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子安与陈建国的日常里，青州步入深冬，落下第一场像样的雪。周子安呵着白气走在上学路上，脚下积雪发出咯吱轻响。

路过三号楼时，他的脚步总会放慢。火灾痕迹已被清理，外墙刷上新而刺眼的米黄色涂料，302室的窗户也换上崭新玻璃，空荡地映着天光。

如今那里住进新的人家，偶尔能看见陌生身影在阳台晾晒衣物。那场曾吞噬一切的大火，在城市肌体上，似乎只留下了一道迅速愈合的浅疤。

但对周子安而言，疤痕之下，是永不熄灭的灼痛。学校里关于他家事的议论渐渐平息，孩子们被其他事物吸引。

周子安成了班级里一个特别却不再引人注目的存在。他的成绩稳定在中上游，尤其是数学和语文的理解类题目，常展现出超乎年龄的清晰逻辑。

他开始有意识地在作文里引用从旧报纸和侦探小说中看来的、关于正义与罪恶的句子，略显生硬，但那种冷静笔触，偶尔会让语文老师多看几眼。

他不再满足于被动听叔叔婶婶的低声议论，开始主动出击，用孩子特有的、不引人怀疑的方式。

周末，他常以“去同学家问作业”或“去书店”为由出门，目的地却总是那片熟悉的街区。他不再靠近三号楼，只在附近的巷口、小卖部门前、老人下棋的空地徘徊。他竖起耳朵，像一只警觉的幼兽，捕捉风中飘来的只言片语。

“老陈家那儿子，有两年没信儿了吧？陈老太太一个人，怪可怜的。”

“说是去南方打工，可哪有一去两年，连个电话都不打的？我看悬。”

“巡捕前阵子不还来问过吗？我看啊，跟302那事儿脱不了干系……”

“嘘！别乱说！没证据的事。”

“不是我说，起火那晚，我好像瞧见个人影从后巷……”

每当听到这类对话，周子安的心脏就会猛地一跳。他不敢凑近，只是装作漫不经心地踢着石子，或者低头看小店橱窗里的玩具，将那些零碎信息用力记在脑子里。谁说的，大概时间，说话人的特征。回家后，他会锁上门，在那本抄录本上记下关键词，有时还配上简单的人物关系草图。

他也开始留意赵志刚叔叔。他知道赵叔叔大概每半个月会来家里一次，有时是晚上，拎点水果，和叔叔在客厅低声谈很久。周子安就待在房间里，把门拉开一条缝，屏息听。谈话内容多是关于案件进展（总是“还在查”“有难度”），关于周子安的生活学习，偶尔会提到“301那边”或“陈母”。周子安像解读密码一样分析那些模糊词语和叹息背后的含义。

一次，赵志刚临走前，周子安“恰好”从房间出来倒水。他端着水杯，站在客厅边，看着赵志刚换鞋，忽然轻声问：“赵叔叔，如果……如果一直找不到那个人，案子是不是就破不了了？”

赵志刚和周维民都愣了一下。赵志刚直起身，看着眼前这个异常沉静的孩子。灯光下，孩子的眼睛黑沉沉的，没有泪光，只有一种执拗的探询。

“不会的。”赵志刚蹲下来，视线与周子安齐平，语气肯定，“案子只要立了，就不会撤。我们巡捕，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也许现在线索少，但总有一天，真相会浮出来。也许……需要点时间。”

“多久？”周子安追问。

赵志刚被问住了，张了张嘴，最终只是拍了拍周子安的肩膀：“相信叔叔，也相信……你爸爸妈妈会在天上看着，他们会保佑我们找到坏人。”

周子安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他相信赵叔叔是好人，在努力。但他更相信，等待别人“找到”，不如自己去做些什么。哪怕只是收集这些零散的、无用的信息。

他把“时间”这个词，也记在心里。他需要时间长大，需要时间变得更强。

家里的气氛依然微妙。抚恤金的事似乎有了眉目，但金额不大，且分批发放，勉强能补贴周子安的学费和开销。叔叔周维民厂里效益不好，开始有裁员的风声，他眉头锁得更紧。婶婶王秀英找了一份在菜市场帮人看摊的零工，天不亮就出门，回来时带着一身鱼腥或菜叶味，更加沉默。

周子安更用力地学习，也更小心地隐藏自己那个“秘密的使命”。他像一颗被岩石压住的种子，在黑暗中，将根系伸向土壤深处，汲取着一切能得到的养分：知识、观察，以及那份日益沉重的执念。

北方矿区的冬天，掺着煤灰与绝望的惨白。

陈建国离开了小县城，沿着铁路线盲目流浪。垃圾场的对话像一根刺，让他觉得那里不再安全。他扒上一列运送木材的货车，蜷缩在原木缝隙里，前往一个更荒凉的地名。

他在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依托枯竭小煤矿存在的镇子边缘停下。这里更加破败，房屋歪斜，街道泥泞，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煤的呛人气味。居民多是老弱妇孺和挣扎的矿工，对外来者麻木而警惕。

在这里，陈建国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他几乎不再说话。极度的恐惧与长期的孤独，让他患上了心理上的失语。他用手势、眼神和含糊的喉音与人进行最简单的交流。这成了他最好的伪装：一个又聋又哑、神志不清的流浪汉，最不惹人注意。

他在镇子最边缘、靠近垃圾焚烧场的一个废弃看瓜棚安顿下来。棚子四面漏风，但有个顶。他用捡来的破塑料布和硬纸板堵塞缝隙，地上铺着干草。每天，他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垃圾堆翻找食物，在饭馆后门等待残羹，或帮人搬运沉重的东西，换取一点果腹之物。

不说话，让他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充满了细节：

周维平在楼梯口对他点头时，温和而疏离的眼神。

李秀兰在阳台看到他拎袋子时，一闪而过的目光。

302家门内隐约传来的炒菜声、说话声、孩子的笑声……

火焰腾起时，混合着爆裂与燃烧的轰响。

还有最折磨他的那个男孩，被他从阳台拉下来时，那双被烟熏得流泪、却异常清晰看着他的眼睛。此刻，那双眼睛在他记忆里被无限放大，仿佛能穿透时空，盯进他的灵魂。

他越来越多地梦见那双眼睛。在课堂上，在街道对面，在他讨饭时，静静地看着他。

每次惊醒，他都浑身冷汗，需要很久才能确认自己还在这个肮脏的瓜棚里。

沉默加剧了他的内心活动。他不可抑制地回想过去的每一个细节：失业时的愤懑，看到犯罪情节时的阴暗悸动，搜索可怕知识时的病态兴奋，购买工具时的紧张，踩点时那种扭曲的快感……每一步如今都显得愚蠢、丑陋、不可饶恕。

他真正体会到了“悔恨”的重量。那是对自己所行之恶，对亲手毁灭的生命与家庭，产生的生理性厌恶与痛苦。

他在镇口看到一个约莫十岁的男孩放学回家，小脸冻得通红，蹦跳着吃烤红薯。母亲从院里出来，笑着接过书包。

陈建国远远看着，像被钉在原地。那个男孩的年纪，那个母亲的笑容……像一把烧红的铁钳，烫在他的心上。他仿佛看到，如果一切没有发生，周维平也会下班回家，李秀兰也会笑着迎接，那个叫周子安的男孩，也会这样扑进父母怀里。

是他，用一把火，烧光了这一切。

强烈的恶心涌上喉咙，他扶着一堵土墙，剧烈干呕，却只吐出酸水。

从那以后，他避开所有和孩子有关的场景。他变得更孤僻，像个影子，只在夜色与荒僻处活动。他活下去的动力，似乎只剩下惯性，以及对最终结局的模糊等待。

然而，命运连这种麻木也不愿给他。

一个傍晚，他在垃圾场踢开一块腐烂木板，下面压着半张旧的《青州日报》。报纸残缺，但一个标题刺入眼帘：

“……7·12特大纵火案悬而未决，警方呼吁市民提供线索……”

下面，“周维平”、“李秀兰”、“唯一幸存幼子”等字眼，依然触目。

陈建国像被电击，猛地后退，呼吸骤停。这张流落到千里之外的废纸，像一道追魂索，将他拖回噩梦中心。

他死死盯着报纸，全身血液冲上头顶，又迅速冻结。他几乎能闻到那油墨味，与记忆里的焦糊气息混在一起。

他连滚爬爬逃离垃圾场，回到破棚。整夜，他蜷缩在草堆里，眼睛瞪大，望着漏风的棚顶外漆黑的夜空，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

他们还在查。

报纸还在登。

那个孩子……还活着，是“唯一幸存幼子”。

这个认知带来新的恐惧。那个孩子，不再只是记忆里模糊的影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被公众知晓的“幸存者”。就像一枚活着的证据，在无声指控。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意识到：自己毁灭了一个家庭，却留下了一个见证者。只要这个孩子活着，那场大火就永远不会真正熄灭。

陈建国把脸埋进肮脏的枯草里，发出无声的哀嚎。

在青州，周子安在台灯下，对着抄录本，画下又一个关于“后巷人影”的传闻地点，标注了一个问号。

在北方荒镇的破棚里，陈建国被那份旧报纸与“幸存者”的事实，拖入更深的恐惧与悔恨。

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的较量，早已开始。

一方在明处，用稚嫩却坚定的笔触，勾勒迷雾的轮廓。

一方在暗处，被良知与恐惧的丝线，越缠越紧。

雪静静下着，覆盖南方的城市，也掩埋北方的荒原。看似抹平一切痕迹，却不知，有些种子已在冰层之下悄然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