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车间主任骂醒的。

“纪恒！这台收音机修了三天了！再修不好，滚蛋！”

声音从头顶灌下来，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我睁开眼，看见的不是出租屋的天花板，不是医院的白色墙壁，而是一张被汗水浸得发红的脸——车间主任老周，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面是一双快要喷火的眼睛。

我低头。手里攥着一把电烙铁。面前是一台拆开的红灯牌收音机，电路板、外壳、喇叭、旋钮，拆得七零八落，像一具被解剖的尸体。收音机的后盖上印着一行红字：上海无线电二厂，1982年制。我的工位在车间最角落，窗户在我左边，窗外是一排低矮的厂房和一棵半死不活的梧桐树。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我手上。

这是1984年。我回到了1984年。

“发什么呆！”老周又吼了一声。车间里有几个工友抬头往这边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干活。没人敢搭腔。老周骂人是这个车间的固定节目，每天必演，只是主角轮换。今天轮到我了。

我看着面前这台收音机。上一世，这台收音机我修了四天。因为有一个焊点是虚焊，藏在第三排电容的左下方，被一颗电阻挡得严严实实。我用万用表测了整整三天，把所有焊点都测遍了，愣是没找到。第四天，老周骂不动了，我自己也快放弃了，无意中把电阻拨开，才看见那个虚焊点。四天。为一个虚焊点花了四天。

这一世，我不用测。我把那颗电阻拨开，电烙铁点上。焊锡在高温下融化，极细的一缕青烟升起，松香味钻进鼻腔。三秒。我把电烙铁移开，焊点冷却，银白色的锡点圆润饱满。装上电池，按下开关。

“滋滋——燕京时间，十二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时声从喇叭里传出来，清晰、响亮，像一记耳光。车间里的工友全部抬起了头。老周的嘴张开了。收音机还在响，报时之后是午间新闻，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播报着全国各地的新闻摘要。我听着那些新闻——某地粮食大丰收，某地工业产值创新高，某某会议在京召开。每一句话都来自1984年。

我把电烙铁放在烙铁架上，拔掉电源。然后站起来，看着老周。

“主任，修好了。”

老周把收音机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贴到耳边听了十几秒。新闻播完了，开始放音乐。他把收音机关掉，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神变了，不再是喷火，是一种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困惑。一个修了三天没修好的年轻人，忽然在三秒内修好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找到的？”他问。

“虚焊。在第三排电容左下方。”

老周把收音机后盖翻过来，顺着我说的位置看了一眼。那颗电阻还被我拨在旁边，虚焊点暴露在外，锡面有一圈极细的裂纹。他沉默了几秒，把后盖合上，收音机放在桌上。

“行了。下不为例。”

他转身走了。走出两步，又停住，回头看了我一眼。“下班前来办公室一趟。”

车间恢复了平静。电烙铁的白烟还在空气里飘散，松香味混着机油和汗味，是1984年的工厂特有的味道。我坐回工位，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很年轻，指节还没有被三十年电烙铁烫出的疤痕覆盖，虎口的茧子只有薄薄一层。我握了握拳，手指收拢，松开。活的手。

下班后我去办公室。老周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摊着一张表格。表格抬头印着：深圳市第一届集成电路设计培训班·报名表。他把表格转过来，面朝我。

“电子局发的文。厂里分到一个名额。”他的手指点在表格上，“你最近半年维修合格率全厂第一。今天那台收音机，虽然拖了三天，但最后能找到那个虚焊点——一般人找不到。你想不想去？”

我看着那张表格。深圳市第一届集成电路设计培训班，名额全市三十人，培训时间三个月，地点深圳电子工业学校，主讲教师是从燕京和上海请来的集成电路专家。1984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刚刚起步。这个培训班，是深圳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最早的芯片设计人才培养项目。上一世，我没有拿到这张表格。因为那台收音机我修了四天，老周没有把名额给我，给了另一个维修合格率更高、没有拖过工期的老师傅。那个老师傅去了，回来之后调到了电子局，从此不再摸电烙铁。

这一世，我修了三秒。

“我想去。”我说。

老周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钢笔，在报名表上签了字，盖上公章。他把表格递给我。“九月**开学。厂里给你算脱产学习，工资照发。”我接过表格，折好，放进口袋。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传来老周的声音。

“纪恒。”

我停住。

“别给厂里丢脸。”

我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弥漫着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气，是白菜炖粉条的味道。工友们三三两两往食堂走，铝制饭盒碰得叮当响。梧桐树的影子斜在走廊地面上，被晚风吹得轻轻晃动。我把手插进口袋，指尖碰到那张折好的表格，纸张边缘还带着老周手指的温度。

1984年。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