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冰封河面下的水流，看似静止，实则无声而固执地向前。

转眼已是初冬。青州市第三小学教室里的取暖炉烧着劣质煤块，散发出呛人的煤烟味，但依旧驱不散角落里的寒意。周子安坐在靠窗的位置，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他时不时用手指在上面划一下，留下短暂的清晰痕迹，很快又被新的白霜覆盖。

他的成绩中等偏上，不拔尖，也不落后。老师提问时，他偶尔会回答，声音平静，条理清晰，但很少主动举手。他像一个运转精确却缺乏生气的机器，完成着学生该做的一切：上课，记笔记，写作业，考试。课间，他要么继续看书，要么望着窗外发呆。郑毅一开始还尝试找他几次，后来大概也觉得无趣，渐渐来得少了。只有林小雨，那个梳马尾的学习**，会时不时走过来，递给他一颗水果糖，或者问一句“这道题你会不会”，眼神里带着小心翼翼的善意。

周子安接受她的善意，但并不热络。他的世界里，似乎只有两件事：活着，和那个深埋在心底的目标。

放学路上，他开始留意一些以前从不关心的事物。比如路过派出所，他会多看两眼门口悬挂的警徽和进出的巡捕；比如看到墙上张贴的通缉令（尽管那些案子与他无关），他会停下脚步，仔细看上面的照片和案情描述，试图理解巡捕是如何描述一个罪犯的；比如在旧书摊，他会用攒下的零花钱（叔叔偶尔给的，或者捡废品卖的）买一些旧的《法制报》合订本，或者封面破损的侦探小说，在昏暗的台灯下偷偷翻阅。

那些文字里描述的罪恶、证据、推理和追捕，对他而言不再是遥远的故事。它们变成了工具，变成了他理解那个燃烧夜晚的钥匙，也变成了他为自己选择的未来的蓝图。他把一些觉得有用的段落，比如现场勘查的要点、嫌疑人行为心理分析、甚至是一些基础的跟踪技巧（尽管他还不完全理解），工工整整地抄录在另一个小本子上，和那个记录心情与誓言的日记本分开放置。

日子表面平静。但周子安能感觉到，叔叔家空气里那根无形的弦，绷得越来越紧。叔叔周维民在厂里似乎不太顺，回家总是沉着脸，烟抽得更凶了。婶婶王秀英的抱怨也多了起来，虽然不当着他的面，但压低声音的争执总会在夜里透过薄薄的墙壁传过来。

“……一个月就那么点死工资，还要多一张嘴吃饭、穿衣、上学！他爸妈单位那边到底怎么说？抚恤金还能不能下来了？”

“催了！厂里说流程复杂，要等调查清楚……巡捕房那边也没个准话！”

“等？等到什么时候？眼看要交下学期的学杂费了！还有这房子，挤得转不开身……”

“你小声点！”

声音低下去，变成含混的嘟囔和叹息。

周子安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着。心口那个空洞又开始灌冷风，但这次还夹杂着一种沉重的、名为“负担”的东西。他知道自己是个累赘。这个认知比悲伤更具体，更刺痛。

一天晚饭时，王秀英在收拾碗筷时，状似无意地提起：“子安啊，你爸爸那边……乡下还有个表舅，在村里小学当老师，上次来信问起你。他说……乡下开销小，空气也好……”

周维民猛地放下筷子，发出“啪”的一声响：“胡说什么！子安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王秀英被吓了一跳，随即眼圈红了：“我这不是……这不是也为孩子着想吗？城里花销大，我们……”

“够了！”周维民低吼一声，看了低头默默吃饭的周子安一眼，语气缓了缓，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哥嫂就留下这根苗，再难也得在城里把书念完。以后这话别再提。”

饭桌上陷入难堪的沉默。周子安快速扒完碗里最后几粒米饭，放下碗，轻声说：“叔叔婶婶，我吃饱了，回屋写作业。”

他逃也似地回到小房间，关上门，背靠着门板，胸口剧烈起伏。乡下表舅？离开这里？不，他不能走。这里离三号楼更近，离派出所更近，离赵志刚叔叔更近，离那个未解的谜团更近。走了，就好像……好像连最后一点和父母的联系，和那场火灾的联系，都要被切断了。

他走到书桌前，拿出那个木箱，打开。手指拂过冰冷的纽扣和焦黑的梳子。然后，他拿起了抄录线索的小本子，紧紧攥在手里。

力量。他需要力量。不是孩子的力气，而是一种能让自己留在这里，能让自己朝着目标前进的力量。学习，也许是唯一的路。学得更好，考上好中学，然后……警校。那是很远的目标，但他有耐心。

从那天起，周子安学习更加刻苦。台灯亮到更晚。他不再满足于完成作业，开始主动找更难的题目做，向老师请教（尽管这让他需要鼓起更多勇气），甚至偷偷去高年级的旧书店淘参考书。他的成绩开始缓慢而稳定地爬升。期中考试，他第一次进入了班级前十名。成绩单拿回家时，周维民愣了很久，然后用粗糙的大手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都没说，但眼圈有些发红。王秀英看着成绩单，脸上的愁容也似乎淡了一点点。

这小小的进步，像一道微弱的曙光，暂时刺破了周子安生活中的阴霾，也微妙地缓和了家里的紧张气氛。他知道这不够，远远不够。但至少，这是一步。朝着“不被送走”，朝着“有能力”，朝着那个遥远目标的一小步。

同一场冬雪，落在北方小县城时，更加酷烈。

陈建国栖身的废弃砖窑，根本无法抵挡凛冽的寒风。破棉絮和捡来的硬纸板围成的“窝”，在呼啸的北风中瑟瑟发抖。他感染了严重的风寒，高烧不退，咳嗽起来像是要把肺咳出来。没有钱买药，只能硬扛。意识在滚烫和冰冷之间浮沉，噩梦变得更加混乱可怕。他时而梦见母亲在火场里哭喊，时而梦见那个男孩拿着刀向他走来，时而又梦见自己被无数双穿着警靴的脚追逐，跌入无底深渊。

“喂！还没死吧？”一个粗嘎的声音在砖窑口响起。

是那个面馆的胖子老板，拎着一个破保温桶，皱着眉头看着蜷缩在角落、裹成一团发抖的陈建国。“妈的，真死在这儿还晦气！”他骂骂咧咧地走过来，把保温桶往地上一顿，“剩了点姜汤，爱喝不喝！喝完有点力气，明天滚远点，别真死我门口！”

胖子走了。陈建国挣扎着爬起来，手指颤抖着拧开保温桶。一股带着劣质姜味的温热气息扑面而来。他捧起桶，也顾不上烫，小口小口地吞咽着。辛辣的液体滑过灼痛的喉咙，带来一丝可怜的暖意。

靠着这点姜汤和顽强的（或者说，是恐惧支撑的）生命力，他居然慢慢熬过了这场病。烧退了，咳嗽轻了些，但身体更加虚弱，眼窝深陷，形销骨立，真正像个游荡的孤魂野鬼。

病愈后，他不再去面馆那条街。胖子老板虽然嘴臭，但那桶姜汤……那点残留的、微不足道的人味儿，让他感到一种比寒冷和病痛更难受的刺痛。他换了个更偏僻的桥洞，在附近的垃圾场寻觅食物。

一天下午，他在垃圾场翻找时，听到两个拾荒的老头蹲在避风处抽烟闲聊。

“……听说了吗？西头老刘家那小子，前几年在南方犯了事跑回来的，昨儿夜里被抓了！”

“啧，躲了四五年，还是没躲掉。说是有人认出来了，报了警。”

“天网恢恢啊……这年头，犯了事，能跑到哪儿去？早晚的事。”

“可不是嘛……”

陈建国手里的半个发霉的馒头掉在了地上。他僵在原地，血液仿佛瞬间冻住。天网恢恢……早晚的事……

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攥住了他的心脏。他猛地转身，踉踉跄跄地逃离垃圾场，好像那些闲聊的老头就是便衣巡捕。他一直跑到河边，扶着冰冷的石栏杆，剧烈地喘息，冰冷的空气刺痛他的肺。

跑？还能跑到哪里去？像这样东躲高原地，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活着，吃垃圾，睡桥洞，担惊受怕，直到某一天也被认出来，被抓住？

自首的念头，第一次如此清晰地闪过脑海。或许……去承认一切，结束这种非人的日子？

但这个念头立刻被更深的恐惧压了下去。承认？那就意味着死刑，或者至少是漫长的、暗无天日的牢狱。不，他不要死。他害怕。他也无法想象在铁窗后度过余生。

可是，现在这样的“生”，又算什么？

他望着污浊的、漂着冰凌的河面，有那么一瞬间，一种冰冷的诱惑攫住了他，跳下去，一了百了。所有痛苦，所有恐惧，所有悔恨，都结束了。

河水黑沉沉的，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坟墓。

就在他身体微微前倾的瞬间，身后传来汽车尖锐的喇叭声和孩子的笑闹声。他猛地惊醒，后退一步，心脏狂跳。不，不能死。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就算活着是折磨，至少……还有一口气在。或许，还有一丝渺茫的、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可能”？

他蹲下来，抱住头。巨大的矛盾撕裂着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就是他现在的处境。

最终，活下去的本能，或者说对死亡的恐惧，再一次占了上风。他慢慢站起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像一具行尸走肉，走回那个冰冷的桥洞。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梦。梦里没有火，没有巡捕，也没有那个男孩。他梦见自己回到了很多年前，还在工厂上班的时候。车间里机器轰鸣，阳光从高高的窗户照进来，空气里有金属和机油的味道。工友们在说笑，母亲在家里等他下班吃饭。很普通，很嘈杂，很……温暖。

他在梦里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醒来时，脸颊冰凉一片。不是泪水，是桥洞顶上渗下的雪水。

他呆呆地躺着，看着头顶纵横交错的冰冷水泥。那个平凡、嘈杂、温暖的梦，比任何噩梦都更残忍地提醒他，他失去了什么，又亲手毁掉了什么。

悔恨，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不再是恐惧的附属品，它变成了具体而细微的疼痛，丝丝缕缕，渗透进骨髓，伴随着每一次呼吸。

活下去。

不是为了希望，而是因为连死的勇气都没有。

像一株被彻底碾入污泥的野草，凭着最后一点本能，在不见天日的黑暗里，扭曲地、卑微地，继续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