激光视盘给邓小平观看。这种恍如镜子般的盘片，能储存10�8万帧色彩逼真的清晰图像，可长久保存，永不磨损。

邓小平听了，十分感兴趣，问：“是什么材料？”

公司的人员回答说：“塑料上面镀一层银。”

邓小平又兴味盎然地看了激光视盘的特性、音响效果、功能和检索能力的表演。当他看到传记资料片《我们的邓大姐》时，对身旁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今年88岁，邓颖超同志和我同年，都是1904年生的。我是8月出生，她比我约大半岁。”

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邓小平在深圳的这段日子，是极不寻常的日子，它将永远记载在深圳建设的史册上，邓小平来到深圳，使深圳进一步涌起改革开放的春潮。

邓小平在深圳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中国当代改革历史上，邓小平1992年初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的南方视察之行，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说：

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又指出：

经济发展的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本质属性，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行了高度概括。这一思想的提出，使人们从本质上认识了科学技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邓小平坚定地指出：

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当时，科技怎样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科研院所如何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些问题成为了科技界的核心问题。对此，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在北京举办“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研讨会”。

1992年3月9日，137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在北京聚集一堂，探索依靠科技促进企业进步的路子。以下是部分专家、企业家的谈话。

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发言说：

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问题，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第一是体制自身的问题。

……

第二是我国科技力量的布局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国家在科技力量的布局上逐步进行必要的调整外，当前科研单位和企业都应主动地向对方靠拢。

第三，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建立起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的机制。合作双方必须是互利互惠，才能得以长久。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指出：

回顾联想7年来的创业与发展，我们深深感到，科技人员走出高楼大院，创办科技实业，对于使科学技术直接而迅速地长入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首钢研究开发公司副经理夏组炽说，首钢的实践证明，企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机制的转变，使企业真正具有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条件和能力。还必须对现行的科技体制进行改革，使科技界与企业界结合起来，有些应用性比较强的科研院所还可以放到大企业去办。否则，科研事业的发展就会受限制，即使搞出来一些科研项目，也很难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各界掀起科技投入高潮

1992年3月，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之后，农业、工业更加重视科技投入。在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社会各界生产效益显著提高。

杭州西湖绸厂领导在全厂进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教育，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企业发展。投入1500多万元进行科技建设，使经济效益大幅度上升。

杭州西湖绸厂于1979年投产，是杭州丝绸行业中最年轻的厂，专业技术力量奇缺，技术投入上先天不足，后天缺补，致使高档真丝织物生产不出，低档丝绸产品质量次，产品大量积压。

在困境中，工厂领导决定以科技进步挽救趋于崩溃边缘的企业。西湖绸厂一方面积极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中引进专业人才，一方面又花大力气进行上岗培训，提高原有职工的技术素质。他们还从科研教学单位请来老师给各个工种工人上课。经过短短两年时间的努力，该厂技术人员增加了3倍。

西湖绸厂舍得花本钱，进行设备技术改造，对231台老设备进行平车整修，30台织机窄门幅的加宽改造等。1992年年初，又从德国引进60台剑杆织机。

当时，这家企业成为浙江千余家丝绸厂中织造设备最精良的工厂，技改的投入花去1500多万元资金。

科技的高投入，有效地推动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从而促使了经济效益的高产出。

该厂厂长费建明说，西湖绸厂从确定以科技兴厂以来的两年中，已开发20多个新产品。其中，11209电力纺被评为省优产品。

工厂科技人员与一线工人共同设计的被面枕套面料柔丽缎，在省内绣品面料中独占鳌头，成了企业盈利的主导产品。1991年与1989年相比，利润增长幅度高达165�96％，人均创税利增长81�39％。

1992年前两个月，该厂产品仍盛销不衰，销售、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获得好成绩。

河南省济源市坚持把科技作为振兴农业的根本措施，积极进行科技新项目的开发，重视技术推广，谱写出了科技兴农的新篇章。

早在1989年，济源市就邀请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多次到本地考察。并请他们采用多种形式帮助培训农业技术人才，提供科技信息，市里还正式聘请小麦、水稻、花生、土肥、植保、种衣剂、农业生态和农业区划等8个专业的教授当顾问。

济源和北农大密切合作，先后实施了应用微机指导生产、小麦药隔期施肥、吨粮模式研究和种衣剂等项目，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1991年对棉花、西瓜、小麦、花生和玉米等种子进行包衣试验，增产幅度均在15％以上。再如“小麦药隔期施肥”试验，全市25个试验点的调查结果证明：小麦穗粒数平均增加2�5粒，千粒重量增加了1至2克，每亩平均增产55公斤。

当时，济源被定为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年产量达2�47亿公斤，旱地农业开发也被河南省评为先进单位。

1992年4月3日，海南乡镇企业科技之春洽谈会举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会上，短短一天半洽谈，就签订项目合同和意向书256件，意向投资总额逾2亿元。

在海口结束的海南“乡镇企业科技之春”项目洽谈会，表明了这个省乡镇企业在大发展起步中对科技进步的渴求。

海南省乡镇企业局和海南大有科工贸联合总公司主办的这个洽谈会，提供了由一批上海科研机构带来的1650个技术项目，全省19个县市都有乡镇企业代表参加洽谈。

人大代表、吉安行署副专员黄建华谈起科技扶贫，显得格外兴奋。他说：

科技这东西，犹如甘蔗，越嚼越甜。过去我们扶贫，给钱给物，老表高兴一阵后，留下的还是贫困。从1986年开始，我们吉安由输血式的救济扶贫转向注重技术投入，建立“造血”机制的科技扶贫。前后一对照，结果太明显了。前些年农民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去年超过600元，农村温饱率达97％。依我看，吉安这几年的发展，科技是大功臣。

提起井冈山，人们自然会想起“黄洋界上炮声隆”、“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光辉历程。然而，对于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接受全新的科学技术，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以前，吉安地区推广板田育秧、杂优良种，柑桔嫁接等农科新技术，许多农民连名词都记不住，弄不清。“守着几分田，不愿冒尖尖”的思想很重。地区硬是从抓科技教育入手，逐步培养起老区人的科技意识和商品意识。

到1992年，60％以上的农户掌握了一、二门农业科学实用技术。改革开放的大潮已涌入这闭塞的贫困山区。在国家科委、民政部等中央及省有关部门帮助下，依靠科学技术，念好“山水经”，唱好“田园曲”，开始了大规模综合开发，形成了产品开发、加工、运销一条龙的系列支柱产业，并逐步建立了10多个科技服务体系。

这种开发性扶贫，为吉安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992年3月31日，在大学校园孵化科技成果首家高校“科技园区”在上海成立。

由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与上海工业大学联合创办的这家科技园区，共筹资350万元人民币作为基金，专门对高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进行孵化培育。一旦工艺成熟，产品过关，销路打开，即转入有关企业生产或进入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产业。

上海工业大学已选定VVVF交流变频调速器，作为首批进入科技园区的项目。

1992年4月，国务院正式下达《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贯彻执行。

《纲领》是根据党的“十三大”的决定和“十三大”以来，历届中央全会的精神制定的。

《纲领》突出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着眼于未来30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近期和长远的需要，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基本工作方针，主要政策方向，科技重点领域和重大科技任务，都作了概括的阐述，为中国科技工作未来时期的主要活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纲领》共分为形势与抉择、战略与方针、发展重点、体制改革、国际合作、政策与措施六大部分。

《纲领》指出：

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战略是增强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意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动员和吸引大部分科技力量投身于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

《纲领》阐述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促使科技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服务，推动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在《纲领》总原则指导下，国家科委组织制订的《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由国务院原则同意，作为了《纲领》的一个主要附件。

二、迎接科学春天

●康世恩说：“在这个协定的基础上，中瑞两国将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邓小平说：“中美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 迎接科学春天中科院科研工作形势喜人

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依靠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科研工作的管理，整顿科研工作的秩序，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院科学研究出现蒸蒸日上的喜人形势。

当年，中国科学院根据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同时，认真进行清查定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调动科学技术人员和全院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全院工作以科研工作为中心大干快上。

当时，中国科学院经国务院批准，先后成立上海、新疆、成都、合肥、兰州、广州、沈阳、长春、武汉九个分院。各研究所进行科技人员提升技术职称和实行科研津贴的工作。对研究所、研究室、研究组实行“五定”：定方向、定课题、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全院科学研究工作成果累累。

“别人还没走通的路，我们要敢于去闯”。这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青年科研人员、孟加拉国归侨杨沁青立下的雄心壮志。

杨沁青回国时年仅9岁，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他茁壮成长。当他考上了中山大学物理系时，全家都为之高兴。远在孟加拉国谋生的父兄来信说：“要不是在社会主义祖国，像咱们这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大学！你要好好学习，把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祖国。”

早在1961年，杨沁青大学毕业后来到半导体研究所。他工作严肃认真，勇于创新。每开展一项实验工作，他总是先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细心思考；提出实验方案后，又和同志们商量，不断修改完善；进行实验时，一丝不苟，认真分析。每天清晨，上班最早的常常是他；晚上，离开所里最迟的又往往是他。

星期天，杨沁青总是挤出时间来学习。杨沁青是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技术工作的。他知道要提高集成电路的成品率，必须先突破制版、光刻工艺关，保证图形的精度和完整性。为了尽快解决感光胶的净化问题，提高图形加工的完整性，他夜以继日地工作。

为了试验过滤胶系统的过滤效果，杨沁青不怕呛人的化学药品刺激，重复试验几十次。经过艰苦奋战，终于试制成功了边滴边滤的感光胶滴胶系统，建成了简单有效的感光胶光刻针孔检测法。

在无止境的科学道路上，杨沁青就是用这种精神去攻克难关的。他在研制氧化铁彩色版，配制乳胶扩散源，用原电池释氢法进行铝腐蚀，将正性抗腐剂用于掩膜复印工艺，将正性胶推广应用到整个光刻工艺等方面，都获得了成果，为发展半导体工艺作出贡献。

在科技战线上，有不少归国科学家宁愿放弃国外比较高的待遇，也要回国来为祖国服务，其中许多人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五届人大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印度尼西亚归侨陈宗基就是这样。

陈宗基永远也忘不了几十年前离家到荷兰留学时，祖父对他说的一句话：“学到了知识，要为祖国人民造福。”新中国成立后，陈宗基已在荷兰一个科研机构工作，获得了科学技术博士学位。但他毅然放弃较高的待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8年，陈宗基到长江流域办公室，负责坝基建筑和地下建筑有关力学方面的研究。他和工人一起，住在江边工地的帐篷里和泥房中，经常穿着雨鞋、雨衣到几十米以下的竖井中，帮助技术员作岩体力学试验。晚上分析资料，撰写论文，辅导青年学习。

陈宗基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用流变力学分析并得出了设计数据，从理论上解决了一处复杂地基的建坝问题。

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览厅里，那些栩栩如生的鸟类标本十分吸引人。那里包含了印度尼西亚归侨蔡其侃的心血。自然博物馆展出的标本，大部分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来的。

回国多年来，蔡其侃满腔热情，勤勤恳恳，共参加了20次较大的采集和普查工作。从乌苏里江边的渔村到南海西沙诸岛，他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蔡其侃做过胃切除手术，但他在采集活动中，从不怕艰苦，常常为了一个稀有标本，钻进满是小虫、蚊子的沼泽地，或者顶着烈日攀登陡峭的山峰，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在赴西沙群岛的动物资源普查与采集活动中，蔡其侃克服了许多困难，和大家共同努力，采集了几百件品种较全的鸟类标本，其中包括一些珍贵鸟类标本，并整理出西沙自然普查的调查报告。

原来，剥制鸟类标本是技术工人的事。蔡其侃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对比，学会这项技术。他不怕脏、臭，不仅学会剥制工作，还学会了制作难度较大的姿态标本和科研价值较高的骨架标本。

到1978年为止，蔡其侃亲手剥制的各样动物标本已达5000多件、骨架标本400多件。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像杨沁青、陈宗基、蔡其侃这样热爱祖国、为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辛勤劳动的人，在中国科技战线上数不胜数。

当时，归侨中流行的一支歌，表达他们的心情：

我要把一颗红心，献给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从万里之外的异乡归来，母亲呵，我要高高展起飞翔的翅膀……

1978年上半年，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共达400多项，其中如大连化物所研制成功的航天用的燃料电池，经鉴定认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为了迅速把我国的计算科学搞上去，在研制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上海冶金所的科技人员一马当先，经过努力奋战，研制成功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两个品种；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用萃取法分离同位素，取得了成功；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两种氚标记化合物，经鉴定，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微生物所选育的糖化酶高产菌种，鉴定认为已经可以在酒精、葡萄糖、抗菌素等发酵工业中推广应用，这项科学研究的成功，将为国家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其他如海洋研究所进行的东海大陆架综合科学考察和南海海洋研究所进行的中、西沙群岛附近的海区调查，也都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科技人员干劲空前高涨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就在开幕的会上，邓小平作长篇讲话。这个讲话从始至终贯穿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的精神。

讲话的深刻内容，虽在情理之中，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时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吴明瑜，后来回忆说：

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代表想起往事，对照今朝，止不住地激动和兴奋，甚至含着泪水，唏嘘不止。

吴明瑜说：

在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如此重视科学技术的还是不多的。我们都知道，小平同志还不止是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而且在这以后的十年中，小平同志继续对全球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当时，中国科学院各级党组织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调动科技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科技人员的干劲空前高涨。许多研究所的老科学家都亲临科研第一线，同中、青年科技人员一起，致力于出成果、出人才的工作。

高能物理研究所年近70岁的所长、著名核物理学家张文裕，为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到处奔波，常常工作到深夜。

张文裕积极利用他在海外的关系，打通渠道，将我国从事高能实验物理及加速器的科研人员，派往世界各大高能物理研究中心进修、工作，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国外最新技术，了解到国际前沿的发展动态。

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我国高能实验物理及加速器建造的中坚力量，他们成功地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北京谱仪，并开展高水平的研究工作。

张文裕对年轻人既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他要求研究生首先要学会使用实验中用到的各种设备，逐步学会制造实验需要的各种设备。

在后来的1979年，中美签订高能物理合作协议，每年召开一次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委员会会议，检查上一年协议执行情况，并商定下一年合作协议。张文裕担任第一、二届中美高能物理会议中方主席。

1984年，张文裕因健康原因，不再在第一线工作，改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时年76岁的化学所所长柳大纲，老当益壮，带病坚持深入科研第一线。

1978年柳大纲恢复工作后，他极力说明物理化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力主保存热化学研究的基本力量，终于使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得以恢复。他积极组织热化学研究向新的领域扩展，并建议结合生物问题、石油工业中的问题开展研究。在他的组织、扶持下，不仅热化学、反应动力学与结构化学的研究得到恢复，而且开展了量子化学方面的工作。

年近70岁的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工作起来像青年人一样，精力充沛。

曾呈奎向国家建议开展南极的调查研究工作，被国务院采纳。曾呈奎又提出发展我国海洋水产生产必须要走“农牧化”的道路，被称为科学地综合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的“蓝色革命”，对全世界的水产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80年，曾呈奎又不顾72岁高龄，率队二进西沙群岛，实地考察40天，获得了更多的标本资料，初步认定了原绿藻在我国热带海域的分布。这种没有明显细胞核的单细胞的原绿藻在生物进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受到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

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呈奎满怀信心地作了题为《光合生物的进化》的报告，正式系统地论述了光合生物进化理论，同时报道了原绿藻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大会组委会认为，这一发现丰富和发展了生物进化论。

在后来的1992年，国家采纳了曾呈奎提出的“国家攀登计划中应增加有关海洋高技术的项目，海洋生物技术应成为国家863计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建议，并聘请他担任了首席科学家，对推动我国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年76岁的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以前科研工作无法开展，只好在家养病。1978年之后，他没有了思想负担，经常带病上班坚持工作，积极主动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汤佩松和同行匡廷云、戴云玲等一起，揭示光合膜中色素蛋白质复合体种类和组成的多样性，以及其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和内外因素对它们的调控规律，该项成果于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当时，为了尽快修好中国―巴基斯坦公路，年逾花甲的冰川学家施雅凤，多次亲自带领科学考察队，登上海拔数千米的喀喇昆仑山，对巴托拉冰川做了大量科学考察；物理所科学家马大猷同他所领导的研究室的科技人员一起，在声学研究方面做出了较好的成绩。

在老科学家努力为国家作贡献的同时，许多中、青年科技人员也是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其中出现了不少出色的人才。

新提升的大气所研究员曾庆存，从事动力气象、数值预报和卫星遥测原理的研究，先后发表了10多篇论文和两本专著，提出了一些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创见。

新提升的物理所研究员郝柏林，在固体理论、统计物理、计算物理、计算机程序设计及地震预报等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有创造性、水平较高的成果。

新提升的云南天文台助理研究员李维宝，从事太阳黑子的目视观测和描黑子的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专心致志，勤奋努力，使观测资料的科学质量接近瑞士苏黎世天文台发表的国际标准数据，在太阳黑子图像描绘和黑子精细结构照像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经验，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

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1978年上半年展示的成果和出现的人才表明，蕴藏在中国科技人员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央提出新科技人才观

1979年1月4日，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总结交流选派出国留学人员的经验，研究确定选派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方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

派出留学人员不仅是现阶段为解决四化急需的高级科技和管理人才，加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今后，即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高度发展，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仍然还要博采各国之长，继续促进我国经济文化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扩大派出留学人员的重要意义，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

当时，选拔、培养和合理使用科技人才，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1979年1月16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召开工作座谈会。

方毅和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在座谈会上讲话。在座谈会上，大家谈到，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在培养、选拔、使用科技人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

会议同时指出：

在培养、管理和使用科技人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这就是浪费人才、埋没人才的现象还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管理制度上的缺陷还没有及时纠正，论资排辈的思想还严重阻碍着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走上适当岗位。因为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方面缺乏必要的照顾和安排，影响一些科技人员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本职工作。这些都不利于四化建设和早出、多出人才和成果。

座谈会与会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统一各级领导干部对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的认识。这里的关键是要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队伍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骨干力量。

大家指出，还要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技术老化”、“人才老化”的过程很快，这就需要大力加快人才培养的过程，创造各种条件方便科技人员增进新知识。

大家还认为，要尊重科技工作的特点和科技人才的成长规律。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科技人员发表独立见解和创造精神。要创造条件让科技人员开阔视野和扩大活动“舞台”，使他们有一定的流动性。要特别重视培养、发现和扶持有才能的中、青年科技人才。

中央提出新的科技人才观，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大大鼓舞了科学建设队伍的士气。

张开逊于1960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79年提升为工程师。他物理学基础好，科学兴趣广泛。

早在1975年夏天，为了完成一项科研任务，张开逊出差到河北怀来地热电站。这个电站不需锅炉、燃料，而是让地下热水和正丁烷交换热量后发电。然而，正丁烷气体和液体在循环过程中，要通过几十段管道和阀门，如果发生漏气，就可能引起严重的爆炸。

电站的人员由于没有探测仪器，长期以来冒着危险工作。这个意外情况，使张开逊十分不安。回到北京后，他查阅有关资料，买了些电器零件和旧仪器，想试做一种可燃气体探测器，给地热电站的同志帮点忙。这项工作与他当时承担的科研任务毫不相干，因此，他没有向领导汇报，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悄悄在家里研制。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试验成功了。他利用一个星期日，把仪器送到怀来地热电站。电站十分感激，派人送来感谢信，该室的负责人才知道了这件事。

通过这件事，张开逊感到全国许多单位和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先进的电子学测量技术，他决心把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积累的经验和体会，把20世纪70年代国外一些新的电子学方法写成科普文章，介绍给广大读者。

《科学实验》杂志连续刊登了张开逊的3篇科普文章。这些文章，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应。他的《晶体管测温》一文发表后，几个月内，收到500多封来信、电报和公函，希望张开逊提供更详细的技术指导。还有100多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工厂、医院，派专人来北京，要求张开逊帮助他们解决测温技术中遇到的难题。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第一个晶体管的出现，使电子学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但同时也留下一个难题：即每一只晶体管的特性都会随着温度变化，影响测量仪器和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

在当时，在全国还没有一个单位研究这种新技术的时候，张开逊决心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晶体管核心部分PN结随着温度变化的规律。这项科研一步一步取得进展，张开逊的专业组长褚启民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和组里的人员分担了张开逊的日常科研任务，让他专门研究PN结测温，同时争取把这项研究纳入了计划。另一个年轻人王向，志愿和张开逊合作。

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他们弄清了PN结测温的基本实验规律。同时，对这种新测温技术的机理提出了某些新的见解。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著名的仪器仪表专家王良楣，发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立即写信向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推荐，认为“它对于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这种新技术用到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的750千伏预注入器的控制系统设计上。他们还为杭州茶叶研究所、吉林通化葡萄酒厂设计了晶体管测温电路，解决了炒茶、酿酒中的测温难题。他们还在北京市自动化工业公司支持下，试制成功了两种产品：PN结定点温度多路报警器和PN结热电偶冷端补偿器。后来，他们又研制成功PN结电流变送器和PN结测温控温仪。

张开逊的成就，受到了一些领导单位和学术团体的重视。但是，对于张开逊的事迹，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论。

有些人认为，张开逊所做的工作，许多不是计划内的任务，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兴趣干的。报纸宣传张开逊，就是肯定和鼓励“自由选题”、“自由结合”。大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社会主义的计划就乱套了。张开逊虽然写了不少科普文章，但只是利用外国的科学资料、介绍外国的科学动态，而不是从他自己取得的科研成果中总结出来的。这种做法，是猎取个人名利、钻营出风头。

另一些人则认为，在1978年之前，张开逊努力为一些生产单位解决急需的技术问题，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事业心强的表现，与那些不安心本职工作、好高骛远、想入非非的人完全不同。对于这种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科技人员，科研单位的领导应当给予支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

一些老专家指出：科研是一种探索未知的工作，在研究一个项目时，出乎意料地发现另外一个课题值得探讨，从而改变了原来的计划，这是常有的事，应当允许。能够自己发现问题，深入钻研，并有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这正是科研人员最可贵的地方。

有人提出，张开逊的思想比较活跃，擅长于理论研究和提出新的设计方案，领导在布置任务时，就应该考虑他的特长，配备各种相应的人才，协同工作，以便充分发挥每个科研人员的专长。

后来，《人民日报》以《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科技人员？》为题目，刊登张开逊的事迹。

作者在文中指出：

像张开逊这样的同志，在不少单位都有。他们往往不容易得到某些领导的支持，反而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甚至被说成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等等，使之处境艰难。

作者最后质问：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我们在科技人员中到底要提倡什么？鼓励什么？这的确是涉及到对待科技人员的方针政策问题。弄清这些问题，对解放思想，发展科技事业是有好处的。

国务院的科技人才新政策，很好地回答了这位作者的提问。邓小平推动中外科技合作

1978年7月1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由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

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参加了这次会见。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国家科委副主任蒋南翔，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国家科委副主任江明，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等。

在谈话中，邓小平对美国科技代表团来访表示欢迎。邓小平说：

你们的访问很重要。中美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

普雷斯博士说，我们双方这次在科技合作领域方面进行的讨论非常好。这是美中两国科技界领导人第一次进行合作讨论。我认为，中美两国进行广泛科技合作交流对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外科技合作掀起高潮。

同年11月10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克实和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斯托克博士，在伦敦签署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合作协议。

胡克实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1978年10月21日到英国访问，11月12日离开伦敦回国。

以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为团长的中国政府科技合作代表团10月25日到达泰国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参加了中泰两国政府科技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就两国科技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通过了1978年至1979年度的合作计划。

当时，以武汉地质学院杨式溥教授为团长的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家代表团，在国际泥盆系讨论会上提出论文，受到来自20多个国家的代表的高度赞扬。

国际泥盆系讨论会是由英国古生物协会主持，在布里斯托尔大学举行的。

由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徐驰率领的中国冶金矿山考察团，1978年10月3日结束对墨西哥的为期两周的访问。在访问期间，考察团参观了墨西哥的一些重要钢铁企业，并和墨西哥的同行交流了经验。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所长、日坛医院院长吴桓兴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10月5日至1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肿瘤大会。吴桓兴当选为国际抗癌联合会执行委员。

由中国南方热带植物研究所副所长黄宗道率领的中国银胶菊考察小组结束对墨西哥的访问，于10月10日离开墨西哥回国。在访问期间，中国考察组访问了墨西哥银胶菊主要产地科阿韦拉州。

同年11月12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会见以重工业部副部长西里・盖佐为团长的匈牙利科技合作代表团。

宾主对继续发展两国的科技合作，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会见以后，陈慕华副总理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议定书签字仪式。

代表匈方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匈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匈方主席、重工业部副部长西里・盖佐。代表中方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中匈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里班斯基，参加这次会见和签字仪式。

1978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伦敦签订一项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戴维・欧文，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华清和英国工业部国务大臣杰拉尔德・考夫曼，也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一项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上签字。

协定规定：

两国政府将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两国政府将促进两国的科学家、学者、研究人员、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专家代表团的互访和研究旅行。

协定还作出规定，两国政府将促进交换留学生、研究生、高级学者和培训人员，组织相互感兴趣的科学技术会议和专题讨论会；在相互感兴趣的项目的研究和发展方面进行合作；交换工业知识和技术；交换科技情报和资料；以及进行双方可能同意的其他形式的科学和技术的合作。

在签署协定和议定书后，欧文大臣说，科技合作协定的签订可以看作是英、中两国在其他领域进一步合作和建立更密切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

王震说，他很高兴地签署这项协定。他说，虽然中、英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很多东西要向像英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学习。

1978年12月5日下午，中国和瑞典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为期10年的关于工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出席这次签字仪式。康世恩说：

在这个协定的基础上，中瑞两国将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瑞典工业大臣埃里克・胡斯和国家经委副主任马仪，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当晚，比耶尔克大使为埃里克・胡斯大臣访华举行宴会。康世恩副总理等应邀出席宴会。

在积极发展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央对科技人才更是万分关心。

当时，天津市已为100多名科技人员解决了夫妇两地分居的问题。党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进一步调动了他们为“四化”贡献聪明才智的积极性。

天津市各科研、教学、生产单位中，有一部分中年知识分子，多年来夫妇两地分居，给他们生活上带来了很多困难，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工作。

1978年以后，特别是在党中央关于尊重知识的重要指示传达贯彻以来，中共天津市委十分关心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决定首先为300名在科研和生产中有显著贡献的科技骨干，中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春天。解决夫妇两地分居的困难。与美国签署科技合作协定

1979年1月2日上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旅行游览事业总局局长卢绪章，农林部副部长何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中国银行副总经理林基鑫，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等。

访华团是由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他们是在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第一批来访的美国朋友。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朋友时指出：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希望在中美建交后有更多的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以增进相互了解。

阿什利团长说，在美国人的眼光中，中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处，有许多领域可以进行合作。今后，美中两国间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就在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中美两国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结束了长期的对话，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提高了两国的战略地位，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的意义，有利于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在当时，代表团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外交部的，另一部分是科技界的。邓小平任团长，方毅、黄华任副团长。代表团共22人，科技界的占到8位，这说明邓小平是把科学技术的交流合作，作为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内容。

1月28日下午，邓小平一行乘专机抵达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天天公不作美，寒风阵阵，雨雪霏霏，气温大约在零度以下。但是这没有影响主人对邓小平的隆重热烈的欢迎。

当邓小平神采奕奕、含笑挥手走下飞机时，他和夫人卓琳受到蒙代尔副总统夫妇、万斯国务卿夫妇，以及许多美国政要和华人华侨代表的热烈欢迎。

一位美国记者在看到蒙代尔及万斯的身影时，不胜惊讶地说道：“这是破格的。”“是超国家元首级待遇！”因为通常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方也只派一名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而国务卿只是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附近迎候由机场乘直升机来到的贵宾，而邓小平此次来访用的名义是中国政府副总理。美方接待规格之高应该说是大大超常了。

1月29日，卡特总统以欢迎外国政府首脑的全副礼仪在白宫南草坪欢迎邓小平。他在致欢迎词中意味深长地说：邓副总理的来访是在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的正常化方面迈出的又一步”，“我们希望正常化将会帮助我们一起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的世界”。

邓小平在致词中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当晚国宴后，美方又一改传统做法，不是在白宫举行小型音乐演奏会，而是在华盛顿人引为骄傲的、气势宏伟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为邓小平举行一场有1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大型文艺演出。而最后的一个节目更是显示出主人对客人的异乎寻常的友好姿态：由100多名肤色不同的美国小朋友齐声用汉语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一位女士激动地告诉来访的记者：“今晚的这种场面在华盛顿的外交场合是少见的。”

邓小平的来访把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美国引起的“中国热”推向了一个高潮。早在宣布邓小平来访之初，美国就有20多个城市纷纷给白宫及中国驻美联络处写信，邀请邓小平前往做客，美国政要及各界名流也以会见这位中国领导人为荣。在短短3天中，邓小平下榻的布莱尔国宾馆前车水马龙，前来拜访和请求会面的人络绎不绝。在国会山上，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同邓小平攀谈、索取签名。

1月31日，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达成的一项科技合作协定和一项文化协定上签字。

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包括邓小平的随行人员和中国驻美联络处官员。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一些内阁成员、参议员和众议员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这些文件是两国领导人几天来会谈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根据这项为期5年的科技合作协定，中国和美国将在平等、互惠和互利的基础上，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机械等科技领域，以及管理、教育和人员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

双方鼓励中美两国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其他组织和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并提供便利。中美将立即简化双方人员和设备的入境和出境手续。

这项协定规定，中美两国将成立科学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轮流在两国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在协定签字之后，卡特和邓小平发表了讲话。

卡特总统说：“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对世界事务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有一个参与全球性事务的、自信而强大的美国，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

卡特说：“过去三天内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已经为朝着建立一种更坚定、更富有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关系前进绘制了一条新的和不可逆转的航线。”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

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开展。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但是，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邓小平还说：

我相信，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的不断扩大，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了解不断加深，应能有助于我们的这个世界安全一些、稳定一些、和平一些。因此，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不但有利于中美人民，也有利于世界人民。

在这之前，两国之间还签订了另外两项协定。一项是高能物理协定，由中国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和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签字。另一项是领事协定，由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美国国务卿万斯签字。

此外，方毅同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局局长弗兰克・普雷斯还交换了文件，确定双方在农业、教育和空间技术领域内所达成的谅解，将此作为履行刚签订的科技合作协定的特别协议的一部分。

在8天的访美日程中，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洛杉矶和西雅图等5个城市，参观了美国许多从事高新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企业、学校和工厂。

每到一个地方，邓小平都饶有兴致地向对方提出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1979年1月31日上午，邓小平一行参观华盛顿的全国宇航博物馆。博物馆展出了249架过去的飞机、40艘宇宙飞船和50枚导弹及火箭，这些展品生动地表现了人类为开拓征服空间而作的努力。

当邓小平来到“阿波罗－11”号指令舱时，宇航员柯林斯向他讲述1969年，他是怎样坐这个座舱飞往月球的。

邓小平用手摸了一下从月球带回的石块，博物馆馆长齐塞因笑着对他说：“先生，你接触到月球了。”

邓小平高兴地笑起来。

代表团访问的项目足以证明中方对科技的重视。访问代表之一的郭曰方，后来回忆说：

我们的全部行程都是用分钟来计算的，几点出发，路上几分钟，到那里几分钟，环环相扣，都安排得非常紧张。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都是按分钟而不是按小时来计算的。行程这么紧张，但是小平同志却精力充沛，我那个时候才30多岁，精力都有些受不了。当时已经70多岁高龄的小平同志又要讲话、又要参观，非常累，但是自始至终都精力充沛，而且对科技项目非常有兴趣，只要看到有关的科技项目，他都非常认真，问这问那，很细致。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的差距太大了，所以，小平同志整天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我们国家的科技搞上去，让国家强盛起来。

1979年2月5日，邓小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离开西雅图经东京回国。卡特总统对邓小平的此次访问的评价是：“影响深远，坦诚，亲切，和谐，极其有益和富于建设性。”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邓小平此行的确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在《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框架下签订了50个合作议定书，合作的领域非常广泛，能源、环境、信息、生物、医学、大气、中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方式也多种多样。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个框架下中美双方可以进行很多的合作，缩短中国和美国的差距。

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有过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有成效；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对总的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美建交后迅即奠定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这是邓小平在外交战线上建立的又一历史性功勋，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外交的范围。

三、创造科学成果

●邓小平说：“学校要搞科研，教学、科研分不开。只有把科研搞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创造科学成果邓小平批示电子对撞机方案

1981年12月22日，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副院长钱三强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报告，请求批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邓小平当日即作批示：

这项工程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12月25日中午，邓小平会见并宴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

会见和宴请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姚依林，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李昌，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等。

在亲切的交谈中，邓小平称赞李政道多年来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做了许多工作。

李政道说，我总想为祖国四化建设尽最大的努力。

谈到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时，邓小平再次指示：

按五年为期，经费要放宽一些，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个益处是很大的。

一位欧洲科学家曾向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当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开展高能物理研究，搞高能加速器？

邓小平回答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得看高一点，看远一点，不能只看到眼前。”

深有同感的李政道曾说：“我想小平先生了解中国要有前途就必须要有发展。如果我们现在是站在高科技的社会里，没有高科技的发展，中国社会就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

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一个使正负电子产生对撞的设备，它将各种粒子，如质子、电子等加速到极高的能量，然后使粒子轰击一固定靶。通过研究高能粒子与靶中粒子碰撞时产生的各种反应研究其反应的性质，发现新粒子、新现象。

用加速器的粒子轰击静止的靶，就像在一起交通事故中的一辆汽车撞到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上，撞车的能量很大一部分要消耗到停在路边的汽车向前冲上，碰撞的威力就不够大。如果使两辆相向开行的高速汽车对头相撞，碰撞的威力就大许多倍。基于这种想法，科学家们在20世纪7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对撞机。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建造自己的高能加速器、发展高能物理，就成为中国物理学家梦寐以求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想法一直都没有变成现实。

1979年，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拉开了序幕。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两国签订了高能物理合作议定书，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中美合作在中国建造高能物理装置。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与支持下，特别是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对撞机工程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1984年10月7日上午，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典礼，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隆重举行。

当天，北京秋高气爽，对撞机工地上彩旗飘扬，洁白的大理石基石上，镌刻着邓小平亲笔书写的铭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在举行奠基礼之前，邓小平等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工程的模型，听取了工程经理谢家麟关于对撞机性能和用途的汇报。

谢家麟说，在工程的论证过程中，李政道教授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邓小平对李政道教授表示感谢。李政道说：“应该谢谢邓主任的关心和支持。”

当听到工程将于1988年竣工时，邓小平高兴地说：“祝工程如期完工。”然后，邓小平参观了这个研究所的质子加速器。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他来到电子对撞机工地，为基石培上了第一锹土。

接着，万里、方毅、杨尚昆、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严济慈等人也给基石培了土。

邓小平在工地现场接见中美双方参加中美高能物理第五次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全体成员、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和参加这项工程的各有关单位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博士、美国驻中国大使恒安石和参加中美高能物理第五次联合委员会会议的美方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的代表也参加了奠基典礼。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之一。它是一台可以使正、负两束电子束在同一个储存环里沿着相反的方向加速，并在指定的地点发生对头碰撞的巨型机器。

这台对撞机的开工建设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表示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基地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正在向着新的高峰发展。

邓小平的关怀与支持，极大地鼓舞了高能所和全国上百个单位的近万名工程建设者，他们通力合作，艰苦奋战四年，终于提前建成了这一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科技工程。

时任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高能所所长的方守贤，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那是一段充满激情的岁月。”

1988年10月16日，对撞机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仅仅4年时间，中国的高能加速器从无到有，建造成功。这一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10月24日，又是一个金色的秋天。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一次来高能所，和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一起庆祝这一重大成就。

邓小平首先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教授的汇报，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并作题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邓小平所说的“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是指《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那是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4月6日，邓小平针对选择高技术发展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的不同意见，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

10月6日，邓小平又在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计划中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1987年3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

邓小平接着在讲话中说：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最后说：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邓小平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方守贤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道：

国家领导人两次亲临现场，关注这台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这是史无前例的。

1988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成就，称：

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

这个继“两弹一星”后共和国最重大科学工程，在日后为中国高能物理、工业建设等诸多领域，做出了不可估量贡献，它的超前作用和意义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吸引了40多名美国科学家来华参与科研，中美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合作。

在早期合作中，中国基本处于学习阶段。后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谢家麟院士回忆，其实中国早有发展高能物理的设想，1978年，政府终于决定派人带着在国内完成的关于质子加速器的初步设计出国考察，深化设计。

那时，中美尚未建交。在政治上，中国科学家们采取了疏远美国的态度，但他们清醒认识到美国在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了解到欧洲是高能物理科学的后起之秀。于是中国政府决定，在国内继续进行设计的同时，去西欧中心访问取经。

谢家麟是访问费米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在《没有终点的旅程》一书中回忆，访问期间，美国科学家给予中国访问者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邓昌黎等给予他们很多指导。邓昌黎教授供职于费米实验室。

谢家麟回忆说：

他不仅在我们居住的厨房壁柜里堆满了米、面等中国人爱吃的食品，在办公地点准备了文具、茶叶和烧开水的电炉等日用品，还亲自帮我们改进设计方案，讨论加速器的注入和引出等细节问题。

在后来的1992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有关T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被称为当年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中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2003年3月12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准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项目，高能所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进行改造，全面提高设备的综合性能，多出重要物理成果，培养青年人才，确保中国高能物理近期目标的实现。

继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之后，在中美高能物理会议协商机制下，新世纪中美高能物理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并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合作方式。从得到帮助到给予帮助，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便是一个全新的合作范例。

党和国家的重视极大地鼓舞了高能所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决心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争取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的发展。邓小平支持银河系列研制

1983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台命名为“银河”的亿次巨型计算机正式通过国家技术鉴定，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在科技领域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国防科委张爱萍主任亲自挥笔命名为“银河”，并题诗一首:

亿万星辰汇银河，世人难知有几多。神机妙算巧安排，笑向繁星任高歌。

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为研制者们荣记集体一等功，称赞计算机研究所是一支“国防科研战线上敢于进取，能打硬仗的先进集体”。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大胆创新，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回忆起邓小平对我国巨型机发展的关怀与勉励下，著名计算机专家杨晓东教授激动地说：“正是小平同志的关怀与勉励，才使我国的巨型机技术不断迈上新台阶。”

“‘银河’巨型机的诞生，凝聚着小平同志的深切关怀。”当年参加“银河―I”研制的计算机专家黄克勋教授后来回忆说：“20多年来，小平同志的关怀与勉励，一直是我们攀登科技高峰的不竭动力。”

黄克勋后来回忆说：

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发展我国先进计算机迫在眉睫。在当年底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小平同志把研制巨型计算机的任务郑重地交给了国防科大。他对有关人员说：“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

成立才几个月的国防科大能担此重任吗？一些人表示出了担心。然而，邓小平了解这支队伍。早在1958年，国防科大的前身“哈军工”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时，邓小平曾亲临学校视察，帮助学校解决研究开发高性能科研成果遇到的问题。

1966年“哈军工”退出军队序列，1970年，学院主体南迁长沙，更名长沙工学院。但邓小平始终关注着这所著名院校。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家里接见学校临时党委负责人，他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在“哈军工”的基础上成立国防科技大学。当时，邓小平说：

学校要搞科研，教学、科研分不开。只有把科研搞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1978年6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通知》。

面对邓小平的信任与重托，时任国防科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的慈云桂教授立下军令状：“每秒运算一亿次一次不少；研制时间一天不拖；预算经费一分不超。”

随后，国防科大扛下了这个科研重担。科研人员不仅跟踪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而且在研制中有很多创新。在元器件水平受限的条件下，他们设计出双阵列结构，使计算机达到每秒运算1亿次的标准。

当时自动化技术跟不上，科研人员便手动接起机柜后的2万多条电线，对12万个绕接点每一个都复查8遍以上。他们自嘲说这台机器简直像手工艺品。

以慈云桂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没有辜负邓小平与党中央的重托，于1983年１２月提前一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银河”亿次巨型计算机。

经过整整5年研制，银河亿次机于1983年12月6日通过国家鉴定，随后在我国石油和地质勘探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

“银河”系列巨型机广泛应用于天气预报、空气动力实验、工程物理、石油勘探、地震数据处理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国家气象中心将“银河”巨型机用于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系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发布5至5天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国家之一。中央作出发展高科技计划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

《纲要》提出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7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纲要》希望通过15年的努力，力争达到下列目标：

在几个最重要高技术领域，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并力争在我们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为本世纪末特别是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

培养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

通过伞型辐射，带动相关方面的科学技术进步。

为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奠定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并为高技术本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把阶段性研究成果同其他推广应用计划密切衔接，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发挥经济效益。

中国宏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这样坚定地开始实施了。

国务院关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通知的正式发出，标志着我国的“863”计划进入实施阶段。也标志着科学家们对中国高新科技发展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中央对“863”计划的批准公布实施，是在邓小平的关怀指导下快速执行的。

1986年3月3日，著名科学家王大珩把建议书郑重托付给了时任科学技术部副主任的张宏。当天晚上，张宏就将这份材料送到了邓小平手中。

这封信里写道：

敬爱的小平、耀邦同志：

首先向你们致敬！

我们4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我们4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嘉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敬上

1986年3月3日

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联名给中央写信，是经过了他们长时间思考的。

邓小平快速地看了这份建议。仅仅两天后的3月5日，邓小平就作出了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1986年3月8日，即邓小平批示后的第三天，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接着，国务委员张劲夫邀请4位科学家，就信中所提到的有关问题专门做了一次交谈。张劲夫详细听取了4位科学家的意见后，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计划你们预算过没有，大体需要多少钱？”

4位科学家显得既敏感又迟疑，科研经费说少了，高科技很难搞起来；说多了，说了也等于白说。

“说吧，没关系。”张劲夫知道4位科学家的心理，便鼓励说：“你们说个基本的数字出来，我好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下一步作经费预算时，也好有个底。”

王淦昌这才说了一句：“能省就尽量省吧，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

到1987年2月，由国家科委开始组织实施。这个计划根据王大珩等人提出的建议，采取了制定有限项目实行重点突破的方针，重点选择那些对国力影响大的战略性项目，强调项目的预研先导性、储备性和带动性，并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

这是一个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国内外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

由于这个计划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进行的，故命名为“863”计划。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名字“863”一下子就叫响了。

“863”计划开始实施，吸引回来一大批海外留学人员。据统计，仅“863”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就有70％是归国人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李毅曾留学德国，他在国外便听说了“863”计划。1992年，时年30岁的李毅回到国内。

第二年，他的烟草花叶病毒研究申请了“863”项目，并很快获得“863”计划100万元人民币的支持。后来，这项技术迅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李毅选择北京大学是因为那里聚集着20多位从国外回来的优秀人才，他们中的10多人申请到了“863”计划中的项目。“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863’才回来的。”李毅说。

于是，归国人员在“863”计划里“滚起了雪球”。对此，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说：

就像微软人说的，我们要创造一个机制，要用聪明人吸引聪明人，而且要培养更多的聪明人。

“863”计划要把这个局开好。那么，我们就能为国家整个高技术的发展培养一支精锐部队，有了这支精锐部队，就能战无不胜。

“863”计划通过全新的机制，通过中央领导和无数科学家的努力，顺利实现了所有的预定目标。同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中国培养引进了大量有用人才。邓小平为卫星地面站题词

1986年12月，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建成并正式运行。邓小平闻讯后，欣然命笔题写站名：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

这九个神采飞扬、刚健有力的大字，始终激励着地面站的广大科技人员，为祖国遥感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中科院院长卢嘉锡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美国防部长助理布艾恩出席落成仪式。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是我国对地观测遥感卫星综合性数据接收、存档、处理、分发机构，是支撑我国遥感应用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平台。

地面站的筹建过程一直得到邓小平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早在1978年7月上旬，邓小平听取方毅副总理和美国科技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汇报，对于引进地面站的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地面站设备可以买。

当年8月，中科院向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请求审批从美国引进地球资源卫星地面站。11月中旬，有关领导向中央转呈了引进地面站事宜的报告后，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建议同意报告，不必谈了。

接着，国家科委拟定审批中国科学院引进地面站的意见，呈报给邓小平、李先念等中领导人审阅。

报审意见的要点是：

我们拟同意中国科学院从美国引进资源卫星地面站，并应注意同时引进必要的遥感及判读技术，引进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为主，约请有关部门参加谈判的准备工作。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双方就有关“空间技术合作谅解”进行换文确认。其中地面站的条文是：

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中国拟购买一个美国的地面站，能接收国家航宇局陆地资源遥感卫星包括现在正在发展的陆地资源卫星发来的地球资源信息。

1980年初，邓小平再次审阅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外交部，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关于中美签订使用美国陆地卫星谅解备忘录并从美国引进地面站设备的请示报告》。

地面站当时有国内外遥感卫星影像数据用户600多家。数据资料广泛应用于中国国土资源调查、全国林业资源调查、生态环境调查，以及重点城市扩展情况监测、荒漠化监测、农作物估产、灾害监测与评估、地质与资源勘探、地形图测绘等众多领域，为促进我国高技术应用的产业化发展与经济建设宏观决策的科学化论证，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地面站后来引入了新的激励机制和新的服务观念，加强了数据服务，产品分发、技术咨询以及产品质量的把关工作。并不断开拓服务领域，多次举办卫星遥感数据专题应用培训班和全国遥感卫星数据成果应用调查活动，加强了与用户的交流，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在邓小平亲切关怀下，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财政部大力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下，建站后取得了十分可喜成绩，从建站之初只能接收一颗卫星发展到实现了一站多星，并逐步建成全天候、全天时、准实时、多种分辨率，尤其是高中分辨率的卫星对地观测数据中心。

地面站的遥感卫星数据资料用户，从建站初期的几十家发展到后来的数百家，遍及国务院20多个部委和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遥感卫星应用在国民经济众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地面站作为民用航天遥感信息源，填补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开创了中国遥感技术及遥感卫星应用的新时代。高温超导研究领域新秀崛起

1987年4月29日，一种新型的高温超导励磁电机模型，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研制成功。

这种电机模型利用三个钡钇铜氧材料压制烧结成的超导环作为电机的励磁绕组，在液氮冷却条件下，感生持续电流产生磁场驱使转子运转或使由外力驱动的转子发电。

这种独特的超导电机的设计者刘二中、曹忠胜，是中国科大研究生院的青年教师。这项发明于当年3月份申报了中国专利。

中国高温超导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与重视。国家成立了超导技术专家委员会作为参谋决策机构。国家超导技术联合研究开发中心负责实施超导攻关计划。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家超导实验室。

全国组织协调了近20个单位参加攻关。在经费比较紧缺，实验设备比较差的条件下，参加这项工作的我国科技人员努力进取，初步形成了一支能够在国际前沿参加竞争、勇于拚搏的精干队伍。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该领域更是新秀崛起。

1988年10月28日，首届全国青年高温超导会议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举行。

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取得10几项重大成果。

参加会议的70多名代表，来自各地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年龄都在35岁以下，平均只有25岁左右。向会议提交的100多篇学术论文，涉及高温超导材料的制备、结构、性能、电磁学和光学特性、超导机制及超导器件工艺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浙江大学28岁的青年教师赵勇，从当年1月开始，在著名超导物理学家管惟炎教授指导下，首次在高温超导体中观察到负磁阻效应和反常回滞等新现象，仅10个月便先后在国内外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70多篇学术论文，成为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一名新秀。

华中理工大学青年教师邢彪完成的“无序超导体”研究，是一项基础理论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这批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目前高温超导研究的现状和学术水平。

20世纪80年代，高温超导研究成为现代科学的热门课题。

超导体得天独厚的特性，使它可能在各种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早期的超导体存在于液氦极低温度条件下，极大地限制了超导材料的应用。人们一直在探索高温超导体，从1911年到1986年，75年间从水银的4�2K提高到铌三锗的23�22K，才提高了19K。

1986年，高温超导体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掀起了以研究金属氧化物陶瓷材料为对象，以寻找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为目标的“超导热”。全世界有260多个实验小组参加了这场竞赛。

中国十分重视高温超导研究，自1986年国际上发现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以来，中国高温超导技术攻关成就突出，在世界上获得了巨大的荣誉。

中国是世界上独立发现液氮温区超导体的国家之一。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赵忠贤领导的研究组，最先公布了这种超导材料是钇―钡―铜―氧化合物。

随后，中国又独立研制了铋锶钙铜氧和铊钡铜氧等高温超导材料。与此同时，中国还开展了一系列高温超导的材料研究，有的材料临界温度达到132Ｋ，当时保持着世界最高纪录。

在高温超导的基础研究方面，中国研究人员对高温超导的机制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见解，最早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

超导体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密度是衡量材料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能否实用的重要一关。当时，国内达到的最高水平是用熔融织构法制备的钇钡铜氧体材料，在77Ｋ和1万高斯磁场下，临界电流密度接近每平方厘米7万安培，是国际最高水平。

到1998年7月，中国科技工作者经过协同攻关，终于研制成功第一根铋系高温超导输电电缆。在北京进行的首次通电实验证明，这种超导电缆无阻电流达到1200安培，接触电阻小于0�06微欧，超过设计指标。

四、高举科学大旗

●江泽民在报告中强调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

●李鹏强调指出：“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我们一定要把它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工程。”

●朱�基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学习，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

● 高举科学大旗江泽民强调科教兴国重要性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名党员。

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江泽民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由此可见，科技和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被作为全党的共识进一步确定下来。

在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江泽民在会上指出：

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

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中，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15年直至21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

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提出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为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农业、工业、国防、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提出了依靠科技振兴行业的发展战略。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地（市）、县（市），也制定了科教兴省、科教兴市、科教兴县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针。

“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早在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我国发展战略的首位。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88年，江苏省率先提出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决定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逐步转换到主要依靠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上来。“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战略提出后，加速了地方科技事业和经济的发展。

1996年，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立，各地方随即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或科教兴省（区、市）领导小组，截至1997年6月，全国共有26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成立了科技领导小组。据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已有20多个省、200多个城市，制定了以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计划。中央表彰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

1999年9月18日，金秋时节，秋高气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央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在北京召开。

当天下午，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新整修过的人民大会堂显得更加雄伟壮观。大礼堂主席台上方悬挂着醒目的大会会标，主席台后方竖立着10面红旗，主席台前摆放着让人赏心悦目的鲜花。

大礼堂三楼眺台上悬挂着巨型横幅：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15时，大会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这次大会上作出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

朱�基总理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说：

在新中国50年的光辉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

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大力协同，无私奉献，勇于攀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最后，朱�基说：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学习，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

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23名科技工作者每人一枚由515克纯金制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神情庄重地走到主席台正中，为获奖人员颁发奖章和证书。

此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江泽民亲切地与获奖人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少先队员把一束束鲜花献给这些为祖国作出突出贡献的功臣们。

这次表彰大会的召开，起源于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的一个建议。聂荣臻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始走向辉煌的。

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聂荣臻的百年诞辰。聂力说：“这个时候，我很想替父亲做点事情，更想替国家做点事情。想来想去，我想到，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如果能够大张旗鼓地表彰一批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借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它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1999年5月4日，聂力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央表彰两弹一星元勋。聂力把这份建议书呈交中央书记处。不久，中央书记处召集有关部门认真讨论后，确定了受奖人员名单。这充分显示出中央对科技的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关怀。科技攻克三峡工程技术难题

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宜昌三斗坪举行的三峡工程开工典礼上宣布：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在世界第三大河流上构筑世界第一大坝，炎黄子孙的千秋伟业让世界瞩目三峡。

“工程规模亘古未有，技术难题世所罕见，中国人行吗？”曾经有人担忧，有人怀疑，甚至有人预言三峡工程建设将止于关键技术难题。

位于长江南岸的导流明渠，是在三峡工程大江截流后6年时间内长江的主要通道，承担江水过流和非汛期通航任务。

导流明渠全长约3�4公里，底宽350米，一般水深20多米。导流明渠可以安全渲泄100年一遇、流量为每秒8�37万立方米的长江洪水。

导流明渠在５月１日破堰进水，由于每年6至9月处于长江汛期，江水含沙量大，而大部分长江水流仍从主河床下泄，明渠内流速较小，致使一些泥沙在明渠沉淀下来。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主管技术工作的副总经理王家柱说：

导流明渠出现淤积属正常现象，这种淤积是局部的，它不会影响正常通航，更不会造成任何生态问题。

1996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的各项工作按计划顺利推进。

建成于1994年的三峡截流试验场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截流模型长60米，宽30米，按１比80的比例，模拟了从上游茅坪溪渡口到下游东岳庙长近５公里的长江河段形态。

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是当时世界上截流水深最大、流量最大的截流工程。独立承担三峡大江截流模型试验的长江科学院，进行了数百次常规实验和专门实验，提交重大科研、试验报告10份，为有关部门决策提前实施大江截流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截流顺利进行，试验场里的几十名技术人员尽管没有在截流现场，可大家已参加了无数次“截流大战”了，原来，他们是用模拟系统进行试验。

试验负责人饶冠生说：

模型试验同步跟踪大江截流施工进度，进行模型试验。截流施工现场进占时，截流模型都同时按比例进占，为及时解决截流现场施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提供了重要数据和方案。今年大年初一，技术人员守在这里参加“截流大战。”

模型试验场随时与前方施工现场指挥部“对话”。在试验场内的计算机室里，一位技术人员演示了新开发的“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计算机三维仿真系统”，然后通过电脑网络调用了当天施工现场龙口戗堤进占、抛投料及截流水文水情资料等最新数据。

这位技术人员说：

模型试验所得的有关资料也通过电脑网络随时传到前方施工指挥部，试验场里的科研人员能及时根据截流施工现场出现的情况进行模型试验，施工单位也能随时了解模型试验的情况，并根据模型试验情况提出现场施工指挥方案。

当时，三峡工程已完成土石方开挖填筑1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312万立方米，一期工程所有主要建设项目都已达到既定目标，工程质量满足了设计要求，静态投资和动态投资都控制在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的预测范围内。

到后来的2002年11月6日，长江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胜利合龙。

2005年，巍峨大坝巨龙卧波，三峡建设者以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胆略和智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科技成果：10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成果奖，200多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累计创造和使用各类专利技术700余项，其中100多项技术成果为三峡首创，突破了世界水电工程建设中未能解决的一系列难题。

在2006年春节前夕，走在壮观的大坝坝顶，葛洲坝集团三峡指挥部负责人，对当年大江截流中科技创新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仍记忆犹新。三峡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人总结说：

因为世界第一，所以三峡的许多难题全世界都没有现成答案。自主创新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是三峡工程的灵魂和基础。

在当时，截流最大水深60米，最大流量每秒11600立方米，超过了美国达勒斯工程和巴西伊泰普工程，加之河床厚达20米的淤砂层影响截流围堰的基础稳定，被我国水电泰斗张光斗先生称为“三峡成败的关键，世界最艰巨的水电工程”。

为此，全国最权威的截流专家会聚于此，经过反复计算和试验，形成了“预平抛垫底，上游单戗立堵、双向进占，下游尾随跟进”的创新施工方案。

这个方案在世界截流施工中首次将GPS全球定位仪、无棱镜反射全站仪等先进技术用于引导截流抛投，施工程序清晰明了，技术保障措施完善，成就了大江截流这一惊世壮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踏访十里工区，从工程设计、施工到建设管理，人们到处可以领略到科技创新的威力与神奇。

大坝左岸，正在繁忙迎送春运船舶的五级船闸，当年是一群坚硬的花岗岩山峰。在这样的地方开挖深达百米的峡谷，要面对高边坡直立墙开挖、薄壁衬砌墙浇筑等众多世界级施工技术难题。

武警水电部队官兵与专家反复试验上千次，成功探索出光面爆破、预裂爆破、微差爆破等爆破新技术，并在薄壁混凝土单侧滑框倒模施工工艺及设备、铜止水平面接头成型装置等领域取得4项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官兵们依托这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成功劈开18座花岗岩山头，浇出与设计误差不到1‰的混凝土薄壁衬砌墙，将世界最大的船闸人字闸门精确安装就位，确保工程按期竣工并节约资金500多万元

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三峡成为我国水电工程及相关行业科技工作者，联合攻关和大显身手的舞台。

全国先后有2000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参与工程勘探、设计、施工和新设备、新材料等方面的科技攻关，数以万计的泥沙、航运、水文、地质、水工、施工、建材、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生态环境等学科和专业的科技人员，投身相关实验和研究工作。仅当时，近两年取得的各类研究成果就有2000多项。

在工程建设中，还走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陆佑楣、张超然等一批水电科技创新的杰出人才，为全国各大水电工程培养、输送了数百名年轻有为的技术和管理专家。

入夜的三峡工地，施工单位开办的几所职工夜校的灯光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里，学习和创新不再是领导和技术人员的“专利”，而是广大职工的共同追求。正是广大建设者的自觉参与和良好的创新氛围，构成了三峡工程不断创新和前进的坚实基础。

自从三峡工程施工以来，每年都有新技术、新工艺、新专利等创新成果诞生，连续刷新了年混凝土浇筑量、年安装投产机组总容量、年机组有效利用率等多项世界纪录，被国家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监督组评价为“工程施工质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同时，三峡工地还成为国际水电技术的研讨基地和许多国家参观、学习的样板。西气东送掀起勘探科技高潮

1998年7月16日，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周永康，给朱�基、吴邦国、温家宝写信，建议把西气东输列入国家重要基础建设项目之一。

周永康在信中写道：

家宝副总理、邦国副总理及�基总理：

你们好！我完全赞成�基总理在昨天反走私工作会上提出的国务院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快国内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这不仅仅是解决当前以内需促发展的问题，而且更是增强国力、长治久安的战略性的大举措。

受到鼓舞，我提一条建议供参考。

根据我国这几年天然气勘探形势的发展，建议把横跨我国西东天然气干线和局部地区管网也列入重要的基础建设项目中。

……

其实，关于我国西气东输开发利用规划和战略研究工作，早在1996年就开展并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在此期间，专家学者们主要完成了《我国天然气开发利用战略研究》、《我国西部天然气开发利用研究》、《从俄罗斯及中亚地区进口天然气研究》等长远性研究课题。

当时，在西部进行勘探工作的科技人员，不辞辛劳，用高科技攻关难题，取得了巨大成就。

1996年，勘探工作陷入失利境地。西气东送的决策单位会战指挥部毅然决定：

大打勘探进攻仗，对南天山山前开展大规模的科技攻坚，连续攻坚到2000个，不攻下南天山勘探难题绝不收兵！

1997年4月16日，会战指挥部召开科技攻关誓师大会。指挥邱中建作为这场战役的主帅，下达攻关战役动员令：

下大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集中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攻克“前陆盆地高陡构造油气藏勘探”这道世界级难题。

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周永康，对这一大规模科技攻坚战役给予大力支持。他认为1997年塔里木油气“科技攻关年”打得不错。

周永康鼓励说：“科技攻关不能只打一年，先把3年摆出来，连续打3年，从1998年到2000年。我们确实遇到了世界级难题。”

1998年元旦刚过，克拉2井出现异常情况，井钻到3053米至3063米井段，井上综合录井仪出现气测显示，泥浆槽面出现气泡，集气可燃。

会战指挥部立即决定对克拉2井进行中途测试。1月20日，克拉2井测试放喷。在南天山地层深处潜伏了亿万年的“气老虎”在农历虎年到来的前夕，咆哮出世。

就在克拉2井中途测试获重大发现不久，南天山山前喜讯不断。玛2井、玛4井、玛3井、玛5井、玛401井均获高产天然气流。

1997年，周永康与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交谈。徐匡迪希望中国石油能早日给上海每年提供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以解决上海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

随后，周永康向朱�基副总理汇报了将西部天然气输往上海的设想。朱�基非常支持，要求中国石油抓紧做，认为管道运输天然气还是划算的。

1997年12月20日，周永康在塔里木盆地勘探扶座谈会上，向塔里木天然气勘探提出要求：3年内找到天然气5000亿立方米。

从1989年至1997年，塔里木盆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1500多亿立方米，再加上1998年9月17日克拉2气田的天然气控制储量，和沙漠腹地玛扎塔格山前的和田河气田，找到的天然气储量已经逼进5000亿立方米的目标。神舟系列飞船发射成功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酒泉卫星发射控制中心指挥大厅里传来零号指挥员的声音：“1分钟准备！”

零号指挥员开始读秒：“10、9、8、7……3、2、1，点火！”

橘红色的火焰从火箭尾部急速喷射出来，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声，火箭携带着“神舟1号”飞船迅速升空，呼啸而去。发射场上，观看的人群发出激动人心的欢呼声。

1999年11月23日，在太空飞行14圈，经过了飞行考验的“神舟1号”飞船返回舱被运送到北京。

第二天，江泽民看望参加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科技人员并讲话。江泽民表示，中国“神舟1号”发射成功了，中国还会继续发射“神舟2号”、“神舟3号”、“神舟4号”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实现中国的载人航天，月球上也将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神舟1号”发射成功后，中国加紧了神舟系列的研制步伐。

2001年1月10日1时0分3秒，新型长征2号F捆绑式火箭，载着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神舟2号”飞向太空。

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5次飞行，也是继1996年10月以来，中国航天发射连续第23次获得成功。

中国首次在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领域的实验，其中包括：进行半导体光电子材料、氧化物晶体、金属合金等多种材料的晶体生长；进行了蛋白质和其他生物大分子的空间晶体生长；开展了植物、动物、水生生物、微生物及离体细胞和细胞组织的空间环境效应实验等。

这次航天飞船发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二次飞行试验，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向实现载人航天飞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2002年3月25日22时15分，“神舟3号”发射升空，这是一艘正样无人飞船，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状态完全一致。

这次发射试验，运载火箭、飞船和测控发射系统进一步完善，提高了载人航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飞船上装有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理信号设备以及形体假人，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在太空中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这次发射，逃逸救生系统也进行了工作。

这个系统是在应急情况下，确保航天员安全的主要措施。飞船拟人载荷提供的生理信号和代谢指标正常，验证了与载人航天直接相关的座舱内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

2002年12月30日0时40分，“神舟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火箭点火升空10多分钟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这次除了大气成分探测器等19件设备已经参加过此前的飞行试验外，其他的空间细胞电融合仪等33件科研设备都是首次“上天”。

一场筹备了10年之久的两对“细胞太空婚礼”也将在飞船上举行，一对动物细胞“新人”是B淋巴细胞和骨髓瘤细胞，另一对是植物细胞“新人”黄花烟草原生质体和革新一号烟草原生质体。专家介绍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细胞在融合液中的重力沉降现象将消失，更有利于细胞间进行配对与融合这些“亲热举动”，此项研究将为空间制药探索新方法。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神舟5号”在亿万中国人瞩目中成功发射，除了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外，“神舟5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内，还搭载有一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国旗、一面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旗、一面联合国国旗、人民币主币票样、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纪念邮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纪念封和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农作物种子等。

2005年10月12日9时0分0秒，“神6”升空，“神舟6号”起点很高，飞船具有承载3名航天员的能力，航天员返回后，轨道仓可以在无人值守的状态下，作为卫星继续利用半年，甚至可以在今后进行交会对接实验。

“神7”于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04秒成功升空，“神7”飞行员是：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

从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到敦煌壁画上曼妙的飞天形象，中国人始终不曾忘记实现自己的太空梦想。早在600年前，明代的万户就乘坐自制火箭进行了人类史上最早飞向太空的尝试。但直到2003年10月，“神舟5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首飞成功，中国人才真正实现叩访太空。

2005年10月，随着费俊龙、聂海胜两人多天的太空飞行，中国航天员的活动范围从飞船返回舱扩大到轨道舱。

到了“神舟7号”，中国航天员终于穿着中国研制的“飞天”航天服，步出飞船，把中国人的足迹首次印在了太空之中。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科学的春天》方新等编著科学出版社

《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路甬祥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

《共和国的记忆》李庄主编人民出版社

《请历史记住他们》科学时报社编暨南大学出版社

《创造奇迹的人们》柏万良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

《科学发明故事》颜煦之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家发明家的故事》李少元赵北志主编金盾出版社

《时代楷模》朱新民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国的新革命》凌志军著新华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科教实录》岳庆平等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追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吴明瑜著《财经》杂志2008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