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过完的时候，我瘦了十二斤。

本来就没什么肉，现在更是瘦得跟竹竿似的。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下去了，锁骨下面两道沟，能卡住一根筷子。

张志强说我是“行走的骷髅”。

我没理他。能活着就不错了，还管好不好看？

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学校发补助。贫困生每月二十块，打到饭卡里。

一大早我就跑到食堂门口的机器上查余额。

屏幕上显示：20.00。

我看着那四个数字，看了足足一分钟。

二十块。

够我买二百个馒头。够我吃一个多月。

我站在机器前面，傻笑了半天。

排在后面的人不耐烦了：“同学，你查完了没有？快点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退到一边，把饭卡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那卡是塑料的，白色的，上面印着学校的名字。以前我觉得它就是一张破卡片，现在我觉得它比金子还值钱。

从那天起，我正式开启了“生存模式”。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食堂买个馒头，一毛钱。就着免费的开水，啃完去上课。

中午十一点半，准时出现在食堂。不是因为我饿了，是因为这个点食堂刚开始供应午餐，菜是最新鲜的，量也最足。去晚了，菜就凉了，也少了。

一份素菜，一毛五。二两米饭，两毛钱。一共三毛五。

我把饭菜打得满满的，端着盘子走到角落，一个人吃。

不是不合群，是不想让人看见我盘子里的东西。

他们吃的是一块二的排骨、八毛钱的鱼香肉丝。

我吃的是一毛五的白菜炖粉条。

白菜多，粉条少，清汤寡水的，看着就没胃口。

但我不在乎。

能填饱肚子就行。

晚上五点半，再去食堂，又是一个馒头，一毛钱。

一天五毛五。

一个月十六块五。

剩下的三块五，买本子、买笔、买邮票。

一分钱都不敢乱花。

十月中旬，天气开始冷了。

燕京的秋天来得快，前几天还穿单衣，一夜之间就得套上外套。

我没有外套。

从家里带来的，只有那件蓝布褂子和一件薄毛衣。褂子是单的，不挡风。毛衣是我娘织的，纯羊毛的，但太薄了，袖口已经磨出了洞。

晚上去图书馆值班的时候，冷得直哆嗦。

图书馆里暖气还没来，坐一会儿手脚就冰凉。我一边整理书架，一边搓手，搓得手心发烫，还是冷。

有一天晚上，陈老师来图书馆还书，看见我缩在角落里，眉头皱了一下。

“建国，你不冷吗？”

“不冷，陈老师。”我哆嗦着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走了。

第二天，他提着一个大袋子来找我。

“这是我家里的旧衣服，我穿不下了。你要是不嫌弃，拿去穿。”

袋子里是一件军大衣，一件厚毛衣，还有一条毛裤。

军大衣是绿色的，旧是旧了点，但很干净，闻着一股洗衣粉味。毛衣是藏青色的，很厚实，摸上去毛茸茸的。

“陈老师，这——”

“别跟我客气。”他把袋子塞给我，“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不是挨冻。身体搞垮了，什么都白搭。”

我抱着那个袋子，说不出话。

军大衣穿在身上，又大又重，像裹了一床被子。

但真暖和。

暖得我想哭。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穿着那件军大衣去上课、去食堂、去图书馆。

同学们都在背后笑话我。

“你看李建国，穿得跟个看大门似的。”

“农村来的嘛，就那样。”

“听说他每天就吃白菜馒头，连肉都不吃。”

“真的假的？那可真是惨。”

我都听见了。

但我假装没听见。

嘴长在别人身上，爱咋说咋说。我管不了。

我能管的，只有我自己。

十月底，第一次月考。

大学跟高中不一样，没有老师盯着你学，全靠自觉。

我宿舍那三位，白天上课睡觉，晚上打牌聊天，周末出去逛街看电影。

我没那个福气。

我的时间，每一分钟都是挤出来的。

早上六点起来，洗漱完就去教室，把昨天的课复习一遍，再把今天的课预习一遍。

上课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听，仔仔细细地记。笔记本写了一本又一本，钢笔水用了一瓶又一瓶。

课间休息，别人聊天、打闹、上厕所，我趴在桌上眯一会儿，哪怕五分钟也行。

下午没课的时候，别人去打球、去逛街、去谈恋爱，我去图书馆看书。

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我在图书馆值班。一边干活，一边看书。值完班翻窗户回宿舍，再用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一个小时。

一天睡不到六个小时。

困了，就掐自己大腿。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累了，就去水房洗把脸，凉水一激，清醒了。

我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

他们有退路。考不好，大不了回家，家里有关系，能安排工作。

我没有退路。

考不好，奖学金就没了。没了奖学金，我就读不下去了。

读不下去，就只能回去种地。

回去种地，我娘会哭死，我爹会气死，舅妈会笑死。

我不能让她们笑。

一个月后，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全班第一。

平均分九十二，比第二名高了八分。

成绩单贴在教学楼大厅的公告栏上，红纸黑字，第一名写着：李建国。

我从公告栏前走过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名字，愣住了。

我站在那，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张志强从我身后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牛逼啊建国！全班第一！”

王浩也凑过来：“我去，你小子天天啃馒头还能考第一？你是不是开挂了？”

我没说话，转身走了。

回到宿舍，爬上床，拉上帘子。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哭了。

不是伤心的哭，是高兴的哭。

是那种憋了太久、终于能喘口气的哭。

李建国，你没白熬。

十二月中旬，辅导员张老师找我谈话。

“李建国，你这学期表现不错。”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转着一支钢笔，“成绩好，勤工助学也干得好，同学们对你评价也不错。我准备推荐你评选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

五百块奖金。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五百块。

够我吃大半年的饭。够我给家里寄回去，让我爹娘过个好年。

“谢谢张老师。”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挣的。”他顿了顿，“对了，过年回家吗？”

过年。

我愣了一下。

从开学到现在，快四个月了。我没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不是不想打，是打不起。长途电话，一分钟好几毛，我舍不得。

每个月寄一封信，信里永远都是那句：“一切都好，别担心。”

但我爹娘不傻。

他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

上个月，我娘托人给我寄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条围巾，黑色的，毛线的，织得很密。还有一封信，信上只有几行字：

“建国：天冷了，多穿点。别省着，该吃吃该喝喝。家里都好，你爹的咳嗽好多了，不用惦记。娘。”

我把那条围巾围在脖子上，围了一整天，没舍得摘。

那上面有我娘的味道。

“张老师，我想回去。”

“那就回去。过年了，家里人惦记你。”

走出办公室，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燕京开始下雪了。

雪花一片一片地飘下来，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落在结冰的路面上，落在来来往往的行人身上。

我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

凉丝丝的，在手心里化成一滴水。

我想家了。

想我娘做的葱花饼。

想我爹抽的旱烟味。

想村口那棵老槐树。

想田埂上的稻花香。

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

赶紧擦掉，怕被人看见。

腊月二十，学校放寒假。

我买了回家的火车票，硬座，四十六块。

这是我攒了两个月才攒出来的钱。

临出发前一天，我去商场给我娘买了条围巾。大红色的，羊毛的，摸着软乎乎的，花了十五块。

给我爹买了条烟。大前门，两块五一包，买了五包，花了十二块五。

又给我妹妹买了件花棉袄。她今年八岁了，还没穿过一件像样的新衣服。

花棉袄十八块，大红色的，上面印着小碎花，好看极了。

我把这些东西塞进包袱里，用手按了按，鼓鼓囊囊的。

我想象着我娘收到围巾的样子，想象着我爹点烟的样子，想象着我妹妹穿着花棉袄在村里跑来跑去的样子。

想着想着，嘴角就翘起来了。

这是我四个月来，第一次笑。

发自内心地笑。

火车票是晚上八点的。

我下午就出发了，坐公交车去火车站。

公交车晃悠悠地开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高楼、马路、行人、车流，都在后退。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这一切。

燕京，再见了。

明年见。

我不知道，这一次回家，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年，会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安稳的年。

我不知道，命运的暴风雨，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