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山林雾气弥漫，山路曲折，视野受限。空气湿冷，弥漫着泥土和腐植气息。陈建国拄着一根随手折来的粗树枝，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破烂的裤腿和鞋袜早已被泥浆浸透，冰冷的湿意顺着皮肤一直钻到骨头缝里。受伤的右腿每走一步都传来钻心的刺痛，但他已经麻木了，或者说，被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驱动着，暂时忽略了肉体的痛苦。

那通来自“未知来电”的、冰冷诡异的电子语音，像一把烧红的铁钩，不仅彻底撕裂了他本就岌岌可危的心理防线，更在他混沌绝望的意识里，强行开辟出一条清晰得近乎偏执的路径，回去，去见母亲。

这不是理性选择，而是溺水者在窒息前本能扑向记忆中最后的微光，哪怕那光芒可能通向更深的漩涡。十五年，他如断线风筝在罪恶恐惧中飘荡。母亲的容颜已模糊，只记得温婉悲伤的侧影和那双盛满复杂情绪的眼睛。那份愧疚与无声哀求，多年来如梦魇般纠缠着他。

警官发现铁桶，技术强大，他们可能随时出现。与其像老鼠一样死在某个肮脏的角落，不如……不如在一切结束前，再看一眼那个赋予他生命、却被他彻底辜负的人。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就可能立刻被抓。这种“主动”奔赴终点的疯狂念头，竟然给他濒临崩溃的精神，带来了一丝扭曲的、近乎悲壮的“安定感”。

他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哪里，只凭着模糊的方向感和求生的本能（或者说，赴死的决心），朝着山外走。饿了，就摘些野果（有些酸涩难咽，有些甚至可能有毒，他也顾不上了），或者挖点勉强认得的植物根茎；渴了，就喝山涧里浑浊的溪水。夜晚，他在山坳或岩缝中蜷缩，听着山林怪响，在疲惫寒冷中昏睡片刻，又被噩梦或动静惊醒。

身体迅速垮塌。胃因长期饥饿胡乱进食而痉挛，头晕无力。咳嗽加剧，仿佛要震碎肺叶。他仍机械地向前挪动。脑海里不断回放着一些破碎的、遥远的画面：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纳鞋底，轻声哼着走调的歌谣；工厂下班时嘈杂的人流和自行车铃声；三号楼那扇印着“喜鹊登梅”的暗红色纱门；以及最后，那吞噬一切的、橙红色的火焰和滚滚浓烟……

悔恨像冰冷的毒藤，缠绕着他的心脏，越收越紧。如果……如果当初……无数个“如果”在脑海中闪现，又迅速被现实冰冷的绝望击碎。没有如果。只有眼前这条泥泞的、通往终结的山路，和胸腔里那团快要熄灭的、却还在被内疚和恐惧反复灼烧的灰烬。

第三天傍晚，他走出山林，踏上了通往远方村落的碎石路。暮色渐深，天边最后的光亮迅速消失。

他靠在路旁一棵歪脖子老树上，剧烈地喘息。看到人烟，并没有带来安全感，反而激起了更深的恐惧。这里离青州还有多远？怎么才能回去？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副鬼样子，任何交通工具都不会让他上去。

就在他茫然四顾时，远处传来柴油发动机沉闷的轰鸣声。一辆沾满泥浆、破旧不堪的农用三轮车，摇摇晃晃地从村落方向驶来，车上堆着一些麻袋和农具。

求生的本能（或者说，抵达目标的执念）压倒了对陌生人的恐惧。陈建国几乎是连滚爬爬地冲到路中间，挥舞着手臂，喉咙里发出嘶哑难辨的“啊啊”声。

三轮车猛地刹住，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黑脸汉子，探出头来，用浓重的方言骂道：“找死啊！不要命了！”

陈建国扑到车边，扒着车斗，抬起憔悴的脸，眼神绝望地指向道路前方。

司机被他这副尊容吓了一跳，皱眉打量着他：“哑巴？要搭车？去哪？”

陈建国无法回答，只是更用力地指着前方，身体因为虚弱和激动而摇晃。

司机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这个看起来半死不活的“哑巴”流浪汉，大概觉得扔在这里也是个麻烦，或许还能要点“报酬”，虽然对方看起来一无所有。他叹了口气，不耐烦地挥挥手：“上来吧！到前面镇上就下！我可没钱也没吃的给你！”

陈建国奋力爬上颠簸车斗，蜷缩在麻袋农具间。三轮车启动前行，柴油机轰鸣与车身摇晃令他头脑昏沉。他紧抱自己颤抖着，凝视渐深的夜色。

他不知道这辆车会把他带去哪里，离青州是近是远。但他知道，自己正在移动，正在朝着那个既渴望又恐惧的终点，一点点靠近。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青州局里里刑侦支队，“旧火”专案组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通明。

周子安坐在电脑前，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屏幕而布满血丝。他面前是两幅并排的地图。左边是青州市及周边区域的详细地图，上面用红点标注了陈建国所有已知的社会关系点（原住址、工作单位、亲戚朋友住址等），用蓝线标注了已知的或推断的其他可能的活动轨迹（如前往城西化工厂、旧货市场等）。右边是一幅简化地图用箭头和圈注标示了陈建国可能藏匿的宏观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山区、矿区、边境城乡结合部等地。

王猛端着一杯浓茶走过来，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技术组那边对铁桶内残留物的溯源有初步反馈了。那种含磷化合物，在九十年代末，青州本地只有两三家小化工厂或作坊可能生产或使用过类似配方的产品，其中一家就是城西那个某星添加剂厂，另外两家一个在邻市，一个早就倒闭了，记录不全。某星厂当年的生产记录和销售台账残缺严重，但正在想办法复原。”

李振国站在白板前，上面贴满了陈建国的老照片（工作证、户籍照）、现场照片、铁桶照片以及各种关系图。“通缉令已经通过省里下发到相关重点地区所里和治安检查站，尤其是长途汽车站、火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矿区、建筑工地等流动人口聚集区。但……”他顿了顿，“这小子太能藏，又过了这么多年，相貌变化肯定极大，单靠照片，识别难度很大。”

周子安的目光落在地图上那个代表陈建国原住址，三号楼301，的红点上。他沉默了片刻，开口道：“李队，王副队，我有一个想法。”

两人看向他。

“陈建国逃亡十五年，隐姓埋名，与过去彻底切断联系。但他内心深处，不可能没有挂念。尤其是……他的母亲。”周子安的声音很平静，但眼底深处有暗流涌动，“我们之前的调查重点都在他的社会关系和可能藏身的外地。但有没有可能，在巨大的压力下，或者因为某些我们不知道的变故，他会产生……回家的念头？哪怕是极其冒险的、短暂的念头？”

李振国和王猛对视一眼。李振国摸着下巴：“你是说，他可能会潜回青州？看望他母亲？这太冒险了，等于自投罗网。”

“正常情况下，确实不合逻辑。”周子安点头，“但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理性的罪犯。他是一个背负三条人命、逃亡十五年、精神长期处于高压和崩溃边缘的人。那通打到他偷来手机上的‘幽灵电话’（技侦部门确认，那是一个利用老旧协议漏洞和一次性基站发送的、无法反向追踪的定向语音信息，很可能来自某个知道内情、试图施加心理压力的‘神秘人’，身份待查），很可能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人在极端恐惧和绝望下，行为可能变得不可预测，甚至会产生‘向死而生’的偏执冲动。回到熟悉的环境，见最重要的人，是这种冲动的一种可能表现。”

王猛若有所思：“有道理。而且，如果他真的以为警方已经通过高科技手段完全锁定了他的位置（那通电话的暗示），可能会产生‘反正逃不掉了，不如最后看一眼’的破罐破摔心理。”

“这只是基于犯罪心理的一种推测，可能性也许不高。”周子安补充道，“但我建议，在加强外部追缉的同时，也不放松对青州本地的布控，尤其是他母亲现在的住处周边，以及三号楼旧址附近，可以安排隐蔽的观察哨。同时，对他母亲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沟通和保护，一方面确保她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许能有所发现。”

李振国沉吟着。这个建议有些大胆，甚至带着一点“钓鱼”的意味，但并非没有道理。警方的资源不能无限铺开，必须有所侧重。

“可以。”李振国最终拍板，“王猛，你那边继续主导外部排查，力度不减。子安，你带两个人，负责青州本地的这条线，重点是陈母住处和三号楼区域的秘密监控，要低调，不能惊动老人家，更不能让外界察觉。一旦发现任何可疑迹象，立即报告，不许擅自行动！明白吗？”

“明白！”周子安站起身，感到肩上的责任又重了一分。这个提议，或多或少掺杂了他个人的直觉和某种难以言喻的预感。他需要证明自己的判断，更需要确保行动的万无一失。

就在这时，周子安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加密的内部通讯软件消息，来自技术科赵明：

“小周，对陈建国的母亲目前住所（经查已搬至城东养老院）近三个月来的固话及登记的亲属手机通讯记录进行了回溯分析，发现一个可疑点：约二十天前，有一个来自西南某省边境地区的公用电话（位置已标定），曾短暂拨打过养老院的座机，通话时长不足十秒，接听方为陈母本人。养老院护工回忆，陈母接听后情绪似有波动，但未对任何人提起通话内容。该号码之后未再出现。已将该坐标同步至外部排查组。另，对陈母近期的银行流水进行合规核查，未发现异常汇款或取现。”

西南某省边境地区……公用电话……短暂通话……情绪波动……

周子安迅速将这条信息与地图上陈建国可能的藏匿区域进行比对。那个公用电话的大致位置，恰好位于王猛他们重点排查的“边境城乡结合部”范围内！时间点也与他们发现铁桶、案情取得突破后不久吻合！

是巧合？还是……陈建国在压力下，真的试图联系过母亲？那通短暂的、可能什么也没说或者只说了一两句的电话，代表了什么？试探？告别？还是……

无数猜想瞬间涌入脑海。周子安立刻将这条信息汇报给李振国和王猛。

“这个线索很重要！”李振国眼神一凛，“虽然不能直接证明陈建国会回来，但说明他并非完全心如铁石，对母亲仍有牵挂，并且在压力下可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联系。这增加了你刚才推测的可能性。子安，你这边立刻部署，加强对陈母所在养老院及周边区域的监控，重点留意是否有陌生面孔反复出现或徘徊，尤其是符合陈建国当前体貌特征（消瘦、憔悴、可能有伤）的中年男性。王猛，你那边把边境地区那个公用电话坐标附近的排查优先级提到最高！”

“是！”

办公室气氛紧张，双方如猎手与猎物，正按各自逻辑加速靠近未知交汇点。

周子安走到窗边，望着窗外青州市的沉沉夜色。霓虹闪烁，车流如织，城市脉搏平稳跳动。但繁华之下潜流涌动，一个逃亡十五年的幽灵或将归来，他和同事们正等待真相与正义的碰撞。

夜色更深了。

归途与罗网，都在延伸。

终点，似乎已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