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县城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黑得像锅底。站台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照着冰冷的铁轨,光晕里飘着细细的雪粒子。
我拎着包袱下了车,冷风迎面扑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我把军大衣裹紧,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缩着脖子往站外走。
县城火车站还是老样子,破破烂烂的,墙皮掉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红砖。候车室的长条椅上躺着几个等车的人,裹着军大衣缩成一团,呼噜声此起彼伏。地上扔满了烟头、瓜子壳和皱巴巴的报纸,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厕所的臭味。
我没在县城停留。
从这里到镇上,有三十里路。从镇上到村里,还有二十里。
坐班车要一块二。
我舍不得。
走着回去。
反正天快亮了,走着走着就到家了。
出了县城,路两边全是庄稼地。玉米早就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剩下一截截枯黄的秸秆,在寒风里瑟瑟发抖。路边的白杨树掉光了叶子,光溜溜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双双干枯的手。
我走在公路上,脚下踩着冻硬的泥巴,“咯吱咯吱”响。
走了不到一个小时,脚底就开始疼了。
那双解放鞋底子薄,走硬路磨脚。没走几步,后脚跟就磨出了泡。泡破了,袜子粘在肉上,一走一扯,疼得钻心。
我咬着牙,一瘸一拐地往前走。
不能停。
停了就走不到了。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走到了镇上。
供销社还没开门,卷帘门拉得紧紧的。门口的台阶上蹲着一条黄狗,看见我,“汪汪”叫了两声,跑开了。
我在镇上的早点摊前站了一会儿。
油条,一毛钱一根。豆浆,五分钱一碗。热乎乎的,冒着白气,香味一阵一阵地飘过来。
我摸了摸兜里的钱,咽了口唾沫,没买。
再忍忍。
到家了就能吃上娘做的饭了。
从镇上到村里,是土路。
下了雪,路面化了冻,又湿又滑,一脚踩下去,泥巴没过鞋面,拔出来都费劲。
我的解放鞋早就湿透了,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
走了不知道多久,天完全亮了。
远远地,我看见了村口那棵老槐树。
光秃秃的,枝丫上落了一层雪,像戴了顶白帽子。
树下站着一个人。
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头上包着一条灰色的头巾,两只手揣在袖子里,缩着脖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像一尊雕像。
我揉了揉眼睛。
是娘。
我娘。
她不知道我等了多久。也许从昨晚就开始等,也许天没亮就站在了这里。
“娘——”
我喊了一声,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声音发不出来。
她听见了。
抬起头,眯着眼睛往我这边看。
看了几秒钟,认出了我。
“建国——”
她朝我跑过来,跑了两步,腿一软,差点摔倒。我冲上去,一把扶住她。
“娘,你咋在这儿站着?这么冷的天——”
“我等你呢。”她抓着我的胳膊,上上下下地看我,“瘦了,瘦了好多。脸都凹进去了。咋瘦成这样?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一滴一滴地砸在我的手背上。
滚烫的。
“吃了,娘,我吃得好着呢。”我笑着,眼泪也下来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嘛。”
“好好的?好好的能瘦成这样?”她用手背擦眼泪,越擦越多,“你骗谁呢?你在信里说一切都好,我就知道你是哄我的。你从小到大就这样,报喜不报忧——”
“娘,真没事。我就是学习累的,你看我这不挺壮实吗?”
我拍了拍胸脯,拍得“砰砰”响,故意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
我娘看着我,又哭又笑,拉着我的手,往家里走。
“走,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你想吃啥?葱花饼?饺子?娘给你包饺子——”
“都行,娘做的我都爱吃。”
走到家门口,我爹正蹲在门槛上抽烟。
看见我,他站起来,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他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转过身,进了屋。
“回来了就好。进屋吧,外头冷。”
我看见他的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闪了一下。
我爹这辈子,从来不在人前掉眼泪。
我娘在灶台前忙活,我坐在灶台边,一边烤火,一边看她做饭。
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映在她脸上,忽明忽暗。
她老了。
才四十多岁的人,看着像五十多。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一条一条的,像是被刀刻出来的。手上的老茧厚厚的,指甲缝里全是泥,洗都洗不掉。
“娘,这学期我考了全班第一。”
“真的?”她转过身,眼睛亮了,“第一?全班第一?”
“嗯。辅导员说要评我当三好学生,有五百块奖金。”
“五百块?”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儿子有出息了,真有出息了——”
她从灶台边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堂屋,对着墙上那张毛**像,双手合十,拜了三拜。
“毛**保佑,毛**保佑——”
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又掉下来。
晚上,一家人围在桌前吃饭。
我娘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猪肉不多,白菜多,但吃着特别香。
我爹喝着散装白酒,一杯接一杯,脸喝得通红。
“建国,”他端着酒杯,看着杯里的酒,像是在跟酒杯说话,“你在学校别省钱。该吃吃,该喝喝。身子骨要紧。钱的事你别操心,有爹呢。”
“爹,我不省钱。你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嘛。”
“好个屁。”他猛灌了一口酒,“你瘦成那样,当我看不出来?”
我沉默了。
一家人都不说话了。
只有炉子里的火,“噼里啪啦”地响。
“爹,娘,”我放下筷子,“等我毕业了,找到工作,我就把你们接城里去。你们不用再种地了,不用再受苦了。我养你们。”
我娘哭了,捂着嘴,眼泪哗哗地流。
我爹没说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那杯酒,是苦的。
我在家待了十天。
每天帮着我娘做饭、洗碗、扫院子。又跟着我爹去地里干活,把地里的秸秆拢成堆,点上火烧了。
火光照着他的脸,那张脸上,皱纹比去年又多了几条。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他真的老了。
老得很快。
快得我有点害怕。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去镇上赶集。
集上人山人海,卖什么的都有。春联、年画、鞭炮、糖果、瓜子、花生……吆喝声此起彼伏,热闹得很。
我在一个摊位前停住了。
摊位上摆着一台收音机,黑色的,手掌大小,上面带着一根天线。
“老板,这个多少钱?”
“十五块。”
十五块。
我摸了摸兜里的钱。
这学期勤工俭学攒下来的,加上学校发的补助,除去路费和买年货的钱,还剩二十多块。
我咬了咬牙:“能不能便宜点?”
“最低十四。不能再少了。”
我掏出十四块钱,递给他。
那台收音机,是买给我爹的。
他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太安静了。安静得只能听见咳嗽声。
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坐在堂屋里守岁。
我把收音机拿出来,递给我爹。
“爹,这个给你。以后没事的时候听听。”
我爹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手都在抖。
“这……多少钱?”
“不贵,几块钱。”
“几块钱?”他看着我,“你骗谁呢?这玩意儿十几块吧?”
“真不贵。您别管多少钱了,喜欢就行。”
我爹没再说话。
他把收音机打开,调到一个戏曲频道。里面正在放京剧,《空城计》。
诸葛亮坐在城楼上,抚琴唱道:“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我爹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手指头在扶手上轻轻地敲着节拍。
嘴角,有一点笑意。
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酸酸的,涩涩的,又有点甜。
大年初一,舅妈来了。
她还是那副德行,穿着一件花棉袄,嘴唇涂得血红,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哎呀,建国回来啦?大学生回来啦?快让我看看,瘦了没有?”
我看着她那张脸,想起去年夏天她把我赶出家门的样子,心里堵得慌。
但我没说什么。
“舅妈,过年好。”
“好好好。”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建国啊,听说你在燕京上那个大学,一年花不少钱吧?你爹你娘供你容易吗?你可得好好的,以后有出息了,别忘了你舅你舅妈——”
“行了,少说两句。”舅舅拽了拽她袖子。
“我说错了吗?”舅妈甩开他的手,“要不是我们当初帮忙,他能上得起学?忘恩负义的东西——”
“够了!”我爹把茶杯往桌上一顿,茶水溅了出来,“大过年的,能不能消停会儿?”
舅妈撇了撇嘴,没再说话。
我坐在那里,手里攥着茶杯,攥得手指头发白。
茶杯里的水凉了。
我没喝。
正月初六,我该走了。
火车票是提前买好的,初六下午四点,从县城出发。
我娘又哭了。
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跟我送行的时候一样,眼泪哗哗地流。
“建国,到了学校好好学习,别惦记家里。”
“嗯。”
“多吃点,别省钱。”
“嗯。”
“有啥事就给家里写信。”
“嗯。”
“走吧。”
我转过身,背对着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我不敢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走了很远,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一动不动。
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最后,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我转过身,抹了一把眼泪。
李建国,你给老子记住了。
你欠他们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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