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州港的码头在周日午后的太阳底下晒得发白。近海航道上的货轮排着队缓缓进港，汽笛声每隔几分钟就响一次，低沉而悠长，在港区的水泥墙之间来回碰撞，撞碎了又被海风卷起来，往更远的锚地飘去。码头边上停着几艘卸完货的空船，缆绳系在铸铁缆柱上，被海风吹得吱吱作响，船身随着涌浪慢慢起伏，偶尔磕在码头护舷上，发出一声闷闷的撞击。

老周头坐在最靠外的那根缆柱上。他背对港区，面向近海，旁边搁着一个已经凉透的蛋挞。蛋挞的酥皮被海风吹得微微翘起，边缘碎了几小块，落在缆柱的铁锈斑上，碎屑在风里轻轻晃动，但没有被吹走。他自己手里那半个已经吃完了，手指上还沾着酥皮渣，他把手指在工装裤上蹭了蹭，没有站起来。他膝盖上搁着那把左轮，枪管已经被海风吹凉了，上面的油光在太阳底下泛着一层淡蓝色，枪柄上那道磨得发亮的旧痕刚好对着他虎口的位置。

阿耀从港区入口走进来，沿着码头边上的水泥路往前走。水泥地面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里飘着柴油和咸水的味道，混着码头工人刚卸完的那批鱼货残留的腥气。沈若琪跟在他身后，手里还提着那台刚修好的收音机，天线拔出来半截，正在播一首老爵士乐。萨克斯的调子在码头的水泥墙之间来回弹，和货轮的汽笛声叠在一起，时而盖过汽笛，时而被汽笛盖过。

阿耀走到缆柱旁边，没有坐下。他低头看着那个凉透的蛋挞，酥皮被风吹得微微翘起，蛋挞心已经凝固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脂。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带他来码头，每次都买两个蛋挞，自己吃一个，另一个搁在旁边。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吃，父亲说那是给别人留的。他那时候以为父亲是在等朋友，后来他才知道，父亲是在等老周头的信号。那个蛋挞不是留给老周头的，是留给自己的——如果老周头来了码头，父亲就知道第三区入口还在，就可以安心地把蛋挞吃完。如果老周头没来，那个蛋挞就会一直搁在缆柱上，直到凉透，直到被海风吹成碎屑。

“你爹以前坐这根。”老周头拍了拍旁边的缆柱，铁锈在掌心里蹭出细碎的声响。他的手掌很粗，掌纹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垢，拍在铁锈上发出沙沙的摩擦声。“每回都是周六下午来。周六上午他在茶餐厅吃蛋挞，下午就来码头坐着。有时候坐一个钟头，有时候坐三个钟头，看货轮进进出出，什么都不干。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船。后来我猜他是在等消息。”

“什么消息。”

“等我的消息。我跟他约好了——如果医院底下太平，我周六下午就来找他；如果出了岔子，我就不来。”老周头把左轮从腰间拔出来，搁在膝盖上，手指在枪柄上轻轻摩挲了一下。“他走之后，我每周六下午都来这里，坐同一个位置。他以前问我怎么知道他在码头，我说我没找他，我在等船。他不信，但他从来不追问。你们顾家的男人都不爱追问。该问的不问，该说的不说，什么事都自己扛。”

阿耀看着那个凉透的蛋挞。他父亲离开澜州港之前，每周六下午都来码头。上午在茶餐厅吃蛋挞，下午在码头等老周头的消息，晚上回家教阿耀玩那个手指游戏。他以为父亲是在陪他玩，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教他开锁。他以为父亲是在看船，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等第三区的入口有没有被人发现。他以为父亲只是话少，后来他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

“今天不用等了。”阿耀说。

“知道。”老周头把左轮重新别回腰间，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和他在配电室坐上那把折叠椅时的声音一模一样。他把那个凉透的蛋挞从缆柱上拿起来，端详了片刻，阳光透过蛋挞酥皮的裂缝照在他掌心里，然后他把蛋挞放回原位——还是搁在旁边那根缆柱上，和他父亲以前坐的位置一模一样。他拍了拍膝盖上的酥皮渣和铁锈末，说明天周六，跳蚤市场还要摆摊。收音机修好了没有。

阿耀说修好了，蔡老板换了一根新天线，电源灯亮了。老周头点点头，说蔡老板以前也是码头工人，后来手受了伤，改行修电器，铺子里那些旧钟表全是以前码头工人送给他的。每个人的表都不准，因为码头工人的表从来不需要准——货轮什么时候到港，他们就什么时候开工，时间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等的。他父亲那块旧怀表也是蔡老板帮忙修的，表盘发黄了，指针还走得很稳，秒针一格一格地跳。

老周头从工装口袋里掏出那块旧怀表，打开表盖看了一眼时间。表盘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纹，从中心轴延伸到三点钟位置，像是摔过一次。表盖内侧贴着一张剪得很小的照片，是老周头年轻时在跳蚤市场拍的，照片上他蹲在摊位前面，背后是那棵榕树和华侨总医院的灰色大楼。阿耀认得这张照片——他父亲笔记本里也夹着一张同样的，两张照片是同一天拍的。老周头把表盖合上，放回口袋，说码头的风大，蛋挞凉得快。然后他转身往港区出口走去，背影在午后阳光下拖得很长。收音机里爵士乐换了一首，从小号变成了钢琴。

阿耀看着老周头走远，走到缆柱旁边，坐下来。他父亲以前坐的那根缆柱，铁锈在太阳底下晒得发烫，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积蓄了整个午后的热度。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近海航道上那排货轮缓缓进港。一艘挂着外国旗的散装货轮正在泊位靠岸，拖轮在它旁边推着，水面上翻起白色的泡沫。他父亲以前也坐在这里看船，有时候坐一个钟头，有时候坐三个钟头。他从来不知道父亲在看什么，现在他知道了——父亲不是在等船，是在等老周头。但父亲也的确是在看船，因为等待本身就需要一个姿势，而看船就是这个姿势。你不能一直盯着港区入口，你需要让眼睛有地方搁。

沈若琪站在他旁边，把收音机搁在缆柱上。钢琴曲结束，换了一首萨克斯，调子比刚才那首更缓。她问他狗叔的回执上写第六座分枢纽已经失效，是什么意思——失效是被人破坏，还是自然耗尽了。

阿耀说他不知道。第六座在哪都不知道，狗叔只给了一个坐标，没有标注地名，但从坐标看，第六座离澜州港很远，在边境更远的地方。失效可能是自然耗尽——老院长遗书里说这些分枢纽已经运转了千年，能量总有耗尽的那一天；也可能是被人破坏了——红山集团追查枢纽的线索不止在澜州港，他们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找到了分枢纽，并且抢先一步毁掉了证据。但第七座还在。雾山上去的路只有一条，在雨季之外才能走。他父亲在铜矿山铁门背后给他留了一份操作说明，详细到用什么焊条、焊多厚、怎么防止被后来人割开。他父亲不是怕他打不开，是怕他打开了。现在雨季还有两周结束，时间窗口还在，他需要把剩下的债收完，然后上山。不是去开那扇门——他还没想好要不要开——但至少要去亲眼看看，看看他爷爷焊过的焊缝，再看看他父亲在上面又加了一层的新焊缝。两代人的焊疤叠在同一扇青铜门上，他要去看看那个厚度。

沈若琪沉默了片刻。海风从近海方向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把头发拨到耳后，说还有件事。报社编辑刚才发了一条加密消息，说在档案室翻到了一份没归档的旧文件。那份文件不是放在铁皮柜里的，是塞在一个废弃配电箱后面的夹缝里，外面用塑料布裹了两层，塑料布上面落满了灰，如果不是编辑清理档案室时把配电箱搬开，根本不可能发现。文件上没有标签，封口用棉线缠着，是老院长亲手缠的。里面有几张手写的名单，上面有几个名字不在铁板名单上，也不在铜矿山证据室的任何一份档案里。可能是后期被故意遗漏的，也可能是老院长临死之前塞进去的，来不及归档。

阿耀转过头，问她那几个名字是谁。沈若琪说还不清楚，编辑已经派人把文件送过来，大概半小时后到茶餐厅。

阿耀从缆柱上站起来。还有没归档的名字——铁板上那些已经被划掉和点了红点的名字还没全部核实完，新的名字又出现了。他以为今天号外发了，所有旧债都开始还了。现在他才知道，还有一笔他从来没听说过的账，还没开始收。老院长临死之前塞进配电箱后面的文件，塑料布裹了两层，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他来不及归档，需要在最后的时刻单独藏起来。他父亲收集了二十年的证据，老院长布了二十年的局，但到最后，连老院长自己都来不及把所有东西归位。他只能把那份文件塞进配电箱后面，用塑料布裹好，然后走出去，在石室里留下那封遗书，告诉阿耀要还一个真相。那个真相可能比阿耀已经知道的更大。

他把手按在胸口上，感觉到那些纸叠在一起的厚度——父亲的遗书、老院长的遗书、雾山地图、焊门字条、今天这份号外。四种纸，四种质地，叠在一起刚好是一个真相的重量。但还有一张纸不在他胸口——那份没归档的名单还在送来的路上，用塑料布裹着，被一个报社编辑夹在公文包里，正在穿过澜州港午后的街道。他转身往港区出口走去。沈若琪从缆柱上拿起收音机，跟上他。收音机里萨克斯还在吹，调子很缓，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往近海的方向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