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单被父亲拍在八仙桌上的时候，陈守一的手抖了一下。

不是害怕。是熟悉。

那张薄薄的红纸，折了两道痕，右下角盖着县教育局的圆章。红色印泥洇开一点边，刚好盖住成绩两个字的下半截。和记忆里一模一样。三个数字印在成绩栏中，总分371。够了，够上省城的大专。不多不少，刚好卡在录取线上。

1985年7月，信阳。天闷得像蒸笼扣在脑袋上，喘不过气来。客厅头顶的吊扇吱呀吱呀转，铁叶子片上积了一层灰，转起来带出一股子土腥味，吹不散空气里黏腻的暑气。窗户外面有棵老槐树，蝉趴在树皮上叫，一叫一整天，叫得人头皮发麻。

母亲不在家。上午去学校开会了，她带的那班四年级期末考试出了点问题，几个学生家长闹到了教导处。走之前在灶台上留了一锅绿豆汤，说要凉着，等她回来一家人好好商量。

商量什么？商量他去省城的事。

父亲陈德厚坐在八仙桌对面，矮凳上垫了一块砖——那条凳腿缺了一截，从陈守一记事起就这么对付着用。父亲从兜里掏出一沓供销社用剩的旧信封，一个个拆开翻过来，在空白的背面用钢笔算账。他算得很慢，一笔一笔，字迹端端正正，跟他当了十几年会计做出来的账本一个样。

学费，一学期六十。这是省城的标准，比咱县里贵一截。笔尖在信封上划过，沙沙响。生活费，每个月十五块够了。省城东西贵，但你在学校吃食堂，花不了多少。

他顿了一下，又在旁边补了一行小字。

偶尔买书本笔墨，再加五块。户口迁过去要打点……父亲停了笔，抬头看了陈守一一眼，把钢笔帽拧上又拧开，打点的钱不记在账上，我和你妈想办法。你不用操心这些。

他没说话。

他在看父亲的手。

那双手指节粗大，右手中指第二节有个鼓包——钢笔磨出来的老茧，硬得像颗蚕豆。指甲剪得秃秃的，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蓝墨水印子。这双手他看了十八年。从记事起就是这副模样，稳当，可靠，一板一眼，像他做的账本一样，一笔是一笔，从不糊涂。

忽然，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脑海。

陈守一整个人僵在椅子上。

他看见了——一间出租屋。不到十平方米，墙皮剥落露出灰色的水泥底子。一张折叠桌上摆着半碗冷饭，饭粒已经干硬，结成一块一块的。日光灯管坏了一根，另一根闪着惨白的光，嗡嗡响。空气里有股发霉的味道，混着方便面调料包的咸腥气。窗外有车经过，车灯扫过天花板，一闪。

他看见了那双手。不是眼前这双，是另一双——苍老，瘦得只剩骨节，青筋暴突，搭在折叠桌边缘。无名指上的肉凹下去了，戒指不知道什么时候摘掉的，留下一圈暗色的印痕。手边有一张发黄的东西，看不清是什么。纸片？照片？模糊得像隔着雾气，使劲看也看不清。

然后是声音。很远的，模糊的，像隔着水传过来的。

老陈……老陈！不行了……快叫救护车……

心脏。是心脏。

那个画面一闪就没了，快得像闪电劈过夜空，只留下视网膜上灼烧的残影。陈守一的胸口发紧，像有人攥着他的心脏拧了一把。他知道他看见了什么。

那是上一世的结局。

五十岁。独居。心脏病发作。倒在那张折叠桌前面，半碗冷饭都没吃完。

白光又来了。这次连着闪。

——钢铁厂。高炉前。火光映着年轻的脸，汗珠从额头滚下来，落在铁铲柄上，滋地一声蒸干。蓝色的工服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一天下来硬得能立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年。高炉没有变过，铁水颜色没有变过，他脸上被烤出来的红也没有变过。

——下岗通知。一张薄纸，比手边这张成绩单还薄，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像什么都没有。车间主任念名字的时候没抬头，念完了说一句回去等通知，就继续整理桌上的文件。父亲的背影在厂门口停了一下，佝偻着，没回头，说了句回来了也好。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地摊。冬天。省城街头的风刮得脸疼，围巾裹了三层还是冷，鼻尖冻得通红。面前铺着一块塑料布，上面摆着袜子、手套、廉价围巾。吆喝到嗓子哑，一上午卖出去三双袜子，赚了六毛钱。旁边卖烤红薯的老头看不下去，塞给他一个小的，说趁热吃。他没客气，掰开就往嘴里塞，烫得舌头上起了泡。赚的钱刚够买明天的菜。

——出租车。深夜。方向盘上的老茧比父亲手指上的还厚。计价器跳一个数，他跟着数一个数，数到月底，交完份子钱，剩不下多少。凌晨两点在火车站排队等客，前面的师傅转过头来说：老陈，你这脸色不好，去医院查查。他说没事。他没去。查了也看不起。

——出租屋。又是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和刚才闪过的画面重合了。半碗冷饭，发霉的味道，闪着的日光灯。

一条路。从眼前这张成绩单开始，经过钢铁厂，经过下岗，经过地摊和出租车，一直走到那碗冷饭前面。

一条走到底的死路。

守一？守一！

他猛地回过神来。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停下了笔，正看着他。眼睛里带着疑惑，还有一点担心。

咋了？不舒服？脸色这么难看。父亲把手背贴上他的额头，没发烧啊。

没有。他低下头，避开了父亲的手。就是有点闷。

闷就对了。父亲收回手，这破天，闷死人。等到了省城就好了，省城比咱这儿凉快。

他说不出口。他不能说自己不想去省城。至少现在不能。

371分。这个数字，上一世他也见过。在同一个客厅，同一张八仙桌，同一把吱呀转的吊扇底下。那时候他是真的十八岁，什么都不懂，觉得省城就是全世界，钢铁厂就是铁饭碗，父亲的安排就是最好的路。他连问都没问一句还有别的办法没有就点了头。

那都是上一世的事了。

我去倒杯水。他站起来。

厨房里，水缸旁边挂着搪瓷杯，白底红字，印着为人民服务。缸子上有个缺口，是小时候他摔的，母亲舍不得扔，用锔钉补了两颗。他舀了一勺凉白开灌下去，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滴在胸口，蓝布衬衫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印子。

他看着自己的手。

年轻的，十八岁的手。没有老茧，没有青筋，皮肤光滑得像没碰过粗活。指节修长，骨头上还裹着一层薄薄的肉——不是后来那个瘦得只剩骨头的男人。

他又活过来了。

灶台上的绿豆汤还冒着热气。母亲走之前盖了个搪瓷盘，怕落灰。他揭开看了看，豆子还没煮烂，汤是绿色的，浮着几片没捞干净的豆皮。

他盖上搪瓷盘，走回客厅，重新坐到八仙桌前。

成绩单还摊在桌上，371分。父亲已经把信封翻到了第三张，背面密密麻麻全是数字和备注，钢笔字一行接一行，工整得像要拿去存档。

爸。

嗯？

学费的事，我想再想想。

陈德厚抬起头，皱了皱眉。钢笔悬在半空，一滴墨水聚在笔尖上，快要落下来。

想什么？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你考上了省城的大专，去了好好读，毕业分配进钢铁厂，那是铁饭碗。全县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

我知道。就是……再想想。

父亲看了他一会儿。那双眼睛精明了一辈子，在供销社的账本上没算错过一笔账，此刻盯着自己小儿子看，像是在账面上发现了一个对不上的数字。

但他没追问。把笔帽拧上，低头继续算账。沙沙的声响和吊扇的吱呀声混在一起，是这个夏天最平常不过的背景音。

陈守一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窗外。老槐树的叶子密密匝匝，蝉藏在里面叫。远处传来卖冰棍的吆喝声，一根两分钱，小孩子的零花钱就够了。

1985年的夏天。蝉鸣如沸。

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舅舅周大勇要回来了。那个被全镇人叫做疯子的男人，会在这个闷热的夏天里出现，给他指出另一条路。

上一世，他没敢走。

这一世，他必须走。

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摸到一个硬东西。是一支铅笔，高考时候用的，中华牌，咬了一截木头在笔头上。他无意识地在指间转了一圈，然后用力握紧。

成绩单上的数字没有变。371分，和上一世一模一样。

但他已经不是十八岁的少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