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在研究所画版图，晚上和周末在华强北守摊位。研究所的工作比我想像中更枯燥。我每天的工作内容是：把逻辑设计组送来的电路图转化成版图——用铅笔在坐标纸上画出每一层掩膜的图形，标注尺寸，检查设计规则。画错了用橡皮擦掉重画，一张版图往往要反复修改十几遍。和我同组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姓刘，一个姓赵，都是从华南工学院分配来的。他们比我早来半年，画版图的速度比我快得多。

“纪恒，你这一笔又画粗了。”小刘趴在我的绘图桌旁边，指着坐标纸上的一根线条，“扩散层的宽度必须是3微米，你这根线都3.2了。”

我低头看。3.2微米，肉眼根本看不出来，是在显微镜下测量出来的偏差。我用橡皮把那根线擦掉，重新画。手要稳，呼吸要轻，铅笔削得尖尖的，一笔下去不能有丝毫抖动。画完之后再测，3.0微米，合格。

孟主任每周来检查一次进度。他把我画的版图摊在灯箱上，用放大镜一寸一寸地看。看完了，说了一句：“进步很快。”然后指出七处需要修改的地方。

晚上六点下班，我骑自行车从研究所赶往华强北。自行车是二手车市场花三十块买的，二八大杠，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从研究所到华强北骑车二十分钟，我每天卡着点赶到摊位，开灯，把修好的机器摆上货架，把待修的机器从柜台下面搬出来。阿芳已经收摊了，但她的摊位灯还亮着。她每天会帮我留一盏灯。

“今天来了三个客人，修收音机的。”她把登记本递给我，“信息都记在上面了。”

我接过本子。阿芳的字很工整，每一笔都写得认认真真：客户姓名、机器型号、故障描述、联系方式、送修日期。她的字比我好。我把待修的机器拆开，一台一台检测。大部分是常见故障——保险丝烧断、电容击穿、焊点虚焊。修起来很快，一台十几分钟到半小时不等。修好了装回去，用记号笔在机器底部写上编号，和登记本上的编号对应。修不好的放在另一边，等周末白天有大块时间再仔细排查。

全部修完通常已经十点多了。华强北的摊位陆续熄灯，铁皮棚子里的日光灯一盏一盏灭掉，深南中路上的车流也稀疏了。我锁好摊位，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沿着深南中路往回骑。夜风吹在脸上，带着远处蛇口港的海腥味。

路过研究所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抬头看一眼。三楼最东头的窗户总是亮着灯。孟主任还在里面。

阿芳问过我，为什么不把华强北的摊位关了，专心在研究所上班。我说，研究所的工资六十块，华强北摊位一个月赚三百。她想了想，说，那你两份都别丢。她又问我，这么拼是为了什么。我没回答。因为答案太长。上一世，我在华强北赚到了钱，然后被人把钱和技术一起骗走了。这一世，我要赚更多的钱，但我要把钱攥在自己手里。我要学最顶尖的技术，但我要把技术记在自己脑子里。研究所给我技术，华强北给我钱。两者加起来，才是我不重蹈上一世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