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警校内外的时光流速不同。周子安的每日生活被精确划分为体能训练、理论课程、内务整顿和短暂休憩。他的生活如铁坯般在纪律与知识的锤炼中逐渐成形。

三年级上学期，刑侦专业课的难度和深度陡然增加。除了更复杂的现场勘查、痕迹检验、审讯心理学，还新增了犯罪心理画像和模拟案件侦破。课堂上的案例不再只是方老师口中的“听说”，而是变成了厚厚的卷宗复印件和现场照片（经过处理），分发到每个学员手中。

周子安第一次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模拟案卷时，指尖竟有些发凉。泛黄的纸张，略显模糊的黑白照片，印着“机密”字样的红色抬头……这些物件本身所携带的“真实”气息，比他看过的任何教材或小说都更具冲击力。这是一起多年前的入室抢劫杀人未遂案（为教学简化过），卷宗里包含了报案记录、初期现场勘查报告、几份矛盾的证人证言、以及一些模糊不清的物证照片。

方老师的要求是：分组讨论，在一周内形成初步的侦查报告，并在课堂上进行模拟汇报和答辩。

周子安所在的小组有五人，包括话痨的孙浩、心思细腻的女生王颖、技术流的张峰、以及另一个同样沉默但实操能力很强的男生李健。第一次小组会议，大家围坐在图书馆的研讨间里，面对摊开的卷宗，都有些无从下手的新鲜感和压力。

“这现场照片也太糊了，这脚印能看出个啥？”孙浩挠着头。

“证言矛盾太大了，邻居A说听见争吵，邻居B说只听见一声闷响，时间还对不上。”王颖用荧光笔划出差异。

“这个物证，半截带血的螺丝刀，来源不明，和案发现场的工具不匹配。”张峰推了推眼镜。

李健则拿着比例尺，在案发现场的平面图上比划，试图重建可能的行动路线。

周子安没有立刻发言。他先是将所有材料从头到尾，缓慢而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用自己带来的笔记本，开始绘制时间线、人物关系图、证言矛盾点对比表。他的动作不疾不徐，笔下线条清晰，标注简洁。

“子安，你有什么想法？”王颖见他一直沉默，忍不住问。

周子安抬起头，将画好的关系图推到桌子**：“证人证言的矛盾，不一定全是撒谎。可能和他们的位置、注意力、记忆偏差有关。我们需要标记每个证人的具体住址和与案发现场的相对位置，模拟他们在那个时间点可能听到或看到的角度。”

他指着物证照片：“这半截螺丝刀，磨损严重，但断口较新。可能不是作案工具，而是凶手从别处带来，或者现场本就存在，在搏斗中折断。需要查它的来源，以及上面血迹的比对结果，卷宗里没有附检测报告，这可能是我们的侦查方向之一。”

他又指向现场勘查报告的几处细节：“报告中提到门锁有轻微技术开锁痕迹，但门窗无强行破坏。说明凶手可能有开锁技能，或者与受害者相识。结合受害者社会关系排查里提到的一个有盗窃前科、且与受害者有过经济纠纷的远亲，这个人的嫌疑需要重点标注，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

他的分析条理清晰，瞬间将散乱的信息梳理出了脉络。孙浩瞪大了眼睛：“我去，子安，你这就把活儿干完了大半？”

“只是初步梳理。”周子安语气平静，“接下来需要分工验证这些可能性。张峰，你负责研究开锁痕迹和螺丝刀的可能来源技术分析。王颖、孙浩，你们负责模拟证人视角，绘制更精确的方位图，并尝试找出证言矛盾的其他合理解释。李健，你跟我一起，重点分析那个有前科的远亲，以及卷宗里提到的其他几个关联人物，建立更详细的行为时间线。”

分工明确，效率立刻提升。接下来的几天，小组泡在图书馆和模拟实验室里。周子安作为事实上的核心，不仅完成自己那部分，还不断协调进度，修正方向。他发现自己在逻辑推演和线索整合方面，有着近乎本能的天赋和专注力。那些从童年起就深埋心底的疑问和独自进行的“调查”，仿佛在此时找到了正规的出口和科学的工具。

模拟汇报那天，他们小组的侦查报告结构严谨、推理扎实，虽然仍有漏洞（方老师故意在卷宗中设置了干扰信息），但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方老师点评时，特意提到了“线索梳理的清晰度”和“对矛盾证言的合理解构尝试”，目光在周子安脸上停留了一瞬。

这次小组合作，微妙地改变了周子安在同学中的形象。他依然话少，但那种可靠的冷静和关键时刻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让人无法忽视。孙浩开始半开玩笑地叫他“周队”，王颖有问题也更愿意找他讨论。一种基于专业能力的、疏淡但切实的认同，开始在他周围形成。

然而，周子安自己知道，他的内心深处，有一块区域是任何模拟案例都无法触及，也永远无法与同学分享的。那就是他家中木箱里的焦炭，笔记本上的誓言，以及随着刑侦知识增长而愈发清晰、却也愈发沉重的，对“7·12”案件真相的执念。

他学习的动力，一半来自对警官职业本身的认同和责任感（在严校长、方老师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萌生），另一半，依然牢固地根植于那个童年的夜晚。有时，在学习犯罪心理或研究某个罪犯的成长轨迹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将那些理论套用在陈建国身上：一个失业多年、社交闭塞、可能心理失衡的中年男性，是如何一步步滑向如此极端的暴力犯罪？是长期压抑的爆发？还是受到了某种特定刺激或信息的影响？

卷宗只剩冰冷记录，追查石沉大海。赵志刚叔叔来访不再谈案件，转而关心周子安的生活。他察觉案件已成冷案，这反而坚定其决心：如果警方无法推进，将来就由成为巡捕的自己接手。

他将这份决心掩藏得很好，只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拿出那个日益厚重的笔记本，在后面新增的页面上，记录下一些与“7·12”案可能相关的犯罪模式分析、纵火案侦破要点、以及长期追逃的心理战术。这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未来某一天可能用到的“私人案卷”。

西南边陲的雨季终于有了渐歇的迹象，但山林间的湿冷并未散去。陈建国在那个简陋危险的玉矿洞里，又熬过了一段时间。肉体的劳役和恶劣的环境继续侵蚀着他的健康，咳嗽变成了慢性的顽疾，肩背的伤口反复溃烂又结痂，留下一片片丑陋的疤痕。他的模样更加不堪，像一株从内到外都在朽烂的枯木。

然而，在这种极度压抑和痛苦的环境中，一些细微的变化，如同石缝里挣扎出来的畸形菌类，悄然发生。

变化源于一次极小的事故。那天，矿洞深处一片作业面渗水严重，工头让陈建国和一个外号“老蔫”的矿工进去，用木板做一些临时支撑。矿灯昏暗，脚下湿滑。老蔫是个老实巴交到近乎愚钝的人，不识一字，平时只知埋头干活。在钉一块木板时，老蔫手里的铁锤打滑，差点砸到自己的脚，是陈建国下意识地伸手挡了一下，锤头擦过他的手背，划开一道血口。

老蔫吓得手足无措，陈建国只是摆摆手，用破布条草草缠住伤口，示意继续干活。这微不足道的举动，却似乎让老蔫对他产生了一种笨拙的亲近感。此后，老蔫偶尔会把自己那份黑乎乎的、掺杂着野菜的饭团，分一小块给陈建国，或者在他咳嗽得厉害时，递过来一个装着自己烧的、苦涩的树根水的破竹筒。

陈建国起初是抗拒的，他害怕任何形式的接触和关注。但老蔫的善意简单直白，不带任何探究，只是同类在最底层挣扎时，一点本能的抱团取暖。渐渐地，陈建国不再每次都躲开。他会接过那小块冰冷的饭团，会在咳嗽时喝一口那苦涩的水。沉默，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交流语言。

一天收工后，两人蹲在洞口避风处啃着干粮。老蔫忽然从怀里摸出半张皱巴巴的、沾着油污的报纸，指着上面一个简单的、画着小人摔倒、旁边打着叉的图标，含糊地问陈建国：“这……这是啥意思？”

陈建国瞥了一眼，那是一个简单的安全生产警示图标。他本能地想要移开视线，继续扮演他的“聋哑”。但老蔫那双浑浊的、带着纯粹困惑和一丝期待的眼睛看着他。在矿洞这种地方，任何一点信息都可能关乎生死。老蔫不识字，看不懂矿上偶尔贴出的简单告示。

陈建国犹豫了。他看了看四周，暮色渐浓，其他矿工已经散去。他极快地、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嘶哑地吐出两个字：“危险。”

老蔫的眼睛亮了一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心地把报纸折好收起来。他没问陈建国怎么会“说话”了，也没表现出更多惊讶，仿佛这理所当然。

这次极其短暂的、几乎算不上交流的“交流”，像一颗投入陈建国内心死水潭的小石子。不是因为他开口说了话（声音低哑变形得连他自己都陌生），而是因为，他久违地做了一件“正常”的、微小的、甚至带有一丝“帮助”意味的事情。对象是和他一样挣扎在泥泞最底层的同类。

这感觉很奇怪。没有减轻他的罪孽感，反而让他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原本也可以过着类似老蔫这样，虽然艰苦卑微，但至少清白、能够坦然接受同类微小善意的生活。是他自己，亲手把这条路彻底堵死了。

此后，老蔫偶尔还会指一些简单的符号或图画问他。陈建国每次都极其警惕，确认周围无人，才用最低的声音、最简洁的词句回答。这成了他们之间一个隐秘的、不成文的“契约”。老蔫守口如瓶，陈建国提供那一点点可怜的信息。

这点微弱的“连接”，并没有改善陈建国物质上的处境，甚至增加了暴露的风险（尽管极低）。但它像一面破碎的镜子，在陈建国麻木混沌的精神世界里，投下了一小块模糊的、关于“人际”和“正常”的残影。这残影与他梦中那个温暖的、平凡的世界碎片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更加折磨人的对照。

他依然每晚被噩梦追逐，依然在矿洞的黑暗和沉重的背篓下感受着肉体的极限痛苦，依然在无人时被悔恨噬咬得浑身颤抖。但偶尔，在接过老蔫递来的那一小块冰冷饭团，或者用嘶哑的嗓音吐出“小心”、“出口”这样的词语时，他会有一瞬间的恍惚，仿佛自己还是个人，还有一点点微弱的价值，不仅仅是等待审判或腐烂的罪孽载体。

这种恍惚稍纵即逝，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空洞和自嘲。但他无法否认，这一点点微弱的、来自同样身处绝境的同类的最朴素认可，像一丝极其细微的氧气，让他在濒临精神窒息的状态下，得以苟延残喘，继续背负着沉重的罪孽和恐惧，在这条不见天日的路上，踽踽独行。

矿洞外的山林，在雨季后显露出一种暴虐过后的疲惫的宁静。陈建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不知道下一个塌方或疾病是否会带走他，也不知道那个穿着巡捕服的身影，是否正在某个他无法想象的地方，沿着他留下的、早已被风雨抹去的痕迹，一步一步地逼近。

他只知道，明天，还得下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