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声很轻。
一下,两下。
不是急促的拍门,也不是礼貌的叩响,而是一种很有耐心的、像用指关节轻轻叩击骨头的声音。
我盯着档案室的门,没动。
林芷站在桌子另一侧,手已经摸到了腰间——那儿空着,她的配枪在楼下值班室寄存。她迅速扫了一眼房间,目光落在墙角的灭火器上。
“谁?”我提高声音问。
门外没人回答。
敲门声停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很细微的摩擦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门缝里钻。我走过去,没去开门,而是低头看向门底的缝隙。
一道阴影,从外面慢慢滑进来。
不是一个人的影子。
是很多个。
它们挤在门缝底下,像一群试图从窄缝里钻进来的蛇,扁平,细长,彼此重叠。我甚至能看见其中一些“影子”的轮廓——有的像脚,有的像手,有的像半个扭曲的脸。
“退后。”我对林芷说。
她没退,只是把灭火器提到了手里,拔掉了保险销。
我握紧了桃木枝。这根新换的枝子在手心里微微发烫,不是那种灼人的热,而是一种有生命感的温,像握着一只鸟的体温。
门缝里的阴影越来越多,几乎要填满整个底部。然后,它们开始往上爬。
不是从门缝钻进来,而是顺着门板往上蔓延。黑色的、黏稠的影子,像墨汁在宣纸上晕开,从门板底部一直爬到门把手的高度。
门把手,慢慢转动了。
咔哒。
没锁。我插了插销。
但门还是开了。
不是被推开,而是像被某种力量从门轴上卸了下来,整扇门无声地向后倒,重重砸在地板上,激起一片灰尘。
门外,走廊的灯是亮的。
但走廊里,没有人。
只有那辆白色面包车,就停在走廊尽头,车头对着我们,大灯开着,刺眼的白光把整个走廊照得如同白昼。
驾驶座的门开了。
周建平从车上下来。
他还是穿着昨晚那件灰色夹克,脸色灰黑,脖子扭成那个不自然的角度。但他走路的样子很稳,一步一步,朝着我们走来。
每走一步,他身后的走廊就暗一分。
灯光一盏一盏熄灭,像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从后面掐断了电源。黑暗从他身后涌上来,像潮水,要把这仅剩的光明吞掉。
他走到档案室门口,停住,站在那堆倒塌的门板前。
他的眼睛,是两个黑洞。
“沈略。”他开口了。
声音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而是从四面八方,从墙壁、地板、天花板,甚至从我们脚下的影子里,一起传过来的。重叠,共振,像几百个人同时在喊同一个名字。
“它饿了。”
周建平说完这句话,身体突然僵直,然后像一尊摔碎的陶俑,从中间裂开,碎成无数片黑色的灰烬,哗啦一声,散在地上。
灰烬没有落地就消散了。
走廊里,只剩下那辆白色面包车,还亮着大灯。
驾驶座上,又下来一个人。
这次是刘三。
十年前失踪的建筑工人。他穿着褪色的工作服,安全帽歪戴着,半边脸是塌陷的,像是被重物砸过。他走路有点瘸,拖着一条腿,一步步走过来。
“它饿了。”他也说。
然后他也碎了。
接着是赵六。
然后是孙九。
一个接一个,从那辆面包车上下来,走到档案室门口,说同一句话,然后碎成灰烬。
我站在那儿,没动。不是不想动,是动不了。我的脚像生了根,后颈的胎记烫得像要烧穿我的皮肤。我能感觉到,那个东西,就在这栋楼里,就在这条走廊里,就在这些影子深处,看着我。
它在等我。
等我“上路”。
林芷突然动了。
她没往后退,而是往前冲,举着灭火器,对准那辆面包车,猛地喷了出去。
白色的干粉喷涌而出,像一道雪崩,瞬间吞没了走廊尽头的车灯。视线被遮住了,什么都看不清,只有干粉在空气里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
她抓着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
“走!”
我们冲向档案室的里间,反手锁上门。这是一间小的储物室,没有窗户,只有一排铁柜。林芷拉着我躲到铁柜后面,捂住我的嘴,示意我别出声。
门外,干粉慢慢沉降。
走廊里,那辆面包车还在。
但这一次,从车上下来的人,我认识。
老馆长。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没打伞,就站在漫天的干粉里。他没看我们藏身的房间,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然后慢慢抬起头,对着我们这扇门,说了一句话。
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沈略,该回家了。”
我猛地挣开林芷的手,从铁柜后面站起来,冲到门前,一把拉开房门。
走廊空了。
面包车不见了。
干粉落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像雪。
只有门外的地板上,用干粉画了一个符号。
一个碗的形状。
和我后颈上的胎记,一模一样。
我站在那儿,浑身发抖。
不是怕。
是愤怒。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失踪者,被当成饵,被当成路,被当成食物。而我,从七岁起,就被钉在这条路上,连“不知道”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我转过身,看着林芷。
“带我去见你们同志。”我说。
“现在?”
“现在。”
“为什么?”
“因为,”我咬着牙说,“我要看看,三十年前,那个把整座城市的恶鬼放出来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林芷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点了点头,收起灭火器,从地上捡起那本日记,塞进包里。
“跟我来。”
我们走出档案室,穿过空荡荡的走廊,下楼,上车。
雨还在下。
但我没开去**。
我开去了东郊。
“你去哪儿?”林芷问。
“去把它引出来。”
“你疯了?”
“没疯。”我盯着前方的雨幕,“老馆长说,我是饵。那我就做个最香的饵。”
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响了一声,老馆长接了。
“沈略。”
“那本日记,”我说,“最后一页,不是我写的。”
“我知道。”
“你知道是谁写的?”
“是我。”他说。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很轻的笑声。
“三十年前,我也像你一样,坐在那辆白色面包车里。”老馆长的声音很平静,“然后,我把伞给了它。”
嘟——
电话挂断了。
我猛地踩下刹车,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打滑,车子横着甩出去,撞在路边的护栏上。
安全气囊弹出来,撞得我胸口发闷。
林芷在旁边惊呼了一声,但我没理她。
我只是盯着挡风玻璃外,雨刷还在左右摆动,刮开一片又一片雨水。
在雨里,在路的尽头,在那片被雨水冲刷得模糊的黑暗里。
我看见了它。
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辆车。
是一座楼。
十七号楼。
它就立在那儿,完好无损,灯火通明,像从未废弃过。
而在楼门口,站着一个人。
撑着一把黑雨伞。
伞柄上,刻着一个字。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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