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十三分，我的手机响了。

不是那种急促的连环call，而是一下一下很有耐心的震动，像有人拿手指头在桌面上轻轻叩门。我翻了个身，摸到手机时差点把它甩出去——屏幕光照得我眼睛生疼，来电显示只有两个字：

馆长。

我把手机贴到耳边，没来得及说喂，那边就传来老馆长沙哑的声音：沈略，起来干活。

这老家伙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客气。

我闭着眼睛问：哪个区？

东郊，烂尾楼群那片。十七号楼。

几点了？

两点十四分。

废话，我当然知道几点了，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出的事。但我没问出口，因为老馆长从来不说什么时候出的事这种废话。他只会告诉你地点，剩下的你自己判断。

我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脑子里已经转过了三个念头：第一，东郊烂尾楼群三年前就停工了，开发商跑路，连个看门的都没有；第二，十七号楼是那片最高的楼，封顶到二十八层，没有电梯，没有电，连水都没有；第三，能让老馆长半夜打电话叫我去的东西，绝对不是什么喝醉了睡大街的路人甲。

我住在殡仪馆后面的职工宿舍，单间，十五平方米，月租三百。房间里的家具是我自己买的二手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合着，旁边压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笔记本。墙上贴了一张褪色的地图，上面用红笔画了十几个圈——那是这一年来我接过活的地点。

穿衣服花了不到三分钟。黑色冲锋衣，工装裤，运动鞋。口袋里塞了两样东西：一包烟和一个小小的黄铜铃铛。烟是给活人抽的，铃铛是给死人听的。这是老馆长教我的规矩，入行第一天就教了。

出门的时候，外面在下雾。

深秋的雾气在东城特别常见，但东郊不一样。东郊的雾总是来得莫名其妙，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不是潮湿泥土的味道，更不是清晨草木的清冽，而是一种像烧焦塑料混合着铁锈的腥甜。我在这行干了快一年，闻过不下二十次这种味道，每次都让我想起第一次闻到时的感觉：那是我七岁的时候，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

当然，我没死。医生说那是假死状态，体温过低导致心跳呼吸暂停，后来又奇迹般地恢复了。但我妈说，医生在宣布我死亡的那一刻，太平间的门自己开了，有一阵冷风吹进来，然后我就哭了。

这些事我都不记得。我只记得醒来之后，我身上多了一个胎记——在后脖颈的位置，形状像一只倒扣的碗。老馆长第一次看见这个胎记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然后什么都没说。但从那天起，他就不再让我碰某些东西了。

开车去东郊要四十分钟。我开的是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后座拆掉了，铺了一层黑色的防水布。车厢里常年放着一截桃木枝、一壶白酒、几根白蜡烛和一捆红线。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封建迷信，在我这里就是工具。就像修车师傅的工具箱里有扳手和螺丝刀一样，我的工具箱里有桃木和红线。没什么好解释的。

路上没什么车。这个时间点，这座城市只剩下出租车司机、夜班保安和鬼。我属于哪一类，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到东郊入口的时候，导航已经没用了。烂尾楼群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原本规划的是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加住宅区，结果挖了地基盖了几栋楼就停了。现在那里是一片钢筋混凝土的废墟，像一排排没有牙齿的嘴巴张着，等着把什么东西吞进去。

我把车停在路边，打着手电往前走。手电筒是特制的，光线偏暖，老馆长说冷光容易惊动它们。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这一年里确实没出过岔子，所以我也懒得换。

十七号楼在最里面，远远就能看见它黑黢黢的轮廓戳在雾里。二十七层的楼体裸露着钢筋和水泥，窗户全是空的，像一个骷髅头。走近了才发现，楼底下拉着警戒线，两个穿制服的巡捕蹲在路边抽烟。

他们看见我的时候，表情都很微妙。

其中一个年轻点的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转头对另一个说：这就是那个……收尸的？年长的那个没说话，只是吐了一口烟，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钟，然后移开了。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穿着冲锋衣，拎着一个帆布包，看起来更像是要去爬山而不是去处理什么超自然的案子。但规矩就是规矩——出了这种事，巡捕管不了，只能找我们。

哪个位置？我问。

年轻的巡捕指了指楼上：十七层。我们的同事上去看了，说……不太好形容。

人呢？

还在上面。不过……他犹豫了一下，林顾问已经在上面了。

林顾问。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林芷，**刑侦支队的特聘顾问，专门负责那些解释不清楚的案件。我和她打过两次交道，每一次都不怎么愉快。不是因为她难相处——恰恰相反，她是我见过的最讲道理的人之一——而是因为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她相信科学、证据和逻辑推理，我相信直觉、经验和那些没法写进报告的东西。

她知道我来了？

她让我们通知你的。年轻巡捕说。

我点了点头，把帆布包往肩上一扛，走进了楼洞。

里面比外面看起来还要糟糕。地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建筑废料和积水。手电的光柱在黑暗中切开一道口子，照亮了墙上的涂鸦和地上散落的啤酒罐。没有电梯，甚至连电梯井都被铁皮封死了。我只能走楼梯。

楼梯间里很安静，安静得不正常。通常这种废弃建筑里至少会有老鼠或者野猫，但这里什么声音都没有。我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别人的心跳上。

一层，两层，三层……

爬到第十层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压迫感了。不是物理上的压力，而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像是空气变稠了，呼吸变得沉重，皮肤表面的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我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那个黄铜铃铛，在手里掂了掂。

铃铛没有响。

它不会自己响。只有当它们靠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黄铜才会产生微弱的震动，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嗡鸣。现在它没有响，说明这一层到十六层之间暂时是干净的。

继续往上。

十五层，十六层。

走到十六层和十七层之间的楼梯拐角时，我停了下来。

因为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风声，不是水管里的水流声，而是一种很低沉的、持续的嗡嗡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振动。那个频率很低，低到不是耳朵在听，而是身体在感受——胸腔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共鸣，说不上是难受还是害怕，就是一种本能的警觉。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没有信号。

正常。这种地方本来就没信号，但今天的不正常在于，我的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小字——不是运营商发的短信，也不是任何APP的通知，就是一行凭空出现的白色字体，浮在黑色的屏幕背景上：

别往上看。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三秒钟。

然后我把手机翻过去，屏幕贴着掌心，深吸一口气，抬脚迈上了最后一级台阶。

十七层的走廊比下面几层更暗。手电的光在这里似乎被吞噬了大半，只能照亮前方三四米的距离。走廊尽头有一扇半开的门，门框上挂着一块碎了一半的安全网。嗡嗡声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我慢慢走过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手电光照到了里面的情形，我的脚步顿住了。

地上躺着一个男人。

准确地说，是一个男人的尸体。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面朝下趴在地上，右手伸向前方，手指弯曲成一个很不自然的弧度。他的脚边有一滩暗红色的液体，面积不大，但颜色很深，说明出血量不多——或者说，血已经干了很久了。

但这不是让我停住的原因。

让我停住的原因是，这个人的姿势不对。

他的脖子扭转了一个正常人做不到的角度，下巴朝上，嘴巴张着，眼睛瞪得很大。那种表情不是痛苦的，也不是惊恐的——而是困惑的。就像一个人在临死之前看到了什么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以至于大脑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直接关机了。

我蹲下来，伸手在他鼻子下面探了探。没有呼吸，皮肤已经凉透了，但还没有僵硬——死亡时间大概在两到四个小时之间。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你终于来了。

我回头一看，林芷站在走廊的另一头。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风衣，头发扎成低马尾，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即使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她也收拾得一丝不苟，皮鞋上没有一点灰尘。如果不是亲眼见过她在这种场合出现两次，我真怀疑她是不是走错了片场。

你知道我会来？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老馆长通知了我的上司。她走过来，把手电照向地上的尸体，死者叫周建平，四十二岁，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这家公司就是这片烂尾楼的承建商。

他怎么死的？

初步判断是心脏骤停。法医说没有明显的外伤，但……她顿了一下，他的表情不太对。

我看了她一眼。她显然注意到了那个表情，但她选择用不太对这个词，而不是直接说他被吓死的。这说明她在克制，在努力用她的语言体系来描述她看到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到的？

一个小时前。和派出所的民警一起上来的。

看到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