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街场的跳蚤市场在周日是不开的。没有摊贩，没有喇叭，没有炸鱼蛋的油味，只有海风从港口方向灌进来，吹得榕树叶子簌簌响。青石板路面被早上的露水打湿了一层，在晨光里泛着暗沉的反光，像一层刚涂上去的釉。老周头的摊位还在那棵榕树下面，帆布压着四块砖头，收音机搁在帆布上面，天线拔出来半截。电源灯不亮了，收音机沉默着，帆布上那几只旧烟斗还排得整整齐齐，有一块磨得发亮的机械表零件被风吹歪了，斜在帆布边上。

阿耀走到摊位前，蹲下身。他把收音机拿起来，检查了一下电池仓——不是电池的问题。老周头用了很多年的那几节旧电池还有电，电源开关停在“开”的位置，但红灯不亮。他又检查了一遍，发现天线根部有一道细微的裂痕，不是新伤，裂痕边缘已经被氧化发黑，可能是在配电室里磕断的，也可能是更早。他把天线裂痕用手指摸了一遍，指腹能感觉到铝管上那道细密的毛刺——这根天线老周头修过不止一次，接口处缠着一圈褪色的黑胶布，胶布边缘翘起来一小片，上面还粘着灰尘和旧指印。胶布下面垫了一层很薄的锡箔，是老周头自己剪的，用来增强信号。阿耀认得这个手法——他父亲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老周头蹲在配电室门口吃盒饭，膝盖上搁着一把老式左轮。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老周，守了这么多年，辛苦了。”

“能修吗。”沈若琪站在他身后，低头看着那根折断的天线。

阿耀说能修。这种老式收音机的天线不好找配件，跳蚤市场只有老周头自己卖过同型号的，他摊位上那几根旧天线早就被顾客买走了。但他知道旧街场后面有家电器维修铺，老板姓蔡，和老周头认识了半辈子。铺子里有一抽屉旧收音机零件，是从几百台报废机器上拆下来的，里面有能配得上的天线。他小时候跟父亲去过那家维修铺，父亲把一台老式收音机放在柜台上，说天线断了，蔡老板从抽屉里翻出一根同型号的旧天线，三分钟就换好了。那台收音机后来摆在父亲的书桌上，每天早上播天气预报。他记得父亲站在书桌前调频道，手指拧着旋钮，目光落在收音机的扬声器上，神情很专注，像在听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后来那台收音机不知去哪了，可能是父亲离开澜州港之前给了老周头，也可能是坏掉了被扔了。他那时候还小，不记得父亲有没有跟他说过。他把收音机搁回帆布上，蹲在那几只旧烟斗前面，把被风吹歪的机械表零件摆正，用手指把帆布上的褶皱一点一点抹平。老周头每次收摊之前都会做这个动作——把帆布抹平，把烟斗排整齐，把收音机天线拔出来半截，然后坐在折叠椅上等最后一个顾客离开。他不只是跳蚤市场的摊贩，他和那些倒腾旧货的人不一样。他守的是另一个摊子，一个没人看得见的摊子。

沈若琪把手机举起来，屏幕上是一条加密消息——吴会长那边有人看到老周头在凌晨从医院后门离开。左袖袖口被什么东西烧焦了一小片，不是明火烧的，是左轮枪管在连续射击之后烫的。身上没有伤口，左轮还别在腰间，枪管已经凉透了。他一个人在旧街场方向走，没有回摊位。但有人看见他进了旧街场后面那栋老式骑楼——骑楼里住着几个退休的码头工人，都是老周头的旧识。他父亲以前也认识那几个码头工人，笔记本里有一页写了几个人名和电话号码，其中有一个姓何的，住在骑楼三楼。父亲在那行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备注了三个字：“有事找。”

阿耀站起来，看着榕树下这个守了很多年的位置。老周头从医院出来之后没有回摊位，可能是因为太累了，也可能是因为他在等阿耀自己把剩下的事做完。收吴会长的债，收程兆丰的债，把红山集团最后一层皮撕下来。老周头守了二十年的门，门里的东西阿耀已经拿到了。他只负责守门，不负责门里的东西。从不说多余的话，也不做多余的事。

沈若琪把手机收起来，问阿耀接下来去哪。阿耀说去报社看看号外有没有印出来。吴会长那边已经通知报社了，程兆丰的人也在报社等着，两份假合同的鉴定报告今天上午都送到。他父亲花了二十年收集证据，等的就是今天这份号外。他要去亲眼看着它印出来。

沈若琪说报社那个编辑应该已经排好版了，加密通道里收到了消息——号外已经开印，标题是“红山伪造两家私章，吴程联手撕开幕布”。第一车报纸两小时前发往了港口和老城区。阿耀说还不够，还需要再发一车去城北商会大楼，再发一车去铁鲨帮的码头。红山集团的公关部昨晚撤了一份声明，今天会再发一份。

“那就让他们发。”沈若琪把手机举起来，屏幕上是红山集团公关部刚发的新声明，只有一句话——“红山集团将全面配合调查，并保留追究伪造者法律责任的权利。”她问阿耀这算不算认输。阿耀说这是弃子，红山把澜州商贸推出来当替罪羊，说伪造合同的是澜州商贸，和红山集团无关。但他们忘了一件事——澜州商贸的创始人就是红山集团的前身，两个公司用的是同一套公章，同一批合同纸，同一枚假章。这份声明本身就是证据。

沈若琪问现在去哪。阿耀说去报社。号外发了，鉴定报告发了，吴会长的通报发了，程兆丰的合同也发了。红山的弃子声明也发了，剩下的就是等。等红山集团自己把自己的谎言一层一层揭穿。他答应过他父亲，让真相见报。今天这份号外出印刷厂的时候，就是他父亲等了二十年的那一天。

两个人穿过旧街场，往报社方向走。晨光从老墙之间漏下来，照在青石板上。街角的茶餐厅已经开了，卷帘门全部拉上去，老板正在门口摆最后一张塑料椅。他看见阿耀走过来，直起腰，说你那个朋友刚才来过——那个穿旧工装的老头，左袖口烧焦了一小片。他买了两个蛋挞，没要冻柠茶，说要去码头。

阿耀停了一下。老周头去码头了。他没有回摊位，没有修收音机，没有等阿耀回来。他买了两个蛋挞，去了码头。码头在澜州港最南边，挨着近海航道。他父亲以前也经常去码头，不是去办事，就是去坐着。坐在码头的缆柱上，看着近海的货轮进出港口，把蛋挞掰成两半，酥皮掉在膝盖上。他见过父亲在码头上坐过很多次，那时候阿耀还小，坐在旁边的缆柱上，腿够不着地，晃着脚看货轮缓缓靠港。父亲不说话，只是看着海面，偶尔掰一块蛋挞塞进嘴里。他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后来才知道——父亲在等老周头的信号。如果老周头来了码头，说明医院那边一切正常，第三区的入口还没被人发现。如果老周头没来，那就是出事了。这个约定没有写在笔记本里，也没有刻在任何地方，只有两个人自己知道。

沈若琪问他要不要先去码头。阿耀想了想，说先不去。老周头去码头不是为了见他，是为了告诉他父亲。门已经开了，阿耀已经拿到了门里的东西，他守了二十年的事做完了。他坐在码头上，会把蛋挞掰成两半，把其中一半搁在旁边的缆柱上——那是给他父亲留的。他知道他父亲不会来吃了，但每次去码头他都会多买一个蛋挞，搁在旁边，看着它慢慢凉掉。然后自己把剩下那半个吃完，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酥皮渣，继续去摆摊。阿耀见过他这样做。有一次周六早上他提前到了跳蚤市场，看见老周头坐在榕树下吃蛋挞，旁边搁着半个没动的。他问老周头为什么不吃，老周头说那是给别人留的。

报社的号外在旧街场的报摊上已经开始卖了。卖报的老头把一叠报纸压在塑料布上，用一块石头压住角，防止被海风吹走。号外的头版只有一行大标题——“红山伪造两家私章，吴程联手撕开幕布。”下面并列印着两份合同复印件的鉴定报告，吴家的方章和红山伪造的椭圆章并排放在一起，旁边附了鉴定专家的签名和钢印。版面右下角还有一行更小的字——“顾衍之遗物提供证据原件，本报独立核实。”

阿耀买了一份号外，站在报摊旁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报摊旁边有个买菜路过的老妇人停下来，也买了一份，戴着老花镜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问卖报老头这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卖报老头说报社发的，当然是真的。老妇人把报纸折好塞进菜篮子里，说回去让儿子也看看。

阿耀看着老妇人走远的背影，把报纸折好，塞进外套内侧，和父亲的遗书、老院长的遗书、雾山地图放在一起。衬衣口袋里两张照片还贴着胸口。他把手按在胸口上，感觉到那些纸叠在一起的厚度。遗书是手写的，号外是铅印的，地图是手绘的，照片是旧胶卷冲的。四种纸，四种质地，叠在一起刚好是一个真相的重量。他父亲收集证据用了二十年，老院长布这个局用了二十年，老周头守那道门用了二十年。他花了十年弄清楚真相。今天这份号外出印刷厂的时候，所有债都开始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