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班进行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了那批收音机。

事情很偶然。那天下午没课，我在华强北市场里转，路过西区最角落的一个摊位时，看见摊主正把一摞纸箱往三轮车上搬。纸箱上印着日文，旁边有“PANASONIC”的英文字样。松下。

“师傅，这些是什么？”我问。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潮汕人，姓蔡，我上一世认识他——他后来靠倒腾进口电子元件发了财，90年代初在华强北买了三个铺面。但那是后来的事。此刻他正满头大汗地搬箱子，心情显然不太好。

“废品。”他把箱子往三轮车上一顿，“从蛇口拉回来的一批进口收音机，全是坏的，修都修不好。当废品卖，一台五块钱都没人要。”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我能看看吗？”

蔡摊主打量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年轻人闲着也是闲着，随手从箱子里掏出一台递过来。松下RF-8，樱花国原装进口，八波段，在1984年的中国市场是绝对的尖货。全新的要卖到两百多块，还要外汇券。我拆开后盖，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保险丝烧断。再测电源模块，完好。测功放模块，完好。测调谐电路——完好。

问题只有保险丝。

我控制住表情，把后盖合上。“蔡师傅，这批货有多少台？”

“三十多台吧。怎么，你想要？”

“五块一台？”

蔡摊主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老华强北人特有的精明。“你要全包的话，四块。不能再少了。”

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三十多台，四块一台，总共不到一百五十块。修好之后，一台至少卖八十块。三十台，两千四。成本一百五。我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做出一副“很犹豫”的样子。这是我在华强北学到的第一条商业法则：不管多想成交，脸上都要写满犹豫。

“我得先看看货。”我说。

蔡摊主把三轮车上的箱子全部卸下来，一共六个纸箱。我一箱一箱打开，一台一台检测。全部是保险丝烧断。应该是运输过程中电压不稳导致的——从港湾区走私过来的货，中途要倒好几手，充电环境极不稳定，保险丝首当其冲。但对于不懂电路的人来说，机器不开机就是“坏了”，修不好就是“废品”。

三十七台。全部是保险丝问题。

“我要了。”我直起腰，“但我现在没带那么多钱。能不能先付定金，明天来拉货？”

蔡摊主想了想，同意了。我把口袋里仅剩的三十块钱掏出来，付了定金。回到宿舍，我把压在枕头底下的所有积蓄取出来——一百二十块。培训班的生活费，我省了又省，攒下的全部家当。加上付过的定金，刚好一百五。

第二天，我把三十七台收音机拉回了宿舍。宿舍是四人间，室友们看着我把六个大纸箱搬进来，全部愣住了。“纪恒，你搞什么？”“捡垃圾回来了？”我没解释，只是把最上面那台收音机拆开，换上新的保险丝。新保险丝是在华强北买的，几分钱一个。装上电池，按下开关。收音机里传出了清晰响亮的音乐声。

室友们全部安静了。

那之后的一个星期，我白天上课，晚上修收音机。三十七台，一台一台拆开，换保险丝，重新调试，清洁外壳，装箱。阿芳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帮我的。她在华强北卖磁带，和我一样是培训班学员——她报的是电子营销班，就在我们隔壁教室。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买了一批“废品”收音机，下课后跑到我宿舍门口，探头往里看了一眼。

“听说你买了一堆破烂？”她的酒窝很深。

“不是破烂。”

“我能看看吗？”

我递给她一台修好的。她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打开后盖，又合上。她不懂电路，但她懂市场。“这台收音机，在华强北能卖到八十块。”她把收音机放回箱子里，“你打算怎么卖？”

“还没想好。”

“我帮你卖。”她说，“我的摊位人流量大。每卖一台，你给我五块钱提成。”

我看着她。阿芳比我小两岁，但她在华强北待的时间比我长。她的摊位在东区入口处，是整个市场人流量最大的位置之一。上一世，我没有和她合作过。因为上一世我没有在1984年遇到这批收音机。

“成交。”

三十七台收音机，阿芳卖了八天。价格从八十到一百二不等，最后平均成交价九十五块。三十七台，总销售额三千五百一十五块。扣除给阿芳的提成一百八十五块，扣除收购成本一百五十块，扣除保险丝和清洁剂的成本不到十块钱。净利润，三千一百七十块。

三千一百七十块。1984年的三千一百七十块，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五年的工资。

阿芳把钱交给我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华强北路边的大排档吃炒河粉。她把一沓钞票推过来，用皮筋扎得整整齐齐。钞票上有一股电子市场特有的味道——焊锡、塑料、和港台流行歌曲混在一起的味道。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问。

“租摊位。”

“然后呢？”

我看着街对面华强北市场那一长排铁皮棚子。棚子里的日光灯把整条街照得雪亮，人来人往，讨价还价的声音隔着一条街都能听见。1984年的华强北，是中国电子产业最野蛮、最混乱、也最有生命力的地方。上一世，我在这里起家，也在这里跌落。这一世，我不会再跌倒了。

“然后，”我把钞票收进口袋，“从头来过。”

阿芳没有追问。她端起茶杯，碰了一下我的杯子。“那就从头来过。”

1984年10月15日，我在华强北电子市场C区租下了第一个摊位。两平米，一张桌子，一个货架，一盏日光灯。月租三十块，押一付三。摊位上方的招牌是我自己用油漆写的：纪恒电子维修。

开张第七天，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站在摊位前，拿起一台修好的收音机看了很久。他戴着金丝眼镜，手指修长，像是常年拿笔而不是拿工具的人。他把收音机放下，又拿起另一台收录机，拆开后盖仔细看里面的电路。看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放下收录机，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柜台上。

“我是深圳电子研究所的。你修过的机器，电路重新设计过？”

我看着那张名片。深圳电子研究所——华南地区电子技术的最高殿堂。1984年，他们正在承担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关于集成电路设计的课题。

“有些优化。”我说。

“自学的？”

“培训班教的，加上自己琢磨。”

他把名片往我面前推了推。“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所里工作？不是维修。是参与集成电路设计项目。”

柜台外面，华强北的人潮来来往往。阿芳在隔壁摊位给顾客试磁带，邓丽君的歌声从收录机里飘过来。日光灯在我头顶嗡嗡作响。

我看着那张名片。上一世，我没有收到过这样的邀请。因为上一世我晚了整整两年才在华强北站稳脚跟。那时候电子研究所的项目组已经满员了。这一世，1984年10月，他们主动找上了门。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把名片收进口袋，说了一句：“让我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