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封是在**物证室打开的。

许砚没有让任何人提前看内容。黄皮信封连同封口红线一起放在冷光台上，编号、拍照、称重、记录外观。陈照白站在玻璃隔断外，看见技术员把那根褐红线一点点从封口处挑起，动作轻得像在拆一口气。

红线没有打死结。

线头绕了两圈，末端压在纸舌下面，和梁怀舟寿衣下摆那段旧线的打法一样。技术员先取了线结表面微屑，再用镊子托出压在线下的那片白纸。

白纸只有指甲盖大。

上面露出的不只是半个“阿”字。

拆开以后，另一半被线勒得发白，笔画断在折痕里，只能看出后面还有一竖一撇，像“木”，又像被水浸过的“槐”字一角。技术员没有立刻判断，只把纸片压平，放进透明片夹。

许砚说：“先叫它纸片**。”

陈照白点了一下头。

他知道许砚这句话不是对技术员说的，是对他说的。不要给它名字，不要让那个“阿”字先长成自己想象里的脸。

信封里有两样东西。

一张折了四折的旧信纸，一小片铜绿色的薄金属。

金属像从什么东西上剪下来的，边缘有锈蚀，也有近年剪切留下的亮口。上面刻着两个字：沉桩。字很浅，像是用钉子尖一点点划出来的。

旧信纸展开时，纸面发脆，角上有水渍和柳叶压痕。梁怀舟的字歪斜，却比练字本里的字稳。

“阿槐若还活着，别让他一个人回渡口。”

第一行出来时，陈照白的手指下意识收紧。

阿槐。

不是完整户籍名，更像旧时渡口人给孩子起的叫法。它既能解释录音里那个“阿——”，又没有把人真正钉死在纸面上。

许砚看了他一眼。

陈照白低声说：“我知道，不是结论。”

许砚没有再提醒。

信纸后面写得更乱。

“账箱在七号船沉桩下，铁耳缺角。那年我把箱子沉了，不是为救人，是怕他们回来问账。后来守山来找，我没敢给。他说欠船不是欠钱，是欠路。我听不懂，也不敢听。若我死前来不及说，就让衣服说。衣服若烧了，就什么都没了。”

最下面还有一行。

“水开过一次，箱子恐怕已经不全。”

陈照白读到这里，忽然明白梁怀舟为什么要倒穿寿衣。

信里不是忏悔给活人看的漂亮话。它每一句都带着迟到的怯懦。梁怀舟把箱子沉进水里，是因为怕；把证据缝进寿衣里，也是因为怕；把信封交给梁建成，仍然没有直接交给警方，还是因为怕。

但他最后还是留了路。

这路绕了一大圈，从寿衣反缝到柜底灰，从信封红线到水下沉桩，曲折、胆小、迟到，却终于把他们带回渡口。

许砚把信纸封存，转身对记录员说：“申请水警协助，旧渡口水下搜索。搜索点以七号船沉桩为中心，半径十五米。同步调船闸维修图、老码头沉桩分布和二零零四年以后所有打捞记录。”

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

“通知青槐派出所封控现场，别让任何民间打捞队靠近。”

下午三点，青槐渡口起了风。

水面不像夜里那样黑，白天看去反而更脏。水草贴着岸边，旧闸门下有一层油亮的浮沫，风一吹，浮沫就碎成细小的灰点，像有人把纸灰撒进水里。

水警的橡皮艇停在旧码头旁。潜水员没有立刻下水，先用侧扫声呐扫沉桩位置。陈照白站在岸边，看见屏幕上灰白色的水下阴影一块块掠过，像翻看一张被水泡烂的旧账。

老水务站的管理员也被叫了过来。

他姓邹，六十多岁，腰背有些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他指着旧码头西侧第三根断桩说：“七号船以前就拴那里。后来渡船撤了，桩没拔干净，水浅的时候还能看见木头顶。”

许砚问：“沉桩下面能藏箱子？”

邹管理员摇头。

“不是下面，是桩根旁边有个老铁箍。以前拴缆绳用的，空一点。要是拿铁丝把箱耳和铁箍缠住，水一涨，外头看不出来。”

“谁知道这个位置？”

“老摆渡的都知道。”邹管理员顿了顿，“梁怀舟肯定知道。”

“还有谁？”

邹管理员看向水面。

“当年常在渡口做临棚的人也知道。扎纸的、抬棺的、船工、管闸的。那阵子乱，谁都能说自己来帮忙。”

这句话把水面的风压低了。

许砚没有追问“谁都”里具体有哪些人。他让邹管理员签了到场说明，又把旧沉桩图拍照封存。

第一遍声呐没有扫出完整箱体。

第二遍扩大到二十米，屏幕角落出现一个不规则亮点。亮点贴在断桩北侧，形状不像石块，边缘有一条细细的直线。

潜水员下水前，许砚让人把岸边围观的人往后清。

青槐老街的人来得很快。有人说水下捞死人账不吉利，有人说梁老头死了也不安生。梁秋凤也来了，她站在人群最后面，脸色苍白，手里攥着一包纸巾，没有上前。

陈照白看见她，走过去。

梁秋凤先开口。

“那信里是不是说我爸害过人？”

陈照白没有立刻回答。

水声在他们旁边一下一下拍着岸。

“信里说他怕过。”陈照白说，“怕到把箱子沉进水里。”

梁秋凤眼眶红了。

“那是不是一样？”

陈照白看着水面。

“不一样。但也不能当没发生过。”

梁秋凤低下头，纸巾在手心里被揉成一团。

“我以前总觉得他怪。别人家老人怕死，他不怕死，他怕过水。每次我们说带他去河边散步，他都骂人。原来他不是怕水，是怕水底下有东西。”

陈照白没有安慰她。

有些安慰会让责任变轻。梁怀舟留下的不是清白，是一条能让后人继续往下查的路。

第一名潜水员很快浮上来。

他手里没有箱子，只带回一段发黑的铁丝和半截白色扎带。铁丝一头锈断，一头有被工具扭开的新口；扎带更奇怪，表面还没长满水垢，只在齿槽里嵌着薄薄一层青泥。

水警把东西放进托盘。

潜水员摘下面罩，说：“桩根那边有人动过。旧铁丝被撬开以后，又有人用扎带临时拴过东西。扎带断口朝外，像是拖东西的时候硬扯断的。”

许砚问：“能看见箱体吗？”

“看不清。泥很厚，水草缠住了。下面还有旧缆绳，不能硬拖，怕把东西撕碎。”

这句话让陈照白想到梁怀舟信里的“水开过一次”。

开，不一定只是开闸。

也可能是有人打开过水下藏物，把旧铁丝撬开，把箱子翻过，又匆匆用扎带重新固定，等水草和泥把痕迹盖回去。

许砚让潜水员把断铁丝、扎带和桩根泥样分开编号。

“不要急着拖箱。先确认缆绳方向。”

第二次下潜时间更长。

水面上只剩气泡一串串冒出来，间隔有时很短，有时又忽然停住。围观的人声音低了下去，像都怕惊动水底下那只沉了二十年的箱子。梁秋凤站在岸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仿佛只要她移开视线，她父亲最后留下的东西就会重新沉回去。

水警第三次下潜时，绳索终于绷紧。

两名潜水员合力把东西从泥里拖出来。水面先翻起一团黑泥，接着露出一只铁箱的角。铁箱不大，外壳锈得发黑，一侧箱耳缺了一块，正和信里的“铁耳缺角”对上。

箱子被吊上岸时，水从缝里往下淌，带出腐泥和碎草。技术员立刻围上去拍照。陈照白闻到一股很重的河泥味，里面混着铁锈、霉纸和一点说不出的冷腥。

许砚蹲下看箱锁。

锁已经没有了。

箱扣上缠着一圈旧铁丝，铁丝外层锈蚀严重，内侧却有一处新亮的压痕。箱盖边缘有两道撬痕，一道被锈层盖住，另一道很浅，露出干净的铁色。

痕检员说：“有人开过。不是最近一两天，但肯定不是二十年前。新撬痕外面没有形成完整硬锈，泥层也薄。”

许砚问：“能判断时间？”

“初步看，几个月到一两年都有可能，要回去做锈层和泥样比对。”

陈照白想起小刘去年以假身份进水务站旧库房。

旧库房、老柜子、录音笔、水下账箱。

小刘不是偶然补遗愿的人。他像一只手，沿着梁怀舟留下的每一条路摸了一遍，能删的删，能拿的拿，拿不走的就压回去。

铁箱没有在现场打开。

回到临时封控帐篷里，技术员搭了干燥台，先取外层泥样，再一点点打开箱盖。箱盖掀起的瞬间，一股潮湿的霉味冲出来，梁秋凤在帐篷外捂住了嘴。

箱内有一层油布。

油布已经黏在一起，边角被撕过。里面压着几张水浸的纸，一段断裂的红线，一枚铁质账钉，还有半张硬纸单。

关键账页不在。

原本固定账册的位置只剩账钉，纸边被整齐撕走，残留纤维朝同一个方向翻起。技术员用冷风把半张硬纸单吹开，纸面上有大片墨污，仍能看出抬头：

“青槐临棚送葬转运单。”

下方有几栏。

船号：七。

夜次：三。

物项：空棺、旧谱、白布、灯箱。

签收栏水浸严重，只剩一段笔迹。

陈守山。

陈照白看见那三个字时，耳边像有水声忽然变远。

不是残笔，不是偏旁，不是红外增强里勉强露出的影子。

这一次，陈守山三个字完整地躺在转运单上，虽然被水泡得发灰，笔画却还在。

许砚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拍照，提取。笔迹不能现场判断。”

陈照白慢慢吸了一口气。

他把视线从签名上移开，看向纸单右下角。

那里还有一栏。

同行。

同行栏被人用浓墨横着盖住，墨层厚，像是后来补涂。水浸以后，墨边散开，底下隐约透出两个字的结构。

第一个字被遮得最重，只露出上面一点。

第二个字有“童”的下半边。

技术员换了斜光。

墨层反光里，陈照白看见一个很淡的压痕，不是字，是一枚戒面压过的弧形。

弧形旁边有三片柳叶。

许砚盯着那处压痕，半晌才说：“柳戒。”

帐篷外的风把塑料布吹得猎猎作响。

水下账箱被打开过，关键账页不见了，留下的半张转运单却比任何残片都重。陈守山签过字，柳戒压过痕，同行栏里有一个被墨盖住的名字。

梁怀舟说水开过一次，箱子恐怕已经不全。

他说对了。

有人比他们更早找到了水下账箱。

却没有想到，水会把墨泡开一点，把被盖住的名字从黑里顶出来。

技术员把转运单送进便携多光谱箱。蓝光、红外、紫外依次扫过，屏幕上的墨污开始分层。浓墨仍然挡住大半，但同行栏最前面的笔画慢慢浮出一点。

不是“陈”。

不是“守”。

也不是“梁”。

那一笔斜斜向下，像一个还没有写完的“阿”。

许砚合上设备盖。

“回队里做完整恢复。”

陈照白看着被封进物证袋的半张转运单，忽然想起梁怀舟信里的第一行。

阿槐若还活着，别让他一个人回渡口。

水从铁箱缝里滴下来，一滴一滴落在托盘上。

像有人在很深的地方，终于开始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