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过后，是冰凉的理智。我开始像过去分析项目数据一样，梳理这一切。

我尝试联系当年的同事、朋友，旁敲侧击三年前我“签协议”的那场公益活动。所有人的说辞都惊人的一致，仿佛背过同一份稿子。甚至有人发来了当时的合影——照片上，我确实站在器官捐献的宣传展板前，笑得一脸灿烂。

可我对这一幕，毫无印象。

一切显得那么诡异。

我动用过去的人脉，想查三年前那场车祸的档案。回复总是“记录模糊”、“关键证据缺失”。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早已将一切打扫干净。

深夜，我无法入睡。头痛袭来时，眼前会闪过一些奇怪的画面：不是车祸的撞击，而是穿着另一种款式病号服的我，躺在更明亮的病房里，有陌生的医生对我进行着冗长的、重复的问答。

“你叫什么名字？”

“江来。”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出了车祸。”

“还记得捐赠协议吗？”

“……记得。”

这些碎片让我不寒而栗。我开始偷偷记录每天护士交接班的时间，发现她们的动线存在着某种诡异的、重复的规律，像设定好的程序。有一次，我故意在非查房时间按响呼叫铃，护士在十三秒后准时出现在门口，脸上挂着与昨天、前天毫无差别的标准微笑。

“江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那一刻，我几乎确信，我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而三月，是这个谎言唯一真实，也最残酷的注脚。

几天后，去做检查，在走廊遇见了她。

——三月。

她坐在轮椅上，被护士推着，瘦得脱了形，只有那双眼睛，还顽强地亮着，依旧让人挪不开目光。

她也看见了我。

空气凝固。

轮椅轮子的声音是唯一声响。

她的目光复杂，有愧疚，悲伤，担忧……嘴唇动了动，最终无声。

这么久不见，连句话也说不出口吗？我失望的撇过头，不去看她。

就在交错而过的瞬间，一只手，冰凉得几乎没有温度，轻轻地、极快地握了一下我的手。

一触即分。

像雪花落在烙铁上，瞬间融化，只留下尖锐的冰凉。

她没有回头。

我也没有。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三月。

后来，护士说她的排异反应控制了，但身体损耗太大，被接去更好的地方疗养。

我的“病情”依旧“稳定恶化”。头痛，视力模糊。一个月期限到了，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天，第三天……依旧。

春天过去，夏天来临。枯死的樱树被医院派人挖走了，换上一棵新的，枝叶茂盛。

“去哪了？”

“我又要去哪？”

我依旧活着。日复一日。

只是胸腔里，这颗属于我自己的心，在每一次跳动时，都清晰地感受到，里面住进了一个人。

一个叫三月的女孩。

她带着我的心脏，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而我，带着她留下的嘱托和那只手的冰凉，被困在这方寸之地，继续呼吸。

江来，活下去。

原来最残酷的，不是死亡。

是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