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25 11:02:01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从此成为“希望工程”的一部分。

●“希望小学”不仅给那些已经辍学的“小牛娃”、“小猎枪”带来福音,同时,也让那些贫困山区的群众看到了希望。

●一位哑巴母亲,在村里逢人便比比划划、咿咿呀呀,高兴地向别人“述说”着什么。原来,她的儿子也被“希望工程”确定为救助对象了。

● 爱的延续

中央关怀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受到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希望工程”4个大字,成为“希望工程”的一部分。

那是1990年5月初,共青团中央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刚刚实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题名。共青团中央盼望敬爱的小平同志以他在全国人民心中崇高的威望来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没想到,几天以后,共青团中央就收到了小平同志的题词。拿着那张还散发着墨香的字幅,看到小平同志挥洒苍劲的书法“希望工程”,他们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

好多年来,小平同志亲笔书写的“希望工程”4个大字,像明灯一样高悬在共青团中央心头,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她使“希望工程”有了如天的辉煌。

后来,邓小平的题字手迹出现在“希望工程”的种种活动之中,即使是贫困地区刚刚入学还不识字的孩子和他们的文盲父母,也能认得邓小平的行书手迹,他们认定,邓小平推动的“希望工程”定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希望。

此外,邓小平曾两次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样高度重视和关怀我国少年儿童的成长。江泽民为“希望工程”题词:

支持希望工程,关心孩子成长。

1994年3月31日,江泽民委托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实施“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送来一笔捐款,用于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

国家总理李鹏也给“希望工程”题词:

希望工程,救助贫困,兴学利民,造福后代。

从中南海到地方,许多党政领导都以普通党员、公民的身份,以实际行动支持“希望工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那长长的捐款名单上,记录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江泽民、李鹏、朱�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李先念、杨尚昆、陈云、万里、王震、薄一波、刘华清、乔石、邓颖超、宋平……

建立第一所希望小学

伴随着“希望工程”的实施,一所所“希望小学”也应运而生。“希望小学”不仅给那些已经辍学的“小牛娃”、“小猎枪”带来福音,同时,也让那些贫困山区的群众看到了希望。

1990年5月19日,在安徽全寨发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

当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将在金寨县南溪镇举行落成典礼的消息传开时,山乡群众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翻山越岭,一大早便纷纷从库弯岭铺赶来了。

原南溪镇中心小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却一直借用彭家祠堂的大殿当教室。年久失修,雨季,外边大下,殿内小下;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竟飘落在孩子们的课本上。一根根大柱子挡住了孩子们的视线,为了看清黑板上的字,他们不得不歪着身子,拧着脖子。一堂课下来,脖子拧酸了,眼睛也看花了。

5月里,天边飘来一朵吉祥的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定救助金寨县的五百名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并创办一所“希望小学”。

如今,两座漂亮的教学大楼取代了旧日的祠堂大殿。宽敞明亮的教室,整齐划一的桌椅,电教室、教研室、图书阅览室……在这个小镇上,一切都显得格外气派。

德高望重的徐向前元帅,临终前还挂念着这个大别山区的小学堂。高悬在校门拱门上的大理石校匾上“金寨县希望小学”7个金色大字,就是他老人家的墨宝。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洛桑在落成仪式上说:

创办“希望小学”,是“希望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共青团着眼未来,服务社会,造福后代所办的一件实事。“希望工程”体现了共青团为人民服务,为青少年服务的宗旨,是利国利民,为国分忧,造福后代的实际行动。

金寨县委副书记廖荣焕表示,一定把金寨的这所“希望小学”办好,振兴金寨的基础教育。

最兴奋的要属那20名被救助的学生。五年级1班的林娟同学站在人群中,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这位多次被评为“三好生”的好孩子,却因家里困难而失学。“希望工程”救助了她,她学习更勤奋了。从家里到学校要爬一座山,可她从来是风雨无阻,连一次也没迟到过。期终统考,她语文得了110.9分,列全乡第一名。

据县“希望工程”办公室统计,全县被救助的500名孩子,其中276人已走进了“三好生”的行列。

大别山注视着这一幕,欣慰地笑了,它预感到五年或是十年之后,这里将要发生更大的变化……

第一个受益的学生

张胜利非常伤心地哭了,眼泪顺着他瘦黄的脸颊滚了下来。他不能去上学了。

这位当时读小学三年级的13岁孩子,从没见过高楼大厦,没玩过玩具,没看过电视。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多幸福,没个比较,自然不知道自己过的日子有多苦。他的唯一愿望和乐趣只是想读书。

我们先来看看他生长在怎样的环境中吧!

桃木疙瘩村坐落在远离滦源县城100多里地的韭菜山上,大山隔绝了人类的文明,隔绝了现代化。全村8户人家30来口人,人均收入不到100元,一年打下的粮食不够吃3个月,过着极为贫寒的日子。

张胜利一家6口,父亲去年有病,母亲是个哑巴,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穷得除了一只缺了口的水缸,一铺土炕和一方泥垒的锅台,再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什。

每学期,父母亲都要为孩子的10来元学杂费而操心。张胜利很懂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什么活儿都干。他甚至把家里人的指甲和头发攒起来拿去卖,可那能值几个钱?

在年初,父亲把张胜利叫到了炕前,对他说;“孩子,你念不念书以后也是当农民,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你就别念了吧。”

张胜利哀求道:“爸爸,你就让我把小学念完吧,我实在是太想念书了。”

父亲火了,一巴掌打了过去;“这么大了,你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张胜利流着眼泪说:“爸爸,你打吧,你怎么打都行,就是书千万千万还让我继续念下去。”

早晨,父亲见他掖着书包往外走,便一把夺过书包扔到灶膛里。张胜利死命从火中抢出了书包,哭着说:“爸爸,我要读书,我要上学!”

放学后,张胜利再也不敢把书包背回家,只得把它寄放在姨家。

或许意识到自己快不能读书了,他悄悄给曾经两次到山上来过的县政协车志忠副主席写了封信:

车爷爷:

您好!

您家里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因为家里穷,供不起我上学了。可我还想上学,念出书来像您一样做个为国争光的人!

张胜利

4月,父亲病逝;没过多久,母亲改嫁。

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张胜利的肩上,挑呀挑呀,实在是挑不动了。没有办法,只好把二弟送给了外地人,把三弟和小妹妹放在哑巴六叔家寄养。

张胜利终于没有逃脱失学的命运。他每天去帮邻居干点杂活儿,换口饭吃。

张胜利一失学,三年级只剩下一个吕成山,吕成山也没法念下去。这期间,因为家庭困难,又少了7个孩子。村小学只能关门了。

离开了教室,不能读书,张胜利像个木头人似的,整天没精打采。那天中午,在山上放羊时遇到了吕成山,两个小伙伴说着说着又不禁泪流满面。

“成山,你说车爷爷收到我的信了吗?”张胜利问。

吕成山说:“信肯定会收到的。”

“那为什么车爷爷不来救救咱们?”

“爷爷是县里的大官,可能是每天太忙了,顾不上咱们。”

他们俩不知道车爷爷正为他们在到处奔波、八方呼吁;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专门为改变穷孩子命运的基金会成立了。

终于,几位大哥哥、大姐姐到山上来了,说是来搞什么调查的。山下还传来消息,说北京的“希望工程”要救助他们。

消息并没有错,1989年10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做出决定,对桃木疙瘩小学进行资助。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根据其宗旨,通过筹集资金,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并决定对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小学给予资助。

决定如下:

一、对张胜利等八名学生颁发资助就读证,由我会负担他们小学期间每学期的书本及杂费;

二、为张胜利等十三名学生免费提供每人一套运动服和学习用品;

三、为桃木疙瘩村小学购置部分教学设施和用具。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989年10月

这一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郗杰英、办公室主任顾晓今、涞源县县长、教委主任、团县委书记,都亲临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参加“资助就读证”的颁发仪式。

对于张胜利来说,这个日子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转折点。他在失学一年之后,又重新拿起了书本。

张胜利穿着那套基金会刚刚发给的天蓝色运动服,在《资助就读证》的颁发仪式上,代表11名失学儿童发言。这之前,老师已经帮他准备好了发言稿,他也背得烂熟。但是,面对眼前伯伯、叔叔、大哥哥、大姐姐一双双热切、关怀的目光,他激动得什么都忘了。

想了好一会,张胜利才说了句:“今天,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我又可以上学了。”

从这一天起,将会有越来越多像张胜利一样因为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新获得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永远不忘希望工程

徐祖林怎么看都不像18岁:身高不到1�60米,瘦瘦的,清秀的脸上忽闪着一对漂亮的大眼睛,微笑时,眼里的稚气如放飞的小鸟。可这个“精致”的小伙子差点儿成了砍柴郎。

当年,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哭着喊着要读书;今天,他的胸前终于佩带上了大学校徽。帮他圆梦的是一个又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人。

2000年9月,徐祖林将代表中国230万“希望工程”受助生赴悉尼参加“奥运青年营”,他的肖像将印在澳大利亚邮政发行的奥运会纪念邮票附票上。

徐祖林为拍肖像照片来到北京。那一刻,这个不幸的孩子感觉幸运无比:“是‘希望工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长这么大,徐祖林最伤心的是离开课堂。1992年,小祖林被迫辍学时哭成了泪人。当时他读小学四年级,不仅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还得过九江地区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第一名。

他家住山西省修水县港口镇星桥村,是有名的革命老区,也是有名的贫困地区。徐祖林一家6口靠两亩多地维持着清贫的生活。

1991年,小祖林的爸爸精神失常走失。次年,妈妈不堪贫困折磨远嫁他乡。可怜的祖林兄妹被抛给了年迈的爷爷奶奶。小祖林10岁不到就得上山砍柴,下地种田。祖林一次又一次拉着爷爷的衣角哀求:“让我回去读书吧!”而爷爷除了两行老泪不能给他任何回答。

于是,懂事的祖林便白天拼命干活,晚上腾出时间坐在小油灯下自学功课。他天天盼着阴天下雨,那是不用下地的日子。逢此,小祖林便飞奔到学校,偷偷躲在教室的窗户下听课。而每次听完课,无情的雨水都淋透他的衣衫。

1992年9月的一天,原来的老师来到祖林家,告诉他:明天就可以重返课堂了。祖林愣了十几秒,突然放声大哭,扑到老师怀里一遍遍问着“真的吗?”

祖林后来知道,是省委一位机关干部资助了他。他暗暗发誓:一定好好学习,对得起资助自己的好心人。

1993年9月,小祖林以全乡最高分升入初中。那一年,江西省青基会为他提供了“希望工程”特别奖学金,南昌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干部刘丽也与他结成对子。

小祖林一直保留着刘丽阿姨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刘阿姨在信中勉励他好好读书,并承诺“只要能考上高中、大学,我就供到底。”

从此,祖林每天最早一个到达课堂,最后一个离开教室。而此时,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这个本来就瘦小的男孩面黄肌瘦,终于有一天晕倒在课堂上。

刘丽得知后痛心不已。以后,除定期寄钱外,还经常寄来大量食品、衣物和生活用品。祖林高考后,刘丽专程从南昌赶到祖林家,帮他估分、报志愿。

祖林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刘丽阿姨给了我超越血缘的母爱。”

1998年,祖林被中国青基会评选为“希望之星”。途经南昌,他特意来到刘阿姨家。一见面,刘丽一把将他揽在了怀里。那天,祖林在刘阿姨家吃了饺子,和刘阿姨的儿子睡在一个被窝儿里。

那些年,甚至连祖林也记不得有多少人像刘丽阿姨一样帮助过他,但他清晰地记得,从小学到大学,他的面前伸过来过一双又一双温暖的手。

祖林最终选择了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他说:“家乡穷,就因为太缺少人才。我毕业后要回乡带领乡亲们致富,也报答帮助过我的好心人”

北京只几天时间,祖林还随身带着英语书。他觉得自己的口语不够好,而老师评价他“口语成绩只不过不是第一而已”。可祖林极其认真:“我这次出去不仅代表中国,而且代表‘希望工程’。”

祖林还有一个小秘密:“我要用英语问外国人:知道中国的‘希望工程’吗?”

感激不尽的受助者

我又可以念书啦!我又可以念书啦!

一个纯真稚嫩的声音在山村里回荡着。

这个声音是安徽宿松县一位叫朱人水的失学少年发出的。当他领到“希望工程”“资助就读证”时,激动得非用喊得方式表达出来不可。看到这一情形的老乡们都为他感到高兴。

朱人水的父亲病逝后,母亲改嫁,他只好被伯父寄养。伯父是个孤寡残疾人,住在一间破草屋里,屋里一张旧木床,蚊帐、被子已是破烂不堪。

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根本没有钱念书。十分渴望上学的朱人水,经常在山坡上砍柴经过学校时,小心躲在窗户下听老师讲课文。当下课铃敲第一下时,他就赶快离去,担心被别人笑话。他连做梦都想着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上课。

现在,日夜盼望盼的愿望成为现实,他能不万分激动吗?

一位哑巴母亲,在村子里见到人就不停比划、咿咿呀呀,兴奋地向别人“述说”着什么。村里人后来才知道,她的孩子也被“希望工程”指定为救助对象了。

孩子那身残断臂的父亲真心实意地说:“如果不是好心人帮我一把,哪一天我家才有出头之日?伢子能念书,不容易啊!愿菩萨保佑那些捐钱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阿姨长命百岁!”

云南省墨江县玉碧村,村里有2000余人,近一半都没上过学,每10个适龄儿童中有4个读不成书。村民们每天辛勤劳动所得的钱只够买一支高档香烟。

但是,贫穷并未扑灭村民们对于知识的渴求。瓦那社18岁的罗永明既当兄长又当“父母”,他担起了养育4个弟妹的重担。自己经常穿件剩下半截的烂衣服,却说:“当牛当马也要供弟弟妹妹读书。”偏伞村的陶志荣临终前嘱咐妻子:“吃树皮也要让两个娃娃读书,我们穷就穷在不识字上。”

2001年9月19日,蒙蒙细雨,1000多名村民来到学校操场,他们等待着一个严肃时刻的来到:团县委代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村里的50名失学儿童颁发《资助就读证》。

一位妇女拖着虚弱的病体走了10里山路赶来了,她说:“北京送钱来帮助我的孩子上学,我就是爬也要爬来。”

50名衣衫褴褛的孩子非常整齐地站在那里,他们的眼睛里都闪烁着一种希望之光。

7岁的哈尼族小姑娘李四�腼腆地拉着团县委书记刘春的衣襟说:“想上学,没有钱。”刘春亲切地告诉她:“共青团供给你。”

李四�接过《资助就读证》时哭了,其他孩子接过《资助就读证》时也都哭了起来,不过,他们流下的是幸福的眼泪。

玉碧村人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翻腾流淌的墨江水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2002年“六一”儿童节,广西平果县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收到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团委寄来的一张4000元的汇款单及一封非常热情的来信。信中说:

这4000元是本公司职工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献出的一份情……

大连石化工程公司为什么从遥远的北方给平果县失学儿童捐款呢?这里边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小故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贫困的平果县定为全国实施“希望工程”试点县以后,250名失学少年重新拿起了书本。

海城乡拥良小学曾经3次失学的方元军同学拿到《资助就读证》时,开始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进不了学校的大门了。

当晚,方元军怀着激动之情,给救助自己的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女职工刘淑兰写了一封真情流露的感谢信。在信中,方元军把刘淑兰称为“妈妈”,表示要好好学习,以优秀的成绩来报答“妈妈”的恩情。

刘淑兰收到信后,感慨万分,她没有想到自己只尽了一点微薄之力,人家竟如此感激自己。从此,她把方元军看作自己的“儿子”,在生活和学习上不断给予关心和帮助。而方元军也很争气,他也知道上学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很用功。

2002年3月15日,北方的“妈妈”决定亲自到平果县看看南方的“儿子”。公司领导得知刘淑兰这一举动后,十分赞赏,特地派了一名女同志和一名宣传干事陪同,《大连日报》社听到消息后,也派了记者随同采访。

19日,拥良小学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刘淑兰的到来。方元军一眼便“认”出了“妈妈”,他跑上前去,腼腆地叫了一声:“妈妈”,便泪流满面再不知说什么好。刘淑兰也百感交集,她边擦泪水边说:“今天大家都高兴,不哭了、不哭了。”

刘淑兰一行在平果县住了5天,深刻体会到了老区人民的贫困,看到了山区孩子上学的困难,他们是流着眼泪回去的。

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团委将这件事在公司内作了广泛的宣传,引起了广大职工的同情心。“希望工程”像一根银线,把大连石化和广西平果县连在了一起……

爱是不能忘记的。

广西平果县新安乡“希望工程”实施领导小组在感谢信中满怀激情地说: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代表全乡46000人民以及82位享受“希望工程助学金”的失学孩子,向你们和所有为救助失学孩子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我们一定按照你们的要求,把资助的钱管好用好,为培养祖国的未来作出贡献,同时,我们还要千方百计作出努力,不让在校的学生再度失学,以不辜负你们和广大捐赠者的希望。

走进受助儿的心灵

“希望工程”从1989年到2009年走过了20年的历程。它帮助了许多贫困人们的后代改变了命运,引起了社会包括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促进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20年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还记得张胜利吗?“希望工程”捐助第一人,他后来成为了小学副校长。

张胜利当初根本就没有想到,当年他写的一封信,竟然掀起了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改变了全国300多万贫困儿童的命运。

随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寻访希望工程20年”公益活动,记者走进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记录张胜利现当的生活,回忆当年的故事。

1988年9月,12岁的张胜利失学了。

“父亲病重,妈妈智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回忆当初,张胜利潸然泪下,“我想去念书,父亲不让去。”

跟张胜利一起因贫穷而失学的,还有同村的伙伴吕成山。他们每天上山砍柴,然后背到附近的东团堡乡上去卖,换回家里需要的油盐酱醋和玉米棒子。

“在失学的两个星期里,我天天想的还是上学,吕成山跟我一样。”张胜利说,“有一天,我们突然想起县里来的一个姓车的大官,他曾经对我们说只要好好学习,将来他供我们上中学、上大学,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幼小的张胜利眼里,县城来的“大官”应该是说话算数的。带着冲动又怀着试试看的心态,两个小伙伴商量了半天,决定由语文比较好的张胜利起草“求助信”。信只有一页纸,不到200字,但从起笔到誊写完,却花去了半天时间。

第二天,怀揣着这封只有一张纸的信,背着跟往常同样重的50多斤柴,张胜利竟然没有以往的沉重感,走得比平时更快。“少用了半个小时,急着想把信寄出去。”张胜利说,“当把柴一卖出去,就买了8分钱的邮票将信寄出去了。”

信寄出去了,张胜利的生活依旧失学在家,每天上山砍柴帮家里度日。

这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他人,弟弟妹妹投靠奶奶。而张胜利作为家中的长子,却因父亲欠债问题被叔叔赶出家门,不得不靠乞讨过着流浪的生活。

但张胜利仍然企盼,企盼“大官”说话算数。

1989年10月17日,张胜利说一辈子忘不了这一天。他收到了县里的通知,说是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资助了。

“当时受到资助的孩子总共13个,其中有12个是桃木疙瘩村的,我和吕成山都是。”张胜利有点激动,“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有书读了。记得当时,我和吕成山高兴得来回跑,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

心情异常激动的两个小伙伴发誓秘密约定:将来念书成了,张胜利回乡搞教育,吕成山回乡搞经济。张家口农专毕业的吕成山在当地一个偏远的乡当副乡长。

更让张胜利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封信点燃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调研的一个项目:希望工程。

1989年10月31日,“希望工程”正式启动。随着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的大眼睛苏明娟、声嘶力竭喊出“我要上学”的大鼻涕胡善辉、圆圆的脑门皱着眉头的“小光头”张天义等感动人心的照片被媒体广泛传播,全国掀起了“捐资助学”风暴。

从1989年到2008年底,“希望工程”成立20年共获得捐款超过53亿元人民币,面向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资助了338万多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继续学业,资助了1�5444万所乡村小学改造危旧校舍,建成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也因此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启动最早、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成效最显著的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已经扩展到救助农村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学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大学生等。

重返校园的张胜利学习十分用功,在各级基金会的帮助下,他读完了小学、初中。1995年8月,中国青基会实施教师培训计划,张胜利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

1997年6月,张胜利从师范学校毕业。到底是留在繁华的上海,还是去富裕的浙江温州,抑或是返回贫穷的桃木疙瘩村,同学们在劝说,张胜利也在抉择。

大城市上海和经济发达的温州,加上同学答应的帮助,这些都诱惑着张胜利,毕竟人要往高处走。但是张胜利说他的决定一点不复杂,因为他为了人生的一个承诺,也为了回报社会。

回忆起当初自己充满灵性的最终决定,张胜利说还源于一次特殊的出国经历,他回忆说:

1996年,我去过一次美国,过海关的时候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和日本人都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但是过海关的时候美国人显然对日本人松对我们紧,当时我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这也坚定了我毕业后一定要回到家乡搞教育的决心,因为山沟里穷,主要还是教育上不去,我有责任、有义务帮村民和孩子开阔视野。

当张胜利再次走进桃木疙瘩村小学教学点,当第一脚踏进破败的校门时,他有点激动。第一节课,他给学生讲了“希望工程”:从1989年如何成立到“希望工程”如何资助穷孩子上学等。

但是,当面对学校全部的、也是仅有的3名学生时,他着急了:“我决定把失学的孩子找回学校来。”

后来,张胜利挨家挨户给失学在家学生家长做思想工作,通过自身命运的改变告诉家长,上学跟不上学就是不一样,对家里有经济困难的,他承诺解决。

有一次,张胜利从桃木疙瘩去流水沟,从8时出发一直走到13时多,翻山越岭迷路后才找到一个失学孩子家。孩子家长勉强答应了,张胜利则趴在桌子上累得睡着了。

“从1998年开始,我就不用再找失学的孩子了。”张胜利说,“因为,我一边找孩子一边宣传‘希望工程’,家长都知道‘希望工程’管孩子吃管孩子住,所以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了。”

也是从返回家乡的那一年起,张胜利开始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帮助家乡的穷孩子。目前,经过他的牵线搭桥,300多人次的贫困孩子得到了资助,还建了3所希望小学。

后来,张胜利担任涞源县东团堡乡中心小学副校长。2009年7月17日,冒着大雨,他带着记者参观他的学校:葱郁的树木、盛开的鲜花、整洁的校舍、醒目的标语。

但是张胜利对此并不满足:一年级(1)班的教室是危房、这个教室的课桌椅老旧了、图书室的书虽多但适合孩子看的少、广播体操室的音响不行……“孩子们应当接受更好的教育,缩小城乡差异。”张胜利说,“目前,最想解决的是操场硬化问题和筹建多媒体教室。”

所谓学校操场很小,长度最多100米,上面裸露着小石子和黄土,胡乱生长着一些杂草。“学校没有活动场所,现有操场有安全隐患。”张胜利说,“农村孩子跟城市孩子一样,到学校不光是学习,也要体育锻炼。”

被列入急需解决的筹建多媒体教室,张胜利说这是唯一缩短城乡孩子差异的最佳途径。农村与城市距离的缩短,从远程教育上最便捷,要想很快地开拓农村孩子的视野,网络教学很重要。

对这两大项,张胜利做了预算:操场8万多、多媒体教室3万多。从此张胜利就为这两件事奔波着。

“也许有人会追问,当初我为什么不留在上海或者去温州。”张胜利说,“确实是,如果当初做了另外一种选择,生活肯定比现在更富裕,但有一种感觉没有受过‘希望工程’资助的人永远不懂,那就是贫困的孩子也应得到教育。”

张胜利说:“作为两届奥运会火炬手,我想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努力,把希望的火炬永远地传递下去,让更多的孩子懂得感恩、知恩图报。”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大眼睛的希望》张云雁著希望出版社

《托起明天的太阳》黄传会著作家出版社

《希望工程:苦涩的辉煌》黄传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记事》黄传会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点燃希望的火炬:希望小学老师眼中的希望工程征文优秀作品集》孔繁荣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希望伴我行:我与希望工程征文优秀作品集》陈伟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徐永光著述方立新王汝鹏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成长的希望―50名希望工程受助生追踪纪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三、爱的延续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从此成为“希望工程”的一部分。

●“希望小学”不仅给那些已经辍学的“小牛娃”、“小猎枪”带来福音,同时,也让那些贫困山区的群众看到了希望。

●一位哑巴母亲,在村里逢人便比比划划、咿咿呀呀,高兴地向别人“述说”着什么。原来,她的儿子也被“希望工程”确定为救助对象了。

● 爱的延续

中央关怀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受到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希望工程”4个大字,成为“希望工程”的一部分。

那是1990年5月初,共青团中央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刚刚实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题名。共青团中央盼望敬爱的小平同志以他在全国人民心中崇高的威望来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没想到,几天以后,共青团中央就收到了小平同志的题词。拿着那张还散发着墨香的字幅,看到小平同志挥洒苍劲的书法“希望工程”,他们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

好多年来,小平同志亲笔书写的“希望工程”4个大字,像明灯一样高悬在共青团中央心头,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她使“希望工程”有了如天的辉煌。

后来,邓小平的题字手迹出现在“希望工程”的种种活动之中,即使是贫困地区刚刚入学还不识字的孩子和他们的文盲父母,也能认得邓小平的行书手迹,他们认定,邓小平推动的“希望工程”定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希望。

此外,邓小平曾两次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

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样高度重视和关怀我国少年儿童的成长。江泽民为“希望工程”题词:

支持希望工程,关心孩子成长。

1994年3月31日,江泽民委托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实施“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送来一笔捐款,用于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

国家总理李鹏也给“希望工程”题词:

希望工程,救助贫困,兴学利民,造福后代。

从中南海到地方,许多党政领导都以普通党员、公民的身份,以实际行动支持“希望工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那长长的捐款名单上,记录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江泽民、李鹏、朱�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李先念、杨尚昆、陈云、万里、王震、薄一波、刘华清、乔石、邓颖超、宋平……

建立第一所希望小学

伴随着“希望工程”的实施,一所所“希望小学”也应运而生。“希望小学”不仅给那些已经辍学的“小牛娃”、“小猎枪”带来福音,同时,也让那些贫困山区的群众看到了希望。

1990年5月19日,在安徽全寨发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

当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将在金寨县南溪镇举行落成典礼的消息传开时,山乡群众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翻山越岭,一大早便纷纷从库弯岭铺赶来了。

原南溪镇中心小学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却一直借用彭家祠堂的大殿当教室。年久失修,雨季,外边大下,殿内小下;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竟飘落在孩子们的课本上。一根根大柱子挡住了孩子们的视线,为了看清黑板上的字,他们不得不歪着身子,拧着脖子。一堂课下来,脖子拧酸了,眼睛也看花了。

5月里,天边飘来一朵吉祥的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定救助金寨县的五百名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并创办一所“希望小学”。

如今,两座漂亮的教学大楼取代了旧日的祠堂大殿。宽敞明亮的教室,整齐划一的桌椅,电教室、教研室、图书阅览室……在这个小镇上,一切都显得格外气派。

德高望重的徐向前元帅,临终前还挂念着这个大别山区的小学堂。高悬在校门拱门上的大理石校匾上“金寨县希望小学”7个金色大字,就是他老人家的墨宝。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洛桑在落成仪式上说:

创办“希望小学”,是“希望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共青团着眼未来,服务社会,造福后代所办的一件实事。“希望工程”体现了共青团为人民服务,为青少年服务的宗旨,是利国利民,为国分忧,造福后代的实际行动。

金寨县委副书记廖荣焕表示,一定把金寨的这所“希望小学”办好,振兴金寨的基础教育。

最兴奋的要属那20名被救助的学生。五年级1班的林娟同学站在人群中,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这位多次被评为“三好生”的好孩子,却因家里困难而失学。“希望工程”救助了她,她学习更勤奋了。从家里到学校要爬一座山,可她从来是风雨无阻,连一次也没迟到过。期终统考,她语文得了110.9分,列全乡第一名。

据县“希望工程”办公室统计,全县被救助的500名孩子,其中276人已走进了“三好生”的行列。

大别山注视着这一幕,欣慰地笑了,它预感到五年或是十年之后,这里将要发生更大的变化……

第一个受益的学生

张胜利非常伤心地哭了,眼泪顺着他瘦黄的脸颊滚了下来。他不能去上学了。

这位当时读小学三年级的13岁孩子,从没见过高楼大厦,没玩过玩具,没看过电视。不知道山外的世界多幸福,没个比较,自然不知道自己过的日子有多苦。他的唯一愿望和乐趣只是想读书。

我们先来看看他生长在怎样的环境中吧!

桃木疙瘩村坐落在远离滦源县城100多里地的韭菜山上,大山隔绝了人类的文明,隔绝了现代化。全村8户人家30来口人,人均收入不到100元,一年打下的粮食不够吃3个月,过着极为贫寒的日子。

张胜利一家6口,父亲去年有病,母亲是个哑巴,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穷得除了一只缺了口的水缸,一铺土炕和一方泥垒的锅台,再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什。

每学期,父母亲都要为孩子的10来元学杂费而操心。张胜利很懂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什么活儿都干。他甚至把家里人的指甲和头发攒起来拿去卖,可那能值几个钱?

在年初,父亲把张胜利叫到了炕前,对他说;“孩子,你念不念书以后也是当农民,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你就别念了吧。”

张胜利哀求道:“爸爸,你就让我把小学念完吧,我实在是太想念书了。”

父亲火了,一巴掌打了过去;“这么大了,你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张胜利流着眼泪说:“爸爸,你打吧,你怎么打都行,就是书千万千万还让我继续念下去。”

早晨,父亲见他掖着书包往外走,便一把夺过书包扔到灶膛里。张胜利死命从火中抢出了书包,哭着说:“爸爸,我要读书,我要上学!”

放学后,张胜利再也不敢把书包背回家,只得把它寄放在姨家。

或许意识到自己快不能读书了,他悄悄给曾经两次到山上来过的县政协车志忠副主席写了封信:

车爷爷:

您好!

您家里今年打的粮食够吃吗?因为家里穷,供不起我上学了。可我还想上学,念出书来像您一样做个为国争光的人!

张胜利

4月,父亲病逝;没过多久,母亲改嫁。

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张胜利的肩上,挑呀挑呀,实在是挑不动了。没有办法,只好把二弟送给了外地人,把三弟和小妹妹放在哑巴六叔家寄养。

张胜利终于没有逃脱失学的命运。他每天去帮邻居干点杂活儿,换口饭吃。

张胜利一失学,三年级只剩下一个吕成山,吕成山也没法念下去。这期间,因为家庭困难,又少了7个孩子。村小学只能关门了。

离开了教室,不能读书,张胜利像个木头人似的,整天没精打采。那天中午,在山上放羊时遇到了吕成山,两个小伙伴说着说着又不禁泪流满面。

“成山,你说车爷爷收到我的信了吗?”张胜利问。

吕成山说:“信肯定会收到的。”

“那为什么车爷爷不来救救咱们?”

“爷爷是县里的大官,可能是每天太忙了,顾不上咱们。”

他们俩不知道车爷爷正为他们在到处奔波、八方呼吁;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专门为改变穷孩子命运的基金会成立了。

终于,几位大哥哥、大姐姐到山上来了,说是来搞什么调查的。山下还传来消息,说北京的“希望工程”要救助他们。

消息并没有错,1989年10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做出决定,对桃木疙瘩小学进行资助。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根据其宗旨,通过筹集资金,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并决定对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小学给予资助。

决定如下:

一、对张胜利等八名学生颁发资助就读证,由我会负担他们小学期间每学期的书本及杂费;

二、为张胜利等十三名学生免费提供每人一套运动服和学习用品;

三、为桃木疙瘩村小学购置部分教学设施和用具。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989年10月

这一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郗杰英、办公室主任顾晓今、涞源县县长、教委主任、团县委书记,都亲临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参加“资助就读证”的颁发仪式。

对于张胜利来说,这个日子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转折点。他在失学一年之后,又重新拿起了书本。

张胜利穿着那套基金会刚刚发给的天蓝色运动服,在《资助就读证》的颁发仪式上,代表11名失学儿童发言。这之前,老师已经帮他准备好了发言稿,他也背得烂熟。但是,面对眼前伯伯、叔叔、大哥哥、大姐姐一双双热切、关怀的目光,他激动得什么都忘了。

想了好一会,张胜利才说了句:“今天,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我又可以上学了。”

从这一天起,将会有越来越多像张胜利一样因为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新获得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永远不忘希望工程

徐祖林怎么看都不像18岁:身高不到1�60米,瘦瘦的,清秀的脸上忽闪着一对漂亮的大眼睛,微笑时,眼里的稚气如放飞的小鸟。可这个“精致”的小伙子差点儿成了砍柴郎。

当年,这个穷人家的孩子哭着喊着要读书;今天,他的胸前终于佩带上了大学校徽。帮他圆梦的是一个又一个素不相识的普通人。

2000年9月,徐祖林将代表中国230万“希望工程”受助生赴悉尼参加“奥运青年营”,他的肖像将印在澳大利亚邮政发行的奥运会纪念邮票附票上。

徐祖林为拍肖像照片来到北京。那一刻,这个不幸的孩子感觉幸运无比:“是‘希望工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长这么大,徐祖林最伤心的是离开课堂。1992年,小祖林被迫辍学时哭成了泪人。当时他读小学四年级,不仅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还得过九江地区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第一名。

他家住山西省修水县港口镇星桥村,是有名的革命老区,也是有名的贫困地区。徐祖林一家6口靠两亩多地维持着清贫的生活。

1991年,小祖林的爸爸精神失常走失。次年,妈妈不堪贫困折磨远嫁他乡。可怜的祖林兄妹被抛给了年迈的爷爷奶奶。小祖林10岁不到就得上山砍柴,下地种田。祖林一次又一次拉着爷爷的衣角哀求:“让我回去读书吧!”而爷爷除了两行老泪不能给他任何回答。

于是,懂事的祖林便白天拼命干活,晚上腾出时间坐在小油灯下自学功课。他天天盼着阴天下雨,那是不用下地的日子。逢此,小祖林便飞奔到学校,偷偷躲在教室的窗户下听课。而每次听完课,无情的雨水都淋透他的衣衫。

1992年9月的一天,原来的老师来到祖林家,告诉他:明天就可以重返课堂了。祖林愣了十几秒,突然放声大哭,扑到老师怀里一遍遍问着“真的吗?”

祖林后来知道,是省委一位机关干部资助了他。他暗暗发誓:一定好好学习,对得起资助自己的好心人。

1993年9月,小祖林以全乡最高分升入初中。那一年,江西省青基会为他提供了“希望工程”特别奖学金,南昌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干部刘丽也与他结成对子。

小祖林一直保留着刘丽阿姨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刘阿姨在信中勉励他好好读书,并承诺“只要能考上高中、大学,我就供到底。”

从此,祖林每天最早一个到达课堂,最后一个离开教室。而此时,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这个本来就瘦小的男孩面黄肌瘦,终于有一天晕倒在课堂上。

刘丽得知后痛心不已。以后,除定期寄钱外,还经常寄来大量食品、衣物和生活用品。祖林高考后,刘丽专程从南昌赶到祖林家,帮他估分、报志愿。

祖林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刘丽阿姨给了我超越血缘的母爱。”

1998年,祖林被中国青基会评选为“希望之星”。途经南昌,他特意来到刘阿姨家。一见面,刘丽一把将他揽在了怀里。那天,祖林在刘阿姨家吃了饺子,和刘阿姨的儿子睡在一个被窝儿里。

那些年,甚至连祖林也记不得有多少人像刘丽阿姨一样帮助过他,但他清晰地记得,从小学到大学,他的面前伸过来过一双又一双温暖的手。

祖林最终选择了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他说:“家乡穷,就因为太缺少人才。我毕业后要回乡带领乡亲们致富,也报答帮助过我的好心人”

北京只几天时间,祖林还随身带着英语书。他觉得自己的口语不够好,而老师评价他“口语成绩只不过不是第一而已”。可祖林极其认真:“我这次出去不仅代表中国,而且代表‘希望工程’。”

祖林还有一个小秘密:“我要用英语问外国人:知道中国的‘希望工程’吗?”

感激不尽的受助者

我又可以念书啦!我又可以念书啦!

一个纯真稚嫩的声音在山村里回荡着。

这个声音是安徽宿松县一位叫朱人水的失学少年发出的。当他领到“希望工程”“资助就读证”时,激动得非用喊得方式表达出来不可。看到这一情形的老乡们都为他感到高兴。

朱人水的父亲病逝后,母亲改嫁,他只好被伯父寄养。伯父是个孤寡残疾人,住在一间破草屋里,屋里一张旧木床,蚊帐、被子已是破烂不堪。

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根本没有钱念书。十分渴望上学的朱人水,经常在山坡上砍柴经过学校时,小心躲在窗户下听老师讲课文。当下课铃敲第一下时,他就赶快离去,担心被别人笑话。他连做梦都想着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上课。

现在,日夜盼望盼的愿望成为现实,他能不万分激动吗?

一位哑巴母亲,在村子里见到人就不停比划、咿咿呀呀,兴奋地向别人“述说”着什么。村里人后来才知道,她的孩子也被“希望工程”指定为救助对象了。

孩子那身残断臂的父亲真心实意地说:“如果不是好心人帮我一把,哪一天我家才有出头之日?伢子能念书,不容易啊!愿菩萨保佑那些捐钱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阿姨长命百岁!”

云南省墨江县玉碧村,村里有2000余人,近一半都没上过学,每10个适龄儿童中有4个读不成书。村民们每天辛勤劳动所得的钱只够买一支高档香烟。

但是,贫穷并未扑灭村民们对于知识的渴求。瓦那社18岁的罗永明既当兄长又当“父母”,他担起了养育4个弟妹的重担。自己经常穿件剩下半截的烂衣服,却说:“当牛当马也要供弟弟妹妹读书。”偏伞村的陶志荣临终前嘱咐妻子:“吃树皮也要让两个娃娃读书,我们穷就穷在不识字上。”

2001年9月19日,蒙蒙细雨,1000多名村民来到学校操场,他们等待着一个严肃时刻的来到:团县委代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村里的50名失学儿童颁发《资助就读证》。

一位妇女拖着虚弱的病体走了10里山路赶来了,她说:“北京送钱来帮助我的孩子上学,我就是爬也要爬来。”

50名衣衫褴褛的孩子非常整齐地站在那里,他们的眼睛里都闪烁着一种希望之光。

7岁的哈尼族小姑娘李四�腼腆地拉着团县委书记刘春的衣襟说:“想上学,没有钱。”刘春亲切地告诉她:“共青团供给你。”

李四�接过《资助就读证》时哭了,其他孩子接过《资助就读证》时也都哭了起来,不过,他们流下的是幸福的眼泪。

玉碧村人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翻腾流淌的墨江水会永远记住这一天……

2002年“六一”儿童节,广西平果县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收到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团委寄来的一张4000元的汇款单及一封非常热情的来信。信中说:

这4000元是本公司职工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献出的一份情……

大连石化工程公司为什么从遥远的北方给平果县失学儿童捐款呢?这里边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小故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贫困的平果县定为全国实施“希望工程”试点县以后,250名失学少年重新拿起了书本。

海城乡拥良小学曾经3次失学的方元军同学拿到《资助就读证》时,开始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以为这辈子再也进不了学校的大门了。

当晚,方元军怀着激动之情,给救助自己的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女职工刘淑兰写了一封真情流露的感谢信。在信中,方元军把刘淑兰称为“妈妈”,表示要好好学习,以优秀的成绩来报答“妈妈”的恩情。

刘淑兰收到信后,感慨万分,她没有想到自己只尽了一点微薄之力,人家竟如此感激自己。从此,她把方元军看作自己的“儿子”,在生活和学习上不断给予关心和帮助。而方元军也很争气,他也知道上学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很用功。

2002年3月15日,北方的“妈妈”决定亲自到平果县看看南方的“儿子”。公司领导得知刘淑兰这一举动后,十分赞赏,特地派了一名女同志和一名宣传干事陪同,《大连日报》社听到消息后,也派了记者随同采访。

19日,拥良小学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刘淑兰的到来。方元军一眼便“认”出了“妈妈”,他跑上前去,腼腆地叫了一声:“妈妈”,便泪流满面再不知说什么好。刘淑兰也百感交集,她边擦泪水边说:“今天大家都高兴,不哭了、不哭了。”

刘淑兰一行在平果县住了5天,深刻体会到了老区人民的贫困,看到了山区孩子上学的困难,他们是流着眼泪回去的。

大连石化工程公司团委将这件事在公司内作了广泛的宣传,引起了广大职工的同情心。“希望工程”像一根银线,把大连石化和广西平果县连在了一起……

爱是不能忘记的。

广西平果县新安乡“希望工程”实施领导小组在感谢信中满怀激情地说: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代表全乡46000人民以及82位享受“希望工程助学金”的失学孩子,向你们和所有为救助失学孩子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我们一定按照你们的要求,把资助的钱管好用好,为培养祖国的未来作出贡献,同时,我们还要千方百计作出努力,不让在校的学生再度失学,以不辜负你们和广大捐赠者的希望。

走进受助儿的心灵

“希望工程”从1989年到2009年走过了20年的历程。它帮助了许多贫困人们的后代改变了命运,引起了社会包括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促进了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20年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还记得张胜利吗?“希望工程”捐助第一人,他后来成为了小学副校长。

张胜利当初根本就没有想到,当年他写的一封信,竟然掀起了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改变了全国300多万贫困儿童的命运。

随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寻访希望工程20年”公益活动,记者走进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记录张胜利现当的生活,回忆当年的故事。

1988年9月,12岁的张胜利失学了。

“父亲病重,妈妈智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回忆当初,张胜利潸然泪下,“我想去念书,父亲不让去。”

跟张胜利一起因贫穷而失学的,还有同村的伙伴吕成山。他们每天上山砍柴,然后背到附近的东团堡乡上去卖,换回家里需要的油盐酱醋和玉米棒子。

“在失学的两个星期里,我天天想的还是上学,吕成山跟我一样。”张胜利说,“有一天,我们突然想起县里来的一个姓车的大官,他曾经对我们说只要好好学习,将来他供我们上中学、上大学,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幼小的张胜利眼里,县城来的“大官”应该是说话算数的。带着冲动又怀着试试看的心态,两个小伙伴商量了半天,决定由语文比较好的张胜利起草“求助信”。信只有一页纸,不到200字,但从起笔到誊写完,却花去了半天时间。

第二天,怀揣着这封只有一张纸的信,背着跟往常同样重的50多斤柴,张胜利竟然没有以往的沉重感,走得比平时更快。“少用了半个小时,急着想把信寄出去。”张胜利说,“当把柴一卖出去,就买了8分钱的邮票将信寄出去了。”

信寄出去了,张胜利的生活依旧失学在家,每天上山砍柴帮家里度日。

这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他人,弟弟妹妹投靠奶奶。而张胜利作为家中的长子,却因父亲欠债问题被叔叔赶出家门,不得不靠乞讨过着流浪的生活。

但张胜利仍然企盼,企盼“大官”说话算数。

1989年10月17日,张胜利说一辈子忘不了这一天。他收到了县里的通知,说是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资助了。

“当时受到资助的孩子总共13个,其中有12个是桃木疙瘩村的,我和吕成山都是。”张胜利有点激动,“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有书读了。记得当时,我和吕成山高兴得来回跑,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

心情异常激动的两个小伙伴发誓秘密约定:将来念书成了,张胜利回乡搞教育,吕成山回乡搞经济。张家口农专毕业的吕成山在当地一个偏远的乡当副乡长。

更让张胜利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封信点燃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调研的一个项目:希望工程。

1989年10月31日,“希望工程”正式启动。随着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拍摄的大眼睛苏明娟、声嘶力竭喊出“我要上学”的大鼻涕胡善辉、圆圆的脑门皱着眉头的“小光头”张天义等感动人心的照片被媒体广泛传播,全国掀起了“捐资助学”风暴。

从1989年到2008年底,“希望工程”成立20年共获得捐款超过53亿元人民币,面向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资助了338万多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继续学业,资助了1�5444万所乡村小学改造危旧校舍,建成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也因此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启动最早、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成效最显著的社会公益事业。“希望工程”已经扩展到救助农村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学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大学生等。

重返校园的张胜利学习十分用功,在各级基金会的帮助下,他读完了小学、初中。1995年8月,中国青基会实施教师培训计划,张胜利被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免试、免费录取。

1997年6月,张胜利从师范学校毕业。到底是留在繁华的上海,还是去富裕的浙江温州,抑或是返回贫穷的桃木疙瘩村,同学们在劝说,张胜利也在抉择。

大城市上海和经济发达的温州,加上同学答应的帮助,这些都诱惑着张胜利,毕竟人要往高处走。但是张胜利说他的决定一点不复杂,因为他为了人生的一个承诺,也为了回报社会。

回忆起当初自己充满灵性的最终决定,张胜利说还源于一次特殊的出国经历,他回忆说:

1996年,我去过一次美国,过海关的时候对我触动很大。我们和日本人都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但是过海关的时候美国人显然对日本人松对我们紧,当时我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这也坚定了我毕业后一定要回到家乡搞教育的决心,因为山沟里穷,主要还是教育上不去,我有责任、有义务帮村民和孩子开阔视野。

当张胜利再次走进桃木疙瘩村小学教学点,当第一脚踏进破败的校门时,他有点激动。第一节课,他给学生讲了“希望工程”:从1989年如何成立到“希望工程”如何资助穷孩子上学等。

但是,当面对学校全部的、也是仅有的3名学生时,他着急了:“我决定把失学的孩子找回学校来。”

后来,张胜利挨家挨户给失学在家学生家长做思想工作,通过自身命运的改变告诉家长,上学跟不上学就是不一样,对家里有经济困难的,他承诺解决。

有一次,张胜利从桃木疙瘩去流水沟,从8时出发一直走到13时多,翻山越岭迷路后才找到一个失学孩子家。孩子家长勉强答应了,张胜利则趴在桌子上累得睡着了。

“从1998年开始,我就不用再找失学的孩子了。”张胜利说,“因为,我一边找孩子一边宣传‘希望工程’,家长都知道‘希望工程’管孩子吃管孩子住,所以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了。”

也是从返回家乡的那一年起,张胜利开始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帮助家乡的穷孩子。目前,经过他的牵线搭桥,300多人次的贫困孩子得到了资助,还建了3所希望小学。

后来,张胜利担任涞源县东团堡乡中心小学副校长。2009年7月17日,冒着大雨,他带着记者参观他的学校:葱郁的树木、盛开的鲜花、整洁的校舍、醒目的标语。

但是张胜利对此并不满足:一年级(1)班的教室是危房、这个教室的课桌椅老旧了、图书室的书虽多但适合孩子看的少、广播体操室的音响不行……“孩子们应当接受更好的教育,缩小城乡差异。”张胜利说,“目前,最想解决的是操场硬化问题和筹建多媒体教室。”

所谓学校操场很小,长度最多100米,上面裸露着小石子和黄土,胡乱生长着一些杂草。“学校没有活动场所,现有操场有安全隐患。”张胜利说,“农村孩子跟城市孩子一样,到学校不光是学习,也要体育锻炼。”

被列入急需解决的筹建多媒体教室,张胜利说这是唯一缩短城乡孩子差异的最佳途径。农村与城市距离的缩短,从远程教育上最便捷,要想很快地开拓农村孩子的视野,网络教学很重要。

对这两大项,张胜利做了预算:操场8万多、多媒体教室3万多。从此张胜利就为这两件事奔波着。

“也许有人会追问,当初我为什么不留在上海或者去温州。”张胜利说,“确实是,如果当初做了另外一种选择,生活肯定比现在更富裕,但有一种感觉没有受过‘希望工程’资助的人永远不懂,那就是贫困的孩子也应得到教育。”

张胜利说:“作为两届奥运会火炬手,我想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和努力,把希望的火炬永远地传递下去,让更多的孩子懂得感恩、知恩图报。”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大眼睛的希望》张云雁著希望出版社

《托起明天的太阳》黄传会著作家出版社

《希望工程:苦涩的辉煌》黄传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希望工程20年记事》黄传会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点燃希望的火炬:希望小学老师眼中的希望工程征文优秀作品集》孔繁荣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希望伴我行:我与希望工程征文优秀作品集》陈伟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徐永光著述方立新王汝鹏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成长的希望―50名希望工程受助生追踪纪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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