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叔的回执在加密通道里躺了两天，阿耀打开的时候茶餐厅刚开门。老板正在往玻璃柜里补蛋挞，新出炉的酥皮还在冒油，铁皮烤炉的焦香弥漫在晨光里。阿耀坐在老位置上，屏幕的光打在他脸上，只有一行字——

“北边港口，老码头客栈，有人见过他。客栈老板姓余，认识冯。”后面跟着一个坐标，在近海航道最北端，离澜州港大约半天的货轮航程。

沈若琪把坐标输入手机地图，放大。北边那个港口比澜州港小得多，地图上只标了三条街和一座码头，客栈在码头东侧，紧挨着废弃的灯塔。她把屏幕转过来给阿耀看，说狗叔的线人已经在那边等了，客栈余老板以前也是澜州港的人，在旧街场开过杂货铺，后来搬去了北边。她顿了一下，补了一句——余老板认识老周头，以前在跳蚤市场的摊位挨着老周头的烟斗摊。

阿耀把冻柠茶端起来一口喝完，冰块在杯底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他把杯子搁在桌上，杯壁上凝出一层水雾，和每次来的时候一样。站起来的时候外套内侧那些纸页发出轻微的摩擦声——遗书、地图、号外、旧名单，叠在一起的厚度隔着衬衫都能感觉到。他说今天有班货轮去北边，老周头认识船上的大副。沈若琪把手机收起来，背上背包，背包最里层还搁着从铜矿山带回来的那三份档案原件。

码头上的货轮正在装货，吊臂把集装箱一个一个往甲板上码，铁索在滑轮里嘎嘎响。海风从近海方向灌进来，吹得码头边上的缆绳吱吱作响。老周头已经站在舷梯旁边了，手里拎着那台修好的收音机，天线拔出来半截，正在播早间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平稳地念着红山集团内部审计组的最新通报。他看见阿耀走过来，把收音机音量调小，说大副是他以前在码头修表时认识的，姓郭，在这条航线上跑了半辈子。他刚才跟郭大副打过招呼，捎他们一程，不要钱。

阿耀说谢谢。老周头摆了一下手，把收音机递给阿耀，说带着，北边那边信号不好，但收音机还能收到澜州港的台。他明天周六还要摆摊，就不跟着去了，跳蚤市场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会准时开。他把手插进工装裤兜里，转身往港区出口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说余老板以前在旧街场开杂货铺的时候，冯先生每次来澜州港都住在他铺子楼上。后来杂货铺关门了，余老板搬去了北边，冯先生也再没来过澜州港。说完他继续往前走，背影在晨光里拖得很长。

货轮在近海航道上走了半天。柴油机的震动从甲板传上来，恒定而沉闷，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船体深处运转。海风从近海方向灌过来，带着咸味和柴油味，偶尔夹着一两声海鸥的啼叫。阿耀站在船舷边，看着澜州港的轮廓在午后的阳光里渐渐缩小，先是华侨总医院的灰色大楼缩成一个小点，然后是旧街场的屋顶，然后是码头上的吊臂，最后只剩一道模糊的海岸线。沈若琪坐在缆柱旁边，把背包搁在膝盖上，手机屏幕亮着，正在翻狗叔发来的坐标和客栈信息。收音机搁在她脚边，天线拔出来半截，正在播一首老爵士乐，萨克斯的调子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

北边港口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很安静。码头上只停了两艘货轮，比澜州港冷清得多。海风从近海方向灌进来，吹得码头边上那排路灯的灯罩轻轻摇晃，有几盏已经不亮了。港口后面的山坡上散落着几排低矮的房子，外墙漆成各种褪色的涂料，远远看去像一堆被海风吹散的积木。老码头客栈是一栋两层的木结构房子，外墙漆成深蓝色，被海风侵蚀得斑驳剥落，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招牌，字迹褪成了淡灰色，但还能辨认出“老码头客栈”几个字。

客栈老板姓余，六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晒得黝黑的前臂。他正坐在门口抽烟，海风把烟雾吹得四散。看见阿耀和沈若琪走过来，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按灭，站起来，说狗叔的人昨天就来了，在楼上等着。他打量了阿耀一眼，问他是顾衍之的儿子。阿耀说是。余老板沉默了片刻，说冯先生以前每次来澜州港都住他铺子楼上，有时候一住就是好几天，每天早出晚归，问他去哪他只说去看一个老朋友。后来他才知道那个老朋友就是顾衍之——但那时候顾衍之已经离开澜州港了。冯先生每次来，其实都见不到他。他只是在医院门口站着，站在那棵榕树下面，看着十七楼的窗户。

阿耀走进客栈。大堂里摆着几张旧沙发和一个铁皮火炉，墙上挂着北边港口的老照片——木质栈桥、旧帆船、一群站在码头上的渔民，照片边缘发黄卷曲。楼梯在角落里，木台阶被踩得微微凹陷，每踩一步都发出细微的吱嘎声。楼上走廊尽头有一扇半开的门，门缝里漏出淡黄色的灯光。

房间里坐着一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人，桌上搁着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和一杯冷掉的咖啡。他看见阿耀进来，把电脑屏幕转过来——上面是一份扫描的旧船票存根，日期就在冯先生离开澜州港之后不久。存根上盖着北边港口客运码头的章，乘客姓名一栏签着那个潦草的名字，和老院长便签上的一模一样。他从澜州港坐船到北边，在这里下了船。这是他的终点站。

穿深色夹克的人又打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几张扫描的酒店入住登记表。登记表纸质发黄，钢笔字迹已经褪成淡蓝色，但每一条记录都清晰可辨。冯先生在北边港口住了三晚，房间号是客栈二楼最靠里那间，和现在这间只隔两扇门。登记表上他的名字旁边有一行备注，是余老板写的——“此人少言，每日早出晚归，退房时未留联系方式。”退房日期就在他抵达之后没几天。之后他的踪迹就断了——客运码头售票处没有他离境的记录，货轮那边也没有登记过这个名字。他像是从这个港口蒸发了一样。

阿耀问余老板还记不记得这个人的样子。余老板靠在门框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把烟在手指间转了两圈，说记得很清楚——穿西装，在这个港口穿西装的人不多，除了他就是码头管理处的科长，但科长穿的是制服西装，冯先生穿的是定制的，剪裁得很合身，袖口的纽扣是银质的，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管”字，和顾衍之刻在铜矿山铁门上那个字一模一样。余老板说他以前在澜州港开杂货铺，老周头是他的老顾客，后来他关了杂货铺搬到北边，老周头还是逢年过节给他打电话，问他这边有没有陌生人出入。有一年老周头打电话来，说如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住店，告诉他一声。后来冯先生真的来了，但他没有告诉老周头——因为冯先生跟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是来找一个人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只是来告别。

“告什么别。”

“告什么别他没说。但他退房那天是个阴天，北边港口难得下雨。他撑了一把黑伞，往灯塔的方向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个穿西装的人，撑着一把黑伞，在雨天往灯塔走去。”

沈若琪说灯塔那边是峭壁，没有路，他去灯塔做什么。余老板说那边以前有条小路，沿着峭壁往上走，通到一座废弃的瞭望台。当年守灯塔的人退休之后，瞭望台就荒了。后来有人上去过——不是冯先生，是另一个人，穿着旧工装，肩上扛着一把铁锹，在瞭望台里刻了一个字。

阿耀推开客栈的门，往灯塔走去。灯塔在码头最东边，塔身的白漆已经剥落大半，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壳。海鸥在塔顶的铁栏杆上站成一排，被海风吹得羽毛倒竖。塔基旁边有一条被杂草淹没的石阶路，沿着峭壁蜿蜒往上。石阶上长满了青苔，每一步都滑，海风从峭壁下面灌上来，带着咸腥的浪沫，脚下的青苔被踩得汁液四溅。沈若琪跟在后面，一只手抓着路边的灌木枝保持平衡，另一只手还攥着手机。

瞭望台在峭壁顶上，是一间圆形的水泥房子，窗户早就没了玻璃，只剩空窗框对着近海。海风从窗口灌进来，在圆形墙壁之间来回碰撞，带着浪沫砸在峭壁上的闷响。瞭望台里面只有一张铁架床、一张折叠桌和一把断了一条腿的木椅，墙角堆着几个空罐头和一只生锈的水壶，铁架床上的被褥早就烂成了碎絮。

沈若琪蹲在折叠桌旁边，手电筒照着桌面上的刻痕。有人用刀刻了一个字——“管”。刻得很深，笔画末端有微微上挑的弧度，和阿耀父亲在铜矿山矿道墙壁上刻的那些记号如出一辙。阿耀蹲下身，用指腹顺着刻痕的方向摸了一遍。凹槽边缘还嵌着细小的石粉，不是天然风化形成的，是刀尖在石面上反复刻画留下的碎屑。这个字是他父亲刻的。他父亲来过这里——在冯先生从澜州港离开之后，他父亲也来了这座瞭望台，坐在这张折叠桌前，用刀刻下了这个字。

不是留给冯先生的。冯先生已经走了，撑着黑伞在雨天往灯塔的方向离开，他没有来这座瞭望台。他父亲在这里刻下这个字，是留给那些后来会来找他的人的——留给老院长，留给老周头，留给那些沿着他留下的路标一路追查的人。他在这里告诉后来者：冯先生已经安全离开了，名单已经送出了边境，雾山的青铜门我已经焊死了，你们不用再追了。但他自己没有跟着冯先生一起走。他刻完这个字，把刀收起来，离开瞭望台，往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了——去继续收集红山集团最后的罪证，直到红山集团发现了他的行踪。

余老板说冯先生每年都会回北边港口一次，每次都住在老码头客栈同一间房间。每年同一天——就在老院长死在旧楼里的那个日子。不是来住店，是来坐一坐。坐一整个下午，看着窗外近海的灰蒙蒙的海天线，什么都不做。每年那个日子他都来，风雨不改。去年他也来了，今年应该也快了——就在这两周。

阿耀站在瞭望台窗口前，看着北边灰蒙蒙的海天线。窗外近海的浪涌正在涨潮，峭壁下面的礁石被海浪反复撞击，发出沉闷而持续的回响。他说今年要在这里等他，把老院长最后那份名单亲手交给他。然后他转身往石阶走去，沈若琪跟在他身后，收音机里爵士乐还在吹，调子很缓，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往灯塔的方向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