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站口的人流像决堤的洪水，我被裹挟着往前走，脚不沾地，差点摔倒。

省城的火车站比县城那个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穹顶高得吓人，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晃得人睁不开眼。我站在广场上，仰头看着周围那些高楼大厦，它们像一根根巨大的水泥柱子，直愣愣地戳向天空，把天都挤窄了。

街上跑的车一辆接一辆，有的车头上立着个小人的标志，听人说那叫“奔驰”，一辆就得好几十万。好几十万？那得是多少个一千块？我爹娘得种多少辈子地？

我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在广场上转了三圈，也没找到去学校的公交车。

我不敢问人。穿着一身蓝布衣裳、脚蹬解放鞋的我，跟这地方格格不入，像个闯进皇宫的叫花子。我怕一开口，人家就听出我的口音，笑话我是乡下来的。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硬着头皮走到一个报摊前，掏出一毛钱买了份报纸。

“大爷，麻烦问一下，去燕京大学怎么走？”

卖报的老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看不起，更像是一种同情。

“北大？这儿是省城，北大在燕京。你坐错火车了吧？”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燕京？

我要去的是燕京，不是省城。

我买的票是到省城的，因为省城有中转站，可以从这儿再转车去燕京。但我以为省城就是燕京。我以为“省城”这两个字，就是指燕京。

我站在报摊前，腿都软了。

“小伙子，”老头递给我一张地图，“这是省城地图。你要去燕京，得从这儿坐火车，还得坐一天一夜。”

我接过地图，手在抖。

一天一夜。

我的钱，够吗？

我摸了摸兜里那点钱，心沉到了谷底。

从省城到燕京的火车票，硬座，三十八块。

买了票，我就只剩八块钱了。

八块钱，在省城，能吃几顿饭？能住几天？

我蹲在广场边上，把地图铺在地上，手指头沿着铁路线一点一点地挪。

省城到燕京，一千多公里。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站起来。

走。

我买了票，最便宜的，硬座，三十八块。售票员把票递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上面的字：省城——燕京。开车时间，晚上八点。

现在才上午十点，还有十个小时。

我不能在候车室干等，那儿人多，我怕丢东西。我把包袱抱在怀里，找了个角落蹲着，闭上眼睛。

但睡不着。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起我娘站在村口的样子，一会儿想起舅妈那张脸，一会儿又想起那个给我五十块钱的胖女人。

下午三点，肚子开始叫了。

从昨晚到现在，我就啃了两块葱花饼，早就消化完了。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胃里像有只手在挠。

我摸了摸兜里那点钱，咬了咬牙，去站前广场的小摊上买了个馒头。

一毛钱。

馒头是凉的，硬邦邦的，咬一口掉渣。我蹲在广场边上，就着凉水，一口一口地啃。

啃完馒头，还是饿。

我又去买了个馒头。

又一毛钱。

兜里的钱从八块变成了七块八。

晚上八点，火车缓缓启动。

这一次，我没有座位。

过道里挤满了人，连蹲的地方都没有。我把包袱垫在地上，靠着座椅，两条腿伸不直，只能蜷着。

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工作服，身上一股机油味。他看了我一眼，往里挪了挪，腾出巴掌大一块地方。

“坐这儿吧。”

“谢谢大哥。”

我坐下来，把包袱抱在怀里。

“去哪儿？”他问我。

“燕京。”

“上学？”

“嗯。”

“哪个大学？”

“北大。”

他愣了一下，竖起大拇指：“厉害！我儿子今年也高考，考了个大专。你们这些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啊！”

我苦笑了一下。

国家的栋梁。

我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还栋梁？

一路上，他跟我聊了很多。他说他是东北人，在省城打工，干电焊。一个月能挣六七百块钱，但活不多，有时候一个月只能干半个月。

“大学生好啊，”他叹了口气，“不像我们这些大老粗，一辈子就只能干苦力。你好好读书，以后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我没说话。

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坐办公室，但我知道，我现在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火车在黑暗中穿行，窗外的灯光一盏一盏地闪过。每到一个站，就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车厢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我，一直蜷在那个角落里，动都没动过。

夜里两点，车厢里安静下来了。

大多数人都在睡觉，打呼噜的、磨牙的、说梦话的，什么声音都有。

我也困了，眼皮重得像灌了铅。

但我不敢睡。

包袱里装着我全部的家当：几件换洗衣服、两个煮鸡蛋、还有那张录取通知书。

我抱着包袱，眼睛半睁半闭，一有动静就惊醒。

后半夜，实在撑不住了，靠着座椅睡着了。

梦见我娘了。

梦见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端着一碗红薯稀饭，喊我回家吃饭。我跑过去，路怎么都跑不到头，我娘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

“喂，醒醒！到站了！”

我被人推醒了。

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车厢里乱哄哄的，都在拿行李，准备下车。

燕京。

到了。

我跟着人群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仰头看着头顶那块巨大的时钟。

燕京，我来了。

广场上人山人海，比省城火车站还要大，还要乱。我被人流推着往前走，好不容易才挤到一个稍微空旷点的地方。

我掏出地图，找去学校的路。

问了三个巡捕，转了两次公交车，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学校门口。

站在校门口，我愣了。

那大门，比我老家的县城电影院还气派。两根大石柱子，上面雕着龙，盘着云，看着就像古装戏里的皇宫。门里头是一条宽得能并排走三辆卡车的大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叶子绿得发亮，风吹过，哗啦啦地响。

楼是红砖绿瓦的，有的还带着那种半圆形的窗户，上面镶着彩色玻璃，阳光一照，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

我站在门口，腿肚子转筋。

不敢进去。

我怕门口的保安拦住我，问我找谁。我怕我这一身打扮，跟这地方不搭调。

我蹲在门口，蹲了半个小时。

最后，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中年人停在我面前。

“同学，你是新生？”

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像个老师。

“嗯。”

“哪个系的？”

“经济系。”

“经济系？”他笑了，“我就是经济系的。走吧，我带你去报到。”

他推着自行车，我跟着他，走进了校门。

一路上，他跟我聊天，问我从哪儿来，家里几口人，怎么来的。我一一回答，但不敢多说，怕说多了露怯。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紧张，拍拍我肩膀：“别紧张，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当年从农村来的时候，比你还土。”

我笑了。

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让我觉得温暖的话。

报到处在一栋旧楼的一层，排着长长的队。

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负责登记的老师，她看了看，又看了看我，眉头皱了一下。

“学费交了没有？”

“交了定金，剩下的......”

“剩下的九百，开学前必须交齐。不然不能注册。”

我心头一紧。

九百块。

我去哪儿弄九百块？

“老师，能不能宽限几天？我——”

“不行，这是规定。”

我站在那里，手心全是汗。

这时候，旁边一个老师开口了：“你是贫困生？”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

“那你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去学生处填个表，学校帮你办。”

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真的？”

“真的。国家有政策，贫困生可以贷款上学。毕业以后工作再还。”

我差点当场给他跪下。

办完手续，领了宿舍钥匙，我拖着包袱去找宿舍。

宿舍楼在学校西北角，红砖房子，看着有些年头了。楼道里黑咕隆咚的，灯泡坏了也没人换，我摸着墙，一步一步往上爬。

三楼，303。

推开门，一股混合着肥皂、香烟和脚臭的气味扑面而来。

宿舍是四人间，上床下桌。已经有三个人到了。

靠门那个，穿着一件条纹POLO衫，正对着小镜子抹发胶，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苍蝇站上去都得劈叉。

靠窗那个，正摆弄一个黑色的小盒子，盒子上有个按钮，一按，就传出软绵绵的歌声。后来我才知道，那叫“随身听”，好几百块一个。

还有一个，白白净净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正坐在那儿削苹果，皮削得长长的，一圈一圈的，断都没断。

他们三个齐刷刷地看着我。

空气凝固了几秒钟。

“你是......新来的？”抹发胶的先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疑惑，好像在打量一个闯进瓷器店的大象。

“嗯，我叫李建国。”

“李建国？”听随身听的男生笑了一下，声音不大，但屋里每个人都听见了，“这名字，挺朴素的。”

我没接话，默默地把包袱放在靠门那个空着的床位上。

床板是木头的，硬邦邦的，铺上一层薄褥子，还是硌得慌。我从包袱里拿出被褥，是我娘用旧棉花套子絮的，又硬又黄。褥子上还有补丁，是我娘用碎布头缝的，五颜六色的，看着像个万国旗。

而那三个人的被褥，是那种轻轻软软的太空棉，颜色鲜亮，带着好闻的洗衣粉味。

我铺好床，爬上上铺，坐在床上，看着他们三个聊天。

他们在说高考分数。一个说考了六百二，一个说考了六百三，抹发胶的那个说考了六百一。

“建国，你考了多少？”抹发胶的问我。

“六百四。”

他们三个同时闭嘴了。

宿舍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那天晚上，我躺在上铺，听着下铺偶尔翻身的动静，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盏日光灯，没开，灯泡灰蒙蒙的，积了一层灰。

我摸了摸枕头底下那张助学贷款申请表。

九百块的学费，算是有着落了。

但我的兜里，只剩下四块六毛钱了。

四块六。

够我活几天？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上有一股子霉味，是我娘从柜子底下翻出来的，晒了好几天才晒干。

我把鼻子凑在枕头上，使劲地闻。

我闻到了我娘的味道，闻到了我老家的味道，闻到了那股子熟悉的、让人安心的烟火气。

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流进枕头里，把那一小块布洇湿了。

窗外，燕京的夜空看不见星星。

但我还是对着那一片漆黑，在心里说了一句话。

李建国，你给老子记住。

你身后没有退路。往前冲，是死；往回走，也是死。

既然都是死，那就往前冲。

冲过去，你就是人。

冲不过去，你就是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