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的母亲，邻里间都唤她陈奶奶。自从儿子在那个夏天拎着黑袋子出门，再也没回来之后，她的日子就变成了慢放的默片。

头两年，她还时常站在三号楼301的阳台上，望着楼下那条通往街口的路。晨光里，暮色中，下雨天，刮风日。阳台上那几盆蔫了的月季忘了浇水，枯成了褐色的标本，她也没挪开，挡着视线了。

警官从客气询问到沉默打量，最后只路过时瞥一眼紧闭的绿漆门。她明白自己被怀疑。邻居们不再交谈，眼神躲闪。302的大火烧毁的不仅是家，还有她在此生活二十年的痕迹。

她不再下楼买菜了。托一楼偶尔还愿意跟她说话的张奶奶，隔几天带点青菜豆腐上来。钱用信封装着从门缝塞出去，不多说话。张奶奶有时会叹口气，在门外说两句“想开点”，脚步声就远了。

屋里静得可怕。老式挂钟的嘀嗒声被放大无数倍，像钝刀子割着时间。她开始和钟说话。“建国该吃午饭了。”“建国那边该冷了吧。”没有回答。只有钟摆永恒的摇摆。

儿子房间保持原样，蓝格子床单和枕头凹陷依旧。桌上散落着旧杂志。她常进去抚摸冰凉桌面，回忆内向沉默的儿子。想起他失业后总关在屋里，眼神空洞地问：“人活着到底图什么？”

她当时怎么答的？好像是：“瞎想啥，日子总要过。”

现在她想，如果当时多问一句，多说几句，会不会不一样？

但没有如果。

第三个年头，她生了一场病。感冒拖成肺炎，一个人在家烧得昏昏沉沉。是抄煤气表的人发现不对劲，叫了救护车。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没人探望。出院那天，她自己慢慢走回来，在楼下遇见302新搬来的住户，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那孩子冲她笑，她像被烫到一样低下头，加快脚步。

家还是那个家，灰尘厚了一层。她花了三天时间打扫，把儿子房间的门关上了，钥匙拔出来，放进自己床头柜的抽屉里。

时间凝固成透明粘稠的固体。她在寂静中分辨流水声、电视声和脚步声，这些声音证明世界仍在运转，但她的世界停留在儿子推门离开的下午。

警官老赵，赵志刚，隔几个月还是会来一次。不穿制服，提点水果或点心。坐在狭小的客厅里，问些重复的问题：建国以前提过想去哪里吗？有没有南方的朋友？最近有没有联系过？她总是摇头，用干涩的声音说：“没有，都没。”

但有一次，赵志刚留下了一张名片。“陈大娘，要是……要是他联系你，或者你想起什么，一定打这个电话。”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也是为了他好。”

她把名片收下了，压在电视机玻璃板下面，没打过。

几年后三号楼旧改，施工噪音震天。她躲在屋内，感觉骨头随震动共振。工头建议换窗，她拒绝，成为整栋楼唯一保留老式铁窗的住户。

新窗户装上后，邻居们的家变得亮堂。只有她家，从外面看，那两扇旧窗像一双浑浊的、不肯闭上的眼睛。

她开始做梦。总是同一个梦：盛夏黄昏，蝉鸣震耳，儿子从楼梯走上来，手里拎着那个鼓鼓囊囊的黑袋子，袋口露出一点金属光泽。他走到门口，抬头看她，眼神复杂。她想问：“袋子里装的什么？”却发不出声音。然后他就推门进了302，紧接着是火光、尖叫、浓烟……她总是在这时惊醒，浑身冷汗，在黑暗中剧烈喘息。

梦的次数多了，她渐渐拼凑出一些自己不愿承认的真相。那个黑袋子。儿子失踪的时间。警官欲言又止的眼神。302周家夫妇葬礼上，她看到那个幸存的小男孩周子安，同时，心里那把钝刀开始搅动。

她自行参加了葬礼，穿着旧蓝衫站在人群最后。看到遗像上温和的年轻夫妇和捧着照片的苍白孩子，她腿软被刘阿姨扶住。鞠躬时对上孩子的眼睛，静默深邃但是无光。

她想说对不起，为了儿子可能做过的事。但“对不起”太轻了，轻得像灰尘，盖不住那么重的血与火。

那天回来后，她发了一场高烧。病中，她恍惚听见儿子在哭，像个迷路的小孩。她伸手去摸，只摸到冰凉的墙壁。

病好后，她更少出门了。有时坐在窗前，一坐就是一天。看楼下孩子长大，看年轻人搬走，看老人被搀扶着散步。季节更替，窗外的槐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秃。她的时间似乎脱离了这种循环，凝固在某个再也不会到来的等待里。

偶尔有社区的人来看她，送点米面油，劝她去养老院。她总是摇头。她得守着这个家，万一儿子回来，找不到门怎么办？

尽管心底某个角落，她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他不会回来了。

那个叫周子安的孩子，她后来在街上远远见过几次。先是个瘦伶仃的小学生，背着旧书包，低头走路；然后是个沉默的少年，身姿挺直；再后来……她听张奶奶说，那孩子考上警校了。

“当警官了。”张奶奶说这话时，声音里有感慨，也有某种如释重负，“这孩子，不容易。”

她没接话，只是慢慢走回家。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警官。追凶的人。而她的儿子，是被追的那一个。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打开了儿子床头那个上锁的小抽屉，钥匙一直藏在针线盒里。里面东西不多：一沓过期粮票，几张老照片，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她颤抖着手翻开笔记本，里面没有日记，只有一些零散的、像是从报纸或书上抄下来的句子：

“完美犯罪是否存在……”

“火焰能掩盖所有痕迹……”

“一步错，步步错……”

字迹潦草，有些地方力透纸背。她看不懂全部，但那些字眼像冰锥，扎进她早已麻木的心脏。她猛地合上本子，把它塞回抽屉最深处，锁好。然后瘫坐在床边，久久无法动弹。

最后一点自欺欺人的侥幸，碎了。

从那以后，她开始迅速老去。不是缓慢地衰老，是崩塌式的。头发在一年内全白了，腰弯了下去，走路需要扶着墙。记忆力也开始衰退，有时会忘记关火，烧干了好几个锅。但奇怪的是，关于那个夏天的一切，却越来越清晰。每个细节都在反复咀嚼中变得锋利，割得她内里鲜血淋漓。

她开始整理东西。不是大扫除，是缓慢的、仪式性的归置。把儿子的衣服叠好，放进樟木箱子。把他小时候的玩具、成绩单、工作证收进一个铁盒。把她自己的东西也慢慢收拾起来，不多的几件好衣服，存折，户口本，还有那张压在玻璃板下的警官名片。

她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不是预感，是确切的感觉，像蜡烛燃到了最后，火光开始不稳定地摇曳。

然后，警官又来了。这次不是老赵，是几个更年轻的面孔，穿着整齐的制服。他们客气但坚持地询问，关于一些化工品，关于生锈的铁桶，关于儿子以前的工作。她听着，缓慢地回答，像一台生锈的机器艰难运转。那些问题拼凑出一个更完整、也更可怕的画面。

她送走警官，关上门，在寂静的客厅里站了很久。然后慢慢走到儿子房间门口，拧动把手，门没锁，她已经很久不锁这扇门了。

夕阳从旧窗户照进来，给灰尘镀上一层金粉。她坐在儿子床边，看着墙上那张褪色的奖状，是儿子小学时劳动比赛得的。照片上的小男孩笑容腼腆，眼里有光。

“你到底……为什么啊……”她对着空气喃喃，声音干涩得像摩擦的砂纸。

没有回答。只有光影在房间里缓慢移动，从床边移到墙上，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她想起儿子离家前那个晚上，唯一一次主动跟她说话。他说：“妈，如果我做了错事，是很大的错事，你会恨我吗？”

她当时在补衣服，头也没抬：“傻孩子，能有多大错？改了就好。”

他没说话，站了一会儿，回到了自己房间。

现在她想，如果当时她放下针线，抬头看看他的眼睛，抱抱他，说“不管什么事，妈在这儿”，会不会不一样？

又是“如果”。这世上最无力的两个字。

几天后，消息传来了。不是通过警官，是楼下乘凉的老人们议论，声音顺着打开的窗户飘上来：“……抓到了……青州那个放火杀人的……十几年了……”

她正在淘米，手一抖，米盆掉在地上，白花花的米粒撒了一地。她扶着水池边缘，慢慢蹲下，一粒一粒去捡。手抖得厉害，捡起来的米又漏下去。她不再捡了，就那样蹲着，看着满地白点，像看着一场寂静的雪。

审判，判决，她都是从别人片段的议论中拼凑的。没人正式告诉她，她也没去问。那个叫周子安的年轻警官，她已经认不出他就是当年那个眼睛很深的孩子，来过一次，在楼下，被邻居们围着说话。她躲在窗帘后面看了一眼，只看到一个挺拔的、穿着制服的背影。

够了。知道他还活着，穿着那身衣服，就够了。

执行的日子，她不知道具体是哪天。但那天早上，她莫名很早就醒了，天还没亮。她起来，慢慢走到厨房，想做点什么，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最后，她烧了一锅水，下了一把挂面，打了两个鸡蛋。这是儿子小时候最爱吃的。

面煮好了，盛了两碗。一碗放在自己面前，一碗放在对面。筷子摆好。她坐下来，对着空座位，轻声说：“吃吧。”

然后她开始吃自己那碗。一口，一口，吃得很慢，很仔细，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对面那碗面慢慢凉了，油花凝在汤面上。

吃完，她洗干净两个碗，擦干，放回碗柜。然后她换了身干净衣服，那件只有过年才穿的暗红色外套，梳了头，戴上儿子很多年前给她买的、已经褪色的发卡。

她坐在客厅那把磨破了皮的藤椅上，等着。

等什么呢？她也不知道。也许等一个永远不会响起的敲门声，等一个永远不会再喊“妈”的声音。

阳光从旧窗户爬进来，慢慢移过地面，爬上她的膝盖，然后停在她交握的手上。那双手布满老年斑，皮肤薄得像纸，下面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忽然想起儿子很小的时候，这双手牵着他学走路，给他洗脸，拍他入睡。那么小、那么软的一个生命，怎么就长成了后来那样？是哪里出了错？是她没教好？是命？还是他自己心里早就有了裂缝，她这个当妈的却一直没看见？

没有答案。只有阳光安静地照着手背，暖意一点点渗透进冰凉的皮肤。

黄昏时，她慢慢起身，走到阳台。旧窗玻璃映出她佝偻的身影和身后空荡荡的房间。楼下传来孩子们放学回家的笑闹声，哪家厨房飘出炒菜的香味，远处有隐约的电视声。

寻常人间，烟火日子。

她扶着窗框，极目望去，想看穿暮色，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那个她永远等不回来的人，最后去了哪里。

夜色渐浓，灯火次第亮起。她终于转身，回到屋里，轻轻关上了阳台的门。

桌上的老式挂钟，嘀嗒，嘀嗒，不紧不慢，走向又一个寻常的夜晚。而她坐在椅子里，闭上眼睛，像一片终于落定的、无声的余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