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痛苦万状地说：“老板，快救救我，我感觉肚子要爆了。”

●还有的说：“满清那时就禁毒，国民党也禁，终归到底没禁完，现在就能禁完吗？”

●毒犯在群众的声讨声中，犹如过街老鼠，惊恐不安。

● 西北彻底肃清毒害

西安严厉打击制毒贩毒

1951年秋，古城西安天气阴沉，落叶飘零。在一家小旅店里，一个身材肥胖的人正满脸堆笑地向一个头小嘴大的人劝酒，只听胖子说：

“大嘴，你真有本事，竟然躲过了公安局的检查，安然无事地把货给我送来了。来，我敬你一杯！”

大嘴一口饮进一杯酒，连忙奉承说：“苗老板，不是我有本事，是你的办法高明。哪个公安想得到我屁眼里还藏着东西。”

苗老板说：“来，来，快吃菜，吃了好赶紧把东西给我排出来。”说着，用筷子夹了一大块肥肉送到大嘴碗里。大嘴来者不拒，统统吃进了肚子里。

大嘴酒醉饭饱，打着饱嗝说：“苗老板，你放心，我这就去给你屙下来。”

大嘴蹲在一间简易的茅厕里，开始还是满脸笑容，不久，脸色就憋得通红，继而发紫。只听他叫道：

“苗老板，不好了，这次装多了一点，怎么屙不出来啊？”

胖子叫道：“你使劲挣啊！”

大嘴嘴已发乌，他痛苦万状地说：“老板，快救救我，我感觉肚子要爆了。”

胖子也变了脸色说：“你使劲，使劲！”

大嘴脸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他忽然歪倒在地上，抱着肚子滚了起来，他大叫：“痛，痛……”

胖子一见不妙，丢下大嘴，偷偷地跑了。大嘴的嚎叫，召来了旅店的老板。老板见状急忙把大嘴送到了医院。

医生问明情况，通过灌肠才把大嘴屁股眼里的东西取了出来，原来，里面是一包十几两重的毒品。

曾经庆幸逃过公安的眼睛的大嘴还是落入了法网。

大嘴姓高，人称高大嘴，他原来是西安大毒贩苗绍温手下的毒品贩子。解放后，全国性禁毒运动开始后，他采用把毒品藏在屁眼的办法，偷运毒品，这次因装得太多，屙不下来，险性丧了性命。

据高大嘴交待，苗绍温手下像他这样的贩子还有八九个，被称为“肛门队”，另外，苗绍温手下还有10多个妇女专门用阴道为他运送毒品，称为“阴户队”。

为了彻底铲除烟毒危害，中共西安市委于1952年8月开始，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大规模禁烟肃毒运动。

市长方仲如亲自任肃毒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检、法、工商、卫生、工会、妇联、政协、民主党派、宗教等各界人士组成。

1952年8月11日凌晨，全市大逮捕正式开始。行动从1时开始，至5时结束，捕获毒犯318人，其中主犯109人，惯犯74人，现行犯135人。苗绍温也在这次行动中落网。接着又破获烟毒案63起，逮捕案犯127人。

在集中查捕毒犯中，全市出动力量将近2000人，其中有西北公安系统干部、市公安局、各分局干部、各区委，区政府等机关干部及高中以上学生共1500多人，公安四师、公安大队的5个连的武装力量的450多人。

行动开始前，以局为单位作动员，宣布纪律，传达政策，具体分配查捕任务，4人为一组，每组查捕一个毒犯。又调集汽车运送人犯。

在执行任务中，各组力量充足，行动迅速，联系通畅，增援及时，步调一致。

在大逮捕的第二天，只召开了一些被捕毒贩家属会，宣传政策。召开干部会和各界人士协商会通报情况，而没有对群众进行普遍深入的宣传。因此，大逮捕对群众震动不大，没有引起必要的反响。

许多群众怀疑政府对肃毒是否有决心，能不能搞彻底，有的群众说：

“禁毒好是好，不知能不能禁完。”

“多少年的事了，慢慢来，一下子还能搞完？”

还有的说：“满清那时就禁毒，没禁得了。国民党也禁，还把好些吸的贩的枪毙了，终归到底没禁完，越禁越多，现在就能禁完吗？”

有些群众怕毒贩打击报复，不敢检举揭发。一些小的毒贩顾虑重重，怕丢人，怕登记，怕斗争，怕逮捕。所以，运动进行一周后，登记毒贩人数少。

针对这些情况，肃毒委员会经过认真分析，改变了工作方法，确定以宣传，发动群众，加强审讯为第一阶段的中心工作。

第二天，全市即大张旗鼓地开始宣传发动工作。10天内，市、区分别多次召开各种类型宣传会，参加人数达14万余人。会上大讲烟毒的危害，禁毒的重要，向干部群众交代政策，表示政府的决心和信心。

让群众明白这是全国性的运动，一个毒贩也漏不了，跑不了，免不了。指出过去是零打碎敲，这次是群众运动，要挖根子，不获全胜不收兵。声明政府给检举者撑腰，对敢于报复者严惩不贷。

政府对吸毒者不登记，不斗争，不逮捕，不罚款，号召他们检举毒犯，启发他们挖穷根。

经过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群众自愿组织劝说组，协助政府规劝毒贩坦白、检举。

毒贩家属对肃毒运动也纷纷称好，毒犯张寿轩的妻子说：“政府这次捕的不亏，我丈夫吸贩毒品20多年了，谁把他都没办法，逮捕了他，我感谢政府。”

肃毒运动使毒犯也受到了震慑，雷神庙街37号的毒犯艾凤霞说：“今天开这个会我才了解政府的政策，我要响应政府的号召，回去到派出所登记。”

菊花园32号王庆云，以前是个瘾君子，在政府的戒烟所里戒了烟，他在会上说：“从前我吸食毒品搞得身体瘦得和鬼一样，自从戒烟以后，身体慢慢好啦，真是人民政府把我救啦！”

第一次抓捕行动后，市公安局抽调专门力量，组建审讯队，与司法科、各分局刑警队共同承担审讯任务，集中力量审查已捕毒犯，发现和掌握未捕毒犯的线索及毒品的存藏处，扩大战果。对漏网的毒犯、及时办理审批手续，编制第二批拟捕的人犯名单，为运动高潮到来做准备。

8月23日上午，西安市人民政府在革命公园广场召开15万群众参加的大会，市长方仲如作了动员报告。市公安局张少康副局长宣布逮捕一批毒犯。对坦白、检举、有立功表现的毒犯当场释放，充分体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各界代表相继讲话，动员民众进一步与毒犯作斗争。许多“瘾君子”听到市长在大会上宣布对吸毒者不登记，不斗争，不逮捕，不罚款的政策，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纷纷表示以实际行动感谢政府的宽大。

几位备受烟毒之害的群众，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毒犯的罪恶，这种情景，更激起群众对毒犯的愤恨。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群情鼎沸。

22日晚逮捕的毒犯，全部被拉进会场示众，接受民众的斗争。毒犯在群众的声讨声中，犹如过街老鼠，惊恐不安，他们也自觉无颜以对西安的民众，低着头，遮着脸、全身哆嗦。

混迹在群众中的毒犯，慑于法律的威严和群众声势的压力，有的吓哭了，有的不敢拾头，有的直发抖，怕当场被抓，有的当场挂号坦白，有的仓惶逃走。毒犯家属也精神紧张，神色不安。

群众对政府禁毒的作法，表示热烈拥护。他们说：“照今天看，肃毒运动绝对能搞彻底。”

“就这样办，不坦白就抓起来。”

吸毒者感谢党的政策，说：“这下才把黑皮脱了！”

“政府政策太宽大了，没啥报答，只有检举，还包庇啥哩！”他们与毒贩划清了界线。

没有坦白的毒贩慑于运动的压力，纷纷跑到派出所登记，南大街已登记过的毒贩，散会后直接到派出所补充交代问题。

毒犯王吉有说；“五反中我把关系未交待清，准备再贩，听了方市长的报告要彻底搞清，不交不成了。”

23日的全市肃毒群众大会，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会当场收到检举材料近2万件。这次大会有组织，有准备，规模大，影响人；毒犯的嚣张气焰受到有力打击，毒犯的阵营被瓦解。全市人民深受鼓舞，运动形成了高潮。

大会后，各区立刻召开各种座谈会、控诉会，以事实教育群众，进一步发动群众，目标一致，矛头对准毒论。

据统计，大会后二天内就收到检举材料4000件，新登记毒犯832人，要求坦白的1014人，补充交待材料的124人。新捕的毒犯也基本上都供认了犯罪事实，并交待了关系材料585件。

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区的工作重点转向深挖材料、完成“三交”即交毒品毒具、交贩毒事实、交制贩毒品关系人上来。

当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毒贩虽然普遍登记坦白，但多数坦白不彻底，特别是不愿交出毒品。一部分毒贩登记后继续制贩毒品。个别毒贩恐吓、辱骂检举人，造谣惑众。有的冒充工作人员，持枪勒索，向群众要烟要钱。

二是大毒犯究竟存毒多少，其真实情况一时难以摸清底子。有的毒贩狡猾抵赖，拒不认罪。一些干部显得束手无策，还有一些干部因工作不出成绩而情绪低落。

因此，迫使毒犯交待制毒贩毒罪行和关系人，交出毒品、毒具，严惩毒犯已成为肃毒工作的中心任务。

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市、区肃毒委员会和市公安局、各分局，在总结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二阶段肃毒工作计划，重新调整、充实了各业务部门的工作力量，决定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毒贩营垒，坚持内查外调，内攻外压相结合，以毒贩及其家属为工作对象，集中力量，清查存毒，消除隐患。重点掌握有组织的集团帮派等毒贩，并弄清其系统；将毒贩按其违法性质、时间及其成员，进行登记分类。由公安局干部和政治可靠的积极分子组成存毒清查小组，利用毒犯矛盾，召开小型会议，连启发，带挤压，突破重点，而后取得全面胜利。

查获现行犯，是各分局工作的重点。这项工作搞的好，能推进整个肃毒工作的进程，控制毒品的流散。各分局集中有效力量，专案侦察，以期做到人脏俱获。

毒犯张世荣，过去打着行商的招牌，经常到柳州、汉口等地大量贩运毒品。西安禁毒运动开始，她逃到三原县躲了10多天，又勾结三原的毒贩潜回西安，打算把存毒运销外地。公安机关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经过侦察，将张世荣捕获，查获了毒品。

对在押毒犯，加强政治攻势，迫其彻底坦白交代，挖取存毒。公安四分局根据毒犯张某交代得知大毒犯刘某尚有毒品已转移。四分局一方面对刘犯突审，一方面组织力量对同案犯进行严密控制，内外结合，双管齐下，一举查获大量毒品料面。毒犯亲友也是工作的对象之一。他们掌握毒贩有毒情况，打开这个缺口，会有很大的收获。

各分局利用肃毒运动的有利形势，对毒犯亲友耐心做好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通过各团体和组织动员说服，效果显著。毒贩刘小冲，谈小不谈大，办案人员组织清查小组，吸收积极分子和与刘亲近而又靠政府的人参加规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刘小仲觉得最亲近的人都规劝他，顽固下去绝无好处，终于彻底交待问题。

六分局青年路派出所把辖区内烟民集中起来，宣讲“贩毒发财，吸毒者垮台，要报此恨，检举出来”的道理，组织烟民检举揭发烟犯。仅4天检举材料达316件。

有的烟民把自己和毒犯订的攻守同盟和盘端出，有的检举材料把毒贩藏毒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新民街毒贩贺先金，制毒手艺高，曾给一些毒贩制过大量毒品。运动初期，拒不交待，规劝也无效，街巷群众开会斗争，给他造成很大压力。第二天就自动去派出所登记，交出存毒、制毒原料和制毒工具。

他在悔过书中写道“斗争会上虽未坦白，但口硬心软，回去睡不着，想来想去只有坦白，决心检举立功。”于是检举了现行犯，协助公安机关破了案。

9月2日，市公安局制定了《毒贩排队暂行标准》，作为内部掌握。规定对不同情节，不同表现，不同程度的毒犯作如下处理：

即分为不以毒贩论处、不捕不罚、具结悔过、免于处分、社会管制逮捕法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重点打击制造、贩卖、运送烟毒的大犯、主犯、惯犯和现行犯；教育改造小犯、从犯、偶犯；动员监督烟民戒烟。

本着这个精神，各分局、派出所对已登记的毒犯，经过查对材料、搜集证据、调查研究，按其不同的贩毒数量、情节、性质，及运动中的表现排队，作出结论，交群众讨论，经分局研究，报市公安局批准，然后召共群众大会宣布处理。

西安市禁烟肃毒运动，自1952年8月开始到1952年底结束，历时4个多月。共处理各类毒贩1万余名，施戒烟民6000人，登记毒贩1万余人。运动中共收到检举材料7万余件，缴获大烟、制毒原料醋酸、巴比通、普鲁卡因、咖啡因，缴获制毒机器、制毒工具和其他物品。

甘肃慎重稳进开展禁烟

甘肃的禁毒工作开始于1950年3月。

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通令》，禁止种植、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

3月20日，甘肃省发布《禁烟禁毒公告》。

表明人民政府为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恢复发展生产，彻底根绝鸦片烟毒的决心。

据1950年6月不完全统计，皋兰、水靖等县种烟，基中皋兰最多，达6万余亩。

各级政府组织工作组，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禁绝烟毒，使查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至6月底，全省铲除烟苗11万多亩。

解放初期，烟毒是甘肃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一些产烟区，农历七八月间，割烟人、烟贩子蝇聚烟区，割制、贩卖活动十分猖獗，吸食鸦片者，人数之多，冠西北5省之首。

这个问题，引起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密切注视，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甘肃省仍采取各种措施禁烟肃毒。

1950年，政府普遍组织工作组，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禁绝烟毒，使查禁工作有了很大起色。

1951年1月17日，甘肃省再次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布告》，在烟毒较多地区、交通要道、人口集中地点广为张贴。

2月1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布《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指出查禁工作以禁种、禁贩为重点。

全省各地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或禁烟小组，结合减租、土改及春耕生产等中心工作，发动群众，铲除烟苗，有力地制止了鸦片在甘肃省汉民地区的大规模种植。

兰州市是西北最大的烟毒集散地之一，同时也是贩卖甘肃临夏、夏河、皋兰、岷县，永靖等县大烟及其制成品的中心。

1952年5月，遵照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指示，以兰州、天水两市为重点，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肃毒运动。

此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集体大量制造、贩卖、包运毒品与严重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

兰州、天水成立了统战形式的禁毒委员会，干部、学生的积极分子参加了肃毒工作。

运动期间，先后召开居民小组、烟民、毒犯家属等群众会议，受教育群众32万多人。其中兰州市民受教育面达82％，群众称“禁烟是救命”，积极检举，提供毒品线索。毒犯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登记。

缴获大烟、毒具，逮捕重大毒品犯。

这次大规模肃毒运动。基本上摧毁了兰州这个毒品制贩基地。

甘南，堪称甘肃烟毒产源之一。

这里是藏族聚居区，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卓尼部分地区和白龙江流域开始种植鸦片，至解放前几年，已延及夏河局部地区。

历史上，卓尼杨士司衙门和国民党夏河、临河潭县政府曾经禁过烟毒，但收效甚微。

解放初，党和人民政府对甘南的禁毒工作，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卓尼的上下迭、插岗、铁坝和夏河的清水、上下卡加、博拉等地一度成为甘肃广种大烟、盛产毒品的“金三角”。

形成以卓尼、夏河种生烟，临潭旧城和夏河县加工、贩卖鸦片的“一条龙”式生产销售网。

偷种大烟的涉及全州3个县，1万多户，6万余人。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种的17％。

1953年，中共甘肃省委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令，制定了工作方针：

坚决禁种，慎重稳进，逐步根除甘南烟毒。

州委多次召集会议，反复研究，决定藏区重点抓禁种。

民族杂居的县、镇突出抓禁制禁贩和禁吸。

在积极配合部队，剿灭马良叛匪，安定社会治安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从铲除烟苗。

1954年6月15日，甘肃省任命黄正清为甘南禁毒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治国、杨复兴、黄祥、吴子明、杨丹珠、金巴、丁立夫等为副主任委员，才巴郎吉等人为委员。

甘南藏族自治州随之发布布告，宣布在甘南全区全面禁烟禁毒。

自治州召开政府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对禁烟禁毒工作做了进一步动员和具体部署。

全区即抽调干部、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组成工作组、武工队，分赴各产烟区开展工作。

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大部分地方做到了“自种自铲”。

甘肃省还及时发放生产补助款和救济粮，组织医疗、贸易小组下乡支援，有力地促进了烟民“弃烟还农（牧）”的转变。

至1956年底，全甘南累计铲除大烟38�5万多亩，查获大烟1�2万多公斤，使严重吸毒者戒除了毒病，从而消除了全省一大毒源。

1957年，制贩毒品犯罪现象再度抬头。

1958年5月24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准了省公安厅党组提出的《关于肃毒工作的意见》。

全省以临夏、武都、天水、兰州及甘南的临潭为重点，开展了打击制贩毒品犯的斗争。

到7月底，共逮捕毒贩785人，管制131人，集训1014人，缴获大烟2436两。给了毒品犯罪分子一次沉重打击。

解放后10年间，甘肃省各地累计铲烟60余万多亩，打击毒品犯6800余名，缴获烟毒近40万两，10余万人戒了烟毒。

肆虐甘肃数十年的烟祸，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终于得到了制止，这一成就，赢得了人民的高度赞誉，为世人瞩目！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共和国开国岁月》张国星何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毒品在中国》马模贞著北京出版社

《禁娼禁毒》马维纲著警官教育出版社

《中国毒品史》苏智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禁毒风云录》胡杉玲涛编中央党史出版社

《中国禁毒历程》蒋秋明朱庆葆编天津教育出版社

《毒品犯罪及对策》欧阳涛陈泽宪主编北京群众出版社

《从虎门销烟到当代中国禁毒》凌青邵秦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大禁毒》喻晓东李云东编团结出版社

《党的文献：建国初期禁绝烟毒始末》毕宏吏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政法实录》严书翰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