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对于“春秋五霸”有好几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都在“五霸”之列。在“五霸”里，最值得一提的是楚庄王，实际上楚庄王的最大贡献不是称霸，也不在于他灭了多少国家、开拓了多少土地、兴修了多少水利，而在于他带给楚国前所未有的自信。毫不夸张地说，楚庄王在位期间是楚国八百年历史中最自信的20年。

在此之前，楚国一直被中原诸侯们视作蛮夷，被排除在中原文化圈子之外，因为楚国国君出身卑微，封爵仅为“子爵”。又因楚人好杀戮征伐，且不尊周礼、不习王化，一直被其他诸侯鄙视，这导致楚国军事强大，文化却陷入深深的自卑。

楚庄王第一个撕下蛮夷的标签，他大声告诉其他诸侯：“我们不是蛮夷！我们楚人也讲周礼。”所以楚庄王一方面用武力进行铁与血的征服，另一方面用王道消除楚人心理上的自卑，在他的领导下，楚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

先说楚庄王的一鸣惊人。身为国君，为什么要蛰伏3年？

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前614年，楚穆王去世，其子熊旅即位，史称“楚庄王”。刚刚继位的楚庄王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虽然身为楚王，不过目前只不过是权臣手里的棋子，弄不好就一命呜呼。为了保住性命，只能装出一副沉迷酒色、胸无大志的样子。对于若敖家族来说，这样的楚王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饥荒，各地骚动纷起，巴国东部的群蛮趁机袭扰楚国西部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东方的淮夷、扬越也趁机作乱，侵犯楚国的东部边境，直接威胁到訾枝。

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短短3年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往郢都。

但楚庄王还是无动于衷，整日或田猎饮酒，或欣赏歌舞，与美女相伴，将朝政完全交给成嘉、斗般、斗椒等若敖氏一族打理，而且还在宫门口高挂一牌子，上书：“有敢谏者，杀无赦！”

大夫伍举求见，楚庄王左拥郑姬，右抱越女，坐于钟鼓之间。伍举不敢直言，只说：“阜山上有只鸟，3年了，不飞也不鸣，不知道是什么鸟。”

楚庄王当然会意，就说：“3年不飞，一飞冲天；3年不鸣，一鸣惊人。你先退下，我知道了。”

但几个月过去了，楚庄王依旧声色犬马，毫无收殓。大夫苏从忍不住了，求见。刚进宫门就大哭。

楚庄王问：“先生何事悲伤？”

苏从说：“我快要死了，所以伤心。楚国快亡了，所以伤心。”

楚庄王惊道：“你怎么会死？楚国为什么会亡？”

苏从说：“臣想劝谏大王，大王不肯听，必然会杀臣。臣能不死吗？大王整天只顾看歌舞美女，饮酒打猎，不理朝政，楚国能不灭亡吗？”

楚庄王大怒道：“你是想死吗？寡人早已说过，谁来劝谏，我便杀死谁。如今你明知故犯，真是愚蠢！”

苏从说：“我是傻，可大王比我还傻。如果您杀了我，我将得到忠臣的美名。可您如果再这样下去，楚国必亡，您就是亡国之君，不是比我更傻吗？言已至此，大王想杀便杀吧。”

楚庄王忽然站了起来，说：“苏大夫的话都是忠言。”随即下令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起用伍举、苏从二人，亲理朝政。

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最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

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虎。

此时楚国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西边的庸国，庸国姓姬，但并非周王室的亲戚，而是出自黄帝的孙子颛顼帝。早在夏商时期就存在，到春秋时已传承了一千多年。武王伐纣时，庸国是“牧誓八国”之一，所以到了周朝，周王室给了庸国伯爵，而附近的巴楚，都是子爵。

伯爵以上才可以称为诸侯，子爵、男爵通常都是附庸，在当时的南方，庸国是独一无二的大国。庸国国都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的堵河之滨，堵河古称“堵水”，也称“庸水”，庸国故此得名。这里地处武当山，和大巴山之间，是个高山盆地，庸国最强盛时，疆土至今陕西山阴，南抵长江，西起安康，东到房县，大部分的秦巴山地都为庸国所有。

前611年，楚国遭遇灾荒，楚庄王三年不鸣也不飞，庸国感觉这是灭楚的良机，于是联合群蛮，举兵东进。

按楚国的传统，一般外出作战都是令尹带兵，楚王坐镇后方。但这一次，楚庄王抛开令尹斗般，亲临前线。

楚国与庸国虽是邻国，但其间隔着高大的山脉，并不能直接进兵，因此，楚国要打庸国，最便捷的路线就是先从郢都到卢邑，然后沿汉水而上，过绞邑后，再溯堵河而上，穿武当山，即可兵指庸国都城。

楚庄王一面亲自督战，一面联络秦国和巴国，还有群蛮各部落，从各个方向扑向庸国，一举将庸国灭亡，果然是“一鸣惊人”！

庸国伐楚不成，反被楚国灭亡，因此后人称其“庸人自扰”。是的，成语“庸人自扰”并不是指“平庸的人”，而是“庸国人”。

亡国后，庸人逃到楚国南部，在这里，他们也找到了一块山间盆地，称之为“大庸”。因为楚国将原庸国改称“上庸”，所以“大庸”也称“下庸”，直到1994年，大庸才改名为“张家界”。张家界往东就是桃源县，有人认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所说的那些人就是逃难至此的庸人后裔。

庸国灭亡后，楚、秦、巴瓜分了庸国土地，楚国获益最大，秦国获益最小，而巴国得到了鱼邑和宝源山盐泉，这对巴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巴国，夏朝称“巴方”，商朝称“巴奠”，巴奠向商朝年年进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忍受，参加了武王伐纣。周代商后，巴人被封为子爵，公族姬姓，但与周王室并不是近亲，因为巴人比周人出现早得多。

在我们的印象中，巴人似乎一直生活在四川盆地，但实际上巴人是个山地民族，其行踪也飘忽不定，他们最早在汉中盆地的东部生活，而后沿汉水向东，先后进入安康盆地和上庸盆地，最东到达襄阳一带。

但显然，平原不是他们的爱，于是他们又沿荆州折返往南，最远到达秭归一带。受楚国挤压，又沿长江逆流而上，最终到达巫山一带。

这群人最早活跃于大巴山一带，因此称为“巴人”。他们的活动范围正是广义的大巴山脉，包括米仓山、大巴山、武当山、荆山和巫山等。

得到宝源山盐泉后，巴人这才发现原来食盐给人带来这么大的财富，于是他们将盐作为立国之本，在往后的日子里，巴人在峡江两岸发现了众多盐泉。在这之后，“巫盐”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巴盐”，巴人将巴盐的事业越做越大，久而久之，“巴盐”又变成了“盐巴”。

自此，楚庄王又把目光转向中原大地。从楚武王到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

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中原各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

前608年，郑国公然背弃晋国，与楚国结盟。这对楚国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楚国进兵中原有两个选择，要么北上攻郑，要么东进攻宋，如果郑宋同时归附晋国的话，攻郑会受到宋国的袭扰，攻宋会受到郑国的袭扰，同时进攻又会分散兵力，难有作为。现在郑国投诚，左翼安全了，就可以放心攻打宋国了。

当然，在攻宋之前，先要攻打陈国。在楚穆王时代，陈宋曾屈服于楚国。楚穆王死后，楚庄王三年不飞，两国又开始倒向晋国。荀林父伐宋时，宋文公与晋国结盟。陈共公去世时，楚国没派人参加葬礼，陈国因此背楚附晋。楚庄王正好借此出兵先打陈国，再打宋国。

赵盾当然不能坐视不理，立即出兵攻打郑国，以救陈宋。楚军回师救郑，与晋军相遇于北林，俘获晋国大夫解扬，晋军败走。

同年冬，为摆脱被动局面，晋国听从了赵穿的馊主意，攻打秦国的盟国崇国，这样可以迫使秦国来救，然后逼着秦国与其结盟。只要和秦国结盟，免却后顾之忧，晋国就可以一心一意对付楚国。结果秦国根本不理，依旧骚扰不断，给楚国制造机会。晋国只好又攻郑，以报北林之战。

前607年春，郑国奉楚国之命率军攻打宋国，宋文公派华元、乐吕领兵抵御，两军在大棘相遇，宋军惨败，郑国俘获华云、斩杀乐吕、缴获战车460辆、俘虏士兵250人、割掉100名阵亡的宋国士兵的左耳，宋文公打算用重礼赎回华元，结果华元自己逃脱回国。

大棘之战让晋国这个盟主大丢脸面，赵盾随即率晋、卫、陈三国联军攻郑，楚庄王命令尹斗越椒领兵救郑。

同年秋，晋灵公被杀，晋成公即位，晋国政局稍稍稳定，于是，前606年，晋国再次攻打郑国，兵至郔地。

见大军压境，出气筒郑国只好又投降了晋国，而楚国这边呢，这一次并没有急于反击，而是另辟蹊径，玩了一招“问鼎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