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里审讯室，灯光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冷白色，均匀而无情地照亮每一个角落，不留下丝毫可供躲藏的阴影。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旧皮革和一种无形的、令人神经紧绷的压力混合的气味。单向玻璃镜面反射着室内简洁到近乎冷酷的陈设：一张固定在地面的金属审讯桌，三把椅子，一个墙角高清摄像头无声地转动着红点。

陈建国坐在审讯椅上。那是一把特制的、防止嫌疑人自残或攻击的椅子，扶手和椅腿都与地面固定。他依旧穿着那身肮脏破旧的深灰色夹克，但外面套了一件橘黄色的看守所马甲。花白凌乱的头发被简单地梳理过，露出完整的面容。这张脸，比监控画面中看到的更加触目惊心：眼窝深陷如同骷髅，颧骨高耸，皮肤是长期营养不良和曝晒后的黑黄，布满深深浅浅的皱纹和暗斑，嘴唇干裂起皮。只有那双眼睛，在极度疲惫和麻木之下，偶尔会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死水微澜般的光，随即又迅速熄灭。

他的双手带着手铐，平放在金属桌面上。手铐边缘磨破了他手腕上早已存在的、新旧交叠的伤痕和厚茧。他微微佝偻着背，视线低垂，落在自己那双指甲缝里嵌满污垢、指节变形的手上，仿佛那是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李振国坐在他对面，面前摊开一份空白笔录纸和一支录音笔。王猛坐在侧后方，负责记录和观察。周子安则站在单向玻璃后面，这个位置既能清晰看到审讯室内的一切，又暂时不必直接面对陈建国。这是李振国的安排，让他先观察，适应。

按照规定，进入审讯室前，嫌疑人已经经过了初步搜身、信息登记和权利告知。那封用塑料文件袋包裹的信，作为重要物证，已被技术科紧急取走，进行鉴定和保全。陈建国身上除了那身破衣服，别无他物。

“陈建国。”李振国开口，声音平稳，不带任何情绪，是标准的审讯起手式。

椅子上的男人身体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缓缓抬起头，目光迟缓地对上李振国。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干裂的嘴唇蠕动，发出一个极其沙哑、几乎难以辨别的音节：“……是。”

“知道为什么带你到这里来吗？”

陈建国沉默了几秒钟，眼神飘忽了一下，又落回桌面，声音更低了：“……知道。十五年前……三号楼……那场火。”

“说清楚。”李振国语气不变。

陈建国又沉默了更长时间，仿佛在积攒力气，或者与某种强大的阻力抗争。审讯室里只有空调低沉的送风声和他略显粗重、不均匀的呼吸声。

“火……是我放的。”他终于吐出这句话，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用了汽油……和别的东西……在一个生锈的铁桶里。”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喉咙深处艰难地抠出来。

“动机是什么？”

“……”陈建国再次低下头，双手在桌面上无意识地蜷缩，手铐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他的肩膀开始微微发抖。“……不知道。”

“不知道？”李振国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带着质疑的压力，“精心准备，选择目标，实施纵火，造成三人死亡，你说你不知道动机？”

陈建国的呼吸急促起来，头垂得更低，几乎要抵到桌面。“……失业……久了……心里憋得慌……看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觉得……想干点……大的。”他的话语破碎，逻辑混乱，但核心意思模糊地指向了长期压抑后的心理扭曲和模仿犯罪的可能。

“选择302室周维平一家，是随机，还是早有预谋？”

“……”陈建国猛地颤抖了一下，这个名字显然刺激到了他。他闭上眼睛，脸上肌肉扭曲，显出痛苦的神色。“……不是……不是特意……就是……就是觉得……他们家……平常……”他说不下去了，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

李振国没有催促，给他时间平复。周子安在玻璃后面，双手紧紧握成了拳，指甲深深陷进掌心。他看着那个形容枯槁、精神濒临崩溃的男人，听着他断断续续地承认罪行，胸膛里翻腾的却不是快意，而是一种冰冷的、近乎恶心的复杂感受。这就是那个毁了他一切的人？就是这副模样？

“作案工具，那个铁桶，从哪里来的？”李振国继续问，切入具体细节，这是验证口供真实性和固定证据的关键。

“……城西……老化工厂……废料堆里捡的。”陈建国低声说，“生锈的……方桶。”

“里面混合的‘别的东西’，是什么？从哪里弄的？”

陈建国身体抖得更厉害，似乎回忆起那东西就让他不适。“……一种……油……黑市上买的……说掺了东西……烧得旺……有怪味……好像……有磷。”他断断续续地描述，与之前技术鉴定的含磷化合物特征吻合。

“作案过程。详细说。”

接下来的审讯，进入了对犯罪现场重建最关键的环节。陈建国在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时不时出现的情绪崩溃边缘，断断续续地描述了案发当天下午他如何准备工具、如何观察302室人员进出、如何选择在傍晚楼道相对安静时动手、如何将混合助燃剂倾倒在楼梯间杂物堆并点燃、以及火灾发生后他如何仓皇逃回301室、又如何从阳台翻出逃离现场的整个过程。

他的描述有许多模糊和矛盾之处，记忆显然因年代久远和巨大创伤而有所失真或混乱。但在一些关键细节上，比如起火点的位置、助燃剂的气味、火灾初期爆炸声的可能来源、他逃离时听到的302室内的声音（他提到了女人的尖叫和孩子的哭喊），却与当年的现场勘查报告和幸存者（周子安）的零星记忆碎片，存在着惊人的、无法编造的吻合。

尤其是当他提到，在逃离前，曾听到302阳台有动静，并“好像……好像推了什么东西过去……”时，他猛地顿住，双手抱头，身体剧烈地痉挛起来，发出痛苦的呻吟，再也说不下去。

这个细节，与周子安记忆中那只从301阳台伸进来、砸碎玻璃将他拉出去的手，形成了残酷的印证。周子安靠在冰冷的玻璃上，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向了头顶，又迅速褪去，留下一片冰寒。原来……那只救了他的手，和那只放火的手，属于同一个人。极致的恶行与瞬间（或许只是本能或意外）的微弱“善举”（如果那能算善举的话），如此扭曲地交织在一个灵魂里。

李振国没有在情绪崩溃点强行追问，转而开始询问他逃亡后的经历。陈建国的叙述变得更加破碎、跳跃，充满了痛苦和自我厌恶。他描述了扒火车、睡桥洞、捡垃圾、在黑矿卖命、在边境小城像老鼠一样躲藏……他提到了矿难，提到了救人和被救，提到了老蔫和他的堂哥，提到了那封写好的信，也提到了那通让他彻底崩溃的“幽灵电话”。

“……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陈建国喃喃着，眼神空洞，“那把火……烧了他们……也烧了我自己……十五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一闭眼……就是火……就是他们的脸……还有……那个孩子……”他的目光无意识地飘向单向玻璃，仿佛能穿透镜面，看到后面的周子安。

周子安与那道虚无的目光“对视”着，胸膛里那团冰冷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沉默，也更加灼痛。

第一次审讯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中间数次因陈建国情绪失控或体力不支而暂停。李振国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和引导力，既施加压力，又适时给予喘息空间，逐步巩固口供，挖掘细节，并与已掌握的证据进行交叉验证。

当审讯暂时告一段落，陈建国被带离审讯室时，他已经虚脱得几乎无法自己行走，需要两名民警搀扶。那身橘黄色马甲，衬得他更加瘦小、佝偻，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灵魂的空壳。

李振国和王猛走出审讯室，脸上都带着疲惫，但眼神锐利。

“基本框架吻合，细节有待核实，但真实性很高。”李振国对走过来的周子安说，“尤其是关于作案工具来源、助燃剂特征、以及部分现场细节的描述，与技术证据和我们之前的推断高度一致。他对自己罪行的认知是清晰的，悔罪表现……目前看，有痛苦，有崩溃，但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其稳定性和深度。”

周子安点了点头，喉咙有些发干：“那封信……技术那边有结果了吗？”

“初步查验，信纸和笔迹正在鉴定，内容与他在审讯中提到的‘想写点东西’相符，是一封含糊的忏悔和模糊的线索提供。”李振国看着他，“子安，我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但接下来的工作，尤其是可能需要的当面对质和证据指认，你必须确保绝对的理性和专业。能做到吗？”

周子安迎上李振国的目光，深吸一口气，缓慢而坚定地回答：“我能，李队。我是警官。”

“好。”李振国拍了拍他的肩膀，“去休息一下。下午，可能就需要你进去了。”

周子安回到办公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望着窗外渐渐明亮的天空。城市已经完全苏醒，车水马龙，人流如织，新的一天在继续。但对他来说，过去的十五年和刚刚过去的四个小时，已经将世界彻底割裂。

仇人就在一墙之隔的看守所里，供认了罪行，展现了痛苦和悔恨。可他心中预演过无数次的愤怒、咆哮、质问，此刻却像被冻住了，沉在心底最深处，冰冷而坚硬。

他知道，法律程序才刚刚开始。口供需要与物证严丝合缝地印证，动机需要更深入的心理学评估，逃亡期间的所作所为需要逐一核实，最终的量刑建议需要综合所有情节。

而他，作为受害者家属和办案警官，必须在这场漫长的、冰冷的司法程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平衡点。

他拉开抽屉，拿出那个随身携带的木盒，打开。里面，父母的照片、那块焦炭、还有他自己多年来写下的笔记和誓言，静静地躺在那里。他轻轻抚过照片上父母年轻的笑脸，又碰了碰那块冰冷的焦炭。

“爸，妈，”他低声说，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几乎听不见，“他抓到了。他承认了。”

没有回应。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喧嚣，和心底那片无尽的、沉默的荒原。

对质的上半场，在审讯室冰冷的灯光下，以罪人的崩溃和初步坦白告一段落。而下半场，当受害者与加害者真正直面彼此的那一刻，又将掀起怎样的心灵风暴？真相的拼图还缺最后几块，而填补它们的，或许不仅仅是证据和口供，还有那些被时光掩埋、却从未真正逝去的情感与伤痛。

周子安合上木盒，锁进抽屉。然后，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笔挺的制服，走向洗手间，用冷水用力洗了把脸。镜中的自己，眼神疲惫，但深处有一种东西正在沉淀，变得更加坚硬，更加清晰。

他是周子安。

他是警官。

他的战斗，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