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开学，一切照旧。

上课、自习、图书馆值班、周末去林晓家补课。日子过得像钟摆一样，准时准点，分毫不差。唯一的区别是，我不再每天啃馒头了。不是吃不起，是张志强那家伙三天两头给我塞饭票，推都推不掉。

“建国，你再不吃肉，我真要跟你绝交了。”他把一碟红烧肉放在我面前，筷子塞到我手里，“吃！”

我看着那碟红烧肉，油汪汪的，红亮亮的，冒着热气。

“志强，你这样我真还不起。”

“谁要你还了？”他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等毕业了，你要是真发达了，请我去你们公司当个副总就行。”

我笑了，夹起一块肉放进嘴里。

香。

真香。

这世上，除了我娘，就属张志强对我最好。

九月中旬，辅导员张老师在班会上宣布了一个消息。

“同学们，国家奖学**选开始了。全系只有一个名额，奖金八千元。”

教室里炸开了锅。

八千块！

那时候的八千块，能在燕京买好几平米房子。能在老家盖一层小楼。能让我爹我娘三年不种地。

“评选条件有两个：一是成绩在全系前三，二是家庭贫困。符合条件的同学可以到我这里报名。”

我坐在第一排，手里的笔停在笔记本上，一动不动。

八千块。

我的心跳得厉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但我知道，全系只有一个名额。我们系有四个班，一百多号人。成绩好的不止我一个，家里穷的也不止我一个。

凭什么给我？

下课以后，张志强拉着我往辅导员办公室走。

“走，报名去。”

“我不去。”

“为什么？”

“轮不到我。”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轮不到你？”他瞪着我，“李建国，你什么都好，就是太怂！成绩你第一，家里你最难，你不报谁报？”

我还是没动。

他急了，拽着我的胳膊就往办公室拖。

“走！你要是不报，我跟你绝交！”

我被拖进了辅导员办公室。

张老师看见我们，笑了：“李建国，我就知道你会来。”

“张老师，我——”

“报名表填一下。”他把一张表递给我，“你成绩第一，家庭情况我也了解。能不能评上不好说，但至少要试试。”

我拿着那张表，手在抖。

表上有一栏，要写“家庭困难情况说明”。

我握着笔，想了很久，写了一行字：

“父母务农，年收入不足三百元。妹妹年幼。本人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维持学业。”

写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像个乞丐。

在向别人展示自己的伤疤，告诉别人：你看，我多惨，给我点钱吧。

我把表交上去，逃出了办公室。

接下来一个月，是漫长的等待。

每天去看公告栏，看名单出来了没有。每次都失望而归。

张志强说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我能不着急吗？

八千块啊。

够我活两年。

十月底，名单终于出来了。

那天下午，我从图书馆出来，远远地看见公告栏前围了一圈人。

我的心“咯噔”一下。

走过去，挤进人群，抬头看。

红纸黑字，清清楚楚：

“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经济系，李建国。”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周围的人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见。

脑子嗡嗡的，像有几十只蜜蜂在里面飞。

“建国！建国！”张志强从人群里挤出来，一把抱住我，“你评上了！八千块！八千块啊！”

他比我还要激动，又蹦又跳，像疯了一样。

王浩也过来了，拍了拍我肩膀：“牛逼，建国。真牛逼。”

我站在那里，没说话。

嘴巴张了张，说不出话。

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眼泪掉下来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哭了。

不是丢人的哭。

是憋了太久、终于能喘口气的哭。

是从大一开学第一天，兜里只剩四块六毛钱，到现在，终于不用再为吃饭发愁的哭。

是这一年多来，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啃馒头喝凉水、穿陈老师的旧军装被人笑话——所有这些，都值了的哭。

“行了行了，别哭了。”张志强递给我一张纸巾，“大老爷们的，丢人不丢人？”

我接过纸巾，擦了擦眼泪。

笑了。

哭着笑，笑着哭。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操场。

月光很亮，照在跑道上，白花花的。

我绕着跑道，走了一圈又一圈。

走着走着，停下来，对着天上的月亮，喊了一声。

“啊——”

声音在空旷的操场上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喊完以后，整个人都轻松了。

像是把这一年多积攒的委屈、辛苦、难过，全喊出去了。

我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掏出那张银行卡。

卡里，有八千块。

八千块。

我看了很久，把卡揣进最里层的兜里，用手按了按。

硬硬的，硌得胸口疼。

但那种疼，是甜的。

第二天，我去邮局给家里汇了款。

五千块。

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我写了很多字：

“爹，娘，我拿到了国家奖学金，八千块。给你们汇五千。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修，漏雨的地方补上。给爹买药，给娘买衣裳。剩下的钱存着，给妹妹上学用。别舍不得花，儿子能挣钱了。”

把汇款单递进窗口的时候，我的手没抖。

很稳。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该做的。

剩下的三千块，我留了两千交学费，一千当生活费。

从那天起，我不再去食堂吃素菜了。

每天中午，打一份荤菜，一份素菜，二两米饭。

花一块钱左右。

吃得饱，吃得好。

张志强说：“建国，你终于像个人了。”

我笑了：“我本来就是人。”

“以前是难民，现在是人。”

我们俩都笑了。

十一月中旬，我收到了家里的信。

是我爹写的，歪歪扭扭的几行字，有些字写错了，用橡皮擦了又写，纸上都擦破了。

“建国：钱收到了。你娘哭了三天，哭完又笑，笑完又哭。她说她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就是生了你这个儿子。房子已经找人修了，漏雨的地方补好了。你娘的腰疼病也好多了，能吃能睡。你别惦记家里，好好读书。爹。”

我把信看了三遍。

然后折好，放进枕头底下，和那支英雄钢笔放在一起。

晚上，躺在被窝里，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着那封信。

纸是粗糙的，边缘毛毛糙糙的，能感觉到我爹写字时用的力气。

他没什么文化，小学都没毕业。这几个字，他一定写了很久，写了一遍又一遍。

我想象着他趴在桌上，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地写的画面。

鼻子一酸，又想哭了。

但我没哭。

笑了。

笑着笑着，就睡着了。

那年冬天，燕京特别冷。

十一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雪，比往年早了半个月。

但我没觉得冷。

军大衣还穿着，里面多了一件毛衣——是周阿姨给我织的，藏青色的，很厚实，摸着软乎乎的。

围巾还是我娘织的那条，黑颜色的，毛线的，围在脖子上，暖洋洋的。

帽子是张志强送我的，雷锋帽，两边有护耳，戴上去像个东北老农民。

“你戴上这个，像个卖红薯的。”张志强看着我，笑得前仰后合。

“卖红薯的就卖红薯的，暖和就行。”

我戴上帽子，走出宿舍。

风雪打在脸上，但不冷。

从头到脚，都是暖的。

不是衣服暖。

是心暖。

十二月，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在图书馆值班。整理完书架，已经快十一点了。图书馆里没几个人了，灯也关了大半，整个大厅安安静静的，只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

一个女生走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本书。

“同学，还书。”

我接过书，扫了一眼封面。《经济学原理》，曼昆写的，英文原版。

“你看英文原版？”我有点惊讶。

“嗯。”她看着我，“你是李建国吧？”

“你认识我？”

“全系谁不认识你？国奖获得者，成绩第一。”她笑了笑，伸出手，“我叫苏敏。三班的。”

我握了握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但很软。

“你找我有事？”

“没事。就是想认识认识你。”她收回手，把书抱在怀里，“听说你每天在图书馆待到关门？真能学。”

“习惯了。”

“我也是。”她笑了笑，“以后一起学？”

我愣了一下。

“行。”

从那天起，图书馆里多了一个人陪我。

每天晚上，她坐在我旁边，看书、写作业。我们不怎么说话，各学各的。但知道身边有个人，心里踏实。

有时候学到很晚，图书馆要关门了，她抬起头，冲我笑笑：“走吧。”

我们一起走出图书馆，走在校园的路上。路灯昏黄，照着地上的积雪，亮晶晶的。

“李建国，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她问我。

“不拼命不行。”

“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因为身后没有人。倒下了，就真的倒下了。”

她沉默了。

走了一段路，她说：“我也是。”

我转过头看她。

她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不是悲伤，不是同情。

是一种“我懂你”的表情。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苏敏的脸。

她笑起来的样子，她看书的样子，她走在雪地里的样子。

我这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