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春秋第一倒霉蛋”，非郑国莫属。早年它是秦晋之争的出气筒，后来又成了晋楚争霸的夹心饼，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们把这段历史浓缩一下是这样的。

晋国要打楚国，就先把郑国尅一顿，郑国熬不过，只好下跪投降。晋人才走，楚人又来狂虐郑国，郑人只好又跪楚人。楚人满意了，他们才走，晋人又来了……可怜郑人的膝盖都跪出茧子来了，依然不能摆脱晋楚两国的“混合双打”。当然，秦人还时不时趁火打劫，世仇宋人常年不断捅刀子。

那么郑国咋这么招人恨呢？是人品有问题吗？郑人哭得梨花带雨，都是老天不长眼，偏偏把他们生在这个鬼地方。原来这一切真不能怪郑人，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四战之地，是晋楚交战的前沿阵地，他们无处可逃。

郑国在今河南省中部一带，地处中原腹地，气候温暖，交通便利，其四周诸侯国密布，西邻周王室，其他几面则邻宋、鲁、卫、曹、陈、蔡、许等这些诸侯国，大约包括今郑州市区及周围县市，南到许昌北部，西南至平顶山一部分，对东迁后周王室的都城雒邑形成半包围之势，扼守诸侯国与周王室联系的东西交通要冲，东方诸侯国如宋、齐、鲁、蔡、陈、杞等与上京的道路都要经过郑地。正所谓“八方风雨汇中州”，春秋时期大部分的战争还是在郑国境内打比较方便。

前597年，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这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首都新郑，日夜攻打。

围城到第17天，郑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

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做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是嚎啕大哭，哭得惊天动地。

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邑，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嚎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

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说：“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安营扎寨。

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

郑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后，楚军卷土重来，再次包围新郑，这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防御。

6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是自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军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

郑襄公肉袒牵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颜拜见大王的尊颜！”

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

“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庄王表演过一次。

“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北上广，还是让我去烟草部门上班，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从，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但是，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

楚国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答应人家投降呢？”

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尪为代表与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郑国则派公子去疾到楚国当人质。

就在楚军第二次围攻新郑的同时，荀林父率领的晋军正日夜兼程，前来救援郑国。

此时的晋军仍为三军之制，荀林父为中军元帅，先谷为副。士会为上军元帅，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元帅，栾书为副。除此之外，赵括、赵婴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

从这13个人的名单不难看出，晋国的军政大权仍有晋文公年代的老臣及其后代把持，赵家子弟占了4人，风头不减当年。

晋军抵达黄河的时候，郑国已经臣服于楚国，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得到这个消息，主帅荀林父便想打道回府，他对众将说：“现在就算赶到郑国也已经晚了，我们又何必日夜兼程？不如等到楚军回国再进军讨伐郑国，也不算晚。”

士会赞同荀林父的意见：“言之有理，我听说用兵之道就是要发现敌人有漏洞才进军，如果对方品德、刑法、政令、祭祀、礼仪都保持了常态，也就无隙可乘。楚王讨伐郑国，恼怒其三心二意，而可怜其低三下四，郑国背叛就讨伐它，臣服就放过它，楚国的仁德和刑罚已经完善了。楚军去年入陈、今年入郑，百姓不感觉疲劳，君王没招致怨恨，说明施政有方。大军在前线作战，国内的农、工、商各行各业均不受影响，车兵和步卒也能团结和睦，各安其分，实属难得啊！”

士会此言并非夸大其词，那些年间，楚国在令尹孙叔敖的治理下，各项法典不断完善，军政事务井井有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作战为例，楚军被划分为五个职能单位，右军追随主将、左军准备粮草、前军负责开路、中军侧重谋划、后军由精锐部队组成负责致命一击，军官各司其职，军务自成体系，而且形成了完备的法典。孙叔敖的管理水平在当世首屈一指。

另外，楚庄王本人页勤于政事，在人事方面，既重用王族亲戚，也注重在外姓贵族中选拔骨干，对于品德高尚的人予以重用，对于努力工作的人给予奖赏。平时还注意安抚老人，关心下层官吏的待遇，贵族和平民区别对待，贵族不能越权，平民亦有尊严，积极有效的促进了各阶层的团结。

士会接着说：“适时而进，知难而退，是用兵的原则，请主帅整顿军备，等待时机，大不了我们还可以攻打弱小而昏乱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与楚国正面交锋？”

这话也许不中听，但是有道理，打仗的原则就是要避实就虚，避强击弱，不怕碰硬，更不硬碰。

当时晋国众将听了荀林父和士会的发言，照旧产生了分歧，中军副帅郤谷主张继续前进，称：“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是因为人员勇敢、将士尽力，今天如果弃郑国于不顾，自然不能说是尽力。有仗不打，也算不得勇敢，还不如去死！况且整顿人员出来，一听说敌人强大就撤退，实非大丈夫所为。身为统帅，却以不是大丈夫告终，在座各位做得到，我是做不到！”

讨论的最终结果，主退派占了上风，荀林父于是命令全军停止前进，准备打道回国。

第二天一早，众将齐聚中军大帐，安排退军事宜，唯独先谷不见人。荀林父派人去找，却发现不仅先谷不见了，连他手下的数千部队也不见了。

原来早在头天晚上，先谷就偷偷拔营渡过了黄河，如果估计没错的话，此时他应该已经离楚军很近了。

先谷的擅自行动，使晋军全军陷入被动，荀首悲观地说：“这人员危险了！《周易》上说，人员出征，必须以律法治理，否则大凶！有统帅而不能服从领导，真的打起来，必定失败。先谷此去，就算不战死，他也有大灾难！”

韩厥瞅了一眼荀林父，说：“先谷以偏师冒险，您的罪责最大，作为全军统帅，将士不听命令，是谁的责任？失去郑国、丢掉人员，这个责任太重大了。不如直接进军，就算打了败仗，还有大伙共同承担责任，总比待在这里由您一个人承担责任好。”

属下不听号令，统帅确实罪责难逃，但是自从晋文公去世，晋国的众将就以桀骜不驯而著称，屡屡发生违令而行的事情，当事人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先谷擅自行动，又岂有荀林父纵容的结果？但事已至此，荀林父也只得听从韩厥的建议，命令全军渡河，接应先谷。

继城濮之战后，晋楚大军再一次对峙中原，战争一触即发。