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来了。

我爹已经坐在堂屋里抽烟了，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他看见我出来，把烟掐灭了，从兜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钱，塞到我手里。

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卷成一卷，用橡皮筋捆着。

“这是八百。”我爹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铁锅，“家里就这些了。你拿去，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

我的手在抖。

八百块。这是我爹和我娘一辈子的积蓄，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在地里一颗汗珠摔八瓣挣出来的。

“爹，我——”

“行了，别说了。”我爹摆摆手，转过头去不看我，“你是李家第一个大学生，砸锅卖铁也得供。去睡吧，明天一早还得赶火车。”

我看见我爹的背驼了。他今年才四十六岁，看着像六十多的人。手上全是老茧，裂开的口子像干裂的黄土地，往外渗着血丝。

我把那八百块钱揣进最里层的兜里，用手按了按，硬硬的，硌得胸口疼。

还差两百。

两百块，在1989年，是笔大钱。够一家人吃三个月的粮，够我爹在工地上搬半个月的砖。

我躺在床上想了一夜，也没想出来这两百块从哪儿来。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地方。

血站。

我听村头的王老三说过，县城有血站，卖一次血能给五十块。王老三以前卖过，后来身体垮了，他妈逢人就哭，说是卖血把儿子卖废了。

我犹豫了。

但我想起舅妈那张脸，想起二大爷那句话，想起我爹佝偻的背。

我把心一横。

天一亮，我跟我娘说去县城买火车票，揣上几个煮鸡蛋，走了十里路到镇上，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县城血站在一条小巷子里，门口贴着白底红字的大标语：“无偿献血，无尚光荣”。但我知道，里面是卖钱的。

我推门进去，一股消毒水的味道直冲脑门。屋里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人，胖乎乎的，脸上没啥表情。

“卖血？”她头都没抬。

“嗯。”

“身份证带了吗？”

我把录取通知书递过去。她看了一眼，眼神变了，抬起头打量我。

“大学生？”

“刚考上，还没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递给我：“填吧。抽200cc，四十块。400cc，八十块。”

我咬了咬牙：“抽400。”

她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开口了：“小伙子，400cc不少了。你这身子骨，能扛住吗？”

“能。”

我那时候一米七五，不到一百一十斤。浑身上下没有二两肉，风一吹都能晃悠。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抽血的时候，我看着那粗大的针头扎进血管，血顺着管子流进袋子里，暗红色的，看着都心疼。那流走的不是血，是我爹娘的地，是我弟妹的学费，是我全家的命。

我没敢看那袋子满了没有，把头扭到一边，咬着嘴唇，硬是没出声。

抽完血，我脑袋嗡嗡地响，眼前一阵阵发黑，像是有人在我脑子里敲鼓。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缓过来。

那个胖女人递给我八十块钱，又给了我一袋牛奶和两个面包。

“吃了再走，别晕在路上。”

我接过钱，揣进兜里，和那八百块放在一起。那八十块钱还是热的，上面有血站特有的消毒水味道。

我把面包和牛奶也揣进兜里，没舍得吃。那是我弟弟盼了好久也没吃上的东西，我带回去给他。

走出血站，外面的太阳白花花的，照得我眼睛疼。我蹲在马路牙子上，缓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往回走。

我没有坐车。十里路，走回去。

省下那几毛钱车票，能买两个馒头。

走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远远地看见我娘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端着一盏煤油灯，灯火一闪一闪的，像个鬼火。

“建国！”她看见我，声音都变了，“你咋才回来？我急死了！”

“没事，娘。火车票买着了。”

我没敢跟她说卖血的事。说了，她会哭死。

晚上，我把那八十块钱和我爹给的八百块放在一起，数了三遍。

八百八。

还差一百二。

我正发愁，我娘推门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布包，层层叠叠地裹着。

“建国，这个你也拿去。”

她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对银耳环，是我姥姥传下来的，说是清朝的老物件，银已经发黑了，上面雕着花，看着挺精致。

“娘，这不能卖！”我把布包推回去，“这是姥姥留给你的！”

“拿着！”我娘硬塞给我，眼眶红了，“你姥姥要是活着，也会让我这么做的。你上好了大学，就是对得起她。”

我攥着那对银耳环，攥得手指发白。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了镇上唯一的金店。老板是个精瘦的老头，戴着老花镜，拿起耳环看了看，又放在手心里掂了掂。

“四十。”

“四十？”我急了，“这是老银！我姥姥传下来的！”

“就是金子的我也只能给这么多。”老板头都不抬，“卖不卖？不卖拿走。”

我盯着那对耳环，盯着上面雕的花纹。我想起我姥姥戴它时的样子，想起她抱着我唱歌的样子。

“卖。”

我把那四十块钱攥在手心，走出了金店。

天上下着小雨，凉丝丝的，打在脸上像眼泪。

九百二。

还差八十。

我又回了趟血站。

还是那个胖女人，她看见我，愣了一下：“你怎么又来了？”

“再抽一次。”

“你疯了吧？上次抽了400，这才三天！”

“求求您了，我还差八十块学费。”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嘴唇动了动，最后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拍在桌上。

“拿着，当我借你的。别抽了，再抽你命都没了。”

我愣住了。

“拿着啊！”她把钱塞到我手里，“我这辈子最看不得你们这些学生为难。我儿子当年也是，考上大学没钱上，在家哭了好几天。这钱不用你还，好好读书就行。”

我拿着那五十块钱，手抖得厉害。

“谢谢您，阿姨。谢谢您。”

我给她鞠了个躬，九十度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她摆摆手：“行了行了，走吧。记住，好好读书，别对不起你爹娘。”

走出血站，我攥着那五十块钱，站在雨里，站了很久。

雨水和眼泪混在一起，流进嘴里，咸的，苦的。

那天，我凑够了九百七。

还差三十。

我回到村里，去找了村支书。

村支书姓刘，是个五十多岁的黑脸汉子，在村里当了二十年**。我跟他说明情况，他二话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三十块钱。

“这是村里给你的奖学金，每年都有。不多，是个心意。”

我知道，村里穷得叮当响，这三十块钱，是刘支书从自己兜里掏的。

“刘叔，我以后一定还您。”

“还啥还？”他拍了拍我肩膀，手劲很大，拍得我生疼，“你好好读书，就是对得起村里。出去别给咱村丢人！”

那天晚上，我把一千块钱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让我爹娘看。

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十块的，皱巴巴的，旧的，还有两张五十的，是那个胖女人给的。

我爹看着那堆钱，没说话。他拿起旱烟袋，手抖了半天，也没点着火。

我娘哭出了声，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

“爹，娘，”我站起来，喉咙像堵了块石头，“我李建国这辈子，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窗外，月亮很圆，很亮，照进屋里，照在那堆钱上。

那堆钱，有一半是血，一半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