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市的夏天,总是来得又急又猛。蝉鸣尚未聒噪到极致,空气中已经浮动着柏油马路被晒化的焦灼气味。
市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是一张印着暗纹、散发着淡淡油墨香的硬纸。周子安把它放在木箱的最上面,压在父母的照片上。叔叔周维民拿着通知书看了很久,手指摩挲着纸张边缘,最终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眼里有欣慰,也有更深的、无法言说的沉重。婶婶王秀英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张罗着要去菜市场买条鱼庆祝,虽然转身去厨房时,还是低声嘀咕了一句“学费又得涨了”。
周子安没说什么。他只是在拿到通知书的那个下午,独自一人,走回了那片已经变得陌生的街区。
三号楼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普通而宁静。新刷的墙面有些刺眼,阳台上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衣物。302的窗口挂着浅蓝色的新窗帘,里面隐约传出电视的声音和孩子的笑闹。时光用它温和却残酷的手,抹平了表面的创痕,将惨烈的过往封存在活着的人的记忆里,只有特定的钥匙才能开启。
他在街对面一棵老槐树的阴影里站了很久。没有悲伤,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审视。他在心里默默丈量着从楼下到三楼阳台的距离,回忆火势蔓延的可能路径,猜测那个“后巷人影”可能观察的位置。那些从旧报纸和侦探小说里看来的零碎知识,与眼前的景象缓慢地重叠、印证。这不再是十岁孩子惊恐无助的视角,而是一个初具逻辑思维的少年,试图用理性重新构建那个夜晚。
“周子安?”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他转过身,看到林小雨骑着辆半新的女式自行车,停在路边。她穿着干净的白色短袖衬衫和蓝色背带裙,马尾辫扎得高高的,脸上带着惊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
“真是你!你也……来看学校吗?”林小雨问,目光顺着他刚才看的方向,落在三号楼,眼神闪烁了一下,显然也知道了什么,但又迅速移开,像是怕触及他的伤口。
“嗯,路过。”周子安简短地回答,没有解释。
“我考上一中了!”林小雨跳下车,推着走到他面前,脸上泛起兴奋的红晕,“没想到我们真能成为同学!听说一中管理可严了,课程也难……”
她带着憧憬和忐忑叽叽喳喳地说着打听到的关于一中的各种传闻,周子安静静地听着,偶尔点一下头。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在她雀跃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的世界,是明亮的,而他的世界,很大一部分还凝固在那个燃烧的黄昏里,向后回望。
但他们即将踏入同一所校园,走在同一条林荫道上。这种交集,让他感到一丝奇异的疏离,又有一种模糊的慰藉,至少,在这条注定孤独的路上,还能看到一点属于“正常”生活的倒影。
“对了,”林小雨像是想起了什么,从自行车前筐里拿出一个用作业本纸包着的小方块,递给他,“这个……给你。”
周子安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块崭新的、印着“一帆风顺”字样的橡皮,和一支带着香味的圆珠笔。
“毕业礼物。”林小雨有些不好意思地抿嘴笑了笑,“希望你在中学……一切都好。”
周子安握着那支还带着塑料壳凉意的圆珠笔,指尖感受到上面细微的纹路。一份普通的、属于同学间的毕业礼物。简单,干净,不涉及过往,只祝福未来。
“谢谢。”他说,声音比平时柔和了一点点。
林小雨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开学见!”她骑上车,轻盈地拐过街角,消失在灼热的阳光里。
周子安看着手里的橡皮和笔,又看了看对面那扇挂着蓝色窗帘的302窗口。然后,他把礼物小心地放进裤兜,转身,朝着叔叔家的方向走去。
脚步依旧沉稳,背影依旧挺直。只是口袋里那点微不足道的重量和凉意,像一粒偶然落入寒潭的石子,激起了细微到几乎无法察觉的涟漪。
与此同时,北方那个矿业小镇,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而陷入短暂的混乱与泥泞。
陈建国救人的事迹,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远超他的预期和承受范围。小镇太小,任何一点非常规的事件都能迅速传播。一个平时沉默肮脏、被认为是傻子或哑巴的流浪汉,居然冒着生命危险从矿难中救出三个人,这足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好几天的奇闻。
起初是感激。获救矿工家属送来了食物、旧衣物,甚至一点微薄的现金。陈建国一概不收,只是蜷缩在他的破瓜棚里,用更加顽固的沉默和躲避来应对。他害怕任何关注,害怕被人记住面孔,害怕那些感激的目光背后可能隐藏的探究。
然后是好奇。人们开始猜测他的来历。从哪里来?为什么流浪?真是哑巴吗?矿上那个被他救过的工头,甚至在一次酒后拍着胸脯说,要给他介绍个正经活儿干,不用再捡煤核。
这些关注对陈建国而言,不啻于一场新的灾难。他像一只被聚光灯突然照见的夜行动物,惊慌失措,只想重新遁入黑暗。他开始更加严格地昼伏夜出,避开人群聚集的地方,连常去的垃圾场也换了更偏僻的。他救人的那点冲动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重的恐惧,他怕有人认出他不是本地口音(尽管他不说话),怕有人注意到他某些习惯细节,怕这些关注最终引来不该来的人。
然而,命运似乎觉得对他的考验还不够。就在暴雨停歇后的一个阴沉下午,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他的瓜棚外。
来者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巡捕,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巡捕服,没戴帽子,脸庞黝黑粗糙,带着长期在基层工作的风霜痕迹。他是镇派出所的民警,姓胡,负责这一片的治安。矿难救援时他也在现场维持秩序,目睹了陈建国救人后瘫倒的样子。
胡警官没有贸然进入低矮肮脏的瓜棚,只是站在外面几步远的地方,看着棚口那个蜷缩着、浑身戒备的身影。
“老乡,”胡警官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平静,又似乎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缓和,“别怕。我是派出所的老胡。来了解一下前几天矿难救援的情况,做个记录。”
陈建国的心脏骤然缩紧,血液似乎都冲向了头顶,又在瞬间变得冰冷。巡捕!尽管只是一个偏远小镇的、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巡捕,但那身制服,那种职业性的目光,依然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神经上。他低下头,把脸更深地埋进膝盖,身体无法控制地微微颤抖,喉咙里发出含糊的、抗拒的喉音。
胡警官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反应,也不催促,自顾自地说下去:“你救了三条人命,是见义勇为。矿上和镇上,都该表扬你,甚至可能有点奖励。”他顿了顿,观察着对方的反应,“不过,我看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在这边有亲人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小锤,敲在陈建国紧绷的神经上。亲人?他哪还有脸提亲人!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更紧地蜷缩起来,双手抱头,做出典型的拒绝交流的防御姿态。
胡警官沉默了片刻。基层民警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身上有故事。不仅仅是流浪汉那么简单。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和封闭,绝不仅仅源于贫穷或残疾。但他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采取强制措施。这个人刚刚救了人,是“英雄”,至少暂时是。
“不愿意说就算了。”胡警官最终叹了口气,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复杂的情绪,“这世道,谁还没点难处。不过,老乡,听我一句劝。你还年轻,有力气,也有胆量(能从矿坑里救人),别这么糟践自己。矿上工头老刘跟我说了,想让你去矿上干点零活,虽然辛苦,好歹有口安稳饭吃,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比住这强。”
他从随身带的旧挎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放在棚口一块稍微干净点的石头上。“这里有点治外伤的膏药和消炎药,你手上、身上的伤,自己处理一下。这地方潮,感染了就麻烦了。”
说完,胡警官又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了。脚步踏在泥泞的地面上,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渐渐远去。
直到那脚步声完全消失,陈建国才敢稍微抬起头。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贴在冰冷的棚壁上。目光落在那个小小的纸包上,像看着一枚定时炸弹。
巡捕的“关心”和“劝告”,比任何恐吓都更让他恐惧。那意味着他引起了**注意,尽管暂时是正面的。但谁能保证,这份关注不会扩散?不会传到更远的地方?不会有人将他的体貌特征,与千里之外某份陈旧的通缉令联系起来?
至于矿上的工作……他更不敢想。那意味着登记,意味着更多的接触,意味着暴露在更多人的目光下。
他盯着那个药包,很久很久。最终,他没有去碰它。仿佛那上面带着巡捕的气息,会灼伤他的手。
然而,胡警官的话,却像种子一样,落在了他被恐惧和悔恨板结的心田上,虽然立刻被更深的黑暗掩埋,但毕竟存在过了。
“别这么糟践自己。”
“好歹有口安稳饭吃,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
这些话,对一个在逃亡和泥泞中挣扎了两年多、几乎已经忘记“安稳”和“遮风挡雨”是什么滋味的人来说,产生了一种极其微弱、却又无法完全忽略的吸引力。尤其是当他在暴雨夜里冻得瑟瑟发抖,当他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却一无所获时,这些话会像鬼魅一样,悄悄浮现在脑海。
当然,吸引力很快就会被更强大的恐惧碾碎。但那种矛盾,那种对一丝丝“正常”可能的、近乎本能的渴望与更深的恐惧之间的撕扯,让他陷入了新的精神煎熬。
他依然选择留在破瓜棚,依然过着昼伏夜出、捡食垃圾的生活。但内心那片死寂的荒原上,似乎被那场矿难和巡捕的到访,犁出了几道新鲜的、更加混乱的沟壑。
他开始更频繁地做那个关于“平凡日子”的梦。梦境更加清晰,细节更加丰富:工厂食堂里油腻却热乎的饭菜,母亲在灯下缝补衣服时温暖的侧影,甚至邻居见面时平淡的招呼声……这些曾经被他忽视、厌弃的日常碎片,在梦中变得无比珍贵,醒来后的空虚和刺痛也加倍尖锐。
他救人的行为,没有带来救赎,却像一面哈哈镜,扭曲地映照出他曾经拥有和亲手毁掉的一切,也映照出他现在这种非人处境的荒谬与绝望。
两条路,似乎隐约出现在他面前。
一条是继续这样下去,在恐惧和泥泞中腐烂,直到某一天被发现,或者无声无息地死去。
另一条……另一条是什么?自首?去矿上工作?还是……
他不敢想下去。每一种可能性都伴随着巨大的、他无法承受的风险和痛苦。
他只能继续蜷缩在黑暗里,像一头受伤的困兽,舔舐着新旧交织的伤口,在无尽的矛盾与恐惧中,等待着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明天。
在青州,周子安即将踏入新的校园,走向一条目标明确却注定艰辛的道路。
在北方小镇,陈建国在偶然泛起的微澜与更深的恐惧中,继续着他没有方向的漂流。
人生的分岔路口,早已无声地横亘在他们各自的前方。一个主动选择,目光坚定;一个被动挣扎,茫然无措。而连接这两条岔路的,依然是那根由罪恶与伤痛拧成的、看不见却坚韧无比的命运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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